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平定刘黑闼战役详析

心中之神

武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唐军在洺水大捷。李世民追击刘黑闼不果以后，回到大营准备引兵南下去搞定此次东征的第二目标徐圆朗。响应刘黑闼起事的诸多势力里，徐圆朗无疑就是仅次于刘黑闼的二号人物。
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一纸诏书召李世民回去。
四月九日，李世民到达长安。
从三月二十六日到四月九日，中间间隔不过十三天，李渊不可能在唐军还和刘黑闼对峙时就下诏书把李世民叫回去，那么他下这个命令当是在知道洺水大捷以后。也就是说得有三趟传递过程：三月二十六日洺水大捷，捷书应该会立刻飞骑传回长安报喜——这是第一轮河北到长安的消息传递；然后李渊下诏召李世民回去，当时又没有电报，得靠使者带着诏书来宣旨——这是第二趟长安到河北的消息传递；李世民接到诏书里立刻把军务交给李元吉后赶回长安——这是第三唐河北到长安的人员传递。
这样三趟，平均下来每趟跑只有四天多的时间可供利用，而从河北到长安，根据现在的火车里程表有九百多公里的距离。当然古代的道路和火车开的路线不一定相同，但大致也不会差别太大。也就是说——
李世民接到李渊的诏书以后，在四天最多五天内，就从河北奔驰一千多里赶回长安。世人多记得李世民在追逐战中的勇气果决和速度，又有几人知道小秦王处理日常军务行程也如此的雷厉风行？
史载李世民被“驰传入京”，按唐代的邮驿制度，算距离用“三十里一驿”为标准，如果用马的话那么：一般的朝廷诏命传送和官方人员奉命往来，一天只要走“六驿”也就是一百多里；如果是紧急的命令或者军事报告调动一类的，一天要求走“十驿”也就是三百多里；最紧急的十万火急的命令或报告或调动，才是一天要求走“十六驿”也就是五百多里[1]。
世人形容一匹好马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实际上马力有限，并不能真正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如上述每日行程五百多里，已经非常疯狂。参考一下后代的情况，比如清代最紧急的传递有“六百里加急”和“八百里加急”的说法，其中“八百里加急”有一定争论，可以确定的是“六百里加急”。 根据唐代《朝野佥载》里记载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份赦书要求按五百里的速度传送，结果使者在马上困得不行打了个瞌睡少走了一驿，结果赶到时犯人已被处死。总之，就是所谓“日夜兼程”、“换马不换人”地赶路，所以才会出现一时困顿无法支撑的情况。
那么算一算，李世民从河北赶回长安，虽然不是传说中的“八百里加急”，也基本上有个日行四百了，接近唐代驿传的上限——到底是什么样重大事宜，李渊传召得如此急切？
史书上说的是：李世民回京以后“具陈徐圆朗形势”，于是李渊“复谴之诣黎阳”，进讨徐圆朗。
当然，军情紧急，父子俩要有什么重大军事问题非得见面商讨，自然李世民是能跑多快跑多快，否则他慢慢走，走一趟来回把大半个月走过去，那可是不行的。
不过似乎问题是，进讨徐圆朗，需要他们父子特地千里迢迢地再碰一次头吗？
按说进讨徐圆朗本身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比起刘黑闼来说，徐圆朗看来也更加缺乏闹出大气候的形势。到现在为止，徐圆朗自己只在山东老巢地区闹闹，对山东整体的控制力都很弱，也不能出兵对其他地方形成有力的威胁，看来就是个自守的土匪，实在难有大的作为。
至于具体的进讨方略这些问题，难道对这股比刘黑闼更弱的势力，李渊还有什么需要特别和次子商量的方略？
要说是为了一个徐圆朗就特意把李世民召回京一趟，好像有些说不过去。
所以有一种看发是：李渊不是对战局有什么不放心，而是对李世民本人有所不放心。他担心李世民战功太高，所以本有心就这么把李世民叫回来让其他人去负责打徐圆朗，也好“分分功”。于是李世民急着赶回来说服他老爹让他继续主持攻打徐圆朗，才得以重新回到前线去。
另外一种看法则是：其实李渊把李世民叫回来，主要说的事情不是对付徐圆朗，而是对付江淮间表面上已经臣服李唐的杜伏威。这是根据李世民回到前线以后的动作作的判断，因为李世民回到前线以后虽然说他打下徐圆朗十多座城，可影响却奇妙的是把杜伏威吓得半死“自请入朝”。而李世民一得到这个成果，徐圆朗也不管了，把小杜拎着就回去。
其实把视野放得更远一点儿，当时李唐确实有好几件大事。当时在这一片，从河南、河北到山东、江淮，都不算李唐稳固的地盘。那么整个地区到底怎么处理，是一个大问题。
一、河北把刘黑闼打飞了，那么接下来河北地区怎么办，这个总要谈一谈吧。
这里个人认为，李渊很可能此时打算把河北接下来的政治工作全部收回来，不让李世民负责。我们注意到四年十月李世民出兵河北之前，在河北所设的山东道行台被划归到陕东道大行台下，那么李世民本来自然而然就有处分当地行政的权力。然而不久以后这个山东道行台将被彻底撤消，李世民如果没有被委派其他相关职务，就失去了管理河北地区事务的权限。
说穿了，撤消山东道行台，是对陕东道大行台的一个削弱，而且是立刻要做的一件事，甚至很可能是在李世民出兵前根本没提到过的一件事。可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不能简单地一纸诏书了事，很需要对李世民做些解释安抚的工作。两父子面对面谈一谈，比用书信和什么外人传话方便得多。
当然，这种事很难被明确地纪录下来，所以史书也不会说。
二、徐圆朗本身也算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因为他还算一股对抗中的势力，也可以提了一下。
徐圆朗被当成这次李世民回京的借口，然则怎么对付他，本该是在出兵前就大致明确的。如今又没出什么意外，李世民搞掉徐圆朗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确实没必要特别把他再召回京商量。
不过好歹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也是列在史书上的理由。
另外，如果李渊这会儿想换其他人负责对付徐圆朗的事，确实也是有可能的。且这也不是李世民出兵前好说的话，出兵前那能说的肯定都是“儿子你好好干，把他们全给我灭了”一类。这时候要换换手，也得要李世民回来商讨、解释、安抚。
不过个人不同意李渊本打算把李世民叫回来就不放他出去，那也做得太粗暴没技巧了。就算要换人负责徐圆朗，他也会对李世民说明以后，听一听李世民对徐圆朗形势的汇报，敲定人选后让李世民自己回去交代。总之，尽量减小对李世民的刺激和对局势的刺激。
三、相应的河南那里也闹过，当然洛阳核心地区没闹出啥大乱子来，又是李世民的直属辖区。所以倒没什么可讨论的，就李渊这会儿要搞掉小李也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内容。
四、江淮就在河南和山东的南面，杜伏威以一个当地“土皇帝”的形势臣服于李唐终究不是长久之策，现在有必要也有本钱想办法把这里的局面变一变了。
江淮的问题，也很可能是在李唐出兵前来不及讨论的，那时候关注对象是刘、徐，对未来到底能打成什么样也不清楚。这可能倒是单纯地一时没有提前关注的缘故。
不过对江淮到底怎么处理，却也是个敏感的问题。杜伏威的势力当时已经不小，占据的地区也很关键，怎么都不可能让他一直在那里“土皇帝”下去，实际上李唐直接冲过去打掉杜付威都不是不可能的。
可话说回来，一则人家小杜好歹自宣布归顺以来，基本上还是老老实实听话的。二则李唐当时够不够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件事，还是值得商榷的。
现在是春末夏初，不过一季以后，突厥差不多也该跑下来了。小杜的实力不弱，要冒失地就这么冲过去和他打，能保证分分钟搞定他么？还不说唐军主力刚和刘黑闼火拼一场，本身就比较疲惫，又接着去打恶仗，未免勉强了些。
所以李渊很需要把李世民找回去，就当前唐军的战斗能力、江淮的局势等等好好讨论一下。不过因为小杜本来此时已经算是李唐的臣子，还是“有功无过”的一个“重臣”。那你要对付人家，也不是一件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就不会被记载下来，亦无法见之于史册。
五、还可是一说的是突厥的问题。
说来现在还是春末夏初，突厥问题应该没那么严重。然而开春的时候，原名胡大恩的代州总管李大恩同志提交了一份报告，声言突厥去冬受灾情况困难，申请趁机把太原北面的马邑拿下来。这个建议对李唐来说是很诱人的，因为马邑这一块突厥的势力范围，一直是太原头上的一个阴影，所以李唐朝廷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可惜这一战却打得很不理想，按史书说当时李唐派殿内少监独孤晟带兵去和李大恩合击马邑，约定合兵的时间是二月，结果独孤晟失期未至，李大恩独在雁门北面的新城暂驻。到了四月，李大恩被突厥围攻，粮尽后想突围，逃跑不成被杀。
从史书记载来看，从二月到四月李大恩被突厥围攻的时候，李唐应该有几次救援计划。
大概二、三月间，太原的并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结果被突厥和突厥的打手高开道、苑君璋攻击，待了一个多月待不下去只好退回太原，也就是说没能突破突厥的包围救成李大恩。
同一时间，李渊派使者去贿赂突厥可汗，许婚啥的，双方还互相把一年前扣留的对方使者放了。可是，看来这一“贿赂”并不成功，总之突厥并没有顺水推舟放过李大恩。
最后还有一次救援纪录是四月派左武卫大将军李高迁带兵北上，结果李高迁没走到李大恩已经被杀。
至于本该去和李大恩合兵的独孤晟，却没提他失期以后有什么动静，看来很可能是见突厥大军围攻李大恩就吓得不敢动了。所以最后被降罪，“减死徙边”，也是很严重的处分。
因此，李世民在三月二十六日第一次拍飞刘黑闼的时候，正是李大恩被围李唐觉得很头痛的时候。
不过李大恩的问题就是那样了，突厥则是李唐的老问题。当时虽然李唐很头痛，还不到非要李世民回来一趟不可的地步。要真是突厥跑下来出什么紧急情况，那也不是李世民独自回来“商量商量”，而是要李世民带兵赶回来。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刘黑闼逃到突厥以后，就立刻参加了此次对李大恩的围攻。由此可见刘黑闼和突厥的勾结不浅，这个新情况似乎也值得他们父子讨论一下。不过这一新情况是在李世民离开长安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算不到他回长安的理由里去。至于此一新情况发生以后的对策，倒是一个绝对可以冠冕堂皇讨论的事情，那么他们父子靠书信和外人传递消息即可。
综合来说，李世民这一趟跑死跑活赶回长安的主要原因有：对付杜伏威、撤消山东道行台，这两个是很肯定的；另外加一个即是，可能要换人负责对付徐圆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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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广生，《中国邮驿史·第六章 隋唐的邮驿》，页150-151。

