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史

荣誉叫做忠诚

目录:
第一节 隋日两国的建交
第二节 唐日两国的建交
第三节 唐日白江口战役
第四节 唐日外交关系的发展
第五节 唐日贸易
第六节 唐日文化交流


第一节 隋日两国的建交


一、建交前两国的基本概况


??杨坚在公元五八一年建立隋朝，结束将近二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统一。隋的第一代统治者文帝杨坚深知，如不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停滞、商业凋敝、人民穷困，国力衰微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从而自己的政权就难以巩固。所以，他较为坚决地整顿和重新制定各项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缓和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顺畅；客观上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例如建桥和造船等技术发展比较快。当时已能建造船高五十余尺，长二百余尺、容纳八百多人的大战船。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隋的文化也开始繁荣，文、史、儒学、天文和医学都有较快的发展。佛教的兴盛尤其突出。隋文帝杨坚相信佛教，并借助政权力量加以提倡，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民间流传的佛经卷数，超过儒家经典百倍，这点足以说明佛教传播的广度。


??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对外关系的发展。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一)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二)对外扩张战争。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掀起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隋对高丽的扩张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即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


??倭国(即大和国)自倭王武以后，政治经济有迅速的发展，至崇峻帝执政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逐渐激化。支持倭王政权的畿内(臣；连等)和地方(直、首等)大豪族，随同王权实力的增长，自己的实力也得到加强。他们根据自己的实力，程度不同地兼并土地，扩大田庄数量，增加私有部民，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弱小家族的土地和部民被兼并，甚至连倭王的土地和部民也受到蚕食。倭王在反对大家族侵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增加屯仓(土地)、名代(王妃的部民)、子代(王子的部民)的数量。全国各地，尤其东部地方，倭王的屯仓、名代、子代等数量有迅速增加，形成倭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可靠基地。


??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倭王，力图加强政权的控制能力。侯王开始任用官吏取代大豪族掌管各种技术工匠的生产，从此，逐渐形成官司制度和国造制度。（注1）王权的增强和豪族反王权的斗争，使当时的矛盾激化。代表新兴势力的大豪族苏我氏，凭借王权，以武力消灭物部氏，独揽朝政。这又引起倭王与苏我氏间的权力斗争。苏我氏以其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毫无顾忌地派人刺杀了反对他的崇峻帝，另立推古女帝。公元五九三年推古女帝即位，立厩户王子(即圣德太子)为太子，并摄政。厩户太子摄政时，虽受到苏我氏的掣肘，但仍实行许多有利于加强王权的政策。诸如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制定宪法十七条，实行历法，编纂国史，开展对南部朝鲜半岛各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其中尤需特别指出的是，实行崇佛政策。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受到大豪族苏我氏的支持，不仅迅速遍及全国，而且成为日本佛教与政治相结合的起点。日本佛教的盛行，对中国译刻的佛经、中国佛像铸制工艺、建寺工程及工艺等的需求，突出起来。加之，自隋文帝时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断续的对高丽的扩张战争，强烈地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各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倭王政权。摄政的厩户太子改变以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作法，开始派出使节赴隋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二、隋日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摄政厩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进行外交联系。据《隋书》倭国传载：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闭。（注2）


??《隋书》没有记述倭王所遣使节的名字，遣使的目的以及所贡方物内容。但是，隋文帝对近百年未曾朝贡的倭国颇感兴趣，特命隋吏去倭使处了解倭国情况。当文帝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末明时听政，咖跌坐，日出便停止理务，云：倭(委)我弟”的汇报时，认为极无道理，竟然“训令改之”。（注3）倭国使节在隋了解到，文帝已革除北周武帝毁佛政策，正致力于提倡佛教，这与倭国的崇佛政策极其相近。因此当倭使回国向摄政厩户太子汇报后，厩户太子遂决定再次遣使入隋，以求佛经佛法的名义，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译员鞍作福利等组成第二次赴隋使节团，携带侯王国书，启程赴隋。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小野妹子一行于当年年底到达隋都，向隋炀帝呈交倭王国书以及各种贡物。小野妹子在对隋官吏的谈话中明白表示：“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千人(《北史》为数十人)，来学佛法。”（注4）这里的数千人是数十人之误，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说，每次往返不过一、二只船，不可能一次载乘几千人。这数十名沙门，是倭王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求佛法并送留学生赴隋学佛法，是小野妹子一行的公开目的。但是，其实际目的在于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以及各种政治制度，同中国建立经济联系。在比《日本书纪》较晚的《经籍后传记》中，对小野妹子一行的目的，有如下叙述：


??以小治田(指推古帝)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袭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注5）


??这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叙述。好大喜功、暴厌任性的扬帝，对于偏居海岛的倭国国王恰在他需要通过外国朝贡以张大国威、显示自己业绩的时刻，向他呈递国书，深感满足。可是，当炀帝看到倭主的国书中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词句时，（注6）喜悦的情绪消失了。炀帝认为，倭王不持臣礼而持以同等国君之礼，是对他的不敬。但是，他又不愿因此失去一次显示自己业绩的机会，所以，尽管他心里不快，却只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勿复以闻”，就是说今后如再有这类国书不要给他看了，没有拒绝倭国国书或不准前来朝贡的意思。正因为这样，炀帝不仅令鸿胪卿热情接待倭国使者，而且立即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回访倭王。此后，倭国使节连赴隋都二次，都受到炀帝的款待，可见末因“日出”、“日没”的称谓，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往来关系。


??小野妹子完成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两个代表团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当倭王政权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到达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侯王政权主要执政者认为，小野妹子一行如能完成赴隋使命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奢想隋炀帝派使节回访。因此，倭王政权立即派出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专程去九州迎接。与此同时，倭王政权认为以前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特令在难波(今大坂)城高丽馆舍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等一行在筑紫(即北九州)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据《日本书纪》载，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人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迎裴世宿等至难波新馆。到达难波时，“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行走十日，接近都城。


??八月三日侯王又遣大礼额田部连比罗夫(《隋书》记为可多毗)，率五彩骑七十五匹(《隋书》记为二百匹)迎接，直送至都城的海石榴市衡。在这里，自王子以下各大臣、文武百官头戴金簪花，身穿绵紫绣织五色绫罗衣，列队相迎。（注7）倭王的欢迎仪式是相当隆重的。八月十二日，倭王会见隋使裴世清。会见时，裴世清所带的隋国礼品摆在侯王宫殿的阶下。当倭王见到裴世清时，高兴地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遗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裴世清回答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渝。”（注8）裴世清随即呈上隋炀帝的国图书。


??据《日本书纪》所载，隋炀帝国书如下：


??皇帝问候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肤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罩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遗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注9）


??这封诏书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继魏明帝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诏书之后，由日本保存下来的中国方面的第二个诏书。无疑，它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是，据日本史书称，厩户太子看到达份国书与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一样，很不愉快。厩户太子“恶其酗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注10）尽管倭国执政者对隋炀帝不以君主之礼平等相待表示不满，甚至不赏其使，但是，同隋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一事，对倭国说太重要了。所以，厩户太子与苏我马子决定，不因国书中的礼节问题有碍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当裴世清完成使命要求回国时，倭国执政者不仅设宴欢送，而且立即以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仍任译员，组成护送隋使回国使节团，送裴世清归国。与使节团同路赴隋的尚有八名留学生，其中四名留学生：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以上三人为归化汉人)、奈罗译语惠明(即惠日，其祖原为高丽人，后归百济，仁德帝时代去倭国。去隋主要学习医术)。另外四名为学问僧：新汉人雯、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以上四人全为归化汉人)。这些留学生在隋学习很长时间，归国后在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倭王于九月五日举行欢送裴世清宴会，十一日裴世清启程回国，小野妹子护送使节团同行，于年底至隋都。小野妹子向隋政权呈交倭王国书，鸿胪卿鉴于炀帝旨意，没敢送给隋炀帝阅读。厩户太子等执政者认为炀帝不满“日出”、“日没”的字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遂改称东皇帝敬白西皇帝，其国书如下：


??东皇帝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恙，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注11）


??国书不卑不亢，保持对等的礼节。由于隋炀帝不看，自然不会发怒，因而两国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可见，隋炀帝的“勿复以闻”的指示，颇具匠心。小野妹子在隋都同隋国官员安置好留学生和留学僧之后，作长达半年的考察。据《日本书纪》，小野妹子于推古十七年(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九月回国。


??隋炀帝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六月，倭王政权第四次派使节赴隋。倭使是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等，同时学问僧慧光、灵云等人入隋学习。第二年七月，倭使回国。在隋朝不到三十年期间内，倭使四至隋都，考察了隋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佛学。特别是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憎，入隋学习。这些留学生和僧，在隋学习时间很长，有的在唐建国之后，仍留唐学习，学习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布等各方面，广泛地进行学习。回国后都以其所学，作出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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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阿部真琴《大学日本史》，上卷，日文本，第44页


注2：魏征，《隋书》，倭国传。


注3：日本某些史学家，对《隋书》的记述，持怀疑态度。认为《隋书》的记述不确。某些史学家虽然承认《隋书》所记属实，但认为使节非倭王所遣。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年，第49-50页。


注4：魏征：《隋书》倭国传。


注5：瑞溪周风，《善邻国宝记》，上卷


注6：魏征，《隋书》，倭国传


注7：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174页。


注8：魏征，《隋书》，倭国传。


注9：《日本书纪》，推古16年8月条。


注10：《经籍后传记》，转引自饭田武卿，《日本书纪通释》，日文本，卷53，第2675页。


注12：《日本书纪》，推古16年9月条第二节 唐日两国的建交


一、唐的建国及其对外关系


??统一中国的大隋帝国在炀帝时期，由于奢侈和暴政，特别是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战争，耗尽国力。人民在横征暴敛之下，濒于死亡，被迫起义反抗。在大规模人民起义打击下，隋帝国崩溃了。隋国官吏李渊父子乘机起兵，终于取代隋国，于公元六一八年建立唐帝国。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某些改革。隋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唐初不仅沿袭下来。而且还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出现唐前期的繁荣。据史书记载，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格也相当低廉。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近百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超过以前历代的繁荣景象。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官营手工业产品供应皇帝和国家所需，各厂的工匠，在当时各个行业中，都是技艺最精湛者。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以前各代，如纺织品、手工艺品、瓷器等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有发展。造船业尤其发达，航海大船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望尘莫及的。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可以通行无阻，外国货都搭装中国船。唐时国内外贸易都很发展，广州主要同南洋和波斯湾各国进行贸易。福建的泉州已成为对外通商的港埠，外国商人随意进出，后期日本商人曾到此处进行贸易。（注1）扬州是国内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也来此地贸易。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到国外，对海外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初的对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第三，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天竺、大食等国，实行一般的文化、经济交流政策。繁荣强大的唐帝国的蓬勃发展。吸引了正经历改革的倭王政权。这个政权的执政者，从自唐归国的留学生处了解到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今后的改革极为有益，因而主动派出使节赴唐建交。


二、日本的大化改革与唐的影响


??推古帝三十年(公元622年)，厩户太子病逝，（注2）苏我马子废摄政职，独揽大权。推古三十一年(公元623年)，留学僧惠齐、惠光、惠日、福因(留学生)等，乘新罗使者船自唐回国，向政府建议：留学于唐朝的学生学业皆有成就，应召回国供职。唐朝乃法制完备值得重视的国家，需要与之建立外交联系。（注3）但掌权的苏我马子正与反对势力争权，（注4）无暇考虑与唐建交问题。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26年)，苏我马子死，其子虾夷承袭父职，跋扈尤胜乃父。推古三十六年(公元628年)，倭王推古帝死，虾夷矫诏挟立舒明帝(公元629年)，于是朝政尽归。苏我氏挟持王权，在斗争中占了优势，反对派或被镇压或被排除于政权之外。这时，苏我虾夷才把注意力从国内转向邻国唐朝。虾夷和其父马子一样，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决定采纳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在几年以前提出的建议，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遗唐使(事见下节)，试图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遣唐使在唐作了考察，于舒明四年(公元632年)回国，留唐学习的僧人灵云、雯等亦同船回国。他们向政府及有关人士对唐朝情况作了介绍。繁荣强大的唐朝立即吸引了苏我氏和潜在的反对派。他们双方都感到应向唐朝学习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佛学，但反对派从学习中看到推翻苏我氏的前景。以中臣镰足为首的反对派认为，仿效唐的专制制度是解决苏我氏专权、加强王权的极好途径。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接替父职不久，杀害素孚众望的山背大兄王(厩户太子之子)，加速反对派推翻苏我氏的决心。恰在此时，留唐学问僧南渊请安和学生高向玄理等回国。中臣嫌足与王族中大兄皇子乃“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注5）联系留唐归国之人，以壮大反对派力量。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以其所学参与推翻苏我氏和进行改革密谋。在这期间，反对派比较系统地研究儒家思想中关于国家和王权的理论，初步了解唐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他们感到，采用唐的土地制度，不仅可以制止如苏我氏等大家族的任意侵吞土地恶弊，而且王权将会得到加强。学习增强了行动的决心，密谋在周密地进行着。


??公元6×4五年六月，反对派乘外国使节入觐倭王，苏我入鹿出席朝觐仪式之机，设计杀死入鹿。其父苏我虾夷得知政变消息，感到大事已去，于本宅自焚。与此同时，反对派迫使为苏我氏挟立的皇极女帝退位，拥立轻皇子，是为孝德帝。孝德帝即位，立反对派成员之一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反对派得势之后，立即以皇太子为中心，形成一个改革派。留唐归国僧侣和学生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即政治改革顾问。在改革派完全掌握朝政之后，以孝德帝名义召集群臣，盟誓改革。（注6）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仿效唐制，建立年号，称孝德帝元年为大化元年(公元645年)。这是日本帝王继位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名称的由来。大化改革经过几次反复，历时数十年，方始达到日本古代天皇制的鼎盛时期。


??第二，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土”、“公民”。大化二年(公元646年)正月，颁布废除私领土地和人民的诏书，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公有，成为公地与公民。


