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贾斯廷 · 卡瓦纳 Justin Kavanagh
翻译： 陈昊
北京前门 1936年12月号 这座箭楼原本连在北京内城的城墙上，早年清帝从紫禁城去往天坛，便会穿过这个门洞。楼顶有琉璃瓦，它身后有正阳门的正楼，高九丈九尺（旧制），古代中国以“九”为象征尊贵之数，天安门、天坛祈年殿等重要的皇家建筑也高九丈九尺。据称还有巫者解释说，建筑以此高度为极致，是为了不妨碍在十丈高处飘行的亲者亡灵。负责给街道洒水的人正从大路上石砌围栏内的水井取水。 南京新街口广场 1948年3月号 再次成为中国首都的南京，在经历了八年日军占领时期之后似乎仍大致保留着旧时容颜。有些建筑被炸毁了，但城市并未受到广泛的破坏。中国革命英雄孙逸仙博士的塑像高立于圆坛内的基座上凝视远方。地处喧攘的市中心，四下里银行、餐厅、办公楼、商场拔地而起。远处隐隐现出古城墙的身影，其合围之长有30多公里。 广州 1937年12月号 看台上常有裹着小脚的母亲，张望着场内脚踩运动鞋的英武的自家女孩儿。举办于1937年5 月的一场运动会上，来自多所学校的团体进行了队列表演、拔河、健身操等等，这些女生活动就在不久前还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广州十年来大力兴办教育，成就斐然。这里有专为贫家学子而开的课程，有成人上的夜校，还有向所有人开放的体育场。这场教育普及运动已显著减少了文盲。 2008年，《国家地理》用整本5月号杂志制作了一个中国大专辑，据主编克里斯· 约翰斯称，该期杂志是“一张帮助广大读者审视今日中国之昌盛与忧患的导航图”。 在当时，描绘这样一张文化地图确实十分有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迎接世界人民前来参与北京奥运而精心准备着，与此同时，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持续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冲击波。21世纪初期，西方读者放眼中国，看到的是未来大势所趋，而在百年之前，他们看到的却是满目龙钟老态。 一个世纪前，《国家地理》杂志派遣作者和摄影师来到变迁的中国进行采访，他们发回的报道展现出的画面异国情调太过浓郁，以至于美国读者感到几乎无法理解。
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前的那些年里，关于中国的报道都笼罩在文化守旧的迷雾中。例如，卢埃林· 詹姆斯· 戴维斯撰写的《中国“义和团”》（1900年7月刊）试图描绘义和团运动发生的背景。当时，该运动被解读为占据通商口岸的统治力量向内陆派遣军队与传教士而引发的反抗行为。然而，尽管这些传教士当时正向大约4亿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的人民传播基督教福音，戴维斯却仅仅将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动因模
糊地描述为“普遍排外情绪的自然产物”。
当时在中国活动的美国传教士中的元老W.A.P.马丁则看到了同时在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在《围攻北京之起因》（1901年2月刊）一文中，马丁写道，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亵渎了中国人的墓地，惊扰了祖先的灵魂，农民在恐慌之中便用排外行为发泄自己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清朝末年的历史中并非鲜见，《国家地理》的早期读者（国家地理学会成立于1888年）生活的年代里，中国移民帮助美国修建铁路，而美国国会却颁布一系列排华法案，禁止进一步输入中国劳工。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西方视野里的中国黑白分明：这是一片发展停滞不前的国土，深陷封建泥沼，风俗与西方具有天壤之别。正如肯尼思· 朱诺在《奇特的中国风俗》（1910年9月刊）中所写，在这个国家中，文字是从右向左而不是从左向右读；人们总是喝热水，不喝凉水；婚礼上接受祝贺的是新郎而不是新娘；女人美丑不在容貌而在脚；男人扎辫子；女人着裤装，男人着长袍；孩子为65岁的父亲祝寿，献棺材为礼，因为人一辈子最重要在于葬得体面。
而在《国家地理》的肤浅观察之下，中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就在朱诺的文章发表后几个月，大清王朝终于阳寿耗尽，在曾接受美国教育、后弃医从政的改革家孙中山带领下，一批忠实的革命人士掌握了全国部分重要城市，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国家地理》杂志对革命后的中国进行的首批报道之一，是著名地理学家罗林· T.钱伯林所作。这篇名为《富庶的美丽四川》（1911年12月刊）的文章中着力描写的并非政治变迁，而是一次地质考察之旅。作者乘轿子和独轮手推车，穿越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风景最美”的省份。文章赞美了此地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遗产，称其为“世界上最可人的花园之一”。在钱伯林眼中，革命似乎从未发生。
然而，这期杂志中同时还刊载了另外一篇精彩文章，《中国的当前局势》（1911年12月刊），我们把这篇报道重新呈现在了本期杂志中（见151-157页）。作者弗雷德里克· 麦考密克是一位资深的中国专家，他把中国的政治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称这里是“叛乱、瘟疫、饥荒、暴行、死亡、嬗变之地，是革命飓风席卷之地”，他尖锐地指出，“中国正经历一场内战”，并记录了自己与一名企图刺杀太后的年轻改革家的对话。麦考密克为西方读者介绍了近期政治改革的概况，他把中国形容为“一个巨大的民主国家，满人皇家宗室组成的自由-专制体制对其施以名义上的控制和监督”。作者在为逐渐衰落的满族势力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对革命者的雄心壮志进行了肯定：“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尝试着建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立宪政体。”国家地理学会总部的吉尔伯特· H.格罗夫纳同样十分重视这场变迁的规模与意义，虽然民主革命失败已成定局，这位年轻的主编仍然用整本1912年10月刊制作了一个中国专辑——但他把重心放回到描绘西方人喜闻乐见的中国风光画卷上。除了几篇有关运河和拉萨（文中将其称为“世界上最美妙的城市”）的报道以外，该期杂志还刊载了弗雷德里克· 麦考密克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国宝藏》，这一次，麦考密克把主要笔墨用于描写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标志景观，长城在文中居于首要位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再次登上《国家地理》杂志时，仍然是一片古老仙境的面貌，一如旅者在后视镜中窥见的昔日景象。在《山东——中国圣土》（1919年9月刊）一文中，时任岭南大学监督的美国人晏文士描写了一场前往泰山附近圣所的古老朝圣之旅。文中还特别提到对罪犯的公开惩戒行为。全文结尾的基调是：20世纪的中国人依然忠实地遵守与奉行孔子的儒家思想。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 》2011年10月号） | 
发表于 2011-10-11 12: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