心中之神

还看到更神奇的说法，说李世民放水就要把洺州城淹了——他们又不在洺州边打攻城战……我看有些人连洺州、洺水是两个地方可能都分不清。

解放军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就是这样，据说说是“洺州人李去惑”把“洺州”献给李唐，然后罗弟弟守“洺州”被杀……两地方还是有点点距离的说~

最重要的是，洺州是老刘的老巢，当时有范愿上万人在守捏……
不过捏，小李一路跑过去，应该——送信报告说他已经抵达哪里哪里的使者，还是要跑第一位。

咩，补充一个细节，通鉴说他到长安的时候，老李是扑啦扑啦到长乐门去接他的说——摸下巴，长乐门是宫城正南三门里东边那个，那应该算是在皇宫前举行了正式的迎接仪式吧。那很可能，某只进城前已经梳洗打扮把一身乱七八糟的行头都穿上了哦~

四天跑回长安，和老爹聊聊天，然后再跑回军中，这么一来一去到底也得花个十天左右的时间吧，于是李唐对徐圆朗的大规模进讨，最早也是在四月中旬左右开始。

大概李世民刚回到军中不久，四月十六日，山东道行台被撤，成为武德年间六大行台中第一个被撤的行台。

从四月中旬开始到七月六日李世民班师，按史书记载的由李世民负责进讨徐圆朗事宜的时间段里，对徐圆朗的打击力度相对有限。

两个多月时间，从史书记载来看，李世民进军曹州（也就是徐圆朗占据的核心地区兗州），攻克徐圆朗占据的10多座城池，不过都没有具体说这些城池的名字。提到名字的则是陕东道大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奉命攻下的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虽然是个重要的地方，说来倒是离徐圆朗的核心地区比较远。

总之李世民自己并没有去直接把徐圆朗打下来，如果按上面的一种推论，李渊其实希望次子把对付徐圆朗的工作交给别人来做，那么李世民不违背他老爹的意愿，所以本阶段只做做周边扫除，主要是在搞交接，那么也是有道理的。



似乎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推论，因为实际上，六月五日有一条纪录，就是“谴淮南王神通击徐圆朗”，与之相对应的是七月六日李世民班师的时候也说让“淮南王神通、行军总管任瑰、李世勣”负责继续讨伐徐圆朗，三个人里李神通的地位最高按武德时的惯例他这个宗室自然是第一负责人。



再考虑到唐军打完刘黑闼以后主力需要就地休整一下，毕竟是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恶战。那么——李世民四月中旬回到军中，在休整个十天半月，然后派些将领到徐圆朗周边打打，确定一下形势，再确定一下大的攻略方针，在六月初就把工作交给李神通或别人去做——应该也差不多。



实际上最后把徐圆朗搞定的也不是李神通而是李世勣。



只不过当时李世民还待在这个地区，名义上神通叔他们不能超过他，因此还算他是主帅。



至于李世民一直留在这个地区的原因，就和上面提到另外一个推论有关，即他此次的主要对付目标不是徐圆朗而是杜伏威。



杜伏威的势力范围在江淮一带，其统治中心地区是丹阳，也就是今天的浙江镇江。杜伏威的势力范围的北界和徐圆朗的势力圈相接，那么李世民在这一带讨伐徐圆朗，正是在杜伏威的势力边上活动。



于是，李世民在小杜的家门口打徐圆朗打得热闹，老徐还梗着脖子硬撑着，小杜倒在下面害怕了。



杜伏威降唐，最初也是李世民操作的。武德三年李世民进攻洛阳的时候，杜伏威算来是臣服于洛阳的一股外围势力，当时李世民派使者去说服他转投李唐，居然派出的人员和交涉情况不清楚，总之谈妥以后上报李渊，李渊即封杜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吴王，并赐姓李。



武德年间六大行台——如果加上武德二年到三年间一个情况模糊的显州道行台是七大行台——的规矩一般是，除了李世民兼任的陕东、益州两道行台由李世民任行台尚书令，其他行台只有左仆射或右仆射，不封尚书令。说来就是压低其他人的地位，使之不能超过皇帝的亲生儿子。而杜伏威能直接做行台尚书令，还封了亲王，这个“宠遇”不可谓不高。不过，当然，实际上是李唐一种权益之计罢了。



此刻杜伏威心里也应该明白，他这样一种情况是无法持久的。实际上呢，杜伏威投靠李唐以后，地盘还大大扩张了不少。武德四年李唐在洛阳大捷的时候，他也基本上把江淮地区的其他势力消灭干净。按中国的地理，天下四角中杜伏威也算占据了东南一角，有几分割据的苗头了。



不过毕竟当时江淮地区要割据，杜伏威差的东西还是很多，而李唐的势力远远胜过他。或者刘黑闼作乱河北时他还有些机会，但那个时候的杜伏威似乎不怎么看好刘、徐等人，一直没有什么动静。虽然说不上给李唐帮忙，可也没给李唐添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德四年李唐刚把洛阳平定不久，就以南方还有不少“盗贼”没讨平的理由，派左武侯将军张镇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到江淮一带来活动。也就是说，这一带已经有唐军的存在，尽管其存在感看来还是不够强。



总之，这时李世民率领大军“赖”在山东南部杜伏威的家门口不走，实际上就是在逼杜伏威表态。这时候双方应该颇有使者往来，到底说些什么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杜伏威“自请入朝”。



这里又要提到另外一桩野史，就是有关《兰亭序》这一著名的书法著作的来历。

李世民之得《兰亭序》，历代人们最熟悉的故事大致如下：贞观十七年左右，李世民访得《兰亭序》在越州僧人辩才处。但是多次向辩才求购，辩才都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这个帖子。于是房玄龄推荐了一个叫做萧翼的人去办这件事。萧翼用的方法也损人，居然装成一个普通书生带上若干书法名作来接近辩才，取得辩才信任后，弄清楚《兰亭序》收藏的确切地方。然后趁辩才一天出门，就径直前去偷出《兰亭序》，交给越州都督齐善行火速送往京城。

这个故事有趣倒是有趣，就是太传奇了些，纪录这个故事的有中晚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和宋人《太平广记》里抄录的所谓何延之的《兰亭记》。而唐玄宗时人刘餗所作的《隋唐嘉话》的有关记载倒更平直些：

《兰亭序》在几经周折在隋末传到越州一个叫智果的僧人手里，智果死后帖子传给自己的佛门弟子辩才。作为“大王（即王羲之）”扇子的小李做了秦王以后，在某个时候见到《兰亭序》的拓本，惊喜之下重金收罗王羲之的书法遗作，就是找不到《兰亭序》的下落。后来打听清楚，就派欧阳询去越州弄了来，在武德四年“入于秦府”，以后大约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拿出来拓本赏赐重臣。

这两个故事颇有相通之处，大致的人物都十分相似，差别只在于时间不同，同时《法书要录》里加了传奇性的情节。

实际上进一步想想，《隋唐嘉话》著作的时间早，当时对太宗朝的记忆还很鲜明资料也齐全，包括这本书本身就是以纪太宗、武后朝故事最多。《法书要录》等则是中晚唐作品，不仅时代距离晚而且很多资料都在安史之乱时丧失了。

所以时间上的出入，倒很可能《嘉话》比《要录》来得准确。至于《要录》里多出来的传奇情节，《嘉话》倒也可能为尊者讳而有意不记。不过想一想，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应该比做皇帝的时候更随心所欲得多，老实说这等坑蒙拐骗的勾当，小秦王干起来比太宗皇帝干起来更容易让人相信些。

不过似乎颇有些人认为武德四年那会儿，李世民应该没心思来收集这些。理由是上半天他还在和王世充、窦建德死磕，之后回到长安悠闲了一个秋天，然后就又要开天策府，又要选十八学士，到了冬末还忙着出去打仗。

可要这么说却未免牵强。别说打仗的时候他也可以顺带留意自己的爱好，同时这中间本也有那么一段闲日子。尤其是《法书要录》里还讲了另一段很可能相关故事：原来李世民在武德四年搞定窦建德和王世充以后进入洛阳，于是“两京秘阁之宝，扬都扈从之书，皆为我有”，而李世民把许多书法名贴都自留下来收藏（笑，这算是李四说他二哥在洛阳弄了许多宝贝的证据之一吧）。见到《兰亭序》拓本的时间估计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按《嘉话》所说，《兰亭序》一度被杨隋宫廷保存。这也就是刚打完王、窦，李世民正忙着收拾整个河南地区的政治局面处理战后事宜，他也照样有功夫有闲心来“贪污”从洛阳皇宫得到的艺术品嘛，呵呵。

至于李世民知道真本流落在辩才处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在武德四年发现痕迹。

后人多以为“出卖”辩才的，很可能是虞世南。因为按虞世南的传记，他就是向辩才的师傅智果或曰智永学习书法的。也就是说虞世南在书法一门上可算是辩才的师兄弟。大业末年，《嘉话》说智果（永）曾以书法家的身份向当时留栈江都的炀帝借《兰亭序》观摩学习，不久炀帝被杀，这个帖子也就有借无处还了。也有其他地方说智永是王羲之后人，所以字帖是家传的。无论这两个说法谁更准确，虞世南都大有可能知道《兰亭序》在越州智果（永）和辩才手里。因为他不仅是智果（永）在书法上的弟子，大业末年也跟着炀帝在江都是文艺近侍之臣。

恰好，我们知道武德四年因为小李打败窦建德，这会儿在窦建德手下当差的虞世南和他相遇，被他收进秦王府成了赫赫有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并且从此以后，虞世南和李世民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李世民几乎把他当自己老师一样对待，而他对李世民也极为忠心。那么这时候李世民拿着《兰亭序》的拓本到处寻找真迹，虞世南向李世民透露消息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所以这时候李世民立刻派个使者去寻访《兰亭序》，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他有什么理由非要拖到贞观中期才开始寻访？没时间？这要耽误他什么时间，都是下面的人跑腿。没闲心？吩咐几句话的事，何来闲心不闲心的。就算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秦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打仗机器吧，就一点儿业余爱好的时间都没有了？

当然，这个故事本身是个闲故事，讲到这里，这种闲情逸致的东西，似乎都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正题”无关。

