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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8 14: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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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唐玄宗曾组织人力将《道德经》译为梵文，准备传往天竺。在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对印度的影响时，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国佛教“倒流”印度的问题。据载，开元年间(713-741年)，含光和尚前往天竺取经，天宝六载(747年)返回长安，后在五台山与天台宗和尚湛然谈起西域佛法流传情况，含光称，天竺有一高僧，曾向他询及天台宗创始人智?著作的情况，表示对天台教法十分钦仰，再三叮嘱含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含光称，这是因为“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105]。唐玄奘也曾将《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使其在印度流传。《续高僧传》称：“《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其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106]佛教倒流现象表明，唐朝对印度文化并不是仅仅限于被动吸收，而是在包括佛教在内的各个领域，对印度文化都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与倒流现象相关的，是求法僧人携住天竺的汉译佛教经典。高昌僧人智岸、彼岸法师泛舟前往天竺，中途病卒，“所将汉本《瑜珈》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107]。可知唐朝僧人多携汉经前往天竺。此仅就义净本人见闻所及者略作介绍。齐州人道希法师曾在那烂陀等地学习，“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并在那烂陀矣。”当时将玄奘以前翻译的佛经称作“旧译”，玄奘翻译者为“新译”，所谓“新旧经论”，就是指新译和旧译的佛教经典。道希本人虽然在天竺病逝，但是他携来的汉经却留在了那烂陀寺。大乘灯禅师也是“持佛像，携经论”，前往天竺礼佛，在那烂陀寺“过道希法师所住旧房，当于时也，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义净曾在那烂陀寺“检唐本”佛经，并发现了新罗僧慧业所写的《梁摄论》[108]。从义净的记载看，那烂陀寺很可能是将“唐本”佛教收集在了一处，供人们翻检。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玄奘与拘摩罗王一起晋见戒日王，戒日王谈起他听到的有关太宗李世民即位前的传闻。当李世民任秦王时(618-626年)，民间作“秦王破阵乐”，摹拟战阵动作，歌颂他的武功，这首歌舞曲在唐朝流传甚广。戒日王对玄奘提及“秦王破阵乐”，并说“闻其雅颂，于此久矣”。破阵乐迅速在天竺得以传播，可知唐朝与印度间的文化交流信息非常迅捷，而且唐朝音乐舞蹈，也曾对印度产生了影响[109]。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两处提到“汉质子”的传说。当玄奘到达兴都库什山中的迦毕试国时，有一所名叫沙洛迦的小乘寺，这里的僧众执意邀请玄奘住宿，称此寺是汉天子之子作质子时建造，玄奘来自汉地，理应住在这里。据说在迦腻色迦王时代，健陀罗国势力强盛，兵威及于葱岭以东地区，“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得到中国质子后，给予特别优厚的礼遇，在不同的季节，住在不同的地区。冬季居印度诸国，夏天住迦毕试国，春、秋两季住健陀罗国。沙洛迦寺就是当年中国质子夏季居住之所。寺内墙壁上一直保留着质子画像，“容貌服饰，颇同东夏”。历代相传，这里的僧众每到入安居、解安居时，都要大兴法会，为质子祈福树善，当玄奘到来时，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东印度至那仆底国，是质子冬季居住的所在。至那仆底，玄奘称“唐言汉封”，即“Cīnabhukti”的音译，意思是“中国领地”，据玄奘记载，梨、桃等植物都是由此传往印度各地的。由于特殊的原因，“此国人深敬东土”，当玄奘到来时，大家都指指点点地说：“是我先王本国人也”[110]。以上记载与上文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室利笈多王在东印度为汉僧建造支那寺的传说一样，反映了古代中印间密切的文化联系及中华文明对古代印度的广泛传播和强烈影响。
第四节 唐朝与波斯、大食、拜占廷的交往
古代中国与波斯有着久远的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在唐代前期，这种联系继续得到了发展，甚至在7世纪萨珊波斯灭亡后的几百年间，唐朝仍然与波斯流亡政权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唐朝所谓的“三夷教”中，祆教是波斯的国教，而景教和摩尼教也与波斯有着密切的关系[111]。近年发现的大批波斯金银器、纺织品，以及活跃在唐朝境内的波斯人，所有这些都表明，波斯帝国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灭亡，但是与波斯的交往，仍然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
大食兴起于7世纪。随着萨珊波斯的破灭，大食帝国就成了唐朝西邻大国，并与唐朝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阿拔斯朝迁都东方，并日益完善内陆邮驿制度之后，更是促进了大食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随着大食的东进，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了中国，逐渐成为我国许多民族信奉的宗教，对现代中国文化面貌的形成影响至钜。
与波斯、大食不同，唐朝与拜占廷距离辽远，直接交往也并不频繁，相互间的了解往往并不真切，如《旧唐书》描述拜占廷的宫殿称：“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112]一望可知，这种描述中有非常浓重的夸张成分，但正是这种理想化的传闻，为双方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提供了强烈而恒久的动力。
1．与萨珊波斯的交往
萨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政权。萨珊波斯国很早就与中国内地的政权建立了联系。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左右，北魏遣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113]。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波斯国又与疏勒等国遣使朝贡。此后，与西魏、北周、隋往来不绝。
太宗贞观六年（632年），萨珊朝末代国王伊嗣俟(Yazidjird Ⅲ)继承王位，未几，大食人开始大举入侵波斯，伊嗣俟与大食交战兵败，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1年)，逃往木禄，被人杀害。历时数百年的萨珊波斯帝国最终灭亡。此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波斯东境，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建立了流亡政权。卑路斯向唐朝“请兵救援”，但是唐朝这时注意力集中在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无意在葱岭以西与大食直接对抗，唐高宗婉言拒绝了出兵的要求。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唐朝使臣王名远在吐火罗道大量设置羁縻都督府州时，以卑路斯所在的疾陵城设置波斯都督府，并以卑路斯为都督。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在大食的侵逼之下，卑路斯在西域无法立足，入朝唐朝，并最终客死于中土。
卑路斯去世之后，唐朝册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客居长安。高宗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背叛唐朝，与吐蕃联合攻击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册送泥涅师为名，在途中袭击西突厥[114]。虽然裴行俭“安抚大食使”的衔号实际上只是虚有其名[115]，但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左右，泥涅师最终还是在唐朝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吐火罗。据近年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可知为了完成这次带有远征性质的护送行动，唐朝专门组织了“波斯军”，还特别颁发了《波斯军别敕》，波斯军兵员由蕃汉兵混合组成，除了兵募外，还有唐朝西州的府兵，最后是经护密送到了吐火罗[116]。泥涅师客居吐火罗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复返唐，授左威卫将军，后病死于长安。
至少在8世纪上半叶，萨珊波斯余部仍然在吐火罗地区活动，而且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贡使关系。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波斯流亡政权屡屡向唐朝贡献玛瑙、绣舞筵等物[117]。据《册府元龟》有关朝贡的记载统计，在此期间波斯向唐朝进献的物品主要有香药、犀牛、大象、猎豹等，甚至到大历六年(780年)，还有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物[118]。
波斯国残部的存在也得到了阿拉伯史料的印证，据泰伯里记载，回历110年(公元728-729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在呼罗珊人的请求下，驱除粟特地区的大食军队，突骑施人在康国Kamarge附近的一个要塞，遭到了大食军队的顽强抵抗。为了促使守军投降，苏禄带来了伊嗣俟的后裔Khusraw。据信，Khusraw长期在吐火罗地区活动，号召恢复已经灭亡将近一个世纪的萨珊波斯的统治[119]。
