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史·胡宿传》再看滕子京

心中之神

岳阳楼外话子京
——从《宋史·胡宿传》再看滕子京

十载芳洲采白苹，
移舟弄水赏青春。
当时自倚青春力，
不信东风解误人。
　　　　　　　——滕宗谅《赠妓兜娘》


　　庆历五年的一个清晨，秋风袭来，满眼枯黄，呜呜的风声，吹动南飞雁群的征尘，裹挟着啾啾的哀唳，飘向远方。出邓州（今属河南）城垣，向东南行约里许，便可见一处竹柏掩映、亭台错落的园林式建筑，这便是范仲淹知守邓州时创建的花洲书院了。提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相信稍有古文学功底者一定会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的诞生地就是花洲书院。而范仲淹也没有去过岳阳楼，只是对着一卷图纸，就在书院的春风堂上，洋洋洒洒地挥就了这篇千古雄文。

　　提到范仲淹，就不能不说说“滕子京”。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子京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滕子京的请求。范仲淹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老生常谈，此处不做详述。

　　滕子京，其实并不名子京，他的大号叫滕宗谅，子京只是他的字。不过，因为范文正公这一叫，他也就以字行了。古人的名字里有“名”、有“字”、还有“号”，“以字行”是说古人以“字”闻名，而不是以“名”闻名。例如我们熟知的楚霸王项羽，羽只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籍。孟浩然、马致远、文徵明、李自成、沙孟海等等莫不如此。不过，既然大家都叫他滕子京，为行文方便，本文也姑称其字了（在平时，由于研究宋史的习惯，我喜欢称其名。《落日余霞》、《河之南》中，我都称其“滕宗谅”）。

　　那么，滕子京为什么在“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呢？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他听“君贶云”：“宗谅知泾州（今甘肃泾川），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司马文公对此，没有评价一个字，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传言是“君贶”说的。君贶，是王拱辰的字。我做《北宋审官院制度研究》的时候，因其曾任审官院长官的缘故，既读过《宋史》中他的本传，也读过《公是集》中刘敞为他写的行状（《公是集》卷51《王开府行状》），还有他的老部下安焘为他写的墓志（《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20《王懿恪公拱辰传》）。这是北宋的一位牛人，十九岁（相当于今人的18岁）举进士第一，真正的两制（既做过知制诰，也做过翰林学士）出身，二十九岁同知审官院、勾当三班院（负责全国中低级文武官员的考核、注拟，最少也相当于今天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人事部长）。不过，在人品上，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当然，不是说他人品不好，他举荐过包拯，批判过夏竦（延州之役的败将）。二杆子脾气（我们河南老乡）上来，就是一门大炮。你说，跟皇帝讨论个人事问题，说归说，大家讲道理嘛！都是读书人啊。可偏偏王拱辰好动手儿，说到激动处，他甚至欺负宋仁宗好脾气，上来拽皇帝的龙袍！唉，这也就是大宋皇帝好脾气，碰到明清皇帝，王拱辰就是一只九命的狸猫，也要死十八回了（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他举荐的包拯也是如此，敢淬皇帝一脸唾沫）！不过，这么好的人也不是不犯错误。历史上就是这么有趣，好人不一定都办好事，坏人也不一定都办坏事。王拱辰年纪不大，却是原教旨主义守旧派，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他都是反对派，一如既往。

　　“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故而，王拱辰看范仲淹很不爽。要寻机报复一下。他是有资本的，王拱辰时任御史中丞，就是监察部长，可以“风闻言事”。第一个挨刀的就是滕子京，因为他是范仲淹的同年，而且也是新党中人。同时，滕子京时任知庆州（今甘肃庆阳）。作为地方官，你想收拾他，最简单。查经济问题啊！地方官就是一路诸侯，千头万绪都要他管，千万百万的国家财产也像流水一样过来过去。百密一疏，即便你是清官，也难免有糊涂账。派个干练一点的干部下去，双规一下，就不信查不出问题。呵呵，诸位知道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吧？他用“双规”做武器，一方面打击异己（清官），一方面疯狂敛财（赃官）。所以，古今皆是一理。大家要好好学习历史啊！

　　打击滕子京的案子，可以称之为“泾州过用公款”，很多地方都有详述，此处不再过多描述。只是，王拱辰收拾滕子京的方法，倒是跟郴州的曾锦春颇多相似。一方面让自己的部属上奏，把小事变大，把所谓“过用公款”变成“欺隐入己”，这性质一变，就大不相同。原本地方行政首长，特别是边关的军政负责人，为了笼络士人（防止张元、吴昊事件的再度发生），乃至安抚部下、招揽谍报，难免有一些说不清的帐目。既然说不清，就能把它越描越黑。一方面，派人对滕子京实现“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邠州，今天陕西彬县）交待自己的问题。派来的这个太常博士燕度是个狠角，他一到邠州，就颐指气使，不但对滕子京严加拷问。还仗着有皇帝的诏书，开始枝蔓勾连，直到用尽邠州诸县的枷杻。而所拷掠的，却多是无罪之人。于是，陕西诸路，囚徒满狱，边关军民将吏莫不摇头嗟怨，甚至连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将帅也为之心灰意冷。

