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十三篇》辨

克拉库耶伐次

作者：郝进军
内容提要  《兵法十三篇》的哲学思想，属于战国中期的阴阳五行学派。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新兴军事理论，只能在魏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的变法理论出现后才能产生。《兵法十三篇》的进攻精神，带有鲜明的秦王朝统一战争的时代和国别背景。《兵法十三篇》是吕不韦门客将其整理成书，并编造了“孙武”故事，《兵法十三篇》是周秦文化中“尚武”精神的成果。
关键词    兵法    孙武    先秦    吕不韦门客
北宋以来，《兵法十三篇》成书于何时，学界便争论不休。直到清朝的朴学大师们一番考证，另有上世纪上半叶的钱穆、齐思和等学者的一番深入研究，终于达成了社会共识：《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晚期。
问题出在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孙武”故事竹简，和《兵法十三篇》竹简。本来西汉初期的文物，证明不了春秋末期的人和事，更何况这些竹简在发表时，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了删节。但是，这批竹简赶上了“评法批儒”“批周公”的运动，政治势力需要一个与孔子活动年代相同，极有影响力的对立面人物。于是乎，“兵圣”必须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基调先行，已成定论的公案又被翻了过去。回顾一下对“孙武”其人和《兵法十三篇》成书年代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出，凡是在功利背景淡薄的社会环境下，理智、平静的研究结果是“否定”。凡是在功利背景浓重的社会环境下，利欲驱动的研究结果是“肯定”。
我们不能因为《兵法十三篇》能在世界上各行业得到承认，就把它的成书年代说得越久远越好，就把并不存在的“孙武”其人说得越伟大越好。
一、《兵法十三篇》的哲学基础
《兵法十三篇•始计第一》开宗明义，以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来分析、预测战争的胜负。又对将领提出了全面的要求：智、信、仁、勇、严，这个要求被曹操称为将领必备的“五德”。《谋攻第三》明确了最高的作战境界是：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同篇又分析道：“故知胜有五。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军形第四》：“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兵势第五》：“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虚实第六》：“故五行无常胜。”《九变第八》：“故将有五危。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火攻第十二》：“凡火攻有五”。《用间第十三》：“故用间有五。”因此，《兵法十三篇》的大部分篇章的哲学基础脱离了“五”数，上述这些“五”的内容就不成体系了。先秦兵家著作，这么明确而娴熟地处处以五种因素、五种条件的变化来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这是唯一一家。虽然金、木、水、火、土的说法，在春秋或更早一些的典籍中已经提及了，但能明确五者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并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的，是战国晚期的阴阳五行学派。早于阴阳五行学派而成书的《道德经•道经十二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从金、木、水、火、土的范畴产生，《道德经》“五色”“五音”“五味”的说法，到战国晚期阴阳五行理论的成熟，再到兵学理论中《兵法十三篇》以“五”数建立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

克拉库耶伐次

然而，极不协调的是，《行军第九》提出了在山地驻扎、作战；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在沼泽地带行军、作战；在平原地带行军、作战的注意事项，并总结道：“凡此四军之利，黄帝所以胜四帝也。”《地形第十》里提出了六种地形：“凡此六者，地之道也。”接概括了军队失败的六种情况，强调说：“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凡此六者，败之道也。”《九地第十一》又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九种地形，以及军队在九种地形上的应变方法，说是“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行军第九》的四种地形，《地形第十》的六种地形，《九地第十一》的九种地形，另外加上《九变第八》的几种地形，大多是重复所指，名称叫法不同罢了。