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日史上风云人物

历史的沉思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与侵朝战争

一五九二年夏初，丰臣秀吉遣骁将小西行长等率领战船百艘，士卒十余万人渡海攻朝。

当时朝鲜李（日公）王朝毫无戒备，军队缺乏训练；官僚也庸庸碌碌，腐败无能，整个朝廷处于文恬武嬉的状态。而小西行长率领日本军则是一只身经百战、骁勇无比的大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朝鲜军队不堪一击，望风逃散，日军轻而易举地攻陷了釜山和沿海城市，继之又攻占了朝鲜王京（汉城）、直追朝鲜王李（日公）至鸭绿江边新义州，有旦暮且渡鸭绿江之军势，李（日公）请求兵援的特使也接二连三地奔驰到北京。

明王朝聚集廷臣论议，占绝大多数的大臣认为丰臣秀吉的攻朝，“实所以图中国，而我兵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当时笃信道教，终日在深宫修炼的万里皇帝接到廷议，在此事上倒也不糊涂，准廷议结果，派大军援朝。

当年七月，明援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八月，又进军平壤。然因地理不熟兼以天降大雨、粮食不继，出师不利，游击史儒力战牺牲。

明王朝接初战败报，对日军的战斗力有了认识和重视，命名将李如松为东征都督，率领辽兵和南兵四万人，于次年二月六日进围平壤。

李如松手下的辽兵，久在北国，比较适应朝鲜的水土，也比较善战；而帐下的南兵，则是江浙一带的军队，与日本海盗倭寇久经战斗，非常有战斗力。

平壤之战，打得非常激烈。平壤城坚，守城的又是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部队。所谓两军相争勇者胜。李如松身先士卒，诸将官奋勇当先。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南军将领钱世桢率浙兵登城，拔旗帜，于二月八日攻克平壤。

小西率残部南逃，明军和朝军又克复了开城等，小西退守釜山，表示愿和。一方面又向丰田秀吉告急求救。

获胜之后的明王朝大臣中，当时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议和派占了上风，援朝战便中途刹车，半途而废。

一世枭雄丰田秀吉接征朝救援败报后：“先令两万赴援，即无兵可征”。不由仰天叹曰：“吾不幸生于小国，兵力不足，使我不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怅然久之”。

然，丰臣经五年续武之备，再度派遣大军渡海征朝。万里皇帝闻报大惊，又查出兵部尚书石星谎报和谈情况的通敌之事，遂下令斩石星，派兵部新尚书邢玠为“备倭大将军”，招全国各省兵力，打了两年持久对战。日军主帅丰臣秀吉在一五九八年八月病死，侵朝日将，既各路诸侯便各怀归心，遂使军心动摇。中朝联军便在海陆两路发动反攻。首先以明朝军队为主力的陆军，在麻贵等率领下，取得大胜；继之，由陈璘、邓子龙和朝鲜杰出民族英雄李舜仁率领的中朝“联合舰队”，在朝鲜南海面与日本海军进行大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役，打得激烈异常，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灭，而明王朝的七十岁老将邓子龙与朝鲜民族英雄李舜仁也在该役中壮烈捐躯。至此，丰臣秀吉残部只得撤离釜山，卷甲而归。

历史的沉思

朝鲜的龟甲船与日本的鸟嘴铳

十六世纪末的朝鲜战争之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郑和的宝船制造与火器制造都是当时最先进水平。

然而，朝鲜战争中，风臣秀吉的舰队据朝日的史书都称败于“李舜仁的龟船舰队”。

中国史书也胜赞李舜仁的英勇与其制造的龟船的坚利灵便。何谓龟船呢？据朝鲜《李忠武公全书》所载，称“其形状似龟，船背上盖有厚板，板上有十字细路可以通行。背上全部布列锥刀，使四边不能立足。船的前、后、左、右，各设六个铳口，用以施放火弹。船内设有军士休息所。”

中国明朝官员华钰也在《海防议》一文中称赞龟船：“布帆坚固，操纵自如，遇风逆潮落，均可行船。”

