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问题

秦泽

摘选自《江村经济》最后一章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正如我已说明的，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甚至于这些也还是不够的。农村企业组织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目前的分析对那些低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改革者来说，是一个警告。

    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他们将失望地放弃传统的收入来源，正如纺织工业已经发生的那样。如果从衰败的家庭手工业解除出来的劳动力能用于其他活动，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必须认识到工业发展中，某些工业并不一定适合留在农村。但就目前来说，尚无新的职业代替旧职业，劳力的浪费将意味着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关于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已经尽可能地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甚至必要时将储备的粮食出售。看来，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一种是最后一种。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在现在这个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目前，由于地租没有保证，已经出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上海的投机企业危机反复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了。

    但是有一点，与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有关，必须在此加以强调。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尽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上述问题自从日本入侵以来并未消失。这种悲剧在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只有经历这场斗争，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建设起自己的国家。在斗争过程中，土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农民的痛苦，我们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才能有保证。现在日本入侵，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打破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的恶性循环。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它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秦泽

我想结合这篇文章，谈谈在我所知范围内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作者说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我要说中国的问题实在是农民饥饿的问题。作者曾在书中提到，农村是一个只支出消费但不盈利的初级市场，社会分工简单，基本没有多余储蓄。那么中国的城镇是如何建立的呢，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初级市场之上，城镇大户从农民那里盈利但不需要从农民那里消费，城镇平民依托城镇大户谋生。这一套经济体系所有能量来源就是土地，城镇的经济只是一种调剂分配。

日本电影《七武士》里描述农民的狡猾认为农民有许多积蓄，擅长欺骗。这大半是艺术的夸张，从农民的生产作业来看，小耕农业是属于一个没有积蓄的产业。首先是无法大规模种植，其次是赋税繁重，在民国的高利贷中居然有高达百分之65的高利贷借粮利息。然而农民擅长储蓄却是基于这种现实，善于储蓄正是因为没有储蓄，没有保障。

南京民国政府经历的晚清、北洋两之后，国内经济萧条，但改革却势在必行。一个矛盾随之而来，就如《江村经济》中提到的，开弦工村有很严重的佃农现象：就是手工业萧条之后，农民为了养活自己向城镇商人借款，但又无法偿还。结果只能以土地支付，而利用每年收获的粮食交租成为变相的农奴。而后的农村工厂改革面临的问题却还是资金不足以维持改革，因为改革不但是经济的改革，更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革，需要时间与金钱的成本，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这都是奢望。

论坛有一位友人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是必然的，这样才能搜刮出农民储存的物质以支持改革。《江村经济》中所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手工业萧条的背景下，当地有百分之70都负债，是佃农或者准佃农。而当时的学者恰恰认为正是北洋军阀混战，和南京政府的反共战争消耗了大量改革必须的物资。

战争是合理的这是不成立的

再说说共产党，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几年前那场运动，有一位运动领导人事后评论认为：这场运动就像一个饿急了的人看到了没熟甚至有毒的苹果，不吃会饿死，吃了也没有好下场。

一方面农业危机国家根本，改革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持。另一面，农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加之国际局势的变换、意识形态的左右引起的革命却在消耗改革需要的物资。

改革需要物资与时间，从物质上来看当时的中国经济萧条，而西方也是产能过剩急需要寻找消费国。中国的改革在物资上不足如果没有战乱的前提下就需要时间来弥补。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主要竞争者不是西方，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追求的是更细致的分工，消费和生产是平衡的，过度消费和生产与消费都是危险的，西方不但需要消费国，也需要产品供应国的，只要生产的产品品种不同。当时的最大竞争对手是刚刚完成改革的日本，日本与中国传统近似，也出口纺织品、茶叶。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和国际争端。

是的，日本人没有给中国时间，战争开始了。但是日本战败了，在废墟中建立的中国本来是最有的希望的：在东亚已经无所匹敌，也有足够的国际支援发展经济。但不幸的还是战争。我相信当时绝大多数有良知的学者都是满怀信心的。他们对于新中国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过去说了这么多，就说说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起步于洋务运动，经历了民国，然后是苏俄援华。我比较奇怪的是，中国城镇工业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消费市场，应该是萎缩的，那么新中国是如何保障其发展的？细想，或许这就是城乡双轨制度存在的关键：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下，产品无法销售，企业没有利润，那么工厂运作需要的物资只能依托于国家，而国家不会魔法，只有农民。这就是那饿死的三千万农民的贡献。

过去的事情说多了，有清算历史的嫌疑，那我们就说说现在，说说城乡合作，忘记不愉快，展望新未来。老实的说，我对中国城镇经济没有什么研究，半点都没有。有的只有自小生长的工业为零，农业艰难的农村。

到了现在，局势变了，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长年浪费在贫瘠土地上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奔向了沿海城市。没有改革物资？美国有，欧洲有，现在，只需要在工厂劳动一年，你不但可以养活一家人，还可以购买彩电、建新房，买新衣裳。我想这是80年代“盲流”们的幸福所在。

