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偶然的必然

黄陈子亨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特别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而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在过完了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
这可是个大案子。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
但不幸的是，由于城内戒备森严，命令并没有及时的送到南湖炮队。这样，午夜十二点到了，大家仰望星空，但都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炮响。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候，军警们已经搜查到小朝街85号，蒋翊武侥幸逃脱，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十来个人被堵了个严严实实。抓到这些革命党后，瑞澂下令连夜突审，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便被害于督署东辕门。
10月10日上午，军警们依旧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查，革命党人的据点相继被抄，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而这时的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他得意的电告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不过，瑞澂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当晚，城内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于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心急如焚，最后决定不再等待那南湖的炮声，而是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不再拖延。
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和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并承担了发动起义的责任。就在当晚七点多的时候，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于是陶排长便怀疑其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金兆龙的枪。金兆龙在与其揪斗时大呼“同志动手！”于是同棚的士兵程定国赶来相助，并用枪击伤陶排长的腰部。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大清王朝的即将落幕---从偶然性决定历史的角度来说，陶排长可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居然被他这个小排长的贸然行动给葬送了。
陶排长被击伤后负痛逃走就不说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于是便当机立断，宣布起义。在他的召集下，革命士兵迅速行动，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和排长张文澜等人见势不妙，慌忙出营阻拦，士兵们嚷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阮、黄等人还没有摸清形势，居然大声喝阻，可怜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他们胸膛。于是士兵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到了楚望台军械所那边，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指挥服众，所幸他胸怀全局，欣然顺应了士兵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摧毁后便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也算是老革命。而且，吴兆麟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受命后一边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但形势发展却向着革命党人的这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挨一枪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自己的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分别由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而在城外的塘角那边，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处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也纷纷行动，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集体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军事专业人士，一旦动起来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都集中了兵力，而真正和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终于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这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何等的悲凉啊。
当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但是，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他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却自称非军人，以“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说来有趣，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188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参与修建炮台和训练新军，并曾三次赴日考察军事，后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时，他自知情况不妙，躲到了在幕友刘文吉家中。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来了。情急之下，黎元洪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但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的连道：“莫害我！莫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
历史上的事，本来都是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但归根结底，却是偶然性在起作用。时下的观点，大多数认为辛亥革命因武昌起义而起，然而武昌起义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偶然性。就好比当时享有盛誉的伟人孙中山，此刻的他身在美国，直到三天后才得知武

天海军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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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司令

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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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群丘八愤青掌权更危险，君不见张振武辈之作为乎？ [s: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