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那一年——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

小剑仙

——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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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2月14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从慈禧颁布整个上谕来看，无非是总结了整个庚子事变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由来，发生，结果。还有她如何在事件结束后要面对的未来，大清朝的发展前途该是怎样。慈禧做了简单的陈述说明。虽然此上谕中她掩盖了她和光绪皇帝在庚子事变的责任，完全把责任推给了顽固派和义和团，极力地歪曲与自己有关的责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但是通观整个上谕，有些地方也写得真实可信，不可不读，不可不思。


一:义和团的崛起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保，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办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浸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骤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红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恃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首先，上谕把义和团（拳匪）的产生，没有简单地全推在广大“无知”的老百姓身上，而是确实涉及到了外国传教士干预地方政务的原因，而朝廷派兵围剿义和团时，漫无纪律，出现了清算扩大化，导致参加义和团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要知道义和团早在1898年底就爆发，一直持续到1900年下半年，两年的时间内，先开始就是赵三多打起的扶清灭洋的口号，而这个口号经历的时间几乎就是从此运动的开始，鼎盛发展到没落。说白了，只要义和团并不是打着反清的旗号来闹事的话，对于镇压这个问题就会很困难，因为义和团不是流贼草寇，而是良民，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运动，如果极力镇压，不但人心丧失，结果也只能是越剿越多。例如山东巡抚张汝梅还有其后任者毓贤都认为对待义和团光剿是不行的，要以抚为主，最好是把其纳入民团的范畴，好规范管理。188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他在山东有20年做官的经历，他对清廷的奏报上说：“自莊平拳匪闹教以来，博，清，高，恩多被窜扰……此堵彼窜，防不胜防。”“（山）东省民风素强，际此时艰，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当然，若是把毓贤光看成利用义和团的顽固派是有失偏颇的，他在山东巡抚之职任八个月，也是杀拳匪无数，而在袁世凯顶替他两天之前，还杀死了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在他1900年复出任山西巡抚之后，秉承顽固派旨意对山西洋人和教徒大肆杀戮，终究推上了严惩祸首名单的断头台。总而言之，如果评论慈禧在义和团发展成灾祸之前没有履行镇压职责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因为这义和团实在是不好剿，袁世凯初任巡抚时，已对义和团问题的起因有了尖锐的概括：“德人窥伺山东，蓄意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储于此。今又与英人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嗣将纷至沓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非类，稍有龌龊，德人即由胶澳借口出兵，侵权自治。”袁世凯在处理教民的问题上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从1900年5月~6月为转折点，在这之前并不是传说中的用强硬手段镇压，反而更是执行了“缉拿首犯，不问胁从”的政策。对于教案乃采取“不许教欺凌民，不许民借端闹教”的政策，使得山东局势有所稳定。至于1900年6月，他意识到外国军队入侵已不可避免，对义和团采取围剿行为势必会成为侵略者谈判之条件，于是就改变以往以抚为主；采取大力弹压之政策。

对于慈禧来说，对义和团围剿之策最初缘由完全是出于洋人外交的压力；别说过去，就算是今天，假如你是国家领导人，各地出现了排外风潮，民众结社说要支持你打倒外国侵略者，如果你是国家领导人，你难道会首先发兵把枪口对准支持你的民众么？看慈禧是怎么做的呢。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勿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无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从这道上谕看，慈禧对义和团并不是一概打杀，而是阻止镇压扩大化，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疏导。再从1900年5月29日发布的另一道上谕来看，慈禧对洋人的态度也不是强烈排外，而且还对洋教堂发布了保护令。“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暋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钦此。”



二，用义和团来与列强交战

“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粮，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前，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人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及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腑，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使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