所以农村无力改革当地经济结构的问题转移到了沿海，依赖了出口，这是一个过程，或许是必须的，为了积累改革所需的物资。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几亿农民用一年365天乘以14或者16小时乘以20年不停创造的财富却没有用在农村经济与社会改革中。

农村依然一片萧条，或者更萧条，虽然水泥房建起来了，但水泥房不能生产。虽然中部乡镇的工商业发达了，但工商业也不创造的价值。能创造价值扥农田荒废了。如果有一天美国和欧洲破产了，中国也就破产了，而且是毁灭性的。

一场改革，一次转变经历了一百多年。用了无数的鲜血与汗水。现在，物资已经有，不必在为了生存互相仇恨。苹果已经熟了，饥饿的人可以吃个饱了。但好像又不是说的这么容易。除了物质无法支持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转变总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小农思想的力量，是专制的力量，即使堆积了能够改革几百次的财富，如果给一个农民，他只会用来置办宅子和田地，还有能够耕大片土地的几百头牛。而且他绝不允许家族内部有任何力量反对他挥霍，因为他是一个农民家长。

不是呆在田地里的就是农民，不呆在田地里而在政府机关、在工厂、在学校的农民才可怕。

依叶知秋

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才是专制主义的源泉

秦泽

再补充一下小农思想里“礼节性支出”在历史当权者里的例子

即使是现在，一般普通人家里所要支出的重大项目依然离不开礼节性支出，这就是中国独有的红白事铺张浪费。
颜回死的时候，颜父让孔子卖掉车辆给颜回办一个风光的葬礼，孔子回答说难道我是不痛惜颜回么？我乘坐马车只是为了维护礼仪。
  
北洋舰队因为慈禧修颐和园、办寿礼而战败，导致晚清与日本签订了赔偿白银2亿三千万白银的《马关条约》的案例大家都很清楚。

晚清过后是民国，1927年前的民国更是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礼节性支出。孙逸仙为了办铁路四处考察交友花费了几万元却一寸铁路未修，袁世凯为了贿赂各地军阀政要的数目恐怕是无从考证，但就宋教仁一人便是五万元，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要清楚的是，当时黄兴在南京留守就是因为军费不够导致革命军涣散，不少都去做了夺城掠地，杀人劫货的小军阀。

接下来再是曹锟贿选，第一次贿选每个议员五百元，失败。第二次每人五千，按当时的法律，每个省份有三至四个议员名额，即使贿选一半议员，这个贿选金额也不少于十万。

而一个有几百人口的小村改革需要的先期资金只需要一千元。

至今，北京奥运会也罢，广州亚运会也好，甚至一个深圳大运会动辄以千亿计。而有政协提议的医改需要几千亿的资金，官方的回答竟然是：没钱。

记得论坛曾有友人说中国王朝覆灭的原意之一就是财富没有有效的分配。一个王朝越富裕，便是它越危险的时刻，这是有道理的。王朝的富裕来源于农民的税负，王朝越富裕，是帝王家越富裕，以及他们的家奴们。在这些小农执政们看来，这么多的财富，一可以大修宫殿，二可默认贪腐犒劳下臣，三可捐赠友邦扬我朝威。但恰恰是这些撕裂了稳定社会，扩大了执政者与民众的鸿沟，让窃权者有机可趁。

各位能看出现在的执政阶层与我们古人帝王的不同么？

匿迹鲸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大家都学过了。物质是社会运动（无论是革命、改革还是战争）的基础，不是说战争是合理的、必须的，而是说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才能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而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依靠武力，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也。我们看到自清末以来，政权虚弱，所有的自我改革都无从实现，直到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相对强大统一的上层结构，中国才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真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始取得进展。而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土地战争则震荡了中国原本还处于近代化前的乡村社会。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可能。

以上不包括任何历史道德评价，热衷于此的朋友可绕行 [s:2]

匿迹鲸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这样的：先是通过民族民主革命粉碎了传统的上层政治结构（这一结构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然后通过社会革命涤荡了传统的社会下层结构（这一结构的历史更加久远），打碎旧结构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提供了可能（因为中国的传统较之西方相去甚远），在此基础上之所以出现强大的大一统国家（现代极权国家），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可谓一无所有，唯有这个极权国家能对外接受援助，对内强制搜刮，至此中国才算走完了现代化之路的前半段。这一切使得中国最终可以发动全盘西化的大规模改革开放运动，才有了不依靠暴力，渐进式改革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可能性。

秦泽

用武力打破的结构换来的是现在急需用武力打破的结构

如果历史是打碎了重建再打碎再重建，那么这种理论确实很符合中国的历走向，包括现在的。

中国物质上的现代化历程从来就是不是来自于武力终结旧的时代，而是依托于国际的走向。中国没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也被遮掩的很好，是什么阻碍了现代化进程，这种进程是否能用武力打破？武力搜刮的民脂民膏到底花销在何处？这都是有待考证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是因为晚清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实行改革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本息相加9亿两白银可以完成多少次百日维新？日本人依靠2.5亿的赔款发展出来了霸占东亚的军事力量。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几国银行借贷给中国的高额贷款最终有了何用处？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极权政党统一了中国有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共产党在延安差点给包饺子，苏俄亦在和KMT协商解散共产党，日本人和张学良跳出来拯救CCP，这个历史事件是属于打破何种社会结构？


