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春秋

历史的沉思

从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开始，晋国就留下来一个传统，公族一概不给封地。当然，他还想不到废除封建制度（也没可能），封还是要封的，封异姓。春秋初年，异姓大夫弑君则有之，篡位的事似乎还少见，也许他因此觉得不同姓的人还可靠些，或者至少威胁不那么迫切。

这事的长远后果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战国时晋国被异姓的大夫瓜分了。但就从春秋中期形势看，则是因为不讲宗法，人才选拔的余地比齐、鲁、宋、卫这些国家都要大，因此冒头的人才也最多。

在反封建的问题上，楚国要走得更远。我们知道，后来取代封建制度的是郡县制，而文献当中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县的记载，就是楚国的。

--春秋时似乎也有郡，但那时不是郡下设县，而是比较繁荣的地方，就设一个县；而地广人稀的地方，就设一个郡，郡县是平级的。就像西藏叫自治区，江苏叫省，却也是平级的，只是西藏比江苏要大得多。

但后来，人口增长，地广人稀的地方不再地广人稀了，郡就显得太大，--就好像西藏的人口密度哪天要是也像江苏省那么大，它肯定也会拆分成几个省和自治区的。于是郡以下再设若干个县，这才有了郡县二级行政区划。

郡县和封建制度下的家有什么区别？大夫的家是世袭的，这个地方封给这个大夫，国君就对这个地方基本失控了。而郡县不一样，你干得不好，国君就可以撤你的职，君主对国家的控制能力明显是加强了。

过去还有个老话，叫“刑不上大夫”，国君无权对大夫用刑，但这个话，在楚国明显就已经是过去时了。楚国国君以下最大的官就是令尹，而从城濮之战开始往下数，《左传》里写到，楚国有八位令尹，被楚王杀了或者被楚王逼得自杀了。

春秋时代，楚国始终是最强的国家，或者至少是最强的国家之一，和它在新体制的打造上走得最远，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一切都表明，楚国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封建国家，而在通向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军事上，晋国、楚国这样的新型国家，实力肯定是更强，但是，这种新的集权的官僚的国家管理模式，是否真的就在方方面面都优于旧社会呢？

不妨就从“刑不上大夫”这句话谈起。刑是掌握在君主手里，“刑不上大夫”说明国君的权力在大夫面前还有很多限制。现在国君可以拿大夫开刀了，是国君和大夫为代表的贵族之间的一次权力再分配。分配的结果是，国君的权力极大扩张，而贵族也降低到平民的地位，但却一点不意味着平民的生活可以有任何改善。

前面已经讲过，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小国寡民。在封建体制下，等级分明是一回事，但并不意味着官大一级可以压死人。

大夫在国君面前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因为跟我你得讲礼，不能讲刑。尤其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变态的道德观，当时肯定没有。

看两个例子。

晋献公把晚年宠爱骊姬，把三个年长的儿子或者废了，或者杀了，打算立骊姬的儿子。

但是他也知道，晋国的大夫们对此肯定不服，自己一死，只怕就要出乱子，这时候他想了又想，也就只有一个叫荀息的大夫靠得住。于是临终前，他就跟荀息说：“这小孩子我就托付给大夫您了，您打算拿他怎么办？”

荀息说：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

“我肯定尽忠，竭尽全力。这事儿能成，是国君您的灵魂保佑；不成，我愿意把命搭上。”

后来果然动乱爆发。动乱的组织者并不想对荀息下手，就问：“你打算怎么办？”荀息说：“唯有一死。”人家就告诉他：“你死也白死。”荀息说：“我已经跟我们的先君承诺了，不可以出尔反尔。为了实践这个诺言，白死我也死。”

后来动乱中，荀息确实是死了。

荀息这样的人，当然是忠臣，后世也有很多。区别在哪里？

《左传》借君子之口评价荀息：

“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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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上有瑕疵，还可以磨掉；这句说错了，那就没办法可想了。’荀息就是这样啊。”

他这意思，是替荀息惋惜。荀息不该答应晋献公，愿意为保你那小儿子而死。不答应可以不死，答应了那确实是不得不死了。就是说，在“君子”们的道德观里，信用是要讲的，但忠君这一款，就得往后排了。--这和现在的观念其实比较相似，但和秦始皇往后的大一统帝国的观念，则完全不同。

再如，齐庄公和齐国大夫崔杼的老婆私通，结果被崔杼杀了，齐国动乱，有人就问晏婴：“您这会儿打算怎么办呐？为国君而死？流亡国外？还是回自己的老家去？”

