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之前的中唐党争

心中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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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三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举行。这是中唐党争的第一个苗头。

制举举选合一，和进士科可不同，登科就可以授官。在朝廷来说，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晚唐时范摅就评价说：“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奉旨担任考策官。但真正品评策论卷子的是韦贯之。在数十份卷子中，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让他眼前一亮，把它们专门挑了出来，列入上第。翰林学士裴垍、王涯对中式的文章进行了复核。对韦贯之的选择，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最开始的时候，宪宗皇帝对考试的结果也很满意，下诏让中书省从优安排中选的十一人。

中书省承办该事项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这是当时宰相群体里的核心人物。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卷子里对时政的无情抨击深深地刺痛了他。自觉非常委屈的李吉甫立刻请旨入宫，泪流满面地控诉牛僧儒等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对参与复核卷子的翰林学士裴垍、王涯也提出了严厉的指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举子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竟然事先没有明言；身为同僚的裴垍也没有任何异议。

李吉甫是宪宗最为倚重的宰相，削藩策略的制定者。李吉甫对贡举案的过激反应已经把宪宗摆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也许皇帝对李吉甫的指控不以为然，从《全唐文》留存的皇甫湜策文内容看，也看不出文章是针对李吉甫的。可李吉甫已经先入地认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抨击的对象，宪宗皇帝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朝廷对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能去位让贤。这会给原本就阻力重重的削藩事业带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宪宗皇帝免去了裴垍、王涯翰林学士，裴垍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降为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则贬到果州任刺史。几天后，韦贯之再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连没有评卷的杨於陵也因为在任考策官的时候没有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而外放岭南节度使。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垮塌，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对眼前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离开了长安，选择开府建衙的藩镇作为栖身之地。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宪宗皇帝的雷霆手段震动了朝野上下。但是，他的政治目的落空了。李吉甫赢得了策论案，却输掉了舆论。裴垍、王涯、韦贯之、杨於陵都是朝野推重的大臣，谪贬他们的理由又是那么的牵强。朝野出现了“上下杜口，众心汹汹”的局面。那些公开或暗地里反对李吉甫的势力借助这种普遍的不满开始组织反扑。不到一年时间，宪宗不得不迫于压力，作出了一个相反的决定：让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召回了裴垍。

牛僧儒、李宗闵的座师杨於陵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而被外放。如此深厚的渊源使他的儿子杨嗣复和牛僧儒、李宗闵交情非比寻常，三人后来组成了牛党的中坚，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对峙。元和三年策论案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前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当年的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和李吉甫分踞政治天平的两端。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在政治上他不是李吉甫的对立面。党争以党同伐异为最显著特征，人事权一向是党争的焦点。可恰恰是在人事任免上，两人有高度的默契。元和三年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交情。但案件发生时，两人没有结党对抗的痕迹。

元和六年，李吉甫回归长安，再一次当上了宰相。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权力快意恩仇，这一次宪宗让另一位大臣李绛在同年的晚些时候也出任宰相，来牵制能力卓绝但心胸略显狭隘的李吉甫。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对立。御前的几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但在元和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他依然只是一个提出建议和批评的参谋，整个中书门下机构还在李吉甫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进行周密的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务不了了之。



这时，一个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 终于，连人在深宫的宪宗也向李绛问起了朋党的事情，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才能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而加以禁锢，结果亡国无日。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它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了。

那已经是元和中叶了。裴度和李绛一再辩解的话语也许还余音绕梁，中唐党争的主角们就已经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皇帝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象宪宗这样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在具体事件发生前预先感知到它的发生。早在元和八年，他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宪宗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于是，他决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阻止中唐党争的来临。因元和三年策论案一贬再贬的韦贯之，如今已经回朝担任宰相了。现在，他意外地成了第一位因为朋党而落职的人物。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性高洁的韦贯之与人结为朋党。可他得罪一个名叫张宿的小人。在张宿出使淄青的时候，宰相裴度想为他申请银鱼绯服的待遇。但梗直的韦贯之直指张宿为奸佞，阻止了这件事。张宿知道后，对韦贯之恨入骨髓。可他也知道，韦贯之操行完美无暇，很受皇帝的器重，没那么容易扳倒。小人只好隐忍不发，以待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发生武元衡遇刺案。

