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

黑衣大食

　内容提要：本文对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问题作重新探讨。通过该书的起草者陶希圣档案文本、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中共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三、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1943年出版的、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有如下定论：蒋介石推出这部书的动机，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目的是想挑起新内战。[1]

　　在审视这一结论的推导过程中，笔者发现结论背后的许多历史因素被简单化了，多数研究成果沿袭以往“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深入讨论处于中外政治风云中的蒋介石的思想、心路变化因素，以及与此纠葛不清、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之纷争等多方面的情势。因此，关于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的问题，值得重新探讨。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中国之命运》初稿撰写、并负责校订出版的陶希圣档案记录、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在历史细节上下功夫，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中共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三、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大陆史学者几乎众口一词：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何以出现这个定论？笔者放下一节解答，我们先来分析蒋介石本人的写书宗旨，再来推导蒋介石撰著的真实动机所在。

　　首先看当事人陶希圣是怎么讲的：

　　“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2]

　　为此，陶希圣还特意作了解释，他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出于蒋介石的两段训词。第一段训词指的是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这一场面，他说：“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3]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蒋介石声明道：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4]

　　第二段训词指的是次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正式签字时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5]

　　陶希圣强调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就是上述两段训词。”[6]从内容上看，两段训词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关。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陶的陈述难免有党派倾向，但他说出了撰写此书的历史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次日，中国即对日本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遂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战略伙伴，甚至是心腹盟友。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开始跻身世界四强地位，美、英允诺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但蒋介石坚持战后废约与中国现有国际地位不相符，美、英应当在战时就放弃在华特权。恢复中国在国际的自由平等，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

　　从当时蒋介石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废约愿望之迫切和强烈：

　　1942年3月，蒋介石不满外交部向盟国提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言论，蒋借助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国内新闻舆论界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文章谴责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宋美龄要求那些以抗战名义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班门”滚回英国。文章措辞尖锐，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同情中国的舆论潮流，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从4月起，华盛顿和伦敦为放弃对华特权一事频频商议。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外交部，现在是采取确切步骤的最好时机。

　　9月2日，蒋介石为促成和华盛顿速订新约之事，派魏道明替换对谈判“不甚热心”的胡适接任驻美大使。[7]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8]蒋介石并亲自草拟交涉要点，要求美方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表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意向，带头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 [9]同一天，蒋授意陈布雷撰拟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10]6日，魏道明向罗尔斯呈递有关废约内容的国书。7日，宋子文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不同意，迭电相催：“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11]

　　使蒋介石深感意外的是，没等宋子文开口，美国国务卿赫尔于9日正式通知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12]之前，美国政府曾于3日通知英国外交部，定于9日美、英两国分别发布。

　　就在这一天，美、英两国正式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13]并于10月10日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之际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外长魏道明宣称：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新时代。[14]

　　翻检以上的国际外交变故，我们才能体会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15]蒋介石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

　　“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近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16]

　　蒋介石激动地表示他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动，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欣慰之感情”。行文至此，笔者也就理解黄仁宇说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17]就在这一天，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专此为美国特别于中国国庆日鸣自由钟向罗斯福致谢，并进一步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权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1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找来陶希圣商议撰写一部书，目的“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19]

　　以上主要是陶希圣的叙述。蒋介石本人也记载有他写此书之目的，就在蒋与陶商量撰写《中国之命运》一周后的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20]

　　从中看出，藉着“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不久，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反复强调民众心理改造的重要性：“战时的生活没有能厉行，新生活的信条还不能普及，国家总动员令的法令还不能贯彻，经济管制的办法更没有普遍实施”，要求“纠正一切缺点，彻底革新生活”。[21]

　　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努力争取下，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特权。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及此，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治外法权、租界、内河航行权、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权、洋员管理海关行政权，北平使馆区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线外国驻兵权，一一取消”。[22]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23]

　　对于中国人来说，取消西方列强近百年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其意义之重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可见一斑：

　　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6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24]

　　诚然，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分不开。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其宗旨和原则都是强调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禁止使用武力，这就为蒋介石一再倡议废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陶希圣叙述的蒋介石两段训词都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台密切相关，蒋介石发表第一段训词后，即找陶希圣商谈撰书一事。第二次训词时，正是蒋介石反复修订书稿之时。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撰写《中国之命运》时，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占据颇多篇幅。