我们正在进行的正题是什么来着？对了，是小杜，杜伏威。

我们已经说到，最早武德三年是李世民直接联系杜伏威，派使者来说服他投降的。然后武德五年这会儿，又是李世民在小杜家门口晃来晃去，把小杜吓进长安的。然后，我们倒回一点儿讲起这个可能正是发生在武德四年的闲故事来。

因为这个闲故事里涉及到一个地点，那就是当时辩才和《兰亭序》所在的“越州”。

越州，即今天的浙江绍兴，是武德四年的下半年杜伏威刚刚从江淮另一个“巨贼”李子通手里抢过来的地盘。杜伏威抢到这个地方的具体时间是武德四年十一月七日，之后他还蛮遵循礼仪，向李唐朝廷献捷，又把俘虏的“贼酋”李子通送往长安。

那么，李世民知道《兰亭序》在越州辩才手里这个确切的消息，应是在他和虞世南关系不错以后。这大约是武德四年秋天，那段时间他也特别“有闲”，在长安休息。当时越州还在李子通里，若说要派使者去寻访《兰亭》确实不太可能。

但杜伏威在十一月份把李子通搞定以后，捷报传来，李唐朝廷自然要派使者前去安抚嘉奖。这里就让人想到了欧阳询和萧翼，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兰亭序》故事版本里。

萧翼在史书上找不到其他痕迹。不过至少在和《兰亭序》相关的故事里，说他是南朝梁元帝的曾孙，在李唐朝廷任职。那么倒算是个和南方有关系的人，当时萧氏在南方应该还有些影响力吧，若派他去做使者或者使者之一（比如说一个副使），也不是说不过去的。

欧阳询也是南朝陈朝人，陈亡后入隋。他的名气不用说很大，在正史里也占有一个位置。不过正史里并没有欧阳询在武德四年去过越州的记载，不过也不能就此断定他没去过，考虑到史料湮没的情况，有关欧阳询在武德四年的事迹本来就很模糊。

其实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欧阳询和萧翼都是当时派去嘉奖杜伏威“平定巨贼李子通”功勋的使者。他们出发的时候，李世民顺带向他们提起《兰亭序》的下落，“你们帮我留意一下”，秦王殿下这么说一声，也不算假公济私吧？

至于如何从辩才手里得到《兰亭序》，倒未必有《要录》里讲得那么传奇。以当时越州的政治局面，实际的控制者是杜伏威，欧阳询和萧翼两人倒确实未必有那个空闲和能力去慢慢寻找一个老和尚，甚至乔装打扮和他混熟了以后再骗他。个人倒觉得他们最直接的做法，当是拿这件事去“讽”一“讽”杜伏威，或者说拜托小杜帮忙找找。小杜眼珠子一转，然后往找人去寻一个叫辩才的和尚，然后……其实我觉得在真实的历史中，估计辩才没有那么强硬……汗。

又及，《法书要录》里提到平定王、窦以后，是“两京秘阁之宝，扬都扈从之书，皆为我有”。那么这个“扬都”不用说指的江都也就是扬州了，按当时也是杜伏威的地盘内。炀帝把许多重要的书画珍品带到江都去不稀奇，这时候那么没毁掉散失的，大约也是从小杜的手里敲诈过来无疑。

这时候说起来一个问题是，杜伏威和李世民的关系。

李世民当初让人招降杜伏威和杜伏威投靠李唐，自然都是双方的政治动作和政治选择。对于李世民来说，杜伏威这个“土皇帝”如果对李唐造成威胁，那么他自然也是要来打的。不过杜伏威总的来说还算老实了，至少没闹过啥事，武德五年被小李一“吓”就自动请求跟小李去长安。

后来，杜伏威在长安得到很高的名誉地位，他这个“吴王”的位置甚至被放在了李元吉的“齐王”上面。算一算投靠李唐的诸“贼”中，包括李密那么有名气的人，若要算投靠时的实力和地盘，那还真是小杜最高。而且人家小杜是在自己赤手空拳打下这么一片地盘的同时投降的，比起好些失败困窘来投的强多了。势力比起幽州罗艺那种小地方强多了。所以他肯老实入京，一时被抬到这个位置上不算稀奇。

当然这样的高位对一个外姓诸侯来说，已经很有些过分。有趣的就是不久以后杜伏威年纪轻轻的，忽然暴毙，据说是自己瞎吃丹药吃死的。当然我们知道古代的丹药多是毒药，自己乱吃吃死了也活该，然而结合杜伏威的地位、环境和年龄，总是让后人觉得可疑之极。

杜伏威一死，江淮地区就闹起乱子来，这场乱子最后被李孝恭所平定。又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乱局一定李孝恭说发现一些书信可以证明乱党叛乱，其实杜伏威生前就有份指使。这下老李大怒，死人也不放过，罢免了小杜一切荣誉头衔不说，还把他的妻子都籍没了。

而最有趣的是，小李居然“知其冤”，于是到小李登基，还特意给杜伏威平反。

这几个周折算下来，杜伏威最后被许多人归到“很可能是秦王党”这样的政治立场。首先李世民竟知道杜伏威“冤枉”就让人觉得可疑，他凭什么知道杜伏威冤呢？同时李世民很难无缘无故给人平反，就算是给他老爹错杀的，一般情况下按礼法来讲他这个做儿子的也该睁只眼闭只眼混过去。其实武德年间被糊涂杀掉的人也有好几只，小李特特来平个反的，一是大家都知道和他关系密切的刘文静，另一个就是这个记载模糊的杜伏威。

杜伏威确实有选择投靠李世民的可能，他最开始接触的是李世民，之后从三年到五年，很可能双方也一直在朝廷大局需要的框架下保持联系。对于李世民来说，这么做也有道理，他能拉住杜伏威，四年底平萧铣也好，河北、山东平乱也好，无疑都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进而在他的权力斗争中，也许也是个重要的砝码。对于杜伏威来说，若他权衡后认为他终究是要被李唐合并，那也很有必要与一个能帮他说话的重臣搞搞关系。就如罗艺会投靠李建成一样，杜伏威则也有可能投靠李世民。

当然，也许杜伏威这种政治选择不太明智，也许他最好的选择是装傻装呆吃喝玩乐和所有王子保持距离。可是我们不能就此说，杜伏威一定会选择最明智的道路。还别说，其实当时他就算选择韬光隐晦，就算他和所有王子保持距离，他这样的人只怕还是迟早有一天会被老李想办法处理掉的。

同样，李世民和杜伏威走得太近，也许也不是一个太明智的政治选择。毕竟象杜伏威这种原地方割据势力，正是因为势大所以反而特别容易招他老爹的忌讳。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说，李世民会选择最明智的做法。别说是他，就是他那个号称很有政治智慧的大哥也一样在“勾结”罗艺、杨文干等地方势力的事情上出了大纰漏。

至于个人个性上，杜伏威十六岁起事做贼，拼死拼活打下那么一块地盘，他的年纪轻、斗志旺，颇有豪气和血气，与李世民年龄即相仿、也很有些投缘的地方。至少彼此都有让对方佩服欣赏的地方。

结合《隋唐嘉话》和《法书要录》的叙述，武德四年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一系列书法珍品从杜伏威控制的地盘进入秦王府成为李世民的收藏，也许正是闲情逸致下小杜一种讨好秦王的政治表态。

到了武德五年，老李决定要解决杜伏威问题。虽然之前李世民和杜伏威应当已有不少关系，然而要把杜伏威从他窝里拖走，那还得再加把劲。所以小李还是会去“吓唬”小杜，但他应该不是光在吓唬，也会派出使者去找小杜做工作谈条件，总之最后的成果是以一种基本上和平的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

武德五年七月，在李世民成功的威逼利诱之下，杜伏威终于自请入朝。于是秦王殿下觉得“山东（此处山东泛指整个关东地区）略定”，徐圆朗那老小子已经不足一打了，把剩下的战事正式交接，于七月六日班师回京而去。

在长安的皇宫里，玄武门外的皇家内苑里，一处新修（或者重新翻修？）的宫殿落成，此宫名为“弘义宫”，宫殿所在处据说有“山林胜景”非常漂亮，一直以来附近的风景就很得皇帝李渊的欣赏。不过陛下把弘义宫修整一新的目的却不是自己居住，而是赏给立有大功的次子为府邸。从此，这里成为赫赫有名的天策上将府和新的秦王府，在武德年后半段的日子里，亦将上演许多或悲或喜的故事。

当然，河北的战役却没有就此结束——

秋天到了，突厥来了。

心中之神

自从李唐重新统一“天下”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以后，突厥和李唐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敌对。固然对于突厥来说南方的农耕民族再次统一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对李唐亦有着天下渐定后不甘屈居人下的心情。

武德四年李世民刚刚结束洛阳、虎牢战役，突厥就在一次侵袭中杀了李唐一位郡王级别的人物。那一年的秋天，刘黑闼在河北闹死闹活李唐也一直拖到冬末才出动精锐主力前往征讨，亦和不得不重兵防御突厥南侵有一定关系。

刘黑闼第一次起兵已经和突厥有所联合，洺州兵败以后他更是逃往突厥，又在突厥骑兵的掩护下才得以逃过李世民闻名天下的追击。

然后，大约在武德五年四月，刚刚逃到突厥的刘黑闼就参加了突厥和突厥打手高开道在山西对李大恩的围攻战，四月二十一日，李大恩粮尽突围不成，被突厥所杀。说来李大恩当初也是窦建德旧部，也是在窦建德还气势很盛的时候背叛窦建德的，那么刘黑闼这么做似乎也可算为窦建德报仇。

不过谁知道呢？李大恩究竟为什么背叛窦建德也是我们难以猜想的一个问题，他对李唐倒显得颇为忠诚。而且多次在边境上抗击突厥的入侵，搁在某种语境下也可以算是个民族英雄吧。

当然在那个时代，“民族主义”还没有产生，“勾结外族”不会象后代那样会引起强烈的民族情绪，隋末北方的所有割据势力都在“勾结突厥”，其“勾结”程度的深浅，则随着他们不同的位置和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着。

如今即将统一全国的李唐自然可以傲然地说：我们要开始对抗突厥了！但对刘黑闼这样实力弱小的野心家来说，突厥却是他不得不勾结的一个对象。所以李大恩和窦建德有什么恩怨根本是其次的，真的相信刘黑闼是一心一意为窦建德报仇起兵那才叫笑谈，刘黑闼他们所为的毕竟多是自己，这也无可厚非。参加对李大恩的围攻，对刘黑闼来说，更多的亦是向突厥人证明他还有利用价值的机会。

