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日本史

历史的沉思

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很快被提升为内务卿，实际上就是日本的首相。作为一个政治名人，伊藤博文的压力是很大的。虽然西南战争以政府胜利告终，但全国各地对当局不满的人依然不见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客观的说，岛田刺客的斩妖状写得还是符合当时日本情况的。明治政府是长州和萨摩一手扶植起来的，天皇本来就没什么权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强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藩伐政治”。

登上朝廷的长萨官员们都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萨摩官员任人唯亲、徇情枉法的事情屡见不鲜。日本人民对政府越来越不满，发展了各种邪教和非邪教组织要求自由和民权。

外界的反抗伊藤博文还能勉强镇压，但内部的骚乱差点让他气的休克。

明治11年（1878年）8月23日，夜晚。东京竹桥（现千代田北）近卫炮兵营。队长宇都宫茂敏和深泽巳吉在睡梦中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俩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冰冷的战刀已经斩断了喉咙。紧接着，200多名近卫炮兵和陆军在军营里放了一把大火，映红了东京的天际。

这拨儿军队非常有组织有纪律，这边火烧的正旺，那边又有90个军士拖着大炮跑到大隈重信家门口放了几下，然后，向当时的临时皇宫赤坂挺近。

陆军卿山县有朋其实事先听到了一些风声，但压根没放在心上。这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正在熟睡，突然听到炮响，知道出大事了，一个鲤鱼打听蹦起来，胡乱套了件衣裳、从桌子上随便拿起别人的“中尉”军帽套在头上，带着军士们就往临时皇宫跑去。

那些反叛的兵士们还真是实心眼，他们真心实意地希望天皇大人能给自己做主，所以看见政府军队来了，压根也没反抗，乖乖的束手就擒。

山县有朋看着闹事的兵士勃然大怒，下令将带头的55个人枪毙示众，其它跟着凑热闹的也都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场叛乱的起因在于日本军队里的贫富分化太严重。当时，被杀死的宇都宫每月工资是100日元，而最下级的炮兵只能拿到2日元30钱。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一个下级炮兵的薪水还没有一个民工的多。

竹桥事件给了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很大的打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天皇身边的近卫军会窝里反。山县有朋痛定思痛，很快颁布了著名的《军人训诫》，要求日本军队要绝对忠诚、绝对勇敢、绝对服从。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日本军士们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一种极端忠诚的影子开始笼罩军队。

历史的沉思

我知道，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更容易让人驻足观看，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还有很多人，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点燃了日本的革新之路。但是，如果我们只摘选最精彩的经历、最危险的遭遇来描述这段历史的话，多少会显得以偏概全，今天，我尝试着用一种更宏大的视角来审视日本187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当然，和我们之前讲的故事还是一脉相承的。

研读日本历史你会发现，一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水平。明治革新之前，日本各种学校遍地开花，推动倒幕成功的武士精英们各个文武兼备。明治政府成立之后，更是把国民教育放在了改革的首要位置。1872年，政府开始推行4年义务教育，无论男孩女孩都要上学读书。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在村中无家不入学，在家中无人不读书”，掀起了全民读书的热潮。后来，岩仓师徒四人从西天回来之后，更是大力推广法国、美国式的教育体制，设立中小学和大学，然后采取跟征兵制类似的方式把上学读书当成国民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更加可贵的是，日本政府给学校做了开放的定位，要求学生“实务学习”、“独立思考”，特别是后一点，今天的中国大学里还没有被当作宗旨贯彻、延续。

不过新的事物总是会被人批评。最先向义务教育开炮的是思想家会泽政志斋，这哥们说，日本农民们都是愚民，你让他们识字、读书，他们会被外国的传教士蛊惑，最后成为日奸。木户孝允指责他逻辑混乱，他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愚民，让更多的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至于被外国人蛊惑，越是没文化才越容易被人利用。

说得很对。

不过，明治时期推广的义务教育也并非没有缺陷，比如政府规定，男生和女生学习的目的不同。男孩子上学是要富国强兵，服务大众；女子学习的目的则是要担任贤妻良母。

怪不得日本女人的温柔享誉全世界，原来都是科班出身的家庭主妇。

义务教育最重要的标志其实是孩子们可以免费上学（这点在中国被改良）。所以，日本政府规定地方增加一定比例的赋税，这也导致了很多人的不满。比如鳏寡孤独的老头老太太压根没机会上学（老年大学还没有），但是还要交税，这就引发了很多老头老太太和没儿没女者的不满，这些人团结起来到处捣毁学校，整个1870年代，有2000多个学校被国民捣毁，占全国学校数目的1/10。不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上学、读书的重要性，更是把读书当作向天皇效忠应尽的责任，所以到了19世纪末期，日本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5%左右，不知道今天中国这个数字是怎样的。