??第三，是仿效唐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实行班田，需要实施户籍法和土地帐法与之配合，以便控制人口和田亩数字。因此，要衡定田地面积。定田长三十步、宽十二步为段，十段为町；男子每人颁田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所谓口分田。每六年检查一次，死者班田收回，不足者增补。农民在获得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赋役义务，即是仿唐制的租、庸、调法。（注7）


??第四，仿效唐制建立国家和地方制度。倭王所在地设京师和畿内国，地方设国、郡、里等各级组织。京师设坊、令机构，四坊为一令，其长选境内精明廉直者担任。国司长官由政府选任，以加强倭王政府的控制能力。（注8）


??第五，改革派力图按唐制集中王权和整顿中央官制。为此，倭王以唐天子为模特，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其他贵族则变成倭王座下的大臣百官，（注9）并命高向玄理和僧雯参照唐制，迅速拟出八省百官机构。（注10）


??这些改革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大约在百余年间，经过多放反复，方始确立起来。而且这些改革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亦即阶级对立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三、日本派出遣唐使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苏我虾夷独榄朝政后，立即着手准备与唐建立外交关系。苏我虾夷委任曾去过隋的犬上御田锹(即犬上三田麿)和留学僧人药师惠日，为第一次遣唐使的正副大使，并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八月启程。中国史书没有记载第一次倭国遣唐使到达唐都长安的时间及其活动情况，只简略记为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注11）唐帝李世民对倭国使者的到来，极为欣悦，认为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不仅体恤倭国道远，敕令所司告诉倭国可以不必—年一贡，而且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仁随日使赴日，“持节往抚”。（注12）李世民派出比以前各代赴日使节官职都高的高表仁，去倭国执行他的“抚”字政策，说明他重视与倭建立友好关系。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四日，高表仁与倭使犬上御田锹同时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政府得知唐使回访的信息后，异常重视，立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三十二只，悬彩旗，奏鼓乐，在江口欢迎。高表仁在难波津宾馆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注13）《日本书纪》有意回避这次争执，删削不叙，中国史书也末详载争礼之由及其经过。但据中国史书对高表仁“无绥远才”一句评语可知，他一定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倭国为属国，不肯履行双方平等的国家接待礼节。由于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傲慢的高表仁愤然拒绝去倭王首都宣读唐太宗给倭王的诏书，表示立即回国。据《日本书纪》载，高表仁于舒明五年(公元633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的时间很久。虽然高表仁因争礼不宣朝命，推迟了唐倭建交的时间，但倭王政府深知与唐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因而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


??在苏我氏伏诛之后，大化改革开始，执政的改革派要求与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心情更为迫切。但是，自高表仁回国后，不知唐政府对争礼一事的反应，不敢冒然遣使赴唐。大化四年(公元648年)，改革派托新罗赴唐朝贡的使节奉表“通起居”，进行试探，表示愿意通好。唐政府对试探的反应如何，没有明文记载，但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倭国遣使进贡一事看，大概同样表示愿意通好之意。


??倭王政府得到新罗传来唐朝同意通好的信息后，立即于白雏四年(公元653年)五月十二日，派出第二次遣唐使。这时赴唐路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为传统航路，安全而费时较久。南路略近，而不安全。改革派为了尽快实现往返，乃冒险试走南路。因此，第二次遣唐使分乘甲乙两船，人员增加一倍为二百四十二人，并派出留唐学生和僧人十三名赴唐学习。乙船走南路，七月驶至萨摩竹岛附近，道风船毁人溺，只五人生还。甲船走北路，大使和留学生等在此船，安全抵唐。改革派给遗唐使的任务是从唐国“多得文书宝物”，（注14）以备大化改革之需。第二次道唐使完成建交任务后，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回到九州。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大使等人受到倭王政府的嘉奖并提升了宫职。从实现建交和“多得文书”受奖一事，可以看出改革派急于在改革中借鉴唐朝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切心情。正因为如此，改革派在乙船被毁，甲船末归并担心甲船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派出第三次遣唐使。


??第三次遣唐使在白雏五年(公元654年)二月启程，距第二次出发时间只有八个月。改革派重要成员高向玄理以“押使”名义，亲自统率任有正副大使的代表团赴唐。以归化汉人后裔、留唐归国学生、深知唐文化的高向玄理充当赴唐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一事表明，改革派极度重视这次遗唐使，并决心实现赴唐的目的。中国史书对这次遣唐使的记载，特别标明朝献“大如斗”的琥珀、“五升器”大小的玛瑙等礼品，也反映出其不同既往。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政府在送走第二次遣唐使不久，又接待第三次遣唐使代表团。这次代表团以唐朝各界熟知的高向玄理作为主要负责人，增加了双方友好的气氛。当唐高宗了解到倭国学习唐朝的迫切心情后，尽可能地满足其各种要求，并兴趣盎然地令东宫监门郭丈举，讯问倭国的地理和历代倭王名字，以加深了解。这位优秀的古代倭国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高向玄理，在致力于中日两国友谊的岗位上，因劳瘁成疾，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病逝于唐。失去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在大使河边麻吕的率领下，完成使命后，于齐明元年(公元655年)八月回至本国。


??在第三次遣唐使离唐回国时，正值新罗道受百济和高丽的联合进攻，新罗几次派使赴唐求援。唐高宗不愿出兵，乘遣唐使回国之机，给倭王以留书，令其出兵援助新罗。但唐高宗并不了解，当时倭与百济的关系更胜于同新罗的关系，加之，在外交面正在力争与唐建立平等关系的倭国政府，自然不会接受唐高宗的命令、唐高宗未能解新罗之危，而新罗与百济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唐高宗决心出兵以救新罗。正在这时，倭国第四次遣唐使到达唐都。没接受唐高宗命令去援助新罗的倭国，似乎不了解唐已决心出兵援助新罗的国际形势。又因正在进行大化改革，对于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各方面都需要与唐不断面地接触。因此，在齐明五年(公元659年)七月，派出第四次遣唐使，于同年底抵唐都。


??唐高宗虽然接见了倭国代表团，但虑倭使回国将泄露军事机密，遂以“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的理由，（注15）幽禁倭国遣唐使代表团于西京。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唐军援助新罗战败百济后，九月方准倭遣唐使回国。


??唐倭间的友好关系，由于两国围绕新罗和百济间的矛盾冲突，终于演变成军事行动，刚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被迫中止。(唐倭战争见下节)第一期遣唐使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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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主要是归化日本的唐商人


注2：厩户太子死后溢号圣德。但始于何年，说法不一。据日本文学者家永三郎考证，以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怀风藻》序中，出现的圣德太子一名为最早。见《历史与人物》，1979年，第12期，第33页。


注3：《日本书纪》，卷22，推古31年条。


注4：历史学研究会、日本文研究会，《日本历史讲座》，第一卷，第124页，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注5：《日本书纪》，卷24，皇极8年条。


注6：《日本书纪》，卷25，孝德大化元年条。


注7：《日本书纪》，卷25，大化2年正月条。


注8：《日本书纪》，卷25，大化2年正月条，白雏8年条


注9：《日本书纪》，卷25，大化2年8月条。


注10：《日本书纪》，卷25，大化6年2月条。


注11：王钦若：《册府元龟》，外臣部，卷968，朝贡条。


注12：刘询：《旧唐书》，东夷倭国传


注13：刘询：《旧唐书》，东夷倭国传


注14：《日本书记》，孝德纪，白雏4年、5年条。


注15：《日本书纪》，卷26，齐明6年7月条。第三节 唐日白江口战役


一、朝鲜半岛三国间的战争形势与唐军的介入


??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斡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注1）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佯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胜于新罗，加之，公元六五三年八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注2），更形密切。因此，倭国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


　　苏定访大军自“城山济海”，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注3）新罗王命太子法敏率军船百只迎苏定方军于德物岛。苏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领新罗军，于七月十日在百济南部与唐军会师，共破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百济军兵力远远不及唐军新罗联军，一战而溃。苏定方率军进至百济王城，百济义慈王不敢抵抗，开城投降。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二、鬼室福信乞援与倭军介入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遣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注4）


　　在倭国，正值实行大化改新，实行新政时期，国内矛盾重重。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镇压，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与此同时，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而且，同时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于齐明六年（公元660年）十月，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注5）


　　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天智元年（公元662年）正月，倭王支援百济十万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注6）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以后，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遣使于公元六六二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


　　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六六三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至此，远东的国际形式，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这是，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刘仁轨的部下们，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军。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余丰必不能见容，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宜静观其变。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必不堪一击，斯时趁机灭之，再挥师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时北上，使百济得以喘息，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其主张坚守不动。（注7）果然，时隔不久，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杀之。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


三，白江口唐倭军海战


　　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是，周留城外的任存城，该城地势险要，又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故得以保全。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注8）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六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注9）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史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注10）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

荣誉叫做忠诚

四、战后唐倭间的外交关系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倭国面对这种形势，为了自身安全，自撤军之后—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


　　自天智三年(公元664年)开始，到天智朝结束，连年按批修筑各种防卫设施。首先，在对马、壹歧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注11）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注12）如果对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后面还有城堡拒敌。为了统率西部各地防务，加强了大宰府的地位，专一负责防御事务，以后因军务不多，逐渐变成办理同海西各国外交事务的部门。


　　正当倭国政府积极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犯的时候，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原，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注13）郭务棕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携牒书和礼物到达九州。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惊疑不止。由于摸不清郭务棕来访的目的，因而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在北九州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内大臣中臣廉足想出一计，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请郭务棕。在宴会上智样虽末明下逐客令，但转交倭王赠赐的礼品已经表明，敦促郭务棕尽速回国。可是，郭务棕竟毫无动身之意。直至二月十二日，郭务棕方从北九州回百济刘仁原驻地。


　　郭务棕以唐驻百济军事统帅刘仁原的代表身份访倭，其目的中国史书、日本史书、新罗史书等皆末涉及，而郭务棕呈交倭政府的牒书，亦未保存下来，所以无法弄清。但是，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看，唐军正在北方与高句丽进行战争，刘仁原驻百济军队不多，而倭国正在修整防务，唐朝似乎疑虑倭国的动态，惧怕倭军再次介入，有碍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由刘仁原派郭务棕赴倭，明为修好，实为监视倭国行动。所以郭务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个月不走。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政府遗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驻百济将军郭务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对马，九月二十日至筑紫。刘德高等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倭王政府上文要求进京。倭王政府用前一年对待郭务棕的办法，对待唐政府的代表，只令其住在北九州。侯王政府可能从刘德高所呈表文中，了解唐使赴倭的真正意图在于窥视倭国的动态，所以，在十月十一日，于苑道(宇治)进行军事演习，（注14）有意向刘德高等示威。不过倭王政府不愿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因而于示威之后，在十一月十三日派使臣去九州宴请刘德高，十二月十四日又赠赐礼物，不久刘德高回国。倭王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命小锦下守君大石等组成护送唐使代表团，护送刘德高等回唐。在唐倭战争之后，这是双方国家一线的代表团第一次往返。


　　与刘德高赴倭的同时，八月唐驻百济统帅刘仁原、刘仁轨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酞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扰。参与盟誓者尚有耽罗国和倭国的代表。盟誓后，刘仁轨率领四国使节浮海回唐，参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会。（注15）倭国送刘德高代表团与参加封泰山的代表团，在唐进行了各种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国。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百济，刘仁原派熊津都督府上校国司马法聪等护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后回国。司马法聪回百济驻地时，倭国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双方使团送往迎来，表面上相互友好，暗地里却互相警惕。


　　公元六六九年九月，李勋所率唐军终于灭亡高句丽。倭国天智帝得知高句丽亡国的消息，疑虑更甚。但为保持当前的友好关系，特派河内鲸为使，赴唐祝贺。（注16）同年，刘仁愿遣郭务棕率二—千人至倭侯国，不久即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再遣李守真去日本，（注17）七月始回百济。


　　天智十年(公元盯1年)十一月十日，对马国司遣人至大宰府报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随唐使船回国。由郭务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共计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停泊比智岛。因船多人众，怕引起对马岛海防军队的误解，特遣道久等至岛报告唐使来日访问。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开进筑紫国。这是唐政府使节在战争以后的第二次访日。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六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沙宅孙登等。唐使及郭务棕等着丧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赐唐使等礼物，月末方始回国。（注18）


　　综上所述，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唐政府派使赴日二次，百济驻军刘仁原派使赴日四次。日政府派使至唐三次，至百济一次。)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末因之而密切起来。这主要因为在战争之后，双方各怀疑虑，但又不愿使关系进一步恶化，故此使其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但这种并不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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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日本书纪》，卷26，齐明5年7月条


注2：金富拭，《三国史记》，卷27，百济记，武王28年8月条


注3：金富拭，《三国史记》，卷28，百济记，义慈王11年、13年条


注4：欧阳修，《新唐书》，东夷传，百济条


注5：《日本书纪》，卷26，齐明6年10月条


注6：《日本书纪》，卷26，天智元年正月条


注7：金富拭，《三国史记》，新罗记，刘仁轨传


注8：《日本书纪》，卷27，天智2年8月条


注9：《日本书纪》，卷27，天智2年8月条


注10：欧阳修，《新唐书》，刘仁轨传


注11：《日本书纪》，卷27，天智3年条。


注12：《日本书纪》，卷27，天智4年8月、6年11月、8年12月条。


注13：刘仁原驻百济事：《旧唐书》刘仁轨传，“诏留仁轨勒兵镇守”。《新唐书》百济传，“仁愿等还。金富拭：《三国史记》百济记，卷6，也记为刘仁轨，似应为刘仁轨驻守百济。但《三国史记》新罗记，卷6，为刘仁愿。后来唐伐高句丽时，又记为高宗命刘仁愿领兵进击平壤。在公元665年8月，刘仁愿为新罗、百济、耽罗、倭国四周主盟。盟誓后，刘仁轨即率四国使者赴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1月封泰山之会。《日本书纪》，卷27，亦记为刘仁愿。这里暂以刘仁愿为驻百济的唐军统帅。


