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室町幕府创始人足利尊氏

宪兵司令

陈相武    足利尊氏（公元1305—1358年）初名高氏，通称又太郎，因避后醍醐天皇之讳，改为尊氏，是室町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在日本历史上，足利尊氏是颇有争议的人物。支持他的武士们视他为“武家栋梁”，而公家则称他为“朝敌”，这种矛盾的评价并存于史。明治维新后，军国主义者推行天皇中心史观，认足利尊氏为“乱臣贼子”[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天皇中心观受到批判，许多史学家对足利尊氏的评价，一反天皇中心史观的定论，摘掉了他头上的“叛逆”帽子，肯定他是位卓越的历史人物。但是，一些学者仍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他为完美无缺的英雄的人不多。或者从“忠义观”上为他辩护，说当时流行的忠义观是“上施恩惠而下尽忠义”[2]，“天皇庇护尊氏，尊氏对天皇尽忠诚，如天皇想夺尊氏的生命，尊氏也不能不反抗”[3]。或者从人品、性格上说他“经营天下，机敏而有洞察大局的眼光，巧于收揽人心之术”[4]，“有超人之美德”[5]。有的人虽然基本上肯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在论述中依然沿用“叛逆”、“野心”、“贼军”、“不忠”等字样。这就影响了对这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足利尊氏究竟是何等样人？评价这一人物，决不能以他是否拥护天皇为标准，必须摆脱天皇史观。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他的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他的个人品格、气质都给历史进程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他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发展，即使反对天皇，也应予以肯定。如果他阻碍了历史进步，虽忠于天皇，也是历史的罪人。本文试图对足利尊氏作一简略的评价。

一

    足利尊氏出世时，恰逢日本封建社会在动乱中向前发展的时代。当时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家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下人”、“所从”（奴隶）转化为小家族独立经营的农奴。大批拥有自己土地的名主，也分化为以家族劳动为基础的小农。这种农奴、小农家族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是滋生地方新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许多富裕名主靠经商、放高利贷和其他手段集中土地，成为国人、地侍。一些地头、庄官通过“地头请”和“下地中分”，逐渐成为独立领主。国人、地侍和独立领主是新兴武士，要求打破庄园领主、御家人专政的既成政治秩序。他们联合庄园内的农民，反抗庄园领主和幕府的统治，披幕府称为“恶党”。这一斗争震撼着镰仓幕府统治的基础。
    这时候，镰仓幕府的支柱御家人制度也在走向崩溃。一部分边远的御家人，按地域集结在该国守护之下，和非御家人一起，支持守护在领国建立封建统治权，形成与幕府对立的巨大势力。很多御家人由于生活奢侈和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日益贫困，不得不典卖和转让领地。特别是1274年文永之役和1281年弘安之役两次击退蒙古人入侵的战役中，西国武士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幕府却不能像国内战争那样，用战败者的领地来行赏。他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因而更加贫困。1297年，幕府为挽救贫困的御家人下达的“德政令”，反而使御家人陷入告借无门的境地。这就使御家人逐渐跟幕府离心。
    在社会大动乱面前，镰仓幕府的统治者北条氏，却以加强独裁专制来维持腐朽的执权政治。执权只能出自北条“得宗”一族，评定众也为“得宗”一族独占。“得宗”更以防备蒙古侵略为名，垄断了中国地区和北九州的守护职。幕府灭亡前，竟有三十国，即近全日本半数的守护属于北条氏一门。政治上的垄断带来统治者的昏庸腐化。执权北条高时（1316—1326年在职）不过问政事，每天游宴、斗狗，人称“狗将军”。而反抗这种昏庸统治的，不管是否御家人，都要受到无情的诛杀。北条氏独裁下的镰仓幕府失尽民心，推翻它已是历史的要求。仇视幕府的大觉寺统后醍醐天皇乘机策划倒幕。于是形成以后醍醐为旗帜的有新兴武士、衰落的御家人等各阶层参加的全国性的倒幕势力。
    在此历史关头，身为幕府御家人头领的足利尊氏，1333年在镇压讨幕军的前线倒戈勤王，决定了北条氏统治的镰仓幕府的灭亡，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推翻了北条氏的腐朽统治之后，日本向何处去？地方封建经济发展，律令制已经崩溃，而又没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条件。倒幕的主力——新兴武士和反对北条氏的御家人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按他们的要求，当时的日本只能是实行不单保护御家人，而目也保护新兴武士政治经济权益，有利于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更广泛的封建统治形式。
    但是，后醍醐天皇在推翻镰仓幕府之后，力图恢复建立在律令制基础上的天皇专制统治，实行所谓“建武新政”。这是违背历史进程的倒行逆施，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混乱，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旧领恢复令》，实质上是剥夺了新兴武士的领地，恢复旧领主贵族的庄园，新兴武士对此强烈不满。《朝敌所领没收令》、《幕府悮判再审令》、《镰仓幕府所建寺院寺领没收令》，把原属镰仓幕府的武士、御家人、寺院都推到敌对方面而被没收领地，连已转到“官军”方面的幕府将士也人人自危。后醍醐天皇用“纶旨绝对主义”代管北条氏的独裁统治，把一切政治决定权集于天皇一身，否定了武士们的一切政治权利。这一切使新兴武士和御家人都仇视新政而怀恋幕府政治。同时关于领地的法令引起了全国性的无休止的领地纠纷，破坏了生产秩序；大修宫殿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样后醍醐政权也失去了广大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当“建武新政”弄得武士离心，农民反抗，天下大乱时，足利尊氏跟后醍醐天皇决裂，再揭武家政治的旗帜。在新兴武士和御家人的支持下，拥护皇室中的持明院统，并建立了室町幕府。他公布了《建武式目》，规定“应行节俭”、“镇压暴行”、“禁止征发私宅止宿”、“兴办质当金融业”、“选有政治才能者任诸国守护”、“禁权贵、女性、禅僧干预政治”、“严禁贿赂”、“应妥办贫弱辈诉讼”等[6]。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后醍醐的复古逆流，顺应了民心，保证了推翻北条氏腐朽的独裁政治之后，日本的封建社会能按自己的趋势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应赞扬定利尊氏粉碎后醍醐新莽式的反动复古政治的历史功绩，而不应重复天皇史观的滥调，骂他是“叛逆”、“朝敌”。

