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中枢政治探索

心中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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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显庆年间，自太宗死后一直把持朝政的长孙无忌集团在中枢的地位逐渐为皇后武氏的支持者集团所取代。这是唐史中异常重要的事件，历来倍受关注，论者颇多，真相已近于大白，而发明日益艰难。所以本文拟讨论的范围为上起显庆四年，下终武则天之世。

一、引子：许圉师罢相事

许圉师在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集团彻底覆灭前夕，进入中枢。前后进入中枢的还有辛茂将、卢承庆和任雅相，但是一年之内，辛茂将薨，卢承庆罢。不久以后，任雅相也赴辽东前线作战且薨于军。许圉师历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左相），至龙朔二年（662年）十二月罢，在相位共三年零八个月。他罢相的始末，《资治通鉴》卷201记载最详：

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田主诣司宪讼之，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上曰：“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谢曰：“臣备位枢轴，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无兵邪！”许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遽令引出。

......

（龙朔三年）三月，许圉师再贬虔州刺史，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圉师子文思、自然并免官。

从许圉师的申辩中，可以看到两层意思：

其一，“为人所攻讦”的原因是“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许圉师的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攻击他的袁公瑜说的，意思即自己不能允袁公瑜等人之心，故为其所攻讦。引文中另一位站在许圉师对立面的是许敬宗，又据《旧唐书》本传载，“（许圉师）龙朔中为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猎射杀人，隐而不奏，又为李义府所挤，左迁虔州刺史。”由此，在其罢相的整个过程中针对许圉师的集团浮出水面，他们是许敬宗、李义府和袁公瑜。众所周知，这三个人是武氏支持者集团的三大骨干，袁公瑜更是武氏打击政敌的马前卒。这不禁使人要问，他们一同出现在这个事件中，难道是偶然吗？显然，否定的回答是比肯定的回答更合理的答案。所以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进行如下推测，许圉师罢相与武氏及其支持者集团有关，很可能是由于许圉师的刚直触犯了该集团的利益，一旦抓住许圉师的把柄，就立刻进行打击。

其二，“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理解这句话，需联系起另外一个当事人杨德裔。杨德裔正史无传，关于他的记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即劾郑仁泰薛仁贵一事。龙朔元年冬，回纥酋长婆闰卒，侄比粟毒代领其众，协同同罗、仆固进攻唐，高宗以郑仁泰薛仁贵为将行军铁勒道，战争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薛仁贵诛杀已降，郑仁泰兵败朔漠，影响恶劣。军还后，时任司宪大夫的杨德裔上章参劾，用词十分苛责，尽述仁泰等贪暴必败之状。然而唐高宗并不治二人之罪，而“诏以功赎罪，皆释之”。此时，杨德裔既身陷许圉师案，手握强兵的郑薛之徒乘机报复，自然可以理解，许圉师的这句话或是对此而发而为杨德裔一辩。杨德裔的侄子杨炯后来为德裔制碑，推其道德备至，却唯独不提劾郑仁泰薛仁贵事，这可能也和许圉师罢相事的特殊背景有关。第二层意思对于本文来说意义不大，为了明晰整个事件的背景，还是将其点出。

以上的讨论，还是推测居多，基于推测的结论，可以让我们看到，长孙无忌集团覆灭后，武氏及其支持者集团在中枢的权力扩充仍在继续，他们不能够容忍新的阻力。所以以上的讨论提供了让人继续深入的思路，即皇权如何面对武氏及其支持者集团的权力扩充；中枢如何面对武氏及其支持者集团的权力扩充；在以后的朝政中，皇权、后权和中枢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二、隐性反抗：唐高宗后半期中枢的人事安排

武氏的意图相当的明显：她自己直接控制皇帝，而让许敬宗、李义府作为宰相控制中枢。但是李义府太过放肆，直接触犯了皇权[1]，以至于令武氏都相当被动，最终竟不能保住这个得力助手。龙朔三年（663年）李义府的除名，是武氏支持者集团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打击。

在这个事件的一年多后，唐高宗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氏，《资治通鉴》卷201麟德元年（664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召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咨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刘祥道和上官仪都是高宗亲自提拔的亲信大臣，《新唐书.窦德玄传》：

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

可以说，是高宗的性格弱点导致了此事件的失败。史载从此以后“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但唐高宗是否就此就范？我觉得通过考察此后中枢的人事安排，可以局部的解答这个问题。

