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远言史：曹魏和司马晋之政权基础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1楼马拉多纳刀锋于2010-01-26 21:02发表的 曹公唯才是举不问德 :
用公开“令”的方式，确实如楼主所言，“是对当时的世族风尚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蔑视。”乱世用其才，故饥不择食也可理解，但如此公然宣告，确实还是让人难以认同。
管仲非兼士，然孔子许其仁。可是齐桓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并不是认同仲父的骄奢之行，而是被迫的默认而已，而曹公者，公开向道德标准挑战，确实与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东汉时期，虽然宦者实权显赫，但社会地位根本不能同袁氏这样的四世三公相比，那时有太多的世家大族。当然袁氏、孔融、杨修之亡，主要还是政治原因。

曹操的不重道德，唯才是举，是建立在东汉士族唯道德化的基础之上的。

东汉士族有如下几种风尚：

首先是久丧，

汉代重孝，自西汉中叶开始逐渐实行三年之丧，到了东汉，三年之丧已经普遍，有些人会加倍服丧（如光武帝子东海王刘臻和后来的袁绍，都是母死服丧三年后，感念父死时自己年纪幼小，遂再为父亲服丧三年）。最长的甚至有服丧二十多年的（青州民赵宣）。

第二是让爵，

父有高爵，应该长子继承袭爵，但是长子逃避不受，让爵位于幼弟。

这种行为在西汉开始出现，到了东汉就更加多见，如邓彪，刘恺，丁鸿，郭鹤，徐衡都是如此。

之所以让爵，是因为当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廉兼备。所以当时很多人争相效法。但是让爵者固然高尚，但受爵者却显得卑下，所以这种行为污人洁己，本非平道。

第三是推财

兄弟分家别居，推多取少，和让爵一样，很多都是为了取得孝名。

第四是避聘

避聘不就，把机会让给亲属，其目的动机和让爵推财类似。

第五是报仇

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这也是孝悌所引发的。

士大夫有仇怨不诉诸官府，而是自己亲手报仇，这是效法古代刑不上大夫，无法通过官府法律来解决仇怨的贵族行为，东汉士大夫的报仇，则有些过分拘泥法古了。

第六是借交报仇

朋友有仇怨，许身代报。

第七是报恩

报恩一般都是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是移孝作忠。

报恩的形式有两类，一是急难，举主业师有患难，报恩者挺身救护。二是服丧，举主，业师死了，故吏弟子为之服丧。

第八是清节

一介不取，推财与人。东汉重视廉吏，所以社会也崇尚廉洁。


东汉士大夫的这些风尚，有些都是因为当时的察举制度的偏好而产生的，所以看似清正高节，但其实还是有其一定的功利性的。
由于整个士族阶层都偏执于道德达到形式化的程度，曹孟德才会针锋相对的提出不计道德，唯才是举。

东汉士族的唯道德化，其实是非常狭隘的，这些道德风尚形式，只能作用于家族，亲戚，朋友。并不能推而广之及于整个社会。
这种唯私道德泛滥的结果，就是士大夫只对家族和共同利益集团忠诚，而对国家，政府，君主则毫无忠诚可言。
这也是东汉灭亡的根本原因。

所以曹操的不问道德，唯才是举，其实是为了摧毁于国于民无益的唯私德士族风尚，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

高阳清心堂

引用第2楼我叫郭靖于2012-09-05 22:06发表的 :
其实在太平盛世更注重道德。，有才无德之人祸害会更大，现今地沟油什么的都是博士学历的人发明了，这帮畜生才是最恶心的，所以汉代重德我很赞成。

东汉只重私德，局限于孝悌廉义等仅仅施诸自己家人亲朋身上的道德。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举孝廉做官。

这种道德，和宋儒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价值观比起来，实在是轻如鸿毛。

马拉多纳刀锋

只能说是如现在大陆这般的利益集团而已——反而是后世的科举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现在的高考，虽然弊病不少，但在公平性上，确实与科举制有得一比。
而主题贴所说的举荐制，确实泥沙俱下，许多时候失去了本来意义。所以唐以降，吸收前代经验教训，推行科举制，实乃历史之大一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