注14：《日本书纪》，卷27，天智4年10月条


注15：金富拭：《三国史记》，新罗记，文武王5年条。


注16：欧阳修：《新唐书》，日本传。


注17：倭国在公元670年以后，改称日本。


注18：《日本书纪》，卷27，天智10年11月条9卷28，天武元年1月、6月条。    第四节 唐日外交关系的发展


公元六七一年日本天智帝死，十二月大友皇子即位。第二年六月，爆发震惊朝野的壬申之乱。刚即位六个月的日本国王，被出家侍佛的大海人皇子以武力推翻。公元六七三年二月，大海人皇子即王位，是谓天武帝。天武帝在夺取王位之前，与改革派处于对立地位，夺取王位之后，开始镇压改革派。改革派中重要人物如中臣氏、苏我氏等或被杀或被流放，改革派集团基本上被搞垮。天武帝在大体上肃清施政中的阻力后，实行一些迎合保守势力的政策；取消改革派推行的某些改革措施，自行中断与唐建立的外交关系等等。但是，天武帝在加强王权和王族地位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天武帝决心仿照唐天子模式树立日本王室的尊严，因而所有辅政大臣只从皇族中选任，以前各大家族在政府中占据的要职，全行剥夺。他在位十四年间没有任命一个外姓大臣，一切政令全由他自己亲署。政权如此地集中到日本国王一人身上，是日本以往历代王所未曾有过的。因此，天武帝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作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达于顶点的时代。


??天武帝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着手编纂帝纪、制定朝廷典仪，使帝室权威制度化。与天武帝的行动相呼应，在宫廷贵族中王权神授、视王为神的思想，(注1）逐渐产生了。后来在《万叶集》中，就被称颂为“治国安民的圣上，神皇的御子”。（注2）恰在此时，唐朝为尊武后为天后，乃尊高宗为天皇。（注3）天武帝引进天皇这一名称以尊称日本国王。从此以后，日本国王始称作天皇。天武天皇为使王权集中于天皇，从反对改革变成仿唐制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他按唐制改革中央官制、地方制度、军队制度、律令制度等等。可以说，是历代天皇中推行唐朝法制最积极的一位天皇。此外，据中国史书和朝鲜史书，倭国更名为日本，大体上也在天武天皇时期。（注4）


??从天武天皇至持统天皇时期，日本的律令制度已初具规模。公元六九七年文武天皇即位。为巩固和完善律令制度，文武天皇决心改变天武天皇中断与唐朝外交关系的措施，考虑派出遣唐使的问题。


一、第二期遣唐使的派遣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日本朝廷正式派出第二期第一次遗唐使。为了表示郑重和友好，在大使之上特委派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统率遣唐使代表团。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遣唐使代表团从南路驶抵唐朝，至楚州盐城县上岸。


??这时，唐高宗已死，武后称制，改国号为周。在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登岸后，唐守边官吏讯问：“何处使人?”回答说：“日本国使”同时反向说：“此是何州界?”守边官吏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遣唐使代表团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守边吏回答说：“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注5）


??从这问答中可知，日本尚不知武后称帝以后的唐朝政治状况。武后得知日本遣唐使代表团到达长安后，在麟德殿设宴招待。粟田执节使头带进德冠，身穿紫袍帛带，懂汉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朝见武后，献上方物。（注6）武后甚为欣悦，授粟田以“司膳卿”职。粟田真人在唐学习二年，于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始回国，七月抵日本。


??粟田真人所率遣唐使赴唐的主要目的，中日史书都未涉及。但是，从代表团在唐学习二年方始回国，而且在回国时代表团成员中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学习的情况可知，（注7）其目的在于考察唐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进一步完善日本正在推行的律令制度。粟由真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文武天皇的褒奖，授正四位下，大倭国田二十町、谷一千斗。


??自此以后，日本每隔一段时间即派遣一次遣唐使，唐日间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第二次遣唐使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入唐，（注8）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入唐。这次遣唐使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浪击沉，第一船大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学生和僧、吉备真备、玄明、大和长冈等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只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玄宗甚为悯惜，将要遣送回国，又得广州报告，第三船漂至林邑国，人员或死或被土人所杀，只判宫平郡(群)广成生还，尚未至长安。玄宗闻知，立即下诏林邑国王，不得伤害日本使者，并命宰相张九龄作国书，将上述情况告诉日本天皇。（注9）唐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只有这次国书保留下来。中臣名代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回至日本京城，将玄宗国书呈交天皇，并引见三名同至日本的唐人。天皇赐予礼品、厚待之。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平郡(群)始回日本。


??第四次遗唐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至唐，其公开目的是要求唐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上暗接鉴真和尚入日。大使藤原清河唐诗、汉文皆有造诣，趋揖不俗。玄宗甚惜其才，特命画师绘遣唐使一行人等画像，收藏于善藏。又命日人仕于唐的阿倍仲麻吕为响导，引藤原等参观府库及三教殿，招待优涅。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各国百官朝贺，鸿胪卿引新罗使节站于东班第一位，居大食国之上。引日本国使节站于西班第二位，居吐藩之下。对此，日本使节提出意见说，新罗朝贡日本，今位序反在日本之上，于义不合。（注10）主持仪式的吴怀实，见副使古麻吕等不肯就位，乃引新罗与日本易位，争议方息。藤原清河等遣唐使团在唐的活动，给唐玄宗留下深刻印象。在遗唐使回国时，玄宗破例，赐诗志兴：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衿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注11）


??玄宗赋诗送别，又命鸿胪卿蒋挑婉送遣唐使团至扬州，供应回国途中所需一切物品，极尽友好之谊。在开元四年(公元717年)赴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再次上书玄宗，请求随藤原清河大使一道回国。玄宗甚爱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不愿放归，但念其亲老无人奉养，始允其所请，并任命他为护送使，与遗唐使同等身份回国，以示荣耀。


??藤原清河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护送使途经扬州回国。在此前藤原早已派人去扬州与五次渡海去日未遂的鉴真和尚取得联系。藤原大使一行到达扬州，鉴真即整装率领随从弟子随遗唐使代表团赴日。有志者事竞成，鉴真终于在第六次实现了去日本宣扬佛法的宏愿。


??藤原大使代表团一行分乘四船，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启锚，船行至冲绳附近，遭遇风暴。藤原与阿倍所乘之第一船，被风暴吹至中国南海缳州(即安商)。全船百余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得免于难。其余第二(鉴真所乘之船)、第三、第四船，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回到日本。


二、唐日两国的人才交流


??自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唐日双方的友好往来日益密切，不仅进行文化交流，而且进行人才交流。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倍仲麻吕等的仕于唐朝，鉴真和尚等人的赴日，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和其他方面贡献了力量。


??阿倍仲麻吕的父亲名叫阿倍船守，任中务大辅，是一个中级官吏。阿倍仲麻吕少年好学，在十九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并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十月一日到达长安。阿倍仲麻吕在长安进入太学，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以前，已完成规定的“国士学”学业。这时，阿倍改用中国姓名，以晁衡(又写作朝衡)的名字参加唐的科举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考取了进士。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途径取得官职，晁衡是第一位。晁衡初任司经局校书，在左春坊为太子李涣伴读。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任命他为左拾遗，不久迁升为左补厥。这个职位可以经常接触玄宗皇帝，由于晁衡的诗文很好，又擅长歌咏，深受玄宗赏识。玄宗时代，是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当时的名诗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赵晔、包估等云集长安。晁衡与之交游，受其熏陶，诗歌的造诣愈益深厚。


??被称为诗仙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晁衡相友善。在李白的诗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李白写道：“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在这一句下，李白作注说，魏万的袭是朝(晁)衡所赠，用日本布做的。（注12）这条注，说明了晁衡与魏万、李白间的深厚友谊。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第三次遣唐使来唐时，晁衡在唐已近二十年，因以亲老为由，上奏玄宗请求回国，玄宗不准。晁衡曾赋诗表示思亲之意。其诗如下：


慕义名空在，俞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注13）


??不久，晁衡升任仪王友职(从五品下)，在藤原清河遣唐大使赴唐时，迁升卫尉少卿(从四品上)。这时，晁衡仕唐三十六年，已五十五岁。晁衡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再挽留，特命以护送使身份回国。为表彰他在唐工作的功绩，特进升一级，任秘书省的秘书监兼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


??当时在长安的朋友得知晁衡回国的消息，前来辞行。著名诗人尚书右丞王维在送别宴会上，写序赋诗留念。其序长达六百余字，是晃衡在唐三十余年的小传。其诗如下：（注13）


送秘书晃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整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晃衡在唐工作、生活三十六年，中国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离开的前夕，对友人、对长安，留恋之情依依难合。晁衡亦即席赋诗作答，并解下多年随身宝剑，赠友人留念。其诗如下：（注14）



衔命使本国


衔名将辞国，非才添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阅，骄验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晁衡为将自己平生所学，贡献给日本人民，毅然辞别生活条件优越，文化繁荣的长安，东归父母的家乡。晁衡起程之后，还有一些友人赶到遣唐使船停泊港口苏州黄泅浦送行。遣唐使代表团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启锚，在十五日明月之夜，晁衡与友人在船头话别。晁衡仰望明月，动了思乡之念，不觉用日文咏和歌“望月”一首。但是，送别的友人不通日文，晁衡把它译成唐诗，友人听后悉皆感叹：（注15）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奖山顶上，想又皓月圆。


??阿倍仲麻吕的唐诗、和歌造诣具佳，惜其作品只传留下来这一首。这首胜炙人口的和歌，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广为流传。


??阿倍仲麻吕的回国行程不顺利，在遣唐使船航行至冲绳附近，突遭风暴。其余三船经过几天几夜与风暴搏斗后，终于到达日本国土。而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所乘之第一船，被风吹至中国南海的缳州，即安南。全船百亲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生还。阿倍仲麻吕等在安南上岸的消息尚未传至长安之前，乘第二、三、四船回到日本的遣唐使团人员，认为第一船已经遇难，并将遇难恶耗传至长安。晁衡在长安的友人甚为悲痛。晁衡回国时，李白不在长安，未能为他辞行。当李白得知晁衡遇难消息时，不胜悲痛，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注16）


哭晃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潦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因永王李磷事件系狱，后虽得释，但又流放夜郎，旋赦归，徘徊于江夏、金陵之间，不久死去。晁衡回长安后，只看到李白的悼诗，未能再见其人。


??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从安南辗转回至长安时，已是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六月。不久安禄山叛乱，阿倍与藤原随玄宗至蜀避难。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底始回长安。肃宗对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也很赏识，于上元年间(公元760—761年)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从三品)。这时，安南生蛮侵得化、龙武境，肃宗命晁衡去解决。晁衡赴安南，任镇南都护，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升任安南节度使(正三品)。任满回至长安，三年后，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一月，阿倍仲麻吕卒于长安，享年七十有三岁。代宗为表彰其功，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后来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公元836年)，追赠阿倍仲麻吕为正二品。


??鉴真俗姓淳于，原籍江阳县。江阳距当时的商业、政治和佛教中心扬州不远。鉴真十四岁去扬州大云寺出家为僧。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鉴真去光州，就名僧道岸受菩萨戒，道岸给起名叫鉴真。要想成为僧俗各界重视的名僧，在受完菩萨戒之后，还必须受具足戒。为此，鉴真于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去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师受具足戒。鉴真在受完具足戒后，又云游各地名刹，从戒律名僧学习“南山钞”(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法硕和义威的)等律宗精义。开元初，鉴真开始宣讲“四分律疏”，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后，鉴真便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受到佛俗各界的尊敬，尊仰为受戒大师。先后经他受戒的僧人四万余名，其中著名僧人有彦祥、道金、瑶光、希瑜、法进、乾印等多人。他们都精通律学，与鉴真共同研究法相、天台、律、三论、等佛学精义。鉴真在研究佛学之余，对寺院建筑艺术及其设计十分留意。在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洛阳和长安云游时，对著名古寺的建筑格局进行过研究，甚至亲自参加过八十余所寺庙的建筑工程设计。


??鉴真学识渊博，知识面广，他不仅在佛寺建筑方面有研究，而且对医药学的造诣颇深。他幼年在扬州大云寺时，就接触过医药知识。以后在长安时期，鉴真曾向当时著名知医律师道宣学过医药之学。当他回扬州后，曾亲自制药救济贫病。这些都成为他在日本做出卓越贡献的基础。


??就在鉴真从幼僧成长为南方佛俗各界尊仰为受戒大师的时期，日本的佛教已得到广泛的发展。但是僧尼品质良萎不齐，某些僧宫、僧纲，同样品行不端，风纪废弛。因此日本朝廷及僧界名人，产生招聘唐朝名僧到日本传授戒律、整顿风纪、严密取得僧籍制度等想法。天平五年(公元733年)朝廷组织第三次遣唐使时，元兴寺主持隆尊呈请朝廷允许派僧去唐，招聘懂三师七证受戒制度的高僧来日本传授戒律。朝廷立即同意，委托留学僧奈良兴福寺的荣叙、大安寺的普照负责招聘事宜。荣叙、普照二僧在洛阳福先寺受具足戒，并聘请该寺道瑶律师赴日传授戒律。道瑶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至日，传授华严宗。但他只能讲授律藏，而不能登坛受戒。因此，荣叙等僧人始去扬州聘请鉴真。