武元衡和裴度是李吉甫去世后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曾和朝廷兵戎相见的河北藩镇。宪宗皇帝凭着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幕后的主谋，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等六道进讨成德。

此时，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韦贯之提出了先取淮西吴元济、后讨王承宗的主张，以避免朝廷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但是宰相横尸街头的情景极大地刺激了宪宗的神经。他非常反感韦贯之屡次劝谏的举动。作为被害人之一，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武元衡死后，裴度已经成为宪宗皇帝最为倚重的主战派大臣。他的一言一行，对朝廷都有绝大的影响力。他和韦贯之在用兵成德的问题上存有巨大分歧，已经几次在御前发生争执。

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正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终于等来了报复韦贯之的时机。就象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好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宪宗皇帝。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为他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宪宗皇帝对朋党紧绷的那一条弦，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去罢免曾经器重过的韦贯之。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听说后，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把他自己也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被免去翰林学士，就这样，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们悉数被放逐出长安。张宿也用自己的举动证实了韦贯之对他的评价。在被牵连的人中，韦顗、李正辞、韦处厚都是人品清正，为世所重。犯了众怒的张宿一手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韦贯之朋党一案中，裴度作了壁上观。韦贯之被贬使他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反对者，又强化了他的权威，所以他乐观其成。可韦贯之等人的出局导致裴度的势力空前强大，这同样引起了宪宗的警惕。当宪宗预备起用皇甫镈为宰相的时候，裴度上疏极言不可。早有成见的宪宗立刻把裴度的反对理解为党同伐异。在政敌的策划下，裴度也步韦贯之的后尘，离开了长安。

韦贯之和裴度是不是朋党，今天已经无法深究了。但宪宗从口头警告升级到实际打压，却表明他对朋党之争的忧虑在加深。

心中之神

可惜，神明渐衰的他疏忽了身边一个可以被证实的朋党。真正的结党的，恰恰是裴度所极力反对的皇甫镈。他和令狐楚、萧俛三人同为贞元七年进士，交情深厚。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贞元七年进士党。萧俛从元和六年起就充翰林学士。元和九年，因为擅长理财得到宪宗皇帝宠信的皇甫镈把令狐楚也安插进了翰林院。有两位同年同时供职于翰林院，给了皇甫镈很大的便利。但是，从武元衡遇刺到淮西之役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共同的政敌裴度如日中天，使三人都遭到了打击。元和十一年，萧俛因为反对裴度用兵淮西，和另一位同僚钱徽双双离开了翰林学士院。第二年，令狐楚又和宰相李逢吉一同图谋反对裴度。结果在裴度的反击下，李逢吉罢相，他也失去了翰林学士的要职务。可裴度还是没有放过他，下一年就把令狐楚赶到了华州。任命皇甫镈为宰相，也遭到了裴度的激烈反对。朝野上下，呼应裴度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说，这是皇甫镈一党最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居然安然地度过了。皇甫镈在朝野一片反对的声浪中登上宰相的高位。这使局面顿时峰回路转。他立刻不失时机地推荐萧俛为御史中丞，帮助他钳制言路。元和十四年四月，裴度因反对皇甫镈拜相出镇太原，空出了一个宰相位置。皇甫镈又推荐了令狐楚，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皇甫镈一道执政。这样，执政和监督两大权力都落入了三个贞元七年的进士手中。这一朋党的势力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达到了颠峰。

皇甫镈援引令狐楚入相，打破了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因此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