　　滕子京案，一来查无实据，二来物议鼎沸，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冤枉也好，不冤枉也罢，滕子京被贬官虢州（今河南灵宝）。但王拱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即便他闹得再凶，为了给这位状元中丞一个面子，滕子京也只是再贬岳州。王拱辰并没有就此收手，接着，他又闹出了“苏舜钦案”，这是后话，此处不详述了。

　　不过，滕子京此人虽属干员，却未必就一定是没一点儿毛病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近日，我写《落日余霞》写到苏辙的章节，看到《宋史·胡宿传》中竟然有一则关于滕子京的记述。

　　“知湖州，前守滕宗谅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宗谅去，通判、僚吏皆疑以为欺，不肯书历。宿诮之曰：“君辈佐滕侯久矣，苟有过，盍不早正？乃阴拱以观俟其去而非之，岂昔人分谤之意乎？”坐者大惭谢。其后湖学为东南最，宿之力为多。”

　　查《宋史》本传，滕子京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是在知泾州之前。滕子京很重视教育，为了兴办学校，他不惜动用血本，“费钱数十万”，数目大的有些惊人，以至于他转官的时候，他的同僚怀疑他贪污，不肯替他写干部档案。但是，这个有些冤枉老滕了，因为他实在是真心教育！为了办好湖州州学，他不惜拉下面皮，软磨硬泡地请来北宋大儒、著名教育家胡瑗。这胡瑗可不是一般的儒生，他说“宋初三先生”之一，举世尊称“安定先生”。王安石够自满的吧？尊之为“天下豪杰魁”；苏东坡够有范儿的吧，亦推之为“章为万世程”。因为有真才实学，且教学方法先进，胡瑗能从州学，一步调到东京任国子监直讲，进而进天章阁侍讲，给皇帝讲书！

　　我看滕子京办学的气魄，应当与他早年在河南府嵩阳书院（今在河南登封）求学、讲学的经历有关。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其鼎盛时，学田千倾、学生千众，一时诸贤大儒云集。滕子京兴办湖州州学，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既然能聘请胡瑗这样的当世大儒，也就应该为学生创造最好的求学、生活环境。宋人办学不像我们，人家不是当作“产业”，当作生意，人家是当作为国家求贤育才的基地。有这样的气魄和举措，这“费钱数十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老滕的确有些贪大求功。因为，其一，宋代中期以后，州县地方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仁宗宝元二年（西历1039年）九月，富弼上奏，其所引臣僚札子有如下建议：“乞戒谕诸路转运司，如用阙，须管自擘画支赡，若的是圆融不出，即许于邻道钱谷有剩处支挪，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请钱银之类，遍行下者……今诸路转运司以逐州实约之费无多羡余，其间年岁有凶歉，则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则必应副。多方搜括，才可张罗。（《长编》卷124）”可见，仁宗前期，也就是滕子京任湖州知州的时代，北宋已经出现地方经费亏空，而中央自顾不暇的现象。运司州军无计以供，惟民是取，中央政府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滕子京要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经济，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人才，但就一州之力来看，目标过于远大；其二，由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困窘，滕子京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只能有三个办法。开源向百姓伸手，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向僚属伸手，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向后任官员伸手，把亏空留给后人来填补。这也就是其同僚不愿意为其书历的原因了。

　　后来，老滕去做岳州知州，兴建岳阳楼，则汲取了这个教训，采取了比较政策性的方法。这就是——向“老赖”伸手！

　　《涑水纪闻》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壮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这个方法比较巧妙，“老赖”欠钱不还，气得债主没办法，干脆做个好事。官府把“老赖”的名字张榜公示，羞臊面皮。那时候，人还是有道德约束的，脸皮儿终究比较薄，不像现在有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何况，官家还严加督促，不愁你不还。

　　但是，滕子京也有毛病，他不相信其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吏。不相信吏，这是古代官员的通病。但是不相信、不任用，你要自己有这个干才。滕子京明显是具备这类经济才干的，他累任地方官长，长期跟钱物打交道。不过，自己一个人来搞，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是缺乏监督、制约，只能全凭当事人的道德。而且，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看从湖州到泾州，再到岳州，滕子京因为这个，没少被人诋毁。

　　但滕子京是赃官吗？

　　《宋史·滕宗谅传》在全文最后，对滕子京做了盖棺定论的评价：“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

　　果真清官，真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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