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春秋

历史的沉思

诸侯挤兑天子，但自己日子也不好过。有出京剧《刺王僚》，有这么几句唱：

【西皮导板】

列国之中干戈构，

【原板】

弑君不如宰鸡牛，

虽然是弟兄们情义有，

各人的心机各自谋。

这就唱的是春秋时代的兄弟相残。

1、《左传》开篇，第一个完整的故事是《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左传》名篇，各种古文选必选，而且往往也是第一篇。郑武公两个儿子，一个就是郑庄公，一个共叔段。郑庄公生的时候难产，当妈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当时女人生孩子死亡率是很高的，民间甚至有谚语说，“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从此，这个妈就对大儿子有意见，而一心扶植小儿子。而郑庄公是厉害人物，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二十二年之后，到底是把弟弟给逼得流亡国外了。但是一场大战也打得很惨烈，因此《左传》上说，这哪里还像是哥哥教育弟弟，国君收拾大夫，倒像是两个国君打仗了，“如二君，故曰克”。

郑庄公和共叔段都是嫡子，这点上没有区别。然后庄公是长子，根据继承法，国君之位当然是他的。但是即使没有那个难产的问题，老年人喜欢小儿子，也是很正常的心理。即使不想废长立幼，也会想给小儿子各种补偿，让他多拥有一些社会、政治的资源，而小儿子既然已经拥有了这些，很自然就又会想：虽然没传给我，我不能抢么？

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比较明智，明显是护着他这个嫡长子的；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也远不是共叔段可比。饶是如此，兄弟争权，也还闹成了“如二君”的内战，在其他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局面当然更糟糕得多。

2、《春秋》里出现的第一位鲁国国君是鲁隐公。隐公是上代鲁国国君的庶子，虽然他是当哥的，按照“以贵不以长”规矩，他没有继承权，但当时合法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鲁桓公年纪还小，所以隐公暂时代理了国君。

十年后，桓公已经长大成人了，这就到了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了。有人劝隐公说，干嘛老做代理啊，你把弟弟干掉，不就可以当正式的了么。鲁隐公很厚道，说不行，现在弟弟也差不多成年了。你没看见我正在修别墅吗？这就是我在准备退休养老了。

结果这位一想，得，马屁没拍上。你可是高风亮节了，但要这么着的话，将来新国君即位，知道我都跟你说过什么，能有我的好吗？于是赶紧又跑到桓公那里，说不好了，你哥哥已经动了坏心思了，这个国君他是打算一直做下去了。桓公一听，那怎么成，看来得把我哥给宰喽！

就这么，鲁隐公死于谋杀。

兄弟抢国君做的故事实在太多，我们不能一一去讲。要提醒大家的是，春秋时代，抢国君做的事，一般也还只会发生在最亲近的同姓之间。那个时代人的等级观念还比较强，不是老国君生的，也弄个国君做做，这种事大家想都想不到。就好像国君瞧不起天子，可以；但也想不到要抢天子之位。

历史的沉思

这种等级观念，可说是一种贵族传统的体现，但这个传统显然不是中国特色，欧洲也有的。要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东西，倒恰恰是中国这个传统崩溃得特别早。等到了大一统帝制的时代，这个宝塔式的社会结构就全然摧毁了。一方面是等级间的压迫严重，一方面是最没有等级观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的口号满天飞，在欧洲还真找不出几句这种规格的豪言壮语--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当然，不是国君的亲人的大夫谋杀国君的事也是有的，只不过接下来是另立一个，不会篡位就是了。

3、宋国太宰叫华父督的，一天在路上看到宋国司马（也就是国防部部长）孔父嘉的老婆。《左传》写得很传神：“目逆而送之”。逆是迎，就是看着走过来走过来，哒哒哒……然后送，再走过去走过去……直到背影消失。

人都消失了，华父督还在那里喃喃自语：“太漂亮了太性感了。”--原文是“美而艳”，显然，艳跟美不能是同义。据《说文》，艳本来有高大的意思，那么，美是说脸蛋靓，艳是说身材好，大概这里翻译成性感还是合适的。