晏婴说：“难道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么，我为什么要陪葬？国君死是我的过错么，我为什么要流亡？国君都已经死了，还能回哪里去啊？”这一连串的反问之后，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一个做国君的人，难道是让他欺压老百姓的吗？是要靠他来处理国家大事。我们做国君的臣子，难道就是为了领薪水吗？我们的责任是保养国家。所以，国君是为国家而死的，我们有责任陪他一起死；国君是为国家而流亡的，我们有责任陪他一起流亡；但是国君因为他自己的私事而死了或流亡了，不是他个人的亲信，谁敢陪他一道啊？

“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注意这个“敢”字。这话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下，有责任陪国君死的，一定是他私人的亲信。我晏婴要是这时候也陪葬，就会被人当作他私人的亲信。为什么叫不敢死？我是国家的大臣，我不敢丢这个人。

大夫跟国君是如此，士跟大夫也一样。回到家（就是大夫的封地）里，士对大夫要讲尊卑礼节，但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至于国君，那对普通的士来说就已经是很遥远的存在，遥远得有点空洞了。--可以借用欧洲封建时代的一句话，叫：“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

主人。”

庶人呢？也不至于在贵族面前就卑贱得不像个人。

也看个例子。

鲁宣公二年，宋国和郑国打了一仗，宋国的右师（相当于执政）华元做了郑国的俘虏，后来又逃了回来。后来宋国人开始修城墙，这个工程是华元主管的。这时候修城墙的民工们就开始笑华元：

睅（音汉）其目，皤（音婆）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睅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都是说华元的长相。于字是语气词，无意义；思同偲，是说华元长了部络腮胡子。

翻译大意：眼睛鼓得大大的，肚子挺得高高的，丢盔卸甲逃回来的。你这络腮大胡子，丢盔卸甲逃回来。

华元一听，居然这么挖苦我！就跟身边人说：你们也唱，咱们来个刘三姐对歌！

于是他手下人就唱：

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

那，是奈何的合音。古人管小犀牛叫犀，大犀牛叫兕，牛皮、犀皮、兕皮都可以做盔甲，统称“三革”，当然，犀牛皮的质量会更好一些。这意思是，牛皮就可以做盔甲，何况咱们犀牛皮有得是，丢了盔甲又怎么样，咱们卷土重来未可知！--我疑心，这是不是吹牛皮的出典。

民工们一听，哈，你唱回来啦，咱们再唱：

从其有皮，丹漆若何？

从同纵，纵然有牛皮，刷盔甲的红漆哪里找去。意思是，这场子你找不回来啦。

华元一听：“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咱们离开这儿吧，他们人多声音大，咱们惹不起。

要知道，当时华元可并不是一个下野的、落魄的前政府官员。如果是这样，那倒没什么稀奇了。中国人是有打落水狗的传统的，墙倒众人推，最喜欢在已经落水失势的官员身上展示正义感，典型的例子比如喜欢跑到岳王坟前向秦桧的跪像吐唾沫。

但当时华元仍然是宋国的执政，宋国国君对他的信任，从来就没有衰减过，他手里是有权的。可就这么一当权派，给一伙苦力嘲笑，也只好服输。

小国，人和人之间不大会极端不平等。

因为小共同体，下面要监督上面总比较容易，上面也不大可能搞极权。一个有一万人的地方，我得到了一百人的支持，然后我对其他九千九百人说：“你们都得听我的，谁不听，我就杀了谁。”这种行为叫找抽。

但一个一百万人的地方，我得到了一万人的支持，然后我对所有人说：“你们都得听我的。”我很可能就能达到目的。

变成了集权社会，下级对上级可以实施取而代之的暴力，但是很难再有封建体制下，大家和平共处的尊严。

毁灭的力量可以落入任何人手里，创造力则只属于有尊严的人。我们还不应该忘了，春秋时代，太行山以东的诸夏各国，不管军事实力怎么弱小，始终都是中国这片土地上，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创造力最旺盛的地区。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大家干嘛非跑到这里来争霸啊？

楚国也可以往东发展嘛，那可是今天的江浙地区；楚国也可以往南发展嘛，到湖南去，到广东去，那里都没有开发的处女地。而且我们知道，无论是江浙还是湖广，就自然条件而论，可都比黄河流域要优越。可是楚国人偏偏哪里都不去，他就是要北上。

同样的，晋国也不一定要南下和东进啊。它西边就是秦国，而且事实也证明了秦国是个威胁。可是晋国尽管很注意削弱秦的国力，却没有兴趣向西推进夺取秦的土地。相反的，他要到中原来争霸，热切的想扮演起华夏文明的代表者和保护人的角色。

