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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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旧的社会体制被打乱，人才选拔呈现多元化，促使食客大量出现。食客具有不稳定性，有的经权贵举荐或自我推荐，有的主动更换投靠的权贵或是因一些意外事件，造成食客身份角色的转换。食客成员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性格的复杂多变，甚至出现二律背反的性格倾向。随着秦汉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食客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食客；春秋战国；史记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6)03-0131-09
收稿日期：2006-03-02
作者简介：杨宁宁(1960—)，女，云南丽江人，广西民族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民族文学研究。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至今学术界对春秋战国的“食客”研究关注甚少，他们仅是在人们研究战国四君子时被作为陪衬提及。值得关注的是李珺平教授2001年出版的《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著作，书中分析了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以及他们对秦汉文艺致用观形成的影响。但是李著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例如对门客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等等。
据《史记》等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四君子及吕不韦门下都号称有食客数千，其他王侯贵族门下也都供养着为数不等的食客，可见食客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非士非农，非工非商的特殊群体。是什么原因使得食客在当时大量涌现，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呢?
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些旧的社会体制被打乱，周王朝建立之初的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P315)的神圣王室的权威已是名存实亡。“从西周中叶开始，周初安排妥当的社会结构已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那种由周天子按照血缘远近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到庶民安排好的等级制度已经基本上瓦解，宗子与君主合一的宗法国家也不再存在。不仅周初如棋子一样散布在中原大地的数以千计的诸侯小国已被吞并殆尽，即使春秋时代的强宗巨室也大多绝迹于战国间的政治舞台”[2](P39)。曾雄踞春秋五霸之位的吴国、越国及晋国，到了战国已不复存在。正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3](P340)。一方面旧的王公贵族在逐渐衰亡，甚至消失。同时一些新的权贵势力又在逐渐兴起。从《史记》看，商鞅、范雎、蔺相如、李斯等早年都有过食客的经历，他们都在社会变革动荡的大潮中，通过个人奋斗，由食客跃升为新权贵。可见“在不同的家族势力的更替中，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取代了旧有的社会秩序”[2](P39)。而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变革中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可能被抛到社会的底层，进入流浪者的队伍”[2](P39)。这些都加剧了卿大夫的危机意识，他们既要辅助君王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又要巩固自己在本国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都求贤若渴，急需各种人才辅助，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也为了向对手或其君王显示自己的实力。于是通过养客进而达到用客的目的，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选择。一时间权贵养客用客蔚然成风，甚至竞相招揽，互相攀比，由此催生了食客群体。
宗法制社会的特点是按身份划分的等级制；身份等级的固定化和外在化；身份等级的世袭制。这些特点决定了人的身份等级先天注定，世代相传，不可更改，“所谓的‘血而优则仕’，‘血而劣则隶’，即使是自由民也是世代相传很难改变其身份的”[2](P34)。但是随着旧的社会体制被打乱，宗法等级制社会的解体，原有的世卿世禄的官吏选拔制度也遭到冲击。诸子百家的争鸣在理论上对人才选拔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和见解。管仲就提出了“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4](P9)。明确提出把“德”、“功”、“能”作为君主考察其臣下的主要标准。范雎也提出了“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5](P124)。主张以军功和劳绩作为考察人才，赏功赐爵的重要依据。这些理论主张加上李悝、吴起、商鞅在魏、楚、秦等国推行的变法，都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使得当时官员的任免升降不再完全依靠血缘世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例如有立功、献策、举荐、亲亲、招聘、买卖等多种途径。多种人才选拔的方式，无疑打破了过去世袭制的传统，对于出身寒门又渴望立功扬名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世卿世禄制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冲击，但是，所谓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各国权贵不仅在血缘上与君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且政治上与君主也有特殊关系。像孟尝君与齐湣王是堂兄弟，他几次出任齐国丞相。平原君是赵惠文王之弟，赵孝成王之叔，三次出任赵国丞相。信陵君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弟弟。春申君是辅助考烈王继任王位的有功之臣，为此他出任楚相20多年。吕不韦为秦庄襄王的继位立下汗马功劳，历任秦庄襄王和秦王政两代君王的丞相10多年，并且在秦王政成年亲政前，是秦国政治上的实权人物。正因如此，他们能够左右本国的政治，能够影响君王的决策，能够决定一些官员的任免升降。食客们正是看到了权贵身上的独特资源和利用价值，才有所选择地投入到他们门下。
