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之“民可使”句

己所不欲

壶公山夜话（五）：不尽长江滚滚来。

前言：
探讨传统文化其实不容易，难在繁杂多歧义。三千多年太漫长了，更主要的是宋亡之后的近千年，形成于先秦，盛极于唐宋的中华文明已经受到了北部游牧民族文化严重的侵蚀。这种侵蚀犹胜于金戈铁马对土地的践踏。原来的“民本”思想没有了，代之以蒙昧的专制；坦荡立世的君子之风没有了，代之以“喳”声不断的奴才情调。落后凌驾于先进，野蛮羞辱着文明，黑与白混淆，非与是颠倒。
当鞑靼皇朝没落之后，近代社会在奋力批判封建专制和奴才文化的时候，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传统文化中极其优秀的部分一齐抛弃了。这种批判的偏激造成了现代中国人面对传统文化困惑，实际上也袒护了滿奴文化。近日读《论语泰伯》，思考被蒙蔽以“愚民思想”的“民可使”句，有所悟。“民可使”句其实是一个关于施政的命题，包含“由之”论与“知之”论两个论点，前者对应的是专制主义，后者对应的是蒙昧主义。“民可使”句表达的是政治的清明与开明。
,本文，笔者讨论“知之”论及其延伸的启蒙与教育，以纪念教师节。
一、“民可使”句的歧义。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其中的诗云句见于《诗经•小雅篇》。意思就是：“要小心呀,朋友。你就站在深渊旁边，你就踏在薄冰之上，不能不慎啊。”有人评曰：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三国是必看的，知道谨慎一生的诸葛先生，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其实吃亏的何止诸葛孔明。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也因为盛赞泰伯的时候激动了些，不小心说了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后人诟病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万世师表”与“愚民政策”同在，这份难受至今道不明。
这桩公案终于有人通过考古，得到了为孔子平反的证据。据说，在郭店楚简中存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的字样。它的意思是说为政者应该让民众顺从道理，而无须告知为什么。老百姓可以引导之，但是不能强迫之。
出现这样的考古资料其实不奇怪。秦始皇搞了一个焚书坑儒的项目，意图如同度、量、衡一样实行思想的专制。但是他违反了一个基本的条例：人的思想是根本控制不了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先秦诸子的学说在秦末汉初就有了基本恢复的态势，我们看到的许多先秦经典，都是在那一个时期收集编纂的。更有意思的是，很多记录经典的竹简竟然和古人一起埋进了坟墓，于是现代人也可以通过考古获得资料，振振有词地和秦始皇分庭抗礼了。
不过笔者并不欣赏此类成就。孔子的思想固然不是秦始皇可以掩没的，但是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如果利益需要，否定孔子之说又有什么难的。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定为“愚民政策”， 不也是专制者们的借助钟馗打鬼的手法吗？至于文人们把孔子的言论作种种解读，常常也是从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角度理解，更作为自己的学问而趾高气扬了。只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有多种断句，历来笔墨官司不休。
断句中有大影响的是两种：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义大相径庭，聚讼纷纭。
第一种断句，意思是“让老百姓傻蒙蒙的地混下去吧，千万不要让他们醒过来。”，这当然是愚民政策；
第二种断句，意思是“老百姓乐意干的，由他们去吧；要是不听使唤了，就要认真地做一下政治思想工作。”宽和多了。
中国古文的缺陷是没有标点符号，孔子的这十个字，作个排列组合，可得数十种。再加以古字多义，古、今文差异，如果都自成套路，足以摆个迷魂阵。这不是笑话，在三千年间，有多少白首穷经的俗儒们，在做这些复杂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之风流弊于后世，写了大文章的高手们在文革中被打倒在地，又加上一脚，也就不奇怪了，何况孔子。荀子先见于此，谓之“役夫之智”。学富五车不足为训，能成学问者必得明白道理。

