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再论东方专 制之转型困难

荣誉叫做忠诚

数天前，由宪兵司令之文《为什么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不可能？》，读之颇有感触，深感东方专 制转型之困难，也将笔者的回复，做个系统的整理。

何谓专 制转型？唐德刚先生有一个较成系统的观点，即：中古时代一家一姓之“人治”政治，向近代以来民主宪政之“民治”政治时代转型。

而这种专 制政治转型者，无非一为制度之转型，二为思想文化心理之转型。

然东方之皇权专 制，与西方王权专 制，有本质的区别，进而衍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心理。所以东方转型的根本困难在于：一，东方皇权专 制，向现代政治转型，没有一个先天的渠道；二，在这种转型中，普通民众，体制内的人，没有一种转型所需要的思想文化心理。



其一：渠道

这渠道为最重要者，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社会转型的渠道。

在西方的王权政治环境下，分封土地，建立诸侯，王权被大大小小的诸侯于贵族牵制、制约。政治权力上的制约，因而有了古典权力制约机制，进而有了王权与诸侯贵族妥协的条约。

英格兰之《大宪章》为代表的限制王权之条约制度，自不必说。此《大宪章》与后世一些列针对王权之各种限制办法，一脉相承，均为英格兰的诸侯、贵族对国王的权力制约、牵制。英格兰国王对外战争，收取赋税，均在《大宪章》中有明确限制。此一中古时代的古典权力制约机制，就是英国王权向近代转型的一条先天渠道。

另外如笔者在回帖中所述，彪炳为西方专 制王权的典型代表的法国，于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虽然这种法国特色的古典权力制约机制，因为连续三代路易国王的强势，而近乎被扼杀，但却从未断绝过，一旦时机成熟，三级会议自然要成为法国王权的掘墓人。

再如德意志，早在135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为了谋求诸侯对其子继承王位的承认，在纽伦堡制订了著名的宪章“黄金诏书”，正式确认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诏书确立了的七个选帝侯，“德意志国王”必须由七选侯选举出来，之后，只需由罗马教皇加冕便能使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

颇为有趣的是一战时，德意志国王（也同时是普鲁士国王）的威廉二世，还在和巴伐利亚亲王为了入侵法国的作战，而大打口水仗。相比这种一国君主，还要受一个藩王的钳制，也只有西方封建政治构架下能发生。

如此，便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显现。即西方的封建政治构架，是松散的，是一个王权加上附庸的诸侯、贵族的结合体。这种结合是脆弱的。诸侯、贵族既可以支持国王，也可以反对国王，从而造成了王权不能独大的现实。近代以降，这种变革渠道，便为改良、革命的突破口了。


东方的专 制，并非为封建制度下的王权，而是集权下的皇权专 制。

夏商周三代一过，出了秦始皇，澄清宇内，做了天下唯一的皇帝，那么封建制度自然土崩瓦解。中小封建诸侯，被铲除殆尽，对于皇权，便没有一人能制约了。

两千年帝制历史，便是皇权的无限膨胀历史。东方的皇权政治构架，就是一个皇帝加上一个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出仕，皆为天子门生，生杀大权皆在帝手，有的只是上下级关系而已。在这种一家一姓的专 制下，又无其他群体，进行权力上的制约，那么就不可能有西方的古典权力制约机制了。

因为原本独立于皇权外的诸侯政治实体被铲除殆尽，皇权没有任何实质的制约，也就不会有西方那种诸侯贵族与王权博弈的妥协条约等。

没有这种妥协性的物什存在，自然不会有，制约权力的渠道存在，也就不会有西方社会那种“人治”向“民治”转型的水到渠成之感了。



笔者论述前文西方政治构架之权力制约时，想到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话说古罗马时代皇帝想要杀死一位大臣，还要思考再三，是在想，如果杀死这位大臣，大臣的儿子会不会雇凶来追杀自己呢？

