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家族背景和少年时代详析

心中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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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座少年

“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唐]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

传说，隋大业元年的时候，一个叫做袁天纲的人从天府之国的蜀郡，来到当时尚在大肆修建之中的东都洛阳。

后人提到袁天纲的名字，总和神秘的阴阳方技、测命相面的术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他本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天文历法学家，只是那个时代的天文历法都被笼罩上一层“天命”的神秘面纱而已。

有关袁天纲的预言故事很多，在故事里他总是百言百中。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他在一家人里见到一个婴儿，别人告诉他这是一个男孩子，他看了以后“大惊”，交口不迭地赞扬那婴儿“龙睛凤颈、贵人之极”，又说“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主”。当然，袁半仙的话是必须“灵验”的，因为那个婴儿实际上正是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的武则天就是她。

袁天纲预言武则天未来会做女皇帝的故事，我们今天却可以一笑了之。皇帝么，总需要那么一点点传奇来做“天命有归”的传奇。而在这个传奇里唱第一配角的袁天纲，当然还应该有其他好几个神奇的故事，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传说。这些故事就算见载于正史，今人也不敢实打实地相信。不过，尽管预言未必是真，每个故事所涉及到人物事迹，倒也不是完全虚构——

比如说，王珪、韦挺和杜淹的故事。

袁天纲预言作得准的传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和流传开来的。反正在故事里，大业元年的时代，他已经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所以，当他到洛阳一游的消息传开，便有三个人登门前来拜访。

这三个人便是王珪、韦挺和杜淹，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结伴一起来找袁天纲，请这位袁半仙先生给他们相相面，测测未来。

袁天纲先分别聊了聊三人的脾性才能，说出他们未来会在哪个方面有所成就。这倒还有几分事理可寻，毕竟阅历丰富的人自可从别人的谈吐气质里看出许多品性能力方面的东西来。再往下，故事里的袁天纲的预言就玄虚起来。他神神秘秘地告诉三人说：二十年以后，你们恐怕要为同一件事被贬斥罢黜，不过没关系，暂时离开一下，很快又会回来继续任职。

这话可不能再用常理来推断，若故事为真，那么袁天纲倒真是准确得可怕。因为恰恰就在二十年后，三个朋友果然因为同一件事而遭到流放的命运。在这件事上，他们本分别站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甚至可以说因为这一立场的差异，三个昔日的好友在当时基本上成了死敌。却没想到造化弄人，同一件事情，敌对的双方吃到了同样的惩罚。结果当时正在敌对的三个好友，又一起悲悲戚戚被一同押解上路。

就算袁天纲做预言的故事是假的，王珪、韦挺和杜淹的故事却是真的。世事变幻莫测固然让人感慨，他们三人的故事也还没完。二十年后的那一天，就在三个朋友即将动身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杜淹送来了三百两黄金。敢给一个罪人如此丰厚的赠送，这个赠金的人当真是大胆得可以；而且出手能如此豪阔，也真是让人不由得叹口气——果然是这个人的风格啊，如果让他老爹知道，只怕又要气得无可奈何了吧。

这个赠金的人，不算太久之后，三个朋友就和他认识了——不，应该说，韦挺早已认得这未来的赠金人，因为他和此人的长兄，本就是从小相识的挚友。

不过，先不提韦挺。

当初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有关王珪的。当时真是佩服他的胆子，居然就那么大模大样地在朝廷的重心地带晃悠。因为在那个时候，王珪的身份是一个被通缉的要犯。

王珪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南北朝末年的名将王僧辩，他的家族太原王氏也是关东五大高门之一。可惜王珪的叔父王颇当时是汉王杨谅的手下，先帝隋文于年前驾崩，太子杨广登基，杨谅却不服他这个二哥，起兵造反。结果却是个不成气候的家伙，两把三把就被镇压下去。王颇积极地参与杨谅造反，失败以后被杀也是活该。可怜王珪这一批近支亲族都跟着一起倒霉，谋逆大罪株连九族，虽说当时其实并没有株连到王颇的“九族”那么多，王珪这个亲侄儿说不得也只好去作逃犯了。