凡是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在赞叹之余都会产生一个最起码的疑问：《兵法十三篇》对各种地形及应变方法，论述的可谓详尽、透彻，但是，作者对同一类的军事地形学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一篇里面统一论述，反而分散在四篇里面，从而导致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和名称的不一致呢？一位原始作者能这么零乱地论述一个主题吗？答案是：这三篇兵法的原始作者不是一个人，它取自于不同的兵书，与其它十篇兵法不是同一位作者。更主要的是，这三篇兵法，和其它以“五”数为基础的十篇兵法，不是一个哲学体系。不是说在“五”数的体系里，不能出现其它数字，而是说其它数字的出现，不能破坏“五”数这个基本架构，更不能在“五”数的体系里有意识地出现了“四”数，“六”数和“九”数这几个体系。一个理论中出现这样不一致的情况，只能造成整个系统的混乱。何况《兵法十三篇》里“九天”“九地”“九变”一类“九”的用法，在战国末年的典籍里才开始大量出现。看看屈原的作品，便明白就里。
&[3F&`-j.z国学论坛在“五”数的基础上，《兵法十三篇》里提出了许多对立统一、相互变化的概念，如：奇正、阴阳、众寡、虚实、己彼、动静、速久、快慢、水火、文武、劳佚、乱治、寒暑、险易、远近、广狭、死生、左右、前后、强弱、上下、高低、轻重、进退、贵贱、首尾、利害、敌我、勇怯、方圆、破全等等，几乎俯拾皆是。其中价值最大的是把“奇正”的辩证思想统贯全书。如果没有“奇正”的辩证思维统贯全书，这部兵书就是静态的、有限的；有了“奇正”的辩证思维后，这部兵书总是洋溢着动态的活力，它揭示的真理也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无限性，这就是《兵法十三篇》远远高于其它兵法的原因。但是“奇正”范畴在先秦军事思想中是逐步成熟的，决不可能突然就出现了完备而成熟的“奇正”思想。
反映春秋早期军事思想的《司马法•仁本第一》道：“正不获意，则权。”“权”就是变化，不同于“正”的意思。《定爵第三》道：“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司马法》已经在用辩证的哲学思维来分析战争现象。《吴子•治兵第三》：“凡兵战之场，止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论将第四》：“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者。理者，治众如治寡。”《吴子》对死生、文武、刚柔、众寡关系的论述也是辩证的。
军事理论家们在辩证思维的道路上探索时，哲学家已经开辟出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道德经•德经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德经五十八章》：“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认识到了“奇正”互变互生的关系。这一对哲学范畴，不仅能用来思考治国，也能用来思考战争问题。受“以奇用兵”的影响，战国中期的《孙膑兵法•四变》：“远计之有奇、势、巧、权于它。”首次在兵法中明确运用了“奇”的范畴。成书于《孙膑兵法》之后的《尉僚子》，探讨更进一步，《武议第八》：“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勤卒令第十八》：“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尉僚子》对辩证思维的运用，比孙膑更全面了，它为先秦军事理论跃上新的高峰，奠定了基础。无独有偶，军事家们还在初步探讨“奇正”的运用时，战国末期的荀子在《王制篇》里说：“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做为思想家、政治家，荀子谈的是“始终”，若是阴阳五行学派，“始终”就是“阴阳”，若是军事理论家，“始终”就是“奇正”，它们的关系就象玉环一样，相辅相成，没有穷尽。《兵法十三篇•兵势第五》：“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端，孰能穷之哉？”《兵法十三篇》把“奇正”的辩证法，运用到了极致，融汇诸家，集众所长，用“奇正”引领军事理论中的众多范畴，可说是提其纲，而挈其领。
《兵法十三篇》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又和《道德经》的哲学紧密联系，《道德经》的哲学又与《易经》的辩证哲学思想有关。中国古典军事哲学的特色是“奇正”。什么是“奇正”？“奇正”就是阴阳！一部《易经》，博大精深，变化万千，包罗万象，这么庞大、复杂的体系，就是由最简单的阳爻“——”和阴爻“――”，既矛盾又统一的变化关系而产生的。普通人通过卦象占卜吉凶福祸；哲学家通过《易经》看到了世道更替、乱治终始；军事家通过《易经》看到了“奇正”相生，胜败之理。
《兵法十三篇》通篇都洋溢着战国晚期产生的阴阳五行学派的哲学思想。《始计第一》《作战第二》《谋攻第三》《军形第四》《兵势第五》《虚实第六》《军争第七》《九变第八》《火攻第十二》《用间第十三》这十篇兵法的编者，能娴熟地掌握、运用战国中晚期的哲学思想，他以阴阳五行哲学作为自己理论的哲学架构，把散见于各家兵法中的点滴精华，深刻发掘，扩而展之，融汇于一个哲学系统中，所以才能总结出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军事哲理。《行军第九》《地形第十》《九地第十一》这三篇的编者，在“阴阳”“奇正”的基础上，显然对原作者的整体哲学思想了解不透彻，编写时间也不容许编者再从容整理，以至这三篇与前面那十篇在“数”的系统上发生冲突，很不协调。就象高锷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在众多“续梦”、“补梦”里算是皎皎者了，但他写的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在精神哲学、主导思想、总体构思方面的差别，如同《兵法十三篇》中那十篇与那三篇的关系一样。