　　当时书稿在党内高层征求意见时，被批评最多的也是关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他们认为此时批评友邦，有损心腹盟友关系。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就不无担心地认为：“书中指摘英美俄过去对华政策部分，深以其有伤友邦感情为虑。”[25]面对诸多批评，蒋介石不为所动。据时在侍从室的唐纵言：

　　“《中国之命运》一书，外间批评颇多。最多数的人，认为不平等条约业已取消，何必再责备和得罪英国人。有一次军事会报，何总长、白副总长提到此事，委座云，我正为此而写，你们军人，不应怕得罪外国人。”[26]

　　陶希圣解释说：

　　“委员长认为中国百年国家积弱之势与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都是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尤其是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目的。现在不平等条约由于革命抗战之坚贞奋斗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而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今后的根本课题。因而本书不能不追述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实况，与我们为国家平等自由而革命抗战的经过。倘如删去这些章节，那就是全书失其意义了。”[27]

　　蒋介石十分看重废除不平等条约，蒋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全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1934年5月11日，蒋在日记写道：“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收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28]蒋介石誓言要洗雪百年民族耻辱。

　　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蒋介石看来，为要救国，就须反帝。“蒋著的这点意思，国民党高层的相当部分人士始终没有读懂”。[29]

　　1942年11月17日，就在与美、英讨论重订平等合作新约之时，蒋介石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灭任何帝国主义》一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消弭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30]西方观察家认为蒋介石有一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幻想。早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新政府主要外交目标。次年，推行“改订新约，收回利权”。1929年，还未站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匆忙宣布该年是废除治外法权之年。虽然阻力重重，南京政府仍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1930年1月，取消列强治外法权的谈判进入与各国会商阶段，后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停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首篇里赫然声明：（国父）“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直接涉及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就占了三章。费正清说过：“该书为庆祝1943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31]邓野也说过：“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32]邓野并再次强调：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33]

　　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十分强调民族自尊，蒋认为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34]在发展和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用人而不被人用。[35]全书甚至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被毕仰高称为，它的“反帝国主义染有盲目爱国主义的色彩”。[36]美国驻中国代办艾哲逊（G. Atcheson）就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持批评态度，指有排外偏见。

　　因此，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多万册并成为国民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英译本也一再推迟出版，“如译成英文须摘由意译，删略一切刺激外人之语，盖是书在供国内青年阅读，主旨原不在对外也”。[37]1946年1月份，美国六位国会议员提出要国务院自己翻译这本书，却遭到重庆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文件。

　　过去，因国共两党纷争，民国史往往被人为裁为两节，两边都有自我设限，以致我们读史需作常识性补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蒋介石的思想逻辑、心路历程来看，引发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最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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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共宣战书”论断符合史实吗？

　　那么，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为何一直沿用蒋介石出书动机“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等观点呢？[38]这一论断是怎么出台的，是否符合史实？

　　笔者发现，这一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当年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运动中的一句关键词，提出者是被授意批判《中国之命运》的陈伯达。他在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39]陈文是当年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还专门印了单行本广为散发。为写此文，陈伯达全情投入，写到激动处，陈可谓“笔泪俱下”。陈伯达不无得意地说：“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他还借用李六如的话形象地概括道：这本书甚至“顶了几个师的力量”。[40]

　　翻查史载，陈伯达的话显然夸大了。陈伯达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21日，此时，已是胡宗南部队撤出陕南的第11天、蒋介石公开声明对边区“无进攻之意”的第10天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退却阶段，何来“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果《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宣战书”，“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动员令”，按常理，书甫一出版当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而不是搁置四个月后才组织批判。

　　那么，这几个月时间里，国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深入一层分析。

　　从1942年下半年—1943年上半年，也就是《中国之命运》推出前后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并未出现剑拔弩张情形，相反是双方频频往来的和谈时期，当时双方都希望将国共问题纳入政治解决轨道。两党出现这种新思维，主因是世界出现变局。

　　在中共一方。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无瑕东顾，延安失去国际支持。同时，莫斯科希望共产党支持国民政府积极抗战，以解除东线之忧。面对新局势，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意识到，随着苏联和美、英结盟，世界大势为之一变，战后的国际格局将出现一种妥协局面，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需作重新调整，做长期合作的打算。