好在王珪这个人交游的朋友不少，其中不乏有点儿势力的，也不乏所谓“江湖上的朋友”，他在号为“长安大侠”的史万宝帮助下，一点儿也不危险地携家带口跑到长安南面的南山里“隐居”下来。虽然后人常说杨广是个残忍暴君，至少这时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穷追不舍的苛察劲儿。象王珪这样本来说不上犯罪完全是被牵连的人物，大约追捕的命令也不紧急。况且在那个年代里，中国还是贵族世家大行其道的时候，太原王氏的名头也应该颇有些作用，朝廷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看得出来，名为“逃亡”，王珪的日子应该过得还算逍遥，至少他竟敢无所顾及地跑出山来去东都洛阳瞎逛。

后来，又过了好几年以后，为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也为了遵从母亲“你成天在外面交游，也把你的朋友们带回家来看看啊”的吩咐，有一天，王珪请了很多人到他家做客。按照故事里的说法，时间应该是在大业十年到十二年之间。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是一个颇有一点儿意思的时间段。

这一次聚会看来相当有几分隆重，据说当时王珪没什么现钱，大概是“隐居”久了手头比较拮据吧。于是他的妻子把蓄了很久的长发剪下来换钱置办宴席，算是对丈夫的“事业”鼎力支持的贤妻的范本。

朋友们来了，在这些彼此或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中，有后来非常有名的初唐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王珪的母亲显然对他最要好的朋友的评价不如对这两位的评价高，当她见识到房、杜两位的风度学识后，非常开心地说“这两位客人有做辅相的才能，我的儿子的富贵就不用操心了”。

其实，那天来的人，应该不只房、杜两位。

韦挺和杜淹这两个老朋友如果没其他什么事，应该在被邀请的行列吧。实际上杜淹和杜如晦正是两叔侄，但是看现在流传下来的记载，他们叔侄一度几乎反目成仇。大家族里亲戚间的内斗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对王珪来说，也不妨碍他同时与两叔侄论交。

另外，太原王氏的另一支族人中，还有一个知名的大儒王通。此人的学说在隋唐虽然不走红，不过他讲学多年，又有关东四大高门的家族背景，弟子和朋友里也有几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比如杜淹就是王通的弟子之一，另外还有河东薛收、太原温彦博也是他的弟子，至于他的朋友，则有房玄龄、魏徵、陈叔达这些对初唐史略有所闻就一定会听说过的名字。另外，王通的孙子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后话。

这一批人里：杜淹、杜如晦这一对叔侄出身京兆杜陵算是关陇豪门；陈叔达是南朝陈朝的宗室；其他人则都出身关东，且多为关东世族里的名门后裔。

所以，王珪母亲的欣喜，怕不是单只为房、杜二人，而是欣然于她的儿子所融入的这一整套的世家关系网。不过这一批人在隋代都不算非常显达，王珪固然得罪当朝，其他人也多多少少都不怎么得志，甚至和当朝抵牾。比如薛收，他的父亲是隋代名士薛道衡，在隋文帝时也颇受重用，却因为一篇《高祖文皇帝颂》惹得刚刚即位的杨广不悦。当时薛道衡的至交房彦谦劝薛道衡小心，最好从此伏底做小混日子，他却没有听进去，结果不久就被杨广找了个借口论罪杀死。房彦谦正是房玄龄的父亲，而薛收作为薛道衡的儿子，认为父亲死不当其罪，从此怨恨杨隋，发誓不在隋室做官——

当然，他们后来都在李唐官运亨通、显赫一世。

而这一刻，在王家的聚会中，王珪发现他的妻子注意到了另一个地方，他顺着妻子视线看去，看到的是末座最年轻的一个少年人。妻子说了一句很“过分”的话：

今后你们能够成名，都因这一位少年。

这些话，在很久很久以后，被王家的后人告诉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圣杜甫，并被记载在杜工部不朽的“诗史”中。

王家夫人当真有那么厉害的“远见”吗？或者事实并非如此，慢说在场众人不会把王珪妻子的话当真，很可能王家夫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那么郑重。