看来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构架，确实构成了不同的政治心理。

其二：思想文化心理。

西方标准封建制度下，王权下，封土地，建诸侯，形成了西方标准的封建制度，即王权与贵族的共治，在这种客观政治生态下，才形成了西方标准的贵族精神。大概类似于今天西方的绅士文化。

贵族或者说诸侯，作为独立于王权外的一种政治力量，形成自己的文化思维，那么贵族制约王权的客观现实，也逐步成为西方封建时代民众心灵深处的文化烙印。这种思想文化下，完成专 制独裁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对于一般普通民众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这种思想文化心理，说穿了，就是普通民众对一家一姓之王权的不认同。



那么东方民族的思想文化，又如何？的确东方确实有过类似西方的传统贵族精神，但却逐步消失在历史当中。

东方皇权专 制，始于战国末期的秦始皇，此宇宙唯一的恶例一开，皇权便无限制的膨胀起来，一直持续到满清末造。皇权的膨胀，直接的结果，便是其他各种制约之权的衰落。首先东方夏商周三朝建立起来的，诸侯——贵族之文化，近乎凋敝。封建时代的贵族这种精神载体，逐步转变为皇权时代的士大夫。但是皇权专 制下的士大夫，也只有逐步蜕化，中国的士大夫群体逐步再蜕化为文人群体，他们变成了一群对皇权即没有制约，又极其依附的群体，如此，皇权最终膨胀也就不难理解。

还有就是侠义精神，早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具有忠、信、义。而随着专 制制度的逐渐加强，这些侠义精神，也逐步的退步，历代文人墨客、侠士义士，更多了世故，而少了独立精神，身上的奴性逐步增多。虽然西汉以来，多有苏武、岳飞、文天祥、袁程焕等人，在继承、传递着民族性中这些优秀的部分，但却越来越淡化。因为他们如果不世故，就无法生存在这个越发严密的社会力生存下去。

贵族群体与侠义精神的消亡，以及一步步蜕变，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塑造有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再也无法出现对皇权反抗的任何欲望了，因为思想上本无制约之理念。




总的来说，东方皇权专 制下特有的政治生态与其对应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为什么东方专 制转型，如此漫长，而阵痛颇大的根本原因。

为何推翻满清的革命，发生在预备立宪后，咨议局（原始国会）召开后？

正如笔者前文所述，这种权力制约的渠道，终归成为了改革或者革命的突破口。诚如宪兵司令所说，最坏的专 制，就是在政治生态上，与文化心理上都没有容忍反抗的存在。所以，一旦专 制王权放松了压制，就会出现革命。

而东方专 制转型的困难，除去没有合适的渠道外，就是一般民众的思想文化心理了。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释三昧

我的思路如下
现代近代中国的专制、包括袁、孙、蒋、毛等人其实一个样。
共和不像共和、民主没有民主。
这是受中国传统专制的影响。
这是一个二千年的传统。
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创造。之前就有。
人民有惯性、想要有秩序、说得更不好听有人管管事更好。
……
这些传统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在古代黄河流域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目前也在思考。想通了可能也发一篇论文性质什么的出来。
……
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上层建筑。马克思还是谁说的、忘了。
骂人民支持专制也无用。没有说到点子上。
鲁迅骂过了。中国人、想做奴隶、有这个主观意愿。
……
讲这些道理荣誉、小剑仙更是专家。我也就是发发唠骚。
也回帖响应一下。
……
看完这篇、感觉荣誉的思想最近又进步了。

石头希迁

具体观察过大体荣誉近半年发的帖。
愤式、发泄式语言越来越少。
上面帖子里的最后一帖不是随便说说拍马P。
……
思想、思考的全局性、立体观加强了很多。

失语者

哈里发好像越来越严肃了，发言总是那么深沉。

不过你这个马屁拍的真是像真的一样，不露痕迹而又说得能得其精髓，实在已入化境！ [s:2]

石头希迁

怎么“不入流 国子监掌馔”不能发主题帖吗？
我想发帖发不出来。

vice

没有个几百上千年不停的转型时改变不过来的吧 [s:2]

