重生帝国 第一部

苏撒

第十三章 关于文化

第一节    华夏文化衰落的根源探讨

华夏文化以秦朝为分野，分为先秦文化——前华夏文化，后秦文化——后华夏文化。先秦文化这里暂且不论，专论后秦文化。后秦文化中有三派影响深远，三者是：儒，释，道。后两派讲出世，姑且不论。儒家讲入世，自孔子创立以来，历经千余年，始终在中国精英士大夫阶层中占据精神统治地位，中国人也尊孔子为“文圣”，儒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命运影响深远，不能不提。

儒家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儒家的精神可概括为三 纲、四维、五常、八德（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四维：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的入世表现在学而优则仕，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儒家的人生哲学讲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总的来说，儒家不能称为是一种哲学，虽然儒家也讲“格物致知”，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但“道”究竟是什么？如何去探索“道”？儒家并未给出解答。虽然董仲舒提出天人和一的理论，但天人如何合一？为什么合一？和怎样合一？儒家也未在这方面作深入地探讨。儒家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德行，“内圣外王”、“仁义为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最高的美德，把儒家视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则更合适。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也”。不错，儒家这点是无庸置疑正确的。人是宙天地的灵气的所生，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爱人既是爱我们自己，爱为我们赋形给我们灵魂的上帝，爱天地的灵气。然而，儒家行“仁”，却走上了“为政行仁”的牛角路，仅止于智力空间第一维度第二层次治理之术。基督教的仁和爱则更具广泛性和普通性，不仅是对同类的爱，更是对天地宇宙万物的爱，对爱造主本身及其创造物的一种广博的爱。儒家没有发展到对天地的崇拜和爱的方向上来，在东临韩国，日本却花开异朵，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和对天地的敬畏。孔子曾说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不问“鬼神的事”，只注重现世，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伦理道德学说，根本不注重灵魂的永恒。

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儒家是一种肤浅的学说，因为儒家既不能在现世重现圣人之治，又不能超越功名利禄的诱惑，实现精神上的永恒。要么依附于皇权，从而丧失人格的独立；要么莫终老山林，在孤芳自赏中清高一生。儒家没能做到真正“爱和仁”，因为千年来生灵涂炭，死亡枕籍，孔孟弟子却无能为力。儒家也未能做到天人合一，故苍天震怒，大地颤抖，对大自然的破坏惨烈，孔孟门徒竟无动于衷。儒家全然地幻想到了神性，因此主张性善论，孰不知人有更强大的生存本能，在现实中，文明人必须用高级化的“兽性”去捍卫神性。儒家是和平主义倡导者，与天主教的教义在某些方面有不谋而合，过分强调和平，其实就是自废武功。儒家弟子只有在危难之际才展露头脚，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实际上，儒家学说的创立根本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孔子的理想“克己复礼”，实际上就是复古、复兴周礼。他所较订的古籍，均非其原创，除了一部《论语》。如果说儒家对于保留华夏的古典文化有重大贡献，确实不假，儒家文化实质上就是经过删改的周及以前的经典。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历史的截然不同之是：其它种族都强调武功和尚武精神，因为文明始于征服，而中国则强调德行，这是儒者著史之弊。实际上，中国的开国始祖黄帝，即以武功著称，而儒家所谓圣人，最上只到尧舜，下则乃文王周公，根本没有黄帝的地位。儒家重“德”，重和平与仁爱之德，是不争的事实，儒家和基督教的起源原因是如此的类同。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也不为过，因为上述儒家所谓的圣人，“嘴上都说的是和平，背地里却随时都在准备战争”，假如没有一战，商、夏、周何以替代？中国数千年前就有如此高的德行，实在是让人费解。的确，史书记载，自周以先，中国人更看重“德行”，即所谓正心修身，如此说来，古人是在比现在的西方文明人还文明。如果只讲正义就能大告成功，文王何必请姜尚？周如无代殷的志，何必修甲治兵？文王为何不能效法比干、龙逢？实际上仁义道德都是所谓圣人们取得民心的高明手段，一如现在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不然，孔子为何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真正的圣人，实际上都是文武兼修，所谓“文经武略”、“以武行仁”是也。

儒家的思想是内倾的，儒者需要有现成的“天下”，让其去开创一个天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儒家的弟子均是合格的臣子，而孔子的榜样也是周公而非武王。儒家的说教多误国人，重德轻才使项王失天下，国内英才为外敌所用，如元朝的张弘范，清朝的范文程等等。

现在我们既要内倾又要外张，不仅要治国兼济天下，也要开创天下。新贵族精神可以和儒家精神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无论纯洁、勇敢、真诚、理性和牺牲，都可以在“仁”的广泛涵义中得到阐释。相应的，我们不应该再去空谈虚伪的不实用的道德，而应去开拓我们的智力空间第二维财富和第三维知识。

儒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理论，所谓贤人实际上就是精英。儒家的重德实际上是治世之本，重新解释是首先是对仁的崇仰（仁的意义为畏天、敬地、爱人），对神性的向往，对高贵精神的信奉。应用到现实中，即是对自然、人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并将坚守三者的德性视为最高的道德。应用自己的最大能力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是最高的责任。而维护正义和秩序，不使自然、国家、人民和自身受辱是最高的荣誉。

儒家也追求真知，但是儒家追求真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开启智慧、探索未知，而是为了治世。儒家轻视科学和实用技术（实学），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鄙弃之，儒家的所谓“格物致知”，不能单独来理解，需要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解读，“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即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虚学），是儒家“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目的是为了完善自身修养和玩转人际关系，最终却走上了内斗玩权术的怪圈。儒家崇慕虚学而鄙视实学，儒家爱动嘴（读书）而不爱动手（做手工），儒家独尊导致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古人云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归纳的为立名，何以立名？修身养性、创造发明、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儒家缺失创造发明这一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请问，强在何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试问，新又在何处？没有创造，哪来的自强和日新？后世的儒家，实在是在亵渎先贤圣哲的人生箴言，华夏文化走入停滞乃至衰落，儒家难脱其罪。

儒家的目标在于培养“圣王”，辅以德才兼被的贤人，天下即可大治，这是儒者心目中永远的理想，只不过是永未实现的理想，因为自子孔子之后，“圣王”从来没有过。缺乏理性和规则的约束，在权力的最高峰，每个人都无法全面控制自己的欲望，更何况缺乏制衡与制约的独裁权力。正因为没有天生也没有培养成的“圣王”，因此圣王贤人政治也就成了泡影，而更多的则是奸臣宦党乱政。然而，在新时代，在贵族精神的理性指引下，我们可以接近圣王贤人政治这个目标。