于是华父督半夜带人，杀进孔父嘉的家里，把孔父嘉给宰了，把他老婆也给抢过来了。然后一想不对，孔父嘉不是一般人呐，宋国的司马，国防部长，而且是托孤的老臣，当年宋的先君，就是把现在的宋国国君托付给他的。现在我们国君面前不好交待了。

那怎么办？不好交待就不交待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顺手把国君也杀掉了。

但是接下来麻烦又来了，就这么把国君给杀了，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这事儿就不能以武力解决了，宋没这个本事。好在宋是文明古国，有的是宝贝。于是华父督四处派送礼物，其他国家收了礼，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其中，送给鲁国的是一只大鼎，鲁桓公收到之后，不顾大臣的阻拦，当即就摆到太庙里去了，可见这份礼份量之重。但这还不是这次事件里宋国送给鲁国最重要的礼物。

孔父嘉的后人并没死绝，这事之后，其中一支，逃难逃到了鲁国，若干代以后，一个婴儿，在尼山出生，就是孔子。

4、华父督杀宋殇公这事，一般认为，这事儿是《左传》给写八卦了，背后还是有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但是，下面这事，可无论如何就是一八卦了。

鲁庄公十一年，宋鲁两国大了一仗，宋国著名的大力士南宫长万做了鲁国的俘虏，过了几个月，两国修复了睦邻友好关系，南宫长万被送回宋国。

这本来当然是好事。可是奇就奇在，就是这短短几个月的经历，竟让让南宫长万变成了鲁庄公的粉丝。

所以回国后，南宫长万没事就喜欢讴歌鲁庄公。这天宋闵公与南宫长万玩博戏。南宫长万忽然又来了：“太了不起了！鲁侯品德的贤淑！鲁侯体貌的俊美！普天下的诸侯当真够格做国君的，也就是鲁侯了吧！”

你想，任何国君都不能爱听这种话，何况当时还不是就他们俩人儿，宋闵公带着女人呢，在女人面前，男的虚荣心，又要格外膨胀一点，所以宋闵公马上回了一句：“真有那么好么？你不就是给他抓去过嘛！你这就叫犯贱，天生就是个囚犯！”

这下轮到南宫长万受不了了，而他可不会跟你耍嘴皮子，跳起来抄起棋盘，啪的一下就把宋闵公给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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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干净利落的摆平了国内矛盾，集中力量对外，使郑国成为春秋初期极为活跃的国家。但面对同样的问题，他的儿子们--公子忽，公子突，还有子亹和子仪--却显得顾此失彼。不过也必须承认，下一代们的处境确实要更复杂。庄公和共叔段争位，纯粹是郑国的内政；而现在，却不能不考虑外国势力介入的因素。

在一次多国联合救援齐国的军事行动中，郑国的世子公子忽表现出色，赢得了齐僖公的青睐，他为自己的女儿向公子忽求婚。齐是富饶的大国，这当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尤其是，正像当时陪同公子忽一起到齐国的大夫祭仲指出的：“一定要娶她！国君内宠很多，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援，将不能确保继承人的地位。其他三位公子都有可能竞争国君的位子。”

但公子忽拒绝了。

忽的理由是，齐国强大，不是我的配偶，而每个人都应该像《诗》上说的那样，靠自己去追求幸福。尤其是，他并不觉得自己为齐国做过什么，“现在由于国君的命令奔赴齐国解救它的危急，反而娶了妻子回国，这里利用战争而成婚，人民将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议论呢？”

结合其它一些细节，我们有理由推论：很多时候，忽是一个单纯质朴，道德感和是非观有些过于强烈的年轻人。毫无疑问，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这样的人不适合生存。

庄公去世，公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而祭仲从此成为了郑国的国务卿。

庄公另一个儿子公子突，他的母亲来自宋国，并且其家族在宋国得势。所以宋国人希望突能成为郑国的国君，于是把祭仲骗到了宋国，要挟他设法让突取代忽。

祭仲答应，并且居然做到了。--忽被迫下野流亡，而公子突成为了郑厉公。这次政变成功得如此轻易，当然导致了一系列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大家都觉得有机会不妨也试上一把。