日本是个海洋国家，其擅长海战，早已有名。明朝的倭寇之患，明军鲜问有海战之胜的，大抵是在陆路获胜的。

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海军，擅长海上火攻与近战。远则火攻之，近则挥刀跃上对方船舰乱砍，凶悍无比。

十六世纪末的中朝“联合舰队”与日本海军在朝鲜南海海面决战时，一是占了顺风的天时，二是仗着龟船的高大坚利，日军近战不能跃入对方的刀山丛中，又被火弹击中焚烧。故火战、近战都无法实施而蒙大败。尽管如此，中朝“联合舰队”的两方主帅邓子龙、李舜仁都在此已战死，可见日本海军的力量。日本史书称是役日本败于李舜仁的龟船舰队，仍有不服之意，但对龟船则表示肯定。英国的海军史也称：“十六世纪末，朝鲜的龟船为世界铁甲船之始祖。”

谈完朝鲜的龟船，再来谈谈日本军队业已装备的鸟嘴铳。鸟嘴铳翻译成现代话，便叫鸟枪。

据明人唐顺之在《荆川外集》卷二的“条陈蓟镇练兵事宜”一文中记述道：

“佛郎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都是嘉靖时的新武器，鸟嘴铳最后出，也最厉害。铳以铜、铁为管，用木杆装管。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用手握铳，点燃药线。管背安雌雄两臬（瞄准器），用眼睛对臬，用臬对准所要射击的目标，对准了才发射，要打敌人的眉毛和鼻子，没有一失。快于神机枪，准于快枪，是火器中的最好的东西。”

文中的佛郎机即今天的葡萄牙。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船到广东通商，白沙巡检何儒买了他们的炮，就叫这种炮做佛朗机。用铜制造，长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部有长孔，藏子铳五个，装火药在腹中，射程达到一百多丈，是水战的利器。
而日本也是从葡萄牙商人手中购得各种火器，并发挥日本人善于模仿改进制造的本领，造出属于陆战利器的鸟铳。

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记鸟铳的制造方法很详细，说鸟雀在三十步内被铳击，羽肉皆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型，百步以外，铳力微弱，便不行了。

由此可见，朝鲜和日本当时在造船舰和枪炮方面，技术水平已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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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与日本的瓷器

日本著名的瓷器鉴赏家与民俗文化学者料治熊太，在其研究日本猪口（即瓷杯）的一书中称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为“瓷器战争”。
日本在侵朝战争的十六世纪末，还不会制造瓷器，只会造温度在一千度左右的陶器。笔者也喜欢闲时逛逛日本的古董市场，只看到过十六世纪前的日本只有仿唐三彩的陶器和日本土陶器。究其原因是日本在隋唐曾派出不少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去学习，而当时中国流行的是唐三彩为主体的陶器。唐以后，中国处于朝代更迭动乱剧变的时代，日本也处于藩国林立的状态，日本无力也无心派出留学生去大陆学习先进的制瓷技术。

古代日本属于汤因比所说的中国文明的卫星国，日本汲取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与科技，一般有如下几条道路：

一是派诸如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学习；

二是如唐朝鉴真大和尚东渡，带去中国的先进文明；

三是通过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半岛的交流，间接地吸收中国的文明成果。

而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虽然败于中朝联军，但种瓜得豆，歪打得了中朝先进的制瓷技术。

丰臣秀吉派出的侵朝大军，原是其统一下各藩国诸侯派出的联合军。在这支联合大军中有位于九州有田地区的锅岛藩主，叫锅岛直茂，他也是应召参战赴朝的一位军头。锅岛直茂对当时的明朝瓷器和朝鲜的李朝瓷器十分倾倒，在战败撤退之际，掳走了朝鲜制瓷名匠李参平等数十人。用今天的日语来说叫“拉致”。

