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军事力量的重建

匿迹鲸

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世纪
越战30年后，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很难想起美国军事部门在东南亚遭遇的羞辱和当时的难堪局面。在1972年年底，活下来的士兵们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在美国、朝鲜和欧洲的军营，他们是在1965年在“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阿修比注：源自1961年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全句为：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的口号下应征入伍的。新的军队全部由志愿兵构成，士兵们装备着快要陈旧过时的武器，幻想破灭、心情沉重。毒品文化在军营中盛行，军士和军官们只有全副武装才敢执勤。
美国人民，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对发生在越南的大屠杀感到极端厌恶而瞧不起自己的国防力量。1970年代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仅仅不到一半的民众认为如果加拿大遭到攻击的话美国有必要去保卫它。只是由于美国的核威慑和中苏同盟的破裂才防止了共产主义势力直接进攻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从严酷的环境中最终形成了一支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的基于尖端科技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将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中东战场和其他地方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个戏剧性的重振旗鼓是美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这个故事开始于1970年代晚期，在旁观了他们的上级是如何在越战中陷入一场大屠杀之后，新一代军事领导人走上了历史舞台。将毒品上瘾、缺少教育和懒惰成性的分子从军中铲除出去，重建了整个军队的纪律，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下一步则在于将军人重新塑造成一个严肃的职业——一个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职业。对于军官，进一步的要求则极大地集中于涉及在战场上协同使用武力的复杂任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的一个出色的译本于1976年出版，这本写作于1820年代的著作被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视为所有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富有洞察力的关于战争的理论论述，给美军重新思考军队的职业化提供了一个认识上的理论框架。
改变美国军事力量这件工作绝非易事，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最困难也是最深刻的改变在于领导层对战争本质的再认识。在1970年代晚期，作为军中最受尊敬的高级将领之一，多恩•斯塔瑞（donn starry）开始发展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空地一体战”的作战概念。这一概念产生于斯塔瑞在德国担任军级指挥官时所面对的苏联大规模进攻的切身威胁，这一进攻预计会通过富尔达（fulda）缺口——一个从前东德境内向西延伸至法兰克福的突出走廊。他自信可以挡住第一波的入侵者，但是随后推进的苏军波次却让他忧心忡忡。为了达到以下两重目标，斯塔瑞发展出他的空地一体战的概念：在守住和击败苏军开始阶段的冲击的同时，攻击和充分地瓦解那些位于前线后方的红军预备部队的作战机动。
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些受德国和苏联术语影响的军事思想家开始研究当今战争中的作战层次——军级及以上规模的大部队的机动和火力——这一术语的含义。这些作战可能包括一些特定的任务，比如远征部队在诺曼底的登陆或者更为普通一些的越过太平洋实施的两栖攻击。跨越长距离和多个时段的作战行动称为战役，包括陆军、舰队和空中力量，涉及人员可以万计。但是作战也可能包括一些小型部队的短期行动。1980年代中期，在位于利文沃思（leavenworth）的陆军参谋和指挥学院进行了一个新的两年期高强度计划，旨在强调作为一个理解未来作战计划的手段必须对过去战役进行研究。这一计划强化了在战争研究中采取更为思辩性方法的趋势。
1986年之后，这些认识上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的新版陆军基本作战手册中，这一名为《野战条令fm-100-5》手册将用于指导复杂的作战行动。该手册表明了一场陆军在思考和准备战争的理论上所发生的革命，新的核心理念强调机动、欺骗、扩张战果和分散指挥。最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战斗单位开始快速运动之后，低级军官和军士应该当场做出决定来利用环境变化产生的优势和机会。在这个新的作战学说的框架下，低级指挥官将没有时间来等待上级的指示。不久之后，海军陆战队的基本作战手册中也发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革命性改动，他们的《舰队手册1：战斗》清晰的表述了类似《野战条令fm-100-5》的作战原则。
如果美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们拒绝为军队的资源和装备拨出预算的话，所有的这些认识上的催化剂都只能起到很少的作用。然而苏联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美国军队在解救被伊朗扣押的大使馆人质上的灾难性失败最终使整个国家发现了这个严酷的事实：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苏联和其他一些势力给美国造成了直接威胁，从而军事力量至关重要。这些导致了美国防务预算在卡特执政的晚期就开始增加。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11月胜选，军事开支就像洪水一般急速上涨。