随着宪宗皇帝驾崩，皇甫镈被罢免。为了挽救贞元七年进士党覆灭的命运，令狐楚推荐了萧俛来接替皇甫镈。二人以宰相身份联袂入宫保住了皇甫镈的性命。如果说，皇甫镈曾是贞元七年进士党兴起的关键人物，那么在这个朋党瓦解的过程中，他也是最致命的因素。由于和皇甫镈走得太近，令狐楚也陷入了内外交迫的窘境。皇甫镈贬死后，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这时，李宥对萧俛还有好感。人们对与萧俛一党的令狐楚多少有些投鼠忌器，还没有人公然发难。但是，当年六月令狐楚的亲吏污赃事发，终于引发了攻击他的政潮。接着，又有人站出来揭发令狐楚在充奉山陵使，为宪宗皇帝营造陵寝、主持葬礼的时候纵容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勾结翰林阴阳官，克扣工徒的工钱，将克扣所得十五万贯当成节余献给朝廷，骗取政绩。令狐楚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被一贬再贬，到衡州去了。失去了同党的萧俛在宰相位置上也是去日无多了。

本为令狐楚赏识的翰林学士元稹也借着草拟《令狐楚衡州刺史制》和他划清界限。元稹没有高洁的声望；李绅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科举的李德裕有声望却没有同年；有背景却为背景所累。过去的十年，李德裕、元稹和李绅在长安的履历一片空白。这使他们也没有时间在这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由于李宥还在东宫的时候就非常欣赏他们，他们才得以在元和宫变后的第一个月就会聚在这翰林学士院，踏入权力的中心地带。在时人看来，他们也是一党，是所谓的“翰林三俊”。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整个长庆朝势力最强大的朋党——李逢吉一党。

拜相前的李逢吉没有任何政绩、没有任何挫折，也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和个人风格。唯一值得一提的经历就是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当今天子李宥。在元和十一年的宰相群体中，李逢吉还只是一个配角。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是削藩之策的首席执行者，是元和中兴最蓬勃力量的代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裴度的政治命运是和武力削藩之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所以，李逢吉秘密地开始了他的筹划。《新唐书》记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那么，李逢吉督促谁出面请求罢兵呢？

我想应该是令狐楚。本来，萧俛和钱徽才是合适的人选。特别是萧俛，品行无暇，在朝廷中口碑很好，又从元和六年起就在翰林学士这一重要的位置上。可惜，就在段文昌拜相前一个月，萧俛和钱徽一起被解除了翰林学士职位。萧俛被罢斥起源于李吉甫的谥号。李吉甫薨于元和九年冬。两年后，朝廷开始讨论他的谥号。掌管拟谥的太常寺提议用“恭懿”，而博士尉迟汾认为“敬宪”更贴切些。这都是些美谥，可开元名相张九龄的族孙张仲方却站出来反对给李吉甫美谥。对李吉甫生前鼓吹的武力削藩之策大加鞭笞，激怒了和李吉甫立场一致的宪宗皇帝。在宪宗看来，这是对用兵之策的公然挑战。张仲方被贬为遂州司马后，萧俛也坐张仲方同党的罪名，被赶出了翰林院。同时离开的，还有钱徽。可惜，对如此鲜明的讯息，李逢吉置若罔闻。他选择了萧俛的同党令狐楚来作为自己反对裴度的盟友。