我们或可以从人情事故上来考虑。

须知当时既然是名士云集，大家虽然仕途多不得意名头还是都有一些的。若对其中已经出名的某位成年长者赞美过分，不免引起别人的不服之心。可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大地夸赞一个尚未知名年纪最轻的少年人又是另一回事了。就象几家大人聚会，中间有一家的孩子也来凑热闹，大家很热心地说这小孩将来一定怎样怎样的好，即使话再过火也不妨事。正因为这孩子还完全没有名气，年纪又小，实际上是对大家最没有威胁的一个。另一方面来说，对已经成名的人赞美过度，不免被人视作阿谀奉承的丑态。反倒是对一个后学末进，不管怎么大力夸奖，都是“提携后辈、心胸宽广”的表现。

所以实际上，王家夫人的一句话，可能根本是从一大段正常的社交话语里剪切下来的。话是真有，意思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闻的“这孩子，哎呀哎呀，长大了不得了”的变异版本，无所谓“远见”，当然也不是虚伪，只是社交场合里很正常的一种应酬方式而已。

不过，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次聚会发生的时间段其实颇有点儿意思，那是大业十年到十二年左右。如果这个时间段没错，那么王家夫人的话，也可能真有所指。只不过这一个“所指”，未必是真的指向少年本人——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再往后押一押吧。

无论如何，当时的王珪和韦挺，看来并没有把被赞美的少年人放在心上。如果魏徵那天出现过，他也不会把这少年人很当一回事。至于杜淹、杜如晦、房玄龄、薛收、温彦博、陈叔达这些人若是出现，亦当是如此。

猜想当天来的人可能还要多，比如那末座的少年会来，怕不是他个人的关系，而是由七转弯八拐角的关系被拉来的，大约因为他的哥哥和韦挺是至交、韦挺和王珪又是好友的缘故。既然这种拐弯抹角的人都跑来了，说不得很可能还有很多因为无缘在史书上占有一立足之地而不为今人所知的人物。

人很多啊，王家如今还算是罪人吧，是否太嚣张了一点儿？然而，大业十年到十二年的时间段上，也许王珪有着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需求来办这么一次聚会。

不管怎么说，若这一次聚会真的发生过，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那一个一个的人物穿梭交谈，对于末座的这位少年人，应当也不过是淡淡点头而过的一面之缘。

前面说什么来着？世事之变幻莫测固然让人感慨，再过上几年，在王珪、韦挺和杜淹一起被流放的时候，“胆大妄为”给杜淹送来三百两黄金的，正是这少年。

因为到了那时，至少杜淹的功名富贵已经和当年的末座少年紧紧联系在一起，杜如晦、房玄龄、薛收亦是如此，至于王珪、韦挺和魏徵倒站到了与少年敌对的一方，只有温彦博、陈叔达的立场还不够分明，但也很难回避少年人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大问题。