二

    那么足利尊氏跟后醍醐天皇决裂的动机是否因为“后醍醐对他的猜忌和迫害”呢？非也。足利尊氏的夙愿就是秉承家族使命，再兴源氏武家政治。他的两次抉择，都不过是为实现夙愿而相机采取的行动而已。
    足利氏与建立镰仓幕府的源氏，同是清和源氏一支，系源义家之后裔。足利氏是下野豪族，同族分布很广，在镰仓幕府的御家人中一直很有地位。据传，远祖源义家曾留下遗书谓：“我当七世后再生，以取天下”[7]，因此足利家具有“取天下”的传统精神。义家的七代孙家时眼见不能取北条氏而代之，乃向八幡大菩萨祷告：“祈保佑自我起三代之内取得天下，愿缩短我的生命以为报偿”[8]，然后也留下遗书剖腹自杀。是否有遗书，虽然不甚可信，但家时发愿剖腹之说，可能是事实。因为源赖朝传三代而绝，幕府政权即天下被北条氏夺去，同是源氏后代的足利氏不甘心永居北条氏之卜，自然会把重新夺回天下作为家族的使命传续下来。足利尊氏秉承家数，特别是受母亲、舅父的教诲，自幼立下复兴源氏武家政治的大志，是很自然的事。惟其夙愿在胸，故地的两次反戈也决非偶然事件，而是祖先使命之自觉实行。
    足利尊氏由幕府军转向后醍醐天皇之后，曾在丹波篠村向八幡大菩萨献祷文说：“高氏为神之苗裔，为氏家之家督……代代灭朝敌，世世诛凶徒。于时元弘之明君，为崇神，为兴法，为利民，宣下纶旨，今奉敕命起义兵也。……如此愿克遂，我家再荣，必装修社坛，寄进田地也。”[9]从中可见，他倒戈勤王，并非为了忠于天皇制，而是要借机推翻腐朽的北条氏执权政治，取而代之，“再荣我家”，重根源氏武家政治。因此，推翻镰仓幕府后，他满希望凭自己的功劳和实力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再建幕府。但是，后醍醐却处处防备他，把大将军印赐给皇子护良亲王，又颁行彻底废除武家政治，恢复天皇制的复古措施。足利尊氏眼看靠后醍醐天皇已无“我家再荣”的希望，因而才毅然脱离后醍醐，重揭武家政治旗帜。他的行动获得渴望得到自己领袖的广大御家人和新兴武士的支持，终于实现了再建幕府的夙愿。