己所不欲

所谓道理，其源自唐、宋间的道学和理学。儒学三千年，达到哲学之明晣则在于朱熹理学的完善。朱熹对于“民可使”句的解说就是以“理”服人的。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五•》有“ △民可使由之章 ”。
问“民可使由之”。曰：“所谓‘虽是他自有底，却是圣人使之由’。”说明的是人的本性与圣人启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问：“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吕氏谓‘知之未至，適所以启机心而生惑志’，说得是。”这句说明的是可知论与认知的局限性。
在朱子看来，事物唯理而存在，唯理论比唯物论更深入了一程，理是事物本质的抽象。人们对理的认识有一个了解和深化的过程，穷其理是困难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的。也就是说，他即承认可知性，也承认认知的有限性。前者区别于庸俗唯物论，后者区别于唯心主义。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世界唯我而存在，万方唯佛之说。朱子这样写到：“禅家便是如此，其为说曰： ‘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撑眉弩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当识认取，所以谓之禅机。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间便有这般病。”朱子从佛中来，却是否定佛说的，在认识论上表现得很清楚。
在朱子看来，“不可使知”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的事实，并非“愚民”行为。他认为：“‘不可使知’，非以愚民，盖知之不至。”。
朱子更明确地解释：“‘民可使由之’一章，旧取杨氏说，亦未精审。此章之义，自与盘、诰之意不同。商盘只说迁都，周诰只言代商，此不可不与百姓说令分晓。况只是就事上说，闻者亦易晓解。若义理之精微，则如何说得他晓！”
在这里，明确了“就事上说”和“义理之精微”之别，也就是说“知”有具体的事务之知和“义理”之知。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政策公开化和透明度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现代仍然难以解决，在三千年前，人类对主、客观世界还有比今天多得多的认识的局限，这样的问题又如何解决？朱子的解释应该说是合理的。
二、“知之论”说。　
对于事物的认识不应该是孤立的，必须在联系、在实践中去进行充分的分析。把“民可使”句置于断章取义的状态下讨论是毫无意义的。《朱子语类》长达一百四十章，在这样的大背景得出对于“民可使”句的深刻理解，是不奇怪的。如果我们从“民可使”句所在的《论语泰伯》篇中，然后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再而从“万世师表”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中去看待“民可使”句，一定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值得玩味。
《论语泰伯第八》总共813字（电脑计数）。文章不长，以语录表达。20个句子，警语连篇，令人留恋难返。
起首句，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在争权夺利习以为常的现代，听这样的语句如闻天籁。
次句，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讨论的是德行问题，如果现代社会能够人人知“礼”，即遵守秩序，那么我们的社会一定好得多；如果当官的能以民为亲，老百姓互相友爱，那么我们的社会环境简直太美了。
其它如：
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诗、礼、乐都是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兴、立、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整句说明了在教育中实现个体从自由向自在完善的过程。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个句子对后世有重大的意义，指出了致乱的根源。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指出“骄且吝”的危害，表达了儒者对于宽容、厚道之修养的重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自以为如圣贤，却言行猥琐；本来就是愚蠢辈，却不甘寂寞；无所作为者，却不能自信。这样的人真是不知如何做人啊。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等等。在这一章中，孔子通过评论泰伯的品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正如现代人的学习雷锋，评论雷锋的种种先进事迹。