萨珊波斯银币的流行，是中古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从4世纪起，萨珊银币就已在中国各地出现，截止1978年，至少已发现了49起，1200多枚。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广东等地都有发现[120]。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很惊人的。据传统文献记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121]。这里说的“银钱”，主要就是指萨珊银币。这里就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银币略作介绍。
中国境内唐代遗存中出土萨珊波斯银币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区。在公元7世纪高昌国末年至唐代西州时期，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流行以波斯萨珊朝银币或东罗马金币敛葬的习俗，多数含殓于死者口中，或覆盖于两眼之上，敛葬银币多是卑路斯（459-484年）以后至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式样，尤以库思老二世为多，有的银币铸造年代与殓葬入墓年代相距很近，说明萨珊银币的流通是很迅速的[122]。1950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9-1950年、1964年、1966年、1967年、1969年、1972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多次发现了大量萨珊朝银币，其中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在唐代遗址中出土的[123]。1978年，在新疆焉耆博格达古城也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埋藏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124]。
新疆之外，唐代遗址中发现萨珊波斯银币的地点还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西安7区30号唐墓出土2枚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和1枚约当7世纪前半期的仿库思老二世银币[125]。在长安国清寺舍利塔中，发现了7枚波斯银币，其中6枚属于库思老二世，1枚属布伦女王（Boran，630-631年），这些银币是在天宝年间（742-756年）瘗入塔内的[126]。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第222号瘗窟时，在棺床草席下发现1枚卑路斯银币，可能是在隋末唐初，作为随葬品瘗入的[127]。1955年，在洛阳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萨珊银币16枚[128]。山西太原金胜村5号唐墓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正面圆框外右角有鸟形戳记，是大食初期东部各省加盖的戳记，这枚银币应该是在6世纪末年瘗入墓中的[129]。
萨珊波斯金银器对唐朝金属制造业的影响，是唐朝与波斯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130]。早在五六世纪时，萨珊波斯金银器就已输入了中国各地。目前可以确定的波斯金银器皿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银盘一件[131]，大同北魏墓出土银碗一件[132]，大同北魏城址出土银洗、银碗各一件[133]，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一件[134]，广东遂溪出土南朝窖藏银碗一件[135]。此外，在中国还发现过几件具有浓厚萨珊波斯风格的银器，这些器物很可能也是萨珊波斯的输入品[136]。唐代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包括外国输入品在内，总共发现者也不过数十件而已。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然激增，已发表的出土和收藏品已近千件，与前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萨珊波斯对中国金银器皿制造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唐代金银器皿中，保留了明显的萨珊风格。就器型言，唐代长杯忠实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但是具有体深、敞口、高足等有别于萨珊波斯器的特点。在萨珊风格的影响下，唐代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纹样装饰。如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形象多增添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即所谓“徽章式纹样”，这种饰样在萨珊银器上尤为常见。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所谓“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及翼鹿纹饰[137]，就明显属于徽章式纹样，而这类装饰在唐代并不常见，只出现在8世纪的几件器物上，是受萨珊波斯器物饰样影响的产物。后来，这种饰样在中国器物上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饰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则进一步取消了圆形边框，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138]。
萨珊玻璃器对唐代工艺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较早输入中国的萨珊玻璃器是在湖北鄂城五里墩M121西晋（265-316年）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此后在北周和隋代的遗址中，都有萨珊玻璃器发现，在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玻璃器主要有洛阳关林M118唐墓出土的细颈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139]。在敦煌壁画中，可以见到85件玻璃器皿的画图，其中可以认定为萨珊波斯或罗马进口的玻璃器皿为69件，占总数的80%，可知外来玻璃器皿是很受当时人们青睐的[140]。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有大批波斯人进入中国，并具备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一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李珣是唐代入华的波斯人后裔，即所谓的“土生波斯”。据载，当黄巢攻陷关中后，李珣的父祖在广明元年（880年）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东宫侍卫之官[141]，可知他的祖先曾经是充任宫廷侍从的波斯胡人。李珣的家族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与“香药业”的关系，一是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的弟弟李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 是一位专门从事香药买卖的商人。后来以“金丹延驻”为务，因合和丹药费用不赀，晚年“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142]。李玹修炼长生之术，当与他从事药物贸易有关。不仅如此，李珣本人也写过一本名为《海药本草》的药物学著作，主要叙述唐朝的外来药物。香料和药物是唐朝进口的重要物品，而且主要由胡人经营[143]，李玹“以鬻香药为业”，李珣研究外来药物，必定都与他们的家族世代经营香药贸易有直接关系。
除了谙熟外来药物之外，李珣在历史上主要是以诗词知名于世。由他创作的《琼瑶集》，是已知最早的词人专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琼瑶集》原书佚，但是在《花间集》和《尊前集》这两部著作中，收录了李珣的作品，《花间集》收37首，《尊前集》收18首，除去重收者，现存李珣词共有54首。又据《碧鸡漫志》，李珣至少还创作过“倒排甘州”、“何满子”、“喝驮子”（即凤台曲）和“西河长命女”等数首作品[144]。因为具有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以宾贡及第[145]，成为少数取得进士资格的胡人之一。李珣的好友尹鹗曾戏谑他说：“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146]可见李珣虽然诗名甚著，但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仍然被看作是波斯人。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李珣的妹妹李舜弦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舜弦是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她创作的诗歌留传下来的有 “随驾游青城”、 “蜀宫应制”和“钓鱼不得”等，得到当时文人的赞赏[147]。李珣兄妹的事迹，为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2．与大食的交往
大食(或称“大寔”或“多氏”)，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阿拉伯部落之一的塔伊部(Tayyi’)生活在与伊朗相邻的地区，波斯人称塔伊部为“Tachik”，并以此泛称阿拉伯人，“大食”就是波斯语的译音。