儒家只是曲解了“圣人”某一方面的德性，因此，两千年来中国封建帝王无一不是“阳儒阴法”，明倡儒术，实用法家。如果说法家是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五纵队”，实不为过，只是许多信奉儒家理论的文人不愿相信罢了。法家应该受到公正的评判，韩非子的理论和西方马基雅维利的学说是被虚伪的政治精英所明禁暗行的。墨子的兼爱、非攻理论，开中国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先河，其科学上的创造性研究成果，理应令其享有中国科学之父的声誉。至于其他诸子的理论著作，我们都应该好好研究，前人的智慧，实在是我们后人创造力和灵感的源泉。

齐开国以来，一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如果说秦国是斯巴达，齐国就是雅典。自齐以武立国（开国君主姜尚被誉为武圣，与文圣孔丘齐名），尊贤而尚功，即奠定了日后国力强大的基础。桓公时代，出了一代明相管仲，齐国在诸侯中第一个实现了圣王贤臣政治，故齐遂首霸天下，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管子的思想可谓后世实力强国之祖，“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伍于四时”，是其指导思想；“尊王攘夷、富国强兵、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礼法并用、，开启民智”，是其核心理念。可以说后世取法者多，超越者无，得其本者少，取其末者多。假如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大统一不是由秦国而是齐国来完成，中国势必成为文明强国也。

孔子及门徒们逆势而行道，难矣；其不成功者，必也。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是克复周礼，然周、鲁日益衰落乃至以弱亡国的命运值得儒者三思。儒家矫揉造作，孔子删《诗》、《书》，取鲁史而著《春秋》，无非意在复古，假如周公著书，当不复有孔子的文圣美名也。战国初期，齐置“稷下学宫”，首开官方劝学励智的先河。齐国文化之盛，雄冠七国，而齐复修管子之政，国势日盛，泯王之世，齐国成为唯一能和秦国相抗衡的强国，与秦并称东西帝。然自乐毅破齐之后，齐国受到致命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齐王建不修战备，专以通和媚秦，终至不战而亡，惜哉。

秦自周东迁得周故地以来，国力日益上升，然而终春秋之世，秦为晋所阻，不能越河东一步。秦俗尚武，商鞅变法，正合秦俗，孝公任用商君，从此奠定了以后一统天下的基础。秦国一统天下后，北逐胡，南伐越，是对的，然而之后却以为高枕无忧，竭天下民力专修阿旁宫和始皇陵，任用奸佞，役使吏民，终致天下大乱。假如秦国能向西向北扩张，断不致亡国，以后这一任务却由西汉来完成了。秦国的过错无过于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从此开摧残文化的先河。李斯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是决定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人物，假如没有他首倡的郡县制，中国就不能真正实现大一统。

李斯的上书（焚诗书）正合秦始皇的本意，秦始皇最厌恶的就是儒生们的师古复古之说，更憎恶其所谓圣人之言，对于人民的“出则巷议，入则心非”非常不满。秦始皇自谓德过三皇，功盖五帝，其始皇帝之始的本意犹如开天辟地，欲灭古文化以开秦万世一统的江山社稷。但秦自穆公以来，除武将外，本国根本就不出贤人，李斯的《谏逐客书》已说明了一切。没有六国人才的帮助，哪有秦国的崛起？可是，秦国却不思其本，反欲灭天下之智，而秦又无智力之才，只有文化的毁灭，没有文化的创造，此逆天行道，不亡何待？

实际上，假如秦国统治日久，中国的文化定会沦为一片荒漠。没有文化的支撑，任何帝国都不能维持长久，蒙古立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秦朝没有像周朝那样创造出一种文化来，这是秦朝寿命短暂的根本原因。恃文者灭，恃武者亡，这是历史的规律。秦朝一味恃武，等到楚人项羽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标志着秦军战无不胜神话的破灭，巨鹿战役的全军覆灭，也就宣告了秦朝的命运。

汉朝虽未创造一种文化，但却尊奉了一种文化，儒家的独尊，使汉朝的统治延续之久，为秦以后各朝之最，汉亡而能复兴，这也是个不小的奇迹。虽然东西晋和南北宋也并称两晋两宋，但二者都偏居一隅，且皇位都是窃自前朝，不能与两汉帝国相比也。自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中国就再也没有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从此也就走上了王朝循环的怪圈。

秦朝的迅速消亡使先秦文化在汉朝逐渐复苏，但儒家的独尊却扼杀了华夏文化的底气和活力，从此华夏文化便从高峰下开始跌落。虽然依靠复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惯性，华夏文化又往前进了一千年。程朱理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家完全统一华夏精神的完成，华夏人的智力空间亦随封闭。科举制在宋朝的完善，也预示着华夏精英的智力发展道路已被锁定，从此，华夏文化的发展走入了死胡同。

秦朝的焚书和儒家的独尊，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宣告了华夏文化的命运。如果说华夏文化的命运是由两个人决定的，一点也不为过，他们是李斯和董仲舒。

应该说，两千年前中国人的智慧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高度，之后，中国人的智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其根本原因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如基督教的一统西欧，儒术的独尊也预示着中国精英智力空间开始走向封闭。

西方人看来，千年的中世纪是“黑暗世纪”，因为中世纪压制了理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了理性的回归和精神的解放，西方的技术文明由此诞生。在中国儒生眼里，美好时代永远都是尧舜禹、商汤、周文武时代，儒家的梦想一直都是复归那个时代，自孔老夫子以降。儒家两千年来也一直一再寻求圣人的治，然自孔子的后，就再没出一个圣人（虽然有许多帝王被儒者阿谀为圣人），真是绝妙的讽刺！推行了两千年的伟大复古运动终于走到了死胡同。西方的炮舰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人寻求复兴，却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其实研究一下西方就能明白，假如不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国文化绝不能重生.