由于春秋战国动荡不安的形势，使得大国吞并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情况不断发生。就是在各诸侯国中，大夫互相兼并，甚至蚕食王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像齐国田氏取代姜氏，三家分晋的现实都加重了各诸侯王和卿大夫们的危机感。如何在这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权贵们面临的严峻问题。于是在家族血缘之外更大范围地寻找更多的良将贤才来帮助自己，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人才选拔的多样化，激发了寒门之士步入仕途，立功扬名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深知要实现理想，必须依靠权贵的举荐，于是纷纷投到权贵门下，这种两相遇合的现实催生了食客群体。
在宗法制时代，人们有着很强的国家观念和宗族观念，视家国为一体，因此人员流动，人才交流的现象较少。但是随着旧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宗法制的解体，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已不复存在，人们的国家意识日益淡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各种观念意识、理想信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儒家学者们在极力地弘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P246)的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5](P66)因此投机钻营谋取富贵之事，“朝秦暮楚”“楚材晋用”之人比比皆是。像屈原那样“受命不迁”，“横而不流”，“深固难徙”，坚定不移地固守信念和理想的爱国者在当时已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为我所用，有奶便是娘的处世之道。只要能升官发财，能立功扬名，可以不择手段。像吴起为了能做鲁国的将军，率鲁军与齐军作战，不惜杀妻(其妻为齐人)以示自己对齐国决无私情。商鞅率秦军伐魏，以欺诈手段杀死了自己当年的好友、魏军将领公子印。这种种违背伦理，违反道德的事情已让人们见怪不怪。人们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对各种各样的处世之道和人生哲学，或者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去适应；或者以一种无奈的态度去习惯、去接受；或者以一种崇尚的心理去学习，去效仿。
长期以来形成的血统论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否定，人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向血统论发起了挑战。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获取功名富贵，一些人可谓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李园听说楚考烈王无子，于是先到春申君门下作食客，借机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春申君，当其妹怀有春申君的孩子后，又说服春申君把妹妹进献给楚王，一切都如李园所愿，其妹因生男做了王后，李园做了国舅，深得楚王器重。李园的手段与吕不韦如出一辙，只是他比吕不韦更残忍歹毒。正当春申君为自己的孩子做了太子而高兴时，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园怕春申君泄密，更怕太子继位后春申君得势，他暗养杀手，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先下手为强，派人把春申君杀掉。李园的所作所为在当时食客中具有典型性，司马迁通过李园事件，把一些食客阴暗的心理和卑鄙丑陋的灵魂揭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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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客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流动性很大，具有不稳定性。对一些人来说食客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人经过个人奋斗上升到士的阶层，有的逐渐分化为侠客、刺客、说客、游民等等。造成食客身份角色转换的原因有多种。
权贵举荐是最常见的一种。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虽然机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才智和勇气，那么他就会比别人更容易捕捉到机遇，或者在机遇来临时更有可能得到机遇的青睐。蔺相如原来是赵国宦者令缪贤门下的食客。一次秦王听说赵国有稀世珍宝和氏璧，让人带书给赵王，表示愿以15城交换和氏璧。在给与不给，如何给又不受骗不被欺的问题上，赵王及朝廷大臣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关键时刻，缪贤推荐说“臣舍人蔺相如可使”。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经过与秦王的斗智斗勇，终于不辱使命，完璧归赵。接着蔺相如又随赵王到渑池与秦王相会，在酒会上蔺相如与秦王针锋相对，为赵王挽回了面子，维护了赵国的尊严，“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6](P2439)。蔺相如这位昔日的食客在机遇来临之时能够不负众望，有勇有谋，不辱使命。他不仅在赵国成了权倾一时的人物，位居廉颇之右，而且成了招揽供养食客的新权贵。他的经历说明，危险与机遇并存，对别人来说出使秦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既危险，又难以完成使命，但是对蔺相如来说却是一个机遇。假如他是个平庸之辈，不会得到缪贤的推荐，即使推荐了，他也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赴秦可能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再有李斯，他跟荀子学习了帝王之术后，到秦国投到丞相吕不韦门下作食客。经吕不韦的推荐，他作了秦王赢政的侍从官，逐渐升为长史、卿大夫，最后作了秦国丞相。