心远·清心堂

对荣誉的文章，我有两个看法，首先是帝制中国皇权并非没有制约。

不说东方专制，就说中国。
荣誉把官僚士大夫文人看成依附于皇权的毫无制约能力。这不太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古代中国更类似一个神权社会。皇权兼具神权和行政权，而官僚士大夫则代表神权信仰。
但和西方政教合一体制不同的是，帝制中国存在着天命变革和天人感应的信仰，也就是如果皇权违背天命，那么他就会丧失合法性，最终被推翻，所以皇权并非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有所制约的。

在行政权方面，皇帝可以选择官僚职位，但无法选择谁成为或者剥夺谁的士大夫资格。这个官僚士大夫群体的资格，来源于对天道的信仰和修身。加上皇帝行使权力要靠官僚士大夫去执行。而官僚士大夫对社会的全方位影响是行政权力无法达到的。所以皇权其实是存在一定制约。

和帝制中国不同，中近东的东方专制，包括后来近代欧洲在行政权力内部君主和官僚的关系，都更接近于荣誉所说的官僚依附于皇权而不能作出制约。和帝制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

所以，帝制中国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皇帝的行政权日益伸张，但依旧会在清末出现官僚士大夫的代表南方督抚进行地方自治和维新。

总之，权力缺乏法律制度性的制约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不能认为古代中国就没有对皇权的制约，而认为是皇权导致转型的艰难。

个人认为，帝制中国转型艰难在于由上面提到的皇权和官僚士大夫组成的神权和行政权相结合构成的超稳定结构。

心远·清心堂

再来看转型艰难。
因为存在这种神权和政权结合，皇权和官僚士大夫相互制约的超稳定结构，中国才在2000年的帝制时代里一直循环着这种王朝兴衰的轮回。而无法发生转型。

西方社会从希腊罗马时代就关注权利，推崇用法律和契约来维护实现各自权利。权利的博弈，导致了对王权的限制。而宗教改革发生后，加尔文教派的自治精神和路德教派的“人人得以分享教职”的平等民主主张，导致了英国清教革命，建立君主立宪，进而在北美和欧洲引发了自由主义。才有转型的实现。

而帝制中国是神权和政权结合的国家，主张内圣外王，先知先觉的圣人教化后知后觉者，个人的职责和义务是对天道的，所以无从谈起权利。从汉代察举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形成为稳定传承的独立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稳定力量。他们的独立的群体和皇权在大多数时候没有直接的权利和思想冲突。所以帝制中国很难自发的发生转变。

直到近代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传统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崩解，进而使得儒家思想崩溃，中国才有了转型的必要和可能。

心远·清心堂

单纯的如荣誉所说的“东方专制”，是无法维持2000年的超稳定性结构的。
皇权没有任何制约，只能导致权力膨胀，君臣腐败，国家政权迅速衰落毁灭。
看看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在伊斯兰教之前的走马灯式的兴亡历史。
以及元朝缺乏有效地士大夫阶层制约，不到百年，几乎征服世界的蒙古人就逃回漠北。

相反的例子是北魏能够重用留在北方的士族官僚士大夫，终于日渐强盛，在隋朝统一天下，
开大业贞观盛世之基。

伊斯兰教兴起，同样是神权信仰和政权的结合，因此才能从穆罕默德，到阿巴斯，塞尔柱，奥斯曼，称霸中近东七八百年。

其实在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之初，也建立了类似东方专制的等级森严的加尔文神权寡头政治，只是因为路德教派自由平等思想的独立派的奋斗和殖民地非自由民拥有永久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权利意识，才和平的实现了转型。

匿迹鲸

引用第1楼释三昧于2009-12-14 22:10发表的  :
这些传统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在古代黄河流域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目前也在思考。想通了可能也发一篇论文性质什么的出来。
.......

不用写了，黄仁宇早替你写过了[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