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

齐天大圣

    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汉朝政府设置在西域地区的军事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是向为人们所称道的。
　　“西域”是一个地区名称，始见于汉代，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指汉玉门关（甘肃敦煌西北）、阳关（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以西，凡出此二关所能到达的地区，都可称“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是汉西域都护府管辖的范围，包括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乌孙（伊塞克湖周围和伊犁河流域）以及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今天的新疆，就是汉以来所称“西域”的一部分。
　　汉代的西域都护府设置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６０年）。这一军事行政机构的建立，是内地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
　　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我国先秦文献，诸如《竹书纪年》、《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都著录有关于“西王母”、“昆仑之丘”的种种追述，虽然常常蒙上一层神话色彩，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窥测到历史的一斑。所谓“西王母”可能就是西域地区的一个部族的女领袖；“昆仑之丘”即是指昆仑山，以出美玉名闻中土；“昆仑之玉”在战国时代，已是诸侯国的稀世珍宝了。而中国内地的丝织品也早已通过河西走廊转输到西方，那里的人民因而称中国为“塞里斯”（丝国）。这种交往，后来由于匈奴的兴起而暂告中断。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秦末汉初发展成为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它到处向外扩张。在西面，它击走了月氏，取得河西走廊，并出兵西域，残酷统治西域各族人民，从而切断了早已存在着的“丝绸之路”，同时它不断骚扰汉北方诸郡，对汉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武帝即位时，汉的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发展，国力空前加强。于是，改变了先前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决计武装反击，根除边患。汉武帝一方面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寻找同盟力量，以“断匈奴右臂”，另一方面派卫青等率骑出雁门、代郡、云中等地，打败了匈奴的进攻，夺回了河套等失地。
　　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匈奴据守在西方的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多人降汉，汉得河西走廊。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卫青、霍去病又率大军深入匈奴腹地，与单于接战获胜，“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史记·匈奴传》）匈奴势力便日趋衰落。同年，张骞奉命再次出使西域。他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又分遣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
　　张骞前后二次去西域，扩大了汉朝的影响。西域诸国早就知道汉是个非常富饶的国家，很想建立关系，苦于匈奴的阻挠，“欲通不得”（《史记·大宛传》）。现在匈奴已遭受汉朝的打击，当然更乐意与汉接近了。于是汉朝频频派人到西域，一年中出使的多则十余次，少的五六次；每次去的人有百余、数百不等，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的空前盛况。但这时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还没有根本动摇，一些国家慑于匈奴的压力，故意刁难汉使，“禁其食物”。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史记·大宛传》）。几个位于交通孔道口的国家，还常常“攻劫汉使”，以兵阻道。在这种情况下，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汉发兵击姑师（今新疆吐鲁番、鄯善、奇台一带）、降楼兰（今新疆若羌一带）。太初三年（公元前１０２年）汉远征大宛取胜，自此“西域震恐，都遣使来贡献”（《汉书·西域传》）。汉遂在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之间设立了交通亭站，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等处屯田，置使者校尉，以保护汉与西域诸国间的交通孔道，天山以南地区便在汉的控制下。匈奴虽然仍盘据在天山以北，但已不能“自安”。神爵二年（公元前６０年），匈奴西边日逐王率众到汉西域地方长官郑吉处投降，天山以此也归属于汉。汉“并护北道”，始设“都护”，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至此全面结束。
　　“都护”是汉西域地方最高长官，“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内地的“郡都尉”。“郡都尉”是一郡首脑太守的副职，掌管军事。西域因地位特殊，故设“都护”，实际上与郡级区划相等。其主要职责在于守境安土，协调西域各国间的矛盾和纠纷，制止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护西域地方的社会秩序，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都护”统管着大宛以东、乌孙以南的五十多个国家，各国“自译长、域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确认是汉的官员（《汉书·西域传》）。