李参平来日后，逐渐熟悉了日本文化习惯，也勘探了日本有田地区的山川地理。

约在元和（1615~1623年）之际，李参平发现了可以制瓷的瓷土，便在被“拉致”到日的诸位匠人通力合作下，开窑烧瓷，造出日本著名的“有田烧”瓷。因有田地区有一“伊万里”港，当时的“有田烧”通过伊万里港输送到日本各地，故“有田烧”瓷又名“伊万里”瓷。

“有田烧”有多处窑口，其中最著名的是“锅岛官窑”。锅岛官窑是国营工厂，且是非赢利的专属藩主之命的窑，所生产的瓷器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为藩主家族独家享用或作为向其他藩主赠送的高级礼品。

笔者见到不少古伊万里瓷器，瓷器底部多有“大明年制”、“成化年制”、“万历年制”等款识。瓷器花纹和图案也有明显的中国风格，例如寿、福等字和松竹梅菊莲等图案，这些图案别名为“唐草”。由此可见，朝鲜瓷工当时把先进的明朝制瓷技术及文化带到了日本。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朝鲜独有瓷器风格和造型。可以说，日本的瓷器是由朝鲜瓷匠李参平等创始的。目前李参平的墓仍在有田町的天神山附近静静地平卧着，李参平也被日本制瓷匠人尊称为瓷祖。

后来锅岛势力消退后，有田朝鲜瓷匠四散日本各地，从而开创了日本瓷器百花齐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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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蝴蝶阵与戚继光的鸳鸯阵

侵朝战争失败之时，也是长期骚扰中国沿海边境省份倭寇之祸沉寂之际。

说到日本当时的海寇，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对马和五岛列岛失去了藩主的失业武士。他们上面没有统一各部的主人，但彼此之间有很紧密的横向联系。

由于失业，他们便以入侵中国抢夺烧杀为业。他们一可以得胜礼品；二可藉此迫使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实行贸易；三碰到运气好，还可受中国政府招安，当个海路军官。

中国政府屡剿不能胜，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在于这些武士群有出色的战术和精良的武器。他们能及其娴熟地使用双刀，攻击时采取名为蝴蝶阵的战法。

在冷兵器时代，因势而变使用各种阵势，往往是战术上得以占优势的关键。所谓“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诗句，便是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肯定。

据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所述，入侵倭寇以三十人为一队，每队相距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互协同作战。当双方开始接触时，队长把折扇往上一挥，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稍一迟疑错惑时，他们就骤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霎时一片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而对方已死伤累累。此外，他们还使用弓箭、标枪、鸟嘴铳。

中国明朝整队而进的官兵，根本无法对付这样精锐的奇袭部队。戚继光称这些倭寇服从命令听指挥，内部团结，非常有战斗力，所用阵法谓蝴蝶阵，即战时随扇挥舞，队伍如蝶而飞行。

但是，日本的倭寇最后败在戚继光等名将手里。

戚继光（1528~1587年），山东牟平人，深通兵法，在倭寇猖獗时，获宰相张居正和福建巡抚谭纶的赏识，奉令组建戚家军。

戚继光招募的全是金华、义乌的能吃苦耐劳的农村兵，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施严明的赏罚纪律，在戚继光的卓越指挥下，成了一支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铁军。

戚继光曾亲手处死临阵脱逃的军官，甚至违纪的儿子。同时，他给每个兵士以两个人的饷银，杀敌一名奖银二十两。

与此同时，针对日本的蝴蝶阵， 他研创了名为鸳鸯阵的战法来克制。针对蝴蝶小灵快猛，戚继光采取以小制小，灵快对灵快，勇者胜的方法而将每十二人（约现在一个班）编为一队：队长一明、伙夫一明、战士十名。前面四人为藤牌标枪兵，可以抵挡日本的武士刀和刺伤敌人先锋，另有两名“狼筅”兵，即持一丈三尺长左右的毛竹枪的兵，再后是两名“镗钯”兵，即长七、八尺的铁钯，顶端凹处放置火箭，点燃直冲敌阵。

显然这是一个攻守转换十分灵便的小分队，各小分队又互相形成鸳鸯倚靠之势，以长克短，，进则齐进，形成交换有序，不断可以进攻的阵势。加上戚家军铁的纪律，遂破了倭寇战无不胜的蝴蝶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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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论述明朝的中华思想