在伊斯兰兴起之前，古代中国就已经与塞姆语系的古代阿拉伯人发生了久远的联系。公元前64年，罗马人入侵今叙利亚等地区，取得了在这里久已流传的中国丝织品。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的特使甘英，也曾到达此地。叙利亚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汉字纹锦，更是为时人啧啧称道。这些丝织品属于公元一世纪，纹样和织入的汉字与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属于汉代的绫锦、彩缯织物。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亚·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曾经亲身参加过与波斯的战争，据他记载，360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沿岸每年一度的集市上，有中国商品出售[148]。所有这些例证，都表明古代中国与塞姆语系民族地区很早就有了物质文化的交流[149]。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即大食帝国消灭萨珊波斯的同年，大食王?密莫末腻的使者也第一次到达了唐朝宫廷[150]。这位大食王就是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īr almu’minin的译音，意思为“信士们的长官”，是阿拉伯人对哈里发的一种尊称，唐朝人用它来指称哈里发。阿拉伯使臣的到来，标志着唐朝与西域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的开始，随着萨珊波斯的灭亡和大食帝国的扩张，大食人将逐渐取代波斯人，在中国古代东西交往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此后，随着大食势力向东、向北推进，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日渐频繁，倭马亚朝(661-750年，即汉籍之白衣大食)及其派驻呼罗珊的总督不断派遣使节和商队与唐朝交好，开创了唐朝与西域交往的新阶段。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u’ l-’Abbas)灭倭马亚朝，建立了以阿拔斯朝(即汉籍黑衣大食)知名的阿拉伯政权。在阿拔斯朝统治时期(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先是由大马士革东移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以后再迁到巴格达，然后又由巴格达徙至萨玛拉，每次迁都的用意都与开展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有关。随着政治中心东移，大食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更趋密切，造纸术等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西方的。
大食的东进，引发了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被大食消灭或受到大食压力的国家或政权纷纷请求唐朝的庇护，如上文提到的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的儿子泥涅师，都曾在长安避难。甚至在将泥涅师送返吐火罗之后，唐朝与波斯流亡政权的关系还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下半叶。除波斯之外，西域的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故地各政权也都纷纷向唐朝请援，表示愿意与唐朝共同抗击大食东侵[151]。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由东而西，吐蕃由南而北，大食由西而东，三方势力在西域交汇。唐朝虽然曾在葱岭以西设立过羁縻府州，并进行过一些惩罚性的远征，但是总的来说，唐朝势力主要局限在葱岭以东的地区，并没有能够负担起保护葱岭以西中亚诸小国，抵抗大食东进的职责。
唐朝与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呾逻斯(Talas)之战。天宝九载(750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率军征讨。当唐军到达时，石国王向唐军投降，高仙芝与石国王约和于前，又背约翻脸于后，将石国王俘虏，并交给唐朝廷杀害。石国王被俘之后，石国王子引西域“诸胡国”及大食兵，与唐朝安西的军队战于呾逻斯，结果唐朝安西的军队在呾逻斯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次战役的结果，对当时西域的形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与战前相比，大食与唐朝战后在西域的政策或实力对比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152]。但是这次战役在东西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内被俘往阿拉伯地区，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吕礼[153]，而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被俘者当中还有造纸工匠，他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唐朝在西域丝绸之路东部沿途设立的完备的烽燧馆驿系统一样，大食帝国也在丝绸之路的西部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系统，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就是根据9世纪时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而成的，书中详细记载了由阿拉伯地区通往唐朝境内的呼罗珊大道，这条道路从巴格达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哈马丹、赖依、尼沙布尔、木鹿、安国、康国，到达锡尔河流域，再进而到达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完善的驿路系统保证了世界各地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涌入巴格达，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776-868年)在他编纂的《商务的观察》一书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物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甚至还有孔雀等动物。《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了中国输入阿拉伯地区的货物，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与波斯类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国传入或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国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头痛药作“shah sini”，烧制陶器的高岭土作“khaki sini”等等。凡是从中国传入的物品，大都被赋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铜(即“鋈”)，阿拉伯语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国铁”或“中国箭簇金”，被认为是一种产于中国的罕见的金属，据称用这种金属制成的箭簇含有剧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鱼钩，不会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挣脱；铸成铜镜可以避邪；制成钟铃，可以发出响亮的乐音。著名的阿拉伯炼丹术士哈伊延·本·扎比尔(Hayyan b. Jabir)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中国铁之书》的著作，专门论述这种金属[155]。与流行于唐朝各地的许多外来物品一样，这些从中国传来的物品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成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的物品。
唐代最早亲历阿拉伯地区，并留下完整记录的是唐朝使节达奚弘通。《中兴书目》著录《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并解释称：“唐上元中（674──676年），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56]达奚弘通出使事无考。此赤土即马来半岛西部吉打（Kedah）南部之地，虔那可还原为Kana，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Bandar Hisn Ghorah地方[157]。虽然此书全佚，但在残留的记载中保存了唐朝使臣直航阿拉伯的宝贵记录。
在唐朝与大食的交往中，值得记述的还有杜环写的《经行记》一书。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呾逻斯战役时被大食军队俘虏，在大食境内飘流10年之久，宝应元年（762年）附海舶返回唐朝。杜环根据他在大食境内流寓的经历及见闻写了《经行记》，留下了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最早和早可靠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已佚，但是杜佑在写作《通典》时，在“边防典”中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其中有些内容保留了关于早期阿拉伯风俗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的汉文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称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158]为研究早期穆斯林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著名的圣训，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明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与亲历西亚的唐朝人相比，东来中国从事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大食人要多得多。8世纪中叶，鉴真和尚在广州港亲眼见到过“大石国”（即“大食”）的商船，而阿拉伯人阿布·塞义德（Abu Zaid）也记载黄巢曾在广州杀害了伊斯兰教徒等12万人。田神功在扬州劫掠时，也杀了几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159]。唐朝境内大食商人之多，可以想见。有名可查的大食商人除了《中国印度闻见录》中著名的苏莱曼（Sulamān al-Tājir）外，有曾在785年以前某时期从事与中国间的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Abū ‘Ubayda ‘Abdallāh b.al-Qāsim），八、九世纪之交，因从事对华居间贸易而致富的纳扎尔·本·来伊蒙（al-Nazar b.Maymum）等[160]。肃宗乾元元年（758），广州上报朝廷，称：“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61]唐代广州地方官员，一向以贪污贿赂、盘剥外国舶商著称。此前，广州都督路元睿就曾因掠取外国商船的货物，被蕃商刺杀[162]。所以这里所谓的“兵”，很可能就是拥有武装的大食商人。