刘祥道和上官仪罢相后，补入中枢的是乐彦玮和孙处约。《旧唐书.乐彦玮传》：“时（显庆元年）故侍中刘洎之子诣阙上言，洎贞观末为褚遂良所谮枉死，称冤请雪，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左右之。高宗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彦玮独进曰：‘刘洎大臣，举措须合轨度，人主暂有不豫，岂得即拟负国？先朝所责，未是不惬。且国君无过举，若雪洎之罪，岂可谓先帝用刑不当乎？’然其言，遂寝其事。”很明显，安排刘洎之子诣阙上言请求为刘洎平反，是由武氏支持者集团策划的，欲通过此事对褚遂良落井下石。乐彦玮能够站出来反对，足见他与武氏支持者集团是对立的。而孙处约情况虽然不明显，但高宗曾只留孙处约一人为中书舍人，并称“处约一人，足办我事”，可见孙处约甚为高宗亲委。

麟德二年（665年）至乾封元年（666年）入相的陆敦信和姜恪政治态度不明显。乾封元年（666年）五月，陆敦信薨，七月，刘仁轨入为右相，由于显庆元年的毕正义事件，李义府与刘仁轨结怨，之后几欲置刘仁轨于死地[2]，所以刘仁轨不可能属于武氏支持者集团，这一点，后文还将详细论述。乾封二年（667年）四月，中枢再一次发生人事大调整，杨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张文瓘、赵仁本同时入相，在这五人中，可以肯定的不属于武氏支持者集团的有杨弘武和赵仁本。杨弘武本与武氏之母杨氏同宗，他的入相本受杨氏引荐，但是他对武氏专政并无好感。《新唐书.杨弘武传》：“永徽中，累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东封泰山，自荆州司马擢司戎少常伯，从帝。还，诏补授吏部五品官，迁西台侍郎。帝尝让曰：‘尔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刚悍，此其所属，不敢违。’以讽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旧唐书.赵仁本传》：“乾封中，历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寻转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时许敬宗为右相，颇任权势，仁本拒其请托，遂为敬宗所构，俄授尚书左丞，罢知政事。咸亨初卒官。”许敬宗为武氏支持者集团的首脑，赵仁本能抗其权势，可见二人不是一路人。

咸亨元年（670年），许敬宗、刘仁轨先后请致仕，咸亨三年（672年），许敬宗卒，但是刘仁轨随即重新入相，并且改修被许敬宗篡改的国史。这段时期宰相姜恪阎立本相继去世，至上元初，在位宰相有戴至德、刘仁轨、张文瓘、郝处俊、李敬玄，其中郝处俊和李敬玄是新加入的。郝处俊对武氏摄知国政持反对意见，《资治通鉴》卷202上元二年（675年）：“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此事令武氏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临朝以后，仍迁怒于郝处俊之孙。李敬玄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仪凤元年（676年），又增加四位新宰相，来恒、薛元超、李义琰、高智周，其后还有张大安。来恒为长孙无忌集团骨干来济之兄，即使兄弟二人政见不完全一致，亦当不会相反，故可认为来恒不属于武氏支持者集团。《新唐书.薛元超传》：“坐与上官仪文章款密，流巂州....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可见薛元超非武氏支持者。前引郝处俊反对武氏摄知国政一事，李义琰和郝处俊意见是相同的，《旧唐书.李义琰传》：“天后预知国政，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以为不可，事竟寝。”所以李义琰非武氏支持者。《新唐书.高智周传》：“仪凤初，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太子左庶子。是时崔知温、刘景先脩国史，故智周与郝处俊监莅。久之，罢为御史大夫，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高宗素爱章怀太子，为武氏所逼而不得不废之，高智周在此案中为高宗称美，故可以肯定高智周必不同于武氏。张大安在章怀太子案后由于阿附太子被贬，所以也应不是武氏支持者。由此可见，这五位宰相均不是武氏支持者，并且薛元超和李义琰是武氏明显的反对者。

开耀（681年）以后，新任宰相有裴炎、崔知温、王德真和刘景先，没有证据表明崔知温和王德真是武氏的支持者，裴炎是拥护武氏废中宗的主角之一，他的情况比较复杂，后文会进一步论述，刘景先和裴炎的政见较一致，也放到后文论述。永淳元年四月，高宗用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从此打开资历较浅的官员入相之途。其中郭正一可能不为武氏所容，《新唐书.郭正一传》：“武后专国，罢为国子祭酒，出检校陕州刺史”。其余三位后文论述。

另外高宗晚年，尚书左丞冯元常也行使一定的宰相权力，《资治通鉴》卷203：“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他无疑也是武氏的反对者。