旅日生活多年，在留学和进入日本社会的各个时期，常常会有些日本朋友、老师说笔者有中华思想，是以中华思想来论述国际问题。
其实，中华思想一词是笔者来日后初闻，说笔者受中华思想影响等，笔者不敢接受。我想来日的各位朋友可以作证，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中，何尝有中华思想一说。

但中华思想确实是中国传统的国际观。所谓中华思想，简言之，自中国秦汉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后，自视中国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即中心也，华即花也。换言之，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国是花一般美丽的国家、文明礼仪之邦，处于中国四周的国家是文明等级较低或没开化的民族，所谓：“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这些中国的周边国家，如能认同或接受中华文化，便属“归化”;如不愿归化，周边诸国被视作藩邦，要向“天下共主”的中国皇帝进行朝贡，表示“以臣事君”和“向心归顺”，中国皇帝则大度地向贡使赏赐大量的珍贵礼物，形成了独特的华夷等级秩序。

明朝时，外国贡使觐见中国天子的礼仪规定是一跪三叩首，表示臣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划分为内夏外夷。

这一华夷等级国际观，在明朝达到一个高度。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见到一幅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的地图：大明帝国的十五个省，被画在地图的中间部分。在四围的海域中，散布着若干小岛，写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知道或听说过的所有其他国家名字。而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总面积，还不如一个中国最小的省份面积大。这幅地图，便是明朝君臣百姓的国际观。

然而，利玛窦却向中国的大臣展示了一幅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吃一惊，在这幅标有经纬线、赤道、回归线的地图中，中国所占的位置很少，也不居中。

起群臣愤怒的攻击：“中国当居正中，而该图置中国稍西，全属无谓”。“真可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利玛窦本意是来中国传道布教，见状大惊。便聪明地糊弄了一下明朝的大臣，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并在地图两侧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位于地图的中央。这一朝三暮四耍猴的玩艺，居然使中国士大夫十分高兴，而且满意起来。

但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却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

回忆我自己所受的中国教育，有没有这种愚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影响呢？我想尽管没有一位地理老师教我们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但却有伟大导师毛泽东教导人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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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与台湾

冬去春来，明朝亡了立了清王朝，那清王朝的满族女真人，原是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的狩猎、游牧民族，出了努尔哈赤等英雄，硬是经过南征北战，把大明王朝给推翻了。

当代作家二月河写的清王朝系列书，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历史小说，虽内容不尽符合史实，但情节生动，内容也不太离谱，可读性很强，影响也大，还出了电视系列片。从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而言，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中也可称得雄略之主、一代风流人物。

今年一月，法国巴黎搞了个“中法文化年”，巴黎铁塔还在胡锦涛访法期间亮上了彩灯，以示“红色的欢迎”。

“中法文化年”主办了多项庆祝活动，其中一项“康熙大帝展览”便在法国凡尔赛宫中举行。

中国媒体是这样宣传报道的：

康熙帝是清代入关后第二位皇帝，1662年至1722年在位，享年69岁，庙号世祖，谥仁皇帝。

康熙帝自幼好学不倦，屡处大事不惊，其当政前期，中原局势动荡，边疆危机四伏，东南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各雄踞一方，西北额鲁特、蒙古噶尔丹不时驱马南下，东北则有俄罗斯的觊觎蚕食。康熙帝以其过人的才智决断，经过长期对内对外的斗争，战胜各种分裂危机，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康熙帝更励精图治，调整统治政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使明末清初民生凋敝的情况得以改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农业和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文化艺术活动也日益丰富起来，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是进入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 康熙帝不仅是一位射虎斩熊、数次亲征噶尔丹于大漠的马上皇帝，同时还精通传统的儒家文化，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如数学、天文学等等，熟练使用满、蒙、拉丁等多种语言，孜孜为学，至于呕血。《清史稿·圣祖本记》论曰：“……（圣祖）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说守成，实同开创焉。”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据说也颇为钦赏康熙大帝，尤其对康熙大帝重用原郑成功的部下一降将施琅，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决策予以很高的评价。

