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随笔

心中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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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人物随笔






唐是一个非常令人神往的朝代。也许三百年的时间比不上周八百年的长寿，但是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展现它的风采。三百年的唐朝是一个华丽雄奇的舞台，上演了一出生动的活剧，活剧里的人，或英武，或机智，或风流，或慷慨，或儒雅，或豪迈，或卑鄙，或强悍，或残忍，人物脸谱之众多丰富，盖过了任何一部可以演出的戏剧。

一个朝代总有兴衰。三百年的大唐，同样有着兴起、强盛、繁华、动乱，也有着衰败。安史之乱前的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要达到这个高峰，就要有一段登峰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一边仰着头，一边歌唱着，随着历史的脚步，随着不同人物的转换，慢慢的走一遍初唐的路……


之一：乱世群雄（上）(此两篇为新写)



之二：乱世群雄（下）

之三：痛并快乐着——李渊

之四：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大改，综合了“歪批玄武门”一文)

之五：难兄难弟——李建成和李元吉

之六：初唐大臣众生相（上）

之七：初唐大臣众生相（中）(新增：里面主要是关于李孝恭……)

之八：初唐大臣众生相（下）

之九：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

之十：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一：乱世群雄（上）





在开始正式写初唐人物之前，还是先说说几个唐朝的垫脚石。




李密






有一种说法是唐并非从隋炀帝手中夺到天下，而是平定群贼之后才统一的。李唐确实没有和隋炀帝正式交手，主要是隋炀帝在江都根本就不想回来，倒省了攻打长安的李渊父子不少麻烦。不过，李渊在一年之内由太原到长安称帝，除了他的两个儿子、众将士以及像李三娘这样的巾帼英雄之外，还有一个功臣是李渊未曾赏过的，即李密。

李密参加了杨玄感的起义，失败后辗转去过几个地方，最后在瓦岗落脚。李密在瓦岗军中表现出了他的志向及才能——志向上，像自承盗贼的翟让是不如他的平天下之志的，而才能上，瓦岗当时更比较擅长打劫，原因嘛，主要是有能力不知该怎么使，因此李密的加入，确实使瓦岗的层次及少目标提高了一个台阶。但在评书中，李密的到来似乎有股不祥之气，却把瓦岗的黄金时代交给了一个混世魔王——只可惜，那个草胞的程咬金现实中根本没做过瓦岗的头领，而且根本不草胞。



当时真正的头领翟让认为李密比他强，因此极有尧舜风度的将头把交椅让了出来。只是李密果于杀伐的一面他却不知道。自从让位后，翟让基本上干的就是诱敌这样的事情了，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这些话就传到了李密耳中，慢慢的李密相信了，决定有所行动。李密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常见的设宴，但翟让根本不疑心会出事，结果就被杀掉了。李密这样做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后面的树倒猢狲散埋下了伏笔，怀疑之所以后人对李密印象不好把他说成是一个无义之人也是由此而来，不过李密也不算冤枉，他的所为的确不义，所谓可以同富贵，不可以同患难。



当时瓦岗盛极一时，而李密离天子之位也仅一步之遥，但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王世充来，把李密打个大败。其实这么说也不全对，半路里杀出来的本来是宇文化及，是他非要和李密争洛阳，于是洛阳城内越王杨侗采用了元文都的建议招安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可是王世充却反对，毕竟洛阳在和李密的战斗中死了不少人，联合李密得不到士兵的认可，结果可想而知。经过一场内变，王世充掌握了洛阳的大权，与李密又成为敌人，那么李密只好又包围洛阳城。可是没想到屡战屡败的王世充最后竟然打败了李密。北邙之败还引发了很多旧瓦岗的将士改投了王世充，于是忽喇喇大厦将倾，眼看大势已去，李密拔剑欲自刎，自然眼前的王伯当不能不管。走投无路下，一行人一起跟着李密投奔了唐朝。



李密投唐大概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功劳。什么功劳呢？李密之所以大败，是因为他不该啃洛阳这块硬骨头，而把肥肉拱手送给李渊。此事说来话长，李渊将出兵时，李密曾给他写封信，虽以兄相称，但语气却是有些傲慢，甚至是有些以盟主自居了。但李渊对这个倒不在乎，他是官场上的老手，这种事经历的多了。眼下最实际的是能够夺得长安，至于你李密，如果能为我们挡住洛阳，就算万事大吉了……因此李渊的回信甚是恭敬，大弟大弟的这么称呼。没想到，几句牙疼咒一般的奉承话，竟把李密捧的飘飘然起来，本来就打算攻打洛阳而且也是有些不得不打洛阳的他，更加昏头昏脑的乖乖打洛阳去也。等他清醒之时，李渊已在长安的皇椅上乐摇摇了。可以说李渊这一次把李密耍的够呛。



李密或许真的把李渊的“大弟”信以为真了，要么就是嫌被李渊耍的不够，在绝境中放下“盟主”身份去投奔李渊，李密以为能够捞个什么王当一当。不过，李渊“弟”的称呼没变，但他给这个“弟”的官爵却是与这个称呼十分不匹配的，只是光禄卿而已，其实就是管皇宫中膳食的官。而且除了李渊，其他大臣对李密及其部下非常很踞傲，甚至还有索赂的，这个说是李渊纵容一点不为过。另外，李渊又以李世民打败薛仁果为由要李密去迎接他，其实就是想让李密看看唐兵的威武士气，在心理上给予震撼。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一个阴谋服务的，那就是想有意逼反李密。李密果然被激怒了，可惜后人不批评李渊的残苛阴险，反为他封李密为光禄卿开脱，说什么怕人心不服等等，又怪罪李密杀妻无义，是个反覆的小人。其实李密不走也不行，不走的话早晚也会被李渊以别的方式干掉。只是李密的“背叛”，让李渊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杀他，就是瓦岗旧将也说不出来什么。最后，李密死在了唐将盛彦师的手中，时年三十七。



有人曾说过，如果手中掌握着瓦岗军的李密与李世民所部交战，那一定会很好看。也许吧，只可惜这场虚无的大战是永远无法上演的。






薛氏父子






薛氏父子，即薛举和薛仁果，号称西秦。关于薛仁果的名字，新旧唐书是写作“仁杲”的，而礼泉的昭陵石刻等则写为仁果。这支父子兵和李氏父子的目标一样，也是要进兵长安。结果，他们晚了一步，只好加紧围攻扶风。有一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关中一地不容二虎，所以薛氏父子是李氏父子最大的威胁，反过来，李氏父子也是薛氏父子最大的进攻目标。



既然两家都互相视为仇敌，那自然打仗没商量了。唐与西秦之间的战争是三部曲，有点像“三局两胜”，前两场各有胜负，第三场则是一战而定成败。第一场是薛仁果大战李世民，结果被打的大败。这场仗把薛举打的有点怕了，甚至问起部下“有没有投降的天子”。不过马上他们时来运转，第二次大仗就赢回来了。这一次薛举亲自出马，唐朝方面仍是李世民为主帅。这次打仗出了点事，就是李世民忽然病了，结果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人按书中的说法便是擅自出兵，然后搞得大败而归。这个不听号令可能还有商榷，但两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李世民的确病倒了，二是唐军的确大败，而且败的非常惨：死者十之有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都被俘虏。于是郝瑗劝薛举说：“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然而薛举却在此时病死掉了，被迫出局。如果他能够坚持打到长安的话，那么也许李渊就得亲自出马了。薛举死后，薛仁果继承了他的王位，于是第三次大战又开始了。这一次唐朝主帅仍为李世民，而这一次他采取的方法是后来他常用的坚壁不出，后发制人。消耗了六十天，终于把薛仁果的粮食耗尽了，因此李世民命人在浅水原引诱薛仁果，然后分兵两路进攻。西秦将领宗罗睺大败，只好逃跑。最后在折墌城，薛仁果看到大势已去，便开城投降了。



战后，按例是李世民一番分析，然后便是处理降兵降将之类的事了。李渊的意思是，因为薛仁果的人当初杀了很多唐朝将士，因此要把他们全杀掉。这时站出来劝阻的人是李密，他认为正因为薛仁果杀了这么多人所以才会灭亡，“怀服之民，不可不抚”。可见李密其实还是很想在唐朝好好做事的，奈何李渊之城府非李密所能料——由此可见，李密也是有点没头脑，李渊会对那些敌将起杀心，也同样会对他起杀心，但是他却没想到。不过李渊这次倒真听了他的意见，放过了其他人，但谋首也就是薛仁果仍然被斩首。

于是薛氏父子就是这样被灭亡了。




李轨






关中一带，除了李渊、薛举之外，还有一个李轨。李轨的称王，也是根据谶语，被人推举上来的——由此可见隋末“李氏将兴”的传言的确是存在的。



李渊攻打薛举之前，联络李轨，通鉴上写是“共图秦陇”，想来多半也是许了个牙疼咒之类的话，约好给他一些好处，而且李渊又祭起亲善的法宝，称李轨为“从弟”（堂弟）。这样的买卖李轨当然愿意做，于是派弟弟李懋到长安入贡。李渊授他大将军的封号，而且拜李轨为京州总管，而且封为凉王。这样的待遇可是比李密那个光禄卿好了很多倍。李轨倒是想接受，怎奈有个曹珍反对去帝号，因此不接受唐的封赏，而回信中又弄了个不伦不类的自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实在是很可笑，不过李渊却是气的来不及笑了，决定武力解决这个不识抬举的“皇从弟”。



杀鸡焉用牛刀，李轨势力本来在三方当中就是最弱的，何况李轨鸩杀了谋主梁硕以来，内部也一直不大团结。最后在安修仁与安兴贵的合谋兵变下，被俘，送至长安后被斩。



李轨被灭后，关陇一带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势力，李唐王朝终于在此站稳了脚跟。






刘武周






李唐王朝好容易在关中站稳了脚跟，却没想到后院失火，当初自己发迹的地方如今却被别人占领了。抢了李氏的家的人，便是刘武周。



刘武周，传说他的母亲怀他时梦见了一只雄鸡入怀。古时有很多这种传说，大凡兴过一点浪的人都有个不平常的来历，不过一般多是日月入怀，要么龙或者鱼都是有的。在禽鸟类中，最典型的是后世的岳飞，不过他出生时是真的有一只大鸟飞到了屋顶上，他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只不过他的父亲有没有认准那鸟就是他想象中的鹏则是另一回事了。鹏是很威风的，可是鸡就不然了，即使是雄鸡也一样。刘武周怎么会选这样一只动物真是匪夷所思。



大业十三年，刘武周在马邑杀了王仁恭，自称太守，然后投靠了突厥，封为定杨可汗——想来幸亏刘武周没有建立什么朝代，不然他比后晋的石敬塘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他还没有自称“儿皇帝”。不过投靠突厥在当时好像是比较流行的，即使是李唐此时也是有求于突厥，但，说几句臣服的话对李渊来讲也不过是发个牙疼咒（至此已经是三个牙疼咒了），但他并未接受突厥的封号，这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主张入侵太原的，是宋金刚。宋金刚可谓大将，善用兵，他被窦建德打败后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很高兴，封他为宋王，委以军事重任，并且家产也分了他一半，还把妹妹嫁给了他。这种信任程度可以说相当深了，仅次于翟让的让位。