综上所述，《兵法十三篇》到底是产生于《司马法》和《吴子》之间的春秋末期，还是产生于先秦兵法的高潮末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其结论不言自明。分析《兵法十三篇》的哲学思想，对确定这部兵书的产生时间，有决定意义。如果这部兵书产生于春秋末期，那么，它的作者首先会在哲学方面有较大作为，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克拉库耶伐次

二、两种理论产生的逻辑顺序
稍有社会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种新兴的军事理论，一定是为某种明确的政治目的、政治理论服务的；反过来说，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政治理论，也必然需要有一种新兴的军事理论来为之服务。
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近代欧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他后来能成为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并写出充满新精神的《战争论》，是因为他对封建君主政体极为厌恶，向往德意志统一的共和制。所以，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有着非常明显的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目的。
一八二三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保护美国利益、并以对外扩张为本质的“门罗主义”。海军军官马汉在一八九0年写出了《海制权对1600——1783年历史的影响》一书。书中的基本观点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就要把“门罗主义”从陆地推行到海洋，摒弃落后的“大陆主义”政策。马汉的“海权论”给美国海军定下的目标是：大力加强海军力量，使海军能在海上击败任何敢于挑战的敌人，使国家免于战争，御敌于国土之外。
外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同志首先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然后才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这种军事理论确立的战略、战术思想，完全是为实现这种革命理论的政治目标服务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新兴的政治理论必定产生在前，为实现这个政治理论所确定的政治目标而服务的新兴军事理论，必定产生在后。社会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二者的关系只能如此，而不是相反。
春秋时期，大国间的争霸战争，包括吴王阖庐、伍子胥领导的破楚之战，目的还不是封建制的兼并战争，也不是由新兴地方阶级利益推动的扩张战争。破楚之战百余年后，战国各诸侯国国君开始主动寻求变法。魏文侯任用李悝于公元前四0六年，从经济、政治方面开始全面改革。李悝的政治理论著作《法经》强调实行法治，以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李悝在魏国政治上变法成功，年轻的军事家吴起来到魏国，在魏国对外领土扩张中大显身手。战国时的“农战”政策、军功奖励，导致许多立功的士兵、军官获得土地，成为新兴的中、小地主。吴起及其后人，就因军功获得二十万亩土地的奖励。可想而知，吴起手下的军官和士兵获得土地，成为新地主的不在少数。这种因战争而产生的新经济现象，是春秋争霸战争，包括破楚战争所没有的。反映吴起军事思想的《吴子》一书，继承了春秋早期的兵书《司马法》中的合理成份，摒弃了“大败不诛”等愚蠢成份，尤其强调严刑赏、论功劳的军功制度。两书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非常明显。吴起和《吴子》，为魏国的政治改革理论，作了军事上的注解。
公元前三五九年和公元前三五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了两次变法，秦国的各项变法措施，比其它各国的改革、变法，更全面、更彻底、也更巩固。《商君书》表述了商鞅的政治理论和经济、军事主张，他的军事主张和军事实践比吴起更进一步，完全不受“仁、义、礼、信”的道德约束，崇尚“诡道”“诈谋”，为了取胜，不择手段。《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载：“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在秦国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因军功获得土地而成为中小地主的军官和士兵，为数更多。