那时这少年人的对立方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长兄、韦挺的那个好朋友。

在当时来说，他们是唐国公李渊的长子和次子。哥哥叫做李建成，弟弟叫做李世民——啊啊，这已经是一句废话了。

心中之神

　　第三代的唐国公李渊在七岁上死了父亲，他前面的几个哥哥早已夭折，作为父亲唯一活着的儿子，李渊就在还不能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年龄里，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
　　唐国公的家族号称是陇西李氏的一支，陇西李氏往上追溯祖宗，除了不太可靠的老子爷爷以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名人，应该是战国末年的强秦大将李信。没听说过吗？没关系，那位派荆轲去刺秦王的燕太子丹总听说过吧？在他那次失败的行刺计划完蛋以后，一怒就可以“流血漂橹、伏尸百万”的秦王嬴政正好抓住这个借口，派大军进攻燕国。最后率军追击并抓获太子丹的人，就是李信。
　　李信以后往下数，就数到了西汉名将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说来他也是一个可怜人。按照陇西李氏的说法，李陵一家虽然被汉武帝灭了门，但他投降匈奴以后自然会重新娶妻生子。这样李陵的血脉传承下来，居住在胡汉杂居的陇西一带。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李渊的家族是地道的陇西李氏，亦是混杂着匈奴人和各种不知名的胡人基因的“杂种”无疑。
　　再往下，陇西李氏最近的一个名人是南北朝时一度在陇西一带小小割据了一把的西凉李暠。其实西凉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朝廷，整个陇外地区在那个时代前后一共出现了“前、后、西、北、南”五个“凉国”，真是地方不大，大家都来凑热闹，倒可以从中一窥乱世的混乱和无常。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毁英雄。所谓的“英雄”们在乱世里旋起旋落。西凉也没有撑多少日子，传三代，二十一年灭亡，从历史长河的时间线来看，西凉所占据的时空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瞬间。
　　之后陇西李氏的子孙四散逃亡，其中不免产生许多模糊的地带。李渊一族就是抓住了其中一个，认认真真地说他们不仅是李暠的后人，而且还是其中的嫡系。
　　今日的学者不免怀疑李渊的家族不过是在自吹自擂，相关的考证则可以分成两种倾向。
　　按一部分学者的说法，李唐之“李”根本是胡人冒姓，也就是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杂胡，在汉化的过程中随手抓过一个当地汉人大族的姓氏。反正陇西李本来就血统不纯，再多一个冒牌胡人亲戚来，也不算太过分。
　　在另一部分学者眼里，李唐之“李”从其父系来论，是确然无疑的汉族，中国人的习俗就是从父系来论民族的。甚至认为他们本是更“纯洁”一点儿的汉族赵郡李之“破落户”，在南北朝末年为着一些政治上的好处，再重新发达以后改了自家郡望。当然这时代的赵郡李也不能说是血统纯之又纯的汉人，不过总比陇西李还好些，自然更“纯”过冒名的杂胡。
　　汉？还是胡？这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从原理上说，一个稳定的系统受到一次巨大的脉冲冲击以后，虽然会逐渐重新恢复稳定，但往往很难再原封不动地回归到过去的稳态上，更多的都是出现新的稳态。
　　如果说以“五胡乱华”为开始的三百多年南北朝乱世开始前，汉族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状态，那么南北朝时代的胡人兴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脉冲，南北朝结束时这个脉冲逐渐过去，整个系统也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稳态，新的稳态也就是新的民族自然会应运而生。
　　当然，新的民族是叫做“新汉族”还是“新匈奴族”还是“新鲜卑族”还是“新X族”，又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好歹隋唐的君主都信誓旦旦声明自己是“汉人”了，似乎这个“新汉族”的定性总是确然无疑的。简单一点儿说，在新的民族里，源于汉族的性质至少在五成以上或更多吧。
　　从“天时”、“地利”这一自然环境上讲，各路“胡人”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出身，当他们跨过15度等雨线以后，就进入到更加适宜农耕生活的地区。“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在这里是没用的，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他们还能保持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时间稍久一点儿，便会在大自然的无穷力量之下转向农耕定居的生活。
　　从“人和”这一社会环境上讲，汉族的文明经验本根植于农耕，就比游牧民族的文明经验更适合“中国”的主体自然环境。同时“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也已经产生出一个巨大的旧汉族人口数量。相比于所谓“乱华”的那一批又一批胡人而言，在“中国”的环境下，汉族有着质和量上的双重优势。所以总体来说是胡人向汉人转化，产生的新民族是“新汉族”而不是其他什么“新X族”，那也是非常自然无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不管李唐的祖先有着怎样的具体经历，都不妨碍最后得到的结果，即：他们是“汉人”，他们是“新的汉人”。
　　在一种针尖对麦芒式的激烈争辩里，论者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否认李唐是汉族，要么否认李唐这个汉族之“新”——似乎都太过了。
　　其实认真的史家最后还是走着一条“中庸”的路线，或者说“辨证”的路线，那就是：李唐一脉，以及整个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之主体，是胡汉合流的新汉族。
　　所谓之“新”还有时间上“刚刚发生不久”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个胡汉合流的新汉族产生的时间还不长。那么，在人们的记忆里，“我”到底有多少来源于汉、多少来源于胡，还是比较鲜明的。“我”到底是胡还是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争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争论争论李唐到底是陇西李、杂胡李、赵郡李、父系算来母系算来到底有几分之几的汉人血统胡人血统，应该也是有一种意义的。
　　这个争论，实际上唐初本来就发生过。
　　因为新的稳态还没有完全固定，即需要一次小小的选择和进一步大力地培养，亦展现出可变化的开放境界和不确定的未来远景。蓬勃清朗的朝气由此而发，建大功大业立千秋典范的机遇亦正在今朝。
　　因此，对那些有雄心、有野心、想立功、想扬名的人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有福的。
　　故事里的人物，从王珪、韦挺、杜淹，到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薛收、温彦博、陈叔达，再到李建成、李世民兄弟，最后到李氏兄弟的父亲李渊，都是这样“有雄心、有野心、想立功、想扬名”的人。当然，才力和时运的不同，使得他们各自的福气有深有浅。其中第一个影响他们的未来的，则是每个人的家族背景。
　　