但是，用现代地政战略学角度来看台湾对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地重要性来说，那时的康熙并不能见及如此。康熙在决定是否收复台湾时，曾有过多次动摇反复，最后基于台湾作为护卫大陆的屏障作用，即大陆中国的安全考虑，能清除沿海地域的“海盗”、“海贼”、“倭寇”的侵袭才拍案决定出兵攻台的。

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而言，海疆资源的确保与海路运输的畅通也是中国的生命线，而台湾是中国面向太平洋、通向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中东的“不沉航空母舰”。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不是闭关自守的陆上大国，台湾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台湾的独“立”对中国是无法接受的，也是不可能接受的现实。因此，康熙决策收复台湾可谓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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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政治与中日关系

话说丰臣秀吉在侵朝战争去世后，诸侯顿失龙首，便纷纷割据称雄。其中有位叫德川家康的小贵族，是爱知县三河的小大名出身，也是位乱世英雄。一六○○年，德川家康率军在“关之原”地方，大破丰臣秀吉部将石田三成的军队，奠定了霸业，并在一六○三年于江户设立幕府，对日本各藩国进行专制政治统治。德川家康将全国分成四个阶级，即：士、农、工、商；由武士协助各个藩主实行统治。藩主唤作大名，倘如大名违反中央幕府的制度规则，便要削去称号，迁出领地。

德川家康依靠强大的中央军队和特务监视，拉一派打一派构建了长达近二个多世纪的“德川和平时代”。

德川家康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对与海外进行贸易的日本商船发给盖有朱印的保护文书，称之“朱印船贸易”。

德川家康还着手改善与朝、中关系，试图扭转丰臣秀吉侵朝战争造成的对峙局面。自1601年至1604年，德川家康通过对马藩主宗义智的出面，向朝鲜表示友好，送还了被丰臣秀吉“拉致”到日的1702名朝鲜人，其中还有许多著名的儒学家，如姜沆、姜士俊、金光等。

经过多次外交努力，历朝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在1609年订立了对马藩与朝鲜《已酉条约》，规定每年日方可派20艘船抵朝进行正常贸易活动，朝鲜也可派出相应数目的贸易船赴日。

德川家康还设法致信明朝皇帝，表示友好，但中国明王朝正处于多事之秋，又怕日方多诈，故中日关系在明末清初可说处于冷冷清清的局面。 但是自康熙收复台湾后，中日冷清关系的局面有了大改善。

康熙二十三（一八六三）年，清在台湾设府县，康熙二十四年，清王朝显出自信，大开海禁，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六台山四处设立海关，准予外国通商，并设立了减免税制度，予以奖励，从而出现了“闽、浙、吴，航天万里，鲸鲵不惊”的新局面。

中国的贸易船大量涌至对马、那霸、长崎等港口，商品有磁、茶、糖、丝绸等。由于贸易繁多，长崎出现了中国人专门居住地区，可谓日本最早的唐人街。

而中国沿海各地商业也十分繁荣昌盛，西方各国争相来华贸易，苏州船厂每年所造出海的船只多至千余艘，“商舶交于四方，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

可以说，自康熙到道光中期的百余年间，中日关系处于历史上和平互利的时代，中日文化交流也显出细水长流的生机，中国著名的书画家也应邀赴日传授交流。例如著名花鸟画家沈南频应日本皇室邀请抵日传授画艺，在日画坛引起了沈氏擅长的“没骨花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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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毛蕃种与超级大国皇帝的礼仪之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长达百余年，号称盛世，若从下列几项指数看，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犹如现在的美国的独霸地位。 乾隆时全国耕地面积有七百四十一万顷，许多沿海城市百业兴旺，手工业与采矿业，纺织业、造船业等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全国的GDP约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7%。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宣布，即以五十年（177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做“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由于这一政策，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四百六十余万人口至乾隆二十九年已迅速增至二亿零五百余万人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之最，也是世界之最。