美国军事力量的重建
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世纪
在1970年代，随着一些历经时间考验的古老原理重新被提出——训练、纪律和职业化——出现了一波空前的和日益增长的技术变化浪潮。从美军参加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年开始，这些创新开始改变着美国的军事力量。1972年，在第一次“后卫”作战的开始阶段，空中攻击中止了北越对于南越的推进；在随后的第二次“后卫”作战中，对北越的心脏地带于11月发动了大规模空中袭击，美国空军对众多目标投下了27000枚激光制导炸弹。虽然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还很原始，但相对于那些自二战以来使用的投下之后就只能祈祷命中的普通炸弹而言，这些初次上阵的激光制导炸弹将准确性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仅举一例：从1965年到1968年，在“滚雷”作战中，美军战斗轰炸机曾经飞行了数百架次以摧毁位于清化省的大型铁路桥，这些行动付出了相当程度的损失却始终未能达成目标。这条河上的大桥曾经在1950年代早期被北越军队用两辆法国军火列车互相撞击所摧毁，当新的大桥于1964年重建的时候就在设计上着重考虑了抵抗强力攻击的要求，因为它位于从河内通往南方的唯一一条铁路线上。1972年5月13日，装备有2000和30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的由14架f-4幻影式战斗轰炸机组成的攻击分队在第二次攻击中就摧毁了这座桥梁。
虽然在福特和卡特执政期间防务预算水平非常低，但是依然开始了一些重大的项目来设计新型的武器系统，其中便包括开发隐形战机的初步计划。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果，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宣布隐形轰炸机的开发已经列入计划。其他一些更简单也更现实的现代武器系统已经通过了原型测试，其中一部分已经进入了初期生产阶段。f-15和f-16很快就要革命性的提升美军的空对空作战能力，这两种飞机装备有先进雷达系统和响尾蛇型空空导弹（同样在过去的20年里经过了升级），性能上超过了它们将会面对的任何战斗机。在1980年代的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英军鹞式垂直起降飞机上所搭载的响尾蛇导弹在对阿根廷人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同时，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人使用f-15和响尾蛇导弹的组合在中东战争中对抗叙利亚人的法制和苏制装备，迅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果。
在1970年代晚期，陆军就要获得艾布拉姆斯坦克和布莱德利步兵战斗车。艾布拉姆斯是第一种在设计中强调乘员保护的装甲战斗车辆，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坦克。它拥有的升级版120毫米主炮可以发射贫铀穿甲弹，再结合具有艺术水准的火控系统，可以在4000码的距离上在第一回合摧毁敌方坦克。其间，海军也重新装备了f-14雄猫式组成的战斗机中队，其雷达系统可以在200英里的距离上跟踪和攻击多个目标。大型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也将在70年代末加入现役，成为不断增加的美国海上力量的主要战力。
实际上，这个美国军事科技提升的典型范例极大地依赖于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计算机处理能力的突破性发展。计算机的小型化技术产生于冷战中和苏联之间谁能首先完成载人登月的竞争之中。1970年代晚期以来，这一革命从空间竞赛扩散到整个军备竞赛，美国公司纷纷加速设计、开发和生产基于电子技术的先进武器系统。
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启动了一个强力的重整军备计划。在当时大学学费飞速上涨的状况下，对于那些出身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的高校毕业生而言，军人薪水的上升和提供大学学费补助使得志愿参军成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里根的防务预算同样包括了为三军建立新的训练场，分别是位于欧文要塞的陆军训练场、位于二十九号棕榈滩的海军训练场以及位于拉斯维加斯西部沙漠的空军训练场。在这些设施中，战斗员和指挥官同样能面对真实的“入侵之敌”磨练他们的技能，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模拟敌军要比实际上的苏联部队训练更为精良。这些训练场中进行的高强度训练包括从入门级基础训练到大规模演习的方方面面，变得越来越复杂、逼真、严格和苛刻。
美国在1983年秋天对加勒比海小岛国格林纳达的入侵行动表明，虽然各军种的作战能力均得到了提升，但是依然不能在作战协同中达到紧密配合的程度。陆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无法和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系统沟通。一个陆军连长不得不使用他的民用电话卡来呼叫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布雷格（bragg）堡的作战中心作为中继来给头顶上的战机传递重要信息。联合作战层面的指挥几乎不存在，各个军种都只是在进行自己单方面的作战。了解到这一问题后，国会开始着手修正这一无论是五角大楼的文官还是各军种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触及的问题。
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阿修比注：goldwater-nichols法案也被称为国防部重构法）强制规定了各军种之间的高度合作，并给予区域最高指挥官（现在称为作战指挥）更大的权限，而且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仅仅是“同级中的优先”。也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国会规定军官必须拥有在联合参谋部的服役经历才能被允许晋升至将级军衔。
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通过以来的20年里，美军的指挥在联合作战方面显示出了长足的进步，而不再像是分散的个体。转变并未就此而止，在各军种的基础学说和认识层面，联合作战的理念依然是不成熟的。另一方面，象加拿大人试图建立的那样一支彻底的联合部队并不是全然必要的，有时甚至会导致一场灾难。每个军种带到桌面上来的观点和文化都是产生于那些飞行员、水手、士兵和陆战队员在工作、训练和战斗中所面临其特定的环境。真正的联合作战行动在联合起来之前每个部分应该都具有针对相当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能适应战场需求的有效的军事能力。
对于那些从1980年代以来负责整合新技术、理论研究以及各军种训练管理等工作的大部分美国军官而言，一个缓慢但是稳定的演变过程逐渐显露出来。但是从苏联的角度看来，美国的进展看起来是革命性的，而且他们自己的系统无法与之匹敌。隐形技术、精确打击武器以及命令和指挥系统威胁到苏联穷尽国力所建设的大规模常规部队。实际上，新的精确武器系统使得战术核武器变得不再重要了，而美军在1970年代及早前都需要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苏军）。
苏维埃帝国于1989年的垮台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美国军事力量所创建的新型战争模式也在其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节选自《伊拉克战争：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