　　在国民党一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盟友，连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立即致电蒋介石：“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41]美、英的支持，令孤身抗日苦撑近5年的蒋介石突然有了“绝处逢生”的慨叹，他先前曾预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42]这一天终于到来。借助外部特别是大国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43]

　　现在，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正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迈向世界四强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未有如此之崇高。陶希圣感慨地说：“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42—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之年。[44]1942年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最高统帅之后，第一次成为国际头面人物。这年的6月1日，蒋介石的肖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个人声望逐渐高涨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他的威胁在消减。在这种背景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和谈方式，应该说，受莫斯科指示的中共一方更加主动。

　　1942年1月，在苏联养病的林彪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曾是黄埔四期生的林彪特意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校长蒋介石报到，并大谈特谈国共合作，甚至主张国共合作建国。[45]蒋介石留意到他的学生林彪回国后，中共随即在政治上停止进攻，双方的军事摩擦顿减，两党关系明显缓和。

　　5月，苏联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再次呼吁中共采取行动。6月15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46] 7月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问题。中共随即在发表的“七七宣言”中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谈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47]

　　国民党方作积极回应。7月1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周恩来提出妨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肯定国共谈判之事。8月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来，提出“国内的问题应好好解决”，甚至提出希望一周后去西安会晤毛泽东。[48]

　　毛泽东获悉也表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 [49]毛泽东并在他本人修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中指出：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50]但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摸不清蒋介石急切见毛的意图，担心蒋对毛不利，只派出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特别向蒋介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今后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51]林彪还说道，“中共虽奉共产主义，但绝不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行之中国。……盼于委座（蒋）领导之下，奠立巩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52]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仍对亲自见蒋谈判一事深感兴趣，但一再遭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53]对此，中共认为“这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是“时局好转的开始”，即使国民党“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54]毛泽东还于12月1日，写了一封缄件给蒋介石，内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进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55]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发表谈话，表示：“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同感”。并声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56]14日，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关系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

　　由于中共的积极回应，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时，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解决两党统一团结问题，希望真团结，不是政治手段。蒋介石甚至声称：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让中共吃亏。[57]林彪也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精神。

　　次年3月28日，何应钦明白无误地告诉周、林：国共两党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敌人一贯政策，是以华制华，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是我们内部不能团结，如果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将来只有同归于尽。[58]周表示同意，林也说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彻底合作。这一时期，两党对于合作问题的态度均是积极的。

　　这段你唱我和时期，正是蒋介石酝酿、写作、修订和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如果说，蒋介石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谋划撰写一部意在掀起反共高潮的“宣战书”，于逻辑和情理都说不通，更何况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蒋介石“内讧”。美、英为共同对日，多次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就会削减租借法案中的对华军事援助。史迪威甚至威胁，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在重庆政府看来，美、英、苏三大盟友都不好得罪，重视“国际之地位”的蒋介石要保持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维持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是必须的。

　　虽然，作为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预设，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59]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60]此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也就不再提“反共高潮即到”言论，反而致电周恩来：“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61]

　　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如何与“反共高潮”沾上边的？

　　陈伯达说，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延安也很快看到了”。但中共这段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整风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重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当时重庆《中央周刊》杂志组织的“《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活动，熙熙攘攘地发表了300多篇文章的时候，延安也没有动静。至少到6月2日止，中共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内容，“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情”。[62]

　　为统一全党思想、方针和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国之命运》尽管被捧为“领袖经典”，在大后方红极一时，却委实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中共反而频频向国民党示好，为保持和谈气氛，中共还致电告诫周恩来，“如我们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有任何足以引起国民党借口之秘密协定，在目前都是不妥当的。”[63] 6月1日，毛泽东还致电前线的彭德怀，“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64]应该说，双方对和谈都怀有诚意。

　　这也意味着，《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为何到了7月下旬，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会出现180度的转变？

　　导致国共关系趋向恶化的诱因是5月22日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是共产国际移植中国的“傀儡”，不是中国土壤里生根成长起来的，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无关，也即是与国情无关。自称是反共的“先知先觉”的蒋介石，早年就反对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认为中国革命无需“舶来品”，必须独立自主。