这难道不正说明了，那些战场上连吃败仗的诸夏所创造的财富和文化的吸引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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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则有一点特殊。

我们从秦穆公说起。前面说了，霸主不是活雷锋。但是，你看《左传》或《史记》里秦穆公的故事，第一印象，这位霸主还真是活雷锋。

当然，要讲一个好人的故事，还一定需要一个坏种做陪衬。这个又无赖又愚蠢的坏种，就是晋惠公。

晋献公死，晋国发生了内乱，于是公子们纷纷流亡国外。国内局势大致稳定后，国内的大夫就放出话来，请这些公子们回国。--这和齐国公孙无知之乱后，大夫们请流亡在莒国的齐桓公回国是一样的。

其中一个公子叫夷吾的，想回去，可是他又担心国内这些大夫权力太大不好控制，于是他决定先找外援，这就想到秦国了。--秦穆公娶的他姐姐，是他大舅子。于是他派人去跟秦穆公说：“你帮我回去，我就把河外的土地割让给你。”

于是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这是鲁僖公九年的事。

但是晋惠公回国后就反悔了，送话给秦穆公：“当初我跟你是说过，把河外给你。但是我晋国的大臣都说：‘这片土地是我们晋国的先君遗留下来的土地，是我们晋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你流亡在外的时候，有什么资格把这块地许给别人呢？’我拿他们也没办法。”

于是他就赖着地不给了。

过了几年（僖十三），晋国发生饥荒，老百姓没饭吃。这个晋惠公是真拉得下脸来，这时又想起秦国了，就派人跟秦国讨要救济粮。秦穆公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晋惠公是混蛋，但是晋国的人民是无辜的。于是派船给晋国运粮食。一船一船的粮，船队规模很大，因此历史上特别记了一笔，叫“泛舟之役”。

第二年（僖十四），轮到秦国灾荒了，于是秦国跟晋国要救济。结果，晋惠公君臣一讨论，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都没有了，毛还能长哪儿啊？这意思是，答应给秦国的地没给，已经结了怨了；现在就是给粮，仇恨也消除不了。当初答应给地，是皮，到底没给，是皮之不存；现在给粮，是毛，给了也白给，是毛将焉附。

于是晋惠公就眼看着秦国人挨饿。秦穆公终于忍无可忍，兴兵攻打晋国，秦晋两军军在韩原大战。好人有好报，秦国人到底是扬眉吐气了，获得了胜利，抓住了晋惠公。

之后，秦穆公再一次显出大仁大义，没有杀晋惠公，居然还把他给放回去了。

这是粗读历史故事所得出的印象，就看好人坏人了。读书细一点则不难发现，晋惠公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从晋国的角度看，确实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兑现那个承诺，把河外列城送给秦国的。

这个河外列城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黄河从龙门山到华阴，是南北流向的，然后便折而向东。对晋国来说，河西和河南，都是河外。所谓河外列城，“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我们不作详细的地理考辨了，反正大略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晋献公假途伐虢，所吞并的那块虢国的土地。

我们知道，中国的地理形势，由西向东，可以分为由高而低的三级阶梯。这个地方，正是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分界，黄河奔腾而下，两岸都是崇山峻岭，险峻异常。这就是所谓的殽函谷地，因为这里后来建起了一道赫赫有名的关口，就是函谷关。

这是秦要向东争霸的咽喉通道，晋国控制住这里，也就等于是扼住了秦的咽喉。反过来，一旦秦国得到了这里，秦国打晋国就好像水之就下，势不可当。

秦穆公频频插手晋国内政，表面上是学雷锋做好事，其实他念兹在兹的，就是这块土地。晋惠公则深知，这块土地绝不能放弃。一旦真放弃，那春秋时的晋国，就成了五代时候的后晋了。写历史的人，也一定会议论说：“晋惠公拘泥于匹夫的小信用，而忘掉了国家的大义。”反正对失败者，大家是总找得出很多批评的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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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惠公死后，秦穆公又帮助重耳回国。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秦穆公有没有又跟重耳要什么承诺，也不知道，重耳最终有没有兑现这个承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公子重耳变成晋文公之后，秦晋之好的时间并不长，两国关系很明显是在不断恶化的。

晋文公去世，秦穆公终于无法克制对东方的向往，在还不曾据有殽函谷地的情况下，发兵奔袭千里，攻打郑国。结果在回军时，遭到晋军伏击，全军覆没。--这就是著名的殽之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战争中是很少有全军覆没这个概念的。殽之战，可能是春秋时第一次以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争。