教育被明治政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的，还有女人。

欧美人刚刚进入日本的时候，最让这些东方人受不了的就是外国女人开放、粗鲁的行为。后来，岩仓等人到欧美考察，看见男男女女在街头拥抱亲吻更是大跌眼镜，痛斥西方国家没有伦理。但岩仓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取经团里面还有几位女菩萨。这几个姑娘也胸怀理想，远赴海外留学。后来一个叫津田梅子的女菩萨创办了女子义塾大学，推动女性教育，大搞女权运动。

随着一部分女菩萨的觉醒，对于女权问题的讨论在日本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很多学者说，女人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她们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一旦跟男人有了同样的权力，国家就会不和谐，社会就要分裂。

但大家知道，女人有时候是很可怕的，罗永浩说过，永远不要小看女人，她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1871年，明治政府要求武士放弃过去的雉发，改为西式的发型。一些活跃的姑娘们也闲不住了，她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要留短发，以清新爽洁不紧绷的崭新形象示人。政府知道这事后大怒，马上予以取缔，还特意颁布法令，规定女性不得留短发，万一要是头发里长虱子必须剪短的要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去理发。

政府对女性的歧视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后来一些著名的女权运动者开始在全国组织各种团体，发表演讲呼吁男女平等。最著名的日本女权运动者是岸田俊子。岸田最憎恨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老公死了之后还有一群虾兵蟹跟正室争夺财产。岸田四处发表演讲，强烈要求废除一夫多妻。这女人口才极好，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聚集到她的麾下，每天也不收拾屋子看孩子了，只是痴迷地听着岸田演讲，幻想自己当家做主的那天早日到来。

虽然政府也在努力打压女权运动者，但男女平等毕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到了1880年代初，女性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夜店，和那些绅士们搭讪、喝酒了。同时，一些女性开始进入政府高层、或是在地方担任要职，与男人们共同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

总之，从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到1878年的十年间，日本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大久保利通描述的那样，国家在努力打基础，为创业做准备。接下来的十年，将是日本走向工业化的新十年，更多的传奇人物也将闪亮登场。

历史的沉思

伊藤博文成为内务卿,实际上就是日本的总理大臣,掌管着这个帝国的命运。他上任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制定宪法、把国内的民权运动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当时日本民权运动中的明星人物是板垣退助。之所以说他是明星，是因为他广受争议，有人说他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也有人说他是政治投机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日本朝廷中最早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人物。早在倒幕的时候，他就发现，萨长等地的武士们对推翻将军非常热衷，恨不得抽了将军的筋，扒了将军的皮，吃上一块将军的肉长生不老。但日本的一般民众却对国内战争表现得很冷淡，除了打仗的时候表示战争污染了环境、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发表愤慨之外，很少见到民众投入到战斗中来。

到了1874年，板垣再也按捺不住，终于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大臣一起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政府赶紧召开民选议会。跟他一起签字的还有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等人。

板垣拿着这份建议书找到木户孝允。木户孝允属于朝廷中的中间派，他一方面希望国家能立宪、开国会，但是又不主张太急躁。看着这份建议书，木户孝允首先表示了对板垣等人的赞扬，然后嘱咐他说不要太早把建议书发表出去，这场政治改革最好能从政府内部开始推动。

板垣这哥们的确是个投机者，他表面上答应了木户孝允，转过脸就发表在一本叫做《新兵事》的杂志上。木户知道后大怒，觉着板垣这人完全是为了自己出风头，就没有再搭理他。

后来有一天，岩仓具视在上朝的路上突然被9个大汉拦住，声称要取他首级。岩仓虽然岁数不小，腿脚功夫可比大久保利通强多了。一看有人行刺马上脚底抹油跑了出来。后来他一调查，才知道，这九个壮汉是板垣退助的下属。