公子突做了四年国君，不满祭仲专权，设法要除掉他。结果失败，突逃到边境上的一个据点里，由于有宋国的支持，郑国人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祭仲迎回了公子忽。但是两年后，另一位大夫对公子忽不满，在野外射死了他。

祭仲不敢让公子突回来，于是立子亹为国君。但就在当年，子亹在参加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被谋杀。

祭仲又立子仪。不久后，祭仲去世。

子仪做郑国国君一十四年。《左传》和《史记》对这十四年都似乎无话可说。唯一记录下来的是一起灵异事件：郑国都的南门，城内的蛇与城外的蛇相斗，城内的蛇被咬死。

此事象征着什么并不深奥。只不过，本该人来车往的城门口竟然有两蛇相斗，可见真是“无居人”、“无服马”了。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郑城，怎么会荒凉到如此地步？这十四年里，为了防备公子突杀回来，这个城市一直处在紧张戒严的气氛中吗？

公子突到底还是杀了回来，成功的除掉子仪，再次登上国君的宝座。然后，他开始清洗他觉得不忠的大臣。比如，他质问大夫原繁：我在国外时，你为什么不给我传递国内的消息？现在我回来了，你为什么又不赶紧对我表示忠心？

原繁说：“国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却在国外，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忠吗？如果社稷有主人，国内的人民，谁不是他的臣子？臣下不应该不忠，这是上天的规定。子仪做国君十四年了，现在策划召请国君您回国的，难道不是不忠吗？庄公的儿子活着的还有八个人，如果他们都可以用官爵做贿赂来劝说别人三心二意，国君您该怎么办？”

原繁的质问，不仅仅是针对公子突个人的。在投机者面前，对传统道德的坚持已经不但荒唐可笑，而且反而成了最大的不道德。但是，现在确实越来越是一个投机者的时代，那么，国君您该怎么办？我们大家该怎么办？

无法面对这个新时代的原繁，于是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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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庄公宠爱庶子州吁，大臣石碏劝告他。劝告的说辞总体上并没什么新鲜，无非是，人的身份有贵有贱，如果这个等级秩序被打乱，灾难也就随之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石碏说：“如果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还不定下来，这就会酿成祸乱。”看来石碏也并非站在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立场上在发言，贵贱并非不可颠倒，只不过贵贱之分却必须保持。国家需要一个绝对权威，所以为了将来考虑，一个国君就不应该对儿子们平均施予作为父亲的爱。

卫庄公做不到。他毕竟还是把国君的位子传给了嫡子，是为卫桓公；同时，州吁在军方建立自己的势力，庄公也不加禁止。

石碏的话今天听来很不人性，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表明，石碏有洞察力，并且他的意见很可能也代表了卫国人民的心声。还是生活在权威下面，比较有安全感。不然，就是所谓“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局面了。

果然，州吁杀了桓公，自立为国君。而和很多家庭问题专家一样，石碏也管不住自己的孩子，他的儿子石厚，在州吁的势力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经过一次篡弑，州吁君位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州吁得不到人民的拥戴，他试图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看来也没有效果。从鲁隐公和大夫众仲的一次对话可以看出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等待着看州吁政府的垮台。

州吁和石厚显然陷入了不安之中。石厚于是想起了退休在家的父亲石碏，他希望老爷子能给拿个主意。

石碏说：“去朝觐天子，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地位。”

石厚问：“怎么能让天子接受我们的朝觐呢？”

石碏说：“陈国国君正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互相和睦，如果能得到陈国国君的引见，就可以朝觐天子。”

听了父亲的话，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

与此同时，石碏的信使也到了陈国。“卫是个小国，老夫又已经年迈，不能做什么了。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的国君，请您借此机会图谋他们。”

于是，陈国人就抓住了州吁和石厚，又由卫国派人来将他们处死。石碏特地让自己的管家獳羊肩，去陈国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左传》盛赞石碏是一位“大义灭亲”的纯臣，又强调新国君卫宣公的登基，是出自卫国人民的意志。但这一切无济于事，卫国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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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宣公娶了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妾，也就是宣公的庶母，——这种儿子和老爸的小老婆结合或私通的故事，在这个时代时有发生。