己所不欲

“民可使之”句列第九句，中位矣。在这样一个精彩绝伦的章节中，居然有“愚民思想”出现，令人咄咄称怪。作此类解释者难道不是程子警戒的：“说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为黑一般。”
笔者以为：
无论表述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其实都有明晣、一致的意思，如果不是故意曲解的话。
“民可使”句有二层意思。在这里孔子把“民”分成两类，即“可使”之民与“不可使”之民；进而从执政的角度对两类人采取“由之”与“知之”两种不同的政策。
反之则是，不问“可使”与“不可使”，也不论“由之”与“知之”，统统以专制、蒙昧控制之。
两者，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而孔子的主张是王道主义。
有人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是硬用“民主”比附孔子。笔者以为关键的还是古、今字义的区别。在甲骨文中，民字“上部做有目无珠状，即以盲之形表示愚昧无知”，故而民的特点是“无知未化”。在《诗经?大雅?荡之什》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在这里把“民人”与“土田”并列，也是一种无思想的财产。
就是在这样对于“民”的定义上，孔子有了“民可使之”句的表述。“由之”与“知之”所表达的是一种人性的解放和人智的启蒙。以此理解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其相关性也就明白了。事实上，孔子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个主张并身体力行，致力于启蒙与教育的人，我们今天把他称为“圣人”，称为“万世师表”是理所当然的。
三、从“知之论”看启蒙与教育。
并非只是“民可使之”句或《论语泰伯》表达了孔子启蒙与教育的主张，在孔子的言论中，他的这一思想是始终如一的，以他的思想奠基的儒学也完全体现了这一思想。　
《礼记?檀弓下第四》中的这一段论述，说明了何为“知之”，也说明了“知之”的重要性（意译）：
鲁国有一个叫周丰的家伙，国王想见他，吃了闭门羹。国王只好托人问他：“我真的那么差劲的吗？”。
!周丰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有虞氏并没有对人民承诺什么，可是人民相信他；夏后氏也没有特别声明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人，可是人民敬仰他。他们到底有什么高招呢？”
周丰自答道：“虽然他们没有表示出虚情假意，但是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你看，殷人指天划日地发誓要为民服务，但是人民却背叛了他；周人开大会作了许多动员报告，人民却说三道四。如果没有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与民相处，你说得再动人，人民能够听你的吗！”
从“知之论”必然得出启蒙与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开宗明义第一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当然不是想掩盖什么，而是开诚布公；“亲民”作“新民”，也就是开发民智摆脱愚昧；“止于至善”是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说人的知识的更新是无止境的；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这里强调了“知”是人的行为的基础；
《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告诉人们，“道可道，非常道。”的“道”也是可以在求知的过程中体察的；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句说明了知识来源于实践――“物格”，进而再次强调了知识的决定性的作用；
《大学》：“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在本文的主题中，这一句是必须认真理解的，因为它强调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同样是属于“知之”的行列，没有愚民的意思，却有“有教无类”的意思。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的本质特性即天性，遵循着本性以做人处事即为道；圣人的教化，就是遵循人的本性，启发人的本性。在这里人是没有区分的，平等的，根本不存在愚民的痕迹了，而是从根本上体现对于普遍教育的倡导。
作为启蒙思想家、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此类言行是极多的。探讨儒学，笔者是半路出家，却常常有恍然大悟之感。我们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五千年，依赖的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丰富和传播，则依赖于教育。教育之始在孔子，孔子的教育思想丰沛如大江之源，涓涓而不止不歇，荡荡而无滞无碍。