吴起和商鞅的事例说明，战国时的战争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农战”性质，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国，扩充土地。强国不再想当“霸主”，而想当有名有实的“帝王”。从这时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百花齐放的时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共得一百八十二家。这些兵书各有精华，大多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我们把李悝和商鞅主张的政治理论，和吴起、商鞅的军事理论、军事实践作为检测的尺度（因为这些人在理论、实践的真实性上都无可争议），就可以再次验证我们的结论:只有在新兴的政治理论已经产生的基础上，新兴的军事理论才可能产生。《兵法十三篇》只能成书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产生之后，即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之后，而不是更早。如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理论尚不明晰的春秋末期，那么，它的作者首先会成为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不是仅成为一个军事理论家。

克拉库耶伐次

三、先秦兵书与《兵法十三篇》的关系
《司马法•仁本第一》道：“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吴子•图国第一》道：“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论战，在《司马法》的基础上，增加了“道”的因素。《孙膑兵法•纂卒》道：“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八阵》论将：“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在《吴子》的基础上，论战论将，把“道”放在重要位置，而把道德的因素全部删去了。《尉僚子•战威第四》道：“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  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尉僚子》在赞同《吴子》《孙膑兵法》中“道”的观点时，认识到若象孙膑那样，完全排除“礼信”“廉耻”“亲爱”这些道德约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军阀主义倾象。若此，军队会变的贪暴、无信，将领则会变的无耻、不忠。
人们都说《道德经》是一部哲学著作，其实《道德经》中的权变和军事思想很全面，可以纠正军事理论家的偏颇。《道德经•道经二十五》：“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兵法十三篇•始计第一》：“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论战论将如此简明，哲学家的智慧，开启了军事理论家的思维。《兵法十三篇》的作者对《道德经》可以说融会贯通了，“四大”之一的：“人”，就是“将”，而“法”又是“人”来制定，“人”来执行。所以，论战有五，人居其二焉。《兵法十三篇》论战论将，大气包举，一网收尽，是先秦兵法的集大成者。北宋梅尧臣认为《兵法十三篇》是出自战国“相倾之说”，岂止是相倾，简直是倾尽先秦所有兵法。以后中国人论战论将，都没有超出《兵法十三篇》的范围，这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座高峰以先秦众多兵法为基础，耸立于战国末年方显其高。
进攻与防守是战争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战国时各家兵法，对进攻与防守的论述都较为均衡，防守方面从阵型排列、筑垒工事，到地形的利用﹑长短兵器的配置，应有尽有。《兵法十三篇》对防守问题只有几句话，一带而过，显得过于单薄。它通篇着重于为“客”的攻战，欠缺为“主”的守战，这种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主导倾象，又与在具体问题上处处洋溢着的辩证思想不协调。《作战第二》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在外久战，弊端多多。同篇又道：“国之贫于师者远输。故智将务食于敌。”异地进攻，后勤运输是个极大的负担。《谋攻第三》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注意：作者把战争的目标定位在“天下”，而不是“破楚”或“争霸”的低层次目标上。《九变第八》：“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地第十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信已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火攻第十二》：“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用间第十三》：“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从这种气吞万里，进攻战主导倾象来分析，其成书年代、国别背景不难确定。
