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

马拉多纳刀锋

题，大同之思：路在何方？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于此年。或者说是大自然的幻化，或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总之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除了世界的东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在两河流域，居鲁士大帝统一伊朗高原诸部落，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前330年）；欧洲的希腊人斯巴达击败歌斯，成为霸主；而印度的频毗沙罗（～前493年）开始统治摩揭陀国，定都王舍城。
相似的社会变迁，即同样提出了关于社会变革的命题，也有与命题相关的思想产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把这一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一个时代，中国、古希腊、以色列和印度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2）这段话是总结了一个事实。
在“轴心时代”，孔子提出的“大同思想”璀灿于人类社会。孔子笔削《春秋》以鞭策社会的同时，提出“大同”思想是符合“破”与“立”的逻辑；孔子周游列国，体察世情、宣扬“仁学”之后形成“大同”思想，是符合他的“损益”论的。
“大同”思想载于《礼记－礼运》篇。《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共49篇，由西汉戴圣辑录先秦各种礼仪论著编纂而成。《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晚年与弟子子游的问答，讨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主题。其中的“大道”即古代政治上的最佳境界“天之道”；它指向的“大同”即是理想社会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
一）大同时代：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4）孔子说的是他持之以恒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的志向。
所谓“大道”，先秦时期思想家的理解大致是相同的。周文化的权威老子这样描述 “大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5 ）。老子还说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所以这里的“天之道”应该表述为“自然法则”，也因此和西方启蒙运动所遵行的最基本的原则完全一致――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共性。
当然，这里的“大道”只是说明了原始生存状态的质朴。这种生存状态是原始人类面对大自然，因无奈而不得不选择的原始共产主义生存方式。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7 ）表达的是复古的思想。后来，启蒙运动中西方的民粹主义者都怀有相似的情结。
这种情结在主张“损益”的孔子，甚至于他的隔世弟子――提出封建理论的荀子都是存在的。与老子的区别是，孔子立足于此而提出了“大同思想”，从空想走到现实，体现了复古与复兴的差异。如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共性。 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思维显然是有意义，即使对于现代的人们也是如此。所谓“三代之英”指的是尧、舜、禹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面对大自然，人群团结互助，人的关系――包括领导与大众的关系是和谐的。尤其是领导的表现名符其实――是负责任者而不是奴役者或掠夺者。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8）是大舜传禹王的十六字修心之法。史载，尧舜时代是历史上的鼎盛之世，领导们以身作则，修正心灵，教化万民，造就了尧天舜日。当其时，麦收双禾，麒麟在野、凤凰鸣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孔子评论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9），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于是表达出内心的感动：“大哉圣人之道！”（10）
在这样的时代，领导即是祭祀上的牺牲（11）。所谓牺牲，就是担当领导的自我奉献――当猛兽向人群进攻而人群无法逃避的时候，领导应该把猛兽引开，虽然常常因此死于非命――这种理解可以从当时的领导在交接班时发表的演说中读到：
尧在交接班的时候对舜说：“天下人的命运在于你了，你要保证社会的公正；如果四海困穷，上天决不会饶恕于你。”（12）；
.舜在交接班的时候对禹说：“你不能放纵贪脏弄权之恶，朝廷的清明全在帝王的用心。你有罪，不能推缷给别人；万方有错，罪在于你。”；
至于禹，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13）的千古佳话，更是令千秋万代回肠荡气。鲁迅的小说《理水》就把这事写得极为生动。在描写大禹回京听取汇报的一节中，大禹的妻子匆匆忙忙赶去看望治水八年还未回过家的丈夫，却被卫兵拦在门口。“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这没良心的杀千刀！’”（14）
据说大禹还得了一个怪病，“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15）他面对的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16），他的父亲鲧（17）因为制服不了洪水，丢失了生命。而他从承担责任伊始，就是作为贡桌上的牺牲。　
这一时期领导们的公权无私、上下合力，其负责之重、护民之切，造化了一个良性的社会而合符了“大道”。却令后世生存在混乱中的人们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于是汲取其中的精华滋养了对于未来的希望，这是大同思想之源。

马拉多纳刀锋

二）大同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对于后人提供的是经验、参照和启迪。孔子瞻望了千年前的往事，表达了“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的志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仁爱的大同社会。孔子的大同思想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权力公有；博爱社会；大同精神。
权力公有：
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孔子说：“当社会的发展遵循自然法则，仁主义――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社会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选举德行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们出来担任领导。一个人民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的社会，大家都自觉地维护社会的祥和，人人讲求诚信，人人崇尚和睦。”
孔子这句话的核心就是领导人产生的制度。它的前提是天下的性质――为公或为私；它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是否能够稳定。
一般认为，拥戴制或禅让制到了禹之后也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世袭制（18）。其原因当然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聚，膨胀了当权者的占有欲，在自己不能长生不老的情况下，把权力交给延续自己生命的子子孙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意味着原始形态的“公天下”结束了，封建形态的“家天下”产生了。
所谓“封建”就是“家天下”，查东、西方文化，其内含是相同的。“家天下”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世袭制，即权力私有化。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至禹之夏而亡于宣统之清，期间虽然有种种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世袭制。
世袭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产生接班人，其能力的不确定和必然的衰变也是社会动荡之源。中国的兴亡周期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产生的，人间种种的不幸都在这种走马灯式的权力交接中发生。
于是权力公有必然成为一种社会的追求。“权力公有”说明的是人类理想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它是一个合理社会的基石，是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前提条件，它的实现即大道之行也。