西方现代文明的开创是建立在对智力空间第二维度财富和第三维度知识的开拓基础之上的，没有对财富和知识的追求，就没有现代的技术文明。在先秦时代管子的思想中，我们能找到有关财富思想的源头；科学和人文主义，在先秦诸子如墨子与公输般的著作中，我们又能寻回广阔的智力天空；新教伦理和理性精神，法家理论给了我们丰富的灵感。儒家的道德规范将成为新的行为准则，只是这种道德将会做重新解释。

“重新阐释儒教”、“再回先秦时代”，将是我们复兴的口号。新东方文明的诞生只能从中国先贤古人的智慧结晶那里去寻找灵感和创造的源泉。

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首先是精神和文化的复兴，重新回到先秦时代崇尚智力的轨道上来，复兴先秦文化，再一次将华夏古典文化发扬光大，重建传统和国粹将是我们新一代精英的主要责任。

注：

1、文化本身可以主动衰落，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因为文化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萌发、壮大、开花、结果、衰落的过程，当然衰落之后，可以重新崛起。

比如说英国，英国文化的繁荣期在工业革命前后，随着英帝国的解体，英国文化为之衰落，由美国文化取而代的。

文化不过是表象，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才是关键所在。

文化衰落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创造者丧失或部分丧失了创造力，文化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扩展，而只剩下传承了。换言之，智力空间逐渐陷入“锁闭”状态，这也是对”停滞“一词的解释，这是文化的主动衰落。

至于说蛮族入侵，那造成的后果不是文化的衰落了，而是文化的破坏，这是文化的被动衰落。

衰落，从结果表现来看是递减；而破坏，从结果表现来看是切割，前者是内部变化，后者是外部作用。

以开花为例，花开之后，肯定是花落，生长盛开调谢，这是花的生命历程所遵循的必然规律。

文化的衰落，是花的自然调谢（内部原因造成）；文化的破坏，是花的非自然调谢（外部原因造成）。

2、文化是指人类智慧的全部结晶，这是广义上的文化，而狭义上的文化则指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很显然，儒家文化在自秦汉的后的中国历史的很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本文探讨的即是狭义上的儒家文化。基督教的独尊，碾灭了异教文化，儒家的独尊，淹没了诸子。

3、儒家，指的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儒术，指的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学术（王道之术，此外汉唐还遵从霸道之术，为王霸之术并立时代）；儒教，指的是儒术一统霸术后的儒教（宋明时代儒术上升屈服霸术，为王道之术时代）。

4、从历史结果来看，儒术兴而百家衰，应该是历史的必然，儒家后来演变为儒教，成为宋明两朝的”国教“，这就如同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一样。

在中世纪，西欧是天主教一统天下，因此造成了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在精神上的垄断，西欧才得以打破中世纪的黑暗，步入近现代文明。

西方的近现代文明，在文化上，比如说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一家理论独尊，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所以说，我们倡导的华夏文化复兴，和西方的文艺复兴类似，是为了打破儒教的枷锁和两种西学的枷锁（马教和新自由主义）共三种枷锁，实现华夏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所谓的“多元化”，并不是“碎片化”，而是有主导元素的“多元化”，就像当年的齐国，开办稷下学宫，并没有造成齐国思想文化混乱，现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百家争鸣，并没有动摇西方的主流文化一样。

苏撒

第二节    中国文明停滞的原因诠释

相对前进型的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是停滞不前的，那其原因何在呢？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就像是从南欧到北欧几个民族之间的接力赛，而中国则只有华夏汉族具有文明的创造力，中国没有文明的接力。

当希腊人充分开发自己的智力空间时，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希腊文明，等到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希腊文明已经丧失了文明再创的活力。从此文明的接力棒转到了罗马人手中，罗马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达到了顶峰，罗马人的智力空间开发已至极限，之后进入闭锁状态。罗马人活力的丧失给日耳曼蛮族创造了机会，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日耳曼诸国凭借日耳曼人的活力诞生了一种新的文明，斯宾格勒冠之以古典文明，也就是中世纪文明。随着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西欧步入了人类最后的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阶段。

而在中国，由于只有华夏汉族具有文明的创造力，当华夏汉族的智力空间开发至极限时，因为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突破，智力空间转向了闭锁状态。而北方各蛮族的入侵，并未像日耳曼人那样为中国的华夏文明增加任何新鲜的成分，由于缺乏文明创造基因，外族政权不仅不能丰富华夏文明，反而会破坏华夏文明。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大部分是文明的破坏者或接受者，而不是文明的创造者。中国文明缺乏像欧洲那样的文明接力，所以，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种族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文明，并成为历史的宠儿。然而，最终往往都会因为生命活力的衰退和智力空间的锁闭而转向了衰落，从而将文明的接力棒拱手让给他族。

从智力空间的角度上看，文明是智力空间全方位开拓的结果。当智力空间开拓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空间“阈值”，这个空间“阈值”如同音障一般挡在了种族面前。此时，文明即达到了顶峰，不能突破此阈值，文明将由盛转衰，智力空间转为锁闭状态，文明也随之转入停滞甚至退化状态。每个种族都难逃此命运，这是命运的定数。除非有外来强力的刺激，令一个种族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之一举突破智力空间阈值，而达到一新的高度。

智力空间开拓的原动力来自于种族生命深处与生俱来的强大活力，这种活力会在某一特定时期集中喷涌而出，如同火山喷发一样。由强大生命活力激发的智力空间的开拓，对文明种族来说，会遍及智力空间的每一维度（权力、知识和金钱），文明的原动力即在于此。当火山喷发过后就是长久的沉寂，目的是为以后的再次喷发做准备。种族活力的迸射亦如是，活力显现的顶点，即是智力空间的阈值，在地理上是最大的疆域，在文明上是最高的顶峰，之后，活力衰退，文明停步不前。

中国的华夏文明由于处于一个优越文化圈的中心，周围都是低于自己的文明，与之媲美的文明交流则被地理因素大大限制住了，这也就大大制约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当华夏汉族的活力衰退导致华夏文明从顶峰跌落后，入主中原华夏大地的是文化落后缺乏文明创造力的北方蛮族。蛮族建立的王朝给中国带来的往往是文化的毁灭和破坏，对华夏文明是摧残而不是补充与发扬，华夏文明的停滞乃至倒退也就可想而知了。

智力空间的开拓vs文明的发展 西方由中世纪古典文明到进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智力空间的锁闭vs文明的停滞 中国的华夏文明

智力空间的萎缩vs文明的退步 美洲的玛雅文明

我国之所以走不出“王朝循环更替”的怪圈，除胡虏的破坏之外，华夏种族智力空间的锁闭，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在原因。

智力空间为什么会锁闭？因为大一统缺乏竞争的缘故。试想，如果秦国没有统一六国，而是战国七雄一直竞争下去，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欧洲？非常有可能。

欧洲人为什么智力空间没有锁闭，因为欧洲一直没有统一，各民族国家的激烈竞争令其保持了最大的活力，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智力上。

当然，大一统也有大一统的好处，其最大好处，就是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一民族群体——汉族，这或许是命中注定。

任何一个文明种族都不能持久的保持其活力，这是上帝的意旨，也是命运的定数。希腊人不是也被自己鄙视的马其顿人征服了吗？山东六国不是被自己曾经鄙视的秦国征服了吗？罗马帝国不是被日耳曼蛮族摧毁的吗？