所以，反过来说，突厥人也该一报还一报的给刘黑闼一定的利用价值。

双方此时确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他们差不多有着同一个敌人，那就是李唐。

于是，到了五年的秋天——这一游牧民族南下的黄金季节——突厥可汗终于拉起可观的一支人马，对李唐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这次攻击可以说是自李唐立国到现在，突厥发起的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在政治上来说，突厥不愿意李唐重新统一是一个原因，李唐对突厥政策逐渐转向强硬、年初甚至试图收回马邑的尝试是另一个原因。

另外可能还有气候和经济上的因素，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李大恩年初提出进击突厥的建议，理由是去年冬天突厥遭了灾似乎很困难。然而李大恩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正因为遭和灾生活困难，游牧民族的劫掠之心才更强烈战意才更坚定。如果把突厥比作草原上的狼，那么我们知道饿疯了的狼群最可怕。

这一次，突厥的攻势几乎曼延于整个北方。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而李唐亦分兵三路应对：

一、夏末六月，刘黑闼已经引了一路突厥兵进攻河北。这一批突厥兵只怕是颉利可汗的直属人马，须知突厥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游牧行国，其大可汗对大小部落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刘黑闼能在突厥得到一定承认的话，他自可以去说动某些想打劫的突厥人在夏末秋初和他一起南下河北。

这支人马一开始可能兵力也算不得特别强盛，所以李渊仅仅是命令幽州罗艺出击，类似于一种边防作战的处置方法。

但随着秋天的到来，大约有更多想南下打劫一把的突厥人加入了刘黑闼的行列，根据两唐书的《突厥传》的记载，刘黑闼引入了“突厥万余骑”侵扰河北，若真是一万多突厥骑兵那已经相当可观，需知当时汉地内部争战中，一般一支军队有数千骑已经是很强的骑兵队伍。同时河北的一些逃散的窦夏旧部亦在响应刘黑闼，于是到七月十五日，李唐派本来镇守洛阳的洛州刺史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前往讨伐河北的刘黑闼。

二、八月初，突厥的主力在颉利可汗率领下，从山西南下，这无疑是此次入侵中最让人头痛的一路。

八月七日，颉利可汗率领据说是十五万骑入雁门。十日，攻击太原等地，兵锋直指雀鼠谷，一直突破到晋州也就是雀鼠谷南端。一时之间，所谓“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若他们突破了这段狭窄的谷地进入河东，那确实也是十分危险的。


于是相应的，李唐也就派出了他们的“第一打手”秦王殿下。八月十一日，李世民出“泰州道”迎击突厥。按泰州，即是武德二、三年李唐和刘武周作战时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平原设置的一个州，河东战役里李世民屯兵压制宋金刚的柏壁正在泰州辖区内。所以现在这里也成了防御突厥突入河东平原的重要据点，李世民再次率兵回到他所熟悉的旧战场。



三、颉利南下时又派别部进攻甘肃原州，即从陕西的西北和甘肃进攻，这一路虽然不是主力，但若让突厥越过陇山冲下高原，就可直接威胁关中平原，所以也是需要小心应对的。



在这个方向上，八月十一日，与李世民出泰州道同时，李唐派出了太子李建成出“豳州道”迎击。豳州位于长安西北，泾水河谷的北部。当年李世民和薛举、薛仁果作战的泾州地区，又在豳州的西北，可以说豳州正在当日战场的后方，李世民守高墌的目的亦是挡住通往豳州到道路。



另外，李唐又派云州总管李子和趋云中，左武卫将军段德操趋夏州，这两个地方一是山西大同，另一个是陕西靖边，正是山西、陕甘两个主要战场的后路，亦是威胁突厥后方的一个举措。



在这几个方面上，最先取得战果的是山西方向。



注意到不论突厥大可汗有什么政治上的打算，对绝大部分突厥人来说，南下也不过就是来打劫的。同时突厥多为游牧骑兵，其攻城手段和技术都有限。所以突厥骑兵虽然靠着他们的机动能力突破到雀鼠谷，却基本上没有攻打和占领任何重要城市。在山西方面，各个重镇自然依旧在李唐手里，这些城市里的李唐军队亦可抓住机会对野外的突厥军队进行攻击。



八月二十日，镇守太原的并州总管襄邑王李神符两次袭击突厥军队，一次取得“斩首五百、获马二千”的战果，另一次在抓住突厥的“乙利达官”，并获得颉利的乘马和铠甲。差不多相同时间里，汾州刺史萧顗也击破突厥一支部队，获得斩首五千的战果。



就这几个战果来说倒也不算很大，对所谓“十万精骑”的突厥而言不能算是很大的损失。但有趣的是，既然突厥已经到了晋州，又有十万大军那么多，南下攻击河东应该是一个完全可行的计划。虽然李世民屯于柏壁，但突厥这么强的兵力总不会连一拼的力量都没有，再怎么他们似乎也比当年的宋金刚情况好得多吧？



然而突厥偏偏就是没有和李世民发生更大的冲突，没有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强大攻势。



这是为什么呢？有极端的猜测甚至认为是因为李世民和突厥关系“太好”，其实每一次突厥南下都是他养寇自重的某种“阴谋”。这当然太可笑了，慢说李世民是不是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突厥可汗能有如此愚蠢无能吗？让自己被李世民随随便便指使来指使去？



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所谓的突厥“十万精骑”，很可能并不是一支上下一心由突厥可汗统一指挥的正规大军。这支大军是由各部落的军队组合而成的，突厥本身的政治散漫只怕正决定了他们的军队组织的散漫。颉利统一指挥的效率是很可疑的，各部落军队之间的协调和共同进退的意识也是很可疑的。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就仅仅是一大堆南下抢劫的突厥强盗。能够抢劫一通获得足够的战利品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一旦哪个部落觉得自己抢得差不多了他们很可能把别人一扔就回去。同时，若要和李世民率领的李唐精锐军队作直接的坚决对抗，那么就算能打些胜仗牺牲也会很大，按抢劫的效果来说很可能得不偿失，那可就亏得太大。



当然，李唐或者就说李世民吧，自然亦会和突厥各部落多多联络，用分化瓦解的“狡猾”手段来削弱这一票突厥大军。实际上，想办法挑起突厥各部落之间、突厥可汗和各部落之间的矛盾，让突厥这“十万精骑”各自为政无法成为一鼓强有力的战略力量，应该不仅仅是李世民个人的手段，甚至不仅仅是李唐这个朝廷的政策，乃是从隋延续到今中原朝廷的一贯做法。有意思的是隋代出使突厥大搞分化瓦解政策的长孙晟，算来正是李世民的岳父。当然他们翁婿倒没什么见面的机会，因为长孙晟生下长孙无忌兄妹时年纪已经很大不久就过世了，然而或者也有一些人脉或者故事可资利用之处。



在武德年间的对突政策里，留给人们的一个印象，是李世民看来很象一个“主战派”。比如为了避开突厥而迁都的建议，就是因他的强烈反对而搁置的。所谓青壮军官的代表，总是让人联想到愤怒的爱国青年的形象。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李世民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他和突厥的关系又显得十分暧昧，比如在他的几次负责迎击突厥的战役里，双方没有大战，突厥往往“轻易”便退了兵，他与突利可汗又有所谓“香火情”的言论。



实则把这两面看作一个统一体又有什么问题呢？青年固然是青年了，单“蠢”的愤怒却不是真正经历过连番大战、屡克强敌的秦王殿下应有的智慧。同时，实际上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对待突厥的问题上。李氏父子兄弟也好，李唐朝廷上下也好，总的来说并无强烈的原则冲突。当然一定的意见不合也是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自地位的差异也会使他们不由自主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在迁都一事上，固然是李世民强烈地表示出反对的意见，但是最终李渊也好李建成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亦默认了对这一过于软弱的政策的搁置。又如在突厥各部落里拉一帮打一帮，和这个那个的突厥贵族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金钱美女、挑拨离间的这种种手段，也向来是成例和经验，不独李世民在玩儿。



当然，武德五年的这次突厥入侵还是不那么好对付的，而且李唐当时的政策因统一战争的即将完成，亦有着转向强硬的自然思路。



八月十二日，李渊在把两个年长的儿子都派出以后，向大臣咨询当前该怎样来应对突厥。史书记载了两种意见：一是太常卿郑元璹的“主和”建议，即“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一是中书令封伦的“主战”建议，即“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



这两种意见其实很说明当时的时局。一方面来说，李唐基本上统一天下，实力日增，自然是不甘心再看突厥脸色。另一方面来说，李唐又刚刚统一天下，很多内部问题还有待解决。同时象郑元璹这种长期出使突厥和突厥打交道的外交官，又看到突厥作为游牧民族先天上的战争强势，所以依旧有主和的声音，至少不希望在现阶段就和突厥大打出手。



这一次李渊采纳了封伦的主战建议，则可见当时李唐对自己是很有自信心的，总的来说统一战争进行得可算顺利，尤其是唐军的武力强大至少在内战里已经得到证明。



事实也是之后不久的八月二十日，唐军便在山西取得了一些战果，这在当时应该愈发增强了李唐的信心吧。可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次比较严重的险情。



八月二十九日，从甘肃和陕西北部攻击的突厥别部攻陷了大震关。此关在天水东面，卡在陇山要道上，突厥打破了这里的防御，就很有可能越过陇山直下关中平原。当初薛举第一次攻入关中就是从这里过来的，只是当时他凑合的“三十万”人马太杂乱乌合，反而被李世民率军在扶风打了一个突击，才没能够实现其突入关中的梦想。



当然正如我们所说，突厥也不是啥上下一心的完整正规大军，他们虽然突破了大震关，也不一定能立刻组织起大部队来攻击关中，可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这样的情势下，李唐内部主和的声音看来重新抬头，多次出使突厥的郑元璹再次被派去游说颉利可汗。郑元璹的游说工作里，大量的财物子女的贿赂固然是不免的，而他的说词却不仅仅是卑躬屈膝那么简单。史书上说郑元璹先责怪颉利负约，言辞不屈让突厥人十分惭愧。这或者是一种掩饰之辞，但是郑元璹的说辞本身，则可说非常之狡猾。他所说的大意如下：



第一，郑元璹分析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因此“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按说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亦有先例，不过自然的力量使得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转向农耕的生产方式，加上文化、制度上的缘故，所以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又一一被汉化。此时的突厥游牧性很浓，在南方农耕民族基本上统一的情况下，他们南下的劫掠行动只能是短期行为。即使突厥愿意汉化长居汉地，也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间来提供一个平台给他们汉化。所以说当时的突厥不能在李唐的统治地区长住，那是没错的。