博爱社会：
子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孔子认为：“仁的社会，是博爱的社会。每一个人不能够只关心自己的亲属；要象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关爱所有的孩子；一个博爱的社会，老人能够在大家的关怀下终其天年；中年人有工作、有饭吃、为社会效力；老而无妻、老而无夫、幼年丧父、老而无子、残疾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男人能够成家立业，妇女能够有一个美滿的家庭。”
或者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下岗工人”和无助的被“欠薪”的农民，孔子的这一种博爱精神竟然成了他的志向。在孔子和弟子们讨论自己的愿望的时候，孔子就这样说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9）。因此，孔子虽然看重周文化的“亲亲”之情，更希望这一份亲情的广延而形成博爱的社会，他认为“虽有周亲，不如仁人。”（20）
大自然的灾害固然可怕，社会的道德沦丧同样惊人。财富与文明的增长并不同步，知识与文明的提高并不同步。虽然孔子崇拜“三代之英”，很多恶劣的倾向却在大禹时期已经产生了，鲁迅先生就记录到：
在向大禹汇报救灾情况的时候，一些学者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21）。
写到这里，笔者有所感：现代的一些主张“下岗”、“欠薪”的专家们倒也不是没有根柢的。不知道听了那些鬼话的现代领导是否也在心里骂一句：“放他妈的屁！”
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22）。无论是大禹，无论是孔子，无论是鲁迅，还是现在的我们，能不想望有一个博爱的社会吗？
博爱观念是人与人的关系中应该遵行的基本准则，只有博爱才能和而不同，只有博爱才能消除贫富间的鸿沟，只有博爱才能有真正的和谐。
大同精神：
子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说，在公有制（天下为公）的社会：“人们憎恶铺张浪费，更厌恶贪赃的行为；为了社会的利益，人们争先恐后而竭尽全力，因为我为人人，也就是人人为我。”
孔子说，在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没有人愿意搅乱自己生活的安宁，又何必为了贪念去盗窃社会已经满足了自己需求的物质。所以，即使出门在外，也无须关闭家里的门户。这是一个大同社会啊。”
良性的社会决定于社会成员良性的精神状态，虽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状态只能是一种追求。盲目地强调这种精神状态的意义只能导致所谓的思想改造――也就是文革；盲目地宣称这个思想状态的实现，只能导致专制和崩溃――也就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
但是这种精神的存在则是一个事实，它是教育的结果，也可以是信仰的产物，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君子人格，美国教徒式的虔诚，现代中国真诚的*人――如雷锋精神。　
中国的君子人格是在古代的“亲亲”文化和整体主义的氛围中形成的。老子、孔子、孟子和墨子等就是典型的代表。例如“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这种不计报酬的努力完全是一种自我奉献。尤其可贵的是，他们把这种精神以文化为载体，以教育为渠道传播向全社会而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滿清入主中原时代受到残酷的摧残，原始部落的奴化思想制造了中国人的奴化人格。维持君子人格的代价太大了，甚至必须如同谭嗣同、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样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探讨历史知道，中国君子人格确实存在。
孔子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工作者。春秋晚期，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在发生剧烈变化，文化教育也不例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原来由少数祝史人员控制的“学在官府”的形式破坏了，私学出现了。孔子颂扬周文化，但也受到引导社会潮流的变革者如齐相管仲、郑相子产的影响。他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努力地为传播他的理想培养仁人志士。不知不觉中他却成了一代宗师，后来竟然成了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成为仁人志士奉行的准则，而他的理想成为世代中国的追求。
“仕”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仕，而他所培养和他的学说所熏陶的人群，也正是仕的集合。孔子的学说赋予“仕”以典范的道德精神。《论语》记载，在孔子平常与弟子的交谈中，他教导大家要以经营天下、显现大道、追求高尚情怀为目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告诉大家把仁撒滿人间是“仕”当仁不让的责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他告诉弟子们承担起沉重而艰巨社会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正是孔子的教导，促使历代仕子以天下为怀，经世致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皆可以为尧舜”（23），尧舜之德是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是仁人志士希望达到的、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正因此*说：“六亿神州尽舜尧”，阐述的正是大同社会的精神状态。
笔者虽然理解“大同思想”提出的合理性及其在顺序链中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仍然为古人的智慧惊诧莫名。根据西方的理论，农业文明可以产生民主主义，但是产生不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大工业的产物。可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农业文明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具有丰富内容的大同思想。
具有大同思想的决不是出现在个别人身上的偶然现象，先秦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如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庄子以其《逍遥游》有一个宏大的构思；墨子的“兼爱”论深入人心。。。 这些圣哲的理论中都具有丰富的大同思想的成份。大同思想为我们的民族昭示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