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道德大义

秦泽

中国自古就自称礼仪之邦，追根朔源，是来自于周公创立的礼制，那么为什么要创建礼制呢，论语里有解释“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很好理解，礼的作用就是为了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建立一种秩序。其实中国的文人，自春秋到明亡，恐怕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
  
那么礼是如何建立秩序的呢，就是靠道德大义，道德大义就是让每一个阶层的的人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做有违背道德道德事情，从而建立一种秩序。
  
既然是一种秩序，那么就有适应的范围，因为时代总在不同变幻，所以道德的含义也在不同的变换。
孔子时代的道德大义是遵王制，皇权时代则是儒生们制定的三纲五常;就这两种道德而言就是各个阶层不同人的自我约束，而这种约束完全只靠个人品行自律。
  
是皇权覆灭之后，道德是什么？我觉的近现代至高无上的皇权已经被打碎分裂倒每个人之中。
人与人平等了，道德大义所维系的关系也便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就可以。这是我理解的道德大义。
  
所以道德的真正含义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而不是对他人的审判。
那种审判人的道德大义。是“对他人道德大义”，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道德。

但是我们讨论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常常用道德大义来评论古人。什么不伦恋，好男风，恋物癖，贪污也算吧。
那么如果摆在我们面前一历史人物：用道德大义来讲，品行不端，但他的实际付出，却是为了建立一种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制度。那么该如何评价了呢？
其实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讨论圣雄甘地是否性取向有问题，华盛顿是否有恋母情节，是否贪污。但是一扯到与中国人有关的历史人物，就来了

什么鲁迅与学生的不论恋还抛弃原配，孙文吃嫩草，胡适讲解放女性同胞跑去逛窑子。姑且不论各种睁眼说瞎话的诽谤，就算是真的，卫道士们难道就是完美无瑕？
人非圣贤，谁能没有点缺点。

再谈谈贪污这个点，在我们的观念里，贪者，一定品行恶劣，无恶不作，廉洁者呢，一定爱民如子，政绩斐然。难道贪者之中就没有能济天下苍生者？管仲发家之前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挣多了总是多分给自己，难道就能断然否定管仲？认为他是渣滓？中国人的非黑即白思想不知道是从何而来。

记得前些日子，国内有人讨论要废除贪官死刑。舆论一片哗然。当然从整个大环境来讲，有失公平，但是单独拿出来说，这是法制细化的一个步骤，是法制进步的标志。这个事件也可以侧面反应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国人有一种神圣的“对他人道德观念”，但事实却无一人能做到，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的两种极端分化：表面上的伟光正与暗地里的卑鄙下流无耻，这种卑鄙下流无耻猥琐，通俗的讲就是潜规则。

我们无法接受任何他人的任何瑕疵，在我们观念里，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

“好人就一定是好的，全部是好的，什么?你说孔子爱说空话，你这个无知小儿！”

“什么？你说共党里有好人？你这个王八蛋，该拉你去枪毙”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的很多劣根性的来源，正是那些“对他人的道德大义”。不承认人的缺点，又怎么能正确认识人的优点？又如何能理性的分析事物呢?又如何能实现自由民主的共和呢？
个人品行的好坏，有微观和宏观之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肯定有区别。扫黄办的人要打击黄色污染回家就不用与妻子同房？艳照门一出，很多阿娇的歌迷受到了伤害，我看这种伤害完全是自找的。什么道德风气，抓应该抓那些传播的人。当然那些嘴里骂者原来明星就是这德行的人，躲在各自的房间里不停的跪求种子。

自我实践的道德，才是真的道德，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做的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脱离了自我的道德，是杀人的利器。宋儒们用这个利器杀死了不知道多少无辜忠烈妇女，特立独行的个性少年。作为戴着一个“启蒙”高帽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呢。

老枪

道德大义只能建立在客观，思辨，且以良知为唯一衡量标准，不以门阀主义为衡量，简单以一言以蔽之：以阿甘的眼光论世界，所有鬼魅假象不攻自破，道德只存在于讲道德的人心中，大义则是最原始的人性主张，总之阿甘反对的，就一定是有伪装，世人看不清，也许傻子能把这些 看得犹如没穿衣服般赤条条状 [s:2]

秦泽

唯心的客观主义者 [s:2]