据《史记•秦本纪》载，从秦惠文王七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九十多年里，秦国对外发生战争九十余次，其中只有四次为多国部队“合纵”攻秦，其余全是秦国主动出兵，在远离本土的异国进行的进攻战，几乎年年打仗，年年进攻。其中有万人以上斩杀结果的十六次，最残酷的当数秦昭襄王十四年，进攻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三十三年，“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四十七年，进攻上党，赵卒“四十余万尽杀之。”秦始皇十三年，攻赵，“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还有许多战争，规模也很大，但没有记载斩杀结果。秦国推广“农战”政策，根据战斗中砍下敌人脑袋的多少，确定给官兵以爵位或土地等奖励。这种长期的进攻战略，长期的残忍杀戮，“虎狼之秦”“暴秦”的威风令敌手不寒而栗。在强大实力的威慑下，才能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兵法十三篇》浩浩荡荡的进攻精神，和骊山秦兵马俑军阵体现出来的不可一世的气势又是多么一致啊。

克拉库耶伐次

《兵法十三篇》与先秦兵法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对后勤保障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先秦其它兵法，谈及后勤保障总是一语带过，反映出本土、短期、防守作战的特色。《兵法十三篇•始计第一》在论述了取胜的要素后，在《作战第二》里不是接着论述如何去打胜仗，反而通篇大论特论起后勤运输和军事经济学问题。论证之后意犹未尽，《军争第七》又强调：“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九地第十一》提醒客地作战的将领：“重地则掠。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重地，吾将继其食。”客地进攻，要随时“因粮于敌”，减轻国家负担和运输压力。《用间第十三》最后又告诫道：“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成年累月，道路上都是大规模向前方运输军用物资的人流、车马，都是奔赴前方作战和撤回后方休整的部队。这种情况必须以国家实力为保证，同时要有非常必要的利益驱动机制，和严厉的法律约束机制。除了秦国无休止的进攻战，强大的实力，“农战”奖励机制和严刑峻法外，哪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兵法十三篇》的后勤保障理论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令人佩服，它留给我们的战争背景和后勤供应背景，对我们确定这部兵书的写作时间，有重要意义。
在战争中使用间谍，人们也经历了从个别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从局部到系统的发展过程。《司马法•定爵第三》：“凡战，间远观迩。”对远敌用间谍，对近敌多观察。《吴子•论将第四》：“善行间谍。”《尉僚子•原官第十》：“游说间谍无自入。”上述兵法只是提到了间谍的问题，却没有认识到间谍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潜能，更没有想要建立起一套间谍理论。《兵法十三篇》把战争中的间谍，单独作为一个篇章来论述，其理论的透彻、全面，至今无出其右者。如果不是年年打仗，有大量使用间谍的实践，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理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大梁人尉僚，建议秦始皇不惜重金，在敌国大量培养内间，从内部瓦解敌军，以减少秦军在统一战争中的损失。事实证明，秦国在本土周边扩张和统一天下这两个战争阶段，经常使用间谍，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效。所以，秦国具备产生间谍理论的条件。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兵法十三篇•用间第十三》竹简中，在“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的后面，紧接一句是“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国内有孙武论者不是平心静气地、冷静客观地审视文物证据，而是想当然地一挥手“那是后人画蛇添足。”若不带偏见地分析，从上下文意，语法格式，到行文语气看，伊挚、吕牙、苏秦一以贯之，有古代的例子，有当时的事实。这枚竹简给我们留下一个铁证，战国末期的原作者在写《用间》一文时，并不想为子虚先生——“孙武”脸上贴金，那是后来的造假者张冠李戴。如果在研究问题之前，已经“主题先行”了，有再多的论据，出土再多的文物，也不会得到“学者”们的承认。