三

    足利尊氏之所以能挫败后醍醐天皇的复古企图，建立新的幕府，固然主要是因为他的行动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旧幕府的御家人、新兴武士的支持。但是他个人的才能和品格、作风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从前面讲过的事例中即可看出：他始而以幕府军御家人头领身分倒戈勤王，推翻了镰仓幕府；再而以武士心目中的“武家栋梁”身分摆脱后醍醐天皇，坚持再建幕府政治。这都表明他具有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变换自己的打击方向，从而保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善于审时度势的才能。
    第二，他揭起重建武家政治旗帜之后，巧妙地利用皇室中“二统争位”的矛盾，使自己由不祥的“朝故”变成名正言顺的王师，大大减少了斗争的阻力，促进了斗争的胜利。
    在日本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天皇”是象征着国家的“现人神”。任何政治势力，只能在“天皇”的名义下活动，准公然把矛头指向天皇，就是迎天，就是朝故，处处受到诅咒而无法摆脱不利境地。因此，日本古代史上只有形形色色的摄关政治和专擅废立，而无皇朝更替。939年平将门起兵反抗朝廷，自立为“新皇”，曾被朝廷惊呼为“开（天）辟（地）以来，本朝之间，叛逆之甚，未有此比”[10]，迅即败死。第一个封建政权，只能以天皇册封的征夷大将军组织幕府的形式行使统治，而不能推翻天皇，另立皇朝。整个日本史上未见皇朝更迭之例，放日本皇室以“万世一系”自夸。
    足利尊氏脱离后醍醐天皇拥兵自立之后，曾有一个时期不敢正面与朝廷军交锋，就是怕冒“朝敌”之名，无法取胜。而当其弟足利直义用伪造的后醍醐天皇讨足利尊氏的纶旨，逼得他无路可退，不得不亲自出马与朝廷对敌时，虽曾一度占领京都，但终因背着“朝敌”念名，号召力受损，从者不多。而朝廷方面，除新田义贞、千种忠显、名和长年、结城亲光、楠木正成等力战之外，又有北畠显家、结城宗广、义良亲王、尊良亲王等勤王军西上助战。因之形势急转直下，尊氏几战几败，终于退走九州。他在九州站住脚跟，准备反攻时，总结出以前失败的原因是“抗王师故也”[11]。并决定“请光严帝院宣，使两帝争国”[12]。当他从持明院统的光严帝那里请得讨伐新田义贞的院宣之后，他的军队也成了勤王讨贼之师。于是全军打出日章锦旗，军容一新，四国、西国武士纷纷来投，部队迅速扩大。当进军兵库时，已是舟师七千只，步骑二十万，水陆并进。这时支持后醍醐天皇的武士则越来越少了。结果凑川一战，足利尊氏消灭了后醍醐军的主力，奠定了奉持明院统建立室町幕府的胜利基础。
    第三，他能提出有力的政治口号，争取原幕府武士，孤立敌人。在退往九州后，他发布了《元弘没收地返附令》，与后醍醐针锋相对地许诺返还镰仓幕府灭亡时按后醍醐的《没收北条氏与党领地令》被没收的领地。这使很多落入后醍醐营垒的或态度暖昧的原幕府的武士，都决心投入足利尊氏麾下。现存大量的足利尊氏签署的领地“返还书”，证明当年后醍醐的没收面太宽和足利等氏的“返还分”大受欢迎。“返还令”的发布，也是足利尊氏反攻时队伍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足利尊氏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每临战，总是一马当先，冲向敌阵。他对部下宽和，不吝恩赏。当时战事频繁，部下向背无常，他对来降者给以信任，对叛离者不加深究，叛而复归者仍然收纳。例如“延元元年间（1336年），多多良浜战役后，军抵将军宰府原山一坊，即命昨日之降将守门”’。[13]由筑紫西上途中，看到新田义贞败军丢下的旗帜里，有许多附有足利尊氏部下的家纹时说：“这很本够不上敌人，还有不少为我方建了功勋的人。他们为了躲避一时之害而投向义贞，是不得已。他们终究要回来”[14]。至于仁木、山名、斯波等曾一度叛离的人再来归附时，他也照旧收用。每次战役后，战利品任部下分取。八朔时，他把别人送给自己的堆积如山的礼物，全部赏给部下。梦窓国师赞美他的品性时说：“一、心志强，临战虽屡屡危及生命，但含笑而无怖畏之色；二、天性慈悲，不知恶人，宽有怨敌如己子；三、心广大而不吝物，视金银如土石……以武器乘马以下等物赏赐部下时，不勘合人、财，听任自取。”[15]这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他的实际表现。他的这些个人品性上的优点，在鼓舞士气，壮大和巩固队伍上起了重要作用。