文明的发展速度和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一级方程式赛车，并不是你发车时排第一，最后你就拿第一，因为比赛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文明也一样，并不是因为一个地区或民族开始先进，就一直先进，罗马人的文明开始远逊于伊特鲁利亚文明，可是后来呢？远超后者。

停滞并不等于层次低，我国古人所达到的智慧高度和西人是不相伯仲的，但是后人却不怎么争气，从来没有达到甚至超越前人的智慧高度，这是智力空间的锁闭导致文明止步不前之故。

停滞不等于消亡，而是慢慢地衰退，现在的华夏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是已经衰退到顶点了吗？

不是在停滞中重生，就是在停滞中消失，现在已经到了华夏文明重生的时刻了。

此去经年

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

苏撒

第三节    国之宝器

国家天地立，宝器镇河山；国之宝器，不可轻易示人；宝器虽系人做，但实属天成。国之宝器，象征国家的命数，是上苍意志的象征，是神明意志的体现。在崇尚神灵的古代社会中，宝器（或圣物）均具有神奇的魔力和异乎寻常的地位，在中国，宝器就是国运的表征。

黄帝之时，胜炎帝、斩蚩尤，一统海内外，采首山之铜，铸三鼎，象三才天地人。传黄帝至尧两千余年，此际天地人三才相通，三界未曾隔绝，为中国的神话时代。尧时天下大水，鼎化为龙入水而没，从此，三才分离，三界不通，中国进入英雄贵族时代。大禹疏江河、定山川，取九州贡金，铸九鼎以象九州，开中国王政时代的先河。九鼎历传夏商周三代，经近两千年，及秦灭东周，九鼎又化龙入水消逝。至此，中国古代四千年的金水国运就此终结。金水国运以宝鼎为镇国宝器，谓天子受命于天，代天行天帝领驭万民的权力，人民虔诚领命，故国运昌久。

早在春秋末期，楚人得和氏璧，秦国一统华夏，鼎不复现，而和氏璧显焉。秦朝刻璧为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亦谓代天行权，从此，由和氏璧刻成的玉玺成为新的宝器，中国进入了玉火国运时代。玉玺历传千年，至五代的后唐，末帝李从珂携玉玺自焚，玉玺如同凤凰的涅盘一样从此消逝于火，玉火国运时代宣告结束。

金水国运时代多洪水大雨，玉火国运时代多干旱大火；金水国运两千年一传承，玉火国运一千年一转变。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千年轮回，华夏的玉火国运将重新开始，我们在期待，何时天降玉璧、重启华夏新的千年玉火国运？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默默的期待。

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例外。古代犹太国的国器是圣殿与约柜，实际上，圣殿是“约柜的约柜”，约柜用来安置摩西与上帝订立的圣约，而圣殿则用来安置约柜。当第一圣殿被毁、约柜被抢时，犹太国亡国，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等到犹太人重建了第二圣殿，标志着犹太人的复国，然而不久就遇到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不仅摧毁了第二圣殿，犁地三遍，并在上面撒上盐巴，以示不允许犹太国再次复兴，就像当年对待迦太基一样。从此犹太人开始了两千年的大流散，直到在二十世纪重建“第三圣殿”，重建以色列国。

罗马帝国的国器是胜利女神像，她一直面向并剑指北方，以示罗马的威胁是北方日耳曼人。当罗马帝国衰亡之际，也就是罗马城陷落之时，胜利女神像竟然面向并剑指南方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国器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当帝国末日来临之际，教堂中的圣母像竟然流出了眼泪，这是否是为自己未来悲惨的命运而哭泣呢？

就是在当代世界也不能完全忽略国器的作用，美国的国器是自由女神像，当美国的末日来临时，自由女神照样会流泪，好莱坞的电影早已导演了这一幕。拉登非常了解美国物质文明的商业本质，却不了解美国物质文明的精神本质，所以，他选择去攻击世贸的双子座大楼，而不是自由女神像。虽然前者对生命和物质的破坏很大，但是对美国这一庞大的财富大国来说，伤害还是太小，假如自由女神像倒下了，美国人的内在精神将遭受重创。

俄罗斯的国器是克里姆林宫，自从莫斯科大公国兴起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是俄罗斯精神的标志，拿破仑曾经焚毁过克里姆林宫，但是从废墟上又崛起了更坚固的石砌的新克里姆林宫，将来克里姆林宫被毁时，也就是俄罗斯的末日。

苏撒

第四节 华夏武士之殇

先秦时代，华夏大地上是武士当国，古人所谓士、君子，即武士。武士的身份象征是佩剑、佩车，佩玉，三者为君子三佩。

君子三佩具体何解？人，是至阳之精子与至阴之卵子有机结合的产物，男子为阳性带阴之体，而女性为阴性带阳之体。剑，作为至阳之兵器，是至阳之形体龙的化身；玉，作为至阴之物，是至阴之形体牝马的化身。君子佩至阳之剑戴至阴之玉，阴阳调和，符合人作为阴阳之体的本质特性。男子阳性带阴阳包阴，佩剑为上，佩玉下之；女子阴性带阳阴包阳，佩玉为上，佩剑下之。二者不可兼备，男子宁可守住本命之佩剑，女子宁可守住本命之佩玉。

在上古时代，剑，至阳之兵器，作为龙的化身，为通灵之物。古语有云，“天地之气，五行之英，月亮之阴，太阳之精，四季交替，千载乾坤，服之有威，出之有神。君有道，剑在侧，国兴旺；君无道，剑飞弃，国破败”。剑，作为“百兵之君”，不仅是武士护身战斗之神兵，更是镇国之利器。

在上古时代，玉，至阴之精华，为凤凰之化身，凤非梧桐不栖，凤凰落石，石变为玉。玉，亦是通灵之物，在玉石之中，蕴含至真至纯神圣之灵气，蕴藏绵延不绝神奇之能量，故君子佩玉，可以护身养性、辟邪驱毒。玉，象征纯洁高贵，故有君子养玉，守身如玉，以修道德。《说文解字》云，“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易经有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行天莫如乘龙，行地莫如乘马”。自颛顼绝天地通，武士无以乘龙，故先秦武士，以佩车乘马驰骋大地。

儒家的贡献在于保存并记录了君子六艺，但是，儒家却没有将六艺全部发扬光大，由于儒家厌武，将君子最重要的一艺给废弃了，那就是武。君子应该有七艺，即武、礼、乐、射、御、书、术。武，指的是剑术和武艺，而武艺，则指使用各种兵器的技术和徒手格斗技术。这里将剑术单独拿出来，乃在于先秦武士衣冠（成人的标志）佩剑（武士身份的象征），剑术为最为基础的身体技能。