第二，既然无力侵占土地，那么突厥南下能够得到的好处就是劫掠所得的财物。郑元璹因此进一步说，如今颉利可汗率领突厥各部落南下打劫，得到的好处要大家平分，分来分去可汗您自己得到的利益就微薄了，这又是何苦呢？反倒是和李唐讲和，那么李唐送给您的财物就都是由您支配的，不用分给大家，岂不是很美妙的事情？



这第二层意思里挑拨的意味就很浓烈了，说穿了正是看准突厥内部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才能把“突厥可汗”的利益和“众人”的利益分割开来，让颉利“为自己盘算”。然则突厥大约还不得不吃这个挑拨，因为大可汗除了自己的直属部落以外，和各部落之间还真是利益分歧很大的。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猜测，郑元璹的挑拨之言怕不是仅仅对着颉利说的。他到突厥人中间去晃悠，怕是对不同的部落都有着各种不同的挑拨言论，暗暗地鼓动他们“为自己盘算”，不一定非要卖突厥可汗的账不可。



我们还注意到在唐书的突厥传中记载了当时突厥的一个动向，即颉利可汗任用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试图实行一些汉人的制度。这一动向说明，颉利有着改变突厥这种一盘散沙之状况的愿望的。因为当时汉人的制度，比起突厥这种游牧民族的习惯法来说，重视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更高的组织化结构，说穿了就是颉利想要加强可汗的中央权力，让突厥人能够更加“团结一致”和“统一”。



说起来如果颉利要加强突厥可汗的中央权力，那么他确实也需要先增加自己直属部落的力量、削弱其他部落的力量的必要。接受郑元璹的建议，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敲诈李唐多多为可汗自己积累财富，同时使其他部落捞不到多少好处，也真的是一个很诱人的政策选择。所以不能把颉利吃了郑元璹这一个挑拨视作他的“愚蠢”，他的考虑应该也有合理的成分。至于最终颉利的做法没有成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各部落的反弹也会相应加强，容易在一个时期里形成更强的分裂力量。而颉利面对的敌手却是新兴的李唐，有那么几个牛人在那里左搞右搞地整他，所谓时运欠佳，最后颉利的努力走向其反面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吧。



总之在这个时候，颉利被郑元璹所说服退兵，让李唐大大松了一口气。根据两唐书里郑元璹的列传，当时负责山西战场的李世民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郑元璹，信中说：“知公已共可汗结和，遂使边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岂唯魏绛，金石之锡，固当非远”，赞誉是非常高的。



颉利一退，那么剩下来的突厥人更是单纯的劫掠者和更加分散的部落军队，对付他们就更容易了。



九月，陕甘方向亦连连取得胜利，先是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和灵州总管杨师道但人合兵，在三观山打败一支突厥军队。三观山在甘肃庆阳北部，从这里南下即可进入泾水流域。这里的突厥被打退以后，加上颉利之前已经撤军，李唐应该认为没有什么大的为威胁了，李建成于是班师回长安。之后宇文歆和安兴贵又在甘肃等地打败好几支突厥军队，算是突厥这一波攻击结束的尾声。



李世民班师的时间不太清楚，应该也是在九月中。



不过，河北的战局却不如人意。九月里，随着颉利退军，定州总管权士洛也在恒山南麓（此恒山应为河北曲阳之恒山？）打退了一支突厥军队。可是这里的情况却更加复杂，因为有刘黑闼搅和在里面。河北本地还有不满李唐统治继续响应刘黑闼的人，在他们的协助下，河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



十月，李唐以李元吉为主帅，率军前往河北讨伐刘黑闼，双方的战斗各有胜负。十月日，贝州刺史和刘黑闼的弟弟刘十善的一支军队作战，战败全军尽没。十月日，刘黑闼本人却在晏城被右武侯将军桑显和打败。如此来来往往了几个回合以后，一次扑朔迷离的败仗使得刘黑闼的声势重新壮大起来。



这次败仗，就是李道玄和刘黑闼的下博之战。



十月日，李道玄在下博和刘黑闼相遇会战。史载李道玄当时带有三万兵马，但他自己只带了一队骑兵先出去冲击刘黑闼的军阵，让副将史万宝率领大军继至。



可是史万宝却和李道玄有矛盾，似乎挺瞧不起李道玄的，他对身边的其他人说“我奉手敕云，淮阳小儿，军事皆委老夫。今王轻脱妄进，若与之俱，必同败没，不如以王饵贼，王败，贼必争进，我坚陈以待之，破之必矣”。大致的意思：一是说他认为李道玄这么年轻根本不够资格做主，他才是军队的实际负责人；二是说他认为李道玄出战过于轻率，他不愿意跟着李道玄一起出去，认为一定会打败的；三是他觉得可以拿李道玄做诱饵，如果李道玄失败了敌人会因追击道玄而无法保持阵型，他就可以趁机打败敌人。



李道玄的年龄确实不大，当时才十九岁，史万宝说的第一层意思或者是真的。可他接下来的两层意思却让人有点儿迷惑了，他就这么大胆，敢不顾一个郡王和统帅的安全，拿李道玄的命来当诱饵？当然史万宝本身的意思，或者是以为李道玄战败往回一逃是不会有性命危险的。可是他们即事先没有协调，李道玄的心目里以为史万宝会的大军跟进，就不一定往回逃。同时刀兵无眼，史万宝就在后面干等着李道玄自己逃回来，也不怕李道玄逃跑的时候出个意外？须知冷兵器时代最大的伤亡多在逃跑时出现，李道玄的前锋小队要被打败了往回逃，那是非常危险的。



史万宝似乎也算是沙场老将了，可他却象一个没有常识的人那样，同时他在后面的衔接肯定出了大问题，从而使得李道玄孤军深入没于敌阵，史万宝想勒兵进击，士卒已无斗志。于是全军溃退，史万宝逃归，唐军大败。



这一败的一个原因应该是李道玄的轻率。败报传到长安，李世民非常难过，说道“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陈，心慕效之，以至于此”。也就是说，李道玄过于倾慕他这位堂兄的英勇了，结果自己依样画葫芦却没画象，送掉了性命。倒合了一句成语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李道玄学的是旁人也罢，中规中矩地打仗或者没什么大胜也不至于送掉性命，偏偏他要去学李世民，却不知道他这个堂兄的作战艺术过于高明了点儿，却不是可以随便学的。



虽然史书在李世民的话后附上“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的评语，大致是暗示李世民运气超好，果然是有“天命”的人啊，所以不可学。但抛开什么“天命”不“天命”的，李世民在这么多战役中身先士卒都活了下来，亦不能看作纯粹是运气的因素。



至少，李世民不会让一个轻慢他的人在后面率领接应的大军。



这一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史万宝的轻慢大意。史万宝应该不是菜鸟，却视战场如儿戏，竟不遵循主帅的命令（哪怕道玄只是名义上的主帅），不和道玄协调，自己胡乱行事自作主张。按说史万宝也在李世民手中干过好一阵子，虽然说不上特别的能人，也没见他出过什么纰漏还多有战功。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史万宝本性正是个傲慢粗疏之人，只不过在李世民手下不敢瞎胡闹，而现在李道玄年轻不懂事，不善于控制手下将领，便滋生了史万宝的轻慢之心。



另外，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也有人认为这和李家兄弟的权力之争有所关联。



这一次刘黑闼东山再起，李唐派出李元吉来应对，却没有让李世民出马。或许是因为当时看来刘黑闼第二次兴起已经是强弩之末没啥好怕的，所以不值得动用李世民这样的“第一打手”。从政治平衡的角度考虑，派别人也来分分战功，实在是当下太有必要的一个举措。既然刘黑闼不强，似乎尽量不派李世民出马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抑制秦王过分强大的势力，已经是一个日渐重要的政策，除非李渊这时候下决心改立太子。但前后看来，李渊这时完全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所以抑制李世民权势过大的种种举措，从李世民第一次打败刘黑闼以后就逐渐冒出头来。



在宗室里，历来认为李道玄和李世民的关系十分密切。道玄不仅长期跟随他这个堂兄征讨并有极其倾慕李世民的说法，同时他当时是洛州刺史，正当李世民直属辖区的核心位置上。再考虑到洛阳虽然被取消了东都的名号，但其黄河中下游政治中心的地位依旧很难动摇，那么洛州刺史的位置实在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不是非常亲重的人，应该不会有如此地位。可见李世民和李道玄的关系真的非同一般。而李道玄能够拥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显然也不仅仅因为他是宗室——宗室子弟也不是人人都大权在握——其中李世民对他的看重应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李道玄的年纪过轻和性格还不够成熟，却是没有疑问的。在这种情况下，史万宝这样的人对他不服气也情有可原。但按理有李世民的威势在后面撑腰，史万宝似乎也不该有如此轻佻的表现。所以亦可以怀疑，史万宝对李道玄所表现出来的轻慢，也含有轻视李世民的权威的成分。



毕竟史书的记载还是太粗，很多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资治通鉴里面，把好几件对李世民不利的事情都放在了本年。如李建成心中不安开始和李元吉“勾结”试图对付李世民；如张婕妤等嫔妃收了建成好处又吃过李世民的瘪，所以在老李面前大说他家老二的坏话；如杜如晦被尹德妃之父尹阿鼠打了一顿，尹妃却反咬小李一口——这些事件或者在后面的翻案风党人看来，全是李世民的编造篡改，先不多论。然而，似乎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朝廷上下的风向，颇有不利于李世民的动静出现。



那么史万宝有没有可能“闻风思迁”呢？当然我们不应该太过阴谋论，把史万宝的作为当作一种被什么人唆使的有意行为，很可能本质上只是史某的个性里确实有粗疏自大到愚蠢的一面，就自以为他也可以来小瞧秦王系人马一把。他亦并非有心要置李道玄于死地，甚至未必觉得自己是有意在和秦王做对，只是不自觉地在大风向下外露了自己愚蠢粗疏的“马脚”。这，还是很有可能的。



李道玄的战败使得刘黑闼势力复张，时任洺州总管的庐江王李瑗弃城逃跑，这样刘黑闼便又一次回到窦夏旧都，所谓十多天里便“尽复其旧地”。李元吉奉命前往征讨，却不敢进入河北境内，这样一来，问题又显得严重起来。