　　而且，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美国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共产国际是在美国特使戴维斯出使莫斯科期间突然宣布解散的。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以及各国共产党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在5月25日日记写道：“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65]

　　次日，蒋又写道：“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66]蒋介石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种固定看法，他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将是中国“最后、最大之敌”。[67]共产国际解散不久，蒋介石在5月31日《本月反省记》云：

　　“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68]

　　蒋介石虽然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但如何转变为对内政策仍十分谨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戒备之心，和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蒋介石明白，国共终不可能和衷共济。中共问题的解决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九一八事变”前，蒋的方针是，“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事变后虽改为“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但双方时有摩擦。现在碍于国内外舆论，尤其国际舆论，蒋不敢过于明目张胆。

　　在共产国际解散的第三天，蒋介石仍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69]事实上，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国民党也一直克制，并没有在党报《中央日报》上置评一词，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的态度是“大题小作”。[70]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有部署。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71]同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

　　6月10日，周恩来、林彪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前夕，蒋介石覆缄毛泽东，内称：“兹承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会晤，尤为欣慰。”[72]这也是蒋对之前毛泽东给他函件中表示“聆教”的客气回覆，蒋邀毛到重庆会晤。此时，双方谈判虽无成果，但谈判大门仍没关闭。

　　6月1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之命运》一书。毛说，该书出版后，蒋介石转好的可能性很小。[73]显然，这句话里含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一种失望态度，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和谈重被搁置，毛感到不满。但此时的毛泽东，锋藏不露，势引不发。

　　将“中共问题”紧张化的是“戴笠方案”的提出。6月中，戴笠提出“解决中共问题”方案，其目的是“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目标，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74]也即是两手抓问题，胡宗南布防16个师边区南部，正是要对延安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虽然萌生反击中共意图，但最终没有迈出诉之武力一步。7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致电美国务卿，传递了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不希望由于进攻共产党，被世人冠以挑起中国内战的头衔。面对美国人的一再疑心，蒋介石不得不表明这一姿态。

　　因此，蒋介石虽命胡宗南大兵压境边区，也只是希望“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最终意图还是希望能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当6月29日胡宗南已将3个军团16个师部署完毕，请求“收复陕北地区”，并称一周内可完成进攻计划时，蒋仍按兵不动：“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75]蒋介石明白“紧事三分输”的道理，不敢贸然行动。

　　虽然毛泽东认为早已预计的“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到来，但毛判断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国共开战，有一细节可看出延安的“镇定自如”：重兵压境之下，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76]这些细节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方针，号召“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77]

　　正如毛泽东所料，在内外因素迫使下，7月10日，蒋介石果然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之意。杨奎松分析说，“蒋之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78]这一论点是符合事实的。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中央对于中共，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外，应采取宽大为怀的一贯方针”，对于中共内部问题，“中央决无干涉之意，更无强制之事”。[79]蒋介石以为可将中共容纳进一种政治结构之中，实现他所谓的“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词，主要是出于一种党派斗争、政治宣传的意识形态用语，未必是中肯之言，甚至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就在陈文发表的前几天，也即是胡宗南撤兵的第二天，毛泽东分别致电彭德怀、董必武就说过：“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迅速破产。”[80]总不会打败了“反动派的进攻”才来批判“宣战书”吧？此后蒋介石虽仍有剿共意识，但终未付诸行动。按照杨天石说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更谈不上所谓“高”。[81]政治使历史记忆断层，时至今天，我们如果仍是沿用当年的政治宣传话语，未免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不符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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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7月下旬胡宗南大军撤离后，才突然把《中国之命运》作为“反共宣战书”大张旗鼓地进行大批判呢？主因有三：

　　（一）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和谈被搁置。

　　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不久，国民党16个师布防边区南部。这都使毛泽东大为不快，认为蒋介石让周恩来、林彪回延，继则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82]毛泽东的“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的愿望可能落空。

　　本来，作为一种战略预设，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83]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84]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不再提“第三次反共高潮”言论。

　　但是，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和谈搁置，重庆政府不仅发起军事攻势，政治攻势也相随而至。在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的鼓动下，6月到7月间，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应同共产国际一起解散，将军令和政令统一到国民政府之下。就连毛泽东的同乡、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样观点：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85]