上面的武，指狭义之武，而广义之武，是一种武制（制度）或武治（治理），与文制或文治相对应，其中包括兵法。《逸周书》卷二 大武解第八，“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战”。兵法为高级武士必修课程，从先秦遗失的古兵书教材《军谶》、《军势》、《军政》、《军志》，可见一班。

为什么要强调武呢？因为武代表尚武精神和战争，而人，尤其是男人，从本质上来说既是“战争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受精的过程即是战争的过程，在亿万个游向卵子的精子中，只有一个优胜者能够与卵子结合，而这个最后的胜利者，也将获得创造新生命的机会。

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战争就不可避免，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战争动物。人的诞生，就是战争的结果。战争，伴随着人类的诞生，战争，也伴随着人类的毁灭。确实如此，我们渴望和平，但不会幻想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可不会祈求和平。和平是需要剑来保护的，而剑也是利益纷争的最后也是最好的解决手段。

作为尚武精神的化身和战争的主角，武士是天生战士，由于其身上充分展现了人类的战争本性，所以，只有武士，才是真正的男人。

周天子分封诸侯，自王以下，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其中士就是武士。武士佩剑乘车，遵循义、勇、礼、廉、耻之道德，信奉畏、爱、仁、忠、诚、信、理、节、敬之准则。武士视义为最大的美德，视天地为最大的信仰与敬畏。武士决不苟且偷生，义不受辱，违反义的原则宁可自刎以谢天下。武士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名誉，并将二者视为自己的生命。名损而身存，无异于行尸走肉，身辱而不能报，难容于此世间。因此，武士一旦受辱，必拔剑来捍卫自己的荣誉和名誉，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即此意也。

春秋时期，战争是武士们的专利，而国家是军政一体，上至天子下至诸侯都将战争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有重要战事，国君都亲自出马，卿士大夫更是一勇当先，如商汤克夏、周武克殷，春秋时期几乎主要大战，都无不是国君亲自领军。而且卿士大夫，无一不在军中任职，平时治国，战时治军。士以上，均精通武艺和战争之术，甚是下边仆隶，亦皆能武，披甲操戈即能战斗。而在青铜时代，中国的兵器亦臻至完美，如吴越的钩剑等等。武士近身格斗技巧在剑术，交战技巧在戈术、箭术、和驾驭之术。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日趋平民化，兵民合一，战争已经不是武士们的特权，这样就导致了武士的没落，武士从此失去了赖以维持社会地位和土 地特权。但是武士由于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即认为农耕是下贱的事，故不屑去作农夫，因此沦落为游侠、侠客、和门客。由于战争和治国技术的日趋复杂化，武士阶层也产生了分化，文士日渐与武士分离开来。当时的文士不等同于后世的纯文学之士，而是指百家齐放、百家齐鸣的诸子百家。

由于经济的原因，上层武士尤其是卿大夫，都拥有“君子三佩”，宝剑、玉佩和车马，而普通武士和以后的门客游侠大部分只能以佩剑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如冯欢佩剑见孟尝君、韩信佩剑游于市中等等。武士为义赴死之事更是举不胜举，候赢、田光、项羽、田横，等等。春秋战国不仅出产勇士，还出产剑士，如四大刺客，无一不精通剑术。

秦末，以项羽为首的武士集团和以刘邦为首的文士集团展开争夺天下的大战，前者重质量和武功，后者则强调数量和智谋，数量和智谋最后以卑鄙的手段压倒了质量和武功，文士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项羽是中国第二个最伟大的武士（第一个是战神蚩尤，第三个是冉闵），也是最为悲壮的英雄，其垓下自刎，绝对是一个悲剧、华夏武士的悲剧，我们称之为“华夏武士的黄昏”。而华夏武士最后的结局，也在田横五百壮士的自刎中落下了帷幕。

刘邦文士集团的成功，离不开背离武士道德的那些武士精英的助力，如韩信、彭越、英布等，我们称这种武士为堕落武士，其特征是背信弃义、寡廉鲜耻、见利忘义、为功名富贵所俘，最后三人均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韩信宁受胯下之辱也就丧失了武士最起码的气节，钟离昧对韩信所言，即是对堕落武士的最好评价。

汉朝的建立，使武士的道德沦丧，而文士却得以建立文士道德，在独尊儒术之后，文士道德更是大行其道。文士崇文抑武，但是华夏武士道德还没有完全泯灭，直到一千年以后科举制的建立。“帝制科举”催化的文武分家，导致文官地位上升，武官地位下降，文官统领武将，坐轿的管骑马的，这就导致文士精神的泛滥，并直接促使了尚武武士精神的沉沦。文士对武士的摧残在秦桧陷害岳飞中达到了高潮，从此文士完全压倒了武士，文士道德在华夏大地上取得了完全统治地位。宋朝以文立国，以忍让和贿赂求得和平，最后在屈辱中灭亡，其以弱亡国的模式简直是周代的翻版，文士道德难辞其咎。

如果说科举是对华夏男儿精神毒害的话，那么缠足则是对华夏巾帼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她们成为了文士畸形审美观下的牺牲品。吟诗作赋取代了习武练剑，琴棋书画代替了金戈铁马，文士的柔弱之风代替了武士的刚强之气，华夏文化也步入歧途。佩玉取代佩剑成为社会的主流，说明华夏社会由阳刚转向阴柔，与之相伴的，是华夏尚武精神的沦丧。《红楼梦》实在是才子佳人所欣赏的完美之作，从武士角度上看，这却是一部磨灭意志、毒害精神的作品，古人形容亡国的音为靡靡之音，这类文学就是亡国的靡靡之作。

尚武精神的沉沦，同时意味着内残的开始。外残，虽然让人痛恨，但由于显示的是男子汉的气魄，将别的男人打倒，之后凌辱他，所以让人从内心里佩服。内残，也让人痛恨，但由于显示的不是男子汉的气魄，将自己的女人打倒，之后凌辱她，所以让人从内心里看不起。内残占据主流，同时也就意味着外辱的开始，内残外辱走到极致，即是亡国灭种。

每当面临亡国之际，文士中就会出现尚武的份子，即爱国之士，这实在是外部压力使然。“文士中的武士”如辛弃疾、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等，其行为的宗旨是救亡图存，恪守了武士所遵从的最高原则义，最后都壮志未酬或赴义而死，这就是文士中武士的悲哀。

在先秦武士时代，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武士的道德在于治理和付出，人民是受益的；但自秦以后进入了文士时代，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绝，原因即在于文士的宗旨是索取和依附，人民最终是受害的。自宋以降， 由于文士道德阉割了华夏武士精神，华夏种族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千年的沦落期，面对外族侵害无能为力。虽然明朝一时恢复了华夏尚武精神，但文士精神很快就有取得了绝对优势，最后明朝在内忧外患屡战屡败中可耻的毁灭了。