从当时中国清朝的经济，土地面积，人口、军力（康熙二十四年击败俄军，二十二年收复台湾）等指数看，可以算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说法，“硬力量”硬，但在国际形势和对世界文化科技的变化却缺少清醒的认识，仍然陷入中华思想的情结而不能自拔，即所谓“软力量”的腐朽没落。

康、雍、乾盛世时，正是西方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始，是告别中国式农业帝国生产方式方法的前夜，也是西方文明制度显出野蛮的生命力和冲击力的胎动期。

但是，中国的君臣仍抱着华夷等级秩序的中华思想看外国、看世界。明朝时，贡使觐见天子的礼仪规定是一跪三叩首，清代则把觐见规定的礼仪叩头次数增加了三倍——三跪九叩才能拜见中国天子。

《皇清四裔考》把英吉利称为“红毛蕃种”。康熙期间一位广东碣石镇总兵上书皇上称：“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塑，惟红毛一种、奸究莫测，其中有英圭黎（英吉利）诸国，种族难分，声气则一，这位在当时属最有国际知识的知识分子，也称英人为“红毛”。

但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却发生了一件红毛居然不肯跪拜中国天子的“新闻”。该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勋爵和东印度公司大班斯当东为正副使，率七百人代表团，带着六百箱礼物，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来华请求扩大通商事宜。

英国隆重而庞大的代表团，远渡重洋，从大沽上岸。刚一上岸，运载英国的礼品的车船立即被中国官员插上标明“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两位正副使当然知道这些标识的涵义，但装糊涂，到了北京，见了中国皇上再说。

不料到了北京觐见时，中国礼仪官通知两位正副使见乾隆时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并要着手进行跪叩之礼的辅导演习。这时轮到中国官员吃惊了，马嘎尔尼勋爵断然表示拒绝，并申明英国并非中国属国或藩邦，双方争持不下。

乾隆皇帝闻讯，特喻令礼部官员好生开导，大意是：凡是四方来使来天朝进贡，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如果尔国有布带绑腿习惯，不使跪拜，可在叩见时暂把布带解开，等觐见完毕再把布带扎上也可。如尔再拘泥坚持，那就有违尔国王输训归诚本意，徒令天下讥笑尔等不知天朝礼仪。

但马噶尔尼再次断些拒绝乾隆皇帝宽宏委婉的喻说，显出“红毛蕃种”的奸究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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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特使提的通商要求是帝国主义?

中国常常指责和批评日本的一些教科书有抹煞历史事实的编造。

那么,中国的历史书有没有这些有违史实,缺乏现代史识、史德的编篡呢？且不说近现代史的一笔糊涂帐，就是明清史的陈述也往往是断章取义，胡编乱说一通，误人子弟甚矣！

英王乔治三世在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派特使马噶尔尼来华的背景，当然不仅仅是来补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奸究”的英吉利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力图缩小中英双方的贸易差。

当时英国出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十分重视对中贸易存在的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的十年间，中国输出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九千六百余万银元，而同时期内英国输中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才一千六百余万银元，只及中国输英茶价的六分之一。当时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已感到英国无法搜罗到支付中国货物的白银。

马噶尔尼访华是打算用正常的外交手段来打开英国商品的销路，减少或扭转中英贸易的逆差，这个“图谋”，显然并无不当，也不是什么“奸究”。

马噶尔尼在热河受到乾隆皇帝两次接见，只是妥协地用觐见英王时用的屈膝礼来表示尊敬，这使乾隆皇帝十分不快。然后，马噶尔尼提出如下八条要求：

一、 英国派员驻北京照官商务；二、充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贸易；三、于北京建商馆储货发卖；四、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居住与储货，五、拨给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住英商并许其出入；六、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内河运货的税额；七、允许英国人传教；免除英人居住税并发给许可证。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即使一流的大史学家也称这是英国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