心中之神

现如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连富三代才能成就贵族”，那么李唐的李家传到李渊，抛开可疑的家谱背景，正好阔到第三代。那么李渊和他的儿子们，至少算是符合基本标准的贵族。或者反过来说，他们才“刚刚”富到第三代富过第三代，还真是贵族里的一群菜鸟啊——应该说，关陇贵族集团，正是那个时代里的一群“新贵”。

在隋唐之交的时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社会。当时的贵族虽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直接分封割据的一方诸侯，也是豪强乡里名重天下的世族门阀。而天下世族，在此时又可一分为三，如以隋杨李唐之关中本位的视角来看，即是：关陇旧家、关东（山东）高门、江南华族。

三分的世族本源于南北朝末期三分的天下。南北朝号称“南北”分割，总体局势本是黄河流域的北朝和长江流域的南朝的对立。然而，在南北朝末年的最后近半个世纪里，一度出现一个对历史影响亦非常深远的“三足鼎立”。当时本来已经统一黄河流域的北魏衰落并且分裂，形成了“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的在黄河流域东西对峙局面。其中，“关陇旧家”源自“西魏-北周”，“关东高门”则主要在北齐一系里延续发展，“江南华族”则在从长江流域陆续北归。

“江南华族”应该算是最古老和最纯正的汉人世族吧，他们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南迁的汉族士人，秉承了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化高妙文明博大。

江南，就地域上来说指长江流域，其中心地区主要是长江下游的建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长江流域的地理情况并不太适合军事对峙，尽管有长江这一条大江作为屏障，但守卫长江流域却不能光守大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四川重庆）、中游的荆襄地区（湖北湖南等）、下游的江淮地区，都是长江流域的政权必须争取的中间地带。并且北朝南下进取这些中间地带，比南朝南上多要容易一些。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一次南并北的成功例子，其他都是北并南，绝非偶然的因素。

同时，这时候长江流域的经济生产还不够发达，尽管前有东吴后有南朝的几百年开发，但所谓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还要推迟到宋代尤其南宋才会真正出现。所以在隋唐之交的时候，说什么“南方”如何如何发达重要，都是没边儿的话。

江南华族的优势集中在了文化上面：旧汉族的文物在他们那里得到传承，新引进的思想也在他们那里发展得最好。中国传统的儒家和诸子也好，最早仅仅是一个“胡教”的佛教也好，都在南朝得以最优秀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同化。又及诗歌、文艺、语言、文字等各项社会科学的大宗小学，都在南朝有着划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最为当时“最正统”的汉人贵族集团，南朝世族士人并没有特别情绪化地排斥过“舶来品”，佛教或曰印度文明对南朝文化氛围的影响深远弗界，其中有功用过，但就连最正统的汉人也不复是旧汉族的翻版了，又何况其他？