??荣叙在扬州大明寺见到正在讲授律戒的鉴真，顶礼之后申述来意说：“佛法东流至于本国，虽有其教无人传授。幸愿和上东游兴化。”（注17）鉴真甚为感动并说：昔日本长屋王子曾布施我国僧衣，在袈裟衣襟边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幅语。可见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鉴真问诸弟子有否愿去日本者，诸弟子强调海路艰险，无人敢应。鉴真思考之后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注18）彦祥等二十一名弟子在鉴真献身精神的感召下，志愿随师东去日本。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秘密准备赴日，僧人如海泄密，官府出面干涉，第一次东渡未能实现。天宝二年底，第二次东渡准备就绪，买船出发，遭风触礁，被迫中止。第三次东渡计划在天宝三年秋季准备，又被不愿鉴真赴日的当地僧众发觉，以日僧荣叙引诱鉴真赴日的罪名，向官府告发。荣叙被捕，后因病释放。鉴真第四次赴日准备，接受前几次教训，不在扬州出海，命弟子去福州买船，从福州出发。天宝三年冬，鉴真率弟子去福州，僧人灵佑联合僧众和官府，再次把鉴真追回。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乘船出海，又道风暴吹至海南岛。鉴真一行从海南岛经过一年的时间方始回到扬州。但是，东渡的组织者荣叙病死于端州龙兴寺，积极支持者彦祥死于吉州。鉴真忧伤、劳累，在回扬州途中患目疾，双目失明。这些重大打击，并末动摇他东去日本的决心。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在日本遗唐使藤原清河大使的组织下，鉴真乘第二船，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登上了日本的国土。鉴真自决心赴日传播佛教以来，经受各种灾难艰脸，历时十一年，先后六次东渡方始成功。这期间，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死去三十六人，因挫折失去信心离开鉴真的二百余人。只有法进、旱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名僧人弟子，智首等女尼三人，佛使潘仙童、安如宝(西域)、军法力(昆仑国)、善听(柬埔寨)和三名外国人共二十四人，到达日本。六次东渡的全部加者只有鉴真、普照、思托三人。鉴真一行带至日本的物品有：佛像八种、佛具七种、佛经三十四种、字帖三种，此外法进还带去佛经二十余卷。（注19）


??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正月，大伴古麻吕上奏天皇，鉴真等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一行从大宰府抵达难波(今大坂)，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二月四日，鉴真到达首都奈良，天皇派出的代表在首都正门罗城门外列队欢迎。鉴真一行被安置于东大寺。待鉴真等略为休息之后，天皇派吉备真备至东大寺宣读御命：


??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至此国，深符朕意，不胜欣慰。朕建此东大寺已十余年，极思立戒坛，传授戒律。自萌此念，日夜萦怀。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契合联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和尚。（注20）


??朝廷为表示尊崇，特授鉴真以传灯大师位，其余僧人也各授位赐物。朝廷对鉴真的重视和所给予的荣耀，是以前来日的外国僧人所没有享受过的。


??两个月以后，经过认真的准备，鉴真于四月五日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受戒。鉴真亲自主持戒坛，首先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受菩萨戒，接着皇太后、皇子依次登坛受戒。其次，澄修等四百四十余名僧人登坛受戒。受戒仪式结束后，用戒坛的砂土，在卢舍那佛殿西边，另建一戒坛院。鉴真在这里为当时日本佛学造诣较深的名僧灵福、贤联等八十余人，重受具足戒。他们认为过去所受之戒不够完善，没有经过三师七证的正式仪式，因此重新受戒，使自己的声望更臻完善。鉴真根据日本僧人的现状，设立唐禅院，从事训练和教育僧人的工作。从此，日本僧人从训练到教育以至受戒，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


??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五月，朝廷任命鉴真为大僧都，以僧官身份管理日本的僧佛事务。鉴真在七十一岁高龄时，不再担任大僧都职务，被尊称为大和尚。为了促进律宗在日本的发展，鉴真在东大寺之外，按唐朝寺院布局和建筑艺术建造唐招提寺。该寺于天平宝字（公元759年），鉴真从东大寺迁入寺内。在这里，鉴真悉心传律，改革积弊，终于使律宗在日本发展成为独立的教派。


??鉴真在传教之余，与其弟子从事日本经典的校勘工作，以及设计寺院建筑雕塑佛像，绘制壁画，行医制药等方面，都作出卓越的贡献。唐招提夺由于鉴真的努力，逐渐成为日本僧人向往69地方，可与宫寺东大寺、兴福寺等齐名，成为日本律宗的总本部。


??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五月六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名僧鉴真逝世，享年七十六岁。宝龟八年(公元777年)日本遗唐使至唐后，将鉴真圆寂的消息告知扬州各寺，当地的僧人服丧三日，齐集龙兴寺开设大商会，进行悼念。鉴其去日本的弟子忍基做一尊鉴真和尚于漆坐像，以示悼念。这座坐像，今天已成为日本的国宝。与鉴真同甘共苦六次东渡的弟子思托，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共三卷。但思托认为自己的文笔不佳，委托当时日本名作家淡海三船进行修改。谈海在原稿基础上更新改写，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唐大和上东征传》。


三、遣唐使的停派


??藤原清河自蜀回长安，肃宗亦惜其才，赐特进秘书监职，清河遂仕于唐并更名为河清。藤原清河未曾遇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淳仁天皇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任命高元度组成迎接藤原清河代表团赴唐。这是第二朝遣唐使的第五次，目的只为迎接藤原清河回国。高元度自朝鲜半岛入唐，正值史思明叛乱，自称燕王，因之滞唐年余不得朝见。清河知高元度来唐，即派人从半岛赴日京呈书及礼物于天皇。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正月天皇接到清河的书信，二月即任命他为式部卿，意在促其速归。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肃宗敕书于高元度，请转告日本天皇，以残贼未乎，道路不宁，待贼破后再行遣返的理由，坚留清河不放。肃宗令高元度先取南路回国复命，怕其不走派谢时和押领高元度赴苏州，令刺史以船遣返。（注21）刺史派押水手官沈惟岳等三十余人，送高元度至大宰府。高元度奏明天皇肃宗不放藤原清河之意，并转达肃宗对日本的要求，唐因叛乱频仍，兵器不足，急需造弓，切要牛角，幸为输之。（注22）在唐日关系中唐向日本求助，有史料可查的这是第一次。同年十月，淳仁天皇即着手准备，令安艺国造船四只，令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各道诸国，贡牛角七千八百只。十月底组成送牛角遣唐使代表团(第六次)。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四月，船发难波，触礁船破。七月再次出发，遇风不得出海。八月经朝廷议决，第六次遣唐使代表团解散。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因得自渤海国消息，朝廷敕大宰府，唐国丧(指玄宗、肃宗逝世)乱，两家争雄，平轸未期，使命难通，沈惟岳等宜妥为安置，优厚供应。如怀乡情欲返国者，给驾船水子遣返。沈惟岳等滞留日本近四年，进入日籍作了日本国官史。藤原清河因肃宗不放，留唐为官并娶妻生一女名喜娘，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因病逝世。


??光仁天皇宝龟六年(公元775年)组成第七次遣唐使代表团。宝龟八年(公元777年)六月出发，七月到达扬州大都督府。因安史之乱，馆台凋敝，供应略有不周，进京人数也大为减少。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正月中旬，遣唐使代表团到京，十五日于宣政殿接见。当遣唐使代表团呈上天皇的贡礼和要求退还藤原清河的国书时，方知清河已死多年。这次遣唐使的目的，从“所请并允”的记载可知，仍在于贸易。四月，遣唐使将返国，代宗遣中使赵宝英押送答信物赴日本。（注23）同时，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同船赴日，看望父亲的国家。（注23）六月，赵宝英等与遣唐使至扬州，唐船尚未竣工，奏明代宗，一行二十五人乘遣唐使船驶向日本。九月出海，二、三、四船安全到达九州，赵宝英的副使孙兴进等亦同船抵岸。第一船遭风，船身中断，赵宝英与遣唐副使等五十亲人同时落水。船头五十余人漂至萨摩甄岛，船尾四十余人喜娘在内，六天之后漂至肥后天草郡西仲岛。天皇朝廷派代表至大宰府慰问孙兴进等。喜娘回国探亲，轰动奈良京城，藤原氏族极为激动。


??宝龟九年(公元778年)十二月十五日，朝廷派出左右京六位以下官员子孙可充任骑兵者八百人，出迎唐使及喜娘。宝龟十年(公元779年)四月底唐使孙兴进等至京。五月三日朝见，天皇对赵宝英遇难表示慰问，同时赠赐唐使礼品。五月底孙兴进等辞别天皇回国，喜娘同船回国。天皇朝廷特造二船，组成以真人兴能为大使的送唐使团护送，是为第八次。


??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年(公元801年)，组成第九次遣唐使代表团，赴唐贸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八月始至唐，十二月抵长安。二十五日德宗召见遣唐使于宜化殿，随后，唐吏于麟德殿与遣唐使商谈贸易，“所请并允”。翌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死，日本使者在丞天门设仪仗，素服致哀。新君即位，服丧期间不见外宾。四月辞行，六月回至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看到唐朝节度使与朝廷关系紧张，吐蕃要求唐公主下嫁等情况，向天皇报告说：唐朝“内疑节度，外嫌吐蕃，京师骚动，无暂休息。”（注24）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元834年)正月，组成第十次遣唐使团，藤原常嗣和小野箕为正副使。因府库不丰，筹资三年，至承和三年七月始出发。遣唐船出海不久即坏，回港修理，第二次出海遇风停止，承和五年四月第三次出海。天皇命五畿七道各国，从遣唐船出发日起至归朝时止，诵读海龙王经以求天佑。副使小野笆畏惧风险，称病不上船，作“西道谣”诗讽刺遣唐使之行。天皇怒，欲处绞刑，怜其才赦免，十二月流放于隐岐岛。遣唐使一行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底至长安，向文宗呈献礼物珍珠绢。（注26）


??遣唐使代表团成员藤原贞敏，年少喜爱鼓琴，尤善琵琶。到长安后遇琵琶大师刘二朗，贞敏送束修砂金二百两就学，二、三月间尽得其传，刘二郎并赠曲谱数十卷，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贞敏回国后以琵琶历仕三代，声价颇高。（注27）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夏，遗唐使回国，因本国船坏损，雇新罗商船九只取北道回国。九月大使面见天皇呈上大唐皇帝的诏书，（注28）命收入藏库藏之。唐帝给天皇的诏书见于记载者不多，惜此书不曾收入史册。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八月，任命菅原道真为正使，组成第十一次遣唐使。九月，菅原据在唐僧人中瑶给天皇的报告书，上表请停止派出遣唐使，其文如下：


请令诸公卿议定造唐使进止状


??右臣谨案，在唐僧中瑶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询等送到之录记，大唐凋敝之情，载之具矣。更告勿需入朝，应停遣唐之使。臣等伏捡旧记，历次使员，或有渡海而丧生者，或有道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瑶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


??臣等伏愿以中瑶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议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诚款，伏请处分。（注29）



??中瑶的录记七月送到朝廷，原文已无从查找。但据当时唐朝倩况，文中无非告知天皇：唐朝发生朱全忠，李克用之乱，经济状况恶化等情。菅原遂作为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上奏，其实，要求停派的基本原因大约有下述三点：


??其一，唐商来日贸易日益增多，基本上满足天皇、贵族、豪门大姓对唐货的需求(详见下节)。


??其二，筹措经费困难。组织一次遣唐使所需经费极多。造船一只耗资成万，每人所需粮食、备品和以实物支付的生活费用，平均每次约为大米二十余万石。（注30）加之，每次人员、船只递增。初期船一只，平均百余人；中期船二只，平均约三百余人；后期船四只，平均近六百人。第十次遣唐使由于筹资等问题，组成三年后方始出发。另方面，国内财政收入困难，班田制名存实亡，地方庄园兴起，封建割据势力逐渐产生，天皇朝廷开始处于无可奈何的地位。因此在第十次遣唐使回国之后，过去近六十年才提出派遣另一次遣唐使的问题。


??其三，唐朝内乱，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基于这些基本原因，菅原道真才以中瑶报告书为借口，提出停止遣唐使的派遣。经过朝廷各方面的详议，天皇准奏，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从前期第一次遣唐使的派出至后期第十一次遣唐使的停止，中间经历近二百六十余年，在唐日两国之间进行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的遣唐使，终于结束了。


四、遣唐使的一般概况


??遣唐使早期称作西海使、入唐使，后来才叫遣唐使。有唐一代，唐日双方政府间派出的代表团往返，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遗唐使第一次入唐以来，三十年间日本代表团入唐四次，主要集中在后十年。船由一只增至二只，每只约栽一百二十余人。唐使入日一次，人员不多，从唐使高表仁回国日本护送使只送至对马可知，高表仁乘唐船赴日。第二期见第三节所述，双方代表团是围绕唐日白江口战争展开的政治交涉，日方代表团虽有遣唐使的内容，但其形式与前后两期不同。在十年之间，唐方(包括唐驻百济军队代表团)入日六次，日方入唐(包括入百济)四次。船只日方每次一只，人员不足百人。相反，唐方船只从一只到四十七只，人员从不足百人到二千余人。其中一次人员与船舰之多，甚至怕被日方认为是军队而引起误会，特令随船日僧先去对马报告。第三期在一百九十三年间，日方组成十一次遣唐使代表团，其中二次末出海即行解散。另外二次为迎接入唐使代表团，人船俱少。其余多为四船，‘人员近六百人。第三期内唐使赴日三次，第一次阿倍仲麻吕以唐护送使官职回国，未组成代表，乘日船出海遭遇风暴未能至日。第二次唐押送使沈惟岳等九人，水手三十余人，驾唐船一只护送高元度日使回国，留日不归。第三次押送使赵宝英等二十五人因唐船末竣工，乘日船出海遭风暴，赵宝英等半数遇难，只副使孙兴进等十余人抵日，完成使命后回国。


??唐方赴日代表团使者的官职高低、人员多寡，未有规定。日方遣唐使代表团由于多次派遣，已形成固定规模。其组成人员大体如下：


??(一)代表团成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入、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这是代表团的领导核心，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择较严。一般皆选择学识渊博、汉学造诣深厚、相貌、风采、举止各方面都优秀的人物充任。在至唐的人物中如：粟田真人、山上忆良、藤原清河、吉备真备、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常嗣等，都是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文人。他们到唐之后，以其学识、书法、举止风采和工作能力，深受唐朝官民各界的赞誉，因而任务完成得极好。其次为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有史生、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译语、谦从、杂使等人，其中有些既是代表团的成员，又兼请益生身份，来唐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其三是留学生和僧、请益生和还学生辞，后二者赴唐作短期考察或向有关方面质疑，解决遇到的疑难问题。这三部分人员，一只船时不超过三、五十人，四只船时不超过二百人。


??(二)船舶成员：知乘船事、造船都匠、卜部、主神、船师。相师、船匠、挟抄、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射手、新罗译语、水手长、水手等。船行由风力推动，无风时需靠浆前进，因而水手约占半数。这部分人员一只船约为七十余名，四只船钩为三百余人。所乘之船，在当时是较大者，船体长约十五日丈，宽约一日丈。（注31）由于造船技术落后，船体结构不合理，前后拉力小，‘遭遇风浪，船身易毁或中断。