严仓跟木户更是怒火冲天，把板垣的建议书扔到厕所里熏着。

失意的板垣无奈之下回到了老家，创立了爱国社，开始从民间推进民权运动。土佐藩也成立了立志社，接着各地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纷纷要求立宪、改革政治。政府在压力下于明治7年（1874年）召开了地方议会。说是议会，其实就是个咨询机构，把各个地方长官纠集在一起发表各自的意见，但是没有一条最后落实的。国民们非常特别以及极其得失望，各地的民权组织更是抓住这个机会频频向政府开炮。

政府还没来得及平息大家的意见，西南战争就爆发了。

板垣看着政府整日介跟西乡隆盛PK，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就又写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政府立宪法、三权分立、地租改订等。板垣本来是想趁着西乡隆盛造反的时候，给政府添乱，逼迫政府就范。可是很快，政府军横扫鹿儿岛，西乡隆盛惨败。板垣的计划再次破产。

板垣是个绝不放弃理想的人。他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召开了爱国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地的民权运动领袖纷纷来参会，那架势绝不比武林大会逊色。到了次年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有18个县的代表慕名而来。

这次伊藤博文坐不住了，他执意要参加大会，向武林人士表明政府的态度。可是当时各个门派都有很多高手要杀他，所以伊藤只能乔装打扮，听了听大家的发言就回家睡觉了。

到了1880年，爱国社终于开始动真格的了。社内骨干片岗健吉和河野广中俩人带头起草了一份要求立宪、开议会的请愿书，还拿着请愿书赴京上访，希望能亲自呈递给天皇陛下。

但是想见天皇是不可能的。岩仓等人极力阻拦了这两个上访者。但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很大的。民众都把他二人看成了民主斗士，街头巷尾都在讨论民主、宪法、议会。

这次岩仓具视也坐不住了，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把舟打翻的道理。于是，岩仓具视把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给你们留个作业，写一份建议书，立法已经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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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具视终于不能再对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视而不见了，他决定钦定宪法，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薰和黑田清隆四位参议提交建议书。

但是这四个人对立宪、开设国会也有不同的看法。山县有朋是藩伐的代表，他压根不知道国会、宪法有什么用，还自以为是的认为，国会、宪法只会让政府变得薄弱，任人宰割；黑田比山县有朋还要迂腐；井上薰倒是很了解民意，他提出废除元老院，从贵族和士族中挑选人员成立上议院，颁布民法，最后制定宪法。

伊藤博文比较倾向于井上薰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先扩大元老院的范围，把那些贵族和士族的精英引入到元老院来，为天皇和政府服务，免得他们因为得不着权力成天惹是生非。

伊藤博文还创造性的建议开始公选会计检察官，负责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表明政府的清正廉洁。

说实话，在这几个人的建议中，博文是最靠谱的。山县有朋和黑田清隆因循守旧、死封建，井上薰是为了平息士族的不满，认为宪法也不过是一时的手段。只有博文，他告诉大家，民权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民众要求民主、立宪，另一方面是对朝廷里的藩伐政治及其不满，怀疑政府内部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所以，伊藤医生对症下药地开了个方子，准备给日本来一剂猛药。

博文正跟这几个哥们商议如何下药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人一直听着他们争论却一言不发，满脸的冷漠。

这个人是大隈重信，他当时的TITTLE是大藏卿，管理国家的铁路、货币和财政政策。

大隈重信，生于1838年，比博文大两岁，属于30后一代。老家在肥前藩佐贺地区（九州岛西北部今日本佐贺县），青年时代的大隈重信一度被要求学习中国的程明理学，后来西方思想不断渗透进日本，大隈发现这套东西已经过时了，于是被当地的武士学校弘文馆赶了出来。这下子大隈重信反而如鱼得水，痛痛快快地学习起了荷兰语和西方的军事、政治理论。

有一天夜晚，一个朋友跑来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大隈重信在昏黄的灯光下摊开书卷，立刻被文字里面的理想和精神所振奋，他一口气读完，合上书，仰天长叹:“日本何日赶上美国啊！”那本书的名字叫《独立宣言》。

在这个精神的感召下，大隈重信积极投身到倒幕运动中，后来进入政府核心，担任大藏卿，协助伊藤博文一起改革日本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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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大隈坚持认为，日本设国会、颁布宪法必须两步同时走，两手都要硬。一是要团结各地的民权运动者，另一个则是要从政府内部推进改革。

在岩仓具视督促各位赶紧提建议、开国会之后，大隈重信就积极地跟博文、井上薰一起探讨改革的方向问题，并且从表面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但是博文没有注意到的是，大隈重信还有一个好朋友一直在暗中支持他。这个朋友在日本学术界、日本民权运动中有很高的人气，堪称德才兼备、才貌双全。