作为始终如一的文化贵族，江南华族在军事上相对另外两家来说是比不上的。当然，在三百年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不同的情况，但是这里所谈的是总势暂不论细节，而且我们尽量把视线集中在靠近隋唐的时间段里，免得生出太多枝节。

江南华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他们和南方本地人民之间，有一个用了三百年也没有填平的巨大鸿沟。作于南北朝末的《颜氏家训》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时南方的贵族们，依旧说着当年从中原带去的“洛阳音”，而大量源于南方本土的庶族和平民，日常用语是南方的土话方言，以致于一个人一开口，你不用去注意修辞文法的高下，直接听语音就知道这个人是贵族还是庶族。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最基础的一个工具，使用的语言上的差异，往往预示着在思想和社会生活上的隔阂。因此南朝贵族和南朝乡里的“血脉联系”，多多少少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实际上我们还发现，随着不久以后的南北统一进程的发展，江南华族“北归”的现象很明显。才不过几十年时间，到李唐兴起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江南已经不剩多少有根基的大族了。“北归”后的江南华族再一次离开乡土，很快就融合进北方另外两大贵族集团之中。再往后李唐中衰以后，地方上强大的割据势力都没在江南出现，反推回唐初，江南的力量只由更弱。

“关东（山东）高门”则几乎可以说是南北朝遗留下来的“综合实力”最强的世族门阀。

“关东”又作“山东”，和今天说的“山东省”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关东（山东）地区泛指潼关和崤山以东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黄河上游的“关中”地区相对应，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这一大片地方。其核心地区，在当时就是河北的邺城和河南的洛阳。

从军事上看关东的地理情况不算差，也不算很好。

从好的方面来讲，把关东之地全部联在一起，它们是可以构成一个自成屏障的地区。其中多山的山西和山东在军事上是关键——因为河南作为中原之地交通方便，河北更基本上就是一个地势平坦开阔的大平原，都是难守易攻之地——拥有太行、太屋、吕梁、中条等几大山脉的山西在河北之西河南之北一挡，就挡住了大半关中过来的攻势，而山东中部和南部也有意大片浅丘山岭，有效地起到俯瞰和阻遏江南淮河势力的作用。同时河南呢，倒也不是完全的通途，其西、南方向也有或浅或厚的山脉，从而亦可比较有效地吸挡关中南遏荆襄。

从差的方面来讲，要守住所有这些屏障，拉出来的范围实在太宽了些，战线也未免太长了些，相应地一不小心被人突破的几率就增大了不少。而且地域广大之后，容易发生内部得分裂割据，从而使得关东屏障的整体效应无法发挥。从历史经验来看，战国时代关东六国各不统属，整个地区处于分裂的状态，所以无法有效地发挥整个地区的综合地理优势被强秦各个击破。至于南北朝末年，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北齐分明占据了整个关东，到头来仍旧成为战争上的失败者，则又有这复杂的原因，其地理上的战略优势略逊于关陇地区，也可以算作原因之一。

但是，关东地区在经济上则比另外两个地区高出不少。前面说此时代尚未出现经济重心的南移，可所谓“地气东移”，却是南北朝末到唐朝的一个重大经济政治事件。黄河中下游有着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当时北方的自然条件也比今天优越，加上长期的开发同时又没有开发过度的人力，本是隋唐时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经济的发达、地域的广阔和人口的累积，自然会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东汉几百年得政治文化中心就在关东，曹魏和西晋也是如此，三百年南北朝北朝的统一时期是北魏，其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在关东。所以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积累不可说不厚实。

尽管在“五胡乱华”时有许多汉人的大族避乱南迁，加上之后本地区战乱频繁，使得关东积累的“底气”受到很大打击，但是毕竟还是有不少人留了下来，并且只要稍一太平就会自动恢复发展。因此文化上关东高门也许比江南华族逊色一些，可也基本继承了汉魏的传统，是当时学术的北派大宗。

另外，正因为战乱频繁，留在北方的大族建坞据堡、招纳流亡，为着自保的缘故壮大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所以关东高门一方面继续文化贵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引进了军事贵族的色彩。同时，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他们的传统是氏族制，也倾向于贵族化的发展。在游牧民族政权汉化的时候，他们的军事贵族性质浓厚的部落氏族酋长和汉族的世族大家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强势的贵族集团。

