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苏格拉底的审判

珀尔修斯之弓

也谈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拉图 [法律思想网 ]

　　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说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一桩冤案。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苏格拉底70岁那年，他被古希腊雅典城的500人陪审法庭判处了死刑。这位被他的弟子称为雅典最优秀的人最终饮鸠而亡。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上说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可是为什么这位智者却又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更令人痛惜的是陪审法庭仅仅以61票微弱的差距判处苏格拉底有罪。由此苏格拉底之死引起了后人的诸多争辩。

　　关于苏格拉底审判的始末最早被记载在其弟子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和《斐多》，以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中，人们通过这些文字来了解这一事件。一般来说，舆论大多偏向于苏格拉底：有人说这反映了古希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没有获得独立性（参见梁治平的《法辨》）；也有人指责雅典的法律过于苛刻，以至于钳制了个人的言论自由（参见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总之雅典的法律和民主制有不公正的一面。

　　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状是慢神和蛊惑青年，事实证明这些全是原告的诬陷。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不公正的指控作出了强有力的申辩，以他的口才（这位辩证法的发明者），曲曲几个造谣者根本不在话下。但苏格拉底的口出狂言激怒了陪审法庭，最终导致他被判处了极刑。苏格拉底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甚至说对判处他死刑的人毫不怀恨在心。那么是什么使得苏格拉底如此坦然？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呢？仅仅指责雅典法律的不公平是发掘不了这一事件的深层意义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真理是站在苏格拉底这一边的，雅典的公民全是一帮白痴，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是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自己的真理。但这仍然解释不了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服从这么不公正的审判。所以苏格拉底应该还有另外的理由。

　　苏格拉底在等待执行死刑的这一段时间里，他还是有机会逃生的。他的好朋友克力同有一天到监狱里去看望他，劝告苏格拉底看在朋友和家庭的份上给自己留一条活路——逃监。克力同已经和其他的朋友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贿赂看守的钱财也有了着落，就等着苏格拉底一句话，如果他同意就随时可以逃生。

　　但是苏格拉底并不为之所动，他反过来教导克力同说未经雅典人释放，企图逃离此地是不正当的行为。他借雅典的国家和法律之口说道：逃监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庭的判决不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能存在吗？国家生我、养我、教我，凡是能赋予其他公民的权利都有我的一份，甚至在公民成年以后允许公民带上财产自由地离开雅典。我在70年之间都没有离开雅典，就等于说我以自身的行为和国家签订了契约，表示服从国家的法律，做一个守法公民。难道就因为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毁坏和颠覆国家和法律吗？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干的勾当。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由于恶人的蓄意。如果我无耻图亡，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毁伤的不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这样，我甚至到了阴曹地府也不受欢迎。（参见《克力同》）

　　阅读这些遗言，会使今人深深地战栗。两千多年前一个70岁的老朽、一个即将赴死的囚徒，如此深明大义，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决不苟且偷生，即使冤死在法律的手中也不怨不尤，苏格拉底不愧是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这也正是鼓舞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的力量，以至于他放言道：“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正是雅典的法治精神给予他如此无畏的勇气。

　　由此我们似乎明白了在西方法治文明的源头，苏格拉底之死的重大意义：也许法律会枉正错直，也许上帝会说恶法非法，但是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个法律也许要使千万个“苏格拉底”受冤，但只有在苏格拉底服从法律的前提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

　　2002-11-28

　

马拉多纳刀锋

因为他是死于法律审判，而这个法律，无论从条文还是程序都是完全合法的——尽管合法不一定合理，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如此。
他没有死于暴政，没有死于私刑，而是死于法律与法庭的审判——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要批评的是法律条文，不是法律本身。我们只能说，时人不理解苏格拉底，正如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理解他与他之死一样。因为不理解，苏氏死了，耶稣也死了。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伟人死得太多了。这是文明进步的代价。最为伟大的智者，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即使千年万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