武德二年四月，刘武周进军黄蛇岭，唐齐王李元吉派张达率军驱逐，结果全军覆没。于是刘武周攻占石州、平遥、介州之后，可以说已经包围了太原。于是李渊派出姜宝谊、李仲文迎战，又是大败。然后，李渊任命亲信裴寂为主帅，不想被宋金刚切断了水源，导致再一次的大败。眼看太原就要守不住了，李元吉非常有英雄气概的对司马刘德威说：“你用弱兵守城，我带着强兵出战。”然后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长安，把李渊气的直想杀人。这种情况下，李唐的王牌军终于登场了。



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李世民率部踏着冰渡过了黄河，屯兵柏壁。然后又是相持。百姓听说是秦王李世民到了，于是莫不归附——这个，嘿嘿，说实在的，当时李世民除了很能打以外并没有什么政绩，百姓为什么要归附呢？不管是真的归附也好，是四处抓人也好，反正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便“渐收其粮食”。有点“抢”的意思，但却是非常客气的抢，因此史家此处用了一个很能体现这种客气的动词“收”。不管怎样，反正唐这边的粮食问题是解决了，李世民又用对峙后发制人的方法，开始消耗刘武周的粮食。粮食总有耗尽的一天，没吃的了就只好逃，敌人逃了就只有追。于是，宋金刚一路逃了下去，而李世民则是追了一路。双方都是强行军的速度，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不光如此，双方还要交战数十合。这样一来吃饭的时间是没有了，即使想吃，粮草也追不上来，所以谁都没法吃，即使是李世民，也是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在雀鼠谷唐军抓到了一只堪称世界上最悲惨的羊，把它分吃了——其实也就是喝羊汤，从后来大家在介休城里一起狼吞虎咽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存在谁独吞了羊肉的情况。宋金刚那边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更惨，他们在士气上又输了一筹，不过这也许有助于逃跑速度的加快……最后果然刘武周和宋金刚逃跑的更快些，没有让李世民抓到，都逃到了突厥，可是最后又都为突厥所杀，客死他乡。

刘武周一灭，唐的王业之基也夺了回来，然而李唐王朝并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们想当的，不是偏安一隅的唐王，而是真正一统天下的大唐皇帝。




宇文化及






关于此人，本来没什么好说的，新旧《唐书》上反王的那部分当中甚至都没把他列进去，找了良久，竟然不知道到底是把他归在哪一类中……想尽方法，居然在《唐书》中没有找到他的列传，甚是诧异了半天，忽然间恍然大悟，赶紧查找《隋书》，果然在叛臣传中，排第一位的便是他。念在他是杀掉隋炀帝的人，这里还是记他一笔。



演义中，宇文化及奸诈无比，而且又有个非常骁勇的儿子宇文成都。但事实上那个宇文成都是不存在的，至少正史上没写他。宇文化及的帮凶，其实是他的弟弟宇文智及。隋书不曾提到宇文士及有没有跟着做恶，但推测起来，他也不能太脱离群众，但由于他比较灵通，投降了唐朝，因此记载要好了很多。但若说他完全没有帮着他大哥干坏事，怕也未必，只是可能情况稍好……唉，反正人家也没写，一切都只能是推测。



宇文化及本来只是个奸佞小人，和演义中那个野心勃勃的形象相去甚远，而且胆子也小，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那种人，甚至还不如宇文智及来的果断。



隋炀帝杨广不知是怎么回事，竟然置天下于不顾，却在江都长驻，和刘禅的“乐不思蜀”差不多。但他的“乐”实在是一个虚像。当时天下大乱，杨广却半点也不知道，甚至有使者来求救，他还认为是谎报军情，于是把使者杀掉了。但是他的长驻江都却引起了手下将士的不满，因为他们都是关中人，都惦记着家人，很想回去，奈何皇帝却死也不走。怎么办呢？很多士兵商量着逃回去。将军们可犯难了，如果报告给皇上，肯定要死；可是不报告，被皇上知道了，还是要死。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只好造反了，可是需要一个首领。他们想到了宇文化及，但是这种事岂是随便说说就成的？所以先得找一个熟人通一通风，此人便是宇文智及（当时宇文士及不在）。宇文智及听了倒是十分高兴，于是几人又一起找到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听完之后，吓的要命，良久才镇定下来。



然后就按计划进行开始政变。应该说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把杨广带到寝殿时，杨广叹道：“我有什么罪？”有一个人开始列举炀帝的罪状。杨广听完说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宇文化及又让封伦列举罪状，杨广又说：“卿乃士人，何为亦尔？”由此可见，杨广很善诡辩，只是这时什么辩也没用了，杨广知道自己肯定逃不过这一劫，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结果混乱中，平时准备的毒酒（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平时居然会准备这种东西）一时找不着，没办法只好解下系在腰间的白练，就这样被叛臣缢死了。



杀完炀帝之后，和李渊、王世充等人一样，宇文化及也立了一个傀儡皇帝——秦王杨浩。然后便领兵去打洛阳——当时李密正在和王世充较劲，没想到半路竟然来了个宇文化及。洛阳的越王侗立刻转变政策封李密为太尉，让他对付宇文化及。本来宇文化及率领的兵士是隋朝的正规军，战斗力应该很强的，可是却数战不利，可见其指挥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打不胜，心中自然郁闷，有时酒后就埋怨起他弟弟来：都是你连累了我。首领做成这样，也实在够窝囊。很多人看出来他成不了大事，于是逃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宇文化及说了一句很名的话：“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杀了杨浩，自立为帝，国号为许。



既然宇文化及是杀害隋炀帝的凶手，那么谁要是杀了他，便会得到故隋臣民的拥护。李渊看到了这点，窦建德也看到了这点。本来李渊派李神通攻打宇文化及在前，若说李神通不争气也是有点冤枉他，毕竟和宇文化及相比，李神通还是稍强的，他把前者的都城拿了下来。于是宇文化及逃到聊城，李神通又追了过去。城里粮尽之时，宇文化及打算请降，可是李神通为了显示国威，硬是没答应。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国威没显示，反倒让后面赶来的窦建德拣了个现成的便宜。



被窦建德抓住后，宇文化及一家全都被斩。此后不久，李神通也败在了同一个敌人手中。这种情形怎么感觉有点像李世民打败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翻版，只是不同的是，窦建德是一个一个打的，而李世民则是一起打的。当初的胜利者最终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王世充






打完刘武周没多久，李世民再次披挂，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的奔赴战场，这一次唐军兵锋直指洛阳的王世充。可以说，攻打洛阳和后面的虎牢之战的才是唐初具有定天下意义的大战。因为隋末虽然反王甚多，但真正有实力能与唐争天下的，就是王世充和后面要写的窦建德。但是未等三足之势完全形成，这两人就在相同的一场大战役中，在相近的地方，同时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中。



王世充说来有点“传奇人物”的色彩，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所以改姓了王。他对隋炀帝阿谀奉承，讨得了隋炀帝的欢心，后来让他去解洛阳的围困，可见不是一般的信任。瓦岗之围使洛阳城里极其困难，即使王世充到了，也一直就没怎么胜过，王世充来也了是三连败，情况糟糕的很呐。但眼看就要不行了，王世充祭起鬼神的法宝，安排了一个巫师来表演托梦，梦到了周公旦对他说会保佑王世充取胜。我们今天看来不光愚昧，而且可笑的紧，不想这招当时还真起了作用，他的部下多信鬼神，现在一看有周公相助，于是纷纷请战。就这样王世充率精兵两万、精骑两千出击，竟然获得了胜利，一下子摧垮了做着盟主大梦的李密。



对付完李密，洛阳一下子轻松了好多。本来已经揽得大权的王世充自封为太尉、尚书令，又要加九锡，杨侗本不想同意，不过被派去的段达却说了一句大实话：“太尉欲之。”王世充就想这么干，谁也阻止不了。杨侗熟视良久，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能没好气的说：“随便你。”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兆，果然在李渊登基后的第二年，洛阳城内也上演了一出禅让的大戏。不过越王侗可不像代王侑那么好摆布，而且洛阳城中杨隋的势力相对于长安来说还是不小的，王世充也着实费了很大力气。篡位的程序都差不多，制造神话自是必不可少的，哪个皇帝登基都要弄出几个这种故事来，李渊不也是弄了个老子显圣吗？然后是推辞三次，最后逼不得已无可奈何王世充只得答应了皇泰主的让位请求。可是登基你就老老实实的当皇帝呗，王世充偏许了个可笑的牙疼咒，说以后等皇泰主再长大一点就把皇位还给他。不久，王世充就把杨侗杀了，杨侗临死之前，求祷以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里。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当上皇帝的王世充还是摆出了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只是坚持的时间实在太短，还在他没杀杨侗的时候，他就已经懒得再演戏了。此外，王世充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话虽多但是却没有要领，往往把大臣们听得晕头转向。于是有人提出来，王世充默然良久，倒是没有怪罪他，但始终也改不了。就是这个缺点，在程知节的口中，评价则是“老巫妪”，就是老巫婆了。在王世充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一次两军阵前，程知节拉着秦琼当众投降王的敌军（就是唐军了），临走前，程知节毫不隐晦的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没提那个“老巫婆”，不然就成笑话了。这样的叛逃光明磊落而且相当少见，可比演义里的暗中逃走有趣多了，当时肯定有很多人看的瞠目结舌。还有，王世充任人唯亲也是不怎么得人心的——李渊也是任人唯亲，不过能堵住人口的是，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孝恭，都是比较有才能的，尤其是李世民，这个不服不行。不过王世充倒是很轻视他，称他为“童子”，就是后来演义里常用的“唐童”。



武德三年的七月，王世充口中的“童子”率领着大军来征讨他了。王世充一下子犯起糊涂来，不晓得为什么唐要出兵征讨他。于是两军阵前问道：“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让人想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句诗，只不过王世充可不会“终日思君不见君”，他巴不得李世民永远不来侵犯呢。此问可说是智可及，愚不可及，统一天下征讨四方难道需要理由吗？这本身就是理由。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咸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这当然是明显的借口，阻“声教”（其实就是指王世充阻挡了李唐王朝的统一）的并非只有王世充一个，只能说按进度是到了该消灭王世充的时候了。王世充仍不觉悟，又问：“那么和好行不行呢？”“我爹只教我来打你，可没说让我与你讲和。”反正我们就是要打你，你又能怎样呢？既然如此只好开战了。



洛阳之战李世民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比较稳的打法，一步步蚕食王世充的地盘。王世充有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手下投降的人太多，最后所有的城基本上不是投降就是被攻占，只剩下洛阳了。尽管如此，李世民要想拿下洛阳也不是很容易的。他有一次勘察敌情差点被单雄信杀掉，因而最后他不顾徐世勣的劝告执意要杀单雄信，难免令人怀疑他的动机。但考单雄信之为人，并非如演义中那般英雄，历史上的单雄信，是个轻于去就的人，李世民杀他未必没有道理，否则后来的兄弟相争中单雄信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在不好说。



