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程质清注释〈石鼓文〉》

己所不欲

99年6月出版的《石鼓文临习指南》中有“程质清注释《石鼓文》”一文。
程先生认为：
馬薦篇是追颂秦先祖。
汧沔篇是赞颂建国伊始的生活。
吾車篇是记初步富强时的游猎。
鑾車篇是文公三年七百人东猎。
吴人篇是吴阳野人，在穆公十五年秦晋战争中救穆公。
田車篇是秦晋战于韩原，与吴人篇记的是同一次战争。
乍原篇是晋献河西八城后，秦抚治新拓地之法。
霝雨篇写秦穆公，渡河伐晋……。
吾水篇是歌颂秦孝公用商鞅、行新政取得辉煌政绩。
而師篇“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石鼓文》可能就是这次初腊告神之物”。

程先生引用大量资料来解释《石鼓文》，付出很多辛劳；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只不过他在解译诗句时，有的前后呼应较差，没有严密的连贯性；引用的资料，有的具有多解性；有的与《石鼓文》的关联不大，甚至无迹可寻……。例如：
一、“嗣王始”有多解性。
“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这是程质清推断石鼓文制作年代的关键论述。只不过“嗣王始”有多解性，难以和秦惠文王联系。
首先，秦惠文君是继位若干年以后自己称王，不是“嗣王”继承王位。第二、已经继承王位、称王者，一般不再称“嗣王”。程质清引用郭沫若文：“『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内事是祭宗庙，外事是祭天地社稷。……今惠文王已称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称『嗣王』，正合乎古例”。但是，这里的“曰嗣王某”是有条件的。其一，必须在“祭天地社稷（或祭宗庙）”时。而本篇并非写祭天地、宗庙。其二，必须是第一人称的自述——“曰嗣王某”的“某”，应该是祭祀者的自称，或名讳。但“嗣王”的“始”字并非秦惠文王的名讳。所以程质清：“‘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访落》等篇，是公认的“嗣王（周成王）朝于庙”的诗。两者相比，也可看出而師篇并不是“惠文王，有事告上帝鬼神”之作。
另外，他在此篇的“大意”中，忽略整篇诗文的内容、意境，只强调他对“?（左月右亏）”、“嗣王……”等个别字、句所作的推断，而认定“《而師鼓》为称颂秦惠文王始嗣王位事”。这与他自己的“今惠文王已称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称『嗣王』”的论点也有矛盾。

二、程质清自以为发现了《史记》的错误，至使结论相互矛盾。
◇《石鼓文临习指南》P69：“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史记•周本纪•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又说：『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这里似有误，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则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称王十年了。不应该在天子已承认秦惠王称王十年秦惠王再称王。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史记》中根本没有‘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惠文王初称王’的记载，何来“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史记》中多处记述“秦惠王初称王”之事，记年并没有错乱。如：
《周本纪》P33：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楚世家》P337：怀王……四年（前325年），秦惠王初称王。
《秦本纪》P48：（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笔者按：这里暗含秦惠王称王之事）……。十四年，更为元年。”（按：秦惠文称王后，第二年更元）。
杨宽《战国史》[第八章]也说:‘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的仪式’
程质清把“三年，王冠。”说成：“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自以为是的说：“则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称王十年了”。还想修改《史记》：“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程质清还说：“惠文元年，还是称『惠文君』。称王始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贺秦惠王』。是周本纪比秦本纪早一年称惠文为『王』。”（《石鼓文临习指南》P70）。
程质清并未读懂《史记》，就在这里“妄下雌黃”。
《周本纪》P33：周显王“三十三年，贺秦惠王。” 并非“天子已承认秦惠王称王”。而是如王国维所云：“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上面所引《史记》中的几段话中，不管称“惠文君”或称“惠文王”，都与惠文君是否“称王”无关。
◇《程质清注释<石鼓文>》最后说：“石鼓之作，似为秦惠王称王的颂歌……”，“下限当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腊之前”。
此结论相互矛盾。假若石鼓文“下限当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腊之前。”成立。那么“石鼓之作，似为秦惠王称王的颂歌……”就不能成立。因为惠文君在十二年（前326年）初腊之时尚未称王。

三、汧河与黄河
霝雨篇中的“汧”，程质清先生解译为汧河（即陕西省千河，源出六盘山南麓，东南流经陇县、千阳县、至宝鸡市东入渭。）“?（上广中虜右耳旁）”解译为“[蒲谷]：汧水，原出汧县蒲谷乡弦中谷”。但是，他在“大意”中却联系到《史记•秦本记》 “穆公三十六年……渡河焚船，大败晋人……”。穆公渡的是“黄河”。汧河与黄河东西相隔约三百公里，把“汧殹洎洎”的霝雨篇，解释为“秦穆公渡河伐晋”，相距是不是远了一点？

四、“陕”在何处？
田車篇第七句，程释为“逜戎世陕”，释“世陕”就不可靠，再解释为“世代在陕地安居”更是离题“六百里”。程文中“陕以东属周公，陕以西属召公”，中的陕，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的陕县，它与秦人世代安居的“雍”，两地相隔三百多公里。
再看《史记•秦本记》：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十三年（前325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可见此时的“陕”，决不是指秦人世代安居的雍、岐之地，否则用不着去“伐取陕”。因此，不管“世陕”两字释得对错，程先生（秦人）“世代在陕地安居”等等的解释，都不能成立。

五、驻跸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鑾車篇。程文说：“其在鄜畤驻跸，……只有秦文公三年（公元前七六三年）七百人东猎，才能具备如此盛大的规模”。
我们看一看《史记•秦本记》：“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十年（前756年），初为鄜畤，用三牢。”。
程先生文中，“秦文公三年七百人东猎”的队伍，居然穿越时间隧道，“驻跸”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实在太离奇了！
像这类“无迹可寻”的例子还有：从“天虹”两字推断馬薦篇是追颂秦先祖……；依据“吴人”说成是吴阳野人在秦晋战争中救穆公……；把田車篇中“隮于原”的“原”说是秦晋之战的韩原；“其?（左走右虜）又?”说是吴阳野人，列阵冲入晋军救穆公；等等。
  
   程质清 如此解读《史记》、解读《石鼓文》，岂不贻误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