此段描述虽然太过歪曲，太过推卸责任。但也清楚地表明了慈禧的心境，她的确无剿灭义和团的信心，1900年初，从山东到直隶，义和团的人数估计已达40多万人，我们要知道：1900年4月英美法德四国政府要求慈禧在两月内，镇压完义和团，否则就派兵替剿，当时的慈禧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在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奏指出若镇压义和团则是‘为渊殴鱼’， 一旦激成变故，……(洋人)若以我之所不能制者，派兵干预，高丽党案，可借鉴也。”这一奏章无疑是指出慈禧所在的尴尬局面，若是全力镇压，且没时间也没这个实力，反而更加给洋人以干预内政的借口，就像当年日本以镇压东学党为名，出兵朝鲜一样，可是如果不去镇压，义和团会乘机做大，也会酿成不可收拾的结果。最好是能把义和团收编成民团，把数十万人的威胁化解于无形。慈禧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并没有急于接受郑炳麟的意见，此时的义和团已和顽固派相结合，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她看来解散义和团方才是上策。如果义和团不肯轻易就范，就只能靠血腥镇压这一条路了，毕竟洋人是不好惹得。

6月5日，慈禧命赵舒翘涿州劝那里的义和团解散没有成功，6日，慈禧命刚毅到涿州发表上谕，宣布团民教民一视同仁，撤去监视义和团的清军。另一方面慈禧此又调袁世凯和马玉昆部进京商讨镇压义和团事宜。可援兵还未到，6月10日，2000名八国联军已从天津向北京进犯，被义和团和聂士成的武卫军阻击。17日，慈禧得到消息，列强们要他还政于光绪（这个消息事后证明是误传），这一下触发了她的赖以生存的根本，无论动什么也好也不动她的权利，她召开御前会议，向强行宣战，但遭到了光绪和总理衙门一些大臣的反对，她只好叫荣禄死守大沽口，让各地进京勤王。19日，慈禧派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去各国公使最后一次斡旋，向让他们阻止八国联军对北京的进犯，一切要求都好说。但公使们都拒绝了，慈禧在听到大沽口沦陷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发布了对十一国的宣战令。关于慈禧为何对十一国宣战，许多人都说这是一记昏招，当然这的确是一记昏招，只不过都混淆了侵略军已踏入国土的事实，宣战虽然是个笑话，但即使无宣战也同样不能阻止已发生的战争了，所以慈禧在宣战问题上并不存在愚蠢责任。慈禧的最后稻草就是靠所谓的义和团来与洋人拼，至少义和团打胜后，是不会夺她的权，而洋人打胜了就不好说了，所以她只能孤注一掷了，她给义和团发了两万石米和十万两银。她还留了一招，在派兵攻打外国使馆的同时又安排大臣带水果去抚慰，而这也于事无补，各国公使对她这种两面派手法毫不领情，也不能理解。

宣战后两周，慈禧又在7月3日向英，法，俄三国提出乞降国书，8月7日，又任命77岁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谈全权代表，重新出山与洋人谈判，此时的北京城尚未陷落，而李鸿章觉得慈禧周围遍布顽固派，唯恐自己小命难保以身体不适的名义推迟入京时间。8月14日，北京陷落，慈禧与光绪仓惶逃出北京城。8月20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罪己诏，表达要与洋人和谈的意愿。9月7日，正式下达全面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把过错全推在义和团身上：“此案初起，义和团是为肇祸之由，今欲拔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有这道上谕，李鸿章才觉得时机成熟，开始动身上北京谈判，直到10月11日才慢吞吞地到北京。李鸿章带了了五个谈判条件：1，承认攻打使馆违反国际法，保证今后再也不发生此事件。2，愿意协商赔款。3，同意修改条约，侧重商务。4，收回被占的署衙，与各国缔结条约。5，先行停战。瓦德西的态度却是不屑一顾，要求先承办祸首，方才能谈，而且要求光绪皇帝和慈禧回京后才开始谈判。李鸿章不可能让慈禧和光绪置于险境之地，于是双方就僵持的。不过，俄国出兵东北，迅速引起了美，德，日，英四国的恐慌，唯恐这次惩罚中国的行动将给俄国在远东扩大实力的借口，于是做出了妥协，允许不把“两宫回銮”作为首要条件。惩办“祸首”既给洋人平息义和团事件出了口气，也给慈禧留下来一笔政治遗产，至始，反对维新变革的顽固派受到沉重打击，主要反对派几乎被灭了干净，为慈禧将来能够立宪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也是清帝国在庚子事变惨遭蹂躏后，得到的唯一“好处”。