西汉初期，张良、韩信整理过的先秦兵法共一百八十二家，这些兵法大部分都失传了。这些兵法若能流传下来，《兵法十三篇》从中吸取、继承的脉络就一清二楚了，“孙武”故事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即使是保存到现在的少数先秦兵法，仍然能证明这点。《孙膑兵法•黄帝伐赤帝》全篇论述了黄帝在四个地点、四种地形战胜了四帝，取胜后又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兵法十三篇•行军第九》在论述完不同地形的作战要领后，举例证明道：“凡此四军之利，黄帝所以胜四帝也。”取用了这关键的一句话，《黄帝伐赤帝》的要点已无，确无流传的必要了。孔子推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儒家的反对派墨子则盛赞大禹。孟子为批评墨家学派，就大力鼓吹尧舜。后期的道家则后来居上，极力吹捧黄帝。战国时成书越晚，其推崇的先王年代越早，从这些典籍中提到的先王，就可判定成书年代。研究先秦文化的学者们，对此早有定论。我们研究《兵法十三篇》成书年代时，完全可以据此得出合理的结论。《孙膑兵法•四变》道：“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令有所不受。”接下来，全篇把这五句话分为五个小专题，专门展开论述。《兵法十三篇•九变第八》的编者，用孙膑的题目“四变”吧，有抄袭之嫌，不用吧，这个“变”字用得特别好，于是就“九变”起来。内容是穿靴戴帽，核心是把孙膑的这几句名言穿插进去，却把孙膑论述这几句话的内容统统删去。《四变》的精髓被《九变》吸取，孙膑成了“孙武”的牺牲品。若不是《孙膑兵法》重见天日，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九变》里这几句话的出处。奇怪的是，《孙膑兵法》出土这么多年，我们竟视若无睹，无人敢公正地说，起码上述两处是孙膑对他“曾祖父”的贡献。由此可知，《兵法十三篇》的伟大，是先秦众多兵法精华“贡献”所致。

克拉库耶伐次

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有限的先秦兵法资料看，先秦兵法里处处可见朴素状态的《兵法十三篇》，《兵法十三篇》里处处可见提炼后的先秦兵法。如果春秋末年融汇百家的《兵法十三篇》就已成书，那么，战国时一百多家兵书的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引用《兵法十三篇》里那么精萃的军事格言，反而把那么凝炼的军事哲理稀释成长篇散句呢？答案只能是：先秦众多兵法产生在前，《兵法十三篇》产生在后。这才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从朴素到精典，从初级到高级，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四、《兵法十三篇》的准确成书时间
了解了秦国的统一战争后，我们还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战国时的兵书大都成书于山东六国，却不见秦国人写的兵书呢？难道秦国那么频繁、那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都不需要兵法来指导吗？秦国那么多的名将，都是些头脑简单，只会斩首的武夫吗？其实《兵法十三篇》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把眼界放开阔些，就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的治国文化大致可分为两类：文治与武功。文治一类被孔子在齐鲁大地发扬光大，武功一类被秦王朝发挥到极致。秦王朝的尚武精神，及儒家“五经”“六艺”都奠基于关中沃土——周王朝的文化之中。只是短命的秦王朝，文化资料大多被毁，以致后人只知秦朝将领勇猛嗜杀，却不知他们对军事理论学养深厚。例如《战国策》最后一篇记录白起论战道：“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对不利的战斗白起分析道：“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愿大王察之。”白起为了说服秦昭王,不引经据典地“兵法曰”等等，而是谈出了自己的作战心得。白起的这些作战心得，被后人吸收进《兵法十三篇》里，这是无庸置疑。
秦国多年杀伐征战，武功卓著而文化贫乏，“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约十几年，《吕氏春秋》一书成，这部杂取百家的著作，保留了先秦文化的真实风貌，对先秦诸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一个明确的概括，也是中国政治上走向大一统之前，学术思想走向大一统的前期准备。《吕氏春秋•不二篇》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寥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末斯的近三百年里，学界十大家，兵家占三：孙膑、王寥、儿良。那么，号称“兵圣”的兵家鼻祖——“孙武“及《兵法十三篇》，在《不二篇》的作者眼里，竟无一点地位。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兵法十三篇》都应高踞先秦兵法榜首的位置，这除了说明《兵法十三篇》当时还未成书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吕不韦的另一个门客写的《尚德篇》道：“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作者偷梁换柱，把孙膑之后，诸子常说的“孙吴”之“孙膑”，用“阖庐之教”来过渡，悄悄引到了破楚战争中并不存在的“孙武“身上。