宣公和夷姜生了急子。急子长大成人，宣公为他迎娶齐国国君的女儿，结果发现这女孩儿漂亮，就自己娶过来。——这种老爸看中儿媳的故事，在这个时代也时有发生。

照当时的习惯，这个齐国女孩称为“宣姜”。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

自己的丈夫本来该是急子，这段破灭的姻缘在宣姜心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都不重要了，又是十多年过去，宣姜作为一个母亲，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国君的继承人。

宣姜和小儿子公子朔一起在宣公面前说急子的坏话，谗言生效，宣公决定处死急子。——大概是怕大夫们反对，策划的是一个暗杀计划。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又指使了一伙边境上的强盗，准备中途截杀他。

类似这样的故事，古今中外都有流传，——最著名的比如《哈姆雷特》。并且，其中往往都有一个转折：阴谋布置得并不严密，有人将一切告诉了危险中的人。

这一次，给急子传递消息的是公子寿。作为宣姜的长子，如果急子死了，寿本来应该是最大获益者，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名誉的利益。

公子寿告诉急子逃走，急子不同意：“不遵从父亲的命令，那还要儿子做什么呢？除非是没有父亲的国家，才可以这样做。”

等到急子出发的时候，公子寿给他送行，把急子灌醉了。——以急子当时的心情，灌醉他想必不会是什么难事。

于是公子寿打起哥哥的旗帜出发了。——强盗是认旗不认人的，于是杀了公子寿。

急子酒醒了之后，赶过来，对强盗说：“他们要杀的是我，寿又有什么罪？你们杀了我罢。”

强盗当然没有什么客气，就又杀了急子。

于是，公子朔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宣公死后由他即位，即卫惠公。

卫国是东周列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但在卫国漫长的历史上，似乎只有这件事给了司马迁最深的感慨。《卫世家》篇末的“太史公曰”里，没有对任何历史大事发表评论，而只是说：“我读世家中的记载，看到宣公的太子因为妇人而被杀，他的弟弟寿争着舍生赴死，这和晋国的太子申生不敢向父亲说明骊姬的过错是何其相似。然而，他们终究真的死了，何其悲哀啊！”

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兄弟两个无疑是有点傻。但是，人为了信念而死，并且这种信念毫无侵略性。——不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拿别人的生命和生活当实验品，——面对这样的死者，任何拿出嘲笑、指点或教导的嘴脸来的人，都是可耻的。

卫国人为这兄弟二人而悲哀，于是作了《二子乘舟》这首诗：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只是表达一种思念之情，其余一切都被省略了。

司马迁想得还是要更深一些，包含着对道德的忧虑。鼓吹道德高标固然没有必要，但如果恪守礼仪的人总是没有好结果，那发展下去，就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无法维持了。

于是，他又追问道：“父子彼此杀害，兄弟彼此残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许很容易回答，却绝不容易解决。不管为了什么，谋杀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卫惠公得不到民心的归附，于是被赶走，但过了不久，他又利用外国势力（主要是齐国）又杀了回来。

这之后，直到惠公死，直到他的儿子懿公已经在位整整八年，直到北方的蛮族已经兵临城下，卫国的内乱，都没有止歇。

历史的沉思

春秋时代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念，和后来有很大的不同。

前面提到卫宣公娶了自己的庶母夷姜。《左传》的原文是，“卫宣公烝于夷姜”。东汉服虔注：“上淫曰烝。”既然定义为“淫”，当然是一种批判，并且越到后来，这种批判越被大加发挥。但很可能，这一层否定意义是附会出来的，在当时，“烝”本是一种正常的婚制。

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位宣姜，后来又嫁给了宣公的儿子伯昭。伯昭并不乐意，但在齐国国君的压力下，终究还是被强迫而“烝”了。这样的事可以在外交照会中提出，而正做着卫国国君的宣姜的儿子朔，也并不觉得自己脸上有什么下不来，可见大家都不认为这在伦理上有什么太大的不妥。后来伯昭和宣姜所生的五个儿女，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烝”出来而遭到歧视，两个女孩还都嫁给了国君。