　　这种直言中共地方政权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泽东最为羞恼和不能接受的。毛泽东马上将此与《中国之命运》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搞“武装割据”言论联系起来，认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

　　（二）批判《中国之命运》与中共安内的延安整风运动相呼应。

　　1943年，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进行了一年多、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迷信的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从容、主动地处理国共关系提供条件。这一年，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毛泽东均确立了党内的领导地位。3月，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两个要职，握有党内“最后决定之权”。

　　这一年，按照陶希圣说法，是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的一年。由王稼祥率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概念，被确定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誉为“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成为共产党人整风必读文件。[86]

　　5月，历史的机缘又使毛泽东摆脱了共产国际多年来的直接领导。对毛泽东权力有制约的共产国际之终结，受到毛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并作出“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的决定。[87]毛泽东在会上不客气地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88]“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89]此后，由毛泽东所长期担任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开始与党内最高权力划上等号。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再是一个地区支部，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革命党。早在共产国际解散前的1939年5月，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90]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历练，中共在理论和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91]毛泽东要趁国民党军事威胁解除、当时的国际舆论于己有利之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民主”间隙，组织人马对这部“领袖著作”进行抨击和批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92]

　　毛泽东说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即批判《中国之命运》与延安整风运动互为呼应。首先，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反对和清算王明路线。在毛泽东看来，王明错误之一，是听信蒋介石，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越是对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批判，就越能肃清王明路线余毒。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清除党内残余的亲苏分子。

　　8月5日，在批判《中国之命运》高潮时，毛泽东以中共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批判王明“蒋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的右倾论调，并声称，“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是“蒋介石的应声虫”。[93]以致后来延安甚至出现“王明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的过激言论。多年后，在整风运动没整过人的林彪也私下说过，毛泽东“对王（明）斗绝了”。[94]

　　其次，批判《中国之命运》也配合了延安整风中的深挖国民党特务“反奸”任务。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95]7月15日，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康生在这一天作了著名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从此，审干运动进入群众性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实质是捕抓国民党特务。当时曾想自杀的刘白羽回忆说：“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96]“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97]这一天，被延安的知识分子称为“黑色的七月十五”。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98]顿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8月22日，毛泽东满意地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陶希圣未能悟出毛泽东所指的“反动派”语带双关。面对中共有备而来的进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陶希圣“适逢其时”地承受中共大批判。正当陶自己感到“犹不胜其遍体鳞伤之苦”时，他没料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也正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恐惧之中。

　　革命的张力和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内部，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约有300人，被打成特务的竟有267人。[99]据弗拉基米若夫的观察：“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00]这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据高华研究，光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就连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的副总编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学委委员。[101]7月16日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很快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红旗党”。[102]就连周本人，也被指责为“教条经验宗派”代表人物之一。[103]据统计，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104]“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105]重读历史，一读一惊心。

　　毛泽东要在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改组，使得全党上下一致，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抗战后人民革命斗争夺取胜利的需要。如徐中约所言：“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人民革命最后胜利的种子。”[106]，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期间，也即是从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为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与反对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交织进行，会议清算十年内战后期的王明路线问题，毛泽东当年发牢骚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情形不复出现。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进入克敌制胜阶段。延安整风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因此，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必然遭到对手批判，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三）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莫斯科态度转变有关。

　　1943年前后，东线之忧略减的苏联忙于对德作战，中苏关系趋于冷淡甚至恶化。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扭转期。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开始在国际与国内受到各种诬蔑与打击”。[107]从1943年7月起，莫斯科开始批评重庆政府，利用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莫斯科《红星报》发表有关中日战争的专文。在陶希圣看来，作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抗战的光荣都加到中共身上，而对国民政府不赞一词”。8月8日，“莫斯科发出了围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号，那就是《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诬指国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 [108]

　　一直留意国际动态的陶希圣认为莫斯科对重庆政府态度转变与它战后格局的安排意图有关，“史达林的战后计划是在大战中间安排战后的世局。……亚洲方面，他以中华民国为第一个目标，要掠取中华民国长期抗战的战果，并控制中国战场作为其征服亚洲扰乱世界的基地”。[109]陶希圣认为大战结束之后，苏俄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华民国。