围困洛阳，洛阳城中当然是不好过，人口锐减，最后百姓甚至到了用泥混米做成饼的地步。《围城》里有句话，“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洛阳城中曾有十三次阴谋献城的行动，都被王世充镇压住了，可见王世充的确是个厉害角色，绝不可小看。上一次对李密能够成功的反败为胜，就是一例。这一次王世充还想再续上一次的神话，带着二万人出来硬拼。这一仗果然够惨烈，就连李、王二人都很危险，一个差点阵亡，一个被刺了一槊，不过谁都没死，但对于王世充来讲，此仗平即是败，更何况真的败了。他没有让洛阳成为滑铁卢——李世民的滑铁卢。此后双方仍是胶着状态。洛阳的困难就不说了，李世民一方也十分艰难，将士思归情绪比较高涨，但他还是咬着牙挺住了，不管什么人反对，哪怕他父亲李渊来的亲笔信，他都不听，目的只有一个，攻下洛阳。而此时洛阳城中王世充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盼窦建德能够早早来援。



最后王世充盼来的不是骑在马上指挥大军的夏王窦建德，而是被大军押解坐在囚车中的唐军阶下囚窦建德。两人相对而泣——王世充泪水中为窦建德流的部分不一定有多少，但是他肯定想到了自己惨淡的将来……



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但条件有一个，就是要李世民保证他以后的生命安全，这里就不好说李世民也是在许牙疼咒，我认为如果是他的话真的不会杀王世充。唐营之中面对着当初自己轻视的“唐童”，王世充一恭到地，结果被李世民调侃了一番。到了长安，李渊一开始先是破天荒的没有杀这个反王——总归还是要照顾一下李世民的面子。然而王世充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杀的命运。就在王世充全家刚被发配到蜀地后，王世充就被仇人趁其接“旨”之际杀掉了——这自然是矫诏，本属大罪，可是李渊并没有怪罪那些人——可以想见，此事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了。



不过也不用为王世充叫屈，因为他也曾背信弃义的杀掉过很多人——或许这就是报应？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二：乱世群雄（下）






窦建德






窦建德也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他家世代为农民，最后他竟然只凭着热心助人竖立了很高的威信，以至于他父亲死的时候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竟达到了一千多人。



窦建德的起义是被人牵连的，但也可以说是自找。他为刺杀了县令的孙安祖出主意让他聚人观时变，其实就是造反。这怎么也是个煽动造反的罪过了，窦建德竟然没跟着一起起义，那么这就别怪官府不客气了，于是他的全家都被杀掉了。窦建德索性也投到了起义的队伍中，他投奔了高士达。大业十二年，高士达不听窦建德劝告，出兵与杨义臣决战，最后兵败阵亡，于是窦建德便成了起义军的领导。好在杨义臣被杨广先行干掉，所以窦建德不必担心成为高士达第二，而可以慢慢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窦建德可说是在逆境中发展壮大的，就在他称长乐王的那年，薛世雄奉命讨伐李密，路上顺便讨伐其他起义军。七月，在七里进这个地方，窦建德亲帅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做先锋，在还差一里的地方，天居然要亮了，突袭是突不成了，窦建德只得准备投降。忽然天降大雾——如果最终得天下的是窦建德，那么这件事一定会成为一件证明窦建德是真命之主的事而大肆传扬。有了雾的掩护，于是突袭照常进行，结果把薛世雄打的只有他自己得以脱身。



隋炀帝死后，窦建德赦免了投降的王琮，一时间很得人心。十一月，窦建德这里也发生了灵异事件，五只大鸟率领万只小鸟聚集在他的宫中，这件事做假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谁也没法指挥一群鸟来朝拜。不过也许就只是一群鸟无意中飞到了他的宫里，其中有五只较大的而已，或许地上有食物屑也说不好。唉呀，忽然间怀疑起这些鸟儿到底是自发的呢，还是被引诱过来的……然后又有人献玉，居然就是夏禹王的玉（反正我是不信啊）。既然有了种种祥瑞，那么窦建德立国没商量，这年便改元五凤，定国号为夏。



和王世充比起来，窦建德要光明磊落的多了，但这也不代表他不会用阴谋。比如对魏刀儿，就是先结盟后突袭。那两年里窦建德很是威风了一阵，所到之处几乎望风而降，只是在幽州有点麻烦，就是那位演义中罗成的爸爸罗艺。后来罗艺被赐姓为李，所以如果看初唐史中看到李艺的话，没错就是罗艺了。李渊没有杀罗艺反而赐姓把他拉到自己宗族中，真不是一般的优待，可是后来罗艺站错了队伍投到了李建成麾下，在李世民登基后担心自己被害投降了突厥，结果当然是悲惨的死去了。



窦建德做的最有政治意义的事就是灭了宇文化及，其实是有点拣便宜了，因为唐的李神通此前已经攻打宇文化及很久，本来也有希望拿下，可是李神通偏偏不准宇文化及的请降，没想到窦建德又盯上了这块肥肉，于是加紧攻城，本希望赶在窦建德到来之前结束此战，最后在李神通的不力指挥下，终于没打下来，唐军没办法也只得退让。窦建德非常幸运的灭掉了宇文化及之后，礼遇隋炀帝的萧皇后，然后又为隋炀帝发丧，还联络洛阳的皇泰主，得封为夏王，取得了政治上的一定优势。可见窦建德虽是农民出身，但他却并不乏政治头脑。



此后窦建德又向唐军在河北的军团发动进攻。唐军主帅是李神通，大将当中有李世勣（本姓徐，赐姓李），这个搭配和江南一带的李孝恭、李靖的搭配差不多，主帅是宗室，助手是名将，只可惜一来江南比河北要弱，二来李神通比李孝恭差了很多，李世勣和李靖也有差距。结果是唐军全军覆没，李神通等人被俘虏，李世勣被迫投降。要说这比李元吉、裴寂的惨败也差不了多少了，想必李渊肯定十分气恼——其实唐开国之战除了李世民打的几场大仗之外，其他的还真是不利。



窦建德收降了李世勣，待他如上宾，做为回报，也是为了取得窦建德的信任好趁机逃跑，李世勣为窦建德进攻王世充，俘虏了刘黑闼。后来窦建德余部以刘黑闼为首东山再起，也得感谢一下李世勣，只是他们不懂得“报恩”，反而把李世勣又一次打的全军覆没。此为后话，反正李世勣取得信任之后，便计划着逃回唐朝了，只是按古时迷信说法，窦建德气数未尽，李世勣的计划中途败露，顾不上再救他父亲，只身逃回了唐朝。



这时怎么看窦建德都是非常有利的。可是谁又知道和李密的意思差不多，窦建德也是一战而败，败的一塌糊涂，自己都成了人家的俘虏。



本来王窦之间是敌国关系，可是洛阳被围，危急之下王世充只好求助于窦建德。中书舍人刘斌认为应该援助王世充，而且唐郑两军都已经疲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渔翁得利的时机。刘斌的看法应该说是没有错的，像后世有人说窦建德不应该来只怕并不恰当。因为一旦唐朝占领了洛阳，那么据有长安、洛阳东西二京的唐实力可说是大增，其地盘再也无人可及，而且那样的话李世民得以全力以赴的攻打窦建德，窦若再想取用是难上加难。这个就是唇亡齿寒的道理。



不过答应王世充后，窦建德并不急于出兵，而是派人给李世民写了封信，劝他回去。信里自夸了一通，然后又展望了一番唐军前景：“彼（就是指唐军）则外无救援，内绝军粮，将听楚歌之声，方见崤陵之哭”，文采是有了（此信当然不是窦建德亲写，是孔德绍写的），可惜也只是大话。想想真是可笑，李世民哪能凭他一封信就给吓回去呢？李渊写信李世民尚且没有退兵，何况窦建德。但窦建德同意出兵帮助王世充，对李世民压力也不小。好在窦建德一时也不能出兵，因为他正在对付孟海公。



时间拖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武德四年，王世充眼里的救星窦建德总算发兵了。此时夏军新破孟海公，可谓士气正盛，而且三方对比一下，的确夏方最有利。假如我们回到当初猜测一下此战的结果，只怕能料到最后那样一个结局的人不多。



夏出兵了，李世民必须决定相应措施。当时唐军中展开一场大辩论。正方一辩郭孝恪立论，说应该打而不该撤兵，因为这样可以一举灭掉两国。正方二辩薛收发言认为“洛阳乏粮，无法守太久，窦建德来援则是要置我方于死地，因此不能让他们合力攻击，否则就麻烦了。所以要分兵据守成皋，以逸待劳，先破窦建德，王世充自然不难收降”。反方一辩、二辩、三辩萧瑀、屈突通、封德彝一起发言，认为“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最后正方三辩李世民拍板决定：“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千百年而下，当我们再看这场辩论时，不得不佩服李世民当时的果断和勇气。



既然决定分兵，那么事不疑迟，立刻动身。李世民率三千五百骑兵奔赴虎牢关，刚一去就亲自出战，连设三道埋伏，然后以自己为饵引诱窦军出击，结果五百人对战五千人居然获得了胜利。开头就败了一阵，而且人家还是以少胜多，窦建德一定郁闷之极。



此后两军相持，直到四月，窦建德军中谋臣凌敬进言劝窦建德去攻打太原。这是有点围魏救赵的意思了。但是窦建德没听。后来窦建德失败，有人归罪于此，这个后面再说。那么既然没听，只好相持。



这样又到了五月，李世民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出兵与窦建德会战。从早晨开始李世民严阵以待，夏军虽然占据人数上的优势，但双方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大举出战，窦建德的这个优势显示不出来。到了中午，夏军又渴又饿，而且还很累——看来夏军的素质确实没有唐军高，唐军别的不说，这个耐饥大概是早就练出来了，经历了追刘武周时三天两夜的不吃饭，这次这个根本不算什么。就在中午这会，李世民准确抓住了时机，带兵猛攻。当时窦建德正在接受大臣们的朝拜——真是太凑巧了，简直让人怀疑他内部是不是奸细出卖情报。结果窦建德混乱之中也无法指挥，十余万人得不到有效组织，于是大乱，被俘虏了五万人。窦建德没办法，只好突围，中了一槊，在牛渚口落下马来。唐将白士让下手要杀他，这时人的求生本能发挥了作用，窦建德大呼：“我是窦建德……”



被俘的窦建德被带到了李世民面前，李世民问他：“我们打王世充与你何干，你何苦大老远的来这里犯我兵锋？”窦建德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反正我们迟早都会打一仗，即使我不来，你将来也要去找我麻烦，既然如此，何不早些决一雌雄？窦建德本来是为了救援王世充，没想到自己比王世充更早一步落入敌人手中。围城打援的极致，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吧。虎牢关之战可说是唐朝开国之初非常经典而且精彩的战役，经此一战，唐基本上平定了天下。