有时食客自我推荐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们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有时候酒好也怕巷子深。如果怀抱才能却不积极地寻找机会展现自己，即使是金子也会被掩埋在沙子中。《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赵国邯郸被秦军包围时，平原君欲率20人到楚国求救，结果仅得19人，他门下食客毛遂自荐，愿随同前往。但是平原君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3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6](P2367)平原君以毛遂到他府上三年，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为由拒绝了他，但是毛遂据理力争：假如你给我机会，我早就脱颖而出了。于是平原君带着他到了楚国。平原君与楚王谈论合纵之事，但是从早晨谈到中午，楚王仍没有合纵之意。毛遂按剑上前对楚王曰：“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6](P2367)迫使楚王与赵国合纵结盟。平原君归来对毛遂的大智大勇称赞不已，他说：“‘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数百，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6](P2368)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经历说明，机遇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自己不断地去争取，努力地去创造，机遇才会惠顾这些有准备的人。如果说毛遂主动要求出使是他善于抓住机遇，那么他持剑胁迫楚王与赵国合纵结盟，可以说是他为自己创造的机遇。
食客主动寻找的也不乏其人。人们都知道商鞅变法对秦国富国强兵的巨大贡献，但是他早年的食客经历却鲜为人知。《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最初在魏相公叔座家中为食客，替他掌管家中事务。“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6](P2227)商鞅认为既然魏王不接受公叔座的意见用他，也不会采纳他的意见杀他，因此他没有离去。公叔座死后，商鞅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才离开了魏国。他听说秦孝公招纳贤士，于是西入秦国，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商鞅向秦孝公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并任用他为秦相。商鞅得到了於、商十五邑的封地，显贵之极。当商鞅率秦军攻破魏国军队，魏国被迫割河西之地向秦国求和时，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6](P2228)范雎和商鞅一样，早年也作过食客。他在权贵家并没有得到展露才华的机会，还因被怀疑私通齐国受到酷刑。范雎和商鞅在权贵家都没有机会展露才华，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努力，也不把自己拴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毅然选择离开，积极地另求发展。巧的是他们俩都曾在魏国当食客，又都离开魏国到秦国另谋发展，最后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都作了秦国的丞相。
一些意外事件会改变食客的人生轨迹。春秋战国时代充满着机遇也充满着危险，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变幻莫测的时代，无论是君王还是权贵，都有可能被汹涌的浪潮推向顶峰，也有可能被摔入低谷或是被淹没在茫茫大海中。可以说一切都是不可测的。权贵遭殃，其食客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豫让原来是晋国卿大夫智伯门下的食客。由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斗争，智伯被赵襄子灭族。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发誓要为他报仇，自此他由食客转变为刺客。冯谖原来在孟尝君门下默默无闻，当孟尝君被齐滑王废除相位时，其他食客看到孟尝君大势已去，纷纷离去另攀高枝。正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冯谖不仅对孟尝君不离不弃，还独自一人到秦国游说秦王：“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6](P2361)冯谖又先辞行回到齐国，游说齐王“今臣窃闻秦窃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6](P2362)。最后使得齐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6](P2362)。当孟尝君重新为齐相后，冯谖又继续替孟尝君营造三窟。