此人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出生地在日本传统的商业城市——大阪。父亲是奥平藩的士族，名曰百助。这哥们起初在大阪的藏屋敷（出售粮食的地方）里当会计，工作之余喜欢阅读中国的古书。有一天，百助在一家书店偶尔找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当下大喜过忘，几乎要晕厥过去，抱着书兴冲冲地跑回家，正要跟媳妇分享自己的喜悦，却听见老婆在房间里痛苦的大叫。原来，自己最小的儿子就要出世了。

百助是喜极而泣，同一天，得了最想要的书，还来了个大胖小子，人生如此，夫复何求？高兴之下，百助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为谕吉，表示这孩子一来就代表着吉利。

但是吉利很快就结束了。小谕吉刚刚18个月的时候，他的乐极生悲的爸爸病逝。母亲无奈之下带着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回到了老家中津（九州岛大分市和福冈市交界的古镇）。

六七岁的福泽谕吉生活非常郁闷。当地人非常鄙视这家闯中津的破落户，小孩子们也不愿意跟福泽谕吉一起玩耍。福泽谕吉也很有个性，每天自己在家里读书写字、练习剑术。

当时，下级的士族小孩出门都用布把脸遮起来，一个是显得身份低下，一个是显得神秘低调。但福泽谕吉就没这毛病，他经常堂堂正正地挎着刀去酒馆打酒或者买酱油。

如果有人呵斥他:“小孩子！为什么不把脸蒙上！”

他就大声回答:“我是出门打酱油的！管你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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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不仅不把路上大人的训斥放在眼里，连藩主、天皇、神明他统统不买账。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已经非常的叛逆，蔑视一切被大家顶礼膜拜的东西。

传说有一天，在外边打了酱油回来的小福泽跑进家门，看见哥哥正趴在地上练习书法，白纸上赫然写着“奥平大膳太夫”，这是当地藩主的名讳。福泽谕吉一边往里走一边跟哥哥说:“今天的酱油很新鲜啊。”然后一脚就踩在藩主的大名上。

哥哥一看大怒:“这是藩主的名字，你的臭脚也敢踩啊！这有悖于人臣之道！罪不可恕！罪不可恕！你会遭报应的，会遭报应的！”哥哥跟一跳大神的被灵魂附体似的样子把福泽谕吉吓坏了。他赶紧胆怯地跪下向哥哥道歉。可他心里暗想:“按你那逻辑，踩了藩主名字就得遭报应，那要是踩了神的名字还不得马上被雷劈？”

充满好奇心的福泽谕吉趁哥哥不注意，也在纸上写下了神的名字，然后跑到洗手间死命的踩，踩个稀巴烂之后，他一步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哥哥一眼:“哥哥，如果我回不来了，帮我照顾母亲！”哥哥一脸的困惑。

福泽谕吉没有带便携式避雷针，他大义凛然地、微笑着迈出了自己的小脚。

外边天气很好，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福泽谕吉心中忐忑地在街上走了一圈，除了听到大人骂他不戴面纱以外，没有遇到任何事情。

好吧，福泽心里想，所有的神明之论都是骗人的！

从那天开始，福泽谕吉开始广泛地参与到反迷信、反宗教的运动中来，成了明治时期的司马南。他常常跑到神社里怒斥善男信女的无知，也常常在街头揭发刀枪不入地虚假伎俩等等。

这种思想不断深化，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开始憎恨日本的藩伐体制，他认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封建迷信、藩伐政治在钳制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变得愚蠢、落后。

福泽谕吉不仅仅对社会有大爱，对自己的家也有小爱。他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做手工艺品，然后卖掉挣钱。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福泽谕吉在打工之余开始一本本的阅读父亲留下来的书籍，他从汉唐盛世里汲取中国的光荣梦想、从汉字中领会语言的曼妙、从一个个中国哲学家的著作里重新审视人生、定位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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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越多，福泽谕吉就越希望自己的眼界能进一步开阔。他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自己的生活有多无奈。

1854年，佩里的舰队来日本光临指导，彻底打破了这个国家的安静与封闭。福泽谕吉也坐不住了，他跨上了刀，向母亲和哥哥姐姐此行，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他渴望了解的一切。那个地方叫长崎，坐落在九州西北部，是日本著名的港口。

