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铸鼎”与灵宝铸鼎原

己所不欲

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在河南灵宝铸鼎原，存在一系列与黄帝有关的地名：铸鼎原、鼎湖、荆山、蚩尤山、夸父山、桑园……”不仅老人们会指着这些地点，将黄帝一生的故事世代相传，古文献中也有很多记载，如《水经》河水注有：
“河水右会盘涧水，水出湖县夸父山……湖水又北迳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记》曰：宏农湖县，有轩辕黄帝登仙处。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有龙垂胡于鼎。黄帝登龙，从登者七十人，遂升于天，故名其地为鼎湖。荆山在冯翔，首山在蒲坂，与湖县相连。《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也。汉武帝改作湖。俗云：黄帝自此乘龙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不言黄帝 升龙也。”熊会贞案：“今此水(盘涧水)曰盘豆河，出阌乡县西南秦山，即夸父山也”，杨守敬按：“郦氏因《魏土地记》黄帝登仙之说，详述黄帝事。言荆山、首山本近湖县，而以黄帝乘龙为俗说，并证以《汉志》不言升龙，盖隐谓鼎湖在此”，“考《西京赋》薛《注》已云鼎湖在华阴东，华阴之东即湖县也，则湖县鼎湖之说古矣”。
我国很多地方都有黄帝的传说与相关地名，古老的地名往往随着人的迁徙被带到四面八方，浓缩了祖先业绩的地名融入新居地的山山水水，化作永世不朽的纪念碑。然而在灵宝不仅鼎湖之说来源很早，地下还埋藏着同一历史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地上地下互相呼应，却是少见的。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希腊米诺斯文明的发现，也许，铸鼎原会成为中国的克里特，将拨开黄帝时代迷雾，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
米诺斯王曾长久地被认为仅是希腊神话中传说人物，是克里特岛的发掘证实传说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在我国，自古以来也不断有人对传说中的黄帝提出疑问，子贡曾“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宰我也向孔子发出疑问：“昔者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汉代也一样，《史记》中关于黄帝与鼎的故事有两种说法，其一为黄帝“获宝鼎，迎日推荚”，见《五帝本纪》，又见《孝武本纪》、《封禅书》，《五帝本纪》的《集解》引晋灼曰：“策，数也，迎数之也。”瓒曰：“日月朔望未来而推之，故曰迎日。”《索隐》引《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耆也。黄帝得耆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日推策迎日也。”《正义》曰：“荚音策。迎，逆也。黄帝受神荚，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认为黄帝时己开始推算历数，却对“获宝鼎”不置可否。其二为有司曰：“昔闻太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受九牧之金，铸九鼎，皆烹于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记述此说是“有司”之“昔闻”。还载齐人公孙卿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并记述此说之来龙去脉，先是“卿有扎书”言黄帝得宝鼎及升仙事，“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卿因嬖人奏之”，武帝大悦。见于《孝武本纪》、《封禅书》，可见在汉代，尽管武帝相信黄帝铸鼎升仙说，但有疑议者并不鲜见。即使是“择其言尤雅者”写成的《五帝本纪》，也有后人作了补证或提出质疑，如开篇为：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裴駰《集解》释黄帝，引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司马贞《索隐》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崔述《补上古考信录》也指出“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又案‘神灵’五句乃后人想象推祟之词，圣人大抵如是，非独黄帝然也。”这些辨析都是有道理的。
还有传说黄帝造火食、始穿井、作旃、作冕，黄帝臣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于则作扉履、雍父作杵臼、该作服牛、共鼓作舟、挥作弓、夷牟作矢等等。这一系列进步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代人完成，其中如发明服牛的该，现在知道就是商人先公近祖上甲微之父王亥，生存年代已接近夏代，而《初学记》、《太平御览》、《广韵》、《事物记原》等均引作黄帝臣该。又，考古发现证实，弓矢、杵臼、舟船的发明均早于黄帝，虽在黄帝时代得到改进和推广，却不是黄帝臣的发明。所以，审慎的学者对有关记载提出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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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说也并非荒唐的梦呓，尤其是当我们从考古学获得对古代社会的科学认识，并以地上、地下的史料相印证，不能不惊奇地承认古史传说实为一个半睡半醒的梦，折射出了真实历史的影象。