我怀疑，在李逢吉的计划中，段文昌是他的另一盟友。上一年，段文昌本就有望入翰林学士院了。宪宗皇帝有意用段文昌和张仲素为翰林学士。但是，这个动议遭到了韦贯之的反对。这种反对有性格上的原因，潇洒倜傥、好色重财的段文昌很难得到韦贯之这样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赏识；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韦贯之和已遇难的宰相武元衡关系不睦，而段文昌正是武元衡的女婿。从日后的政治表现看，段文昌在藩镇策略上的见解和萧俛是相近的，也就是罢兵一派。所以，到韦贯之罢相，李逢吉见段文昌入翰林院最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立刻推荐他为翰林学士。这样就能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安插进又一个亲驸自己的人物。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李逢吉和令狐楚想内外维持来牵制他的政治态势洞若观火，也在寻找机会来攻击两个人。第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了。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弊逐渐显示出来，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议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认为，罢兵的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劝宪宗放弃战争。这时，裴度保持了沉默。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裴度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宪宗见惯了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裴度主动请缨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宪宗立刻让长于骈文的令狐楚起草制书，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就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心情沮丧的令狐楚很快就草草起稿，拟出了制书。这样的文字当然不能让裴度满意。他提请宪宗对制书中的三数句话加以修改。裴度就是故意要用这种出格的做法来表示他的不满。他相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正希望自己效命沙场、力挽时局的宪宗不会为这样的细节斥责自己，损害即将出征的统帅的权威。宪宗皇帝对裴度的用意也是心领神会的，立刻将令狐楚逐出翰林学士院。同时，李逢吉也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宪宗以霹雳手段为裴度扫清了后顾之忧。就这样，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裴度和他所代表的用兵之策，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反对者的名单：韦贯之、张弘靖、白居易、段文昌、萧俛、令狐楚、钱徽、独孤朗、张仲方……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朋党。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裴度和他对成德的征讨。李逢吉以为，他可以混迹这个庞大的阵营，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可是他错了。他没有看清，武力削藩是元和朝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宪宗皇帝不可违背的意志。任何阻拦的行为，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选择反削藩之策作为突破口，绝对是一个错误。

李逢吉落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操切。在宪宗皇帝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裴度的时候，他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支持令狐楚、反对伐蔡的真实嘴脸。当然，这也和他还不善于经营朋党有关系。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段文昌在这个事件中保持中立，显然是隔岸观火。李逢吉和令狐楚的谪贬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几年后段文昌稳稳地自翰林学士入相，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

可见，元和晚期的李逢吉在政治上还稍嫌稚嫩，一帆风顺的仕途经历使他对权术的运用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元和宫变的发生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在政坛上异军突起，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贞元七年进士党的形势急转直下。皇甫镈、令狐楚相继被贬后，形影相吊的萧俛也很难在长安立足了。

与萧俛政见相近的段文昌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段文昌属于某一朋党。他的岳父武元衡是强硬的削藩派，可段文昌本人却持相反立场，和萧俛共同推动“销兵”，试图以平和方式解决藩镇问题。在李逢吉的提携下，段文昌步步高升，在元和后期顺利地进入了翰林院。可他没有贸然卷入李逢吉与裴度的争斗中去，和贞元七年进士党也没有太多瓜葛。在皇甫镈失势后，段文昌作为一个几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选，和萧俛一起拜相。这样一个立场中立的人物亟亟地想逃离长安的是非旋涡。他利用独对的机会，向李宥推荐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和元稹，为自己妥善地安排下一条后路。

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想染指宰相高位。这恰恰给了段文昌和萧俛交卸相权的机会。段文昌想和王播换个位置，积极地支持王播入相，好空出成都的位置。萧俛的态度和段文昌正好相反。他多次在延英会议上极力地反对对王播的任命。

作为贞元十年的进士，王播科名稍晚于萧俛，也是贤良方正科制举及第。早年时，王播的官声很好：补盩至尉的时候剖断狱讼明察秋毫，深得御史中丞李汶的赏识，被推荐任监察御史；在新的位置上，王播不畏权贵，冒着丢官的危险弹劾了污吏云阳丞源咸季，擢升为侍御史；贞元未年，王播因得罪臭名昭著的京兆尹李实被贬为三原令。在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顺宗皇帝即位后，王播迁驾部员外郎，擢任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每到一处都做得有声有色；王播任长安县令时关中饥荒，赈灾恤贫，深得民心。此后，王播扶摇直上，迁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元和六年起又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在新的位置上，他也显示出在财赋方面的过人天赋，确保朝廷对淮西用兵四年而“兵得无乏”。但是，元和十三年，王播受宰相皇甫镈的排挤，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的盐铁转运使也由程异继任。这次贬谪成了王播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播不见了，代之以一个搜刮地方、逢迎权贵、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播。

