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美记者争论蒋介石

匿迹鲸

9月3日，蒋介石再上《时代》封面


　　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 “密苏里号” 军舰上举行。当《时代》驻华记者白修德从重庆赶赴东京采访签字仪式时，老板鲁斯电告白修德，他计划安排两个“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分别作为《时代》封面人物，一个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个是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很凑巧，新一期的《时代》出版日期是在签字仪式举行后的第二天——9月3日，可能是鲁斯的刻意安排，该期封面人物选择了蒋介石。


　　封面选用了蒋介石的一幅肖像画。身着戎装，身后是放大了的青天白日旗。旗帜蓝色，戎装黄色，面庞古铜色，被《时代》封面惯用的红框映衬得尤为醒目。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是八年间蒋介石第三次成为封面人物了。这一次，举国同庆抗战胜利的历史场面，成了鲁斯把蒋介石作为凯旋的英雄再一次推到前台的背景，跃上了声名的巅峰。


　　“我非常乐观”——画像下面引用了蒋的这句话。


　　《时代》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译自《时代》，1945年9月3日）


　　首先来临的重要时刻，是战败者与胜利者签定投降协定。据史料，中国战区的受降区一共十六个，第一个受降仪式8月21日率先在湖南芷江举行。这一天，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人飞抵芷江。《时代》报道了出现在芷江的场景：


　　位于华中芷江的一个盟军机场，阳光照耀，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一架日本飞机盘旋，随后颠簸着降落。中国军官在等候。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戴着手套，手按在以珠宝镶嵌的武士刀佩带上。他坐上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双方没有互致敬礼。他的身后跟着六名随从，还有行李（包括公文包、茶叶罐、果汁、美国蟹肉）。


　　在一棵樱桃树下，看不清楚的日本人，由同样看不清楚的中国佣人安排吃中国饭。然后，他们前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副手萧毅肃将军的指挥部。


敌人走进来，萧将军没有站起。确定条款时，背景是一杯杯倒好的茶水。当敌人呈上一张标明其百万军队在中国的布防图时，萧将军的助手兴奋地围过来观看。


　　两天后，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他的所有海陆空军队，从满洲南部边界到台湾、印度支那北部，全部投降。第二天，蒋委员长的中央军进入南京。当年，他们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使之遭受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命运，七年九个月零五天后，他们回到了中国的首都。（《时代》，1945年9月3日）


　　9月3日发表出来的《时代》报道，在富有诗意地描述中国未来前景的同时，更以赞美的语调把蒋介石与中国抗战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好！好！”


　　在临时首都重庆，委员长一个星期来忙于政务。国民政府大楼举办了一个简短仪式，由他签署《联合国宪章》。拿起毛笔，他快速签下名字，连声说：“好！好！好！——Very good! Very good !”看上去他非常满意。


　　在这一政权的金字塔的塔尖上，活跃着机警、坚毅、不屈不挠的委员长，胜利的头号建筑师，如今和平的第一个希望所在。


　　在接受《时代》记者贾安娜的采访时，委员长表达他个人的、民族的最高愿望。“我非常乐观。”他说，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谈判前夕，他认为将会实现和平联合。（《时代》，1945年9月3日）


　　过去，每当描述蒋介石的经历时，《时代》都不会忘记提及宋美龄。这一次同样如此：


　　从1928年到1936年，在道德和物质方面，中国均取得显著发展。几年里，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和象征美丽的蒋夫人，在每项出色事业中都发挥了热情的领导作用。但日本不能容忍一个复兴的中国。他们进行打击。


　　委员长予以反击。他和共产党达成和解。以腾出空间而争取时间，拒绝日本提出的优惠和谈条件，在封锁、通货膨胀、经济瘫痪、斗争日益艰难、争取盟国对他的支持几近失望等情况下等待。


　　如今，蒋的坚定和策略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委员长已经证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获得和平，它能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管理。


　　八年战争之后，和平的挑战依然很多，很严峻。中国还不强大，中国还没有统一。但从各方面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团结，比国外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相信的还要大得多。（《时代》，1945年9月3日）


　　流亡民众踏上返乡路


　　《时代》关于中国抗战胜利的这篇封面报道文章，有相当多笔墨放在描写胜利到来之时中国民众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生动的细节描写，富有文学性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思乡”——这个小标题写出了流亡西南的中国人此时返回故乡的急切。《时代》写道：


　　中国老百姓承受过抗日的艰辛，满怀欣喜地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经历了多年黑暗岁月之后，这消息难以置信。一位人力车夫在一张刚贴上的墙报前，大声念着这一消息，接着喃喃自语：“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在街上，在店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的走廊上，到处回响着这个声音：“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


    在所有内陆地区，中国的流亡者们正在出售物品，准备返乡的长途跋涉。有的人汇聚在长江堤坝上，寻找开往下游的船只。另外的人拉上板儿车步行启程，靠防御线上的碉堡指引，沿小路前行。这一人流，达两千五百万之众，当年他们从沿海地区越过半个美国大小的区域向内地涌来，如今，又将涌回去。


