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帝的爱子朱常洵为何当不了太子？

宪兵司令

朱常洵为何当不上太子？
明万历朝的“争国本”，经明粉宣传，已经广为人知。朱常洵为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但却因出生在宫女生的朱常洛之后，最终未能入主东宫。黄仁宇认为万历立爱不成，于是对臣僚做长期罢工，不理朝政达三十余年。那么究竟为何朱常洵在“争国本”中与储位失之交臂呢？是否如明粉所说，完全是万历屈服于文官集团的压力？我认为个中缘由并没那么简单。
首先，写进《周礼》的嫡长继承制，汉隋唐宋等汉人王朝并未严格遵守。汉武帝杀刘据而传位幼子刘弗陵，隋文帝废杨勇而立杨广，唐太宗废李承乾而立李治，宋太宗废楚王元佐而立襄王赵恒，都说明此时皇帝对立储仍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外戚女主宦官权臣所操纵的皇位继承就更不讲什么嫡长制了。只有明朝是唯一真正实行“立嫡以长”的王朝。
元朝皇位继承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只要成吉思汗的子孙就有机会问鼎九五，以至于皇室内部斗争激烈，20年换了八个皇帝，最后元顺帝的太子在天下大乱，社稷倾危时还逼着老爸让位，引发朝廷内乱，让朱元璋钻了空子，爷俩都被赶出塞外。洪武大帝有鉴于此，把虽符合圣经贤传，但前朝并不一定恪守的“立嫡以长”作为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写进了他给后世子孙制定的根本大法《皇明祖训》，并且率先垂范，弃燕王朱棣而立太孙朱允文。其后永乐虽然武力夺嫡成功，仍不得不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不是靖难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次子朱高煦。仁宣二帝以文官集团的支持而保住皇位，自然要带头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做一个文官集团理想中的圣明天子。从此，每一代皇帝登基伊始，就要册立皇后和太子，以定国本。而没有继承皇位的希望的其他皇子，则从小就不被当成接班人培养，毫无政治才干，早早地被遣送到外地，做一个闲居作废的藩王，终了一生。就连景泰那样非正常即位的皇帝，也拗不过祖制，他要立己子朱见济为太子，极不得人心，只好“贿赂”大臣来封口，到死还是把皇位还给了老哥。嘉靖大概是服食丹药中毒的关系，精子质量不高，两个太子都先后夭折，八子五女中只有裕王【隆庆】和宁安公主为他送终。万历本人的即位也属偶然，多亏兄长都早年夭折，他才幸运地登上大位。须知在宗法制度下，每个人都是祖宗的奴隶，即使皇帝也不例外。皇帝是传统社会庞大的宗法网络的重大节点，他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为天下垂范，因此必须敬天法祖，不能随便破坏祖制，由着自己性子乱来。开国皇帝还好些，因为他就是祖制的制定者，后继者只有谨遵祖制的份，最多偷偷做些变通，如宣德发明的票拟，批红，内书堂之类。看看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里，保守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并不全是维护既得利益的虚伪，根子上还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静态宇宙观。正德，嘉靖，万历等明帝之所以有时“身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不是文官集团比他有权，而是他们有祖制为后盾。在此大背景下，万历竟能将立储拖上一二十年，已经是奇迹了。
其次，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的态度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万历从小在李太后阴影下长大，对母亲既孝顺又敬畏。李太后敬佛，他就对臣下颇为宽厚包容，连“讪君卖直”的清流也最多廷杖充军了事，不像乃祖正德嘉靖那样大开杀戒。出身农家，深受儒家闺范影响的李太后，被士人称颂为明理识体的一代贤后。她虽不直接干预朝政，但说话仍很有分量。万历少年时一次犯错，李太后大怒中甚至扬言要祭告祖宗废掉他立同母弟路王朱翊鏐为皇帝，尽管只是气话，但证明她对皇位继承是有一定决策权的。朱常洛是万历和李太后身边宫女王氏一夜风流“意外”生下的皇长子。与万历本人对常洛母子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宫女出身的李太后则很高兴抱上孙子，对娘俩关爱有加，迫使万历封王氏为恭妃。万历想用母以子贵搪塞立储时，李太后一句“你也是都人【宫女】的儿子”就让儿子下不来台，明摆着她只要一天在世，就一天在后宫说了算。偏偏她又特别长寿，一直活到1614年，等她驾鹤西去时国本之争早已尘埃落定。万历的原配王皇后命也特别硬，几乎和丈夫同时撒手人寰，使得郑贵妃晋升皇后的希望也彻底破灭。
再次，历史上“换太子”的必要条件是太子无德，犯了政治错误，而竞争者又才能突出有贤名，还要得到外廷大臣的支持，“夺嫡”才有戏。杨广、李治就是这么上去的，后来清康熙朝的九王夺嫡更证明了这一点。偏偏明朝的皇子教育制度又使得常洵相对于常洛来说毫无竞争优势可言，连常洛都十几岁不能入学，基本上等于一文盲，他兄弟的水平可想而知。而且争国本中外廷文臣还特别团结，没有人敢像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张璁桂萼那样，跳出来挺郑贵妃常洵母子。后来的妖书案梃击案中，连万历自己都表态维护太子，势单力孤的郑贵妃派还有什么戏唱？所以并不是争国本引发了党争，因明廷中根本没有“福王党”也。
福王常洵虽没当上皇帝，但老爸老妈给他的补偿还是够丰厚的。大婚的费用是３０万两银子，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２８万两银子，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每年三万多两田赋收入且不说，万历还不惜以牺牲国家军费来源（明代军费的很大部分，来自各地盐商购买食盐经销权所支付的巨额费用）为代价，特许福王在洛阳设立食盐专卖衙门、向中州广大地区售盐，并严禁除此之外其它一切渠道的食盐销售：“（朱常洵）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辄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盐引（王毅注：“盐引”是户部颁发的允许商人运销食盐的凭证，每“引”二百斤）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其结果是“（崇祯时）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朱常洵在洛阳锦衣玉食，吃成300多斤的大肥猪。李自成率领饥民兵临城下，前兵部尚書呂維祺劝福王出钱犒军，谁知吝啬鬼朱常洵要钱不要命，让闯军破了城，自己被煮，和鹿肉一起下酒，号“福禄酒”。他儿子朱由崧光着身子侥幸逃出洛阳城，又误打误撞成为南明的弘光皇帝，和李自成一样掉进蜜糖罐温柔乡里爬不出来，“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最终城破亡国，被清军押送北京处斩，留下“蛤蟆天子”的千古笑柄。福王父子的悲剧，正应了“触龙说赵太后”里的警示,成为父母溺爱子女恶果的显明例证。而那位为文官集团竭力维护的皇长子朱常洛似乎也好不到哪去，登基一月就因御女过度驾崩，两个儿子中木匠皇帝天启纵容魏忠贤恃宠乱政，埋下明亡祸根，崇祯则无论怎么折腾都收拾不了父祖留下的烂摊子，不幸做了亡国之君。一句话，气数已尽，天命将终，换上谁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