中国如要复兴和重生，就必须清除文士道德，重新确立武士精神的统治地位，重回先秦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此。武士精神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即是，纯洁、勇敢、真诚、理性、牺牲。

《说宛 指武》有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现在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意在矫正华夏自宋以来所养成的积弱崇文之风或文弱之风，正因为我们缺乏的是尚武精神，所以就需要重点提倡尚武精神，如此，方能文武相济。不过，如果在特殊情况下，文武二者不可得兼，舍文而取武者也。

为了重振华夏尚武精神，武圣姜尚需要抬高到与文圣孔子并列甚至高于孔子的地位，所以，太公庙不仅需要重建，也需要提高到与孔庙并列甚至高于孔庙的地位，孔庙有祭孔大典，太公庙需要有祭吕大典。

同时，三位不世出的霸王英雄作为华夏英雄时代最杰出的武士，或称战神武士，需要突出出来，作为后世武士的楷模。他们是：上古战神武士蚩尤、中古战神武士项羽、近古战神武士冉闵。

将某种精神制度化，是培养这种精神的最好方法。要培养尚武精神，就必须把军人或武士的地位抬高到社会最高层，把军事荣誉当成最高荣誉，一如当年的秦朝、罗马、和近代的普鲁士和德国。

在平时，除了军事训练的外，提倡并热爱对抗性特别是高强度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尤其是对抗性团队竞技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橄榄球运动），是培养尚武精神的最好途径，而且还可以培养纪律性、协作性、团队精神等高贵精神。现在欧美国家，之所以在和平时代，尚武精神依然旺盛，与欧美国家全民高度热情参与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蜥蜴先生

看不明白，这是神马？

苏撒

第五节 论悲剧和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一般以一个英雄为中心，、以其英雄事业为主线，以天地宇宙为背景，以高贵精神为核心，在史诗中英雄高尚伟大的情感得以展现，缺乏高尚伟大的情感，不能称之为史诗。

中国缺乏希腊、日耳曼国家那样伟大的英雄史诗，可是我国却并不缺乏伟大史诗的题材，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国缺乏谱写和创造伟大英雄史诗的诗才。

黄帝与蚩尤之战、黄帝与刑天之战、颛顼与共工之战、刘邦与项羽之战，都称得上伟大英雄史诗的良好题材。可是，中国缺乏像荷马那样的具有深邃思想和伟大情感的诗人，国人只推崇胜利者，所谓成王败寇，无论胜利者是多么卑鄙与无耻。这种实利或势利的世界观造就了中国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诗才，因为伟大的诗才需要具备高贵的正义感、伟大的情感和广阔的胸怀，是与这种实利或势利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

所以，才有了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悲剧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悲剧事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中人皆醉而我独醒”，道出了悲剧诗人傲世独立的人格和当时现实社会的情景。后人欣赏《楚辞》，采用的基调一般均是从纯文学角度来评判，但是从悲剧精神角度来重新品味屈原的辞赋，将会深深体味到作者伟岸深沉的情感。

英雄史诗，虽然重在叙事，但其中，也不乏抒情的成分。传统上把楚辞看作诗歌总集，但是换一种角度看楚辞，可以把楚辞看作一部侧重抒情的史诗。楚辞目录内容，从结构上看，抒情中似乎有某种叙事脉络，这个叙事脉络，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悲剧英雄屈原。将楚辞围绕屈原人生经历的章节归结在一起，梳理好顺序，那就成了一部侧重抒情的史诗了。所以说，《楚辞》是我国第一步英雄史诗。

然而，屈原的悲情所达到的高度还不够，这就使其“伟大的悲剧诗人”的称号打了一点小小的折扣。因为，屈氏辞赋抒发的大都属于个人与国家的情怀，而没有像《伊利亚特》和《尼伯龙根的歌》那样上升到人类整体的高度。

悲剧所表述的意义往往在于，命运是个人乃至人类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但是，我们是选择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呢？还是选择顽强战斗、积极向命运抗争？屈原属于前者，而赫克托尔与北欧日耳曼武士属于后者，而后者正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写照。

从世界范围上看，英雄史诗的主题一般是悲剧，为什么是悲剧呢？因为唯有通过悲剧，才能使人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才能激发一个人、一个种族深沉而伟大的意志与情感，才能使一个人、一个种族思想更深刻。

从历史角度上说，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意义上的英雄史诗，是技术时代的伟大悲剧，而其中悲剧的英雄主角，换成了主体国家德国。最令人钦佩和欣赏的不是战胜国英美和俄国，而是战败者德国，尤其是德国元首、德国的总参谋部、和德国武装部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改变国人为胜者唱赞歌的传统作风，代之以欣赏悲剧和伟大的英雄史诗，是使国人思想变得深刻的唯一途径。而国人思想的深刻，才有资格成为伟大的人民。

德国之所以能谱写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壮观的悲剧英雄史诗，不能不归功于德意志伟大作曲家瓦格纳和日耳曼音乐家的成就，而追本溯源，北欧神话功不可没。北欧神话已经深深根植在日耳曼人的内心深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日耳曼的历史实际上是一场伟大悲剧的历史，悲剧精神笼罩在日耳曼人的命运的中，日耳曼人也就成为了悲剧中的英雄。

什么东西使人记忆最深刻？是喜欢或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而经过万般努力就要得到却最终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记忆最深刻。什么是抱憾终生呢？就是这个道理。

悲剧为什么被人记忆深刻，吸引人的关注呢？因为人们都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心理，这比较符合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我们往往都会试图设想：假如悲剧中的英雄不犯当时的错误，假如我是悲剧中的英雄的话，悲剧是否能被避免呢？

悲剧和悲剧中的英雄同时也会引发我们的思考，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就是悲剧的价值。

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乃在于人性中的非理性，战胜理性所致，为何如此？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

之所以重视悲剧，乃在于悲剧体现出来的是人性中所蕴含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冲突的复杂过程，从中可以体会人生的终极意义。

欣赏悲剧，不仅需要审美意识，更需要形而上的思维，因此，悲剧就和哲学发生了联系。尼采的哲学，有一篇叫《悲剧的诞生》。

相比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更令人欣赏，因为北欧神话蕴涵的精神，能给我更多的启示和收获。北欧神话气势辉煌、深沉有力、寓意深刻，系统性和条理性是其他神话难以企及的，读了北欧神话，才能更好地理解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哲学。