　　蒋介石一直怀疑“中共最近悖乱挑战”是“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意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110]蒋介石认为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蒋说，苏“迫盛（世才——引者注）签订之‘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犹有过之”。[111]

　　苏联的对华政策，目标始终是确保其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1941年，美国与重庆政府结成盟友后，苏联立即削减对华援助。至于苏联之前的对华援助，在蒋介石看来，主要是为加强苏联面对日本威胁时的安全。1943年夏秋，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展开战略反攻，盟军胜利，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亚洲有一强国与苏平起平坐。

　　这年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四强宣言》时，斯大林断然反对中国加入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机构，认为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罗斯福则针锋相对，决心要中国加入世界四强。罗斯福这一打算，一来加强中国的力量以最终打败日本，二来战后国民政府可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屏障。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表示：“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流会。”由于美国态度强硬，反复无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让步。[112]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由此奠定。这是后话。

　　对于《中国之命运》遭攻击一事，陶希圣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1942 -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同时又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受到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围攻的开端”。所谓“顶点”则意味着开始走下坡路。陶希圣似乎透过两党纷争的硝烟，看到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即将发生变化的端倪。

　　就在这一年，世界大战格局发生转变，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之战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经中途岛之战、所罗门岛之战后，日本海空军节节败退，美军转入反攻，开始收复南太平洋群岛，同盟国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领袖都在为战后作准备，对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凸显两党领袖都在激烈地争夺民心，他们心照不宣地关注着同一个问题——未来天下。

　　毛泽东一开始将《中国之命运》当作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来批判，是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为中共在舆论上争取民心。应该说，争取一个怎样的抗战结果来安排未来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两党领袖不约而同考虑的问题，他们为此各自展开其文韬武略。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个人威望最顶峰之时，展望抗战未来而提出的一套系统的建国方略。时《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称：“这部大著中，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113]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称：“这是主宰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的启示”。[114]蒋介石是为他在中国战后的地位作准备，蒋介石凭借日本入侵导致民族危机产生的民众向心力，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口号，激发中国人在外敌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树立其领袖权威。

　　而毛泽东1940年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两党领袖的两本著作，虽然同是关注着中国的未来，走的却是绝然对立的两条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有段话很能说出毛泽东的想法，邓发说：“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115]相形之下，《中国之命运》在青年学生当中，“是一个可怜的竞争者”。[116]彭德怀也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被党内奉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117]毛泽东甚至也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118]只是邓发和彭德怀都未曾预料到，1949年中共建国革命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却逐渐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绝不轻视对手的《中国之命运》，国共论争停止以后，毛泽东在关键场合仍不时提到《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4年10月，毛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文中，两处提及该书。在被称为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标题。毛泽东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1948年12月25日淮海战役结束前夕，中共通过新华社颁布战犯名单，文人陶希圣被列为第41号战犯，“国人皆曰可杀者”。这多少与陶参与这本书籍的起草有关。

　　在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但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结果之上。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远没有毛泽东敏锐。早在抗战初期，毛已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1937年8月两党统一战线刚形成，毛泽东就提出：在联合抗战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119]邓野解释说：“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120]

　　这两者的主次关系随着战争进程而转化。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自以为看到这点，他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121]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格局将决定结局，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欲利用抗战后期两党力量的变化，争取实行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

　　从以陶希圣为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回应中共批判来看，国民党的党治文化的权威主义扩展功能在消减。1943年是重庆政府内政与外交纠缠的一年。1944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基础随着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动摇，在蒋介石看来，“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这也是中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国家政权再分配的政治要求。

　　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44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力量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毛说：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中共已有夺取大城市的条件。刘少奇紧随着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张闻天甚至说：“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122]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水平线上重新打量对手。当时到延安考察的史迪威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123]

　　逐渐壮大队伍的中共意气风发。相形之下，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长期的战争消耗，以一个农业国应付一场现代战争的国民政府，不可必免地走向衰竭。战时寅吃卯粮的财政状况逐年恶化，1944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仅是1937年的五分之一。[124]为使战局撑下去，唯有饮鸠止渴，结果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45年的物价竟是1936年的1631.6倍。[125]战争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惊人，从掌握的数字而言，仅是银行金银、产业以及交通设备，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8年抗战的损失已达313亿美元。[126]战争对整个国家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破坏史无前例：“中国先后征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四千八百八十亿美元。”[127]蒋介石遇到他当政时期最严重的危机。