但无论如何，齐襄公姜诸儿和他的妹妹文姜之间的恋情是一种乱伦。不管在后世还是当时，都没有疑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早已是普遍的认识，何况，襄公和文姜，乃是嫡亲兄妹。

鲁桓公即位后的第三年，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这次婚礼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不祥的意味：鲁国派去迎亲的，就是手上沾着隐公鲜血的羽父；而齐僖公亲自送女出嫁，也与礼法不合。种种细节看来都不是好兆头，虽然，谁也说不出究竟有多大的不妥。

三年后，桓公与文姜的儿子出生。太子出生的仪式操办的很正规也很喜庆，尤其是，儿子还和老爸同一天生日，可以想象桓公有多么开心。在听大夫申繻讲了一通给孩子该怎样取名的大道理后，桓公给儿子命名叫“同”。关于成婚时候那些“非礼也”的记忆，即使有，这时也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十多年过去，齐僖公早已去世，齐国的国君换成了文姜的哥哥姜诸儿，即齐襄公。这时，桓公决定陪文姜回一趟娘家。

大夫申繻又出来发议论：“女人有丈夫，男人有老婆，不可以互相轻慢，这就叫有礼。不合于礼的，就一定会败坏。”

申繻也许有了某种预感。但这种泛泛的议论甚至不好算是劝阻，桓公夫妇还是出发了。

到齐国，“齐侯通焉。”《左传》语焉不详，《史记》则指出齐襄公和文姜早就有过关系，这次是有预谋的重续旧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被一个比你有权有势的男人给戴上绿帽子，不要声张，结果多半还会好一些。武大郎要是装糊涂不去捉奸，就不会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正踢中心窝里”；而挨了一脚之后如果愿意放手，那一包砒霜，也可以省了。

可惜，春秋时代没有那么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何况有些事情，也不是你知道了该怎么做，就真能克制得住的。鲁桓公发现了问题，然后对文姜表示了愤怒。尤其是，他怀疑那个和自己同月同日生的儿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生的。

齐襄公知道了这件事，在他看来，桓公的愤怒显然太不知好歹，冒犯了他的尊严。

于是，齐襄公请桓公饮酒，之后，又让大力士彭生帮助桓公上了马车。然后，人们发现桓公死在车里。

可怜的武大郎还有弟弟武松为他报仇，而鲁国人甚至不敢为国君之死而破坏和强大的齐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送往齐国的国书上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甘安居于国内，来贵国重修旧好。礼已经完成而不能回国，又无处追究罪责，在诸侯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请用公子彭生来消除这种影响。”

被要求处死的仅仅是一个彭生，很可能令齐襄公喜出望外（他未必没有做打一仗的准备），所以彭生当然也就非死不可。这种处理方式，倒是为后来同类事件的了结提供了一个样板，翻开史书，会发现彭生这样的替死鬼随处可见。

可是回头想想，鲁国人到底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回忆起来，当初文姜本来是要嫁给郑国的公子忽的，却被他拒绝了。于是，就不禁佩服起公子忽是如何的有远见来，在史书上发议论表彰。而浑然忘了就在桓公被害的前一年，公子忽一样死于谋杀。

对弱者而言，有时候选择并不重要，因为结果很可能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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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国君中，就有两位死于齐襄公之手。——郑国的子亹和鲁国的桓公。襄公敢于这么做，倚仗的当然是齐国强大的国力。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统治下，齐国本身已经危机四伏。

齐襄公十三年，有鲁国大夫提议袭击齐国军队，身负杀父之仇的鲁庄公（桓公的儿子同）却到底没有敢付诸行动。但同时，边境上叛乱的种子正在发芽滋长。

一年之前的夏历七月，正是瓜熟时分，襄公任命连称和管至父两位大夫戍守葵丘。这是一个苦差事，所以襄公许诺说，等到来年瓜熟，就派人来替换他们。现在，又到了“七月食瓜”的时候，可是襄公那里，却毫无音讯。连称、管至父派人回去请示，襄公的答复却是，要他们在葵丘这鬼地方继续待下去。

