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辛亥革命之意义（绝对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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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保皇改良”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坚持保皇改良和反对国民革命上所起的作用，较之康有为更大。 但是，他一生能够时时做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是故，辛亥之后，他非但能够对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殊有贡献，而且在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之际，由衷地赞扬辛亥革命，坚定地维护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以下是梁启超先生的辛亥革命之意义：

                                                           辛亥革命之意义
                              梁启超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

   　　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

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

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纪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比，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征服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犯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什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般的大。一个乡下农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

事实上能得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底，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起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州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州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呢，起事呢，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呢，弹劾呢，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地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

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呢，文明呢，日本呢，欧美呢，独占呢，共管呢，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义，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什么人，尧舜呢，桀纣呢，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呢，王莽、朱温、袁世凯呢，若再要想做中国的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种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就象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推不倒贵族阶级的世界。

所以从历史上看，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就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失语者

近日再读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深感民初那段历史十分之可惜，让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袁若是做华盛顿，本来可以不朽，然而利令智昏，非要做皇帝，以至于中国陷入内乱，又要重新统一，而待得基本统一，日本又侵入进来，国事艰难一至于此。

宋王

梁启超个胆小鬼    还在这里评头道足

荣誉叫做忠诚

引用第1楼失语者于2009-10-10 12:36发表的 :
近日再读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深感民初那段历史十分之可惜，让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袁若是做华盛顿，本来可以不朽，然而利令智昏，非要做皇帝，以至于中国陷入内乱，又要重新统一，而待得基本统一，日本又侵入进来，国事艰难一至于此。

看唐德刚的书，不如看傅国涌的书

更具人文关怀

更从人性角度出发



傅国涌的书中，摘录了大量袁世凯宣誓就任总统的在场当事人的回忆，为读者勾画了一幅完整的袁世凯宣誓就职的场景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莫里循的描述可知，袁世凯对就任临时总统，根本就不上心，表现了心态，就是对共和宪政的不诚之心。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那一天，北京天下大雨，一直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袁的女儿说得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韩玉辰可知，袁世凯是一个视民主宪法如万物之人，权力如器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