??遣唐船的航线变化甚大，初期走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月交通的早期航线。航期长，但较为安全。中期以后开辟南岛路，公元七零二年粟田真人即从南岛路到达唐朝的。这条航线，从津浦出发沿天草岛南下，经萨摩沿岸去种子岛、屋久岛、冲绳岛和台湾北部，横过东中国海驶向长江口一带沿岸上陆。航期长而且极不安全，以后很少走此路。中期以后主要走南路又叫大洋路。这条航线距离短，顺利时十余天即可到达唐朝。但是，风险较大，四船向行，只有公元七一七年一次往返侣皆平安无事。这条航线从津浦出海，经平户岛、小值贺岛，直越东中国海，到长江口一带登陆。今天，这条航路已成为中日之间利用最广的一条国际航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轮船和飞机，海空畅通无阻。我们对那些开辟这条国际航线的古代先辈，不能不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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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阿部真琴，《大学日本文》，卷上，日文本，第54页。


注2《万叶集》，卷122。转引自《日本历史讲座》，卷1，1964年，商务版，第139页。


注3唐高宗称天皇在674年。


注4杜佑，《通典》，卷186，倭条。刘询，《旧唐书》，倭条和日本条。欧阳修，《新唐书》，日本条。朝鲜金富拭，《三国史记》，新罗记，文武王10年12月条


注5：《续日本纪》，卷8，文武天皇庆云元年条。


注6：《新唐书》，日本传。


注7：遣唐副使巨势邑治、中佑鸭吉备麻目、大通事伊吉古麻目等于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回国；遣唐大使板合部大分，在开元6年(公元718年)始回国。


注8：留学生：吉备真备、大和长冈、阿倍仲麻吕，留学僧，玄防四人赴唐学习。


注9：《文苑英华》，卷471，张九龄：日本国王书。


注10：《续日本纪》，卷19，天乎胜宝6年1月条。


注11：《全唐诗》，卷上，李隆基。


注11：朱金城等，《李白诗集校注》，下，第964—965页。


注12：《群书类从》，卷285。


注13：《全唐诗》，卷127，王维


注14：《文苑英华》，卷206。


注15：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刻诗，转引自《世界知识》，1979年，23期，第16—17页，张碧清：“阿部仲吕”。


注16：《李太白集》，卷25


注17：《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7年6月条。《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平14年条。


注18：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平14年条，


注19：《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宝12年条。


注20：比屋根安定，《日本宗教全史》，卷2，策191页。


注21：《续日本纪》，卷22，天平宝字5年8月条


注22：《续日本纪》，卷22，天平宝字5年10月条


注23：《续日本纪》，卷35，宝龟9年10月条


注23：中村新太郎，《日中二千年》，上，日文本，第208、210页；


注24：《日本后纪》，卷12，桓武延历24年6月条。


注26：刘询《旧唐书》，文宗纪3年条。


注27：《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9年10月条。


注28：《续日本后纪》，卷8，承和6年9月条。


注29：《菅家文草》，卷9，奏状。转引自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37页。原文日式汉文，引用时略有改译。


注30：森克己等，《对外关系史》，日文本，第49页。


注31：木宫亲彦，《日中文化交流史》，1980年，胡译本，第77页。

荣誉叫做忠诚

第五节 唐日贸易


大化改革以来，日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国内交通，有较迅速的发展。不过，就其发展水平说，手工业尚没达到可以脱离农业独立生产的程度。可是，自佛教兴盛之后，以寺庙建筑为中心的建筑、铸造、雕刻、绘画、砖瓦制造各行业的发展速度尤其迅速。为适应这些行业的需要，除了在国外进口所需各种物资外，在国内陆续发现金、银、铜、铁等矿藏，积极开采以满足所需。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以后，前此需要从唐朝购买的金粉、熟铜、水银等物品，现在日本可以自产了。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得到发展。，在国内的—些城镇和地方，初步形成一些集市交换的市场。如岛根郡促户渡口等交通要地附近，“房屋磷比，居民四集，自然成市”（注1）在大宝三年(公元703年)以后，这些自然形成的集市中，有些集市开始由不定期转变为定期，其中个别的则形成为长期的。当时的京城奈良(公元710年迁都)，就是一个长期开放的集市市场。


??奈良城内仿效唐都长安市场模式，分设东西两市。东市设五十一厘，西市设三十三厘。在各市厘内出售丝织品，如：粗绸、绢、绵、丝等；棉织品，如布、棉等；日用品，如油、盐、米、鱼等；文化用具，如纸、笔、墨等；其他杂货，如铁器、陶器、柴草、柜、帚等等。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市司”，对市场进行管理、检查，并按商品的质量，分出等级，标出价格，方准买卖。


??每天正午开市，日入闭市。贵族、官吏、寺僧以及一般市民到市场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从表面上看，市场是很繁荣的。但实际上，京城的市场不是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是靠国家权力支撑起来的。京城是政治中心，是天皇、皇族、贵族、豪族、官吏等等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他们每年以租、庸、调形式征收的贡纳物品，不是通过商业渠道，而是通过征摇役的方式，由人民从全国各地运到京城的。农民贡纳的各种物资，一部分被统治者消费掉，一部分成为市场上的商品。当然，市场中的商品有一部分是地方国司的物品。他们在征役夫向京城运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物品一同运到京城市场上出售。在这点上，他们起了商人的作用。但是，总起来说，日本的商业在唐初尚没有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商人已经出现，但尚未形成商人阶级。


??但是，自奈良朝以后，天皇以及皇族、贵族和高级僧侣等的生活日益奢侈，过着象《万叶集》中所描写的：“富家子弟穿不了太多的衣服，放烂了就丢掉”的生活。（注2）这些人对唐朝的物品极其嗜爱，每每以拥有某种唐货互相夸耀。天皇在表彰臣下时，要特赐“唐国彩帛”；祭把已故天皇时，要以“唐物”献于陵前。（注3）由于嗜爱唐货已成风习，因而促进了对唐贸易的发展。


??如前所述，商人阶级尚未形成，因而日本的商人只是一些中小商贩，个别资本较大者，只能在全国各地贩运，而去对马以及新罗者就极其少了。至于到唐朝进行商业活动的日本商人，只少在唐中叶以前是没有的。因为。这不仅需要雄厚的资本，而且需要建造航海的大船。这一切对刚刚出现的商人说，是难以办到的；所以，尽管国内市场唐货短缺，但贩运唐货的商业活动，不得不让外国商人，如新罗人，后来的唐商人去承担。这样，在唐代日本的对唐贸易，按其性质大体上可分为官商和私商；按其形式可分为遣唐使和国外商人贸易。私商，是指私人商业活动，，亦即国外商人的贸易活动。宫商，并不是指国家开办的官营商店，那时的日本尚无这种商店，主要是指遣唐使在其赴唐往返过程中，带有官商贩运的性质和作用。现将这几种情况略作叙述。


一、遣唐使贸易


??遣唐使贸易，在有唐一代是日本对唐贸易的重要形式之一。


??由日本政府派出赴唐朝的遣唐使代表团，和邪马台女王国派赴魏国的代表团一样，他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现贸易。不过，中日两国史书对于日本遣唐使到唐以后的贸易活动，没有任仍记述。但是，从有关的史料中，可以略窥其貌。


??首先，从遣唐使往返所携带的物品中，可以了解贸易的规模。


??遣唐使在赴唐时，要携带以下几种物品。第一，食粮、油盐、干菜、医药以及航海用器。这是途中必备物品，不能作为商品交换。第二，贡品。这是日本政府对唐政府的贡物，也是主要的贸易商品。因为贡物在一般情况下，唐政府都要“回赐”即付贡值。


??关于这点在第一章已有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第三，遣唐使及随行人员、水手等所携带的物品。这同样是主要贸易商品之一。除第一种外，这里对第二和第三种作些分析。关于贡品，在唐代遣唐使往返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在唐亡后，日本颁布的《延喜式》一书中，载有对大唐天子的赐例：


??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注4）水织施、美浓施各二百锭、（注5）细施、黄施各三百锭、黄丝五百绚、（注6）细屯绵一千屯；（注7）别送彩帛二百锭、叠绵二百帖、（注8）屯绵二百屯、泞布卅端、（注9）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晶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10）


??这是赠送大唐天子的礼品名单，可能不是贡品的全部。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会自唐得到相同或者比这更多的回赐礼品。在唐天子高兴的时候，还特派押送使押送这些回赐礼品去日本。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就派太监赵宝英作押送使去日本。日本朝廷官吏称这些回赐礼品为“国土宝货”。（注11）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公元839年)遣唐使带回的回赐礼物和向唐天子要求的药品，竞需要“差检校使，取陆路递运”至京，可见决非少量。（注12）在长期遣唐使往返中，双方的贡品与回赐礼品，已成定例。


??自然这些物品不会直接进入市场，不过这本身就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变相贸易，并且满足了天皇、贵族等对于唐货的需求。其次，遣唐使团每个成员携带的物品，合计起来其数量是相当大的。据前引《延喜式》中所载统计：


??1、大使(1人)：施六十、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

??2、副使(1—2人)：施四十、绵一百屯、布一百端。

??3、判宫(2—4人)：施十、绵六十屯、布四十端。’

??4、录事(2—4人)：施六、绵四十屯、布二十端。

??5、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每种不止一人)：施十、绵四十屯、布十六端。

??6。史生、射手、船师、音声长、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卜部、留学生和学问僧的侍从（年家臣)：施四、绵二十屯、布十三端。

??7，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拖师(每种不止一人)：施三、绵十五屯、布八端。

??8。谦人(仆人)、挟秒(不止一人)：施二、绵十二屯、布四端。

??9。留学生、学问僧(不止一人)：施四十、绵一百屯、布八十端。

??10。还学僧：施二十、绵六十屯、布四十端。

??11。水手长(不止一人)：施一、绵四屯、布二端。

??12。水手(每船约120人)：绵四屯、布二端。


??除此以外，日本朝廷对大使以下主要成员尚有特赐


??1、大使：彩帛一百十七、贷布二十端。

??2、副使：彩帛七十八、贷布十端。

??3、判宫：彩帛十五、贷布六端。

??4、录事：彩帛十、贷布四端。

??5、知乘船事、译语：彩帛五、贷布二端。

??6、学问僧、还学僧：彩帛十。（注13）


??遣唐使代表团如以三百人计，则上述各种人员所携物品合计约为：施三百七十一锭、绵二千五百五十屯、布一千五百一十二端、彩帛三百二十五正、贷布七十四端。这个数字已超过贡品，如果代表团人员增加，则所携物品自然随之增加。因为这些物品是代表团成员在唐执行任务时维持生活的必需费用，所以它必然要在唐各地市场上出售。但是，实际上唐代对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照顾优厚。从代表团登陆时起，不论留在登陆地点守船的水手和其他留守人员，抑或准许进京朝遏的人员，都按惯例供应食宿费用。（注14）基本上不用花费自本国带来的生活费。与此同时，唐政府对代表团成员还时有馈赠。例如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州官曾依赦准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例，赐赴京遣唐使成员二百七十人，每人绢五正，计一千三百五十正。（注15）唐政府所赐的礼物和自日本带来的生活费用，都参加了唐首都和地方市场的贸易。


??这种贸易的形式，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日本史书中关于记载渤海国赴日使团，在日本的贸易情况可作参考。因为日本对渤海因使团的礼典，基本上是唐对日本礼典的重演。清和天皇贞观十四年(公元879年)五月，渤海国使团到达日本首都平安京(今京都)，进遏天皇之后，经太政官批准，进行贸易。贸易分作三—步：第一步先由内藏寮与渤海使团互相贸易；第二步再由“京师人”(可能指各大臣、贵族等)与渤海使团贸易；第三步，渤海使团始可到市厘与一般商人、市民进行贸易。在渤海使团到市厘贸易的时候，天皇朝廷又赐渤海使团官钱四十万，并令市厘商人将土物出售给渤海使团。（注16）日本遣唐使到唐后的贸易活动，虽然不能与渤海使团到日首都的贸易活动完全相同，但总要有类似的规定。这可从遣唐使成员因购买商品被唐吏拘留一事，得到说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日本僧人圆仁随遣唐使入唐学习。在遣唐使即将回国之时，他亲眼看到遣唐使长官的家臣以及留学生等，下船私自到市场购买“香药”和其他物品，或被官吏捉住拘留，或扔掉二百余贯钱逃回。（注17）被拘留者隔日方始放归。


??由于遣唐使成员从大使到水手都积极购买唐商品，致使回国时载货量骤增。唐开成年间的遣唐使赴唐时共乘四船，由于船有损坏，回国时雇用新罗船九只(商船较遣唐船小)，方始将货物载回。天皇朝廷对这次遣唐使带回如此众多的唐商品，极其喜悦，命在“建礼门前，张立三幅(帐幕)，杂置唐物。内藏宏宫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日‘宫市”。（注18）唐商品在宫廷贵族及大臣间进行交易之后，必然要有一部分流入京城市场。与此同时，遣唐使的成员以及水手所带回的个人商品，也都进入京城市场。由此可见，遣唐使的官商作用是很大的。


三、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的中介作用


??新罗与唐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之双方间的贸易颇为频繁。不仅一般商人，有时地方贵族也亲自去唐贩运商品回国出售，或运至九州大宰府出售。新罗商人船经常往来于日本和唐朝之间。例如前已提及的唐开成年间日本遣唐使大使藤原常嗣因本国船损坏，雇用九只新罗商人船回国。与藤原常嗣大使一同赴唐学习的僧人圆仁回国时，也是租乘新罗商人去九州的商船。由于圆仁自身所携带的船资不够，向大宰府借宫绢八十卷、棉二百包，作为船费付给新罗商人。（注19）神护景云三年(公元768年)，当时的天皇为让其臣下购买“新罗交关物”赐左右大臣大宰绵各二万屯、大纳言各一万屯、以下官吏各六千屯至一千屯不等。（注20）以如此庞大的物资去九州大宰府购买新罗商入的商品，可以想象新罗商人贸易的规模。