蔺相如、毛遂、李斯等人的经历，非常真实地记录了食客由卑贱到高贵的身份转换过程。他们的成功既有个人的胆识、才智和勇气，也有机遇。不可否认也有像李斯、李园那样靠着投机钻营取富贵的。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番曲折、艰难、不平凡的奋斗历史。但是能够像他们这样在逆境中发愤图强，成就功名的，在食客中毕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们是千万个食客的杰出代表。像孟尝君门下的魏子，平原君门下的李同，春申君门下的朱英等食客，也有过人的才华和杰出的表现，司马迁在《史记》中借四位公子列传将他们记录了下来。司马迁在四公子列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他们的招客、养客、爱客、用客，实际上他是借四公子之名来写食客的，来反映春秋战国的群雄争霸，人才优胜劣汰的历史。可以说战国四公子能够美名传后世，完全是因为有了食客的烘托陪衬。有的食客在《史记》中没有被记下姓名，但是，他们的人生就像彩虹一般，虽然仅有短暂的美丽，却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显示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更多的食客则是默默无闻终其一身。对于已经跃升为权贵或士阶层的食客而言，他们早年的食客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思想性格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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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有鸡鸣狗盗之徒，有穷困落魄之士，有没落贵族，有酒色之徒，还有侠客勇士等等。食客成分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性格的复杂多变，甚至一些人身上出现了二律背反的性格倾向。
(一)忍辱负重、成就功名
食客寄食性和非生产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受人供养的性质。寄人篱下，凡事总得低头。由于他们托身权贵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求得一饭之食，而是抱着升官发财的梦想。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忍受屈辱，忍受歧视，忍受苦难。冯谖初到孟尝君门下时，作为下等客被安排在下舍。孟尝君及其他食客看他一副落魄“无能”、“无好”的样子，都以貌取人，非常歧视他。当他因“食无鱼”、“出无车”而一再提出要求时，其他食客不仅鄙视他，甚至厌恶他。范雎早年“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用先事魏中大夫须贾”[6](P2401)。范雎作为须贾的食客，曾随须贾一起出使齐国。因齐宣王听说范雎口才很好，“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6](P2401)。魏国丞相魏齐得知后暴怒，让他的舍人鞭挞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和牙齿，被人丢到厕所中，宾客喝醉酒后朝他身上撒尿，肆意地践踏羞辱他。最后，他在看守的帮助下逃出魏国。这段经历成为范雎发愤图强，忍辱成就功名的原动力。
豫让在成为刺客前曾经先后寄食于晋国的卿大夫的范氏、中行氏和智伯家中，但是“豫让对其友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至于智伯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人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我所，是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7](P121)。由此可见，食客不仅要忍受来自社会的各种歧视、羞辱，还要忍受主人和其他食客的虐待与嘲讽。并不是每个权贵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礼贤下士，诚恳待客的。就是四公子也不是对每个食客都那么友善、谦恭和器重，一切都是因人而异。能够得到礼遇和厚爱的食客毕竟只是少数，所谓的上等客才有这样的待遇，大多数食客的境遇大概与豫让在范氏、中行氏家的境况差不多。人们在看到少数食客功成名就后的辉煌时，往往忽视他们曾经怎样地忍辱负重。
(二)侠义报恩、忠心耿耿
报恩作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以来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这种集体无意识又常通过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和谚语、警句格言等形式向子孙后代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不断地强化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教育儿女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要求受恩者哪怕得到过别人的一点点好处，都要牢记在心，有机会都要十倍、百倍地回报恩人。“结草衔环”则表达了古人受恩深重，至死也要报答的思想。人们常常把报恩与讲信义、重情义联系在一起。知恩图报是每一个人立足社会的起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知恩不报或者是不知感恩的话，常常被人们视为无情无义，不仅会受到世人的唾弃和谴责，骂他们“忘恩负义”，还会冠以“中山狼”之恶名。
作为食客这样一个群体，寄食在权贵家，依赖权贵的供养而生活，受其恩惠自然就要为其服务，这是对食客起码的要求和规定，也是食客应尽的义务，这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报恩。这里说的食客报恩，指的是主人在遭遇不幸或是落难之后，食客不考虑个人利益或安危，奋不顾身地为主人做事，回报主人。《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孤儿”的故事，其中舍身救孤儿的公孙杵臼就是赵朔家的食客。为救孤儿，公孙杵臼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程婴与公孙杵臼一片忠心、侠义报恩的壮举通过《史记》被世代流传了下来。事实上“赵氏孤儿”这一事件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中均无记载。对于一般的后人来说，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已无人去追究，几千年来它感动后人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侠义报恩的忠肝义胆和赵氏孤儿最终复仇成功的大团圆结局。