己所不欲

四、教育为本，维系民族。
一个民族的灭亡，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灭亡。文化不绝，民族不灭。笔者曾经写过一个《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的文章，其实当时对儒学不甚了了，但是从印度古代史的思考中，回眸中华却突然感觉维系五千年文明之中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力量。元代、清代中原汉民族实际上已经亡国，是什么力量始终聚合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的团结，并最终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也汇集了其他的少数民族。是文化，是倍受后人置疑的程朱理学。　
文化的传承，人类其他三大文明靠的是神殿、庙宇、传教士，而中华文明的传承依靠的方法就是教育。世界上有二个民族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民族性而不至于灭亡，这二个民族就是汉民族和犹太民族，而这两个民族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教育，这种重视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习俗。形成这种习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文化，在中国这一文化的主体就是儒学，直接表现为后人对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的敬仰。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孔子的思想理解为中华文明的源泉。这个论点的提出，有人赞成，有人置疑。这种理解好象比较难，因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而孔子生存于第二千年，也就是距今三千年，在他之前的二千年如何交代？但是，如果从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教育所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来看，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只能以“源泉”来说明了。
中华民族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中华民族的知识者则以诲人不倦为乐。察中国历史，大量的知识者放弃名利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虽然有不少人沉缅宦海，但是“官”从来也只是逐利的职业，而不是一个得人尊敬的职业，官如妓而不如商。师在德，官在声；德在造化，声在欺世。两相比较，权重自知。这是笔者在探讨理学的奠基人朱熹时产生的强烈的感觉，因为朱熹就是一个宁可居贫重教而轻视宦途的人。
笔者接触朱熹理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其时在武夷山短暂休养，在寻找花圃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雄伟的所在，后来知道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　
武夷精舍在武夷山的隐屏山下，由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年）亲自擘划、营建的一所书院。建成之后，贺者袁枢题诗曰：
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这个袁枢还真有见地，千载之后在这个书院创建的理学不还是光华依然。
精舍落成之后，朱熹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此广收门徒，著书讲学，长达五年之久，栽培了大量学生。朱熹的理学思想因此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著名的学派――“闽学”，成为理学中“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一。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定、刘火仑、黄干、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和叶味道等人，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中和九曲溪畔择地筑室，读书讲学，有的还以“继志传道”为己任。如刘火仑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先后出现在武夷。所以，武夷山在南宋时期已成为祖国东南的一座名山，后人称之为“道南理窟”。
承继孔孟之道，在汉唐间主要的是董仲舒的儒学；自唐中期的韩愈始，主导中国文化的则是理学（道学）。唐宋以后，各种学说的传播主要依靠私塾来完成，私塾之大者则发展为“书院”，明代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有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很能说明书院在传承文化中的重要性，书院制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约有7000余所。　
湖南的岳麓书院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岳麓书院有“天下第一书院”、“四大书院之首”的称谓。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袁名耀以"惟楚有材"为上联,求得"于斯为盛"下联。 惟楚有材”，出自《左传》；“于斯为盛”，出自《论语》。这一对联为岳麓书院的盛名增加了许多光华。
当然岳麓书院并非浪得虚名。千余年来，岳麓书院香火不断，师生传续。如朱熹、张栻、王夫之、王阳明等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国学大师王文清、王先谦、皮瑞，教育家杨昌济等在此从事教育及文化学术活动。
如果从学习于此，且在后来成就大事业的各路精英来看，岳麓书院可谓桃李满天下。包括成为思想巨人的王夫之、魏源等；经世济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胡林翼、刘坤一、蔡锷等；维新变法的谭嗣同、梁启超等；开中华新时代的邓中夏、毛泽东等。;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千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历史在这里展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气魄和读书人千年相继的文化夙愿。教育之影响，可谓万事唯其为大。
民族危亡之际，湘人杨度写下一首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 》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这位求学于国学大师王恺运门下，成为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能够为湖南人写出这样的歌，湖南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众多的英雄豪杰，拜岳麓书院之赐，拜教育之赐。
中华民族之生生不息，得教育之功。近代中国，无论世道多么黑暗，以教救国者不绝如缕。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大量的知识者投身于教育，例如钱穆、陶行知、叶圣陶、黄炎培等人。大量的教师们，常常是启蒙大师，有的还是革命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崇儒者，还是反儒者，都一样义无反顾地继承着孔夫子的衣钵。
蒙与教育仍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鞑靼皇朝没落了，但是鞑靼文化仍然腐蚀着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没完没了的辫子戏，官本位所体现的一切唯上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私有化中一些企业主表现的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强烈的农民意识表达的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抵触。本质上都是鞑靼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恶劣的人文环境中进行。改革者面临深渊，面对地雷阵的感叹，并不奇怪；种种改革政策在实施中发生的畸变，也不奇怪。为了反对蒙昧与专制，启蒙与教育任重道远。
结束语：“知之”――让人民知道，师道不息三千年。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读书人如何体现心胸的宽大、志气的坚强？笔者以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无论世道的和顺或艰辛，都应该把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或曰“不作良相，则作良医”，从但当民族命运的角度看，不如说“不作良师，则作良相。”。良相固可济国济民，但是良师不仅仅可以培养多个良相，更可以培育众多的文化的传承人。只有如此，才是担负了重责大任，才能走很远的路。才能以行、续“仁道”于天下为己任。虽任重道远，至死方休，然至死不休。
大诗人李白站在大江的边上，写下一节气势磅礴的好句：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如果登传统文化之高处，观民族文明之传承，这种感受更为宏大和深刻。
察以往，“长江后浪推前浪”；度将来“不尽长江滾滾来。”

壶公评论写于05－09－10　邮箱：zzisl@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