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辙，后车不鉴——从甲申政变到戊戌变法

宪兵司令

戊戌政变的真相，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给揭露得差不多了。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乃是康梁维新派太过急躁冒进，又采取关门主义，四面树敌，自我孤立，最后居然弄出“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结果被忍无可忍的慈禧和朝中重臣收拾了，实属咎由自取。而逃到海外的康梁拿着篡改过的“衣带诏”到处招摇撞骗，诋毁慈禧和清廷，使其国际形象极大受损，埋下庚子国变的导火线，并成为近代一系列重大事变的远因。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其实类似的活剧早在十多年前就上演过，那就是大清藩属李氏朝鲜的“甲申政变”。同样是维新派愤青依靠没有实权、软弱无能的君主推行西化改革，同样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干政的女主和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同样有日本背景，而且凑巧袁世凯在两次事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的是，朝鲜开化派的阵容比中国维新派豪华的多，金玉均、洪英植等主要领导人都是名门望族出身，朴泳孝更是哲宗国王的驸马，政变前就是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而维新派官职最高也就做到“军机章京”而已，老康只不过是整天不上班的工部主事，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更多人连乌纱帽都没有。所针对的女主，“明成皇后”闵慈英只是李熙的正室，而慈禧老佛爷乃是光绪的养母兼姨母。根据儒家伦常，妻子应该无条件服从丈夫，而子女必须绝对孝顺父母。李熙要废闵妃只消一道令旨【后来闵妃死时李熙在日本威逼下果然追废其为庶人，称帝后才恢复其名誉，追封为明成皇后】，而光绪弑杀慈禧绝对是背德逆伦之举，天理不容，在大义名分上维新派不如开化派。即使这样，慈禧还是比明成有耐心，放手让光绪和维新派折腾了一百多天，直到激进的改革令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安全时才动手，而朝鲜开化派只有短短的“三日天下”，就被闵妃和守旧派大臣联合清兵镇压了。聪明的日本人吃一堑长一智，甲申年竹添进一郎支持朝鲜开化派，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而戊戌年来华访问的伊藤博文就一眼看出维新派的不成气候，没有掺和进来。但中国人一向不屑于了解周边小国的情况，西学水准只有中学水平的康梁不大可能知道金玉均朴永孝洪英植是谁，但亲历者袁大头当然记得。当谭嗣同到法华寺逼袁世凯“勤王”的时候，这位昔日的“朝鲜监国”脑中肯定会浮现出李熙、闵妃、闵泳翊、金玉均、竹添进一郎等人的身影，今天的一幕幕仿佛朝鲜旧事的重演。于是，老袁做出了和十四年前一样的抉择，没有站在注定要失败的维新派一边，而老康也就不幸沦为金玉均第二。所以，与其批判袁世凯出卖维新派，不如责备康梁对朝鲜近事的无知，以至重蹈金玉均们的覆辙，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s:16]

宪兵司令

韩中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于是，在韩国，以开化派人士金玉均和朴永孝为中心发动了甲申政变，而在中国，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中心发动了戊戌变法。他们分别得到高宗和德宗(光绪皇帝)的支持，推动了近代化改革运动。
     
    一
     
    当韩中两国在封闭的社会中裹足不前的时候，欧洲各国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实现了惊人的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向海外扩张。在西方各国的强压下，韩中两国的传统社会走向崩溃，近代化过程坎坷不平。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的入侵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庭手工业迅速瓦解。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通过学习、模仿西方的军事知识和武器技术，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不仅购买外国军舰枪炮，而且购入外国书籍和报纸，试图学习外国的内政、军事及外交长技。魏源等人出版各种书籍，极力宣扬近代化，强烈要求加强海岸线的防御设施。从1861年到1894年所实施的洋务政策，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引进军事武器、技术以及经济物资。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是在李鸿章的主导下进行的。1872年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摺》中，说明了制造枪炮的重要性。为防止日本的侵略，必须不惜代价学习外国技术，训练军队，制造枪炮。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就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康有为通过7次上疏文，将《列国变通兴盛记》、《俄彼得变法考》、《明治变政考》等书籍上呈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通过这些书籍了解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坚定了推行变法的决心。1898年光绪帝下了国是召命，推行新政。在教育制度方面，改革考试科目，在北京创设新闻社；在政治方面，废止地方巡抚职，在全国选拔人才参与新政，并免除腐败无能官吏的官职；在军事方面，实行保甲制度，采用西方式训练方法，改革征兵制度；在经济实业方面，鼓励地方建设铁路，要求翻译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外国书籍，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在地方创设农政学堂，等等。
    关于戊戌变法的原因：(1)西太后与光绪皇帝不和。光绪皇帝虽然亲政，但实权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光绪皇帝只是傀儡皇帝，所以，西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逐渐累积。因权力之争，光绪皇帝及其手下的大臣们便大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2)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因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大量的租界地，中国事实上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此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等自强人士加快了他们的变法运动。
    朝鲜最初是通过中国间接引入西洋文物的，在和日本签订《丙子修好条约》之后，西洋文物才大量流入朝鲜。从驻日清政府参赞官黄遵宪处得到的《朝鲜策略》一书被献给高宗之后，朝鲜政府才开始关心西洋文物。之后推行了诸多开化政策，如开放仁川港；设立总理机务衙门；改革军制，创立了日本式的别技军；派遣了绅士游览团和留学生。同时，还向中日两国派遣了留学生团体，并从日本获得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发行报刊。1883年俞吉浚创办《汉城旬报》。道路和邮政事业也多有起色，新设了邮政司。按照《朝鲜策略》，依据“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建议展开了外交活动，以缔结《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为起点，与许多国家签订了条约。虽然朝鲜通过签订修好条约加入了国际社会，并大量引入西洋的技术和文化，但因过于仓促，国内尚缺乏取舍和消化西方文明的条件，改革和开放在朝鲜王朝内部引起了许多矛盾，1882年旧军士兵发动了壬午军乱。值得注意的是，壬午军乱后开化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依赖清政府的王室、闵妃集团等守旧势力，以闵泳翊、闵升镐和金弘集、金允植等人为中心；而试图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并想凭借日本的力量推进改革的少壮派人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洪英植等人加入开化党，积极促进开化运动。1884年10月17日举行邮政局新楼启用典礼，开化党人士在邮政局附近纵火使会场陷入混乱，并趁机将闵泳翊刺伤，此后让200名日本军士进驻景福宫。得到日本支持的开化党将事大派大臣们杀害后，以国王的名义组成了新内阁，发布了新政策：(1)停止事大外交，清算对清关系，确立独立军的威信；(2)废止门阀，确立人民平等权，以才能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3)扫除过去的弊病，实现国家财政的一元化；(4)惩处宦官和贪官污吏；(5)强调节俭国费；(6)确立军队的统帅权。
     