来华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国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及第，成为唯一取得进士资格的大食人[163]。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罗马时代玻璃制造业曾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随之衰败。阿拉伯人在7世纪占领地中海东岸地区之后，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和唐朝与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研究，这些玻璃器除了一件茶托属于典型中国器型，数件素面盘无法确定产地外，主要都属于伊斯兰早期玻璃器。根据其装饰工艺的特点，这批玻璃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1件贴花盘口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使用了伊斯兰早期地中海东岸非常流行的贴丝和贴花等热加工装饰工艺。第二类为6件刻纹蓝玻璃盘，使用了刻纹冷加工工艺。刻纹以枝、叶、花为主题，运用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等装饰手段，再加上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几何纹饰，构成了繁富华丽的图案。刻纹玻璃工艺与贴丝、贴花工艺一样，都是伊斯兰玻璃工匠从罗马继承的工艺，在伊斯兰早期曾盛行一时，但是鲜有完整器物传世。法门寺地宫的这批玻璃盘不仅完整无损，而且根据地宫帐，属于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宫，确切的时间记载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刻纹玻璃盘中，有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是至为罕见的珍品，填补了对伊斯兰玻璃器认识的空白。第三类为2件印纹直桶杯，无色透明，壁面由五组花纹装饰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艺，这种工艺也源自罗马，但伊斯兰模吹玻璃器器壁较厚，而且底部往往带有粘棒的疤痕。法门寺印纹直桶杯的器形和纹饰在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中是十分常见的。最后一类是1件釉彩玻璃盘。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它是将易熔玻璃配上适量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加上粘合剂和填充料混合后，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然后加热而成。一般认为伊斯兰彩釉玻璃的应用是在公元12至15世纪，9世纪的釉彩玻璃非常鲜见，所以法门寺发现的伊斯兰早期彩釉玻璃就更显其珍贵[164]。玻璃器易碎难存，传世品外，很难见到完整的出土器物，法门寺早期伊斯兰玻璃器的发现，不仅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人们对伊斯兰早期玻璃工艺的认识。
阿拉伯金币也随着唐朝与大食贸易交往而传入了中国。西安西窑头村唐墓出土3枚阿拉伯金币，一枚标回历83年（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一枚标回历100年（开元六至七年，718-719年），一枚标回历129年（天宝五至六年，746-747年）[165]。阿拉伯金币外，在中国还发现了阿拉伯人仿制的拜占廷金币。如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铸造时间在公元7世纪[166]。1959年在新疆乌恰县以西的深山中修路时，在石缝中发现了波斯萨珊朝银币947枚，金条13根。银币中有97枚已锈蚀残损，其余850枚中，有库思老一世2枚，库思老二世567枚，阿拉伯倭马亚朝仿制库思老二世钱币，即所谓阿拉伯-萨珊式银币281枚[167]。特别有趣的是，在宁夏固原唐代史铁棒墓（咸亨元年，670年）中，发现了1枚非常罕见的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Ⅲ，公元628-630年）金币的仿制品。一般认为，仿拜占廷钱币中没有银币，而在仿萨珊波斯的钱币中则没有金币，这枚仿制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据研究认为，这枚金币应该是7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阿拉伯人部分占领萨珊波斯之后的仿制品[168]。
随着唐朝与大食交往的开展，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了中国。上引《经行记》中，已经涉及到了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容，此外杜环还专门记载了所谓的“大食法”，称：“大食法者，以亲戚弟子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大（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169]陈垣先生赞叹说，在唐以后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中，尚未见过如此清楚的论述。“所谓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170]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学术界对伊斯兰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存在不少的争论，概括来讲有隋开皇（581-600年）说、唐武德（618-626年）说、唐贞观（627-649年）初说、永徽二年（651年）说和八世纪初年说等五种观点[171]。虽然各种观点分歧较大，但是一般都认为最晚在唐代时，伊斯兰教已经传入了中国。在现代中国56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入，无疑是唐朝与大食关系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
3．与拜占廷的交往
拜占廷是人们对东罗马帝国的别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外高加索等广阔的地域，由于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通常又将东罗马称作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占据了中、近东大片地区，与东方交往密切，在东晋及南北朝的史籍中，以拂菻、蒲林、普岚、伏卢尼知名。不同汉译名的出现，是由于用汉语转译各种不同的东方古代语言对东罗马帝国名称Rum的译音时形成的。6世纪后半叶，以争夺丝绸之路贸易为中心，拜占廷与突厥汗国往来频繁，进一步密切了与东方的关系。
唐代与拜占廷的关系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据载，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廷国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大食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并没有阻碍拜占廷与唐朝的交往。6世纪中叶以后，拜占廷继续保持了与唐朝的联系，唐人地理著述中也时见关于拜占廷的记载，7世纪后期以后，大食人攻占了叙利亚等地，但是新罗僧慧超在他的行记中，仍然将叙利亚地区称作“小拂临”，而将拜占廷保有的领土，即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等地称作“大拂临”[172]，拜占廷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汉文文献中有关拜占廷与唐朝交往的记载较少，但是近世出土的大批文书和文物表明，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拜占廷帝国，在东西交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上文中指出，近年在北高加索发掘出了大量的八九世纪产于唐朝的丝绸、汉文文书和唐人题材的绢画等文物，在新疆、内蒙、宁夏、陕西、河北、河南等地，都发现了东罗马金币。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文书中条列人们名义上为死者陪葬的财物，葬于墓穴中，祈望死者携带这些物品到了冥间可以通行无阻。具列的内容虽然并不是真的陪葬物品，但是它却可以反映人们当时的经济生活的内容。这类文书通常被称为“随葬衣物疏”。据研究，在公元5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中，冥财的内容只开具“铜钱”若干文、或笼统地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在6世经中叶至7世经中叶的一百年中，冥财的内容就变成了“金钱”若干文（枚）或“金银钱”若干文（枚），金钱不仅作为冥财，而且在高昌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还被作为寄送信件的信物使用。
这些迹象表明，在6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世经中，拜占廷金币可能已经成了高昌地区流行的国际标准通货[173]。上文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之“金钱”，可以包括拜占廷金币、印度金币及其他西域金币，但拜占廷金币具有标准货币性质，它的重要性当然在其它西域金币之上。传统文献的记载恰好可与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高昌使用拜占廷金币的情况相发明。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也可以为拜占廷货币文化在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提供实物证据。