在列国中，秦军最早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这事一定在秦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记忆。而众所周知，到了战国的时候，秦国是最热衷实施大屠杀的国家。

殽之战之后，秦晋之间战争不断，但晋国始终处于优势地位。秦国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殽山一步，以致几乎东方的国家，几乎忘了天下之大，还有个秦国。

往东突破不了晋国的封锁，所以秦国转而把扩张的重心，转向西方了。于是“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就是说，秦穆公这个霸主，是西戎的霸主，而没有得到诸夏的承认。所以他的霸主的成色，就比齐桓晋文要差多了，也有人在谈谁是春秋五霸的时候，就拿别人把他替换掉。

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

秦本来戎狄化程度很深，但秦穆公一度是很向往东方的礼乐文明的，所以他就模拟东方，搞山寨版的礼乐文明。自以为搞得不错了，就想找个机会卖弄一下。

这天，一个西戎使者叫由余的到秦国来。在秦穆公看来，这是最好的卖弄对象了。本来我秦国跟你西戎也差不多，但你看看，我现在多高雅，多有文化！于是他把秦国所学到的礼乐，展示给由余看，这就是暴发户特别喜欢炫富的心态。

这一卖弄，就卖弄坏了。由余虽然是西戎使者，但是人家祖上是晋国人，比你秦国有文化，而且由余本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们知道，鄙视文明的人，不一定野蛮人。也很可能正是因为文化水平高，思想见识深，所以对文明的那种虚伪和做作，看得更透彻。中国的比如老子，他强调不发展，觉得人回到婴儿的状态最好；西方的，比如卢梭，他喜欢鼓吹什么“高贵的野蛮人”，搞得伏尔泰看了他的书之后写了封信给他，说读了您的大作啊，我就觉得两条腿走路太可耻了，还是在地上爬比较高贵。

这回，由余看见秦穆公的这一套，就显得非常不屑。他说：“你这么搞，叫折腾。你看看山东各国搞礼乐教化，可是他们的国家治理得好吗？相反，我们戎人一切社会规范都很简单，但是民风淳朴，上下一心，就跟一个人似的。所以要礼乐干什么？”

后来，秦穆公越想由余的话觉得越有道理。于是使了点阴招，让西戎王抄了由余的鱿鱼，然后就把由余给挖过来了，并且，开始按照由余的思路治理国家。

这个故事，也未必是真事，然而它所反映的背后的社会心态，也许很真实。

就是说，对东方诸夏的文明，秦国拒绝得最彻底。晋楚都不同程度的改变了封建宗法制度，但是他们毕竟都向往中原文化，并且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他们在逐步的中原化。而秦国连这个也免了。他几乎是在刻意的保持野蛮、落后的文化。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秦人也最大限度的保持了一种蛮性的冲击力。--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冲击力只要再加上纪律，对军事胜负的影响，是比什么都大的。

这么保持住野蛮，为后来的商鞅变法减小了阻力，也使得秦在列国争雄的战争中，得以笑到了最后。

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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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骊姬为了自己的儿子奚齐能做国君，就设计害死了太子申生，逼得另外两位年长的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

骊姬这么做，其实很不明智。晋献公去世，骊姬如愿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国君。但里克、丕郑等晋国的大夫们都不服，就把骊姬的儿子杀了，敢于维护骊姬的人也杀了。

这时，晋国就面临了没有国君的问题。于是，大夫里克派人去请当时流亡在狄人那里重耳回来当国君，重耳回复说：

“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

这是谈道德。

于是里克又去请公子夷吾，夷吾和手下人商议的结果是：

“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计非之秦，辅强国之威以入，恐危。”

这个回复，就是利害算计了。谈道德的人，背后可能也有利害算计，重耳当时不愿意回国，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回国了也是里克手里的傀儡，滋味不好受。

夷吾想回国，又不想当傀儡，所以就要找外援，于是就去找秦国。这也是早就计划好的，当时夷吾在梁国，之所以会逃到这里来，就是因为梁国和秦国很近。当然，要秦国帮忙，空口白话不行，得给人家好处。

于是夷吾派郤芮去见秦穆公，答应把河外的五座城，往南到华山，往东到当初虢国的土地，都割让给秦国。

接下来，秦穆公和郤芮的对话很有意思。

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秦穆公问：“你们公子有什么力量可以倚仗？”这是试探夷吾的虚实。

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郤芮说，我们公子没有党羽，打小性格也不好斗不过分，别的就不知道了。