    二
     
    1884年10月18日，驻扎在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从右议政沈舜泽处得到出兵请求书后，命令1500名清军向200名日军发动攻击。由于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再加上朝鲜左右营士兵加入清军阵营，日军败退。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于仁川乘日本“千岁丸”号逃往日本，国王在洪英植等人的护卫下到北庙避难。甲申政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准备不足，过于仓促。具体而言：(1)没有军事经验的开化党人势力弱于袁世凯、吴兆有等职业军人，特别是当时没有很好地利用800名朝鲜士兵。(2)开化党人士没有认真分析人民大众究竟关心什么。推行变法应该先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使其认识到国家的危机和近代化的必要性，得到民众支持后再进行改革。(3)企图依靠日本的财力和武力来决定国家命运是重大的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民众心中的反日情绪。另外，开化派并非十分清楚时刻变化的日本的对朝政策。第四，缺乏主见的高宗在亲清和亲日之间摇摆不定，这种变化无常的态度也是政变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甲申政变的失败，使朝鲜的开化运动受到致命打击。
    戊戌变法夭折与朝鲜甲申政变失败的原因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第一，戊戌变法虽然是打破政治常规的事变，但一开始排除了武力，使新政缺乏威力，之后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临时应变。康有为虽然得到光绪帝的绝对信任，但作为工部主事没有任何实权。守旧势力的反抗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不考虑军事行动是一种失策。第二，正如闵妃和戚族势力十分强大一样，西太后和守旧势力也十分强大。光绪帝亲政后，人事权仍掌握在西太后手中。第三，正如甲申政变依赖高宗，戊戌维新一开始也依赖光绪帝，但光绪帝不仅没有任何实权，而且性格懦弱，缺乏决断力。第四，没有得到大臣和地方官吏的支持。第五，在甲申政变中袁世凯的介入是政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戊戌变法中同样也因袁世凯的背叛而导致失败。第六，戊戌维新派人士没有考虑到民众的反应，这也与发动甲申政变的开化派人士相类似。由于戊戌维新的失败，中国的近代化更加滞后，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更为猖獗。
    韩中两国自16世纪末开始接触西方文明，后来都在外部的强压下开放了门户。为了推进近代化，两国的改革势力发动了开化运动和自强运动。特别是清政府自强洋务运动人士的书籍介绍到朝鲜，对朝鲜的近代化影响很大。可见，韩中两国的近代化一开始就相互关联。正如前文所述，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之间相似点多于不同，点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防止国家沦为殖民地，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
    近代国家的建立必须有民众的觉悟和支持，而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都缺乏这一基础。在戊戌变法中，外国势力不是关键因素，而在甲申政变中，守旧派依赖的清政府和开化派依赖的日本成为政变成败的关键因素。另外，虽然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都依赖君主，但仔细分析却有很大的不同。光绪帝对近代化的重要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所以企图与维新派人士一道清除守旧势力。与此相反，高宗支持开化派的动机却不同。从高宗的立场来看，与近代化相比，保存王位更加重要。
    总的来说，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说明两国的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但两国的近代化并没有结束。在朝鲜兴起了独立协会的自主民权运动和爱国启蒙运动；而在中国，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方兴未艾。
     
    （作者：李柱天，韩国圆光大学校历史系教授；译者：孙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