与萨珊波斯银币一样，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东罗马遗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与和田地区曾先后发现过10枚东罗马金币（3枚为仿制品），其中有些就是在唐代墓葬中发现的[174]。此外，在内地唐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1979年，在陕西咸阳唐贺若氏（卒于武德四年，621年）墓发现东罗马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金币1枚[175]。1981年，在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发现东罗马金币1枚，为东罗马福克斯（Focas，602-610年）所铸[176]。1969年，曾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中发现东罗马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1枚[177]。
上文中曾提到过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币，在中国内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远不止此。西安东郊唐陈感意墓中发现东罗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年）金币的仿制品[178]。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也发现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79]。在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中，以宁夏固原南郊粟特胡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币最引人注目。1981年，在唐史道德墓（仪凤三年，678年）发现的金币可能属于东罗马皇帝差诺（Zeno，公元474-491年）金币的仿制品。1985年，在唐史索岩墓（麟德元年，664年）中又发现了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986年，在唐史诃耽墓（咸亨元年，670年）也发现了仿制的拜占廷金币[180]。在粟特胡人家族的墓地中集中发现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再次证明了粟特商人在欧亚内陆贸易交往中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敦煌文书伯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著录有“拂临样”银盏，伯2613“唐咸通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交割历”中也有“弗临银盏”，也表明了拜占廷或拜占廷式银器对敦煌的影响[181]。
随着相互交往的增多，唐朝人对拜占廷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关拜占廷的内容甚至成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如唐朝著名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创作过“?林图” [182]，五代画家李玄应和王道求分别有“会茀林”和“茀林弟子”等作品传世[183]，而五代王商更是创作了“?林风俗图”、“?林士女图”和“?林妇女图”等反映拜占廷风俗、物产的画图[184]。现在虽然已经无从知晓当时创作这些图画的现实依据，但它的产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东罗马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
由于距离和时间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在同一时期所占比例不尽相同，但是从以上统计中可以大体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状态。自唐朝初年到玄宗继位约一个世纪，西域各国向唐朝遣使数约占遣使总数的33%；玄宗统治时代约40年，但是平均占总数约60%，而8世纪中叶以降至唐朝亡国约一个半世纪，遣使数只占到不足10%，玄宗统治时代是唐朝对外交往的鼎盛期，更是唐朝与西域陆路交通的顶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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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册，第960页。
[2]《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卷二八《百官志》下。在炀帝之前，北魏就曾在洛阳设立过“四方馆”。《洛阳伽蓝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三“城南永桥”称：“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卷一四九梁武帝普通元年十一月“四夷馆”下附“胡注”云：“四馆皆因四方之地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东，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
[3]《隋书》卷八一《东夷传》流求国，第6册，第1825页。参见《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67页。
[4]《隋书》卷八一《东夷传》倭国，第6册，第1827页。
[5]《隋书》卷八二《南蛮传》赤土国，第6册，第1834页：“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其年十月……至于赤土之国。”《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71页：“(大业四年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较《南蛮传》后一年。《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3册，第687页本条无具体时间。此姑存疑。
[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序，第6册，第1841页；同卷“安国”条，第1849页。
[7]《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国，第6册，第1857页。
[8]佚。《通典》（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4年）卷一九三“边防”九，第1039页“康居”；第1040页“挹怛”摘引片断内容，请参见。
[9]《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达摩笈多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35页；同卷“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第437页作“《西域传》”。
[10]《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4册，第986-987页。
[11]裴矩的传记，见《隋书》卷六七，第6册，第1577-1584页；《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三八《裴佗传》，第5册，第1387-1393页；《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卷六三，第7册，第2406-2409页；《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一○○，第13册，第3931-3934页。
[12]《通典》卷一九七“边防”一三“突厥”上，第1069页。
[13]本节内容主要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47-435页。
[14]参见下文“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15]原书久佚。残存内容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引，第4册，第1149-1151页。
[16]参见新疆历史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7]参见张广达先生为汉译本《道里邦国志》写的前言。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
[18]参见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19]参见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译》（中华书局，1994年）。本书较新的整理成果还有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主编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王邦维书评中对两部书进行了比较，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0]原书佚。杜佑《通典》在“边防典”中摘引了其中部分内容，可参考。
[21]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1985年）第二卷“河陇碛西区”。
[22]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
[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卷五，第123页“玄奘上太宗表”。
[24]主要请参见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25]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铭》”，《考古》1994年第7期。摩崖石刻宽81.5，高53厘米，阴刻，24行，满行30-40字，残存222字。石刻损毁严重，但首题“大唐天竺使铭”清晰可见。
[26]《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卷上“遗迹篇”第四，第14、50页。
[27]《佛祖统记》卷三二，《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第315页。