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秦穆公向公孙枝咨询，这句话内容紧接上文，但已经换场了，不是当着郤芮的面说的。

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郤芮的话比较委婉，但拿去好听的字眼，其实就是夷吾在晋国国内没什么力量可以倚仗，性格也不强势。公孙枝就郤芮的话做这样的推论，顺理成章。

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秦穆公这里谈的是“利”，不是要当帮助晋国的活雷锋。

结合前因后果，大概可以这么分析：秦穆公希望能够插手晋国内政，就想帮晋国立个比较无能的国君。

于是夷吾就得到秦国的支持，回国登基，就是晋惠公。

是夷吾确实无能？还是夷吾一党也摸准了秦穆公的心思，为了骗取秦国的支持，所以在装孙子？

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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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夷吾当上国君后不久，就把里克给逼死了。

里克不是容易杀的。

晋献公死后，里克是掌握晋国实权的人。骊姬的儿子奚齐，本来即将登上国君的宝座，可是还在丧庐中，就被里克给杀了。

受晋献公托孤的荀息，于是改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里克又把卓子给杀了，这次动手的地方，干脆是在朝堂上。

荀息没办法，只好陪着卓子死了。这就是所谓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

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晋国国君，处心积虑十几年。从情理上说，除了给晋献公灌迷汤，她肯定也会拉拢一些其他政治力量。可是面对里克的屠刀，居然毫无抵抗之力，可见里克背后的势力有多雄厚。

惠公杀里克时让人给里克带话说：“没你我做不了国君，我得感谢你。可是，两个国君一个大夫都给你杀了，做你的国君，不也太难了么？”

他这个担忧，不能说没有理由。更重要的，他能杀里克，说明他不仅是拥有一个国君的虚名，而且有实力。

不然，里克能杀奚齐、卓子，为什么不能杀他？

可见，他跟秦穆公说什么“亡人无党”，不是实话，他在晋国国内，本来就有根基。

里克有一个重要的同党，叫丕郑。

晋惠公杀里克的时候，丕郑在秦国。因为他在为惠公给秦穆公带话：

“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

这里可以阴谋论一下。

惠公靠秦穆公的力量回国，使得自己可以免于一回到晋国，就处于里克、丕郑的控制之下。

然后他把答应割让河外之地的问题摆到里克、丕郑面前。这个诺言不能兑现，这点惠公和里、丕之党，很容易取得共识。甚至于，整个晋国上下估计没几个人会有不同意见。

由于还意识不到惠公是个危险人物，所以里克、丕郑只想着怎么应对秦国，丕郑表示愿意出使秦国。

趁丕郑不在，里克孤掌难鸣的时候，惠公突然发动，对里克下手。

事情的真相不一定这么环环相扣。但惠公利用秦穆公的力量，摆脱国内大夫的控制，再以晋国大夫的反对为理由，拒绝向秦穆公兑现诺言，却是很明显的事实。

这一手乾坤大挪移借力打力，不能说使得不高明。

三

意识到自己被惠公利用了的丕郑，开始转而为秦国谋划。他跟秦穆公说：

“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吕甥，《左传》里也作瑕甥、瑕吕饴甥、阴饴甥，《史记》里则做作吕省。其实都是一个人，本文统一称吕甥。这是惠公一党最重要的人物，下面还会提到。

冀芮就是前面提到的郤芮。

这几个人都是惠公的死党。所谓“实为不从”，是说他们不愿意履践割地给秦的诺言。现在可以先收买他们，于是惠公也就势孤力弱了。然后就可以考虑让重耳取代惠公的事。

于是秦穆公赞助丕郑回国收买这些人。收买完全不成功，结果是不久之后，丕郑和他在军方的势力，就被一锅端了。

于是丕郑的儿子丕豹再跑到秦国，跟秦穆公说怀公不得人心，推翻他很容易。穆公是何等人物，当然知道这是丕豹急于报仇，故意贬低惠公。穆公说：

“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

没有大众的支持，怎么可能诛杀大夫？晋国国内反对惠公的人，避祸还来不及，哪里能够赶他下台？

《左传》多次提到，晋惠公在晋国不得人心。其实，这些评价有的是出自宣传需要，有的则恐怕是事后附会之言，都不如秦穆公这句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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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

这一仗开战前，秦正义，晋没理，秦必胜，晋必败，《左传》大力渲染了半天。但看战况，则是另一回事。

备战的时候，大夫庆郑说了晋惠公不爱听的话，偏偏占卜的结果却说，选庆郑当车右最吉利。于是惠公破除迷信，没选庆郑当车右，又用了郑国送的马拉车。结果在战场上，郑国马不听话，导致惠公陷入了秦军的包围。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不理，跑开了，惠公被俘。