三，能保住政权谢天谢地

“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人以所难。关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间力办，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遒奉谕旨，不欲失之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


从这一段当中，表现出慈禧表现出了战争失败后一种委曲求全，对洋人能保住其政权感激涕零的媚态，甚至把刘坤一，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行为揽在自己头上。《辛丑条约》没有慈禧在上谕所说的那么神奇，（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沙俄屠杀海兰泡中国5000余人，占了江东六十四屯。削平从大沽口到北京的炮台，从山海关到北京的12个战略要地一一由外国驻军，外国甚至能使馆区驻军，这极度危害国防安全。各国公使的地位极度提高甚至可以干预清廷的人士任免。（1904年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胡廷幹，德国公使反对换上了杨士駺）



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背后

“ 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拄，今又构此奇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后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应即遵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国尔忘家，正己率属者也。朕受皇太后鞠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自责不暇，何暇责人？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己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凛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到了上谕的结尾，慈禧已开始透露出将来的打算，要革新变法，使得清帝国走上立宪的道路，其中与上谕开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相对应的“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如果单挑这十个字“量中华之物，结与国之欢心”搬出来理解，慈禧的确有卖国求荣，投降无耻的嘴脸，但要是把整个上谕读同一篇，则显然感觉到并非这么回事。 后面还有“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之词，“中华之物力”就是指庚子赔款的确定的数量，“结与国之欢心”虽然表达了慈禧的那种一种迅速平息此事的急迫，实属一种无奈。慈禧在上谕中说要“当深恤民艰”，就是表达一方面要赔偿列强，另一方面也要体恤人民。在李鸿章与洋人谈判时，清廷给李发的电文表示“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需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而盛宣怀与八国商议赔款之事时，也是尽量把赔款不要压在老百姓身上，企图以提高抵押给洋人的海关税额来达到赔款的目的时，却遭到了列强的反对。当“偿洋款”和“恤民艰”为矛盾时，只能完成前者而牺牲后者了。

荣誉叫做忠诚

个人认为，慈禧和袁世凯一样，几乎可以算两个连续时代的代表人物。


前者对于“宪政”

后者对于“共和”


都突出一个“办”字



慈禧到了晚期，经过三次对外战争，确确实实的感觉到了，这个大清朝，不变革不行了，如果还继续按着老办法去统治，是决然统治不下去的。

所以她要“办宪政”，就是出国考察带回来，那个“有爹有妈的共和”，但是慈禧归根结底是不会放弃权力的，所以她搞了预备立宪的闹剧。


袁世凯也是一样，他逢人就说要“办好共和”，仿佛共和政体，就和当年的洋务运动一样，可以靠一人或数人人的英明领导，去“办”好的。



他们二者，皆为旧时代的产物，必然被旧时代所牵累。所以他们考虑问题，先得考虑自己的政权，如此，一切历史现象，皆可理解。






慈禧对于义和团、西方国家先后一些列的反应，和对策。充分反应了我们这个民族，近代转型期女性的性格特点。

对于威胁她政权的人或物，特别的敏感，反应特别极端——传闻慈禧宣战是看了某人提供的一道假的西方国家要求她下台的最后通牒。立刻对八国宣战，而不通过其他渠道印证。


遇事反复——对义和团的前后态度。

下手够狠——一次性对八国宣战。

宪兵司令

如果是鬼子六就不会担心自己的合法性啦，中国自咸丰之后，当政者就大都是名分不正的僭主，既非民选，又非世袭，只能从“国情”“主义”里找合法根据。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