[28]据道宣本人的跋语，《释迦方志》写作时间在“大唐永徽元年(650年)，岁在庚戌”。而根据王玄策行程，《中天竺国行记》成书最早也在龙朔元年(661年)之后，《西域志》的编撰更晚在麟德二年(665年)。依常理，《释迦方志》中不应出现后两书的内容，但是实际上除了本条之外，《释迦方志》还记叙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时(657-660年)的事迹，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我们要知道，唐人的撰述是写本，随时皆可增改，书题或序题的年月，不一定就是定本的年月，所以发现后几年的事，亦不足为异。”(见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05页。)也就是说，《释迦方志》中的内容可能是后加进去的。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师”，第10页。
[30]参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247-252页，附录一“求法僧一览表”。
[31]参见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2]本段资料见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 主要参见附录Ⅶ，clx-clxvi页。另请参见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Ⅸ,London, 1944, pp.266-275。
[33]参见Denis Sinor, Inner Asia: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34]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21页。
[35]《唐会要》（中华书局，1990年）卷七三“安北都护府”，下册，第1314页。
[36]《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16册，第5174-5175页。
[37]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十五篇“唐通回纥三道”。
[38]《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10册，第3166页。
[39]《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慧睿”，第260页。慧睿以宋元嘉中(424-453年)卒，年85岁。《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第五，第98页称：“宋元嘉中，冀州沙门惠睿游蜀之西界，至南天竺。”以元嘉为自蜀游历天竺的年代。疑误。
[40]《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支那寺”，第102-103页，并参见本条有关注释。
[41]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卷四“南中志”，第430页。
[42]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迦摩缕波国”，第709页；《南海寄归内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卷一，第12页。
[43]《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卷八一，第15页。
[44]原书550卷，佚。现有今人贺次君在[清]孙星衍辑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的4卷辑校本。见《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2年。
[4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52页。
[46]《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6年）卷一九○“王建”（出《北梦琐言》），第4册，第1424-1425页。
[47]《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72-100页。
[48]《佛祖统纪》卷三二（《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第316页）称：“唐彦琮法师云：葱岭已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大体上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4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师”，第10页。
[50]《南海寄内法传》卷一，第69页。
[5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30页。
[52]《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何国”，第1039页所载大一体相同，可参看。
[53]《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72页称“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即粟特)，人亦谓焉。”大体上就是指这一地区，“人亦谓焉”是说这个词还被用作民族名称。
[54]《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第16册，第5310页。
[55]参见《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第150页。
[56]《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年）卷九“征伐”第三五，第261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第13册，第6091页。
[57]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58]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57-172页。
[59]《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67-174页。文书录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468页。
[60]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220页。
[61]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
[62]据称，以上两件器物上的铭文是英国东方语言学家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博士根据摹文和铭文照片识读出的，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
[63]敖汗旗文化馆“敖汗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有关研究主要参见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64]“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07页。
[65]《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传》宋庆礼，第15册，第4814页。“店肆”，《新唐书》卷一三○《宋庆礼传》，第14册，第4494页作“邸肆”。
[66]具体解说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62-263页。
[67]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7-165页。
[68]《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165-169页。参见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69]资料来源见《旧唐书·本纪》、《新唐书·本纪》；《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二“外臣部·朝贡”，第12册，第11396-11462页；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第12册，第11431-11436页；卷九七四-九七六“外臣部·褒异”，第12册，第11441-11470页；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第12册，第11479-11484页；卷九七八-九七九“外臣部·和亲”，第12册，第11495-11507页；卷九八○“外臣部·通好”，第11510-11523页；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第12册，第11525-11533页；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2册，第11721-11725页。下文“吐火罗故国遣使唐朝表”、“天竺诸国遣使唐朝表”、“波斯诸国遣使唐朝表”资料来源相同，不另注。
[70]《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记“呾密”等16国，卷一二载“安呾罗缚”等13国。
[7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31页；《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二，第963页。
[72]《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下册，第1323页。
[73]此三国分别等于《大唐西域记校注》之漕矩陀、迦毕试、梵衍那。
[74]参见岑仲勉“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通考”，《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150-151页。
[75]《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2册，第11721-11722页载，开元六年，吐火罗国质子阿史那仆罗在给唐玄宗的诉状中说：“吐火罗叶护部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二百一十二人”，并称父祖以来，一直是谢?、罽宾、骨咄、石汗那、石匿、悒达、护密、护时健、范延、久越得健、勃特山王等“诸国之王”，“蕃望尊重”。
[76]《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吐火罗，第20册，第6253，6255页。