这里一直跟荷兰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也是幕府时期，日本人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

21岁的福泽谕吉不再犹豫了，他奔向了那扇窗口，他决定从这里开始遥望天空里的星辰，了解世界的变迁。

到了长崎，福泽谕吉首先要学习的是荷兰语。当时，日本人管荷兰语和荷兰文化统称为“兰学”，学好了兰学才能学习西方的文化、医术。

福泽谕吉就从兰学开始，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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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决定去了长崎学习兰学。这里插一句，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唯一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是荷兰。从他们那里，日本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特别是西医的理论知识。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比较看好荷兰的思想，鼓励大家向荷兰人学习，开设实业、研究西方的解剖学。但这种学习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成为风潮。

福泽谕吉要想开眼看世界，首选的国家必然是跟日本渊源很深的荷兰。但到了长崎，福泽谕吉首先要解决的伟大问题就是自己的吃饭问题。于是他走了一条中国两千年前曾经有很多人走过的道路——做食客。所谓的食客就是一群寄宿在政治家家里白吃白喝的人。那些还没有成气候的政治家常常要表现得礼贤下士、爱惜人才，他们扑到人才身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而食客呢，常常心怀理想，可惜报国无门，也没有衣食来源，所以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政客，表明自己是怀才不遇，千万别给我机会，一有机会我就能挥斥方遒。所以，政客、食客就结成了一种很独特的群体。春秋时期，孟尝君家里有三千白吃的食客成为千古佳话。

福泽谕吉年轻、有理想、有文化，所以他自然就走上了食客这条道路。

给福泽饭吃的人叫山本物次郎，在长崎有一定的实力。他非常赏识福泽谕吉的才华，甚至想收他为义子。但福泽家庭观念很强，怕自己在阴间的老爸不高兴，所以没有同意。

俗话说，树大招风。山本对福泽的喜爱很快招来了别的食客的不满，这些人经常排挤、打击他，说他是乡巴佬、书呆子。福泽谕吉这人本来就性格孤僻、恃才傲物，所以他决心不与这些心胸狭窄的人为伍，离开长崎去政治中心江户闯天下。

1855年，福泽谕吉历经了风餐露宿、歹人打劫等等一系列困难，终于到达了大阪，而且还拜了著名兰学大家绪方洪庵为师，开始了漫长的求学之旅。当时绪方洪庵开设的家塾叫适适斋塾，福泽在这里每天不分昼夜地读书、学习，困了就拿锥子扎自己大腿，冷了窝在大被子里写文章。刻苦攻读了5年之后，成了私塾里最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没有之一）。绪方洪庵对福泽谕吉也是喜爱有加，有次福泽得风寒，绪方洪庵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给他看病，为他熬药。后来，福泽谕吉自己开办了私塾之后深记老师的恩情，也满怀热情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情同父子一般。

可以说，后来福泽谕吉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深受绪方洪庵老师的影响。

这时候的日本也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动。外国的坚船利炮不断摇荡这个岛国，各地的大名开始努力摆脱幕府的控制，纷纷向社会广招人才。在老师的举荐下，1858年，福泽谕吉接受奥平藩的应聘，到江户去教授兰学。临行前，师徒二人恋恋不舍。绪方洪庵拉着谕吉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江户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在那里你不仅仅能看到国家的变革，还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强大。记住，让日本走上复兴是你的责任。我已经老了，但你还年轻，不要让老师失望！”

福泽谕吉含着眼泪点点头，他背上了行囊，开始了新一段旅程。

在江户工作的日子里，福泽谕吉一直很自负。他发现当地的那些所谓兰学大师基本上都是混饭吃的，会背几个单词就说自己是学者，会拿解剖刀就说自己是西医。有段时间里，福泽谕吉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年轻人。

好吧，上天看不下去了，他给了福泽谕吉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收敛起骄傲，继续努力。

那是在他到达江户的第二年，福泽谕吉奉命去横滨讲学。横滨，当时因为开放口岸有很多外国传教士、商人游历其中，是日本最西化的城市。

充满信心的福泽谕吉一到这里就开始被人鄙视。虽然他的荷兰语很流利，但这的人都说英语，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福泽谕吉好几次站在酒店的镜子前凝视自己的衣着、发型，最后长啸一声，慨叹道:“怎一个土字了得！”