　　“都护”的驻地设在乌垒域（今新疆轮台东北），“中西域而立莫府”，（《汉书·郑吉传》）人们便称之为“西域都护府”。乌垒域位置适中，当北路要道所经，由此去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疏勒（今新疆喀什市），逾葱岭可到大宛、康居等地；往南有道通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越葱岭便是大月氏、大夏、安息诸国，即所谓“南道”；往北经焉耆（今新疆焉耆）、车师可去山后六国和乌孙。都护下有戊己校尉、屯田校尉、伊循都尉、丞、司马、军侯、都吏等属官。戊已校尉屯防在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屯田校尉设在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伊循都尉在伊循（今新疆若羌东北米兰）。整个辖区东自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费尔干纳盆地；北自巴尔喀什湖、准噶尔盆地以南至昆仑山、葱岭（帕米尔）。第一任都护即由郑吉充当。终于王莽秉政，连续八十年都护从未间断。王葬末年最后一任都护是李崇，“李崇之印信”已在新疆沙雅县出土，铜质方形，现珍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内。
　　东汉一代，西域“三绝”三通，都护二度置废。
　　更始元年（２３）王莽被杀，李崇与内地失去联系。匈奴乘虚而入，“略有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后汉书·西域传》），纷纷要求东汉王朝恢复“都护”管辖。南道上的莎车组织力量抗拒匈奴，保护着居留在西域的“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不久，汉立莎车王为汉“西域大都尉”，五十余国都属于莎车统领。尔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又派人到洛阳“请立都护”，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匈奴未服”而没有允诺。于是鄯善、车师、龟兹“复附匈奴”，莎车、于阗又互相争雄，兵事不息。永平十六年（７３）昭帝命窦固北征匈奴，取伊吾卢（今新疆哈密东）地，置宜禾都尉，于阗诸国派人到洛阳，翌年设都护，与内地断绝了五十年的西域复通。但汉都护设置仅二年，到章帝继位即罢，又弃伊吾屯田，地入匈奴。永元元年（８９），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第二年夺回伊吾地，又一年，班超定西域。汉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并在车师前部的高昌壁再度设置戊己校尉，于车师后部增设戊部侯，完全恢复了汉在西域的管辖。这时，远至条支（阿拉伯国家）诸国，都来与东汉建立关系。班超还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行抵条支，为风浪所阻，“临西海而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班超在任十一年，因老病离开西域。继任都护的不甚称职，引起“西域背畔”。永初元年（１０７）“诏罢都护”。匈奴又乘机“收属诸国”，一时间西北边患闹得很凶。延光二年（１２３），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建议重开西域，以“震怖匈奴”。朝廷接纳了他们的意见，派班超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屯驻“柳中”（高昌壁东南）。龟兹、疏勒、于阗、莎车诸国随即来归附，东汉与西域中断了的统辖关系得以恢复，从此，西域一直是东汉的一部分，但乌孙和葱岭以西的大宛便不再属于汉了。
　　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匈奴是个奴隶制国家，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目的是向各国勒索奴婢和财物，“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后汉书·班勇传》），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汉开西域后情况迥然不同，诸国不需向汉贡赋纳税，汉派驻在西域的戍卒和官员，其给养供奉完全取之于屯田和内地朝廷，不要各国负担。同时，内地的农业灌溉技术和冶炼工业等由此而传播到西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提高。汉朝的统一有效的治理，使西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也符合于各族人民的愿望。因此，西域各国“不乐匈奴”而“慕汉”。每当汉不在西域设置都护，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西域诸国无不“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后汉书·西域传》），热切地向往着内地，希望能重开玉门关、阳关，恢复汉的管辖。
　　西域都护府使被匈奴切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发展，畅通无阻，各国人民在这条中西交通要道上撒下了友谊的种子。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和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内地的丝绸织品和铁器等工艺品、生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东西方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地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

　　汉西域都护府这种管辖方式，也为我国后世王朝开创了先例，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