你说道德大义是客观的，思辨的，又以人的良知为唯一的标准，又说道德只存在讲道德的人心中。

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了？

我认为道德的标准是人性，良知本身就是思辨的，不同时代的良知都不同，不可以做标准，只有人性才是不变的，才可以成为标准

至于你后面阿甘啥的，原谅小子我才学疏浅实在看不懂在讲什么

老枪

       关于阿甘啥的，兄台别听我胡呱噪，我这两天都把自己的思维搞乱了。想着南就能写北，纯粹辞不达意

      我想说的意思其实和兄台的意思差不多，只是我想补充一下我的观点。
      良知在我觉得反倒应该是不能变的，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而且全世界对良知的概念都差不多，都要报效父母养育之恩的，没有哪个民族是要你弑母的，所以良知必须是常量，只是每个国家有国家自己的文化特点，特别强调某个方面而已。没有本质区别，
      比如东西方讲养老，东方讲近身尽孝，也就是恨不得老人到孩子家里，然后由孩子养老，老人也讲究老死家中，所以尊重老人亦要注意老人的价值观。西方则相反，老人是要自由的，比如有计划环游世界，或者因为丧偶而要新嫁娶，从新组建家庭去体验另一种生活，他们更多讲究尊重隐私，尊重选择，尊重自由，所以在西方尽孝，是要学会保持距离以不麻烦老人为好，可以常聚，但不能常住，等等价值观，
       但人性不能指望不变，善恶一念间，关键看良知的底线有多高，还要加上文化背景思辨的去看，比如日本人捕鲸，全世界反对，可为什么日本就是不改呢？因为他们吃鲸鱼，用鲸油几百年了，所以他的人性就必须思辨的去看，就跟韩国人吃狗，中国人吃猴，遭外国人抗议一样，我们该用思辨的眼光去看人性，不能动不动吃狗就是没人性，但是你可以吃狗肉，却无论如何不能吃邻居家的狗，这在韩国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你杀别家的狗，就是没人性，找任何理由没有用，不知道兄台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其他我都同意，没有道德和大义，没有亲身的经历，用人云亦云的精神去狂骂发泄，这本身就是没有道德，不尊重事实的行为，这和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我绝对誓死捍卫兄台的道德大义论，只要是在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因为道德大义本身也是统治阶级宣传自己的工具。
     比如不能叛国，要是有人和你说：这个国家已经腐烂透了，人民都起义了，这时候道德大义就要有思辨性了，不能盲从，我为啥喜欢胡适，就是因为他没有盲从革命，选择符合他价值观的地方，有大义者两岸都没有对他说三道四，怕就怕为了一腔革命热情，上刀山下火海是为了帮兄弟忙，和道德大义，冷静判断无关的时候，最是可怕了，这时候的道德大义是帮亲人了，我以为这时候必须要冷静，大义非义气，所以道德大义要有思辨性，不能随便就给自己一个底线，就突突。
     一旦你判定确实已经腐烂透顶，我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你只需要思辨的去看你适合干什么，打枪就打枪，埋雷就埋雷，别再怕自己违背道德，因为道德是你守我也守，你不守我也要守，但我跟和我一样守的人反对你，道德大义永远没有不变的客体，包括自己的父母，忠孝不两全，那就要选最符合你人生观，你价值观的那条，该反必反，所以坚持自己的，别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的底线，我以为这基本符合道德大义的思辨精神的

心远·清心堂

中国自古就自称礼仪之邦，追根朔源，是来自于周公创立的礼制，那么为什么要创建礼制呢，论语里有解释“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很好理解，礼的作用就是为了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建立一种秩序。其实中国的文人，自春秋到明亡，恐怕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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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都会自然的要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
譬如埃及神权，雅典民主，罗马共和，中世纪教会主导的封建，以及近现代的靠权利和财富趋向尽可能合理分配为基础的秩序。

并非中国文人独有的。

心远·清心堂

那么礼是如何建立秩序的呢，就是靠道德大义，道德大义就是让每一个阶层的的人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做有违背道德道德事情，从而建立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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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天然选择，礼是秩序的产物，而非秩序的创造者。
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核心，是人类社会内部之间关系所共同认同的基本共识，也就是道德。
和基督教以及雅典民主制度一样，礼制发源于道德，是社会道德的维持力量。
同样基督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信仰，以及古典民主共和制度，都是社会道德的维持力量。

这一点我觉得楼主的思考有些偏颇。

心远·清心堂

明晰了现有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并在秩序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了道德。进而为了维系道德，也就是从根本上维系这个秩序，才产生了礼制/宗教信仰/古典民主共和等等上层建筑。

因此，礼制这一层次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化发展，是受社会道德的作用而变化的，而道德是人类社会天然秩序产生的共识，所以道德的变化，又是基于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变化而发生的。

所以，仅以中国的礼制来说，先秦封建有先秦封建的礼，帝制皇权时代有帝制皇权时代的礼，近现代则有近现代的礼。道德同样如此。

心远·清心堂

当然，加上大义两个字，道德大义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共识了，而变成了强制性的意识形态。   

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又对人性有一种过分乐观的看法，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上的圆满而成为圣人，最终实现大同。

这种思想经过宋明理学的宗教化，形成了一种由强势文人理学家推行的信仰---礼教，所谓道德大义到此时才真正的形成，价值观共识的自律性道德，也从此变成了绳纠胁迫他人的道德大义。

老枪

[s:2] 弓弓是不是觉得道德大义是搞倒退？所以我一直强调要思辨，有唯一客体的道德大义，那就真的是绳索，不知道我的客体概念大家明白不？毕竟我不是搞哲学的，嘿嘿，有时候老是自己整词，让大家看不懂 [s:16]

秦泽

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这是肯定，但是中国的文人在这一点上显得特别突出，这恐怕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从来没有任何国度如同中国一样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来思考怎么样维持一个稳定的秩序。

埃及的神权，雅典的民主，罗马的共和，显然也是在维系一种秩序，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他们文明的主题。
埃及我不是很了解，雅典文明在于理性，可以说雅典民主的起源就是理性，他们的秩序是他们文明所创造的，而中国的文明却是在围绕着秩序的创造。
至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更是维系了欧洲非常长一段时间的秩序。

换个说法就是我认为西方的秩序是为了维系他们的文明稳定，而中国的秩序是为了维持秩序。
中西文明的差异并不在本质上，而是在与方式上，在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所产生的应对方式。所以我认为人性是相通的，才是道德评判的标准，也就是破功所说的人与人之间所认同的基本共识，因为人性相通，所以才会有共识，虽然这种共识会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参考标准依然是人性，永远不变人性，因为有人性才能得知社会的进步与倒退。

所谓良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很显然不能做标准。有的人认为良知就是做好本分，有的人认为需要帮助他人。而人性，就是人相通的各种欲望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