福泽谕吉下定决心要苦读英语！

于是，他在没有老师、没有新东方、没有四六级GRE、托福考试的压力下，奋勇学习。当时他跑遍了书店都买不到一本日英词典，最后，福泽谕吉灵机一动，买了本兰英字典，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背，一本书一本书的啃，苦读了半年之后，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来临了。

要不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呢，半年的学习让福泽谕吉粗通英语，而在当时的江户能粗通英语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他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收拾起行李，准备登上一条大船，旅行的目的地将为他展现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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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日本年轻人出国留学是一种潮流，虽然没有新东方在考试上给予强大的支持，但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的奔向海外。当然，这些人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混个外国户口、不是为了嫁给老外图个新鲜，他们想的是救亡图存，强大自己的国家。

福泽谕吉知道自己的理想和使命，他向着梦想中的国度迈出了第一步。

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那句废话——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时，根据日本通商协议，日本将派遣军舰护送美国使节回国，正巧缺个翻译，有人推荐了福泽谕吉，说此人就学了半年英语已经能考专业八级了。船长一听大喜，连忙邀请福泽谕吉同行。福泽自然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邀请，登上军舰，奔向美国。

在他呕吐了好几十次之后，军舰到达了北美大陆。不过这次旅行公务非常繁忙，福泽谕吉没有时间闲逛，倒是买了一本韦伯字典（不愧是学者）。这件不经意的小事让福泽谕吉成为日本第一个引进外国字典的人，从而载入史册。

回到日本之后，很多福泽的朋友围到他身边听他描述美国的见闻，感觉那是相当的新奇。随后，幕府邀请福泽谕吉在外交部门担任翻译，福泽欣然接受。

成天跟外国人接触，福泽谕吉的英文越来越好，后来他又开办了学校专门教授英文，废除了兰学。

当了幕府公务员的福泽谕吉公费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之后他又几次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参观。跟洋人对比之后，福泽谕吉越发觉得幕府是一群腐朽、不靠谱的人，于是他慢慢地淡出了幕府政界，开始专门教学、读书。

当时江户地区只有福泽谕吉开办的一所英文学校，所以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但大部分年轻人都很穷，福泽谕吉发挥了慈悲心肠，不仅仅给他们上课，还努力翻译书挣钱养活他们，其品德远远高于俞敏洪老师，也高于那些让学生帮着攒书不给稿费的导师，更高于打着义务教育旗号的千百万所学校。

1868年四月，伟大的福泽谕吉把自己的学校改名为“庆应义塾”，这也是日本著名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福泽谕吉认为，一所好的学校要传授数理化知识，同时要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能力（牛逼吧？）。在具体课程安排上，福泽谕吉一方面让大家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求学生研读西方的思想史，并且还要熟读儒家经典，因为福泽谕吉一直坚信，西方技术和东方哲学是日本最为欠缺的东西。

福泽谕吉当了校长之后对教育几近痴迷，在倒幕运动过程中，江户发生了战斗，流弹炮火横飞的日子里，福泽谕吉也是不要命般地站在讲台上坚持授课，下边的学生跟着他一起忘我的思考、学习。

窗外是你死我活，屋里是思想迸发。

上完课之后，福泽谕吉发现学生没有一个逃跑的，他很欣慰，也很激动，他对着满座的学子们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福泽谕吉的理想实现了。

中国也需要这样一所大学，坚持思想输出为己任，坚持世界上最美的价值观，坚持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坚持和一切腐朽的、禁锢的思想作斗争。

但是，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大学。

言归正传，福泽谕吉一边给学生们上课，一边潜心做学问，他翻译的书不胜枚举，共有六十多部，内容涉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而且连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如果把他翻译的书放到一起，绝对是一套大百科全书，别说翻译了，看都得看几年。

福泽谕吉的名气越来越大，明治政府成立后，很多机构都邀请他去上班，但他都婉言谢绝了。直到大隈重信跟他说“帮助我吧，我们一起来为了日本的民权而努力”时，他同意了。

历史的沉思

在倒幕运动胜利之后，日本政局渐渐稳定了下来，希望读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庆应义塾也就越来越火。不过因为战争刚刚结束，很多来上学的都是退役下来的武士和士兵。这些人比较粗暴、野蛮，在教室里也坐不住，时不时地要闹点事、打个架、喝个酒、泡俩妞什么的，俨然就是《流星花园》的近代版。