文献记载，由于“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通过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等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实，历史上确曾存在过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剥落“诸侯”、“天子”、“君臣”等后语言的烙印，可知这段古史传说记述了“黄帝”是一个新时代的启幕者，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概括。如果说神农氏时代尚具备了质朴的氏族社会特征，那么，从黄帝开始，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革，出现了国家机器的萌芽。
根据文献记载，这个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一般认为从黄帝开始，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所谓“五千年的文明”，所举为一个成数，这种用法常见于文献，其来源是从有具体纪年的“共和”(公元前841年)上推，禹当在公元前2000多年，禹至黄帝又有约1000多年，总计5000多年，故称“五千年”。黄帝登上历史舞台具体纪年，近代的一种推算法是从公元前841年上溯，加上此前夏商周的积年，及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禹在位之年，推定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距今不足5000年，虽也可称“五千年”，但这种计算方法显然会造成误差，因为黄帝、少昊等原系不同的古族，并非一脉相承，古代出于按大一统观念对古史传说的改造后，才出现相继而立的说法，其后果必然要把黄帝至禹的积年限制在八代人生存年限内，如一个较通行的说法是“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把个人的生存年限设定在极限上，在生产力还很低，生存环境还很严酷的史前时代，无论是十岁登位，还是在位百年都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仍旧要缩短黄帝至夏王朝之前的积年。古籍中还有一种说法，见于《汉书·律历志上》，载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则黄帝元年当为公元前3706年，这一说法当较前接近史实。《史记·三代世表》有太史公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可知《史记》于“共和”以前只列世系，是在异说并存，不便取舍的情况下的一种处理方法，实际上黄帝以来的年代学史料在汉代仍有较多的保存，所以《汉书》的记载应较近人的推算要可信一些，黄帝时代当在公元前第四千纪。
而考古学的成果正揭示，公元前第四千纪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苏秉琦先生曾论“八百里秦川的无文字可考的农业文化历史就可以分为四大期，即距今八千多年至七千年的前仰韶，距今七千至六千年的仰韶前期，距今六千年至五千年间的仰韶后期和五千年后的后仰韶。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六干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这时起，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随之就有了分化”。这里的“距今六千年至五千年间”是一个成数，具体地说，它是以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为标志。有关研究成果揭示，庙底沟类型以三门峡为中心，存在于公元前4000-3300年间，这是仰韶文化最繁盛的时代，不仅中心东移，而且迅速地向四面八方发展，其范围西向包括渭河流域，东达伊洛、郑州地区，南到南阳地区，北抵河套地区。灵宝铸鼎原正位于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分布区，且发现了面积9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当埋藏着黄河流域第四千纪社会变革的实证。
由于庙底沟类型存在的年代正涵盖了黄帝登上历史舞台前后，灵宝铸鼎原既有黄帝铸鼎的传说，又在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所以可将其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或谓“黄帝时代”的一个切入点。
对于灵宝铸鼎原周围遗址的考古调查，近年来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包括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型聚落成群地分布于灵宝铸鼎原周围，超过5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5处，还有数十万、数万、数千平方米的聚落，在灵宝境内已调查发现百余处，时代包括仰韶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早期前后，而以庙底沟类型最为丰富。这种同一时期大、中、小聚落相结合的布局，使我们看到仰韶前期聚落由大中小型房子严整布局的遗风，但是房子已放大为聚落，说明这时已出现超越家族、氏族、部落的人们共同体，社会组织已发生了变化。这种人们共同体近年研究者或称之为“古国”，在民族学资料中，超出部落共同体的社会组织有易洛魁联盟，摩尔根记述：
易洛魁人声称，他们的联盟是由五个部落的巫师和酋长召开一次会议组成的……