　　政府也准备回家。家在重庆下游七百五十英里之外，从那里流亡至此已有八年。家是南京，中华民国的正式首都和象征。


　　秘书们为返回而忙于整理文件。灯火长明，因为政府官员们忙于处理运输、救济诸事宜，处理着能使民族迈步进入新时代的更重大的问题。（《时代》，1945年9月3日）


　　流亡的中国民众即将踏上回乡之路。《时代》的报道有的段落如同一篇美文，着意渲染想象中的和平，以及和平环境中生活的诗意：


　　即将到来的和平，将在中国各省显现出不同景象。


　　吃面条的北方人，高个，粗犷，他们将返回寒冷的村庄。在北平，他们将又吃上大葱，在棕榈树下玩核桃，浏览天坛和故宫，黄昏时带上鹦鹉走到胡同一角。


　　吃米饭的南方人，清瘦、精明的浙江、福建人，将返回诗、书、荷花中。广东的市场和夜宵摊，又将熙熙攘攘。杭州人将陶醉于西湖，苏州姑娘将低吟苏州评弹。



　　在南京，人们晚饭又将吃上板鸭，或在中山陵上的松林里野餐。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作为工业、商业的中心，其中的一部分，如遍布上海的纺织厂，未被战争破坏，将很快恢复生产。


　　在这些城市之外，到处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最有自尊的农民，他们将休整稻田、玉米地、菜畦，他们终于摆脱了外国人的差遣，获得了自由。（《时代》，1945年9月3日）

匿迹鲸

白修德眼中的盛衰之变


　　然而，就是9月3日这篇封面人物的报道，成了白修德与鲁斯最后决裂的导火索。


　　白修德获知《时代》将挑选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随即在一份电报中同鲁斯争论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


　　《时代》此时在重庆有两位记者，一位是白修德，另一位是女记者贾安娜，两人都对蒋介石持批判态度。从行文风格看，关于封面人物蒋介石的这篇报道中描写日常生活内容的文字应是贾安娜所写，但通篇报道却又并非出自她之手，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大量溢美之辞，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据相关史料介绍，它是在白修德和贾安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鲁斯的想法经由国际编辑改写而成。鲁斯恐怕没有预想到，这一次的改写，激怒了白修德。


　　这期《时代》出版时，白修德还在日本，他没有看到杂志，但是贾安娜向白修德通报了她所知的情况。


　　胜利日到来之时，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评判、不同情感、不同态度，国内外都对国、共之间随时将爆发内战而忧虑重重，这些，使举国同庆的抗战胜利，笼罩着浓重的阴影。蒋介石这个被鲁斯刻意挑选出来的“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在《时代》封面上似乎信心十足，对前景充满乐观，可是，后来的发展证明，这却是他从巅峰跌下峡谷的开始。


　　在驻华记者中，白修德以在抗战胜利前后猛烈抨击蒋介石及其统治著称。在获知这期《时代》报道内容后，他给鲁斯写了一封二十二页的长信。他在信中说：


　　“我想我知道您对中国的感受，哈瑞（即鲁斯——引者注）——你对它曾拥有深情，我也知道，在我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中，您如何对它的重要性、对它的苦难、对它受到的忽视，抱有温暖的人道同情。在美国，还没有一个公众人物能像您这样，坚决地维护中国的事务。但是，如果这种对中国民众的热情，不合时宜地用来支持蒋介石，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它所支持的是一部反人类的法西斯机器，而这一机器正在把中国人民的生命紧紧套上了锁链。”（转引自《鲁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30页）


　　白修德最后说：“假如我要再说说国民党领导层的邪恶，我的声音就该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嚷上天了。” 但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白修德则充满热情：


　　他继续称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他们的民主政权、民众的广泛支持、军队的战斗力。白修德表示，他热情洋溢地描述“中国北方的共产党”，是因为“我想要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还拥有力量、勇气和真诚，他们还能被调动起来??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白修德还说：“他们的力量在一天天壮大。中国的未来或许属于他们而非蒋介石。我们不能逼得共产党转向俄国的怀抱，让我们的恐惧成为现实。”


经鲁斯和《时代》、《生活》同意，白修德指出他在延安地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体制的明显特征。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正以“帝国智慧”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说它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它的政策本质上是改革的，它对民主方法的运用无疑是真实的。白修德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被视为敌人。他们需要“美国的友谊超过未来任何一个有条件的独立力量”。同时，白修德警告说：“获得胜利后，他们会记住谁是朋友，谁是冷漠、疏远的人。”（《鲁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41页）


　　在对蒋介石及其统治也感到失望的美国人中，白修德找到了知音，他就是汉学家费正清。早在1944年7月，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相关写作计划：“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打算写一部书。我觉得这届政府不会有什么作为，必须有人出来把这方面的全部情况彻底地披露在美国人民面前。”（参见《费正清自传》393页）1946年，白修德完成了他的这部书，与他合作的是贾安娜，书名是《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费正清极为欣赏这本书，立即为之撰写书评说：


　　我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上发表的关于该书的评论刊登在该报的第一版上，文章不尚修饰，唯求内容醒目：“蒋介石所标榜的民主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毛泽东的民主亦大异其趣??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我们竭办支持前者，但事实上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


　　最后我的结论指出，如果《中国的惊雷》一书关于中国所提供的是一幅准确的画面的话，“那么，现在即可以真相大白了，美国公众可以注意到在民主的招牌下他们正支持着一种什么样的专制政府。”（《费正清自传》，第393页）


　　白修德后以描写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过程的系列作品《总统的诞生》再度享誉世界。他在回忆自己1945年前后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时，说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


　　“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婉惜，最后我鄙视他。”


　　在白修德心目中，历史画卷中蒋介石耀眼的一页，在抗战胜利到来的时刻，已经正在被翻过去。

依叶知秋

不知白先生的著作里是如何评价49以后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