押解到长安之后，窦建德被李渊直接杀掉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李世民的许诺，李渊杀起来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可惜窦建德屡战屡胜，最后败在了一个远比自己年轻的人手中。



另外，想说说我对虎牢关一战的看法，如果凌敬的建议被采纳又如何呢，窦建德能赢吗？暂时将这个放一放，先说一下当窦建德没来支援王世充的时候，王世充一定这样想过：窦建德来了就可以摆脱困境了。当唐夏尚未开战之时，有谁能预言到后来的这个结果？当时情况是，唐郑相持已久，无论谁的日子都不好过，而夏军无论怎么说都比他们的情况好些，而且还是在新破孟海公之后，士气高涨——虽说这也容易导致骄兵，而从夏军后来的行动中看到，他们还是很小心的，甚至占着人数上的优势，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夏军最后失败，“骄兵”这一条基本可以免谈。我想要在当时投票的话，很多人都会投夏而非唐胜。而人数上的问题，中国从来就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否则还讲什么著名“以少胜多”战例呢？哪里又有“著名以多胜少战例”这样的说法？以少胜多毕竟还是少数。当夏军浩浩荡荡奔赴而来的时候，便是主帅李世民，心里都未必没怕过。这是人之常情，要是真不怕的话，那才是有了问题。但李世民性格上超常的地方，也就在于他更坚忍。自然，如果战败了的话，这个词就多半就要换成了固执或是其他的词了。其实有才的人多半都很固执，刚愎自用的多，虚怀若谷的少。李世民后期的纳谏则另当别论。当此之时唐军之中有人劝他回军，其实这绝对是正常思维，而主战派的意见则有些超常了，在常人眼中用疯狂来形容都不为过——也对嘛，李世民的确是天才，天才都有点疯狂。如果一旦撤军的话，对于唐来讲损失太大了，白来一趟不说，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却什么便宜都得不到。李世民决定分兵拒之绝非是忽略自己的劣势而贸然出兵，如果有兵的话相信他一定不会只带三千多人，只是当时能分出来的有限，而且又是要争分夺秒的去争虎牢，哪还顾得上这些？只要占得虎牢，再慢慢派人来支援也不晚。因而这三千人可说是先头部队，后来当然是有援军的。但是最后唐夏比例又是多大呢？如果是一万对十万，相差比例这么大，任谁都会有所怀疑的。但若说以一对十则必败，即“一”的一方胜利概率是零，也未必。概率论中几乎没有零概率的事件比如抛硬币，只要硬币没做手脚，是正是反概率都不会是0和1)，即使你有十足的把握，也只能说概率很小而已。因为从理论上讲，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比如平地摔跤，本人就曾摔过，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信。概率就算极小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猫叫综合症的发生只有十万分之一，四舍五入基本可以算是零，但就是有人得这种病。一个人打十个人，胜利的概率怎么也大于十万分之一（如果此人武功极高概率则大大提升），怎能肯定其必然不可能发生呢？数学上讲都是这样，何况历史又从来都不是按照数学规律来发展。至于说十万人杀也杀不过来——如果仗是这样打的话，当然杀不过来，可是又有哪场战斗需要把人都杀掉，才算胜利呢？仗从来不是这样打的，总是得集体行动，当一个集体乱了阵脚时，他们的合力并不等于他们每人的作战能力之和。夏军恰恰最后就是自己乱了，因而人多亦败。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出动两万五千人的车骑快速部队，在赵军之后控制住了谷口的有利地形，切断赵军的退路，并派五千骑兵监视赵军的留守部队。如果按那种杀完人才算胜利的貌似有理的理论来推测，赵军就是每人撒一把土都可以把秦军埋在脚下了，可是，怎么没用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以少胜多似乎后来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在进步，彼此之间相差距离也越来越小。因而唐军人数应该比一万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军人数还是少于夏军的，怎么说虎牢之战都是以少胜多。



那么回到凌敬的建议的问题，“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如果窦建德采纳了，转攻太原的话，会怎么样呢？太原此前并未受敌，而洛阳则是苦撑了一年，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窦建德一败王世充马上就投降可以说明洛阳已经无法再行抵抗)，那么可以假设是在洛阳攻陷之后，即王世充这方面已经不存在去配合窦建德围困李世民的可能，窦建德将独自面对唐军，唐军占据天下之大半，谁更有利可以一目了然。如果进一步去攻长安这快肥肉——好，长安是肥肉，但长安并非像凌敬所言是空虚的，何况窦怎么也得打下太原之后再打长安，若绕过太原，则窦实为孤军深入，而置自己后方于不顾，乃兵家之大忌。当初李渊攻长安时，是把太原安置得妥当之后才出兵的，至少是保证突厥不给自己添麻烦。不要后方的一往直前，要窦建德像刘邓大军那样千里跃进大别山，实难想象。若说唐的后方“空虚”，夏的后方就不空虚吗？若袭唐的后方，窦建德能出兵甚少吗？可是把人都带走的话，自己的后方如何应付李世民？他可以用围魏救赵，李世民就不能用？而且李世民就一定得回去救援吗？另外，太原也并不空虚，几乎就是同时，李渊派李建成去并州讨稽胡，焉知不是为了防备王窦？而且以李渊、李建成之才，守住太原、长安也不是不行，王世充都能守洛阳一年，李渊就不能死守吗？凌敬的第二条，“拓地收众”，在太原实际上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呢？不多。因为太原是李氏起家的地方，他们对这里很看重。李世民征刘武周的时候就曾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因此，窦建德来了未必会有人欢迎。第三，“关中震骇”，这就有些可笑了，李渊并非废物，会为了这些没影的事而震骇？“郑围自解”更说不通了，就算关中震骇，那么李世民也不一定要解洛阳之围，所以其前后没有关联。有人说洛阳无粮，李世民无法久待——洛阳本身是无粮，但李世民非要吃洛阳的粮食吗？洛阳攻下后几个月，李世民的大军在洛阳吃的是什么呢？但窦建德一旦深入唐的腹地，他自己的粮道却不能保证安全。不错，那样的话唐军是有被前后切断的危险，但前后夹击的危险也将困绕着窦建德。这是一场狭路相逢的战争，虎牢关前是这样，太原城前也是这样。现在假设窦建德出兵太原，有人觉得他胜率大，但出兵救郑之前又何尝不是如此？若以用兵之“奇正”之说，则窦建德当属“正”，而不善“奇”。既然狭路相逢，则勇者为胜，这是个比“奇”的时候，谁更能用“奇”，胜率就更大。李世民于出兵虎牢之前，想的是先据守虎牢，等待洛阳自斃，但当他发现有机会胜窦建德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攻击。临机而变，窦建德显然不如李世民。因此，窦建德手下将军们说凌敬之言是书生之见，的确是有道理的。






杜伏威






在隋末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当中，杜伏威的出身最为贫苦，甚至无以为生，结果好友辅公祐偷了一只羊给他。后来事情泄露，被官府追捕，于是两人一起造起反来。那是大业九年，杜伏威此时才十六岁。



靠着做战勇猛，在他投的那个小部队里杜伏威成了为首领。那时起义军很多，这些起义军当中也并不全是真正的起“义”，像朱粲那样的吃人魔王恐怕就很难算在为民请命的人当中。由于起义军乱而多，所以常发生兼并的情况，就像大鱼吃小鱼。杜伏威也曾差点被人吃掉，但他当场刺杀了要招降他的人，于是兼并了一个更大的部队，算是小鱼吃大鱼的一次翻身仗。



但是杜伏威却忘了他可以这么做，别人也可以这么做。后来李子通投降了他，突然发动兵变，如果不是杜伏威的养子王雄涎救了他，那么杜伏威就“GAME OVER”了。不巧隋军又来找麻烦，又是王雄涎救了他。但损人不利己的李子通也被打的大败。也就是这一次，开启了杜李二人的恩怨之争。此后为了救援陈陵，杜伏威又吃了李子通的亏。这道梁子越结越深，杜伏威大概最想做的事就是把李子通千刀万剐……终于在李杜决战中，杜伏威获得了胜利。此后又一次打败了李子通，李子通无奈下只得投降。杜伏威倒也不错，没有杀他，将他献俘于李渊。李渊也曾破格的没有杀李子通，但李子通的结局和李密差不多，也是想逃回去，不想半路就被发现了，押回长安后被杀。



对于杜伏威的起义，朝廷不能听之任之，杨广曾派右御卫将军陈棱征讨。陈棱有点胆小，不敢出战，于是杜伏威学起诸葛亮来，派人送去女人的服装，还亲切的称之为“陈姥”。于是“陈姥”出战，杜伏威也亲自上阵，不小心竟被射中了额头，杜伏威一边大吼“不杀汝，矢不拔”一边狂奔（是骑马狂奔，战阵之上将军们可不能徒步，否则就危险了）到射他那人面前杀了他。这一仗杜伏威取胜，而“陈姥”则夹着尾巴灰溜溜的逃跑了。



和王世充、窦建德这些大的割据势力相比，杜伏威毕竟还是弱了一些，所以没有对抗唐朝的底气，就在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的时候，杜伏威投降了唐朝，李渊很是大方，给他加官进爵，目的自然是拉拢他。后来李世民征刘黑闼的时候，曾陈兵于杜伏威边境之上，杜伏威也很知趣，立刻上表请求入朝。在众多反王中，杜伏威是最识相的一个，李渊待他也可谓“不薄”，把他安排在李元吉的地位之上。但是既然进了京，那么江淮就别想回去了。至死杜伏威都没有再去过。



杜伏威本来在长安挺安稳的，奈何老朋友辅公祐坏了事。辅公祐本来是杜伏威的好朋友，然而一旦两人富贵起来，关系反而不如以前。杜伏威不喜欢辅公祐有过高的威望，于是让他担任地位高却无兵权的仆射。辅公祐自然心情郁闷，和左游仙一起“伪学道辟谷以远其事”——左游仙，这样的名字一听就很怪，再联系学道辟谷，真是人如其名啊，猜测是后来改的，不过这位不是重要人物，略过去。后来杜伏威去了长安，就是这个左游仙游说辅公祐造反。本来杜伏威走时是要义子王雄涎主持大局，但王雄涎却中了辅公祐的离间计，不再管事，因此兵变之顺利可想而知。



朝廷不能不管。在李孝恭的攻打之下，辅公祐不是对手，终于兵败逃走，却不想被“野人”所杀——野人应该不是现在很流行的类似于神农架中神秘的全身长毛的怪物，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或者乡下人。唐初死于野人之手的不少，除了辅公祐，还有徐圆朗、王君廓。辅公祐谋反牵扯了不少人，除了先死的王雄涎，同为杜伏威义子的阚棱也很倒霉。本来跟着一起平叛的阚棱最后竟因为谋反而死。