福泽谕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教好课、写好书，还要担负起让年轻人走向正途的责任。国家已经大定，但日本要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关键是必须让青年人满怀理想、满怀激情、满腹经纶。

福泽谕吉为了让自己的学校不至于沦落为工读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园规章，规范学生们的行为，同时，他也身体力行的教育那些退役兵士，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但是你们肩上的任务更加繁重，你们要面临的局面是让日本走向强盛，这个任务比打胜一场战争重要得多，有意义的多。在他的努力之下，庆应义塾慢慢走回了正轨，一批批精英从这所学校毕业，成为建设国家的骨干力量。

1871年，庆应义塾搬到了东京的三田地区（现东京三田），福泽谕吉看着绿树成荫的新校区，想想自己当年从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白手起家，到如今，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不禁流下了感慨的泪水。少年的坎坷、年轻的报国梦想、成熟后的心系天下，一起涌上福泽谕吉的心头。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福泽谕吉都是个伟大的人，是一个真正领会了知行合一的人。他曾经想过和伊藤博文一样走上政坛，报效国家。但随着不断接触西方世界，福泽发现，成为一个教育家更能启发民智，因为传播思想才能让更多人领悟日本的落后、西方的强盛。于是，福泽谕吉告别了无聊、扯皮的公务员生活，走上了开办教育实业的道路。很多年后，无数日本公务员的名字被人们忘记，但福泽谕吉却名垂青史，甚至日本人把他的头像印到了万元钞票上，告诉后人，没有福泽谕吉就没有今天的日本。

好了，让我们暂时把目光投向日本政府吧。在政府里有一个人和福泽谕吉的关系非常好，他就是大隈重信。这俩人的交情建立在日本金融之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福泽谕吉这人很博学，对英美的银行体制进行过广泛研究，而大隈重信担任大藏卿，参与了日本近代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在专业方面，大隈重信有不明白的一直向福泽谕吉请教，福泽谕吉虽然对当官没什么兴趣，但仍然热心于协助政府改造国家，所以对大隈重信的提问也是不吝赐教。后来，俩人还一起帮助中村道太开设了日本第八国立银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日本政府里的高层们出现了意见分歧。山县有朋是藩伐的代表，他压根不知道国会、宪法有什么用，还自以为是的认为，国会、宪法只会让政府变得薄弱，任人宰割；黑田比山县有朋还要迂腐；井上薰倒是很了解民意，他提出废除元老院，从贵族和士族中挑选人员成立上议院，颁布民法，最后制定宪法。

伊藤博文比较倾向于井上薰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先扩大元老院的范围，把那些贵族和士族的精英引入到元老院来，为天皇和政府服务，免得他们因为得不着权力成天惹是生非。

而大隈重信是一个绝对的激进派，他希望日本能马上开国会，但他也知道，岩仓具视本就是幕府的高官，思想比较保守，不可能马上同意开国会、立宪法，与其跟他们扯皮不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民间的力量推动宪法的制订。

所以，在伊藤等三个人讨论建议书的时候，只有大隈重信沉默不语。其实，他一方面照例参加政府的密议，同时又跟福泽谕吉沟通，让他派遣学校里面有理想的年轻人到民间去了解百姓对立宪、开国会的想法，推动民权运动进一步发展。

后来，福泽谕吉也常常跟着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一起讨论开国会等问题，言谈间，福泽谕吉挥斥方遒、妙语连珠，让伊藤博文大为欣赏，还邀请他到内阁来工作，当然，伟大的福泽谕吉婉言谢绝了。

福泽谕吉拒绝的原因很清楚，他跟着这些高官们每天开会，有时候争论得很激烈，可说来说去一个多月，就没谈出些有实质性的内容来。都说要开国会、立宪法，但到底什么时候下手、怎么下手，我们要学美国、英国还是德国，都没有定论。

不光福泽谕吉不耐烦了，连岩仓具视都怒了，他督促大隈重信，赶紧提交建议书，别耽误工夫了，再不出政策恐怕人民都要揭竿而起了。

大隈重信接到任务后，脸上泛起了微笑。他并没有告诉伊藤等人岩仓的意思，而是自己写了份建议书，在这份文件上赫然写着:明治16年将开国会。

岩仓看到之后大惊，这也太快了吧？赶紧把大隈重信叫到身边，问道:“伊藤博文跟井上馨也是认为16年可以开国会吗？”

大隈重信一本正经地说:“没错，他们都同意！”

岩仓具视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