??新罗商人中有一部分是新罗的官吏兼作商人，例如张宝高。张宝高是新罗清海镇守护将军，他积极从事自唐贩运商品至日本出售的商业活动。为此，张宝高在唐的山东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法华院，设立贸易据点，从事走私偷运活动。日本承和六年(公元839年)十二月，张宝高自唐贩运大批商品至大宰府“交关”。大宰府认为他不是新罗国的正式使者，不予接待，令其离境。太政大臣在接到报告后，指示大宰府，在其离境之前，宜按旧例给予粮米优恤，并准其将随身物件出售。（注21）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准其出售一部分商品，反映了日本朝廷不愿果断禁止新罗商人赴日报运唐货的活动。在日本朝廷的鼓励下，新罗商人赴日贩卖者日益增多；大宰府感到这种形势不利于边防，向太政大臣汇报，应严加禁止。太政大臣不同意这一措施，并批示说：“德泽泊远，外藩妇化，专禁入境，事似不仁。宜比于流来(即海上遇难漂流来日)，充粮放还。商贾之辈，飞帆来者，所资之物，任听民间令得回易”，商品售完再使其速归。（注22）太政大臣的批示，反映出天皇朝廷需求唐商品的态度。因为派出一次遣唐使需要巨额经费，而且每次之间距离很远，很难满足朝野上下对唐货的需求。新罗商人赴日贩卖唐货，正好迎合日本统治者购求唐货的欲望，所以，无意因边防问题，严禁新罗商人入境。


三、唐商赴日贸易


??商人是趋利忘险的。当新罗商人贩运唐货至日本大嫌其利的时候，唐商人以其灵敏的嗅觉，雄厚的资金，挤进了这个国际市场。在日本正史中最早记述的唐商人，是张友信。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年)，张友信等四十七人驾船一只驶至大宰府，同船回国者有去唐天台留学憎圆载及其侍从仁好，以及僧人惠普等。（注23）初次出现在日本史书中的张友信，虽未说明是唐商人，但后来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公元862年)、五年(公元863年)张友信连续两次来日经商可知，（注24）张友信是唐商无疑。接着这类记载就不断地多起来。例如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公元862年)：“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四十三人来”至大宰府。太政宫令大宰府“安置供应”。（注25）


??这安置供应的内容虽不清楚，但显然是循常例供应的。唐商李延孝子贞观七年(公元865年)，再次来至大宰府被安置于鸿炉馆，“随例供应”。（注26）贞观八年(公元866年)九月，唐商张言等四十一人、（注27）元庆元年(公元877年)唐商崔锋等六十三人、（注28）仁和元年（公元885年)十月“唐商贾着大宰府”。（注29）这些唐商经常往返于唐日之间进行贸易，大宰府对他们已经熟知。他们都是单船行商，每船人数最多为六十三人，少者四十余人，其规模大致与新罗商人类似。


??除此外，尚有另一种情况。唐商人为了摆脱唐或者日本的各种禁令，居然连人带船加入日本籍，以一个日本商人身份进行贸易。例如，贞观十六年(公元874年)七月，唐商崔发等三十六人驾船到肥前国松浦郡上岸，要求入籍。大宰府上报太政官，赦准按归化例安置供应。（注30）贞观十七年(公元875年)七月，唐商杨清等三十一人驾船一只到荒津上岸，也救准以归化例安置供应。（注31）他们要求加入日本籍的原因虽不清楚，但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唐日间的贸易，是无可怀疑的。这可能是日本商船赴唐贸易的开始。


??除正史之外，日本留唐学生和僧人的日记和记事中，也有唐商赴日贸易的记载。例如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记行》中，就记载一条唐船至日。该船于仁明天皇承和八年(公元841年)秋天，自日返回唐的楚州。（注32）这条船似乎不是官方船只，因为自第二期遣唐使开始以来，唐政府没有派官方船只去日本。如果把这条船和前引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年)张友信的船联系起来看，前后相距不远，因而肯定是条唐商船。这就把日本正史所载唐商船赴日的时间提前了。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的统计，散见于各种《行记》或《传记》中所载，唐商船来日和返唐的次数共有二十二次之多。（注33）如果加上前引日本正史中唐商船来日的次数，前后则达三十余次。从唐商船最早入日的年代八四一年算起，至唐亡国前有记载可查的唐商周汾入日的八九三年止，前后五十一年间，唐商船往返三十余次。这个往返次数不仅远远超过遣唐使的往返次数，甚至也超过新罗商船自唐赴日的次数。由此可见，唐商人对日贸易的频繁程度。


??唐商船赴日出售的商品，尚无确切记录可查，从现有史料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具等等。


??其次是，药品、香料之类。


??其三是，文房用具、书籍以及唐代大文学家和名诗人的文集和诗集等等。据传，在文德天皇时代，大宰府的大宰少贰藤原岳守，在检查唐商船的货物时，发现有元稹、白居易的诗集，如获至宝，立即进呈天皇。（注34）


??第四是皇族、贵族、高级官吏所使用的贵重奢侈品，如名瓷器、金属工具、高级丝织品、高级手工艺品、名贵家具、高级衣服等等。


四、大宰府与唐商贸易


??唐商船至日本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大宰府所在地的博多湾。唐商船驶进博多湾后，先由大宰府将来港的唐商船人员及货物情况呈报太政官，然后太政宫批来赦令，将唐商安置于大宰府的鸿炉馆，供应食宿。其次大宰府派出官吏对唐商所带货物进行检查，验等定价，并等待“交易唐物使”前来主持贸易。在交易唐物使到来之前，不准日本商人或一般市民私自与唐商进行贸易。如私自贸易，一旦被告发或被官吏发现，贸易的货物即被没收并按律治罪。


??交易唐物使一般由京城太政官委派内藏寮官吏充任，由京城到达大宰府后，即行主持贸易。贸易首先在唐商与大宰府之间进行。大宰府代表朝廷购买所需物资，以后方准达官贵人以及商人市民等进行交易。由于朝廷委托大宰府代购所需物资，因此，大宰府仓库经常储有朝廷充当货币的砂金和物资。大宰府的官吏利用这种先买权，在贸易中舞弊以饱私囊。例如在贸易时，唐商要求以砂金付价，可是大宰府官吏却故意先以朝廷的绵作货币付给唐商人，然后商人再以绵兑换砂金。元庆元年(公元877年)十二月，当时朝廷规定绵二屯值砂金一两，可是，大宰府却以十六屯值砂金一两与唐商兑换。（注35）大宰府官吏从兑换中获得极大好处。不仅如此，大宰府官吏还私自侵吞朝廷库存物资。元庆三年(公元879年)朝廷付大宰府砂金六百三十三两、水银一百七十五斤，但是新到任官吏发现帐面与库存不符，不肯接收。大宰府前任官吏只得把上一年唐商崔择来港时贸易中饱砂金三百六十一两抵帐。（注36）一次贸易大宰府官吏就获得如此巨额款项，由此可见大—宰府宫吏在对唐贸易中的舞弊规模了。


??大宰府利用朝廷的禁令，控制对唐贸易。但是，由于对唐贸易利润极大，而且京城的皇族、贵族及各级京官都想在对唐贸易中得到好处，所以，唐商船一到，上述各家便派出购物代表驰向大宰府，争先购买奇货。有势力的皇族和贵族为在购买唐货中能。够抢先一步，便在大宰府附近修建邸台，令其子弟长期驻留。这些贵族子弟挥金如土，贿赂大宰府官吏，以便抢先私买。一行百效，大宰府附近逐渐出现街巷闹市。京畿豪门在大宰府和博多地区建造宅邱之风盛行，以致太政官不得不出面干涉。宽平三年(公元891年)，太政官重申延历十六年(公元797年)禁令，严禁“京贵人庶、王臣子孙”在大宰府附近建造住宅。（注37）但是，对唐贸易是朝野上下极其关注的事，一纸禁令难以制止。从仁和(公元885—888年)经宽平(公元889—897年)到延喜(公元901—922年)时代，在大宰府附近和鸿炉馆所在地的博多湾，由京畿豪门、大宰府官吏、商人等的宅邸，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市区和私人贸易市场。


??唐商船到达之后，京畿皇族、贵族、各级官吏的子弟和代表，大宰府市街的富豪富商等等，蜂拥而至。在高额巨款贿赂之下，严禁私买的禁令，形同虚设。在你争我夺的抢购中，唐货物价异常昂贵。太政官在仁和元年(公元885年)、延喜三年(公元903年)一再下令，严禁京畿王臣家子弟及代表抬高物价，竟购商货。例如延喜三年八月一日，在一份盖有太政官大印的“应禁止诸使越关私买唐物”的禁令中指出：


??近年来如闻唐人商船来到之时，诸院、诸宫、诸王臣家等，在官使(指交易唐物使——引者)末到之前，造使争买。又骤内(指在大宰府附近形成的居住区——引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厢直贸易。围之货物价格难以定准，是因关司不认真核定，府吏检察敷衍塞责之故也。（注38）


??由于各豪门贵族的抢购，致使朝廷仓库及内藏寮难以完成收购唐货任务。朝廷看到大宰府在对唐贸易中的作用，因而在延喜九年(公元909年)(唐亡国后不久)，取消由京城派出交易唐物使及其他的物使。购买唐商品的任务，完全交给大宰府，一切需求由大宰府购买进献。（注39）这样，对唐贸易就由朝廷直接控制，转变为由地方控制，从而使对唐贸易的范围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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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出云国风土记》，转引自石母田正等著、吕明译。《日本史概论》，1958年三联书店，第64页。


注2：《万叶集》，转引自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论》，三联书店，第73页。


注3：《日本后纪》；卷13。恒武延历26年7月条。


注4：大两，只用于银铜的计算单位。1大两等于3小两，类似唐代的两。


注5：锭，长6文1尺，宽2尺2寸，用于绢、帛的计算单位。


注6：绚，等于1斤，用于丝的计算单位。


注7：屯，等于2斤，用于绵的计算单位。


注8：帖，等于20张或48张。《延喜式》中记为：3两1分2株为帖、屯(主计上)。


注9：端，长6丈2尺，宽2尺4寸，用于布的计算单位。


注10：《延宫式》，卷30，大藏省，赐藩客例。收《国史大系》，卷26，第738页。


注11：《续日本纪》，卷35，宝龟9年10月。


注12：《续日本后纪》，卷8；承和6年8月。


注13：《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注14：《续日本纪》，卷35，宝龟9年10月条。


注15：圆仁，《入唐求法巡札记行》，开成4年，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106页注3。


注16：《三代实录》，卷21，清和贞观14年6月条。


注17：《入唐求法巡礼记行》，开成4年3月。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商务版，第106—107页。


注18：《续日本后纪》，卷8，承和6年10月条。


注19《入窟求法巡札记行》，承和14年10月。转引自木宫亲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123页。


注20《续日本纪》，卷29，称德神护景云2年10月条。


注21《续日本后纪》，卷1D，仁明承和8年2月条。


注22《续日本后纪》，治10，仁明承和8年8月条。


注23：《续日本后纪》，卷17，仁明承和14年7月条。木宫亲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日文本第124页作张信，非是。


注24：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年，商务版，第112页。


注25：《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4年7月条。


注26：《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7年7月条。


注27：《日本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8年9月条。


注28：《日本三代实录》，阳成天皇元庆元年8月条。


注29：《日本三代实录》，仁和元年10月条。


注30：《日本三代实录》，贞观16年7月条


注31：《日本三代实录》，贞观18年条。


注3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年，第109页。


注33：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年，第109—116页《一览表》。


注34：《文德实录》，仁寿元年9月条


注35：《三代实录》，卷32，元庆元年12月条。


注36：《三代实录》，卷36，元庆3年10月条。


注37：《类聚三代格》，卷19，宽乎3年，“禁制京户子弟居住外国事”。


注38：《类聚三代格》，卷19，延喜8年条。原文为日式汉文，在引用时，略作改译。


注39：《扶桑略记》，卷23，延喜9年润8月条。


第六节 唐日文化交流


在唐代，唐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极其活跃，形式多样，现综述如下。


一、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唐建国时，留隋学生和僧约有十余名尚未回国，继续留唐深造。唐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日本又派遣大批留学生和僧入唐学习。现有据可查的留学生和僧，约一百四十四名，其中十名未能到达唐朝，十二名死于唐或死于海难，(注1）留学生最少，只有十四名（一说为二十六名）。（注2）这些留学生和僧学有成就陆续回国，在努力建设日本的同时，积极从事唐文化的传播。最早回国的留学生和僧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僧吴等，在大化改革中起了相当作用。他们是留学生和僧中传播唐文化的先驱者。随着入唐留学生和僧的大批回国，唐文化的传播速度加快了。


??入唐留学生的人数虽少，但大多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中层宫吏子弟，与天皇朝廷有密切关系。例如，吉备真备的父亲是右卫门少尉下道国胜，阿倍仲麻吕的父亲是中务少辅船守，大和长冈的父亲是刑部少辅从五位上五百足，橘逸势的父亲是右中务从四位下入居。只有藤原刷雄例外，他的父亲是官至太政大臣盛极一时的藤原仲麻吕即惠美押胜。由于他们和朝廷的关系密切，回国都受到重用。如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对日本奈良时代儒学的发展颇有建树。出生自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唐律，颇有心得，回国后曾与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辨轻重之僻错，矫首尾之差违”，并在延历十年(公元791年)三月颁布实行。（注3）橘逸势在唐时即以文才和书法被时人称作秀才，回国后在书法方面的成就突出。营原娓成入唐学医，造诣较深，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土、传医，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注4）在留学生中，吉备真备的贡献是颇堪嘉许的。