老实说，若是关东高门就这么直接统一了天下，好像也该是理所应当的事。可是事实却非如此，也许是因为战争本身严酷可怕，本来已经统一北方的关东高门遭遇到一个纯粹军人集团的叛乱打击，在这一过程中军事色彩最浓的关陇集团横空出世，生生用战争的利剑成为三百年乱世的最后胜利者。

所以，“关陇旧家”，在三大集团里，奏出的是军事的最强音。

关陇，从地域上来说指今天陕西、甘肃、宁夏三省构成的“关中陇上”地区。

从军事上讲，这一地区是最适合作战的。关中素有“四塞”之称，中部一块渭河平原在四面山岭、大河的包围之下，北有高原南有秦岭，西挡陇山东阻黄河。这样的地形适宜于战争，因为四塞就易守难攻，在长期对峙里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翻过陇山到了陇上，就进入胡汉分割的边界线，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风剽悍勇猛，亦给关陇集团带来一批批悍将猛士。

在经济、人口、文化上来说，关陇地区倒没什么优势。可是当时中国的总人口还不算太多，土地的过度开发现象也不是太严重，所以咬咬牙，关中中部的渭河平原大致还是能够提供统一“天下”的物资需求和人员需求。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关中入巴蜀相对容易，加上巴蜀地区一般来说抵抗意识不浓，占据关陇的政权一旦拿到巴蜀，就可以得到天府之国的物资支援。当然加起来也未必有经济优势，可能够够用就好。只要经济能够支撑，再好一点儿也未必能够提高军事力量。甚至经济和文化的发达，是有可能削弱军事力量的发展的。

关陇“旧家”之“旧”是站在关中本位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呢关陇集团比起另外两家来一点儿也不“旧”，实在是“新”得过分。这一个集团，完全是在“西魏-北周”的圈子里产生发育成长起来的。

北魏末年大乱的直接作俑者，是一个纯粹的军人集团。当时已经基本汉化的北魏早已失去对草原的控制，所以北方草原上新起的游牧民族柔然成为北魏的巨大威胁。为了防备北方的边境，北魏设置了“六镇”。在长期的边境战争里“六镇”形成一个松散的武力集团，因为种种不满和北魏中央逐渐腐败衰落等等的缘故，拥有强大武力的“六镇”闹起了“六镇之乱”。

这一场军事叛乱葬送掉北魏一朝，可以称之为六镇军阀的一批人分别以高欢和宇文泰为首，把北魏一分为东魏和西魏两半，后来两人的子孙各自搞了一次“禅让”表演，便演化位北齐和北周。

按说这两拨人初起的性质十分相似，都是比较纯粹的军阀。可是他们后来的发展却很不一样。

占据关东地区的北齐，境内的政治基础力量是北魏传承下来的关东高门，所以北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有许多优于北周之处。有趣的是高欢一脉虽然仍然秉承可以说野蛮的武人色彩，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军事集团。如果相信正史的记载，北齐皇室是相当野蛮，其武风之浓烈似乎还在北周皇室之上。可另一方面这种色彩与北齐的关东高门是格格不入的，毕竟山东高门依旧以文化贵族为底蕴。所以北齐皇室的“野蛮”让人觉得野蛮得没有章法，更多是皇室的家族行为。

或者更简洁一点地说，北齐空有一个军事背景浓厚的起点，却没能象北周那样制度化地建设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来。

占据关陇地区的北周，境内却没有太多有力的政治力量。那个时代，关中不做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很久了，不免有被边缘化的情况。所以关陇本地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强有力的名门望族。比如就说陇西李氏，他们本来吧应该是在关陇的，可实际上呢“正牌”陇西李氏早已在北魏时期迁居关东，早已不在本地了。虽然也不是说关陇就一点儿当地豪族没有，但这些豪族基本上地位不高，文化影响力也不大，而且他们的军事色彩多也十分浓厚。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真空”的状态，给了北周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宇文泰带来的这一票军阀，依托北周的军事体系府兵制，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军事贵族集团。