对食客而言，忠于主人，回报主人是他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应尽的义务。正所谓的疾风知劲革，患难见真情。《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人。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人。’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几年后，有人诽谤诋毁孟尝君欲造反，遭到齐滑王的怀疑，孟尝君只得出逃。魏子及曾得到孟尝君免租之贤人听说后，上书齐王说明孟尝君没有谋反，并在宫门前自杀以示孟尝君的清白。他们的忠诚义举感动了齐王，经查证他们说的情况属实，齐王召回孟尝君，恢复其相位。
豫让对其主人智伯的忠心与报恩是所有食客中最感人的。豫让“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当“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6](P2519)后，豫让逃到山中，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6](P2519)他将自己“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6](P2519)。第一次行刺失败后，他又自毁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6](P2520)，在赵襄子出行时伏击桥下，第二次行刺又被赵襄子抓获。赵襄子对豫让的行为很是不解，他说：“‘子不尝事范氏、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日：‘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6](p2521)豫让的肺腑之言和他赴汤蹈火，矢志不移地复仇报恩之举，感动了赵襄子，他“喟然叹息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6](P2521)为了满足豫让报恩复仇的心愿，他应豫让的要求脱下衣裳，“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6](P2521)。假如智伯地下有知，该是何等地感动和欣慰呀!虽然豫让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的侠义报恩得到司马迁和后人的敬佩和赞扬。
(三)追名逐利、重义轻生
“义”与“利”本是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孔子就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P82)。人们常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由此人们耻于言“利”，惟恐一言“利”就被视为小人。事实上，人要在世上生存就离不开“利”，关键在于如何获利，获利的手段和途径是否符合道义。只要获“利”是取之有道，不违背道义又有何不可呢?相反的有人为了出人头地或升官发财，一面不择手段地谋“利”，一面却作出一付耻于言利的样子，这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
食客们既逐“利”又讲“义”， “义”和“利”这一对矛盾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协调统一。食客寄食权贵家，希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通过权贵的举荐和帮助步人仕途，以获取更大的财富和名利，其追名逐利之心昭然若揭。但是在获利要损害义的情况下，大多数食客会舍利而取义。像前面提到的魏子、豫让、公孙杵臼等，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都舍利取义。当然，也有一些食客在面对“义”与“利”的抉择时，会取“利”而舍“义”。像商鞅率秦军伐魏，以欺诈手段杀死了当年的好友，魏军将领公子印。李斯为了保住丞相位，不惜出卖灵魂和良心，与赵高一起在秦始皇去世后合谋篡改遗诏，扶助胡亥做了二世皇，成为千古罪人。由于商鞅和李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取利而舍义，所以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贡献很大，功勋卓著，但是在《史记》里被司马迁放在较低的位置，并且给予很低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投机钻营、趋炎附势
春秋战国时期，构成社会主体的除贵族之外，就是士农工商，即所谓的四民。食客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融人主流社会，希望改变自己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立功扬名，渴望升官发财。于是他们寄食权贵家，试图走捷径而达到取富贵之目的。因此投机钻营，趋炎附势是他们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所以，食客有时候在一些是非问题上，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是非观念，常常是“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升官发财、步入仕途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依附权贵，千方百计投机钻营，李斯是最典型的代表。《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看到“厕中鼠”和“仓中鼠”由于处境不同，受到人们不同的对待，由此感叹：“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6](P2539)受此启发他立志要做人上人，于是跟随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辞别荀卿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之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6](P2539)李斯认为，当今秦国欲吞天下，正是贫寒之士驰骋天下，游说诸侯的最好时机，若处卑贱之位仍袖手旁观，没有什么打算的话，就像是只知道吃现成肉的禽兽一样，实际上是长着人样却无人的志向和本领。因此他抓住时机，投到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做食客。最后在吕不韦的推荐下，他由宫廷的宿卫侍从官，逐渐升到了秦国丞相，实现了他的梦想。司马迁非常真实而详尽地展现了李斯投机钻营，依附权贵的内心世界。虽然卑鄙，虽然丑陋，但是却折射出了食客们投机钻营背后，那种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命运的抗争。所以在李斯看来，“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6](P2540)。他非常鄙视那些身处卑贱却非议世俗，厌恶名利的士人，标榜自己与世无争，实际上非常虚伪，是假扮清高。