在如此形势下，李建成第一次主动请战。



劝说李建成率兵出征的是东宫官员王珪和魏徵，他们劝说建成出兵的理由有两点，一般多认识到第一点，却忽略了第二点，这里我们两点都得看一看：



第一，自然是当时李世民的战功过大，从而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李建成也能立上一些战功，才能和他的二弟保持平衡。这一点，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第二，则是李建成此次出战，立功的机会有多大。太子不可轻动，如无十足把握出兵，输了李建成固然难看，对政局的影响亦会更大，即使不论其他因素，这一点也要非常小心。所以李建成出兵的前提，必须是胜算很大，若是那种危险的战局，除非真的没人可用，否则便不宜让他出征。



“真的没人可用”这样的状况在当时并不成立，因为总有李世民可以顶上。



所以，促成李建成出兵的这第二点，就是此战胜算很大。这里两唐书和通鉴的记载十分一致，都说王珪、魏徵如是分析道：“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



这或者会让有些人疑惑，刘黑闼之前不是说联合了一万多突厥骑兵么？再加上此时河北归附的人，怎么也该兵力超过万人吧？为什么说“众不盈万”？这可是——按翻案风党人的简单处理法——李世民篡改了史书记载？



也许。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考虑一下。



先说那一万多突厥兵，刘黑闼是他所引来河北打劫的突厥骑兵的老板吗？不是，说他是突厥人的向导还差不多。这些突厥骑兵没有理由非听他的指使不可，更不用说为他拼死苦战。当然刘黑闼在河北本地还有一些势力，可能这一批突厥兵留得久一些，因为有刘黑闼的配合打劫更容易些。能够打败李道玄，也许正是有这些突厥人的帮助。



可是，突厥人留得再久终归时间有限，他们既然没把家搬来河北，那么随着冬天的到来他们必须回家去照顾家中的牲口过冬。同时，打劫的人抢饱了，自然也没有继续逗留下去的必要。人的欲望也有限度，突厥人此时很难在汉地立足，所以抢到一定程度再待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们要满载而归，刘黑闼有什么本事约束他们不准他们离去？这一点，只怕就是突厥可汗亲临也没招，更别说刘黑闼这种“突厥走狗”了。



李道玄战败时是初冬十月，再拖延一下，李建成请战时已经是十一月的事。要说十一月突厥还有大批人蹲在河北，反而和当时时局、情理不通。那么刘黑闼这时候手头的兵力，就只剩下河北响应的那一批人。



要说河北的人口么也不能算少，刘黑闼若是名头还很响亮，或许招揽几万人依旧有可能。可是上一次李世民的讨伐，一是把其中最死硬的一批杀得也是够狠，余下的人则未必肯那么拼死给窦夏续命，二是刘黑闼失信弃诺背众逃命，他的名头已经不是那么响亮了。



另外，这一次刘黑闼大引突厥兵为助力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突厥兵又不是信男善女，更不是老刘的铁哥儿们，他们南来总是为了好处，莫说什么为窦夏复仇，就是他们自己可汗的政治利益也是不怎么顾及的。刘黑闼引来的突厥兵一定会在河北当地抢掠，他“勾结”的人越多，问题就越严重。



这里要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唐不也和突厥有过“勾结”么？然而李唐的势力终究不是此刻的刘黑闼可比，其“勾结”突厥所为的只是不受突厥打扰并不怎么需要突厥的助力。所以最初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告诫他的就是：突厥的马可以多弄点儿来，突厥的兵就尽量不要。所以突厥使者或许在李唐的疆域里横行，突厥的一两千骑兵或许也在太原等地抢劫过，但终究来说都在李唐控制范围内。至于李唐这些年来贿赂突厥的财宝美女，亦是通过朝廷的正常收入来转交的，自然更是不同。



反之，刘黑闼此次引来突厥兵，对他这个已经失去了根据地的人来说，只有引入突厥兵越多越好，同时完全无法控制只能由他们自行四处抢劫，那造成的损害和恶劣的后果会更严重。



因此综合来看，虽然说李道玄战败后刘黑闼“尽复故地”，但这里面的水分实在严重。所以，才有史籍所载之兵力不足万人而粮草匮乏的现象吧。



十一月初七，正式诏命太子李建成率军东讨，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指李元吉）和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处分，得以便宜从事。同时，和上次一样在突厥主力退却后，下令从山西并州、河北幽州出兵夹击。



不过这个月里，虽然下了诏书，看来李唐的讨伐大军还没有准备整齐，所以刘黑闼继续攻陷河北州县，如此一直拖到了十二月。



十二月十六日，幽州罗艺南下，收复廉州和定州。



当时河北除了幽州以外，还有一个魏州仍在李唐手里，魏州总管田留安固守州城刘黑闼就是攻不动，不仅如此还吃了亏。田留安此人是隋末盗贼之一，后归李密，李密败后又投王世充，最后跟着那李密旧部的“逃亡热”跑来李唐，被李世民看重大加任用。既然是李世民看重的人，自然也得有两把刷子。史载因刘黑闼再起，河北各州县上下官员疑惧不安，李唐派来的官员固然怕本地人闹事，本地人也怕被冤枉为乱党。田留安就开诚布公善待“吏民”，任何来找他的人都可以直入他的卧室以示心无疑虑。他州内有一个叫苑竹林的，其实暗中想和刘黑闼勾结，田留安也善待此人，“引置左右，委以管钥”，终于改变了苑竹林的心意。于是魏州上下同心，得以固守。



十二月十七日，刘黑闼攻打魏州反被田留安打败，一员大将孟柱被抓，六千士兵向李唐投降。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黑闼这次东山再起的无力，稍有不顺则军队成建制地投降，在刘黑闼的亲自率领之下，六千人也说降就降，其无斗志可知。



十二月十八日，并州刺史成仁重打败刘黑闼手下大将范愿率领的一支偏师，进逼恒州。



这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大军前进到昌乐，即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刘黑闼赶紧移师前来迎击。但是此时的刘黑闼已非当日之刘黑闼，两次列阵都未和李建成直接交战。



然后魏徵进言，提到第一次拍飞刘黑闼以后，李唐虽然有赦免所有从犯的诏书，但是相关人等的家眷多被拘押，所以人们疑惧不敢投降。如今不如把这些囚犯全部释放，那么刘黑闼的部队就会自然解散。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两点：



一、这个建议的前提必然是刘黑闼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就是一个海边的沙塔，所以才能在这么一个措施下如滚雪球般迅速崩溃。若是以其第一次起兵时的气势如虹和战力强悍，固然是不可能如此轻易成功的。



二、反之，这条建议确实精明，这一点也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不管敌人是弱是强，抓住敌人最弱的一点进行突破，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那总是高明之举。无论如何战争的变数是很可怕的，即使面对弱敌，如果处置不得法仍旧会给敌人坐大的机会。



李建成接受了魏徵的进言，果然不久以后刘黑闼的气势愈弱。唐军试着攻击了一下，获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刘黑闼的军队开始自我崩溃，士兵大量逃亡，甚至有人绑了军官来投降。



综合来看，在刘黑闼被李世民打败以后，逃亡到突厥的他其实已经失去了河北的根基。他头上的武勇和义气的光环已经失去了颜色，他的死党也多被杀死，加上本地区重新回到李唐手里，所以刘黑闼再次南下可以凭借的东西比第一次少了太多。也许他最好的下场是留在突厥人那里，在胡汉交界处作一个突厥打手。



那么，从一定角度来说，刘黑闼打败李道玄的那一仗，对他个人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当时没有胜利，也许早已经跟着突厥骑兵一起跑掉了。那个时候他逃跑的机会要大得多，因为当时突厥骑兵可能还有不少跟在他身边，同时道玄率领的军队不算太多，唐军也没有南北夹击。



可是刘黑闼胜了，并且得到一个收复河北旧地的假象。这就让他产生希望不肯北回，毕竟突厥不是他的家园，若有可能他总想留在河北。这么一个耽搁，李唐派出大军进剿，论实力实际上刘黑闼成功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而这时候他再要想跑出生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现在作战不利，大概刘黑闼也意识到再回河北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梦幻泡影，所以他开始往北撤退。刘黑闼退到陶馆，需要筑桥渡过永济渠。十二月二十五日，桥未成而李建成追兵已至。这时刘黑闼再次让王小胡率领士兵背水列阵，试图挡一挡唐军。不过这个时候的河北士卒哪里还有当初在洺水边的斗志，尽管唐军还没有追到桥就已经搭好，可刘黑闼部就在渡河的时候开始了全盘崩溃。人人都想逃命，人人再也没有牺牲的意志。



唐军也终于追到，可是就在唐军试图度过这座临时搭建的桥去继续追击的时候，大约渡桥本身搭建得就太仓促，同时当时的情况因刘黑闼军队的崩溃而变得十分混乱，所以唐军才过了几千人渡桥就散架了。



跟随刘黑闼度过永济渠的人只有数百骑，他们没命地向河北北部逃窜。李建成派大将刘弘基追击，据说刘黑闼在官兵的追击下不得休息，追随他的数百骑也逐渐减少到一百多人。



正月日，当他们走到饶阳的时候，又饿又累，刘黑闼封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出迎，用尽办法说动刘黑闼到城中休息。然后诸葛德威翻脸，把刘黑闼一伙抓了起来，送往李建成的行辕。



另外，按《新唐书·刘黑闼传》的说法，当时背叛刘黑闼的还有一个叫崔元逊的人，他本是窦夏旧部，两次刘黑闼起事都积极响应，貌似应该是个忠于刘黑闼的人物。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他也终于看到刘黑闼是没有指望的了，还不如干脆将其卖掉。



对于诸葛德威和崔元逊的“背叛”，有些人是大加鞭挞。会有如此议论，大约和把刘黑闼当作某种极其高尚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有关。实则个人觉得刘黑闼固然不是什么坏人，也说不上特别高尚。“农民起义军首领”？这种太近现代的帽子未必适合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也照样可以把几万所谓“兄弟”丢在背后送死，也照样勾结上万突厥南下劫掠河北，如果此番让他活着逃走，难道人们还指望他一直“农民起义”下去？他的下场只能是越来越象一个突厥打手而已。



所以，诸葛德威和崔元逊等这时候能怎么办呢？让他们也背井离乡，最好的下场就是跟着刘黑闼跑去突厥？这固然对个人来说不是一个幸福的前景，难道又是一个非常光彩的前景？如崔元逊，他一直苦守在河北几度响应刘黑闼，中间也吃了不少苦头，他真的是很没义气的小人吗？我也不知道，不过当然，对刘黑闼来说，什么“农民起义军首领”这种一千多年以后的光环和他也全不沾边儿，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能够活下去。



刘黑闼被捕以后，李唐自然是要杀他的。其实大家仔细看一看前面魏徵和李建成的对话，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讨论过饶过刘黑闼等人的议题，这一些“酋首”是没有什么可饶之处的。