萧俛站在王播的对立面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廉的萧俛不齿于王播用金珠货币贿赂中人以求宰相的无耻行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播与皇甫镈久有宿怨，作为皇甫镈同党的萧俛不能不有所顾虑。尽管萧俛不惜以去留相争。但是，在贞元七年进士党失势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长庆元年二月，段文昌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王播虽然没有立刻拜相，但被留在长安，暂时担任刑部尚书，并再一次兼任盐铁转运使这一掌握财权的要职。谁都看得出来，王播入相只是迟早的事了。心知大势已去的萧俛对长安已经无可留恋，坚决地辞去宰相之位。

就这样，煊赫一时的贞元七年进士党彻底地退出了政治核心圈。

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持科举考试的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另一人选。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帐。

浑之不中选。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段文昌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和李绅的态度完全一致。

前面说过，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元和三年科举考试的对策中抨击过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这一次，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金榜题名，把李宗闵也卷入到这一不名誉的事件中来。李德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元稹的崛起与段文昌在皇帝面前秘密推荐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只是他支持段文昌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也想借此机会打击李宗闵。十几年前的李宗闵与元稹是一对密友。但现在他们都是宰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围绕官位展开的明争暗斗使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元稹要借贡举案狠狠地打击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宗闵

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和白居易也各有立场。白居易曾与钱徽友谊笃厚。他们曾同在翰林学士院豹值，诗歌唱和，在围绕是否讨伐成德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的立场也是一致的。另外，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都是参与舞弊的举子。所以，白居易偏向被告的可能性很大。子亭复试的另一位考官王起是王播的弟弟。既然段文昌正在积极地为王播争取宰相位置，王起投桃报李，支持原告也在意料之中。

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牛党领袖李宗闵和通常被看作李党成员或同情者的裴度、郑覃都赫然在列。所以，将长庆贡举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时，但钱徽不听。他最终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

翰林三俊在长庆贡举案中占尽了上风的。

我们知道，翰林三俊能在长庆初年迅速上升为长安重要的政治势力，是离不开李宥的赏识的。他们正是凭借着天子近臣的身份，在朝政上拥有绝大的发言权。论和李宥的私人关系，李逢吉比起翰林三俊并不逊色。元和七年，他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李宥还是皇子的时候，李逢吉就曾是他的老师。天子门生，成了李逢吉东山再起的资本。但是，李宥最初似乎没有考虑起用自己的老师，只是让他担任兵部尚书。在唐朝，六部权归侍郎。与宰相同为三品的尚书更多的时候和仆射一样，是留给前宰相们的荣誉头衔。但是，李逢吉不甘心以前宰相的身份安享尊荣。他悄悄地为自己重掌大权进行谋划。这时候，摆在李逢吉权力之路上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夙敌裴度；另外一个就是近来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李逢吉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他来说，在一场鹬蚌相争中扮演渔翁的角色更为合适。

长庆贡举案中，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裴度之子裴譔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功名。尽管李宥看在裴度的面上，仍然赐给他进士及第。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裴度父子的尴尬处境。双方的矛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迅速表面化。此时的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庭凑、朱克融。他上表李宥，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贬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表面上看，裴度占了上风。但是，旁观的人都清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李宥很不高兴。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又正在用兵，不得不作出让步。李宥感到自己被裴度政治讹诈了。元和十三年，裴度也曾用同样的手段来讹诈过宪宗皇帝。但是宪宗没有理会他。本性懦弱的李宥无法象父亲那样采取强硬的立场，也不可能。因为元和十三年没有战争。可现在，河北复叛的战火正在蔓延。李宥不得不向裴度屈服。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了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是李宥的赏识。