在对人类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美丑都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的标准，也许你认为是是丑的，但在别人眼里却是美的。

从欣赏悲剧的角度看，纳粹崛起于自己的信仰之中、覆亡于自己的信仰之下，从结局的悲壮来说，确实是个典型的悲剧，虽然在犹太人和某些西方人看来，纳粹是邪恶的代名词。

重新审视历史、重新评价英雄、重新看待悲剧、重新欣赏悲剧、重新解读英雄史诗，是未来国人思想从肤浅到深刻转变的唯一途径，而这种转变将从更深层次上决定中国的命运。

苏撒

第六节 悲剧中的英雄气概

悲剧的主角常是英雄，而悲剧的结局也往是英雄的死亡，这让人平添许多感伤。但是感伤之余，悲剧的结果往往使人们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因为英雄的死对我们的心灵震撼太大了。

通常，人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都容易接受喜剧性的结果，皆大欢喜是人人都向往的。可是，喜剧犹如一道佳肴、一杯美酒，在使人们享受心灵满足的同时， 麻醉了人们的精神；喜剧只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快乐和享受，却不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崇高而伟大的感情，使我们懒于做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不能领悟人生的真谛。

悲剧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常人难以接受并痛为惋惜的，是不符合普通人的思维逻辑的，所以悲剧时常会促使我们深深地加以反思：为什么命运对英雄如此的不公？是什么注定了英雄的悲剧呢？如果换作我，本来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英雄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上天偏偏帮助恶人和小人？为什么英雄把信念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

英雄的悲剧存在于英雄的信仰和性格中，为什么往往是英雄身上潜伏着悲剧性的气质和性格？这也许只有上天知道。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就在于当面临可怕命运的诅咒和死神的威胁时，不象常人那样胆怯畏惧并选择逃避，而是坦然加以接受和面对，有时甚至是主动向厄运和死神伸出双手。是什么使英雄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惟有心目中真诚而勇敢、伟大而崇高的情感与信念。

英雄之为英雄，就在于能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当面临残酷的现实和不可改变的命运时，英雄不自暴自弃、自悲自怜，而是积极抗争、奋战到底，即使明知力量对比悬殊仍不放弃，直到战斗到最后一息。

公子庆忌，筋骨如铁，万夫莫挡，手能接飞鸟，步能格猛兽，走逾奔马，矫捷如神。庆忌之勇，令伍王阖闾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必欲除之而后快，伍员举细人要离，要离残身灭家以求事庆忌，在伐吴途中，庆忌在船上被要离刺中身亡。

庆忌的英雄本色体现在遇刺之后，“庆忌乃倒提要离，溺其头于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离置膝上，顾而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于我！左右持戈戟欲攒刺之，庆忌摇手曰：此天下勇士也，岂可一日之内，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戒左右：勿杀要离，可纵之归吴，以旌其忠。”

被阴谋陷害之后，不但不怒，反倒夸赞并欣赏仇敌；不但不将其杀死以报仇，反倒生之以成其功名！？心胸之大度，气概之非凡，生而宽宏，死亦无恨，惟有对勇士的敬佩，对勇和义的信仰超越了复仇的渴望，庆忌真英雄也。

再看荆轲，“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勇士慷慨赴义的悲壮场景如同鲜活的画面浮现在我们面前。

再来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的，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

项羽真盖世英雄也，勇冠三军，华夏第一武士非项羽莫属！英雄就是英雄，当面临具有压倒性的不可战胜的敌人时，英雄毫无胆怯之心，而是豪气万丈；即使明知不敌，也尽全力证明自己。项王的勇武和真诚、以及尚义自责而不是怨天尤人的可敬性格让人钦佩。死亦何惧，要死就要死得轰轰烈烈，顺天命，尽人事，虽死犹荣！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所追求的，有的图义，有的图名，有的图利，有的图荣，有的图智，但是，最大的一部分人却是图生。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即是常人一生的写照。换言之，不管大多数人追求什么，都难逃贪生怕死四个字，普通人实在将生命看的重于一切！

可是，真正的英雄，却能超脱生死之外，将自己投入到伟大事业中去。正所谓：“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的机，吞吐天地的志者也。” 而英雄的结局，也往往是个悲剧，在悲剧中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社会存在的意义应该成为我们当代人值得深思的事情。

我们的历史和文人，几千年来，都以一种论调评价英雄，那就是“成王败寇”。胜者戴上了所有荣誉的桂冠，而败者，得到的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批评。现在到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那些悲剧英雄的时候了。悲剧英雄身上尽管有缺点，但是其优点远胜其瑕疵。悲剧英雄身上显示出了罕见真诚，不仅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而且对天地良心乃至宇宙，都是那么的真诚！

那么，英雄的真诚又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勇敢上。勇敢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勇敢地挑战命运的不公。英雄决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直到最后以死亡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荣誉；英雄无所畏惧，英雄敢于积极抗争，即使命运不济，也决不灰心丧气，明知不敌，也会拼尽全力；英雄以战死为荣，视贪生为耻，苟且偷生，实际上生不如死！

苏撒

第七节 论观人之术

古语有云，言为心声；又云，观其行文，知其为人，不假也。孔子有云，听其言而观其行，妙哉斯言。

一个人的语言，不仅能表现其性格，更能表露其思想，这里的语言是指一个人自然表述的语言。凯撒的名言是“我来、我见、我征服”，这句话充分表现了绝代英雄的权力欲望。加图的名言是“征服迦太基”，这显示了加图坚强的意志和彻底摧毁罗马对手的决心。丘吉尔的名言是“我们永不放弃”，这验证了丘吉尔精神的顽强。罗斯福的名言是“德国第一”，这表明了美国总统的英明和睿智。

当然，语言既可以暴露思想，同样也可以掩饰思想，因为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当人们不想让别人窥破自己的心思之时，掩饰和伪装就登上了舞台。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假如没有伪装，政治简直不能成为政治。政治的精髓在于说谎，因为谎言说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谎言经过无数次重复就会在人们心目中扎根。

我们称政治上的说谎为“鳄鱼的眼泪”，因为眼泪下面隐藏着一颗要吞噬人的心。汤有夏台之囚、文王有羑里之困，均表忠心得以释放，后来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这种“鳄鱼的眼泪”伎俩被后世不断的演绎，越王勾践之于吴王夫差、韩魏之于智伯、刘邦之于项羽，等等，均是政治上成功欺骗的范例。西方有名的例子如卡诺莎之囚、圣巴托罗缪之夜等等。