通过以上的列举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李义府、许敬宗之后，中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武氏支持者，相反，反对武氏者或与武氏及其支持者集团存在矛盾的宰相却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表明宰相的任命不可能出自武氏之手，而真正拥有宰相任命权的高宗正是通过中枢的这种人事安排来限制武氏的权力扩充。所以我将这种安排称为高宗对武氏的“隐性反抗”，以区别于上官仪事件中所体现的“显性反抗”。“隐性反抗”是唐高宗在上官仪事件失败后，做出的策略调整，它对武氏影响很大。正是因为这样，许敬宗死后终高宗之世，武氏再也没有能力直接控制中枢，而只有转而培植另一股力量来分割宰相权力，那就是“北门学士”[3]。

三、个案分析：“隐性反抗”背景下的一组三人关系

李敬玄是高宗朝一位比较有名的宰相，上一节没有对他展开论述，这里进行单独的讨论。李敬玄于总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罢，（中间可能中断过不长的时间）[4]，在相位超过十年，不过最后三年仅仅是挂中书令衔在唐蕃前线作战。题目中所说的三人关系，是指李敬玄和裴行俭、刘仁轨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李敬玄和裴行俭。

《旧唐书.裴行俭传》：“咸亨初，官名复旧，改为吏部侍郎，与李敬玄为贰，同时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裴李同有令名，时人将其相提并论，似乎让人感觉二人合作颇相得，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旧唐书.杜易简传》：“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由此可见，裴李矛盾十分尖锐，以至结党攻讦，但具体是什么矛盾，今天已经无法详细考究，仅能从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

《新唐书.李敬玄传》：“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这条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许敬宗是武氏支持者集团的首脑，在武氏成为皇后之前，与长孙无忌集团即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在朝政局势相当敏感的高宗初年，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非类。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

反观裴行俭。《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六年（655年）：“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由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俭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反对武氏为后，且出入长孙无忌门下。由此可见，裴行俭、李敬玄在永徽时期即已殊途，二人矛盾的根源，可能就在此处。

与裴李的矛盾比起来，李敬玄与刘仁轨的矛盾早已为人所熟知。《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三年（678年）：“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莫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其后李敬玄全军战没，损失惨重，西线边防格局因之改变。论者多以此事责仁轨，但是将这件事放在裴李矛盾的基础上，皇权“隐性反抗”的背景下，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内容。

和裴行俭一样，刘仁轨早已不容于武氏支持者集团，而前已论及李敬玄为许敬宗一手提拔。这也可能就是刘李矛盾的根源。在这个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仁轨“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唐高宗的态度也值得考究，他岂能不知李敬玄书生不知兵，但正是由于李敬玄和武氏支持者集团的渊源颇深，所以他才一定要求李敬玄前往，这样一来，武氏支持者集团便进一步瓦解。后来的情况更说明了高宗一心将李敬玄排挤出朝的意图。《资治通鉴》卷202永隆元年（680年）：“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高宗的态度是，一来不希望李敬玄回来，二来不希望李敬玄视事，故而借机将其罢免。

从这个个案，可以窥见高宗“隐性反抗”的主动的一面，其手法和永徽显庆年间高宗用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继而解除程的兵权[5]，如出一辙。由此可见，高宗之手段，历来是被低估了的。

四、屈服史：宰相集团政治态度变迁的一条轨迹

以上的论述表明，长孙无忌集团覆灭后，除李义府、许敬宗为武氏坚定的支持者，李敬玄与武氏支持者集团有较深渊源外，大部分的宰相在皇权的控制下始终保持着对武氏权力扩充的不合作态度。上官仪、杨弘武、郝处俊、李义琰所持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们不希望后宫权力过大，坚决反对武氏摄知国政；次则乐彦玮、赵仁本、刘仁轨、薛元超、高智周等人，许圉师也是一个可能的反对者。如第二节所得出的结论，武氏在高宗朝始终没有直接控制中枢，但是武氏通过直接控制高宗本人和宫廷事务，加上高宗去世的契机，最终使得中枢偏向了自己一边。

首先倒向武氏的是高宗的顾命大臣裴炎。在裴炎等人的协助下，武氏废刚刚即位的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但是“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裴炎在此前即倒向武氏，史载：“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 所以裴炎与武氏的勾结，是基于当时的利益关系的，即裴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武氏亦要扩充权力，中宗是他们共同的阻碍，故两人可以一拍即合。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裴炎有着自己的底线，他也不愿眼睁睁看着武氏突破他的底线。我前面说裴炎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是指这一点。《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684年）：“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彟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可见裴炎的底线是不允许吕后之事在唐重演，这必然导致武氏对他下手。