??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公元七一六年被选为留唐学生，随第二期第二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漏刻、军制、阵法、韵学、书道等诸艺。在唐留学十七年，于天平七年(公元735年)回国，任大学助。（注5）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憎人玄防，受到圣武天皇的重视，吉备真备也随之受到器重。天平九年(公元737年)，橘诸兄得势，圣武天皇遂令玄防和吉备真备辅佐橘诸兄掌政权。吉备真备以中层官吏子弟出身参与政权，遭到门第观念强烈的权势贵族的反对。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大宰少贰藤原广嗣以清君侧(指除掉玄防与吉备真备)为借口，发动兵变。兵变未遂，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吉备真备同时升迁。天平二十年(公元748年)十一月，天皇赐姓为吉备朝臣，至此方叫吉备真备。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出任遣唐副使，回国后叙正四位下。但由于惠美押胜掌握朝政，吉备真备被贬至九州大宰府，出任大宰大贰。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惠美押胜叛乱，吉备真备参与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立殊功，升任大纳言，不久升迁从二位右大臣。以中级官吏出身的留学生，能进到中央掌握朝政者，是极少的。


??入唐留学的僧人和留学生一样，回国在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前已述及，留学僧的数量很大，他们被选作留学僧除本身的天赋能力外，与朝廷达官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基本条件之一。最早回国的僧人具就是与改革派发生夫系得到重用，而进入政权。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玄防也是在政治方面起作用的僧人。


??玄防姓阿刀氏，原是义渊僧的弟子，灵龟二年(公元716年)奉效与吉备真备同时入唐。在唐时就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干练的才能，为唐玄宗所敬重，曾赐以紫袈裟准三品职。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回国时，献各种佛经五千余卷以及其他佛像等。他参照唐龙兴寺建造艺术，在日本建立国分寺，受到佛、政各界的重视。回国后不久，圣武天皇母亲藤原宫于患病，命玄防祈咒治愈；因之受到天皇母亲的青睐。天平八年(公元736年)赐封田十町、封户一百、扶翼童子八人。天平九年(公元737年)进为僧正，主持内道场(宫中皇妃、皇于、皇女等祈祷参佛处)。加之外与橘诸兄、吉备真备共干国政，引起贵族的反对。玄防在佛教方面排斥三论宗，宣扬法相宗，并利用其所握有的权力，扶植法相宗，使其盛行一时。


??除此以外，大多数在唐留学回国的僧人，都在宣传佛教和传播唐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例如，白雏四年(公元653年)入唐的道照，就玄类三藏学法相宗，回国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禅院，在日本创立法相宗。智藏在唐学三论宗，回日后即创三论宗。道慈在房亦学三论宗，颇得三论教义精髓，曾在唐宫廷讲仁王般若经，深受唐帝赏识。


??律宗和华严宗是继三论、法相之后在日本创立的宗教。这二宗虽由入唐日僧传入日本，但使其发扬光大形成独立宗派的却是入日的唐俗。唐洛阳福先寺的道踱受荣督和普照的聘请，去日本传授戒律。天平八年(公元736年)道踱携带华严章疏去日，在日传授华严宗。律宗是在鉴真去日后方始形成严密纪律的教派。


??继华严与律二宗之后，天台宗、真言宗也传入日本。归化汉人后裔最澄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随遣唐使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行满为师，学习密教。第二年最澄携带经典二百三十部、四省六十卷，归国。延历二十五年(公元806年)，最澄设戒坛开创天台宗。其门下高僧如义真、圆仁等辈出。传入真言宗的是空海。他与最澄同时入唐，在长安青龙寺拜惠果学习真言宗。学习三年，受灌顶戒，深得惠果传授的金刚界大法。惠果是真言宗第七代师位，当他看到空海的才学出众极为欣喜，甚至默许他为真言宗的第八代师位。这是日本入唐僧从来没有得到的荣誉。他于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于京都西郊高雄山寺筑坛受灌顶戒，开始传播真言宗。天台、真言二宗，因寺院设坛都在离开繁华都市的山林，故有山林佛教之称。


二、唐代入日的汉族归化人在传播唐文化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唐代除日本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留学僧、入唐僧如辨正、入唐官吏如藤原清河等，出仕于唐并娶妻生子外，还有唐僧如鉴真、唐吏如沈惟岳、唐民崔发等去日本不回。沈惟岳原为唐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渔袋，在送日本遣唐使高元度回国时，作押水手官去日。在北九州等待回国时，因与代表团副使不和，兼之安史之乱看不到平息之日，遂留日不回，归化日本。天皇朝廷待沈惟岳颇优，宝龟十一年(公元780年)时官至从五位下，赐姓清海宿祢，（注6）以后又升任美作友椽。（注7）宿祢在八姓中占第三位，原是京畿大贵族的姓。尽管这时姓氏制度已出现混乱，但对一个归化汉人，不赐予以往专赐给归化汉人的忌寸姓，(第四位)而赐予宿祢姓，说明朝廷对沈惟岳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沈惟岳作为唐吏，身怀有与其宫阶相适应的文化和管理才能，在日本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天平七年(公元735年)随遣唐使入日的袁晋卿，当时不过十八九岁，是一般平民。但他“善文选、尔雅音”，入日后授职为大学音博士，以后又升迁为玄善头、大学头、安房守从五位上。宝龟九年(公元778年)也赐姓为清村宿祢。（注8）唐人入日授官授位的例子很多，这里不再例举。


??唐僧入日者除著名的道踱和鉴真及其弟子外，尚有智宗、道荣等许多高僧。他们在古代日本的建设中，都有过相应的贡献。对于这些在古代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并有过贡献的中日两国的先驱者，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


三、唐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字母的产生


??从奈良朝至平安朝近二百年问，唐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极探。上自天皇下至皇族、达官，竞相学习唐代文学，对唐人的诗、赋、文章崇尚备至，以精通为荣以不借为耻。日本统治者为提高贵族子弟的唐代文学水平，吸收唐代学校制度，开始设立各种类型的学校，教授中国典章文学。


??教授汉学的学校首先在京城出现。天智天皇二年(公元663年)，日本朝廷在京城设立一所教授汉学的学校，规模小，学员少。天武天皇时，学校的规模开始扩大，出现大学、国学以及后来的私学几种形式。由朝廷在京城开办的学校名叫大学，学员是五位以上的官吏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子弟和国学生中出员举者，定员四百人。教授的课程有明经、纪传、明法、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


??明经道专修经学，又分大经《札记》、《左传》，中经《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各科。


??纪传道专修历史兼学文章，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等。


??明法道专修唐朝现行的各种法律条令。


??算道专修算术，有《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周碑》、《九司》、《三开重差》等。（注9）


??大学设有大学头、大学助、大允、小允、大属、小属等官员，以及博士一名，助教、音博士、书博士、算博士各二名。音博士的主要教课任务，是矫正学生的汉语发音，入学学生首先必须学习此课。当时语音有汉音与吴音的区分。唐以前传入的古音叫吴音，唐音叫汉音。桓武天皇时，命日本儒家皆学汉音，以利于学习唐文化。


??地方各国设立的学校叫国学；学员名额视各国情况确定，大致为二十至五十人。学员主要来自地方长官的子弟，如有缺员可由庶民子弟中选择补充，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教授的课程以纪传道为主，其官员与教师和大学类似。


??文武天皇时大学和国学的学生逐渐增多，为了合理任用，在大宝令中作了详细规定。从大学出来的学员叫“学人”，从国学出来的学员叫“贡人”。学人与贡人皆要经过式部的考试，及格者授以相应的官职。


??公元九世纪初日本磋峨天皇时代，随着唐代文学在日本的发展，贵族子弟入学人数增多，前述两种学校已不适应这种形势。有势力的贵族开始自己设立私学、教育本族子弟。和气广世在任大学寮别当时(约在公元805年前后)，依父遗命，将位于大学寮南面的私邸改称弘文院，经办私学，并捐助学田四十町。弘文院规定教授明经四科，学员主要为本族子弟。此后，私学不断出现：藤原冬嗣在弘仁十二年(公元821年)办劝学院、橘嘉智子(磋峨天皇皇后)同其弟右大臣橘氏公合办学馆院(公元850年)、原平行创办的奖学院(公元881年)等等。这些是贵族公卿创办的私学中较为著名者。如上所述，学校和私学的学员都有身份上的严格规定，一般僧人和庶民很难入学。因此，一些著名僧人开始设立私塾，以满足一般僧人和庶民入学的要求。因而这种私塾具有平民学校的性质。最著名的私塾是留唐僧人空海，在天长五年(公元828年)创办的综艺种智院。私塾教授佛学、儒学、文学、唐诗等等。在各种学校的教育下，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对唐代文学和唐诗的修养提高极快，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例如，葛野王、粟田真人、山田三方、舍人亲王、纪清人、太安万侣、淡海三船等等。这些人中有的以遣唐大使身份去过唐朝，有的本身就是留唐学生。在他们的努力提倡下，朝廷的诏书、太政官的命令、地方政府向朝廷的请示报告等全部使用汉文。有些重要诏书、布告，为了避免发生错讹，还必须使用汉文书写。汉文已成为唐代日本朝廷的官用文字。例如，大化改革前的十七条宪法，大化改革后收录在《大宝令》、《养老令》；《弘仁式》、《延喜式》中的话、诏、税则、法制等无一不是用汉文写成的。虽然有些句子带有日式汉文特征，但总的说来，文字清通顺达。试以《贞观格序》一段文字为例：


??圣上不出户而知天下，不因教而辨物情。以为虞夏共有其国，刑德斯殊；秦汉不易其民，弛张非二。化俗之本，理有固然。盖取义予随时，匪欲期于相反。（注10）


??这一段具有骈体风格的引文，与唐人所写的同样体例的文章相比，很难分出轩轻。由此可以略窥当时日本人掌握汉文的程度。


??由于中国史书是那时日本各类型学校所设的必修科目之一，因而日本人的史观和历史编纂学也深受中国的影响。在日本和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整个时期内，日本人共编纂六部史书。这些史书是：舍人亲王编纂的《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完成)、营野真道等编纂的《续日本纪》(公元797年)、藤原绪嗣等编纂的《日本后纪》(公元840年)、藤原良房等编纂的《续日本后纪》(公元869年)、藤原基经等编纂的《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公元879年)、源能有等编纂的《日本三代实录》(公元901年)，简称为《六国史》（注11）这些史书不仅体裁格式完全仿效中国史书的编年体例，而且书中所载某些天皇的沼效，也有抄袭中国史书的痕迹。例如，《日本书纪》雄略纪所载雄略天皇遗沼，“不谓递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尤末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的一段文字中，除“朝野衣冠末得鲜丽”一句，是“四海百姓，衣食不丰”的改写外，其余完全照抄《隋书》高祖纪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遗诏。（注12）又如《续日本纪》所载，孝谦天皇命令日本人民户藏一册《孝经》的沼书中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今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注13）这段文字是抄袭唐玄宗天宝三年诏。在《六国史》中出现一些抄袭文字，使其史料的可靠性受到影响，但毕竟是局部的问题，总起来说，这些史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唐诗传入日本后，朝野上下极为喜爱。天皇不仅自己学习，而且手抄唐代名家诗汇集成册，广为流传，以促进日本诗坛的繁荣。前已提及，大幸少贰藤原岳守在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检查唐商船货物时，偶得元稹、白居易诗集，立即呈献天皇。（注14）天皇甚为欣喜，承和六年(公元839年)藤原岳守以献诗集之功，升从五位上。在圣武天皇时，君臣之间吟诗唱和已成为一种风流韵事。例如，神龟三年(公元726年)九月，圣武天皇命朝、野、道、俗各界诗人作“玉来诗赋”。半月后共有一百二十人呈进玉来诗赋。天皇命评议等级并授予奖品以资鼓励。一等者奖细二十锭、绵三十屯、布三十端。二等者奖细十锭、绵二十屯、布二十端。三等者奖施六锭、绵六屯、布八端。四等者奖施四锭、绵四屯、布六端。末进入等者奖施一锭、绵一屯、布三瑞。（注15）对未能列入等级的诗作，也给以物资奖励，可见天皇对诗人是极为重视的。


??由于天皇和朝廷的扶植和鼓励，诗人辈出，并出现第一本日本人写作的唐诗集《怀风藻》。集中收录皇族、大臣、僧侣六十众人的诗一百二十篇。这个集子在日本唐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在搓峨、淳和两位天皇时期，出现《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诗赋文集。共收录二百二十七名诗人的诗一千二百余首、赋十七篇、序文五十一篇、策对三十八篇。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磋峨天皇、藤原冬嗣、小野望、空海等人。空海自唐回国后，著有《大镜秘府》一书，论述了唐诗的格律及唐韵等问题，对促进唐诗在日本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著名诗人小野望是白居易诗的崇拜者，不仅唐诗作得好，而且是评诗的名家。磋峨天皇为了考验小野望的评诗能力，故意将白居易诗“闭阁唯闻朝暮钟；登楼空望往来船”命令的“空”字改为遥字，送给小野望评论，并说是自己近作。小野望看后指出说，如将遥字改为空字则诗意更佳。这个评语表明，小野望已深得唐诗三昧。日本诗人的名作很多，试录文武天皇的“述怀”（注16）诗一首，以见一斑。


??年虽足载冠，智不敢垂裳。肤常风夜念，何以挫心匡。

??就不师往古，何救元首望。然毋三绝务，且欲临短章。



??这首诗不论格律、意境、技巧都不逊于唐朝诗人。


??与唐诗在日本盛行的同时，日本民族形式的诗即和歌也在迅速发展。天智天皇、柿本人麻吕、山上忆良、大伴旅人等，都是这21时期的著名和歌诗人。大约在八世纪中叶，几乎与唐诗集《怀风藻》出现的同时，出现了和歌诗集《万叶集》。该诗集中收录从天皇到庶民的和歌，约四千五百余首。《万叶集》和其他诗集一样，是用汉字写成的。但是，该集中所用的汉字全部丧失其原来的意义，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来表示日本语音。汉字的这种用法，在《万叶集》之前已经出现，只是在《万叶集》中才被大量使用，所以以后来被叫“万叶假名”。试以前面引用过的阿倍仲麻吕的“望月”诗为例。


??万叶假名：


??阿麻能波罗，布利佐计美礼婆，加须我奈流，美加佐能夜床洱，以传志都歧加毛。


??译成汉文：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皓月圆。


??从上述例中可知；万叶假名中的汉字，已不具有汉字的功能，只不过是一种表示日文语音的符号。用汉字作符号，书写天皇的沼书，叫作“宣命体”。这种“宣命体”首先出现在《续日本纪》中。试举文武天皇的即位沼书为例：