人类的社会之所以还是丛林社会，不仅要从入侵者挖掘原因，更要看清被入侵者。美国人登上北美之后曾要求与印第安人分享土地，断然被印第安人拒绝。新教徒就拿起他们手中的枪柄篡取了土地。

如果要不做被剥夺者，就要从思想上革命，物质上革一万年的命，换来的终究是浑浑噩噩，就如同现在的鸟政府。据我这段时间的发现，CCP建国以后的许多政策都是模仿KMT时期，倒是有些是自创的，结果都是伤害黎民百姓的。

匿迹鲸

正是《辛丑条约》使得满清丧失了财政自主权，关税、盐税用来冲顶赔款。在这种情势下，任何大的改革措施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都实现不了。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百年动荡也并非教科书的凭空捏造。善后大借款、二十一条等都有此历史作为背景。当然也有当时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现实需要。

前面说了，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相去甚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必然是一转百转。在此种情势下，想毕其功于一役，或者仅依靠一个自上而下的自我拯救运动，来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的转型，是非常不现实的。历史的曲折在所难免。像意图解散CCP等都只是插曲。

如果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能够站稳脚跟，那么也确实没有CP啥事了。但历史的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国民党没有能力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它与中国广大的乡土社会相距太远，仅代表最新兴的沿海工商业利益和有限的江浙士绅集团，它的凝聚力也太差，无法实现全国性的有效动员。即便没有CP，它也可能在战后的迅速腐化中走向分裂。CCP在乡村发动的社会改造运动是中国彻底摆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所必不可少的。

匿迹鲸

我曾劝你们看央视的《辛亥革命》 [s:2]
在最后，有一段孙中山与黄兴的激烈辩论，然后他们分道扬镳了。孙先生强调以往革命的教训，认为必须建立铁的革命队伍，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铁的革命纪律，而黄大元帅更喜欢以往的志愿者同盟的形式，认为孙的专制革命党只会走向当初革命目标的反面。对于这一段的处理，导演并没有去扬谁褒谁，而是把它呈现出来，让观众自己判断。幼稚的儿子问道：他俩谁说的对？老婆说，孙是对的，革命就得有坚强的领导。我发觉自己不可能反驳她，因为这显然是事实。我只是强调了下，黄兴的退出实际上成全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使他得以从未深陷丑恶的政治中。

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粉碎原有的上层建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更艰巨的是改造整个社会结构。此时，“道德政治”让位于“技术政治”已经是必须的了。此后拼的就是谁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有效率，那谁就能主导中国革命。

秦泽

恰恰相反，追求思想变革才是技术变革的前提，暴力革命只是思想变革的延续。

但在中国比较离奇的是，暴力先行，思想再后，结果思想再也跟不上。中国人迷信暴力，因为这简单，直接，见效快，就像西药一样猛烈，却忘了这是有副作用的。

我并不认为KMT没有能力兼并中国是什么坏事，需要认清一个基本事实。一般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变过程之中，除了苏俄这样的禽兽之国，欧洲列国的工业革命的对外入侵主要是寻求贸易。因此暴力也主要对外。一般专制、极权、落后的国家的才对本国使用暴力。而且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不仅说明了大一统的脆弱性，还说明了中国本身就不适合中央集权大一统。

换句话说，一些人可以压迫一些人，压迫者却告诉被压迫者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要顾全大局。结果到了现在，还是顾全大局，总之牺牲的是民众，得利的小部分人，究竟这个大局是谁的大局，是上帝的大局？

另外各国工业革命所需的物质储备，都是来自于自然资源，欧洲列国资源贫瘠所以殖民非洲南美。而中国却又不同，中国本身就是个大国，自然资源丰富，所稀缺的不是一个用武力来搜刮民脂民膏挥霍奢侈的专制政府，而是需要一个廉洁、谨慎的政府。所以暴力搜刮民脂民膏为变革做物质储备是站不住脚的。

在一个国家内，如果需要用武力搜刮民间物质，这就说明，这个国家是靠不住的。这个国家内部的关系不是国内的关系，而是像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没有人需要自我牺牲去贡献另外一群人。人活着就应当争取自我生存的权利。所以更应该反抗这样的政权，建立地方自治。用英国一位学者的观点说：没有任何阶层亏欠别的阶层，任何人都要努力争取自由平等幸福。

所谓唯物论，为各种极权专制做解释，否定了人的作用。需知，历史是为人服务，这个人不是未来的人，是当下的人。如果有人回去民国，告诉当时的国民：你们的希望与努力是白费的，你们是历史的悲剧。那么会不会也有那么一群人来告诉我们：你们是历史的过程，你们的不幸和悲剧是注定的。那么我们究竟为何而活？为了历史的进程而活？

历史有的它的必然性，因为历史中的人没有理性、如果思想独立，开启民智，就没有这样所谓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