[77]这里说的吐火罗诸国，只限于北天竺及葱岭附近地区唐朝在“吐火罗道”设置了都督府的西域国。与上述地区相邻，但是没有包括在“吐火罗道”羁縻州之内的西域国，将放在“天竺诸国”中讨论。
[78]《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10页。
[79]《续高僧传》卷四“京大兹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3页。
[8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第109页。
[81]《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二，第1042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28页。
[82]《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第7页。
[83]参见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玄奘生平简谱”，注[49]，第142页。
[84]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第120-138页。
[85]本节主要参考了烈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载于冯承钧编译《史地丛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又，冯承钧“王玄策事辑”，冯承钧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关于王玄策出使天竺的研究，还可参看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尔诸问题》，《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86]见《法苑珠林》(海王邨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1年)，卷二九，第437，439页。
[87]《旧唐书》卷九八《西戎传》天竺国，第16册，第5308页。
[88]上文提到的《大唐天竺使铭》中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及“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等残存内容，可与传世文献相对勘。
[89]《法苑珠林》卷四，第51页引王玄策《西国行传》；同书卷三九，第607页引《西域志》。
[90]《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27页在谈及佛顶骨时说：“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可证。
[91]《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天竺，第16册，第5308页；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太宗诏奘法师翻道经为梵文与道士辩核事”，《大正大藏经》卷五二，第386页。；《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5页。
[92] 《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卷二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下册，第679页。参见“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3页。
[93] 《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36页引《王玄策行传》。
[9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221页。
[95]《历代名画记》(于安澜编《画史从书》，第1册，上海美术出版社，1963年)卷三，第50页，东都敬爱寺条。原标点作“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自内出”属上句，不句。
[96]《旧唐书》卷一四八《西戎传》，第16册，第5307页。
[97]《法苑珠林》卷三九，第607页引《西域志》。
[98]《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4页。
[99]参见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69-105页。
[100]《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第20册，第6214页。
[101]《释迦方志》卷上，第49页；《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34页引《西域志》。
[102]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3页。
[103]《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四“至那仆底国”，第365-366页。
[104]参见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64-465页。
[105]《宋高僧传》卷二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下册，第678页。智?传记见《续高僧传》卷一七“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564页。
[106]《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8页。
[10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96页。
[10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6、42，88页。
[109]《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五，第436页。本条下注解(第439页)说：“《秦王破阵乐》在李世民为秦王时(公元618-626年)流行于世，而戒日王于会见玄奘时闻之已久，足见当时中印之间交往频繁，消息灵通。”对此事未提出异议。季羡林先生在同书“校注前言”中，曾论及玄奘回国后千方百计讨取唐太宗欢心，请太宗作序、称颂太宗盛德诸事，指出：“他(指玄奘——引者)在印度时，戒日王问什么《秦王破阵乐》，这可能是事实；但我怀疑也是他编造的。”(第112页)两处看法略有歧异。请参考。
[110]《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138-139页；卷四，第367页。参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35，47页。关于质子伽蓝的解释不同，或认为质子即疏勒王之舅臣磐，“沙落迦”即“疏勒”(Salaka)的异译；或认为“沙落迦”即《梵语千字文》之“娑罗?”(Sarag)即洛阳。详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40-142页注[三]。
[111]参见本编第四章《唐朝的外来文明》第三节“唐朝的三夷教”。
[112]《旧唐书》卷一九六《西戎传》拂林，第16册，第5314页
[113]《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于阗国，第10册，第3210页；参见《魏书》卷四下《世祖本纪》第四下，第1册，第98-99页。
[114]《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第8册，第2802-2803页。
[115]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8-100页。
[116]参见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117]《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波斯，第20册，第6259页。
[118]《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第12册，第11408，11409，11410，11411，11413，11414页；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第12册，第11415页。
[119]参见冯承钧译，沙畹著《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58，233页；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世纪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强权史》(C.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108-109页。
[120]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681页。
[12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3册，第691页。
[122]参见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
[123]参见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李遇春“新疆吐鲁番发现古代银币”，《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1966年第4期；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24]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125]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26]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127]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二文同载《文物》1998年第10期。