??现御神正大八国所知天皇大命良麻止诏大命乎，集侍皇子等、王等、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诸闻食止诏。（注17）


??引文中的汉字出现大小二种，大者汉字的原意末变，但读日文音，小者只作为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日文字母。“止”、“乎”表示日文的二个字母，“良麻止”表示“旨”的日文读音。这段文字译成汉语是：


??现御神（注18）御宇大和国天皇降记于集侍御前诸皇子、诸亲王以及百官、庶民曰。


??宣命文体的出现，说明日文的表现形式已初具规模。汉字在金里被赋予另一种功能，充当日文的假名。假名含有借用汉字的音和字形由表示日文句子结构的意思。


??假名形成的初期，用来表示日文字母的汉字；因人而异，少者几个，多者几十个。同一个汉字可以表示不同的日文字母，互相交错，难读难辨。经过反复应用，逐渐形成某种规律性，一个日文字母有固定的汉字去表示。与此同时，汉字有楷草之分，繁简之别。在应用中，男子多爱用汉字正楷体及其简体、偏旁。众约俗成，字头、偏旁逐渐代替繁体汉字，形成片假名。与此相反，闺中女子多爱用汉字草体，并形成草体的平假名。当时平假名又叫女子体。


??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出现，使日文发生根本变化，脱离汉字这根拐棍而独立发展，日本的民族文字形成了。不过，由于汉文对日本的影响太深，许多汉文单词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字的组成元素，与日文假名一起，共同为日本民族服务。为便于学习片假名与平假名，开始出现各种字母的排列图。著名学者、留唐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唐僧空海，对音图的排列有过贡献，但最后演变成目前的五十音图者，是和尚安然。（注19）


四、唐代的建筑、技术、医学、历法、艺术、风俗等传入日本


??自唐日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唐代的建筑技术、生产技术、医学、历法、艺术以及风俗等各方面，都对日本产生影响。日本今天仍有保存完好的唐式古代建筑群。日本的古代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及其周围的寺庙建筑，就是比较典型的唐式建筑物。日本这些古代唐式建筑群的存在，是唐日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日本在奈良朝之前，历代天皇都在自己所建宫殿中即位，处理政务。因此，天皇每即位一次，首都就搬迁一次，所以，历代京城的规模都不大。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元明天皇即位，第二期遣唐使开始，中日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全面展开。唐都长安的建筑格局)通过留唐学生和僧人传入日本。元明天皇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首都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大街两边分作左右两京，两京又以九条街道互相通连。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入平城京后，有六位天皇以该京作为首都未曾迁都，历时七十余年。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迁入新都平安京。平安京的布局更接近于唐都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用不改，如殷富门等。为使首都的布局更加完备，桓武天皇下令，凡五位以上及平民中富有者，需在新都内按唐式住宅结构建筑自己的宅邸。由于皇族、贵族、官吏、富民的迁入平安京，以及平安京内已形成集市贸易(前已述及)等等，该京逐渐形成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明治天皇迁都东京止，天皇一直尽住于平安京，即今京都市。


??寺庙建筑在日本的古代建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唐建国以后，日本寺庙建筑的布局、风格、雕塑、绘画等无一不受唐的影响。例如在唐学习三论宗的道慈，不仅精通三论教义精髓，而且颇留心于建筑。在唐时，曾绘制唐高宗建造的巍峨辉煌有十三处大殿的长安西明寺平面团。回国后，于天平元年(公元729年)任造寺监护，仿西明寺建大安寺。因建寺有功，天皇授予封户及扶翼童子。有时，在建筑材料方面，还需自唐进口。例如塑造东大寺大佛像时，涂大佛金身的金粉就是派遣唐使自唐进口的。鉴真去日后，以其对寺庙建筑的知识，为日本的寺庙建筑作出了贡献。在平城京修建的唐招提寺，鉴真完全按唐代寺庙建筑格局设计的，目前尚保存完好的该寺金堂，是唐代寺庙建筑的集中体观。随鉴真去日的雕刻师军法力，为唐招提寺金堂塑造的卢舍那大佛像，是体现唐代艺术的珍品。而鉴真弟子为鉴真塑造的干漆坐像，已成为日本的国宝。


??与寺庙建筑密切相关的工艺美术品和绘画，也深受唐代影响。正仓院库中收藏东大寺各种工艺美术品近三千件，每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唐代艺术风采。例如，平螺钿镜的背面以玳瑁镶成纹饰，嵌以李贺“春怀引”诗句：“宝枕垂云选春梦，铀合碧寒龙脑冻。”通体光泽耀眼，将诗句中“碧寒”二字的情景烘托得恰到好处，体现出唐代技艺的高超手法。药师寺吉祥天图、正仓院树下美人图的浓眉和丰满的脸庞，与唐代人物画的笔法极其神似。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四月二日，东大寺铸四面径一尺的大铜镜。在保存下来的制镜用料说明书中，不仅可从所载熟铜、白蜡、蜡蜜、铁精等配方中找出与唐代技艺的渊源，而且所列举的四名制镜工匠中，有二名秦姓工匠，显然是“归化汉人”或其后裔。


??唐代的水车及其制造方法传入日本。淳和天皇天长六年(公元829年)，令各地方仿制唐式手推、脚踏和牛拉各类型水车，用于农业生产。唐代的冶炼技术传入日本后，被称作“唐锻冶”。以这种方法生产的各种工具的各称，都冠以唐字，如唐摆、唐锄、唐锹等等。从冠以唐字的工具和产品，如唐箕、唐臼、唐锥、唐治、唐纸等名称上可以了解到，其制做方法大半是自唐传入的。


??在唐代，日本对中国书法极其喜爱，出现很多优秀书法家，其中被赞誉为“三笔”的磋峨天皇、橘逸势和空海最为有名。磋峨天皇的书法被时人赞为：“一点；画，有体有势，珠连星列，璨然满目。”“钟瑶、逸少犹有末足。”（注20）这当然有些言过其词。从遗墨看，很难与王曦之相提并论，但一个日本人写汉字达到如此水平，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钦敬。橘逸势入唐后，学习柳宗元笔法颇有成就，唐人称之为梅秀才，可见书法造诣不浅，借其真迹失传。空海在唐留学时，其书法已浑为唐人赞许。他在唐积极收集大书法家的真迹；如不空三藏碑、急就章、兰亭序等十三种名帖带回日本，日夜揣摩，书法大有长进。他善篆、隶、楷、行、草各种书法，笔劲强韧，变化自如，神态生动，颇有王羲之之笔意。


??唐乐对日本音乐的影响很大。日本早期的乐器只有横笛和六弦琴。（注21）唐乐器如琴(七弦)、筝(十三弦)、琵琶、横笛(龙笛)、丝竹、萧、钟、大鼓、铜钹等传入后，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乐器品种。唐乐曲随同乐器同时传入日本。文武天皇时遣唐大使粟田真人带回唐乐“皇帝破乐阵”、“团乱旋”、“春莺”；延历年间舞蹈家久礼真藏随遣唐使入唐，学习唐舞蹈乐曲“春庭乐”；承和时期藤原贞敏以遣唐使判官身份去唐，不仅学会唐琵琶弹奏技法，而且带回“贺殿”等琵琶曲数十卷。唐乐逐渐被天皇朝廷所采用，持统天皇七年(公元693年)和八年正月，令奏踏歌；文武天皇二年(公元698年)正月，令奏唐乐；自是以后，唐乐正式纳入朝廷乐队，大宝令中规定设雅乐师，天平三年(公元731年)时定员为三十五人。甚至在佛教的仪式中也演奏唐乐。神护景云元年(公元767年)十月，召集六百名僧人诵大般若经，同时奏唐乐。


??唐医学传入日本后，得到迅速发展。古代日本除巫术外，没有真正的医学。唐日建交后，日本派僧人和医生留唐学习医学。这些留庸医生回国后，结合日本国情，逐渐形成本国的医官、医药等制度；大宝令中规定：：中务省设内药司，负责者为内药正；官内省设典药寮，负责者为典药头。职业医生有医师、医博土、医生、针师、针博士、按摩博士等。僧尼也准许学医治病人治病医生必需学习《本草》、《脉经》等，针灸医生要学习《素问》、《黄帝针经》、《赤神乌针》等。鉴真去日后，曾亲口尝草药，修改本草，日本的医学作出贡献。随着医学的发展，日本出现本民族的医书，如《大同类聚方》一百卷，书中收集国造、县主以及各大族、名门家传的医方等，但今已不传。永观二年(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纂《医心方》，其中引用许多今已失传的唐代医书，对中日两国的医学界说，是一部珍贵的医学宝典。从该书中可以了解隋唐以来中日医学交流的概况。


??日本子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开始正式使用中国历法。朝廷设阴阳宏，置天文博士推行历法。天武天皇时建造占星台，开始观察天体运行情况。持统天皇四年(公元690年)实行元嘉历，不久改行仪凤历(即麟德历)。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改用大衍历。大衍历是吉备真备自唐传入的，在日本使用九十三年，至文德天皇天安元年(公元857年)改用五纪历。因五纪历不够精确，使用不久即行停用，改行宣明历。自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公元862年)使用宣明历起，至江户时代贞享二年(公元1885年)改用贞享历止，约八百余年未曾改用历法。贞享历是日本人能川春海在中国历法基础上重新推算制定的，从这时起日本才有自己的历法。


??阴阳五行之说，随历法同时传入日本。孝德天皇时，阴阳五行之说在日本统治阶级思想中已占重要地位，因地方献白银，被认为是祥瑞，启日本祥瑞改元的先例。天武天皇迷信遁甲术，今设占星台、阴阳宏，由阴阳博土主持，观察天象，占测祥瑞凶兆，上奏天皇。出现日蚀或慧星时，阴阳博士奏请天皇谨慎，有时天皇也令大臣共同谨慎，并令僧侣诵经。如果出现祥瑞，咸奏请改元，或奏请大赦。有人献祥禽瑞兽，或叙位升官或免租役。宝龟三年(公元772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总国献瑞兽牛蹄马，天皇朝廷对献瑞兽人员分别赐与奖品。不久发现，马蹄乃人工伪造，非自生者，献瑞兽阶国司和郡吏受到严厉处分。禁忌和占星术是互相关联的迷信行为，在中国历书中将黄道日定为吉日，黑道日定为凶日，并依据吉凶日制定年中或月中行事，以躲避不祥，从而产生许多禁忌。从日本残存的古代历书中，可以找到和中国禁忌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这说明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吉凶禁忌迷信思想。占卜术是适应人们迎吉避凶迷信思想而产生的一种迷信行为。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如佛像突然出汗、鸭子飞上楼顶等不理解，到阴阳寮去—占卜吉凶，以便预防。这些迷信事例，在日本史书《扶桑略记》等书中，时有记载。


??唐代的风俗习惯随着在唐留学多年的留学生和僧的回国，而介绍到日本，致使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习俗，几乎全盘唐化。养老二年(公元718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回国朝拜天皇时，全体成员身着唐帝所赐朝服，光彩夺目，引起朝廷大臣的羡慕，成为当时舆论中心风流佳话，从而使唐式服装在日本广为流行。天皇在养老三年(公元7l9年)竟然下令，使天下百姓皆穿唐服，“衣皆右襟”。（注22）官吏见面互相打招呼，也称以相应的唐官职。权倾朝野的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令人称以太师，右大臣则称以太保。现在的日本极注重礼节，两人见面连连施礼，可是这种美好的习俗却是在唐代礼节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唐朝礼节初传入日本时，早晨卑贱者路遇达官贵族，不论男女一律跪下行礼。当时女子不习惯，故意逃避，朝廷甚至下令强制女子跪下施礼，如有逃避；轻者拘留，重者判刑。


??唐代的重要节日也传入日本。在一年之内，元旦的屠苏酒，上元节的踏歌，（注23），七夕的为牛郎织祝福，中秋的望月宴，重阳节的饮酒赏菊等风俗，都在日本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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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124—149页。


注2：筑波藤麻吕：《日唐关系》，日文本，第22页；森克已，《遣唐使》，日文本，第121页。


注3：《续口本纪》，卷40；延历川年8月条。


注4：《文德实录》，卷6，仁寿8年6月条。


注5：《续日本纪》，卷12，天平7年条。


注6：《续日本纪》，卷36，宝龟11年12月条。


注7；《续日本纪》，卷40，延历8年8月条。


注8：《续日本纪》，卷35，宝龟9年12月条。


注9：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央》，第25—26页。


注10：《类聚三代格》，卷一，序事。


注11：《日本书纪》，30卷，帝王系谱1卷已失传，记载从神话传说至公元后持统天皇10年(公元696年)的历史。《续日本纪》，40卷，记载文武天皇至桓武天皇延历10年(公元697—791年)的历史。《日本后纪》，40卷，记载桓武天皇延历11年至淳和天皇天长10年(公元792—833年)的历史。《续日本后纪》，20卷，记载淳棚天皇天长10年至仁明天皇嘉祥3年(公元833—850年)的历史。《日本文德天皇实录》，10卷，记裁文德天皇一代(公元851—858年)的历史。《日本三代实录》，60卷，记载清和、阳成、光孝三代天皇(公元858—887年)的历史。


注12：《日本书纪》，卷14，雄略23年8月条。《隋书》，高祖纪仁寿4年。


注13；《续日本纪》，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4月。《唐书》，宗本纪天宝三年。


注14：《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仁寿元年9月条。


注15：《续日本纪》，卷9，神龟8年9月条。


注16：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第46页


注17：《续日本纪》，卷1，文武天皇元年条。


注18：自天武夫皇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开始产生视天皇为神的思想。


注19：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2，第41—42页。


注20：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2，第80页。


注21：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1，第247页。


注22：《续日本纪》，元正天皇养老8年2月条。


注23：《日本书纪》，持统天皇7年正月条。归化汉人将唐代上元灯节，看灯时的歌舞，传入日本，形成踏歌。


注24：第六节的主要参考书为：迁善之助的《日本文化史》，日文本。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