乾隆十分恼怒，严词拒绝，并警告说此后若将“（英）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未免使尔国夷商往返徒劳，勿谓言之不预也！”换言之，英国要求扩大通货要求不仅没有达到，连原有的有限口岸贸易也要停了。

从现在正常国家关系看，英国所提要求，根本不是要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也不是制造什么侵略口实；相反，是很正常，追求平等的经商贸易的要求。因为，清朝当时对中外通商有双重或多重标准。中俄北方边境贸易就很宽松，不加限制，课税也少。而对西方各国则在乾隆二十年（1757年）开始只限广州一口通商，还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不能在广东过冬，并以各种理由对商品不断加税，显然是清朝的对外防范和限制性的不平等措施。

其中最受指责的是第四条，即英国提出领土要求。其实当时的常识，租借一些无人或有人岛屿为居住商用，是极通情理的事。即使现代各国，私人有钱也可租借或购买。但是读者会说笔者不对，英国提的是“割”一小岛。

其实，这是中国史书的缪然不解。中英鸦片战争后订的《南京条约》有割让香片九龙之文，实是租借九十九年。1997年，租借期满，香港，九龙不是归还中国吗？笔者今春与内子旅游英国，听一位导游说，伦敦的土地全是几十位富豪的。英国习惯出租，而不是出卖，出租常以九十九年为期，九十九年后，这些土地及土地上的财物全又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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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

马噶尔尼特使无功而返，乾隆给英文的答书称：“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血。”

乾隆忘不了在答书中教训不肯向其跪拜的马噶尔尼道：“（该贡使）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天制原未谙习，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

但是,贸易赤字必须要缩小或扭转,东印度公司便在印度种植罂粟，造鸦片,大量输往中国。鸦片之毒害,毫无疑问,当年搞鸦片贸易的英美等现在也大张旗鼓搞禁烟，打击毒品。处在资本扩张期的英帝国主义，当然是遵循“黄金白银是没有臭味的”原则行事，便以走私方式向中国大量倾销。在乾隆儿子嘉庆帝在位时，鸦片作为减少贸易赤字的法宝在中国销量猛增，至嘉庆二十年前后已达万箱，白银开始外流，为此，嘉庆二十年三月（1815年3月）下令外国船只至澳门后“搜船查验，杜绝来源”。

英国政府见鸦片贸易受阻，即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派了一位新的特使到北京商量解决贸易事务。

负责接待的户部尚书和世泰用疲劳战术、让在大沽上岸的特使乘坐马车颠簸一天一夜，然后带其去见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令他在不知所措中跪叩见皇上。不料罗尔美又拒绝了。嘉庆皇帝大怒，且比老子更威风，不加劝喻便下逐客令。

中英之间有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和谈之门便在所谓跪叩的礼仪之争被关闭了。

英国商人很奸究，便搞走私。中国官员的贪污是臭名远扬，而且至今不绝。他们不管你是什么朝代，认钱不认法和理。于是鸦片禁而不止，越禁越多。

鸦片走私贸易给清朝政府很大的冲击。据道光十五年统计，中国吸鸦片人达二百余万人，岁泻白银约二千余万两，清政府的财源大受威胁。 道光十九年，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是汉族官僚，其才学识见和治理政务能力在满朝文武中可谓首屈一指，其为人刚直不阿。而当时务责中国事务的英方首席代表是义律，则是主张对中采取炮舰外交以打开贸易困局的强硬派。

两个钢铁工厂开在一处，正是针尖对上了麦芒，于是就有了该年六月的虎门销烟的壮举。一场大烟从六月三日燃到二十五日，英美两国烟片二百多万斤被付之一炬。

接着便是打。林则徐充满胜利信心，认为“英华腿足伸展不便”，以长竹竿伏击便可打败英军。

以当时一流才学的林则徐尚持如此见识，中国清朝的鸦片部队怎么能打败“船坚炮利”的英吉利呢？

林则徐收缴鸦片之时，这场鸦片战争就注定非打不可，而且非打输不可，尽管这是不能归罪于林则徐的非战之罪，它是农业超级大国在新兴工业国家崛起中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