那么杜伏威怎么样了呢？还在江淮没平定之时，即武德七年的二月，杜伏威就已经死了，据说是误服云母。那么中毒应该不假，但是是怎么中的毒却大有商量。而平定辅公祐之后，李孝恭发现杜伏威才是幕后主使，于是杜伏威的家人也遭了牵连。两年以后，即位的李世民又发现他不是主谋，于是为他平反。那么李世民当时肯定知道事实真相，但是由于当家作主的是李渊，他也没有办法。猜测如果是李建成即位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就不是这样的记载了，也许杜伏威就真成了反叛的主谋。但不管他是否真是主谋，何况他又是地位在齐王之上，那么他必死的下场是早就确定了的。






萧铣






隋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官还是贼，都是纷纷造反。北方最后基本形成唐、郑、夏三足之势，而南方则复杂的多，但虽然有很多反王，诸如萧铣、杜伏威、辅公祏、沈法兴、李子通　林士弘、张善安等等，然而却没有一个有真正的实力可以与唐对抗。其中萧铣是少数几个能集中四十万兵力与唐朝大打一场的人。



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本来萧铣的祖父叛变隋投降了陈，没想到陈却被隋所灭，那么萧铣一家的处境可想而知了。可是当隋炀帝登基的时候，本来贫困的萧铣却因为外戚的缘故当了罗川令。隋末在众人都忙着推荐姓李的人当头的时候，岳州起兵的董景珍却推举了梁之后人萧铣。萧铣一听高高兴兴的就“上任”了。



萧铣还没到的时候，景珍派人去迎接他，萧的手下柳生怕将来自己的位子在他们之后，把人家给杀了。萧铣虽然责怪，却没有杀意。但到了城中，景珍认为这样很不合理，于是只好把柳生杀掉了。不过最后，这位董景珍因为他弟弟谋反的缘故也被杀掉了。这算是一点小小的插曲，但总的来说，萧铣的举兵还是非常顺利的。和窦建德的“五凤”祥瑞差不多，当时萧铣那里有“异鸟之瑞”，所以由此当了皇帝，改元凤鸣。隋将也曾讨伐，但却无法攻克。最后，萧铣竟发展到了四十余万人。总的来说，和别人相比，萧铣这里实在是太平多了。



李渊也曾派李孝恭攻打过萧铣，但大举进攻则是在武德四年，平定王窦等人之后。当时萧铣以为江水正是上涨的时候，所以放松了警惕，没想到李孝恭和李靖会率二千战舰来攻打自己。如果说放松警惕仓促应战就已经够糟糕的了，那么更要命的是，此前他“罢兵营农”，身边才留宿卫数千人，一下子集不齐人马，狼狈之极。最后萧铣只好困守在江陵，等待救兵来援。但是到底没有那个耐心等到人马来齐了，于是萧铣对大臣们说了一番话，什么“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想起了刘璋；还有“诸人失我，何患无君”，想起了孙权——不过，孙权正是因为别人都可以降而自己不能降下定了与曹操在赤壁作战的决心，萧铣却以此来安慰他的大臣，不知是该说他仁道呢，还是说他无能……总之，和大臣们痛哭了一场之后，萧铣开城投降了。但押解到长安之后，李渊的词典里可没有“宽大处理”这一条，虽然萧铣说的“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十分有理，但仍然被杀掉了。



其实萧铣本可以大打一仗的，只因为策略不当，都城位置又太靠前，怎么看都有点可惜。只是他还不够坚强，如果他能像王世充那样都不会一个月就灭亡。李渊杀萧铣的时候，也许想到，如果他败在了别人的手里，他也一样会有一个悲惨的下场，因此下手格外的狠，根本不给别人翻盘的机会。我们今天看好像觉得的确太狠了，而且有时的杀降没有必要，但焉知不是李渊潜意识中害怕自己将来也会有如此下场的一种恐惧？






刘黑闼






从时间上说，刘黑闼不是最后被消灭的，但刘黑闼却可以算是李唐立国最后一个障碍。此后的辅公祐、梁师都等人都只是大唐平定天下的余波，但这个真正的余波反倒更有危胁。说刘黑闼是“余波”，是因为他并非在隋末起兵成为反王，而是在窦建德失败后其余部共同叛乱推举了他作首领。



隋末刘黑闼辗转了几次，终于在被李世勣生擒之后，作为俘虏献给了窦建德。由于过去是朋友，窦建德立即任用他为将军。窦建德失败之后，刘黑闼像其他没被杀掉的人一样，解甲归田了。



然而打败王、窦之后，唐军乃至唐廷的政策都比较怪。一般情况下李世民并不杀很多人，然而攻下洛阳之后，他却杀了一批洛阳的将军，如段达、杨公卿、朱粲、单雄信……其中朱粲是吃人魔王天怒人怨实在该杀（朱粲死后，很多积怨甚久的百姓向他的尸体抛掷砖瓦，按书上的话就是“须臾若冢”，可见杀他实在是大快人心），而单雄信按说一向不计前嫌的李世民也不会计较，若是解释为怕他反覆无常倒也还过的去，但是其他人就没有必杀的理由了。或许是李渊的密令？此前李渊也曾对宇文士及有过“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馀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的口头诏令，但这里是只是提了物品图籍和子女玉帛的分配方式，并未涉及到战后俘虏的问题，应当是另有分付吧。否则以李世民一向的作风，实难理解为什么要非杀不可，但这倒是很符合李渊的风格。李世民将王、窦等人献俘之后，李渊又下令要窦建德的将军们到长安来，这便惊动了他们，使窦的旧部以为李渊要大举清洗——事实上只怕也真是如此。李渊这样做自有他的考虑，如果他们真的来的话，那么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杀掉了；如果不来的话，那必然会谋反，这样就可以用正大光明的理由派军剿灭。总之，无论怎么个杀法，都无疑会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唐初河北（河北不是今天我们说的河北省，而是比河北省要大的多的地区，就好比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兄弟们并不是在山东省一样）一直是李唐不大控制的来的地区，这一方面和家族之类的有关（后来唐修族谱，便要刻意降低山东士族的身份，而提高关陇贵族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和窦建德实在太得人心有关，直至后来河北都有人祭祀窦建德。因此如果能借机将窦的余部一网打尽无疑是最让李渊省心的方法了。



既然如此，那么窦的余部就不客气的选择了后者。刘黑闼也是在这种情况，担任了起兵的首领。说来这也和占卜有关，隋末不是流行了好一阵李氏将兴吗，窦的旧部占卜时占出来应立刘姓之人，所以想到了刘黑闼。刘黑闼一听说要起兵为窦建德报仇，十分高兴，杀掉了耗牛和大家一起大饱餐了一顿。刚开始时只有百余人，竟然袭破了一个县，可见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此后又渐渐发展，人数也越来越多，唐的几个刺史都不是刘黑闼的对手。



那么朝廷此时就要插手了，李渊派李神通去平定。李神通曾经败在窦建德的手中，李渊这次让他去平定刘黑闼很可能是想给他一次复仇挣回面子的机会，要说李渊对自己的宗室真不是一般的好，可惜李神通实在有点不争气，但也不能全怪他，因为刘黑闼实在是难对付。那么可想而知，李神通又被打的大败，而且是和李艺一起败的。李艺此前对付窦建德还是有一套的，但刘黑闼就对付不过来了。打到宗城的时候，刘黑闼碰到了一个“老朋友”，李世勣。当初就是李世勣把刘黑闼送到了窦建德那里。上一次是李世勣获胜，而这一次却是他的惨败：步卒五千人，皆殁于阵，世勣与武通仅以身免（很是奇怪，那时好像很多全军覆没的战斗，主帅却能仅以身免）。李世勣一定十分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杀了他呢？



刘黑闼的起兵使李渊终于认识到了河北实力的雄厚，并不是一个李神通就能应付的。这时李世民请战，恐怕他不请战李渊也得派他去了。总之，是李世民大军一到，就挫败了刘黑闼的几次进攻——注意，也只是挫败而已。这使得两人都必须重新估量一下对手，李世民还好说，看刘黑闼一上来几次挑战，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



就是对付刘黑闼的时候，唐军损失了一员大将，即罗士信。他应该就是后来小说中罗成的原型了吧，只不过罗成是在李建成、李元吉手下被逼上阵战死的，而真正的罗士信却是在李世民手下为了守洺水而死。本来若说战阵之间的勇武，罗士信并没有输，但是困守在吸引着刘军主力的城中，罗士信当然不好过，不巧的是，天降大雪，打乱了李世民的计划，无法按时援救洺水，也算是罗士信运气不好吧。



迟到的唐军到达洺水之后，仍用坚守不战的方法拖垮刘军。最后双方在洺水会战。这场战斗柏杨先生认为是一场不知名的残酷的“集体谋杀”，最主要的原因是李世民没有提到“半渡而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理解为他的命令含义是在双方混战之际决水。当时看着虽然感觉有股寒气，但也是比较赞同的。可如今看来却有问题了，《资治通鉴》中是没提到半渡，但是新旧唐书上却是有的。至于司马光为什么没写半渡的字样，大概他以为那是个常识，所以不用写了吧。总之，借助水的冲击力，刘军被冲了个促不及防。刘黑闼逃到了突厥那里，这样他的第一次起兵，就此告终。



打完刘黑闼，李世民接着进攻徐圆朗。可是不知为什么，李渊突然让李世民回长安一趟。至今其原因我们都不得而知，很多人猜测是李渊生了疑心，可此时父子兄弟间的矛盾并不十分明显，而且这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比较亲近的，疑心之说不免让人疑心。但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理由呢？在长安说明形势后，李世民又回来接着打徐圆朗。



徐圆朗势力小，因此就得在实力之外下点功夫了，比如见风使舵，比如顺风而倒，总之，哪方有利投靠哪方。当听到刘黑闼大败，徐圆朗大惧，不知道该怎么好。有人提议让他让位给刘世彻（如此看来当时让位也是很风行的，很多反王竟然都是让位得来的），后来考虑到翟让的下场，徐圆朗便干掉了刚到来的刘世彻。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后来刘黑闼卷土重来，这一次李建成主动请战，于是太子、齐王征讨刘黑闼。第二次刘黑闼又杀唐军一员大将，同时也是唐朝一位郡王级别的烈士，李道玄。李道玄本来很勇武，和李世民一起打洛阳的时候连李世民都赞叹不已。李道玄很欣赏李世民那种亲自上阵深入敌军东冲西撞的作风，于是也学着李世民的样子深入敌军。可是他却忘了李世民是全军的统帅，手下有若干忠心不二的将军，别人不说，单说尉迟敬德就从乱军阵中救了李世民好几次，而且接应部队决不敢怠慢堂堂秦王殿下。这些条件李道玄是没有的，而且要命的是他和副将史万宝不大合协，结果他深入敌军后史万宝想的却是以他为诱饵诱敌深入。那么李道玄的结果可想而知，但史万宝的盘算也落空了，唐军大败。