同时，秦穆公也陷入了晋军的包围，庆郑跑去跟眼看就要抓住穆公的晋军说，快去救咱们国君。于是晋国人走了，秦穆公逃过了这一劫。

这是《左传》、《国语》的说法。还有另外一说，散见于许多古籍，《史记》也采信了：

当初有一批盗马贼，偷吃了秦穆公的骏马。秦穆公知道这事后，不但没追究，反而给他们送了美酒过去，说吃了马肉不喝酒，伤身子，你们喝吧。

于是这些人对秦穆公感激得不得了。所以韩原之战时，秦穆公已经身陷重围的时候，他们突然杀出来，把晋军杀退了。

这两说哪一说更接近历史真相，其实不重要。事实上两说都有很明显的道德说教的气味和文学加工的痕迹。但有一点，不同的说法观点倒是一致的，就是韩原之战打得相当惨烈，秦军是险胜，乃至可说有点运气。

这足以表明，惠公没有失去大部分军队的支持。

抓住惠公后，秦国国内主流的意见，就是把他放回去。

秦穆公说：“不图晋忧，重其怒也。”国君被抓，晋国的大夫们都很忧虑，不考虑这个问题，会加重他们的悲愤。

公孙枝说：“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重怒难任，陵人不祥。”我们没有办法灭掉晋国，却把人家国君杀了，只能导致两国关系彻底恶化。晋国人要是都大怒了，咱们抗不住，欺负人，不吉利。

事实证明，秦国君臣的担忧属于有政治远见。

惠公的死党的吕甥，这时候把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漂亮极了。

他先用惠公的名义重赏了国人，然后宣布惠公的话：

“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所谓“夫太子，君之贰也”，上面这句里的“贰”，就是指太子。这话是说：我即使能回来，也已经给国家丢人了。还是占卜一下，我的儿子圉，当国君是不是合适。

听了这话，国人们就都哭了。

于是吕甥就策划搞“爰田”和“州兵”。这两个词怎么理解，历来解说纷纭，我没能力考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极其重大的经济和军事改革（可能大到有划时代意义），它的效果足以使“好我者劝，恶我者惧”：本来跟晋国友好的，跟晋国交往越发来劲；本来跟晋国敌对的，就都害怕了。

不久之后，吕甥来见秦穆公，对话有意思。

秦穆公问，晋国内部和睦不和睦。

吕甥说，不和睦。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所谓“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是晋国的平民拥戴惠公；所谓“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则“知罪”显然是有前提的，就是“秦必归君”，你得把我们国君放回来。

总之，你秦国放回我们国君，我们晋国内部就不和了，平民还是恨秦国，但贵族会反战。秦国不放我们国君回来，那么晋国可就上下和睦，大家都以你秦国为敌了。

于是，秦穆公也就放晋惠公回国了。

总观这一大段，要说惠公在国内很不得人心，实在是不大像。

五

鲁僖公二十三年，惠公死，他的儿子圉即位，就是晋怀公。怀公滥用威刑，晋人这才渐渐离心。次年春，秦穆公发兵，送公子重耳回国，杀死了怀公。重耳终于结束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做起了国君。

总结两句。

晋惠公当然算不上什么英明的君主，品德上可指摘的地方更多。但脑子不笨，有笼络的手腕，身边也有一群相当有素质的辅佐。他当国君十四年，晋国虽然没能对外扩张，但国力保持得还可以，至少，他没糟蹋。

对这个结论，最重要的证明实际上不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而是晋文公重耳的霸业。

鲁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登基；僖二十五年，晋文公帮助天子平王子带之乱，并开始外出征伐；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城濮破楚，一战定霸。

积蓄国力，那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事。晋文公只有短短四年多的时间，晋国强大的国力是哪里来的？

只能是，晋文公接手的本来就不是一个烂摊子，惠公时代晋国的底子，本来就不错。所以文公的要做的，是整合，而不是积蓄，这才是四年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

历史的沉思

春秋中期，有所谓五大战争：

公元前633年，晋楚城濮之战

公元前628年，秦晋殽之战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89年，齐晋鞌之战

公元前580年，晋楚鄢陵之战

秦晋殽之战，前面已经讲了。

其余四场大战，除了鞌之战发生在晋国与齐国之间外，都是晋楚两国间的战争。而鞌之战所以发生，也是因为晋国担心齐国和楚国联合。所以说，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基本模式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大战一场，谁获胜，各小国就表示，拥戴谁做霸主，然后，向他缴纳贡品，--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交保护费。