但这绝不仅仅是裴炎一人的底线，当时留守西京的老臣刘仁轨也是这个态度。《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684年）：“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戒。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赍玺书慰谕之曰：‘今以皇帝谅闇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同书同卷载:“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刘仁轨此事历来为人所非，然而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表明了刘仁轨对姜嗣宗之徒的厌恶，此举或是他作为一个老官员在裴炎被杀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表示不满的特殊方式，即以这种方式报复那些谄事武氏、陷害裴炎的人。但刘仁轨与裴炎不同之处在于，刘德高望重，且行将就木，武氏不能也没有必要动他。这个时期是武氏权力迅速膨胀的时期，他们的这个底线无疑是保不住的。

连在这根底线上的还有武则天一手培植的亲信刘祎之。《资治通鉴》垂拱三年（687年）：“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或诬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又与许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

以上三人的态度表明了在高宗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部分宰相虽然承认了武氏已获得的权力和地位，但并不赞成武氏进一步提升其地位。武氏对持这种态度的人毫不留情的加以打击，血淋淋的事实让宰相集团再度屈服，之后即使武周革命，武氏也没有遭到来自中枢的太大的反对，而一些稍有作为的宰相只有退至第二条底线，那就是储君问题。

储君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早在永昌元年（689年），两朝宰相魏玄同就因为被酷吏周兴诬陷“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而被武氏赐死[6]。此时尚在武周革命之前，武氏称皇帝后，储君问题更为现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储君姓武还是姓李。武周甫一革命，就有凤阁舍人张嘉福组织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此举遭到了宰相岑长倩、格辅元的反对，岑长倩由此得罪诸武，被斥出征吐蕃，中道又被追还，与格辅元一道被处死。武氏在这个问题上是举棋不定的，虽然岑、格二相被杀，但是还有人坚持着这个原则。

《资治通鉴》卷204天授二年（691年）：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

武氏虽以李昭德的话为然，但并未有实际的行动，最终令武则天下定决心的是狄仁杰，《旧唐书.狄仁杰传》：“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初，中宗自房陵还宫，则天匿之帐中，召仁杰以庐陵为言。仁杰慷慨敷奏，言发涕流，遽出中宗谓仁杰曰：‘还卿储君。’仁杰降阶泣贺，既已，奏曰：‘太子还宫，人无知者，物议安审是非？’则天以为然，乃复置中宗于龙门，具礼迎归，人情感悦。”

岑长倩、格辅元、李昭德、狄仁杰在储君问题上的态度表明，在武周革命后，一部分宰相们一方面接受了武周代唐这个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武氏族人作为皇储。这条底线在狄仁杰这样的杰出政治家的坚持下，最终没有被武氏突破。但是武周时期酷吏横行，大狱蜂起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第二条底线保住了，宰相们还是不得不进一步屈服。武周后期的一些宰相们，基本已经没有底线可言，或者底线仅仅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试举几例如下。

《旧唐书.苏味道传》：“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

《旧唐书.豆卢钦望传》：“钦望作相两朝，前后十余年，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专权骄纵，图为逆乱。钦望独谨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获讥于代。”

《旧唐书.杨再思传》：“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然恭慎畏忌，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尝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同休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请剪纸自贴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其倾巧取媚也如此。”

《资治通鉴》：“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与李昭德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以上的这三个阶段，仿佛是武氏的三驯狮子骢，至此，这匹不听话的烈马终于被驯服了。当然，以上四位并不能代表武周后期宰相的全体，所以这个历程只能够说明高宗至武周宰相群体政治态度变迁的一条轨迹，如果说其中有很多轨迹，那么它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条。屈服到一定极限，必然产生足够大的反力，随着武氏的面首二张与朝臣之间矛盾的加剧和武氏的逐渐衰老，在一批有能力官员的策划下，李唐的复辟正悄然临近。

[1]《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 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下义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巂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

[2]《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3]《旧唐书.刘祎之传》：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4]据《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元年）秋七月戊子，前西台侍郎李敬玄起复本职，仍依旧同东西台三品。”可知此前李敬玄曾罢相。

[5]参琅琊弓月《论程知节与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朝政的关系》

[6]《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罢之。兴不知，数于明堂俟命。诸相皆无言，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时同平章事，谓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兴以为玄同沮己，衔之。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奏诬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杀夏官侍郎崔詧于隐处。自馀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