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和过去一样，受到宠信。不久就在李宥的安排下成了宰相。紧接着，于方事件爆发了。

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当于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于方告诉元稹，两人曾游历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硃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如果事情按于方的设计顺利进行，就能用两个人来做到裴度领兵十万都没有能做到事情。这个美妙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元稹。他立刻同意了于方的建议，赂兵、吏部令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李逢吉知道，他终于等来了他苦苦等待的机会。在他的指使下，同党出面向与魏弘简关系不睦的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一个叫李赏的人偷偷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行刺的对象就是裴度。虽然史书上只说李赏是因为元稹与裴度有矛盾，才对裴度这么说的。可我相信，李赏的背后是李逢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谋深算的裴度隐忍不发。紧接着，李逢吉的同党站出来指控元稹行刺裴度。这不会是巧合。

最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在元稹贿赂兵部、吏部出二十通告身的时候，引起了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注意。只要他指示经办的官吏利用出告身的程序稍加盘问，是不难了解到事情真相的。在获悉元稹和于方的计划后，李逢吉首先指示李赏向裴度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元稹结交江湖人物是针对裴度的。他相信，裴度一定会堕入彀中。因为元、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相对处于下风的元稹有作案的动机。同时曾经在元和十年遇刺而大难不死的裴度对行刺是非常敏感的。一时冲动之下，裴度会全力搏击元稹，形成新一轮倾轧。

可是，李逢吉低估了裴度。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裴度选择了沉默。在深加戒备的同时，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李逢吉当然知道所谓行刺裴度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等待对他来说，等同于错失良机。在裴度迟迟没有动作的情况下，李逢吉只好让自己的同党告发元稹，主动掀起案件。

照我看来，裴度未必就不知道侠客不是针对自己的。但是，能把自己的政敌元稹置于被告席上，未尝不是他乐意看到的。所以，我们揣测，裴度即使没有以受害者的有利身份极力攻击元稹，至少也放任李逢吉一党诬告元稹。在他看来，如果元稹被扳倒，那自己的一颗眼中钉就被拔除了；就是不成功，至少也于己无害。可惜，裴度漏算了一着。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天子李宥。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李宥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立逢吉参鞠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这表明，李宥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得到韩皋上奏的案件侦讯结果后，李宥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人图谋陷害元稹。最大的嫌疑，当然是裴度了。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

这就是为什么于方事件最后有了一个在不明就里的人眼中匪夷所思的结局：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于方事件为他赢得的不仅仅是宰相高位。打击裴度，让他第一次享受到报复的快感。元稹也曾无情地背叛过李逢吉的盟友令狐楚，现在他也载倒在李逢吉的手中。就在这时候，倾向裴度的谏官们依然没有放过他：“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在文官强大的压力下，李宥不得已连元稹所兼的长春宫使也免去了。