太子的权限看来确实更大一些，他不用象李世民那样，每次抓获敌人的头目以后都要送到京城等候老李的最终判决。当然也可能是刘黑闼虽然闹出这么大乱子，在李唐眼里仍旧不够级别，所以不用再送往京城了。总之，刘黑闼和他的弟弟刘十善等人被直接拉到洺州砍头。



行刑的人是程名振，因为他背叛窦建德以后一直忠于李唐，刘黑闼就杀了他的全家。所以他请求让自己亲手来砍刘黑闼的脑袋，算是给他的家人报了仇。



刘黑闼在临死的时候倒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叹息着说“我幸在家鉏菜，为高雅贤罪所误至此”。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黑闼这个人在心理上所受无可挽回的创伤，对于他来说，他所进行的这项“事业”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什么“道义”啊、“雄心”啊，在刘黑闼心里都已经死亡了。或者最初当他们打出“为夏王报仇”这个旗号的时候，刘黑闼及他身边的这么一票人，还是相信自己占有“义气”这一正义的名分的，所以他们才有以弱抗强的坚定斗志。而这一自信，大约刘黑闼在洺水边弃众而逃时已经被他丢掉了。之后刘黑闼又勾结突厥骑兵劫掠他的老家河北，个人想来，对他残余的几分正义感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所以到最后，可以说刘黑闼已经是一个“沉沦”得无可救药的“坏人”，他剩下的最后一点儿心理支柱仅仅是生物的生存本能——我真的很想活下去啊，哪怕只能活下去也好吧。



悲观的遗言也道出了此时整个关东地区许多人的心声，不管怎么样，好死不如赖活，经过这么几次和李唐、和关陇一脉的反复较量，也许还是有不服气，但是至少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不要再多想其他，老老实实守着家人妻子活下去吧。



这也许正是乱世中人最后一点点卑微的希望，或者我们可以高高在上地鄙薄这种苟活的态度，抑或我们还是为之发一声叹息、抱几分悯然。当然，就是怜悯，本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忽然想来，“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样的俗话，有人是不屑的，自然也有对之不屑的道理。然而胜利者即使不伟大，至少他们也更幸运——不，应该即使这个世界上最可悲哀的是胜利者，比他更悲哀的仍旧是失败者。



所以，我们还是说，胜利者总是幸运一些。



或者说，李唐是幸运的，站在胜利的巅峰上，无论过去如何，至少他们拥有未来。



不过，这一幸运对李世民来说或许要打个折扣。在李唐的天下有着越来越明亮的前景的同时，身居“二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秦王殿下的未来，却渐渐走进一片暧昧难明的迷雾中。



武德六年二月，在李世勣从容不迫的进剿之下，尽管没有什么大的战事和战果可以一说，徐圆朗的败亡却已经成为定局。终于，徐圆朗弃城逃走，却被“野人”所杀，也就是被本地某个不知名的百姓砍了。