不过刘黑闼第二次兴兵已无第一次强劲，加之粮尽，何况唐当时基本上已经是天下之主了，刘军兵败是必然。这一次李建成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宽大处理了河北叛军，一下子从人心上瓦解了刘军的斗志。当然，所谓的宽大是针对别人而言，刘黑闼则是被李建成就地正法了。临刑前，刘黑闼埋怨当初劝他起兵的人，看起来似乎更愿意去种田——但已举过一次兵，那么唐朝肯定不会容他，第二次再举兵也实属无奈。



刘黑闼死后，徐圆朗也宣告失败，遁逃的徐成为了唐初又一个被“野人”杀掉的人。






隋末起兵的英雄豪杰也好，投机倒把者也好，在武德朝基本上已被平定。还有一个梁师都是在贞观朝平定的，他是有突厥的撑腰，勉强苟延残喘。大唐当然不容许有这么一个障碍物在眼前，于是李世民利用梁师都势危援孤的困境，打算招降，但不知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人被李渊杀掉的事实，梁师都很很顽强的拒不从命，那就只好打了。唐军打败了来援的突厥兵，包围住了梁师都。我们已经不知道如果梁师都投降的话李世民会不会饶过他，因为梁师都在被围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堂兄杀掉了。被自己人杀掉的反王，梁师都算是仅有的。至此大唐实现了完全的统一。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三：痛并快乐着——李渊






李渊，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同时又很不幸的人。

说他幸运，看看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儿子，哪个比他活的还长？他三个哥哥早夭，可能会使少年的李渊比较寂寞，但也正因为他是他父亲李炳去世时唯一活着的儿子，所以毫无争议的安安稳稳的继承了唐国公的位子，哪怕他当时只是个七岁的孩童。说他不幸，也缘于此。他父亲早早过世，所以“幻失怙恃”的李渊大概很受了一番苦头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这三样苦可以说李渊都尝了个够。

李渊字淑德。他倒是很符合中国传统“姓*名*字**”的程式，而他给儿子们起的名字都差不多是两个字的，这些名字很“现代化”，建成、世民至今都有人叫，尤其是以现在四五十岁时的人居多。倒是玄霸这个名字比较特别，可惜拥有它的主人年纪不大就去世了，使得这个名字在史书的记载也只限于那寥寥的几行。但是到了后世文人的笔中，经过加工改造，由于避康熙的“玄”字而改叫“元霸”的这个人，才真正有了一丝霸气，只是死的有些莫名其妙。由“稚诠”进化的“智云”，好听了很多，可惜这个可怜的小孩被两个哥哥抛弃，惨死刀下，成为李氏家族第一个牺牲者。从元吉开始，除偶然情况，李渊的这些孩子的名字才好像走上了“正道”——他们都是“元”字辈的。大概是李渊后来孩子出生太频繁，没功夫细想，所以就采取了这种程式化的方法，也因此，从名字中可以看到李渊寄托的希望越来越趋于“平庸”，只是取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罢了。而长子的建成和次子的世民却是寓意深刻，“建功成业”、“济世安民”，年轻时胸怀大志的李渊在郁闷之中对儿子寄予了厚望。而后来，也正是这两个孩子最为出色。原因嘛，这当然有时机的成分在内，因为当时他们都长大了，至少是个大孩子了。

不知为什么，李渊的儿子们一律没有“字”，甚至后来出生的孩子连小名都省了。有人说是“以字行”，这个不好说，但是仍倾向于是名而非字。不过当时隋末唐初的人好像对这一套不是很在乎，房玄龄、尉迟敬德，都是以字行，《旧唐书》中连尉迟敬德的名“恭”字都没写，要不是《新唐书》的记载，可能这个名就不为人所知了。还有，《旧唐书》中写秦琼是这样：“秦叔宝，名琼”，名放在了后面来记。《旧唐书》成书比《新唐书》早，在五代时期，应该还保留着唐时的习惯吧，由此可见当时对名字是不大重视的，只要有个“符号”来称呼就够了。或者，等到李渊的儿子们到了该取字的年龄时，却由于没有机会再被人叫，因而干脆省去这道程序了（取字就是为了让别人叫的，但既然成了“殿下”，那么也就没人用字来称呼了）。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不然为什么早过了行冠礼年龄的李建成也没有字呢？

说到李氏兄弟的小名，也是个有趣的话题。建成叫“毘沙门”，玄霸叫“大德”，元吉叫“三胡”，惟独没有李世民的小名。是不是因为不雅才没写呢？有人曾开玩笑的说“元吉叫‘三胡’，难不成世民叫‘二胡’”——这也只是开玩笑罢了，真正叫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个小名也不重要，因为早年在太原的日常生活中，李渊裴寂他们，都是以“二郎”来称呼李世民的，有了这样顺口的叫法，那个本来应该起这个作用的小名也就无所谓有无。以此类推，同样人们也该大郎、四郎的称呼建成和元吉，虽然书里从来没写过人们敢喊元吉叫“四郎”。不禁想起了杨家将，看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民间的习惯都不曾改过。但李渊后来的孩子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是尊贵的亲王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谈了谈名字和小名的问题，下面开始正式的话题。

李家曾自称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人，这个虽然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让我们相信，但他们看来也是有这个“资本”的。李世民的箭术就不说了，征战中他就是以弓箭为主。李渊的箭术也当真很了不起，凭着这个，他娶到了一位美丽而又聪明的妻子。窦毅那道“屏风孔雀题”好像专是为他而设一样，不然，众多公子中，怎么只有李渊射中了孔雀两眼呢？李渊的箭术可说是出类拔萃，但当时还有一位更有名的射手长孙晟，“一箭双雕”这个成语就是由他那而来。李渊箭名比不上长孙晟，大概也与他长期担任文职有关，而且他也很懂得韬晦，很懂得隐藏自己的长处。凑巧的是，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亲家，只是李世民恐怕没有机会得到岳父大人的指点了，更多的还是继承了李渊吧。

开皇、大业中，富贵的生活无疑是快乐的，而且身为北周、隋两朝皇亲国戚的李氏，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些照顾；但是杨氏父子有意压抑关陇贵族，这种情况下，李渊虽然官位还可以，但没有什么实在的权力，又是文官，对于这个关陇军事贵族的家族来说是有点“答非所问”。想必李渊一定很郁闷，这时的他倒是有点像“富贵闲人”。

基本上平静的渡过了大半生之后，五十多岁的李渊终于走到了政治舞台的最前面。

晋阳起义的主角，在下一篇中还要再说，这里先说一点。李渊的实际行动按现在看确实没有李世民积极，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渊没有这个意思，也不说明他就是处于被动的局面而被逼反，而恰恰说明李世民的行动很符合李渊的心意，只有当他有出格的时候李渊才会用训斥来侧面“提醒”他，不然以留守大人的身份来做这些事是很有麻烦的，何况身边还有两个盯稍的人，王威和高君雅。李渊何尝不想把他们干掉，落得个清静——他派高君雅去迎战强大的突厥说不定就有借刀杀人的目的。没想到对突厥的失利却差点给李渊招来杀身之祸——隋炀帝派人要将李渊押解到江都。实难想象炀帝后来如果不改变主意，李渊的结果会是如何，而那样的话李氏兄弟的命运也很堪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就算能逃脱一时，将来的道路也不好走。这时李渊想到的是让李世民回河东去找李建成一起起兵，这实在是有些冒险。当然兄弟二人才能上都没问题，但缺乏的是李渊那样的名望与威信。不过就当时情况来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为儿子打算，哪怕能逃一时也总比和他一起死强。李世民却并不想走，他劝父亲“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去做“盗贼”。这个主意落空后不知他心里是否有过别的计划，想来总不会等死，那么会不会劫狱呢？不好说，也许会有比这个好的多的主意，只是他当时无论怎么想的，也都没用了，炀帝帮了他们这个大忙——由于此时还用的着李渊所以炀帝放过了他。而李渊一被释放，隋朝倒霉的日子就要来了。想起来三国中刘备离开曹操时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李渊也不能免俗，出“狱”后——关于这个“狱”，被捕的李渊究竟在没在牢房里实在值得商榷，《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这样写道：“初，使以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喜其灵速，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时方卧，闻而惊起，……退谓秦王……”感觉不怎么像在牢里，倒很像在自家府上逍遥——李渊说了两句话：“此后余年，实为天假”、“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两句话都是真心话，不过第一句没什么，当时的感慨而已，谁遇到这种事出来都会这么说；而第二句则是只有至亲至信的人才能听到的，因为这已经是明白的说他终究要起兵造反了。其实李氏父子间经常咬耳朵，《起居注》里经常会有“谓（秦）王曰”的字样，待等全家聚齐了，又是“谓太子、秦王曰”，往往这些话都是洗去冠冕堂皇露了真实想法的重要的话，从这时就体现了李渊有任人唯亲的倾向。但这也不能全怪李渊，看惯了这么多手下反叛上司的情景李渊不想重蹈覆辙。再者历史上其实很多人也都如此，李渊之后当然很多这样的，李渊之前也不在少数。但凡有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起做事的人都会这么办，只是很多人做大事时年纪都挺大了——或者说，他们的孩子的年纪还不足以帮助他们，既然自己的人没法用，只好用外人了。像刘邦，如果他的儿子年纪再大点，我才不信他会把兵权那么甘心交给韩信，顶多让他当个副手。任人唯亲的坏处不言自明，“亲”只凭着与主君的关系就能轻易掌握大权，但往往他们都不具备那样的才华，所以外人自然会生气。李渊真应该谢天谢地，主要还是谢他自己和他夫人，他们的孩子完全但当得起重任，没有让李渊的“任人唯亲”成为错误。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之上行军打仗，李渊的沉稳表现出来是更趋于保守，年轻的李世民则是积极进取。这与他们的年龄有关，李世民后来征高丽时也是求稳。虽然正常的求稳也没有坏处，但过了头有时不免误事。李渊虽然有点保守，但不失统帅风度，一路上还算平安。到了长安之后，李渊的求稳用于政治之上则非常的高明。虽然司马昭之心已然路人皆知，可李渊就是能那么耐得住气。别说，李渊父子和司马父子还真是有点像——李渊的老谋深算像司马懿，而最后得到天下的人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那个。

当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高高兴兴的哭了一场——为炀帝发丧时，大家一齐高兴大哭的场面一定很有趣。哭完了，李渊就开始考虑登基的问题了。裴寂这位老伙计当然知道该怎么办，于是长安上演了一出禅让大戏。李渊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大唐的开国皇帝，真是悠哉悠哉。境况相反的是李密，前面提到过，当初李渊一番谦词让李密乖乖的“帮”自己对付洛阳，而将长安拱手相让。李密攻洛阳是有失策之处，但也不是不能成功，一旦他占据了洛阳，还真不好对付。但失策就是失策，最后李密死在了李渊的阴谋中。