萧墙之内的危险则来自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是襄公的堂兄弟，当年，襄公的父亲齐僖公很喜欢这个侄子，他的待遇，一切与襄公相等。于是顺理成章的，襄公不喜欢这个分去父亲宠爱的人，等到他即位之后，就把公孙无知贬黜了；同样顺理成章的，公孙无知对此怀恨在心。于是，连、管两位大夫，就和公孙无知走到了一起。

襄公的后宫，更是一个充满了怨念的地方。他对女性有过份强烈的占有欲，太多女人被纳为姬妾，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不免遭到了冷落。而连称的表妹，恰好就是其中之一。公孙无知对她许诺说，如果政变成功，就娶她作自己的正妻。于是，这个女人窥伺着襄公的行踪。后宫中女人的眼光，本来就只能集中在国君身上，所以这看来倒也没什么奇怪。没有人注意到，这双眼睛中还包含着阴谋与希望。

最后，不知道该替襄公感到是幸运还是荒诞的是，他还拥有几个寺人的忠诚。

襄公外出打猎，看到一只大野猪。他的一个随从说：“这就是公子彭生。”

也许是襄公不认为彭生也有资格为自己感到冤屈，他愤怒起来。襄公叫道：“彭生你还敢来见我吗？”

一箭射过去，野猪像人一样站起来，大声啼叫。

襄公感到害怕，从车上摔下来，弄丢了自己的鞋子。

回到宫中，恐惧的心理却没有消散。并且，襄公也没有办法面对（或说不甘心承认）自己的恐惧，所以他必须迁怒于人。

管鞋子的寺人费于是受到了鞭打，他带着鲜血淋漓的脊背，退了出去。

正在这个时候，公孙无知一伙得了讯息，杀到了宫门前。

他们抓住了寺人费。寺人费对他们说：“我怎么会为襄公而守御呢。我先进去探听消息，你们暂且不要进去，惊动了宫中的守卫，行事就不容易了。”

看到寺人费背上的创伤，公孙无知他们都觉得，他对襄公一定充满仇恨，这是个可信赖的人。

于是寺人费进宫，把襄公藏到门背后，同时联络其他的寺人，开始抵抗。

这种努力几乎是徒劳的。战斗中，很快寺人费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躺在床上冒充襄公的孟阳，也没有瞒过叛乱者的眼睛。

一番搜索之后，齐襄公露在门下面的脚被发现了。——民间的说法是，那只丢失的鞋子突然出现在门前，从而襄公被暴露了，这是彭生的鬼魂的报复。

襄公被弑，公孙无知成为齐国国君。但他的命运更加不济，谋杀襄公的政变发生在冬天十二月，第二年一开春，公孙无知就也被人杀死。《春秋》写道，“齐人杀无知。”直呼无知的名字，是不承认他是国君；用“杀”而不用“弑”字，是也不认为此事是以下犯上。

这之后，齐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国君。而等到下一位齐君出现，整个春秋时代的面貌，都将为之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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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说中国政治早熟，但春秋时代，也还没熟成后来那个样子。看老祖宗的故事，也不一定要老是用那么敬畏的眼光。有时候其实就像是看小孩子那么看，更合适。有小孩子的可爱，也有小孩子特有的那种无目的的残忍。

很多政治事件，还真就是情绪的而不是权谋的。上回讲的，好些谋杀国君的事是这样，同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常常也有点儿戏。

战争的起因可能很可笑

比方说，两国边境上，两伙女的在采桑叶，为了谁多谁少打起来了；回家后各自哭诉，——前面说过，家是政治单位，都是有军队的——于是两家大夫就打起来；然后大夫跟国君汇报，两国之间的战争可能就爆发了。

而且这种仗，有时是打过就算，一转身就能和好。看来仗打得并不惨烈，不然你杀了我老爸，我强奸了你老婆，再要达成谅解，不可能是这么容易的事。看几个事例：

１、鲁隐公二年（前721），莒国与向国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原因是，向姜嫁到莒国，在婆家住不惯就又回去了，于是莒国就发兵，要去抢回老婆。——为了抢一个女人打仗，这莒国是没有荷马呀，不然也能写一《伊利亚特》。