说到这争霸战的特点，有几条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尽量不打

两个大国，轻易也不敢直接交锋。就好像美苏争霸的时候一样，是不敢彼此间直接打的。因为直接打就得咣咣咣扔原子弹，那谁都吃不消。

晋国楚国当然不至于彼此顾忌到这个地步，但是城濮之战后，彼此对开战都还是很谨慎的，不像秦国跟晋国，有事没事就打一回热身。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之间差不多九十年，真正的大仗，也就打了这三回。

其余的时候，有时是楚国躲晋国，更多是晋国躲楚国，有时更是讨点口头便宜就算了。

鲁僖公三十三年，在蔡国境内，晋军和楚军相遇了，双方隔河对峙。晋军统帅阳处父给楚军的统帅子上写了封信：“咱们这么耗着不是办法，这样，我后退三十里，你过河，咱们见个高低。”

楚国人也不傻。他知道你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我过河过了一半，你冲过来了，那我不惨啦。于是回了封信：“这样，我退后三十里，你过河我们打。”

于是楚军开始后退。哪里知道，阳处父根本就不过河，反而直接宣布：“咱们庆祝吧，楚军已经逃跑了！”

他就这么收兵了。那边楚军一看晋国人已经走了，他也不敢追，就也回家了。后来楚王觉得这事丢了自己的面子，就把统兵的子上给杀了。

历史的沉思

第二，要打在别人的地盘上打

当然，如果老是这样根本就打不起来，那还争什么霸主呢？所以打还是要打的，但是，要打在别人的地盘上打。

晋楚两国地北天南，相距很远，基本上谁也没有打到对方的家门口去。打，都是利用那些小国的国土做战场的。

城濮之战，城濮在今天山东鄄（音倦）城的西南，当时是卫国境内。

邲之战，邲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东北，是郑国的地盘。

鄢陵之战，鄢陵是今河南鄢陵西北，还是在郑国。

郑国的地理位置，到晋国和到楚国距离差不多。所以晋国楚国都觉得，在这里打，后勤上彼此都不吃亏。而且郑国地势也比较开阔，地形上也很公平。所以要开战的话，经常就挑中郑国做战场。

第三，打了你的小弟，就是打你

更多的时候，晋国和楚国都是通过攻打教训小国，来显示自己的威风的。--仍然好像是美国跟苏联斗，也是你到巴拿马捅一下，我到阿富汗捅一下。

城濮之战的起因是什么？是楚国打宋国，楚国打宋国的理由是什么？是宋国亲近晋国。

那么，晋国当然不能坐视不救，可是他去救宋国了么？没有。那么，围魏救赵，他直接去打楚国了？也没有。

晋国跑过去打追随楚国的卫国和曹国，就算是对楚国的抗议和示威了。

邲之战，起因楚国打郑国，理由跟上回一样，郑国亲近晋国。郑国当然打不过楚国，便向晋求援。晋国倒是也派援兵了，但是行动奇慢。终于，走半道，探马来报，郑国已经投降了。

于是主帅荀林父一声令下，咱们撤兵罢。

为什么？荀林父的意思：郑国都投降了，我还辛辛苦苦赶过去干什么？

这话倒也不错，那回去之后，晋军是不是就可以休息解散了？

怎么能解散呢？“这个郑国，太不象话了，怎么能投降楚国这样的野蛮国家呢？不去教训他一下，咱们作为正义之师，没有尽到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等楚军撤了，我们也去打郑国一下。”

总之，倒霉的都是这些小国家。

夹缝中，给夹得最惨的是宋国。

我前面说过，宋国人是比较戆的，他就认死理，楚国是蛮夷国家。其实到了春秋中后期的时候，楚国中原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了，楚国的本土文化和中原的礼乐文明相结合，产生出来的新文化比中原文明不说犹有过之罢，至少也毫不逊色（这个讲到战国的时候会细说）。但是宋国人他不管这个，我就看你楚国人不顺眼。因此宋国绝大多数时候是站在晋国一边的，也因此，楚国要拿谁开刀，往往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

前后，楚国好几次包围了宋的都城。最惨的一次鲁宣公十四年（-595）九月，楚庄王围宋。第二年春天，宋国人向晋求救，可是就在两年多以前，邲之战晋国刚刚惨败在楚国手里，现在又忙于和秦国作战，哪里救得了宋国呢？国内一讨论，认为“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可是晋国人坏，他不说自己来不了，反而派人给宋国人打气：“要坚持，要挺住，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保持中原文化的先进性，我马上就给你发救兵。”