四

    既然足利尊氏再建武家政治的行动符合历史潮流，他本人又具有许多优越的条件，那为什么他未能在有生之日结束南北朝对峙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呢？这依旧要从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去分析。就是说，当时不具备实现统一的历史条件，而他个人的一些缺点，也是影响他的事业的一种不利因素。
    当时，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出现了许多新兴武士、豪族。他们拥兵自立，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封建势力，全国的斗争形势取决于他们的向背。后醍醐天皇于1339年死去之后，南北朝之争已不是公武之争，而是武士集团之间的斗争。各地武士部从有利于自己势力发展出发，时而支持南朝，时而支持北朝。就连足利尊氏本身也曾一度投降南朝。这就使足利尊氏不能以稳固的多数优势对付南朝。同时，由于连年混战加深了农民的痛苦，农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因而使战乱局面延续下来。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虽结束了南北朝分立的局面，但只是少了一杆南朝的旗帜，削弱或消灭了一些守护，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妥协。各割据势力并没消灭，武士之间的争夺并没停止，农民的斗争方兴未艾。以后更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社会上武士集团之间的斗争，反映到室町幕府内部，就是代表新兴武士的高师直跟代表御家人的足利直义的矛盾斗争。这一矛盾斗争发展为足利尊氏跟足利直义的刀兵相见。幕府的分裂和内讧也是使南朝能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足到尊氏的个人缺点是果断不足，缺乏统治才能。他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曾犹豫不决。险些丧失有利时机。他勇于冲锋陷阵，却不善于运用政治手段巩固自己的政权和队伍。他待部下宽厚，但对新兴武士高师直等骄兵悍将又过于迁就。其弟足利直义多谋善断，长于政治管理。创业时，几次在关键时刻提出正确建议，提出有效措施。幕府建立之后又努力从政治上整顿统治秩序，在促进幕府的建立和巩固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足利尊氏未能充分信任和支持，竟因迁就高师直而把他逼反。这也是使足利尊氏至死都未能平定南朝的因素之一。足利尊氏是一位未能看到最后胜利的英雄。

附注
[1] 佐藤进一：《日本の历史9·南北朝の动乱》，中央公论社1965年版第2页。
[2][3] 高柳光寿：《足利尊氏》见《日本历史》杂志76期第50、49页。
[4][5] 《传记日本史》卷三，《足利尊氏》第166页。
[6] 笠原一男、安田元久编《史料日本史》上卷，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7][8] 同[4]第146页。
[9] 中村孝也：“足利尊氏の篠村八幡纳め太事愿文”引自《武家兴亡观》，兴亡史论刊行会1919年版，第86页。
[11] 转引自王金林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11][12] 《大日本名辞书》（一）“足利尊氏”。
[13][14] 同[4]，第166、167页。
[15] 《梅松论》见《亲撰日本古典文库》（ 3 ），现代思潮征1975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