府兵制的源流我们这里不去追究，单来看看西魏-北周的府兵体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西魏-北周的府兵体系，将其拥有的军队分为“队、旅、团、军”这样的层级。其中“队、旅、团”等基层中层组织不论，到了“军”这一级，实际上又分为三个层次：

所有军队被划分为“二十四军”，由给二十四个开府将军管辖。然后每两个开府将军上设置一个大将军，于是二十四军合并为更大的“十二军”，由十二个大将军管辖；每两个大将军上设置一个柱国大将军，于是十二军合并为最大的“六军”，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管辖。另外，当时还没有篡位的宇文泰自己统领一切军队，也顶着一个柱国大将军的头衔，他又为了表示一下对魏室的忠诚，让一个西魏宗室亲王也顶着一个柱国大将军的头衔，这样一来，柱国大将军就有八个。

此即为关陇集团自傲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的源头，尽管后来“柱国、大将军”这样的名目成了赏人的虚衔不再那么宝贵了。但要说到“八柱国家”，则专指最初担任“柱国大将军”的那八个人的后裔，“十二大将军”亦是同理。

“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确实也是南北朝末到唐初关陇集团的核心重镇。北周宇文家族是八柱国之一就不说了，杨隋起家的是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李唐起家的是八柱国之一的李虎。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武力强大自有当时的历史给他们作证，从北周到杨隋到李唐，这些证据真是不要太多。

然而在文化经济制度方面，关陇集团的弱势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使得他们在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的同时，迫切需要从关东、江南吸收大量的人才来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并且，南北朝的分裂使得隋唐时代的贵族集团三分，统一以后自然面临着大家重新合流的需求。

江南华族和关陇集团的互补性要相对好得多，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很大，尤其随着江南华族的“北归”和脱离江南乡土，其对统治者造成的威胁小得多。倒是关东高门，他们的综合实力其实最强，和本地乡土的结合程度又高，武力亦颇为不俗，因此将在不远的未来，关东的世族即有给新王朝提供助力的一面，同时也是一个让隋唐两代统治者头痛同时又绕不开的问题。

还是再回头来看故事里的人物。

韦挺是长安杜陵韦氏子孙，杜淹和杜如晦是长安杜陵杜氏后裔，亦是关陇旧家里的显贵之家。不过，这两家和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系统又有所不同。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基本上来说，要么是一些出身微末来历可疑的“暴发户”，要么是因战乱和政治斗争离开乡土随宇文泰迁徙而来的一些关东世族。韦、杜两家则本在关中地区立足多年，所以论根底比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还扎实些。

王珪、温彦博、房玄龄、薛收、魏徵则都是关东人。王、房、薛、温俱是当时的关东大族，只有魏徵的出身不高算不上世族。

王珪是太原王氏，温彦博则属于的太原温氏。王家不用说了，关东高门的顶级家族，素有“四家”和“五家”两说，若按“五家”说便包括了太原王。太原温家的学术名重当时，家学的渊源也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时著名的“花间派”词人温庭筠就是这一家的后裔。至于临淄房氏与河东薛氏家族稍逊一些，但玄龄的父亲房彦谦、薛收的父亲薛道衡，都是北周到隋代的大名士。

最后剩一个陈叔达，是江南陈朝的宗室子弟。其实陈氏不应算在江南华族之列，因为这个家族并不“高华”，陈朝的高祖陈霸先作为一个军人，在江南文化贵族的圈子里本没有什么地位。不过南朝在南北朝后期因为战乱频繁，军人军阀也屡有兴起，只是无法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军事贵族集团，且在较短时间里就转向比较纯粹的文化贵族，这也是江南华族的氛围里难以更改的趋势。

说到底，王家夫人的话倒也没错。在这个战乱的时代里，以上诸人固然家世背景深厚、学术文化高明，可要他们在乱世将终未终的隋末唐初立功显志、名垂青史，还真的要靠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父子兄弟所代表的关陇八柱国家的强大武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