　　古人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权统治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是急景凋年，国民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没效率的政府之一。这正是蒋介石之所以推出《中国之命运》所担心的，也正是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目的所在。

　　世事如棋局。如毛泽东所预料，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128]毛泽东还告诫党内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129]这一年时局的变化，预示着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毛泽东心里，答案逐渐清晰。

黑衣大食

　　注释：

　　[1] 参见何虎生：《蒋介石传》（中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第499、502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第822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程舒伟等著：《蒋介石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2]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3]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4]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

　　[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8]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523页。

　　[9] 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0页。

　　[11] 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

　　[12]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1-942页。

　　[13] 陈立文：《抗战期间中国争取国际地位之努力论文集》，第59-60页，参见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

　　[15] 《蒋介石日记》（10月10日），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16]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17]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18] 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943。

　　[19]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0]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21]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1013页。

　　[2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23] 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24] 《时代》周刊，1943年7月12日，见李辉《封面中国》，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25] 《王世杰日记》，1943年3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26]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27]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28]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5月3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29]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收录于邓野：《民国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

　　[3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61-962页。

　　[3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32]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3]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页。

　　[34] 《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47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35] 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348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6页。

　　[36] 毕仰高：《中国革命的根源（1915-1949》，第129页。

　　[37]《王世杰日记》，1943年3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38] 见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39]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页。

　　[40] 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页。

　　[4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89页。

　　[42]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43] 1936年6月，蒋介石与李滋罗斯谈话时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6页。

　　[44]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2页。

　　[45]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3页。

　　[46]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6页。

　　[4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48] 《周恩来关于蒋欲约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49] 《毛泽东关于见蒋为改善国共根本关系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3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50] 《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1942年8月15日），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23页。

　　[51] 《周恩来关于林彪见蒋经过的报告》（1942年10月27日），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

　　[5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479页。

　　[5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793-794页。

　　[54]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

　　[55]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56]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73页。

　　[57]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3-475页。

　　[58]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1页。

　　[59]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做时局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60]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61]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62]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63]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8页。

　　[64]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6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5日。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66]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67]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3月7日，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2页。

　　[6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9页。

　　[69] 《王世杰日记》（第4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78页。

　　[70]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71]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3页。

　　[7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见[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73] 张树军等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74]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2页。

　　[75]《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76]《王恩茂日记》（1943年7月13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77]《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

　　[78]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8页。

　　[79]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1页。

　　[80]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4页。

　　[81]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7页。

　　[82] 《毛泽东于7月13日发给彭德怀和中央各局电文》，参见《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3页。

　　[83]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做时局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页。

　　[84]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1页。

　　[85] 何家干：《乱世书生左舜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年6月29日，B39。

　　[8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8-440页。

　　[88] 《伊里切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5月31日），见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89]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90]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

　　[91]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见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92] 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93] [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94]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香港），1994年3月号。

　　[9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7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5页。

　　[96] 刘白羽：《心灵的历程》，见《刘白羽文集》第9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73-374页。

　　[97] L.H及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见[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98] 《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8页。

　　[99]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100] 弗拉基米若夫8月21日日记，参见[苏]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55-156页。

　　[10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4页。

　　[10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103] 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104]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105]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

　　[106]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74页。

　　[107]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8]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页。

　　[109]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2页。

　　[110]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111]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11日），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

　　[112]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5-346页。

　　[113]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194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页。

　　[114]《张治中对青年播讲〈中国命运与中国青年〉》，《新华日报》1943年2月9日。

　　[115] 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残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7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6] [美]费正清：《东亚：现代的转变》，第713页。

　　[117] 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第1页。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

　　[118]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大会上的讲话》，见王建朗等著：《中国近代通史》（抗日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5页。

　　[1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120]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2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页。

　　[122] 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123] John S.Service，162.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0页。

　　[124] [荷]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三联书店，2007年，第389页。

　　[125] 虞和平：《抗战时期后方的金融、财政及其投资》，载朱荫贵等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62页。

　　[126]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

　　[12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2页。

　　[12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6月5日），见张树军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129] 1945年5月5日《中央日报》社论。




　　（李杨，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长。原文部分内容刊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09年第5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