[128]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2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130]主要请参考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31]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1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133]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134]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35]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36]主要有甘肃靖远发现的银盘和河北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银碗。两件器物的报道分别见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37]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器物线图”第205、206。
[138]唐代出土金银器的归属相当复杂，迄今尚未有定论。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将唐代金银器皿分为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廷等三个系统进行归类，同时指出唐代金银器皿中还存在印度、贵霜、?哒、突厥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化因素。其它讨论中国古代金银器皿的论著，请参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注①列举的参考文献。
[139]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90年第2期；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アジア研究》（1995年）第16号。
[140]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辑。
[141]太子左、右监门率府，率各一人，掌东宫诸门禁卫之法。见《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卷二八“太子左右监门率府”，第719页。
[142]《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042册，第926页。
[143]关于《海药本草》，请参见本编第四章《唐朝的外来文明》第二节“科技文化的输入”1“医药”。关于香料，请参见第一节“动植物的输入”2“商胡与香料贸易”。
[144]参见《唐代来华外国人生活考述》，第413页。
[145]关于宾贡，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四节“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1“新罗留学生与唐朝‘宾贡’”。
[146]《鉴诫录》（丛书集成初编）卷四。
[147]舜弦诗见《全唐诗》卷七九七，第23册，第8968-8969页。据《词品》称，李舜弦“有‘鸳鸯枕上忽然声’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参见《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卷八，第297页。
[148]转引自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389页。
[149]本节内容主要参见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9-420页。
[150]《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大食国，第16册，第5315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大食国，第20册，第6263页。
[151]参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2册，第11722-11723页。
[152]据汉文史料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有“大食之卒”入援唐军。主要请参见《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11册，第3478页；卷一九八《西戎传》大食，第16册，第5316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第15册，第7014页。
[153]《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食”引杜环《经行记》，第1044页。
[154]参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26页。宋岘汉译《道里邦国志》为“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姜”，二说稍异。
[155]《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35-436页。参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4-407页有关各条。
[156]《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卷一六“异域图书”，第1册，第301页。《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90年）卷二○四《艺文志》三“地理类”著录达奚弘通《西南海番行记》一卷（第15册，第5152页），同卷又著录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第5154页），校以《玉海》，两书显指同一著作言，“达奚洪”或“达奚通”应为“达奚弘通”之脱误；“西南海番”应作“西南海诸番”。
[157]说见《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廎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前言”，第5-6页。
[158]《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食”，第1044页。经整理的辑本见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
[159]以上诸条请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二节“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160]参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28-429页。
[161]《资治通鉴》卷二二○，第15册，第7062页。参见《旧唐书》卷一○《肃宗纪》，第1册，第253页。
[162]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二节“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163]参见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第8册，第7986页。
[164]关于法门寺伊斯兰玻璃器的讨论，主要参考了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一文的资料和观点，原文见《考古》1990年第12期。另请参见宿白“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文物》1988年第10期。
[165]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
[166]夏鼐“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
[167]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
[16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56-158页。
[169]《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秦”，第1041页。
[170]“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垣史学论著选》，第221页。
[171]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37-442页“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诸说”。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列举出了12种观点。
[172]《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108-118页；参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2-23页。
[17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7-13页。
[174]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677页。
[175]员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176]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77]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78]张全民、王自力“西安东郊清理的两座唐墓”，《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179]张海云等“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80]参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51-156页。
[181]参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6页。
[182]参见《宣和画谱》卷五，第56页；卷六，第61页。
[183]《图画见闻志》卷二，第22，25页。
[184]《宣和画谱》卷三，第25页。
[185]《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第12册，第1139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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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8 1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