２、鲁隐公五年，郑国攻打宋国，宋国来向鲁国求救。鲁隐公就问，仗打得怎么样了？当时郑国已经攻破了宋国的外城，但是宋国人要面子，说还没到内城呢。其实战况鲁隐公全知道，所以一听这话就火了，你装拽是吧，那我不帮你了。所以这次鲁国就没有发兵。

鲁隐公九年，郑国再次攻打宋国。宋国人想，上次鲁国你也不来救我，这次我不找你了，于是他就自己把郑国打退了。但这下鲁隐公更火了，遇到麻烦居然不找我，眼睛里还有没我啊！

鲁隐公十年，也就接下来的一年，鲁国就把齐国、郑国都找来：“今年是不是又要打宋国了？一起去啊！”

３、鲁桓公六年（前706年）夏天，齐国遭到北戎的攻击，诸侯一起前往救援，取得了胜利。在战争当中，郑国的军队，表现得尤其出色。

大家都来帮你，当然你齐国也得表示一下。于是齐国就给各国准备了礼物，但这些礼物，他不是自己送过去的，而是委托公认比较德高望重的鲁国，说：“你给我分一下吧。”

鲁国是这么安排的：接受礼物的次序，就按照我们各国获得分封的次序来吧。那么，郑国是周宣王的时候才封的，他当然得排在最后面。

为此郑国大怒，在桓公十年，联合了齐国和卫国，一起讨伐鲁国。

我读《左传》读到这一段，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这一仗鲁国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春秋》没提，《左传》仍然没提，只是特别强调了一句：“我有辞也！”

有辞，就是有理的意思。我们今天还说，振振有辞，就是这人说话，一副觉得自己特有理的样子。

也就是说，鲁国强调，我按照周王室分封的次序，把你郑国排在最后，是对的。这样坚持了真理，哪怕因此打一仗也是值得的，我这是打了一场正义的战争。

并且，虽然这次进攻是郑国发起的，齐国、卫国只是陪衬，但在记录攻打自己的这三国国家的名字的时候，鲁国人仍然坚持，把领头的郑国放在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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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

前面说过，各诸侯国内的人，有国人和野人之分。上阵当兵，是国人的特权，野人只能搞搞后勤。——国人是周人，野人则是原住民，彼此间是有或至少有过民族矛盾的。当年武王伐纣，商纣的军队临阵倒戈，周人占了大便宜。现在以史为鉴，得防着一报还一报，自己再吃这个亏。

所以能当兵的，一定是国人。国人差不多也都可以算个小贵族了，所以那时候打仗，就跟现在打高尔夫一样，倒也是一项贵族运动。

那时候都是车战，一旦冲锋起来，战车的冲击力是非常可怕的。拉车的是四匹马（所以成语有驷马难追而不说五马难追），车上有三个人，除了主帅的车，座位安排是这样：中间的是御者，驾车的；左边是这辆车上地位最高的人，受过比较严格的射击训练；右边这位一般都特别壮，是个大力士，他的职责一是和敌人搏斗，一是如果车轮陷沟里了，他就跳下车来，把车给推出来。

你想，一匹马跑起来那冲击力就够可怕的，这儿有四匹马，四匹马还拉着车，车上还有三个人，三个人里还有个特别壮……两车对撞，那就直接车毁人亡了。所以，一般不提倡战车对撞的作战方式。考古学家发现。当时通用的武器戈或者矛之类，杆都特别的长，——一个猜测是，这是要保证两辆车远远的交错而过，武器还能够打到对方。

战车冲锋，几个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了，所以一般打仗很少超过一天的。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四国联军伐郑，包围了郑国的东门，《左传》上写：“五日而还”。

特别标出是五天，就是因为当时打仗很少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被别人堵在城里五天之久，显然也让郑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之后郑国的几次出击，《左传》都特别注明：“以报东门之役”，这是对东门那一仗的报复。

——毫无疑问，像战国时代，秦国赵国长平之战那样，会整整对峙消耗三年的持久战，完全出乎春秋初期的人们的想象力之外。

没有常备军

那时候还没有常备军。

当然，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军事训练是有的。周礼当中有一项，叫作射礼，就是平常要练练射箭什么的。孔子教学生，礼乐射御书数，射箭也是六项技能课之一。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一个君子，跟人没什么好争的，但是射箭还是可以争一争的。不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谓“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揖让而升，打躬作揖然后登上赛场；揖让而下，打躬作揖然后离开赛场；揖让而饮，打躬作揖然后该罚酒的罚酒。这样就算是争了，也还是很君子的。