(五)自卑自傲、敏感多疑
食客由于低贱贫寒的出身，使他们比一般的人更自卑自傲，更敏感多疑。这种性格有时在食客身上达到一种极至的程度。《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这位食客误以为孟尝君在待客上有高低贵贱之别，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歧视，因此愤而“辍食辞去”。表面看，食客的敏感多疑是因为他的自尊与自傲，实际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是他的自卑和自贱。当他明白是一场误会时，他不是像常人那样道歉，而是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向孟尝君谢罪。由此可见，贫贱让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扭曲，使他们比常人更自尊自傲，他们用这种表面的自尊自傲来掩饰内心的自卑自贱。这种二律背反的性格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容易走极端，不考虑后果。
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食客比任何人都更在意别人对他的态度和待遇，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们任何一点无礼和歧视。《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平原君的邻居有一个跛脚人，每当他走过平原君楼下时，平原君的美人在楼上就大笑不止。一天跛脚人来到平原君家，对平原君说：“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疲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着答应。但是过后他并没有斩下美人头，还嘲笑那位跛脚者。渐渐地他发现他的食客有一半已离去，他非常奇怪，自以为平日里待客不薄，为何食客纷纷离去呢?一个食客告诉他：“以君之不杀笑蹙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6](P2365)平原君于是斩了美人头，亲自上跛脚家中谢罪。离去的食客又渐渐回来一些。事实上，美人与跛脚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平原君的爱士与贱士并无直接联系，因为跛脚人既非平原君食客，又非贤士。但是跛脚人为了让平原君斩美人头，有意将他与美人的矛盾和平原君的爱士与贱士联系起来，从而误导食客，以为平原君不斩美人头就是“爱色而贱士”，是对他们的羞辱与蔑视，他们深感人格尊严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失望之余他们选择离去，另择明主。
食客这种自卑自傲又敏感多疑的心理性格，是由他们低贱的出身和卑微的地位所决定的，并且常常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集体无意识形式扩散、渗透于每一个食客的思想意识中，影响、支配着他们的言行。他们比常人更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纳。尽管他们寄食权贵家，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自己做人的道义和信条，一旦他们认为人格尊严受到损害，他们会誓死捍卫，甚至毫不犹豫地舍弃一些宝贵的东西。他们视人格尊严重于生命。《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有饥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9](P86)由此“不食嗟来之食”成为贫贱者和食客们崇尚的气节和道义。对此孟子曾感慨万千，他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3](P462)孟子的话道出了卑贱者和乞食者共同的心理，那就是人格尊严高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乌鸦起飞

(六)虚荣市侩、鼠肚鸡肠
食客群体来源广泛，人员成分复杂，决定了这些人在素质、品德上鱼龙混杂。一些食客喜欢攀比，好炫耀，以此来填补他们的自卑感，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春申君列传》记载：“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使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人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平原君食客本想到春申君府上比富炫耀一番，没想到春申君的食客一个个锦衣玉食，满身的珠光宝气，令平原君客大为惭愧。
不同权贵门下的食客要攀比，要斗富，似乎可以理解。可是处在同一个权贵家里的食客，也要攀比，也要炫耀。由于食客太多，所以权贵一般根据食客的才能和贡献的大小，将他们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给予不同等级待遇。这就使上等客在中、下等客面前有了骄傲炫耀的资本，同时也在食客心理播下了竞争和歧视的种子。冯谖初到孟尝君门下时，因贫穷，遭到了其他食客的厌恶和鄙视。当孟尝君让他由下客升格为上客时，冯谖“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日：‘孟尝君客我’。”[5](P264)那种兴奋、满足和骄傲、炫耀的神情洋溢于他的脸上。他的自豪和炫耀不单是因为做了孟尝君的食客，而是做了上客，他要让朋友看到他食有鱼，出有车，过上了富贵人的生活。