在定期举行的推举首领的会议上，仍然解释说联盟的产生是立法工作不断努力的 结果。大约他们原先为了互相保卫而缔结了同盟，他们认识到这种同盟的好处，并设法使它成为永久性的组织。
联盟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最初易洛魁联盟中各部落完全是平等的，也没有最高行政长官或正式首脑，但是，摩尔根也指出：当图斯卡罗腊后来被接受加入联盟时，其首领们“严格地说来”“并不算在统治集团之内”，而且创建联盟的两位首领的职位不再有人继任，永远留缺，也出现某些个人区别于其他首领的萌芽，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了龙山时代最高行政长官和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的先兆。这种超出部落共同体的社会组织的建立，出于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联系《五帝本纪》阪泉之战、涿鹿之战的记述，可知与黄帝登上历史舞台有相似的背景。不仅如此，还传说易洛魁联盟的创建者是借一巫师的口说明拟议中联盟的结构和原则，当他完成了这一工作后“便乘一只白色的独木舟，腾空而起，神秘地不见了”，这一结局也与黄帝铸鼎，“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升仙的传说相似。只不过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停留在这一历史的瞬间，而波澜壮阔地继续向前，所以黄帝时代“古国”发展的总体水平要远高于易洛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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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已发现的90万平方米的北阳平遗址坐落于阳平小原中部，南接秦岭、北向黄河，隔阳平河(古湖水)与铸鼎原东西相望，断崖上显示存在长达10米的房基址，地坪坚实、平坦，下铺草拌泥、砂土硬面层层叠筑，每层平均厚约3厘米，多达9层，还有的房址地坪绘有红彩。这种以大型遗址为主体的聚落群环绕铸鼎原的布局，还有精心加工、超常的建筑，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的殿堂和宗教性建筑，以及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祭坛。当然，在庙底沟类型的遗址中，还没有发现如同后者那样鲜明的社会分化，但是在相距不远的陕西华县庙底沟类型文化中已出现了特殊身份的人物，泉护村遗址南部高地上单独存在一座成年女性墓，随葬的黑色磨光大枭鼎，与墓葬区以日用陶器随葬的一般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特殊身份的女性及稍后红山文化的女神庙，恰与涿鹿之战中帮助黄帝战胜蚩尤的女魃相呼应，反映在这变革时代的前期，女性与男性有同等社会地位的风习犹存，待到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也反映为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且日益明显。
泉护村遗址成年女性随葬的罕见大枭鼎，启示我们古代以枭祠黄帝并非偶然。《史记·孝武本纪》载：
后人复有上书言：古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注释：冥羊、马行皆“神名也”，又，集解引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 而虎眼”，是将枭、破镜释为恶鸟、恶兽，在古文献中也称枭獍，但是祠“冥羊”、“马行”诸神分别用与其名号相关的羊、马，可见用枭獍亦不当出于“欲绝其类”。“破镜如 而虎眼”， 虎见于《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正义曰:“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 虎是黄帝族崇敬的猛兽，用与之相近的“破镜”当因其威猛，所以用枭亦当其有某种神异，而庙底沟类型文化中特殊身份者正以枭形鼎为标识，这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而和以上现象一样，反映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有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纵览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也只有庙底沟类型的崛起及迅速发展的气势可以和黄帝的故事相媲美，竹简本《黄帝伐赤帝》有“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此记述正与庙底沟类型分布地域的四向扩展相合，尤其是黄帝传说最多，以至同样有阪泉、涿鹿、釜山、桥山等地名的河南郑州附近以至山东寿光一带、河北涿鹿周围、陕 西古阳周及今桥山等地都是庙底沟类型波及或影响的地区，预示出庙底沟类型分布地域的四向扩展与黄帝的故事被带向四面八方是一致的，结合地下的发现，才能帮助我们抽绎出传说中包含的史实，即四外扩展生存空间时，战争是难以避免的，而“大有天下”则是后世的概括，如果引申为“统一黄河流域”，就更远离了真实的历史。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如一种观点认为：公元前4000年前后，以关中为中心的“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极富活力的庙底沟类型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前后相承的两个发展阶段，同时着重指出如果把三门峡地区的作为典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那么西边、东边、南边、北边的庙底沟类型都可以看作是该文化的地方变体。