至此，由刘黑闼引发的这一次关东大乱终告完全平定。



这对李世民来说，也许反倒是一个凶兆。

心中之神

不过，不管怎么说，刘黑闼、徐圆朗之乱平定，这一场战役本身可算已经结束。
河北、山东包括河南的这一次反复，自有其必然性。
追究远因，南北朝末年黄河流域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关陇、关东两大世族集团的对立成为这一对峙局面的重要表现特征之一。尽管关陇以其军事优势成为战争的胜利者，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从政治、文化和经济这三个方面来说，“地气东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隋代已经表现出来了，并将在唐代继续发展下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李唐初定关东以后采取的政策就出现了三次“反动”。
第一次是对隋的政治重心“东移”的“反动”。隋末之乱，使得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再一次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就出现试图把政治重心完全拉回关中长安的态势。废除洛阳的东都称号，对整个关东王、窦旧部的清理追究，都是在这一“反动”趋势下出现的具体政策。当然，这里面还要考虑到“统一”大局的需要，对王、窦旧部的清理和追究的另一个目的还含有清除“异已”地方实力派的意义。
为着“统一”的需要去清除“异己”之地方实力派，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言是“正确”和“正义”的。但硬要把政治重心完全拉回长安，却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即使当时关中确实也有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意义，亦可实行“双重心”的统治结构。因此李唐的这一“反动”，确实是一个失策之举。
同时，李唐选择的时机也不太合适，过于心急和轻敌。武德四年下半年的战略重点本不该放在关东，因为李唐此时北面忙着应付突厥，南面又在对江南各割据势力发动总攻。因此此时李唐在关东大搞“反动”和清洗是操之过急，他们也无力投入精锐的军事力量来弹压必然发生的关东豪强的反抗。
当李神通和刘黑闼对决时，这场战争在性质上来说还是一次比较简单的“剿匪”行动。而李神通的失败，让刘黑闼上升为一股初具形势的割据势力，整个河北、山东、河南地区的动荡不安亦给李唐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出现了李唐政策调整的第二次“反动”。
第二次是对李唐强求“单重心”结构的“反动”。关东地区确实有着不可小窥得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整个隋唐时代的基本态势都是“双重心”的，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
于是，在大唐新兴的武德年中，就出现了“陕东道大行台”这一奇妙的政治结构。它不是单纯的“陕东道行台”的升级版，实际上是洛阳之东都地位的一个替代物。也就是说，陕东道大行台的设置，是李唐对关东地区当有一个政治重心的承认。
当然，承认关东地位是一回事，和刘黑闼等进行的战争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李唐重新承认关东地区的地位，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容忍刘黑闼割据一方。
陕东道大行台的直接负责人是李渊的次子、李唐的秦王李世民，消灭刘黑闼等人的战役亦成为他的主要责任。
李世民抓住武德五年春天突厥无力大举南下、江南战事基本稳定的时机，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刘黑闼的叛乱主力，尽管刘黑闼个人逃脱，但关东地区的反抗力量已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刘黑闼的逃跑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河北叛乱的精神支柱。
之后河北乱局基本上成为突厥问题的一个部分，武德五年下半年的突厥大举入侵貌似给了刘黑闼第二次起事的机会，又因为李道玄的战术失败加强了这一假象的可能性。但是已经失去政治正义的刘黑闼，实际上已经“沦落”为一个突厥的工具，不仅河北本地支持他的力量再无坚强的决心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是他个人的心理世界也不再自信。
所以李建成可以用一点小小的政治手段，就简单得解决了河北的第二次乱局，已无斗志的关东豪强，如今大多只剩下在李唐权威下苟活下去就好的愿望。
因此第一次平乱成功以后，随着李唐再一次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的重大胜利，政策上就有了第三次小小的“反动”。
第三次“反动”是削弱陕东道大行台，使其政治重心地位有所下降。陕东道大行台初急建时，曾将设于河北的山东道行台置于起辖下。也就是说，陕东道大行台一度直接管辖除了山西以外的几乎整个关东地区。但在刘黑闼第一次被打败以后，李唐立刻撤销了山东道行台，自然变相地削弱了陕东道大行台作为“关东地区政治中心”的作用。
这一次“反动”，一方面来说，是因为关陇集团的军事胜利造成的，毕竟关东的反抗被狠狠地又打下去了一次，其政治上的精神支柱也受到相当地打击。关东豪强们固然不得不怕，关陇集团也会再次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来说，则又涉及到李唐上层的权力斗争，是对李世民个人过高权力的一种限制。
这一小小的“反动”进行得倒也顺利，包括第二次出兵派出李建成而不是李世民、以及李建成轻松取得胜利，都显示出关东在一定的时期内，确实再无反抗的力量。
对于李世民个人来说，河北、山东的乱局带给他的影响，起起伏伏，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待。
第一个阶段是武德四年秋天，几乎可以说这段时间里李世民成为了一个旁观者。此时期的多项重大战事都和他没什么关系，北上对抗突厥也好、南下攻打江南也好，东进剿灭刘、徐等“造反”的悍匪也好，都没让他参与。
从现有记录来看，在平定王、窦以后，李世民似乎已有夺嫡的野心，这在前面已经谈起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李世民回到长安以后，事态的发展却并不支持他的这一野心。
按好些朋友的意见，因为年轻，李世民很可能之前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我立下大功，父亲就会改立太子甚至大哥会自动让贤。这一猜测的史料依据是史书记载说“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尽管有人认为这很简单，就是“改史”、是瞎编，但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会不会李渊做过一些暗示，或者李渊的心理也确实有过“动摇”。毕竟在统一战争的进行期间军事才能往往会显得特别重要，在李世民屡次获得重大胜利的刺激下，老李一时激动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比如说论者或者会拿武德二年刘文静事件来看，说老李在武德初就一直“坚定不移”地反对李二觊觎太子之位。但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小李漂亮地打败刘武周以后，老李诚心实意地有所感动，觉得“还是我家老二好”。
当然，必须承认，老李即使有过一时激动，总的来说，他的理性都让他坚持建成的太子之位。同时，当李世民的功业太高了以后，老李又反而会觉得受到威胁了。别说李世民是个藩王，就他这时候已经是太子，以他一举吃下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势力的功劳，也有势临其父太过的问题。
总之李世民回到长安以后感觉到的落差肯定不小，不管怎么说，老李当时根本不打算改立太子，所以最后才弄出一个天策上将这样的玩意儿，与其说在嘉奖李世民，不如说是实在没法让他“再进一步”。
个人认为这个落差感，也有可能从此抑制李世民的野心。他在洛阳的时候未免有点儿太得意，回到长安发现事情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免会有重新考虑的可能。至少在武德四年秋天三个月里，我们看不出李世民又什么特别的作为，倒不必认为他一下子就灰了心，可或许他确实有一个再思考的过程。
如果河北山东不大乱，李世民后来基本上不再领兵出战，老李最终可以考虑给设他一个更加荣誉性的头衔，比如照样给他一个“天策上将”的称号，但不给他开府设置官署，至于陕东道大行台就更加不用出现了。
然而刘黑闼之乱带来的巨大影响，即使得李唐的政策再一次“反动”，也使得李世民在这次反动里被重新推上前台。
第二个阶段就是李世民受封天策上将和陕东道大行台。
李世民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一事，实际上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实在太象一个变相的分封，李世民拥有黄河中下游流域这么一大块变相的“封地”，他的地位和权限，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后来李唐父子兄弟的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的阶段时，李渊差点儿让李世民去洛阳“自建天子旌旗”，正可看出当时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把陕东道大行台当作了李世民的亲王封地。
“封建”制在秦代被废除，在汉初复兴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大大削弱，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则是时有抬头和反复。当时世家大族的势力仍强，各贵族集团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亦可看作分封制的一个土壤。李渊在位时对宗室的极度重视和依赖，李世民即位以后一度也有重新搞封建制的打算。在这样的氛围下，考虑给李世民一块封地，或者将陕东道大行台看作李世民的封地，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陕东道大行台的面目还是有些模糊，从名义上讲它只是中央尚书省的一个派出机构，依旧是和郡县一样由中央行政系统管辖。尽管当时行台的自治权很大，加上其品级和中央尚书省平行，又由李世民充当尚书令，也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封地。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册封和任命，大概成了推动李世民“向前一步”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李世民是一个“受不了诱惑”的人，他没有坚定地推辞给他的封赏而是接了过来。这里面李世民应该已经看到其实他父亲不想把太子宝座给自己，就算他看不到他的谋臣也会指出来，所以才七转弯八拐角地塞给他新的高位高权。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看，要抑制李世民的野心，那么一打头就别给他太大好处，不能指望他这个人自己去“谦逊退让”。可是话又说回来，李世民不会推辞固然和他个人的高傲自负有关，也和他即将面对的责任有关。
李世民接下这一切，对他负责进剿刘黑闼是有帮助的，事实也正因为他的政治权力够大，历次战事可以自己做很大的主，所以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或者在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取得重大的胜利，或者用最漂亮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战胜敌人。
因此对李世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不论如何，在天策上将开府置僚和陕东道大行台割据黄河流域半壁江山的双重大帽子下面，任何人不能再进一步，都很难有什么好下场。别的不说，山东道行台撤消以后，陕东道大行台还是包括河南、山东等广大地区，李世民有这么一块关键的变相“封地”，长久下去会怎么样呢？中国人以“孝”为一切礼法制度的根本，六亲关系里的核心是父母子女关系，李渊倒可以不怕自己儿子。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兄弟关系就隔了一层了，若建成登基能不担心自己的弟弟？李建成再为子女考虑，儿子肯定比弟弟亲了，那时候他更会为自己的儿子来担心这个叔叔。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这样的形势绝对是不可能持久下去。正所谓早晚“不是东风压过西风，就是西风压过东风”。
也就在受封天策上将和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之后，李世民做出了他那个著名的政治举措：开文学馆，设十八学士。
有关“十八学士”的来历和政治集团属性问题，前面的章节已经陆续有所介绍，并在洛阳、虎牢战役结束时有一个综述，“十八学士”的背景，使他们为秦王府张扬声势、联络人脉的重要资源，这里就不多说了。要补充一点是李世民兴致勃勃和“十八学士”得到底讨论了哪些“经义”。
从“十八学士”的构成来看，有通经严谨的经学家，有风流雅意的艺术家，有精明强干的政治通，还有中正贵族的谱学家，他们可以和李世民讨论的东西很多，应该说实际上讨论的范围应该也相当广泛。但其中心议题，当是围绕着“如何做一个千古帝王”来展开的。
宋人所作的《太平御览》里提到一本虞世南所做的《公子先生论》，在两唐书的《经籍志》里题为《帝王论》，《唐文拾遗》里则作《帝王略论》，都是指的同一本书。虞世南是“十八学士”里的翘楚，也是贞观朝的重臣，是一个几乎被李世民当作“帝师”来看待的人物。
《帝王论》一书的内容，就是先以“略”的形式叙述一位帝王的大致生平，然后以“公子”和“先生”的论难问答，讨论历代帝王的功过得失、优劣高下。
这么一本以帝王为论的书籍，有学者早已指出，此书当作于秦府时代。后又有日本人收藏的残文中有一篇序文，其中撰书献上的虞世南自称“太子中舍人”。当然这个“太子”绝非指李大，而是指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当的那一小段时间的“太子”。其间虞世南任“太子中舍人”之职，到李世民正式即位后便转为秘书少监。那么，虞世南上书的时间是李世民做“太子”的时候，他不可能在如此短促而繁忙的几个月里忽然写下这么一本专著，所以此书作于秦府时代应该无疑。
作为“秦王”的一位文学之士，“帝王”的事迹岂是可以轻论的？所以此书作成之后，应该是始终处于保密状态，直到李世民夺权成功才冒出头来。同时，没有李世民同意，虞世南应该不敢写这本书。书以“公子”、“先生”为论难问答的双方，固然公子、先生都是虚拟的人物，然其所指的对象还是太过直露明白。由此也可知当时李世民所关心的最大议题，确实已经完全超过他身为秦王的“本份”了。
其实个人倒比较惊骇于李世民的大胆，竟然让虞世南把这些议题写了下来。当然，如果被人告发的话，也许也不是那么危险。到时候李世民若说“这本书是准备献给父皇的，只不过还没写好所以不想到处宣扬”，大约也敷衍得过去，虽然老李未必会相信。
总之，李世民的夺嫡之心，在十八学士设立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头的必然趋势。
李渊立挺李建成太子之位的决心，也在之后表露无疑。
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两次平叛以后，李世民虽然再次建立赫赫战功，即把刘黑闼的核心实力打了下去，还顺带拎回了一个江淮杜伏威，但他的势力却首次不再增加，反被削弱。
第一次平定刘黑闼叛乱后，山东道行台被撤，使得陕东道大行台失去了对河北地区的控制权力。
河北的第二次平叛是李建成完成的，这一战虽然轻松，但以李建成本就凌驾于李世民之上的政治地位，这一胜利足以稳定他的太子之位。
另外，史书还提到李建成根据谋士的建议，在河北一带收揽人物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过仔细考察，发现李建成在河北招揽的人物似乎不多，其中见诸史册的主要就是幽州罗艺。
但是罗艺本人，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河北人物”。
罗艺和他那一票人的来历，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炀帝东征高丽，在幽州设置了一个存放军械粮草的基地，于是就调来一支军队镇守。结果到了隋末天下大乱，这支军队孤悬当地，四周都是本地蜂起的“盗贼”，想来幽州抢劫军械和粮草仓库。于是罗艺等人据城自守，多次打退各路“盗贼”。到隋室彻底完蛋，罗艺就投靠了李唐。
罗艺或者确实算是李唐的忠臣，但长期的对抗行为也使得他们和本地人结下很深的仇恨，所以说光是收揽罗艺一票人，根本算不得招揽到什么河北人物，甚至有可能反而因此为河北土豪所忌也说不定。
自然，我们也要看到，李建成毕竟和李世民不太一样，他的太子宫的各种官署，早在他做上太子以后就自然被各种老爹派来的人物加他自己的一些朋友填满了坑。而且不管他立多大功，也没道理说还在太子头上另兼什么职位，从而有新的位置大量安插人手，象魏徵这样的“后进”是很少见的。因此李建成若在此次河北平叛中招揽到当地什么人才，多半也只能插到属于朝廷的各个部门去，东宫官员这一块儿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也就看得不大出来，到底什么人在这时候被太子所招揽。
不过还要考虑到李元吉的因素，他最迟在这个时候已经和建成成为一党，同时他也多有各种头衔堆在脑袋上。但元吉的头衔要比起他那个二哥来说，实在薄弱许多。实际上三兄弟里元吉身边人才最少，也不可能说建成把自己要招揽的人才大量地放到齐王府去。那样的话，元吉又会成为新的麻烦人物。
另外，河北一地是唐初和李唐对抗最狠的地方，当地人中愿意顺服李唐的，早在窦建德失败或刘黑闼第一次被拍飞的时候，就和李世民搭上了关系。剩下的许多人，多多少少在感情上对李唐整体就不服气有意见，只是形势如此最后不得已认命而已，也不容易被李建成招揽，即使勉强出山也没什么大用。
不过李世民还是得到了一点儿其他的好处，那就是他被任命为“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从册封的传世诏书上看来，这个职位是为了酬劳他在平定刘黑闼、徐圆朗（其实还包括杜伏威吧）一战中的功勋。
“十二卫”是宫廷禁卫组织，隋代建立时掌管天下府兵，后又扩充到所谓“十六卫”，加上不领府兵专职侍卫、宫廷门禁的四卫，但仍称为“十二卫”系统。到唐初府兵和禁卫系统分离，关中重要的府兵组织“十二军”并不统属“十二卫”。这时“十二卫”成为专门的禁卫侍从军队。
按隋唐两代的官制，各卫分别设有大将军，但通常来说并无一个总领十二卫的“左右十二卫大将军”的常设职务。之前李世民的头衔里有一个“左右武侯大将军”，即他兼领有十二卫里两个武侯卫的大将军职务。如果严格按规定来看，左武侯卫和右武侯卫管的是警卫、巡逻、纠察方面的工作，确实是要紧位置。当然唐初许多在外作战的将军都虚授十二卫头衔以示尊宠，倒不必太认真。
而“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却是个不见于常例的特设职务，从其名号上来看，是以此职务总领十二卫所有事务。这样尊隆的职位，自然本来是没有的，是这时候生造出来的一个“殊官”，也是为了适应李世民如今这份“高贵”到尴尬的地位和“显赫”到难赏的功勋。否则，单单再给他加几个从二品的“XX卫大将军”，显得太单薄了，品级也不够好看。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讽刺，查前代的成例，宇文化及杀了杨广以后就封他那个生性“狂悖”、主谋杀死炀帝的弟弟宇文智及为“十二卫大将军”，意思是让他这个弟弟来给他总管炀帝留下的那支禁军。这么看来，这一“殊官”的口采可不太好呢。
当然，对李世民来说，“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个职务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幸。这个职务有尊宠之义，本也说不上实权问题。当时禁军的重要调动升迁，大约李世民不能光靠一个十二卫大将军的名义直接就自己办了。不过在这个头衔之下，许多细务他可能有了更大的插手机会。毕竟作为人臣，没有头衔就很难直接插手相关方面的事务，而有了相应的头衔才有了正当的大义名分。当然李渊若铁了心要处理他的次子，一纸诏书李世民就什么都不是了。但只要李渊还没有这么做，李世民在他的种种头衔之下，就能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方便、安排一些人手。
在宫廷禁卫里面稍微多增加一些权力、得到一些方便、安排一些人手——我们很事后诸葛亮地说，对李世民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河北、山东的战事就到此为止了，此战的残酷和血腥也许在河北之民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伤痕。而在这个时候，李唐内部的权力斗争也逐渐走向白热化。同时，随着统一战争逐渐结束，李唐和突厥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当然，往下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不管这么内战、宫廷斗争、外战到底有多残酷有多血腥，一个将要如日东升的辉煌大唐总算初具形态，许多相关的制度文明建设，才是后世最可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