于是宋国人戆劲上来了，拿出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守城，拿出一种守株待兔的精神，来等待晋国的援兵。

守株待兔我们说过，这是宋国的本地风光；而如果宋国人知道愚公移山这事，这时候肯定骂：“这老头太戆了，没事挖什么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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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他们家，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差不多就是宋国再往北去一点那个位置。愚公家门口，有太行、王屋二山，愚公出门不方便就开始挖山，结果惊动了天帝，天帝就派夸娥氏二子，把山给搬走了。从此，愚公家“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就是说直通河南南部，一直到汉水的南岸。

豫南汉阴，那是楚国的地盘，宋国在哪？就在楚国到愚公家的大路上。

宋国人肯定想，你把山搬那么远干嘛。稍微往南移动一点就可以了嘛，那楚国人打我们也不能这么长驱直入了。

结果，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为期最长的一次围城战。宋国人在城里搞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没东西吃了怎么办？吃小孩，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吃，那咱们换。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小孩领回家去也不能生吃啊，得生火，柴禾是早就没有了，但到处都是死人，拿点死人骨头拆吧拆吧，火也点起来了。

顺带说一下，宋的都城在睢水以北，这里后来叫睢阳。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名将张巡死守睢阳，结果也是没粮食吃了只好吃人，一座睢阳城几乎吃空了。这样的悲壮和惨无人道，出现一次震撼人心，但在同一个地方反复上演，则不能不引发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感想了。

孔子周游列国，碰到好多隐士，这些隐士大多就是出现在当年的晋楚战场一带。孔子不满黑暗的现实，老想着改良；隐士们则不相信社会还有变好的可能。这和他们更多的见识了历史的无耻与悲惨，可能也有关系。

大国残暴无耻，小国就只有把自己变成无赖，不然他就没法维持生存。

郑国就越来越无赖化了。

前面说了，邲之战前，晋国其实不想跟楚国打，为什么最终还是打了？很大程度上就是郑国挑唆怂恿的。郑国人的想法就是，你们一定得打，你们不打，我哪里知道该认谁做老大啊？

晋楚争霸九十多年，郑国认晋国是老大和认楚国是老大各是四十多年。可见晋楚两国有多么势均力敌，也可见郑国见风使舵有多么敏捷。

襄公八年（-565年），楚国攻打郑国。郑国人两个选择：一、向楚国投降；二，当时郑和晋国结盟，可以等晋国的救兵。

结果郑国的执政子驷引了一句《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人一辈子才几年啊，等晋国的救兵啊，还不如等黄河清了呢。过去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就是说等晋国是千年等一回的事情。所以，向楚国投降！“当然，等楚国走了，晋国人肯定又要来的，”这个子驷别提多明白了，“那也没关系，咱们把保护费准备好，他来了给钱给他就是啦。”

果然，楚国人一走，第二年，晋国人来了。郑国一看，哦，来了，我向你投降，咱们再结盟吧。

这次盟会上，晋国人说，这回把话说定了，盟约这么写：

“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

你以后一定得听我晋国的，不能三心二意。结果郑国人说，盟誓上咱们再加一句：

“自今日既盟之後，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

大意：从今天结盟之后，我们郑国如果不追随讲究周礼，而且强大得可以保护我们郑国的国家，而有三心二意的话，就要受到这份盟书上所说的惩罚。

于是，祷告了神明。

晋国人一听火了，什么叫追随强大的国家？你这不是有奶就是娘吗！这盟书得改！

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罢。”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他前脚走，后脚楚国又来了。

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歃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呐，这就改变立场，合适吗？”

子驷说：“我们本来就说追随强大的国家啊，没有违背盟约啊！”

看来，郑国的道德崩溃得最彻底，郑国人也是真善于拿着条约咬文嚼字。所以，郑国能成为春秋各国里最早颁布法律的国家，实在也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郑国再滑头，毕竟弱国无外交。给晋国楚国这么不断的收保护费，也搞得财政体系快崩溃了。所谓：

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老天爷祸害我们郑国，让我夹在你们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发动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没处说啊。

终于，大家都被折腾得受不了了。在鲁襄公二十七年（-546年），由宋国的大夫向戌牵头，各国的实力派人物荟萃于宋国，召开弭兵会议。弭是消除，兵是武器，指代战争，弭兵就是消除战争，弭兵会议，也就和平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