——当然，这么搞，从军事训练的角度看射礼，就很有形式主义的嫌疑了。孔子还说：“射不主皮。”皮是皮做的箭靶子，射箭不讲究能否把靶子射穿。靶子射不穿，战场上当然更射不穿铠甲了，更是形式主义得一塌糊涂。不过，孔子生活的年代是春秋末，正是春秋战国期间难得的一个相对和平时期，所以容得他说这个话，大多数的射礼，应该比孔子提倡的不君子。

还有一些舞蹈，也能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

有一支舞曲叫《大武》，表现周武王的事迹的，在当时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义勇军进行曲》。跳大武的时候，舞蹈者“总干山立”，干是盾牌，就是说跳舞的道具是武器；舞姿则“发扬蹈厉”，动作幅度大，经常有腿高高抬起，然后重重跺下去动作，这可说是舞武合一了。

又有一种万舞。《诗经》里说：“硕人俣俣（音语，魁梧貌），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编织的一排排丝线）。”舞姿刚劲可知。南方的楚国也爱跳这个舞，有个故事：

楚文王去世，他的夫人却还是很美貌的。于是，当时楚国的令尹（就是执政大臣）公子元就想追求这位文夫人。这几千年来，追女生的办法，变化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就是开舞会搞派对。

于是公子元就带着一帮子人，天天在文夫人的住处旁边跳万舞。结果这位文夫人听到歌舞声，反而哭起来了，她说：

“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我们先王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带着大家跳万舞。跳万舞干什么？“习戎备”，就是搞军训。可是现在，咱们这位令尹，不去找楚国的仇人报仇，却跑到我这个寡妇这里来跳万舞，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是么？

于是公子元听了很惭愧，就带着刚刚还在跳万舞的快乐男生们，去侵略郑国去了。

历史的沉思

这里是明确提出，万舞有军事训练的功能。

但是，重要的武器，大家平时都是接触不到的。一定要到快开战了，才到太庙集中。太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存放武器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先祭祀宣誓，强调一下我们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都有必胜的信念，然后才领取武器。

但是这有恶果。比如说为了争夺一辆比较好的战车，有时自己人会先打起来，乃至为此结仇。

不防守战略要地

宋襄公说：“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这个规矩不是他翻那卷古书看到的，而是当时确实还比较普遍的作法。这点，整个春秋都是如此。所以，像桃林之塞（也就是潼关），像伊阙这样的地方，哪天派军队去驻守了，《左传》都要大书特书一下。则平时这里没人防守，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潼关、伊阙都是“天下之险”级别的战略要地，连这里都没人守，则其余的地方更加不会设防。

宋襄公的特殊之处，不过是他在明摆着打不过的情况下，还能这么坚持原则。绝不是他的创意特别旺盛，会把尘封已久的规矩重新找出来。

很少摧毁性的战争

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年），宋纠集了一支多国部队攻郑。这次战果很大，焚烧了郑国的渠门，杀进了郑国的国都，一直打到城内的主干道上。最终拆了郑国太庙的椽子，回去装在宋国的城门上。

可以推断，这次在郑城之内，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巷战，不然多国部队不可能好整以暇的去拆太庙。而且仅从文明程度上来说，这支多国部队也完全适合来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他们袭击了军用设施（太庙是存放武器的地方），但很少伤害平民。

当然，不怎么攻击平民是我的猜测。理由是如果死人太多，就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期，而这次首都沦陷，看不出郑国国力因此受到了什么影响。——多国部队攻进城后没有驻扎，很快就撤了回去，第二年冬天又不厌其烦的再次进攻（这倒很像打网络游戏练级的劲头），但这一次，郑国人顶住了攻势。

要是换到战国时代，早就“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看来，对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还不是这个时代战争的目的。

但是，这仅限于诸夏间的战争，要是面对非我族类的戎狄或者楚国，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