除去战争，李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然战争方面并不由他亲自出面解决，像是个顾问。但是总的局面李渊其实是很关心的，每次大的决定都是由他来做的），比如游猎，可谓优哉游哉。看《资治通鉴》的话，经常看到李渊到处游幸，“高兴”时还会跑到战场去看看（战场不一定是前线）。真是一个爱玩的皇帝。另此，从武德元年至武德五年，李渊孩子的人数由原来的十来个左右一下子翻了几番。建成常年居住在长安还好点，像出征在外的李世民回家之后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妹妹一下子又多了许多。说李渊有点不务正业也不怎么冤枉他。但是虽然孩子多了这么多，而皇后却一直没有再立。李渊对其夫人窦氏也的确很深情，对她生的几个儿女更是刻意照顾。建成三兄弟还有平阳公主所受的待遇都是皇室中别人无法比拟的。

唐初嘛，首要的还是打仗。说到对首个对手薛举父子的战争，第三场也就是唐朝正式开国的第一场大战，居然是一场大败，难免有点不吉利，差点关中都不保。李渊心中必定十分焦急气愤，但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却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这也是李渊不罚或轻罚亲信重罚外人的开端，日后对元吉、裴寂似痛非痛似痒非痒的小惩小戒更是把这个特点发扬光大。而李渊曾经的仇家，则是在刀刃上过活。比如李靖就是这样。

和薛举同时而稍晚被消灭的李轨，本来是向唐王朝求和的，但由于不去帝号，招致灭亡。我们也只有为李轨无奈。就算他去帝号而归唐，下场也不过如此。归唐的杜伏威又如何呢？他主动请求入朝避免了李渊下诏要他进京伴驾，可是最后也避免不了一死。反正实力不如唐的话，那么除了一拼到底，就是坐以待毙。反与不反，都是一样的。

对付王世充时，唐军一度陷入困境——当然比起困在城中的郑军不知要好多少了。可持久战不是谁都受得了的，唐军里也有人有撤退的倾向，这都是正常的，能有几人像李世民那样坚持下来？不然李世民的评价也不会是“忍酷”了。出于担心，李渊也曾让李世民撤军，但没有公开下诏，而是密敕。看来李渊撤军的主意也不是很坚决，打这么一次不容易，怎能轻易就撤？李世民则大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之势，写了一道表，又打发封德彝去作说客，说得老爹回心转意。后来李世民一举拿下王世充、窦建德，李渊打心眼里高兴。这场大仗过后，唐朝基本平定了天下，大局已定，而李渊对世民的褒奖更是空前——居然想出“天策上将”这么个名堂。另一方面，王世充、窦建德落到了李渊手里，自然都别想活。李渊非要置敌人于死地，与他有着五十年压抑的官场生活和经验有关，而李世民则一直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不曾有人背叛过他（这时是没有，封伦是后来才知道的），当然和他爹不一样了。古今杀降最多者，李渊算其一。刘邦够狠吧，但没杀子婴，李渊这里是一个不留，统统杀掉，说有点残忍都不为过。——要是李渊有决心把这用在自己的家事上，结果又会如何呢？

天下平定之时，也是李氏自家争端的开始。李渊其实是个慈父，他给儿子们的权力都是很大的，管理又很松，如果不是发生兄弟之争，李渊可能也不会想要结束这种做法。自古以来，藩王更多的是到封地去，有“出阁”一词即来于此（这个词我最初是看《红楼梦》里说姑娘出嫁，后来读唐史看到是说诸王就封，感觉有点便扭）。而唐初李渊诸子（主要是长大的两个嫡子，建成是太子当然不能出去了）则都留在了京城。不但如此，还可自由出入上台、东宫，带什么东西也不管，如此宽松的条件真是少有。还有，平阳公主死后李渊硬是打破女子不得有鼓吹的惯例，给公主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送葬仪式。其实人都有这种倾向：我受过的罪，决不让我的孩子再受。李渊早年丧父，史曰：幼失怙恃。算是精准的描述了，在以男子为一家之主的封建社会没有父亲的小孩子是很可怜的，李渊大约也尝尽苦头，所以会有“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过好”的想法。而事实上，他不只是对他们“好”，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如前所言，即是一例。李渊还准许秦齐二王铸钱，每人各二炉。汉代邓通曾有过自己铸钱的荣宠，他是宠臣；别人很少能这样，即是皇子也不行。有功大赏、有罪不罚，还有这些特殊待遇，如果老老实实的做亲王，也是件不错的事情。此外唐初亲王手中都有兵，只是护卫就有“左右六护军”、“左右亲事”等多种花样——天下未定这还好说，可是天下平定了，又是在都城长安，谁还敢对皇帝的儿子不利，难道是怕儿子被绑架？还有，他们可以随便出入上台东宫，甚至身带刀剑都没事——那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可是死罪啊。权力、身份、地位，只要李渊能给儿子的，他都给了。然而这些溺爱的后果就是为争端开创了条件。

李渊处在几个儿子当中进退两难。如果再退一步的话，难道还嫌不够乱，任其乱下去乱得一发不可收拾吗？而要再进一步，自己出面强行结束这场争斗，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能，可是，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彻底站在一方而毫不留情的向另一方下手——他舍不得。世民，那是他一直喜爱的儿子。李世民九岁时得了场大病，应该是很严重的，以至于李渊亲到寺中祈求平安，事后的一篇《草堂寺为子祈疾疏》虽写得简朴但读来很真切，不饰雕琢更显情深：“郑州刺史李渊，为男（男是儿子的意思）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再加上四岁起名这些事，可是李世民一直是跟在李渊身边的，太原之行更是他独自跟在父亲左右——晋阳起兵建成、元吉当然不可能参加，首义之功无从谈起，他们没有李世民的先决条件嘛。很多人都相信李渊一直是很喜欢次子的，从现有这些记载来看，没有问题，很多其他作品中也是这样描述表现的，只有传统的一些小说里才会把世民写得处处被动。最受不了的就是“宫门带”事件，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可不同版本程度也不同，最糟的是《说唐》，把李渊、李世民叫来看一看，估计他们都得气得发昏。那么李世民受父亲偏爱，要李渊下决心处置他真是得花费好一番功夫。而李建成，这位大唐帝国首任名正言顺的太子（长子的身份，在世民还没有建立足以压过他的功劳前，已经足够成为太子了），这些年来一直在这个位子上，也没有什么过失，无过更不可轻易废立太子，以前的教训还不够多吗？李渊不想冒险。因此，在两人之中要做出选择很难，只要有一线希望，李渊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儿子。在处理家事上，当然不能像对反王那样，李渊的办法一直是极力缓和矛盾。这样做了几年，毫无效果，而事态却是愈演愈烈。此时李渊一定也很郁闷，无论干什么，甚至就连去仁智宫避暑都会出事。被诸多烦恼困扰的他一定想起了当初全家团圆和睦的日子……

武德九年，气氛相当紧张，这时大家都争得不可开交，已是团团乱的一锅粥了。事态告诉李渊他不能再以慈父的身份解决事情，而必须拿出君主的作风来，因此直至最后李渊才稍下狠心。即使这样李渊也还曾想让李世民到洛阳去。这个办法明显对唐朝是不利的，很可能会制造分裂，大概是李渊被气昏了头脑，觉得只要能缓解一下，也比再争下去强。这是他最后的好办法了，却行不通。六月太白星白昼划过天空，李渊把傅奕的奏表交给李世民，暗示世民要他自尽。但假如李世民听话自杀了，李渊也会非常的悲痛。事实上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李世民才没有那么傻，就凭李渊没有公开下诏就知道事情还有救。李渊答应他让他们三兄弟次日集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出意外，李渊第二天的办法当然不会是改立太子；从建成元吉安心进宫“自问消息”来看，他们在父皇处理这件事上是有把握的，而相反则是李世民第二天不得不发动政变。李渊次日到底想怎么办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是对世民不利。不利到何种程度，削爵？罢官？免职？贬谪？还是杀？……感觉是要剥夺他所拥有的权力，但不一定会杀他，从李渊召见的人——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虽然不一定是秦王党，但都是有偏向世民的倾向。由此能看出来李渊的指导方向是并不想杀世民的。比如当年李渊决意杀刘文静时，就派了刘的死对头裴寂参与审理。而他让这几个偏向秦王的人来参加，当是预备着要他们为世民求情。如果真是彻底的对世民不利，那么有裴寂、封伦这几个中间或偏太子的人就够了（封伦的真实面目，李世民不知道，但李渊一定知道）。六月四日，本该是李世民政治生命的结束日，却因玄武门之变而彻底翻转。

听说建成、元吉被杀的李渊第一感觉会怎样？惊讶，愤怒，痛苦，难过，悲伤……李渊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他的第一句话是转向裴寂说的：“该怎么办？”揣测一下，这时靠得住的也就是这个自己人了，别的人都已向李世民的铁腕屈服，而且他们素来都不曾得罪过世民，在这个关头上更犯不着得罪未来的执政者。莫非李渊这时曾起心要惩办李世民吗？在突然听说此事时，心里一下子涌上来的气愤极有可能使李渊冲动。李渊不是个软弱废物，要是那么软弱，李世民事先也就不值得苦恼良久了——当时他思考的更多应当是对付李渊的问题。可是这时裴寂没有说话，而别人则争先恐后的劝李渊赶快交权。裴寂当然知道眼前的情势了，为自己的计，最好也和大家一样说。这时他都并没有支持李世民，不过要向相反方向劝李渊惩治他更是没胆量这么干，而且那样也不明智。休说他，就是李渊这下子都难保了。连裴寂都不支持自己，别人更是墙头草一样倒向另一方。李渊情知大势已去，自己真成了孤家寡人，再闹也闹不出个所以然来，加上一开始的冲动已经缓和，对当前形势业已认清，还有丧子悲痛袭上心头，以及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隐忧……面对着满身血污、已经不在乎再多杀几个人，而且很可能是领了李世民的旨意逼宫不成就斩草除根的尉迟恭，李渊也只能退让了。

下面就是令人“感动”的父子相拥大泣的场面。总觉得李渊此时应该对李世民是又怕又恨又痛惜。我看过一个比较好的版本里李渊当时的反应是惊呆了，口中嗫嚅着李世民的小名，半天才缓过来。回到宫中悲痛交加，想到：“诛兄杀弟，二郎你好狠啊!”……描写虽然简单，但是却很到位，当时的李渊除了这么想，还能想什么呢。觉得这才像李渊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至于他“投杼”的那番言语，隐约有向李世民道歉的意思，这个则是有些无奈，父子之情到此还能剩下多少实难揣测。如果玄武门之变发生之时他知道的话，还可以阻止或缓解，然而此时他明知十个孙儿要被杀却无能为力，只得眼睁睁看他们绑赴刑场。“二子十孙同日并命”，六十多岁的李渊泪流滂沱，同时他清醒的知道，自己本身也必须为此付出点什么了，这一天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悲凉的一天。

权力，对，他要交出的就是权力，发生了这样的事不就是为了它吗？于私于公这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于私不必说了，于公，让年轻有为的李世民早些主政无疑对大唐是有利的。因此不久之后，皇帝名号名存实亡的李渊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做了唐朝第一个太上皇。他也许不知道，他身后的唐朝还会有若干个太上皇……