一个人只有在特定环境或场合中才进行伪装，在无需要防范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范围内、或在自己的亲密朋友圈子内，他是一个自然人、一个脱下伪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能看清他的真面目。毕竟，总是带着面具生活实在是太累了。当然，还有伪装高手，即使在自己的亲密圈子中，也保留着自己的伪装，不过，只要看看他在不同场合的不同面具，就能精确地辨析其本人。

通过其行为去验证其言辞，是分辨一个人是否表里如一的最有效方法。然而许多时候，行为往往远比言辞滞后，这就需要我们掌握精确的细节分析方法。正面的例子，如郑伯克段于鄢，所谓查微知著、一切尽在掌握是也；反面的例子，如唐“安史之乱”，所谓小不察则乱天下是也。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说谎的集大成者，儒家杜撰的所谓圣人假说，很大一部分是空想的产物，而儒家人物的行为作风，从其创始人孔子开始，即言行不一、自相矛盾。庄子的《胠箧》、《盗跖》、《渔父》，墨子的《非儒》，韩非子的《五蠹》、《显学》、《忠孝》等，均对儒家的谎言进行了批判，不过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视，从而导致后世儒学的泛滥。

老庄早以在理论上证明了圣人假设的错误。庄子云：“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老子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孔子之所以被尊称为圣人，不是因为其学说被重复了两千年吗？孔子的后世门徒曾国藩，不正是“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为华夏的盗窃者满清守天下的人吗？

苏撒

第十四章 关于历史

第一节 中国史家的变迁

在春秋之前，史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职，被称作太史，其职能不仅仅在于司马迁所言“史以记事”，这是后世儒家的误导。太史还有一更重要的职能，就是参与国家大事、对未来进行预测，其所用方法是卜筮，卜筮用易经、灵龟、蓍草。太史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阴阳之变化，通宇宙之玄机，故能因万事万物之变异，大到明王朝之兴衰，小至知个人家族之成败。可以说，太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类似于古代犹太人的先知、古希腊罗马的祭司。

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自称天子、上天之子，意即共主的权威来自上天，代天行使地上的权威。当时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是虔诚的信仰上天（上帝）的。祭天是专属于天子的权利，古之封禅即在于此。

由于太史掌握有图籍并负责记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代天行事，故天子亦不可干预太史的职责，虽然，太史受天子的领导。太史这种相对独立的人格地位，和忠于上天的信仰，保证了太史客观公正的行事作风。而且，中国古之太史，一如古之贵族，是世袭的，这就保证了太史一脉的稳定。

太史的前身是祭司，祭司的权力是不受君主干涉的，与之构成类比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祭司，而印度祭司婆罗门的地位，是高于贵族刹帝利的。

起源于祭司的太史，秉承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忠诚地记载历史，其地位为天子所尊重、其权威也是为天子所敬畏。当天子无道，逆天而行，不可救药之时，太史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太史只能选择抛弃亡国之君。

太史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手中掌握什么样的神秘“武器”呢？是图籍。图即是河图、洛书；籍则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朝易经（《连山》、《归藏》《周易》）即为图籍之一。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古者伏羲氏的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由于太史一脉单传，而且是仅仅天子的太史才掌握全部的图籍，天子太史后继无人，导致图籍的秘密对后人封闭，从此我们再难窥古代图籍的全部要义。而私人著史的兴起也导致了太史逐渐淡出政治的舞台，这一切均发生在历史的大转折点春秋战国时代。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图籍之离散，孔丘难脱其罪，加之战国的乱世和秦朝的大火，自此上古图籍逐渐散失。

不信神的孔子按自己的意志和世界观任意删改图籍和历史，不仅导致华夏古文化的丧失，更给后人开创了一个篡改历史恶劣的先例。

一般的观点是：天人感应是先秦儒家门徒子思、孟子提出，汉代董仲舒完善成说。这也是儒家窃古之信仰为己功，先秦古人信仰上天，自然信奉天人感应，荀子《天论》即是说明。

三王五霸时代，图籍是一个王朝国祚的象征，图籍的去留预示着国祚的变迁，因此掌握图籍的太史的去留往往预示着王朝与诸侯的兴衰和更替。《吕氏春秋 先识览》记载，“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由于掌握并精通图籍，古之太史均具有惊人的预测能力。三国时期的管辂，因精通周易且预言精准而为曹操所器中，即可管窥一斑。因此，太史往往为君主所重用，参与政事、决计国家大事，太史占据重要的地位。不过，很多时候，面对命运的安排，太史只能预言兴亡而无法改变现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果如其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果然应验。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春秋之前的史家，信仰上帝（华夏的上帝即上天），如实记载发生的事实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上天应尽的义务。由于当时的君主对上天无比的崇敬，因此不敢干预史家的职责。但到了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乱臣贼子迭出，对上帝的信仰也遭到了破坏。为乱之臣为给自己正名，以免遭天谴，意图迫使太史篡改史实、粉饰自己的事件频频发生，晋董狐直笔、齐太史死节的故事即是最好的例证。

春秋乱，图籍散，诸子出，太史完。孔子不信上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而信自己所信奉的王道。因此，以自己的所谓王道史观著史，开私人著史的先河。孔子的春秋笔法，为后世粉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榜样。后世的史家，大都师承孔丘，中国史家严谨求实之风荡然无存矣。

历史在儒家手里成为了宣扬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受到统治王朝推崇的原因，欲正其名，先修其史，历朝历代无不如此。

太史自秦朝以后，逐渐沦为帝王的仆从，因而丧失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司马迁的遭遇即是最好的注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自言太史地位的低下：“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自司马迁著《史记》，开中国百科全书式史书之先河，中国的二十四史，与其说是史，毋宁说是传记与典籍的复合体。相较之下，西方的历史著作，基本上均是专著，即把历史事件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史家，以记言、记人、记事为主，其历史观虽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亦难免有为前人辩护颂扬的嫌疑。西方的历史学者，也是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但是由于其历史观受其本人哲学观的影响，更注重从各个方面探讨国家和民族兴亡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供后人借鉴。简言之，中国人是为记事而记事，西方人是为探索而记事。

中国古人认为，知古可以通今，也能预知未来。后世的西方历史哲学家亦认为，历史不光为现在提供参考与借鉴，更为未来指明方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即是典型的代表，二者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均展望预言了未来，他们是近代的先知。中国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与刘基的《烧饼歌》，是中国先知预言的典型代表，只不过二者纯粹是预言而没有细节和推理，一如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不能称作历史著作。

现在西方的先知是精通历史的未来学家，所谓未来学家，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只有从过去中才能寻找到灵感和智慧。约翰.奈比斯特、阿尔温•托夫勒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他们缺乏深刻的哲学功底。

现在的中国，这种能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出现，我们迫切期待他们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