心中之神

在李逢吉的身边，一群号称 “八关十六子”的小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李逢吉奸党的中坚力量。这个正在悄然成型的朋党中包括了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李逢吉身上所凝聚的戾气最终传给了他，并由他发挥到极致，从而给王朝带了一段最晦暗的故事；“八关十六子”中还里还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李虞、姜洽、程昔范等人。可是，这些人作为羽翼还可以，作为政治盟友就显然缺乏足够的分量。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张又新只是个从七品上的补阙，元和十四年才中进士的程昔范资历更浅，姜洽、李虞在长庆四年四月前都还只是一介布衣。李逢吉需要寻找一个有资历但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合作者。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大约是翰林学士李德裕了。这也正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李德裕是一个不世出的政治奇才，足以让李逢吉相形见绌，但他也是个喜欢专断独行的人物。和李德裕共事，李逢吉绝没有大权独揽的可能。更何况，李德裕还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韩弘久任封疆，又长于搜刮，很有些积蓄。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帐。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帐本里有清楚的记载。这本帐目很快就送到了李宥面前。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硃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李宥笑了。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更重要的是，牛僧儒并不是总表现出李直臣案件中的那种刚正不阿。对自己的同党、故旧的缺点，他总是视而不见。牛僧儒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李逢吉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当李逢吉预备帮助自己的密友令狐楚东山再起的时候，他明显感受到对手的力量。李绅自己利用翰林学士的地位，不动声色地破坏了李逢吉的意图。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他心里也清楚，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是很容易扳倒。另外，翰林学士蒋防与李绅同乡旧好。他和庞严也都在李绅和元稹的大力推荐下入翰林院的。元稹和李德裕离开后，翰林三俊的势力依然控制着翰林学士院。所以，李逢吉需要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疑有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FONT>，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李逢吉对韩愈的打压多少是属于附带的。这一番布局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李绅赶出长安。为了确保目的不落空，他又精心制造出种种假象，诱使浑浑噩噩的李宥错误地认为，李绅本人有意离开长安。韩愈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李逢吉排挤李绅的工具。

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不担心。如果自己的政敌只能依靠泪水来抗衡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李逢吉不露声色地把李虞、程昔范、姜洽等爪牙陆续安排到拾遗、补阙等位置上。这些官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弹劾大臣。李逢吉要让李绅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考虑到程昔范、张又新等人毕竟是士大夫，搏击李绅的时候多少有所顾忌，力度可能不够，李逢吉听从张又新、李续之的建议，从河北找来了凶悍的前邓州司仓参军刘栖楚。李逢吉需要的，就是这种无所顾忌的政治打手。

面对李逢吉的步步进逼，形单影只的李绅束手无策。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病入膏肓的天子。

李宥终于一瞑不视。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于是，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称贺。这时，李逢吉正和张又新在中书省交谈，守门人不让百官进去，百官等待很久，只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作揖说：“李绅贬官端州一事，我不能再退让了。”

</FONT>百官都惊愕退下，惧怕张又新。百官称贺时，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作祝贺的表示，李逢吉发怒，任命他为吐蕃告哀使。丙戌（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他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到翰林院任职的。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已经形成。

给事中于敖向来和庞严关系密切，他把贬谪二人的敕书封还朝廷，百官都以为他要为二人辩解，因而替他担忧说：“于给事敢于为庞、蒋二人辩冤，触犯宰相，真是不容易啊！”</FONT>后来，于敖上奏辩驳时，反而说对二人贬得太轻。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 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这种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最终把李逢吉一党弄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们离覆灭的日子也不远了。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朝廷，认为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李绅。朝臣都不敢再言，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指出“李绅被李逢吉的党羽进谗言诬陷贬谪，人们都感到震惊，无不叹息。李绅是由穆宗提拔任用的大臣，即使他有罪，也应当本着对父亲尽三年孝道的精神，对他予以宽容，何况他根本无罪！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韦处厚资历还浅，不足以抗衡奸党；萧俛的资历和人品倒是让人信服，但他一心求退，无意进取；更何况，萧俛的同年令狐楚还是李逢吉的密友。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都在李逢吉之上，是抗衡和取代李逢吉的最佳人选——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敬宗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FONT>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丙申（十八日），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

只有他才能得到文官集团多数人的拥护，裴度的朋友，甚至和裴度曾有过节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裴度的旗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李势力。于是，唐敬宗多次派人到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去慰问裴度，向他秘密地转告即将召回朝廷重用的日期。于是，裴度上奏朝廷，请求入朝参见皇上。

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京兆尹刘栖楚开始悄悄地尝试改换门庭，希望能侥幸躲过这场清算。可是，太晚了。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并最终导致惨绝人寰的“甘露之变”。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据《程氏人物志》载，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

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