《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孟尝君因身材矮小被赵人嘲笑，他恼羞成怒，纵容其客追杀嘲笑者。食客追杀赵人，不仅是为了执行主人的命令，还因为他们感到虚荣心受到了伤害，嘲笑主人就是嘲笑他们，他们与主人荣誉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伤害主人的面子就是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他们决不能容忍。在这种虚荣心的驱使下，他们丧失了理性，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竟然让赵国的几百条生命冤死在他们的手中。由此可见，虚荣市侩之心发展到极至就会变为狭隘，会演变为报复。可以说虚荣市侩之心是产生狭隘报复的催化剂，而狭隘与报复又是一对孪生姐妹。报复的产生常常是因为狭隘之心引发的。范雎当年在须贾门下为食客，曾受到严刑的处罚。这段受辱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当他作了秦国丞相之后，狭隘之心使他开始了对须贾和魏齐的疯狂报复。他对出使到秦国的须贾极尽羞辱和嘲讽，并将他驱赶回国。又通过秦王向收留魏齐的平原君和赵王下了最后通牒“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6](P2416)。最后逼得魏齐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食客在封建社会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动乱的社会和活跃的思想成为催生他们成长的土壤和条件。随着秦汉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食客开始走向衰落。西汉初期，权贵们仍延续着战国养客之余风，像“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10](P3698)。由于在人才选拔任用上汉承秦制，更强调“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在军中严格实行论功行赏，军功不够，哪怕是外戚也与封侯无缘，像著名将军李广虽与匈奴交战45年，终因军功不够，始终未能封侯。官吏任用的规范化、制度化，使食客们企图通过非正常的途径达到仕进之日已经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食客的怂恿、帮助，不仅经常挑起王侯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激化各王侯对朝廷的不满与矛盾，像汉初吴楚七国的叛乱，淮南王刘安的谋反等事件，食客在其中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由此，朝廷逐渐意识到食客已成为危害中央朝廷的一大隐患，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一大毒瘤。自文、景帝开始打击食客，到汉武帝对招养食客的权贵更是痛恨有加，所以掀起了中央朝廷严厉打击食客、游侠的第一次高潮。像魏其侯窦婴与太仆灌夫被杀，历来人们都以为是他们与国舅田蚡矛盾所致，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 [6](P2946)。所以田蚡在朝廷辩论中的一番话道出了武帝心中的忧虑“魏其、灌夫日夜招集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天而腑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6](P2851)。这就促使武帝下了杀魏其、灌夫的决心。至成帝由于养客之风又渐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打击削弱食客的高潮，自此食客一蹶不振，彻底走向衰落。虽然在唐朝后期藩镇势力猖獗之时，各地藩镇也大量招揽食客，但是无论在人数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不可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可以说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是导致食客衰亡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3]诸子集成·孟子正义：第1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4]诸子集成·管子：第5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5]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诸子集成·吕氏春秋：第6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8]诸子集成·论语正义：第1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9]十三经注疏·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 何斯强)

The Dependants under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YANG Ning-ning
(Schoo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Guangx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dependants emerg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when the old social system was destroyed and various ways for talent selection were adopted. The dependants were not always loyal to one boss.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 of officials or nobles or self- recommendation, or through some accidents or deliberate attempts, the dependants could have their roles changed. Their various backgrounds resulted in their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characters or even the personality of antinom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eudal autocracy of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y, the days of the dependants were numbered.
Key words: the dependant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A History of China

海边观潮

食客这个名称很有吸引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