二千多年的迷团，二千多年的“孙吴”原意的置换，原来是从这时开始的。合理的事实是：秦王朝（或吕不韦）嫌将领们携带的各家兵法过于繁杂，就命一个颇有哲学功底，熟悉各家兵法，笔下文彩又出色的人，把众多的兵法精华连缀成篇。其中也编入了白起、王剪等秦国将领的兵法和作战心得。对布阵方法、防守方法、练兵方法、奖惩方法﹑宿营方法、尖兵警戒、典章律令、信号标志、行伍编制等条例、条令、操典一类其它兵法极为重视，但却容易随时间发展而改进的东西，一律不取，只取那些反映进攻作战规律、战争本质、不易因时间变化而落后的语句或段落，辑成一册，它的名称应叫《秦兵法ｘｘ篇》。这位编者完成了十篇，其它人又编写了三篇。《尚德篇》的作者不仅知道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而且“孙武”故事的依据《吴问》、斩美姬等故事的出笼，恐怕也与他有关系。编出的“孙武”故事和《兵法十三篇》，赶上吕不韦事件，不久是“焚书坑儒”，再不久又是秦灭汉兴的大动乱，待平定下来时，真象难考，假人假事便堂而皇之起来，连司马迁也被蒙蔽了。
如若不信，请反思一下：从破楚之战到秦王朝统一六国止的近三百年间，竟无一个明确的证据来证明在这期间有一部兵书叫《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晚期楚国的《鶡冠子•武灵王篇》：“武灵王问庞焕曰：‘ 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两相比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理论，是从“不战而胜”的朴素思想里发展出来的。如果《鶡冠子》的作者读过《兵法十三篇》，他明确地用：“孙子曰”或“兵法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作者却明确用“飞语流传曰”云云，证明这句话在战国频繁的战争中，早已成为“常言道”“俗语说”一类到处流传，人人明白的道理。先秦兵法﹑战国诸子﹑《战国策》中这一类的军事格言很多。经《兵法十三篇》点石成金后，都以理论精华的面目而出现。一九八三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竹简《盖庐》（由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对吴国破楚入郢一战，印象至深，故这套军事理论全借阖庐和伍子胥的口讲出来。全篇没有涉及“孙武”和《兵法十三篇》一个字，这不能不使人发问：“孙武”用《兵法十三篇》来指导破楚之战，这部兵法又流传了几百年之久，果真如此，楚地西汉墓兵书尤应敬重“兵圣”和“兵经”才是，“圣”而且“经”，却无一字，其可信乎？
清代学者姚鼎先生在《惜抱轩集•读孙子》一文中说：“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此真知灼见，二百年来，竟无人认同，殊为可惜。
山东临沂银雀山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都出土了孙武故事和《兵法十三篇》汉简，一东一西的中心点正是秦王朝的本土——关中平原。《史记》载刘邦入咸阳，萧何把秦国的各种典籍﹑图书资料都收藏起来。到韩信作战时，引用的“兵法曰”大多是《兵法十三篇》里的原话，到这时《兵法十三篇》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包举诸子；《秦兵法十三篇》，囊括兵家；秦始皇帝，一统天下。是“秦”之冠，就不应“孙”戴，该叫《秦兵法十三篇》，就不能叫《孙子兵法十三篇》。
孔夫子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治国理念是“一张一驰”。实际上，东鲁主文，子不言兵；西秦尚武，秦无仁义；各执周文化之一端，故不长久。植根于周秦文化沃土之中的西汉王朝，经黄老哲学过渡，才在“独尊儒术”的名义下，两脉合一，文武兼备，张驰有道。中肯地说，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完全得益于周文化之精髓。而二千多年的中国兵学文化，被秦王朝发展到高峰后，后人只能望峰兴叹。
   
前代诸多研究先秦文化的学者们，其研究成果应该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思想发展史的基础，如：罗根泽先生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中，早已证明了私人著述出于战国以后；钱穆先生在《<周官>著作时代考》中证明了“五帝”的说法，产生于战国晚期。这些学术大家的观点早已被学界视为定论，为什么在先秦兵法的研究中，这些定论就无效了。
对《兵法十三篇》产生年代的研究﹑界定，已经影响到先秦哲学发展史﹑先秦散文发展史﹑先秦军事理论发展史﹑先秦汉语发展史的研究，如果继续以回避的态度对待《兵法十三篇》和先秦文化的关系，就会使我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境地。
《兵法十三篇》的产生年代之谜，只是周秦文化留给我们众多文化之谜中的一个。它之所以成为谜，有古人的原因，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大谈特谈春秋末年“孙武”写成《兵法十三篇》云云，若吕不韦的门客地下有知，一定窃喜：“二千余年，天下学人，尽入吾毂之中矣。”
（原文刊载于《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