但是，“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果从遗址的规模、密集程度、传播方向及其与半坡类型的联系等各方面看毋宁把关中看成是最中心的地区，三门峡地区接受关中的影响要多于关中接受三门峡的影响”。显然，共同点是都认为庙底沟类型的“根”在关中。如果把庙底沟类型文化研究与黄帝时代的探索联系起来，这一现象恰给《国语》的记载一个很好的诠释。《国语·晋语四》有：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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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这是时代较早、较为可信的关于黄帝的记载，但是姬水、姜水均在陕西关中，黄帝活动舞台在中原，如何又说“以姬水成”，长期存在疑义。而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同样是从早期仰韶文化中“裂变”出来说，正与黄帝、炎帝同出于少典氏的记载相合。就是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前后相承说，也通过上述三门峡地区和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为解开这一迷团提供了答案。
在灵宝铸鼎原附近36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断崖暴露有精心施工的大型房址和窖穴，还发现了铜矿石，有研究者提出它预示黄帝在此铸鼎的故事当非虚言。据已有的发现，中华大地于公元前3500年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更早的陕西临潼姜寨一期遗存中已发现了原始冶炼的实证-黄铜制品；晚一些的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合范铸造的小铜刀，所以铸鼎原这时已有铸铜是可能。如果能通过铸鼎原考古发掘研究找到确证，无疑是重大成果，然而，联系易洛魁联盟首创者乘白色的独木舟，腾空而起，神秘消失的传说，鼎成，黄帝乘龙升仙的故事当有更深的寓意。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逸周书·克殷》记武王灭商，命迁“九鼎”，孔晁注“鼎，王者所传宝”，《汉书·五行志中上》载“史记曰：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鼎者，宗庙之宝器也。宗庙将废，九鼎将迁，故震动也。”《左传》更记载了三代更迭的迁鼎之事，如《宣公三年》载：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有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记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修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从王孙满言可知，三代时鼎是最高权力的象征。由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已不鲜见，出土的大量商周铜器中更不乏王室重器，联系《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周初封建，曾以“夏后氏之璜”分鲁公，可见“鼎迁于商”、“鼎迁于周”是有根据的。但关于有夏之铸鼎，就文献记载而言存有异说，历来的解释也存有疑义，将有另文辨析。概括地说其涵义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反映的是夏王朝建立，各方国部落来王来享，贡献各地特产，王会中的九鼎是盛会的见证，也就成为中央政权的标志。第二，鼎的功能为“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可见最初应属于大巫的神器。关中和三门峡地区庙底沟类型文化没有以鼎为炊具的传统，却产生了神器、祭器、礼器的鼎，华县元君庙的大枭鼎、秦安大地湾殿堂出土异形方鼎，北阳平遗址也发现了类似器物的残片，可以证明作为权力象征的鼎并非直接从炊具脱胎而来，且其俗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
正因为如此，鼎是三代中央王权的象征，却又有“黄帝铸鼎”之说，从社会发展进程看，氏族制度的衰落经历了一个过程，超出部落共同体的社会组织为王权形成奠下基础，司马迁将黄帝至尧舜合为一个《五帝本纪》，置于《夏本纪》前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新时代从黄帝开始，其后，颛顼、尧、舜等时期是文明因素递进的几个发展阶段，氏族制度机构的职能有的被废弃、有的被改造，仅存一个躯壳--形式上的禅让制，直到传子制的确立标志着氏族制度彻底被炸毁，所以传统史学将“夏传子，家天下”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界碑，黄帝登上历史舞台则是此前的另一个界碑，标志进入了文明初曙的时代。
总之，结合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来龙去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关于黄帝的古史传说，这说明将传说一概视为不经之谈是不对的，但古史传说确曾被神话、改造，并打上流传时代的烙印。如孔子答宰我“黄帝三百年”之疑，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对黄帝传说，不能拘泥于字面的解释，而要站在对史前时代科学认识的高度，以地上、地下史料相印证，抽绎其实质，才能复原没有成文历史的时代，这就是传说与信史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