李渊后来在贞观三年又迁居大安宫——就是当年他下令给李世民建造的宏义宫。要是当初知道这里会成为自己的养老之所，李渊当时真应该让人好好建这座宫。不必再为什么而发生冲突的父子渐渐的缓和了关系。在李渊生命最后的九年中，李世民也算尽了孝道，对老父亲还是很照顾的。有人考证说从几件事看出来李世民对李渊时而也会暴露不满，比如他在故汉未央宫说：“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就是暗讽李渊和汉太上皇是一样没有眼光。这讽刺是够狠，把父亲说成是刘太公，还要说自己不会像刘邦那样妄自尊大，真是一句冷冰冰的话。然而此事通鉴与新旧唐书记载是不同的。《新唐书》高祖太宗传里都不曾提到；《旧唐书》中有前面“之所以有这些成就都是父亲您所教”这些话，而且很具体；通鉴里则是前面说着好好的，话锋一转，转到了那句话。若说《旧唐书》尚有为唐朝尊者讳的限制，成书于宋的《新唐书》完全可以不管这些，通鉴所据何来也值得研究。粗看了一下《唐国史补》、《大唐新语》几本重要的唐野史，好像也无相关内容。单纯就凭这点就说李世民对李渊说话多刻薄也不太全面，何况据旧唐书前面还有那么多夸老爹的话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李世民贬裴寂时说武德时期朝纲紊乱的一席话，的确是有过分之处，但也是事实啊，不见得有指责李渊的成分在内，很多皇帝不都说过前任皇帝时出什么事的情况吗，这也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李世民把责任全推给裴寂而不提自己与兄弟争权引起的影响，对裴寂也不甚公平。当然，李世民对李渊有不满可能是真的。他曾经说过：“武德九年太上皇有改立太子之心而不定也”，这句话里就有不满的情绪。看过一本书，就分析过重点在后四个字上。《贞观政要》里没有后四个字，虽然念起来意思还是一样，语气却有所不同了，就变成了一句叙事的话而没有了感情色彩。原因大概是政要不能记李世民不好的地方，所以编者把后四个字去掉了。这一说比较可信。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夏季避暑九成宫而滞留李渊在长安一事。连续几年都是这样，马周也曾上表提过，李世民都没听。直到李渊病了，李世民才请李渊去。有人说这是李世民在李渊病时有意为难，这个就未免太过了，我倒觉得是李世民见老爹病了心生惭愧，才请李渊去的。然而李渊的回答也是大出意料。他居然提起隋文帝，“隋文帝就是死在那里”，难道是担心李世民会像杨广那样弑父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父子间本已和睦起来，又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可能李渊也是气话。这句话的份量也很重，相信李世民听见父亲这么说当时也要一愣，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是这种态度，于是十月决定为李渊修大明宫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惜的是，大明宫没修成，李渊就去世了。于是难免又有人怀疑：大明宫究竟是不是给李渊修的呢？别在是打着这个幌子吧……唉，真是纳闷，怎么就有人有这么多的疑心呢？非得证明出来李渊晚年是多么悲惨才甘心吗？总体说来，李渊的晚年度过的还算平安，至于他晚年心境的悲凉，那却是不可避免的……

从李渊的作为看，他绝对是一代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老练沉稳以及他的一些手腕，都是当时和他争天下的很多人所不及的。他也很有才智，虽然唐初还在战争期，而且地盘也不断的逐渐扩大，要运转好也并非易事，李渊东游西玩的居然把它调理得还不错。还有，唐朝的皇帝好像很多都很有才艺。生在唐代，诗就不必说了，其它的如李世民在书法上、李隆基在音乐上都比较有造诣，李治、李昂等等，也都有艺术细胞。这与高祖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遗传嘛。高祖、太宗都有能画名，而且李渊会弹琵琶，还当众弹过呢（李世民则是当众跳舞，这也应算在艺术领域之内，李国文先生《唐朝的天空》里写过这点，不过重点不在艺术），弹的不好敢当众“卖弄”吗？可惜的是，李渊本可光芒照人，但更加耀眼的则是他的儿子李世民。有子若此，李渊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叹息……最合适的说法就是：痛并快乐着。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四：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






李世民，是李渊次子。李渊长子是十年之前所生，相隔十年方又得子，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孩子的出生而兴奋良久。



古时了不起的人物出生时几乎都有异相，李世民当然也是如此。唐书里写是“二龙戏于门外”——其实就是有两条蛇从他家门前爬过。可是李世民出生时是在隆冬时节，这两条蛇不去睡觉，却来给他家道喜，实在是好兴致。还有一次，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的时候，外出探听情报，不小心在树下睡着了。这对敌人来说，即使守株待兔都找不着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哪里想到又有一条精神极好的蛇，从李世民身边一个卫兵的脸上爬过，警告他们该起床了。自然李世民逃脱了被抓的厄运，不然他真要是这么被抓着的话，实令人为之扼腕。两次都遇到不去冬眠的蛇，看来李世民当真与蛇有缘，简直有点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蛇爷爷……古时蛇是龙的原形,龙是蛇的神性显示。现代贵州一带还存在的一种戏“贵州古傩”（我是没看过）中，李世民的面具上有十三条龙，是龙最多的。小说里还常写到李世民是真龙天子。不过这些只能作为谈资，至少我是不大敢相信的。

十六岁雁门解围，通鉴、新旧唐书上当然都要这么写。但据说当时李世民所投的云定兴的情况是只能自保……

随后李世民随李渊到了太原。从小时候开始他基本上一直是跟着李渊各处奔走，这次全家当中李渊就只带了他一个去赴任，而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全都留了下来。推测他这样做是因为隋炀帝喜怒无常，尽快的赴任以免夜长梦多，当然就不能把全家都带上。但一个人去的话又太孤单，所以带一个儿子在身边有个依靠。而带谁去则说明了他的偏爱——他的确是偏爱李世民的。在路上，李渊悄悄的对儿子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样的言行可不像是教育儿子要忠于朝廷，相反，这句话表达了李渊那若有若无的反意。

李氏家族是孕有野心的家族，乱世出英雄，这样的家族此时当然不会没有动静。看一个漫画中杨广说过一句话：“李渊这家伙生了一窝反贼”。不错，李世民就是那窝反贼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到处招兵买马，然后又劝李渊赶紧起兵，结果某一天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站在桌边，手中握笔，满脸“怒气”；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立于一旁，稚气尚未脱尽，脸上兴许还有些许委屈……“你这样说大逆不道，我把你拿去交给朝廷。”“你要拿就拿吧，我不会辞死的。”自然很难想象李渊真会这么做，也许李世民还真有些有恃无恐。

后来李渊因打突厥不利，隋炀帝千里之外派使者来将他下狱。李渊大概后悔极了，要李世民赶快回河东找李建成起兵，李世民则流着泪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劝李渊去做“贼”，真是有点可爱的天真，究竟刘邦当年的做法还能不能行得通，似乎欠考虑。其实我觉得太原起兵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浓的孩子气的，很有点像由德语转到英语的一个词：Naive。一场虚惊过后，得到释放的李渊则加紧了行动。最终在晋阳宫兵变中成功的干掉了王威、高君雅，然后正式宣布起义。

那么晋阳起兵谁是主谋呢？起兵之事，李渊一定想到了，李世民也想到了。问题是究竟是李渊教导李世民，还是李世民劝李渊。如果说是前者，则李渊并未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要他去做什么。如果说是后者，则李渊并非完全没有想法。可以说他平时的一些言行无疑是播种了野心的种子，那么他自己又怎会没有野心？有人说李世民是猜测着李渊的心思而后行动。其实李世民对于父亲想造反根本不必猜测，因为李渊经常把这个意思单独说给他听。李渊曾和宇文士及明确谈过起兵，这种事都能和外人说，自己儿子又怎会毫不知情。只是李渊说的大都是理论，而要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落实到行动中，就要靠李世民出面了，因为李渊有种种不便不宜直接由他去做。父子二人配合的非常好，一个纵观大局宏观调控，一个紧抓细节积极运作，终于成功的起义。然而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后来的文人苏轼的注意：他看到李世民当时一味劝父亲起兵，却从未说过他的兄弟们该怎么办，觉得奇怪，猜测是他根本没想过他们，或许是故意的，想借刀杀人，免去日后之争。东坡先生的这个想法多半还是有点由结果推原因了，实际上当时只怕多半是顾不上这个的，而且也并没有完全不管啊，信还是发了的，不然李建成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上比较顺利，就是中途打宋老生时有点麻烦，当时连日阴雨而且粮草也快用完了，害得李渊差点想回去。《起居注》和《新旧唐书》上关于这里记载有些差异，《新唐书》上是李世民哭谏了一番之后，李渊让他去追回已撤退的左军，结果“失道入山谷，弃其马，步而及其兵”，着实辛苦；《起居注》则是李渊说了一番什么“宋老生乳臭未干（由此可见宋老生也比较年轻，只是李渊自己的孩子就不是乳臭未干了吗？），屈突通胆子太小”之类的话后便出兵了。有人曾以新旧唐书上写的栩栩如生而推出造假的可能性不大，的确是这样，毕竟编一个故事要比描述一件事难的多了。而且，写《起居注》的时候，温大雅更多的应该是凭自己看到的事情来写，如果是李渊父子之间的话，如果他们不说，他也是不知道的。可李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功夫跟温大雅说当初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比如李渊那次说要把李世民拿送朝廷的话，温大雅就没记。李世民大概也不会去和温大雅说这些事情，所以在《起居注》中就只能看到也许是已经追回左军之后李渊对外的表现了。



后来兵分两路，按理应该让稍长的儿子自带一军，但李渊似乎更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倒是李建成要由自己来带。可以想见，李世民一直在李渊身边，平日里耳提面命，其能力如何自然清楚，而李建成则是平日在家里守家，这又能守出什么本事来？李世民那边一路上招降纳叛，就是这时遇到了他姐姐平阳公主的人马。现代的人总是能从平常的记载里看出什么东西（尽管我也有点这样），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里说李世民是用阴谋吞并了她姐姐的部队……这个不符合逻辑，因为平阳公主和李世民当时都带的是他们父亲的人马，而且平阳公主也不存在什么野心要自成一派掌握兵权，所以此时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疑问。



李渊建国后，史书记了这么一笔，说有人劝李渊立世民为太子，李渊也这样问过李世民，结果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好像很多人都对此质疑，说如果有人这样建议，为何不大书特书云云。以我的猜测，首倡此议的人，会不会就是刘文静呢？他是首当其冲被李渊干掉的。也许当时情况是，他首先这样提议，然后有些人随声附和。但随声附和到底只是附和而已，而且又是大家一块说的，有“法不罚众”之说，因此李渊也不会真把附和的人都记清楚或确认为是李世民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太原过来的，对李世民更拥戴一些很正常，何况李渊当时应该是有心立世民，所以对此也不会过多在意。而日后想起此事时别的大概都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带头的人却印象格外的深刻，所以刘文静后来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就是杀一儆百的那个被李渊记的最牢的“一”。当时的新生王朝尚未有太子，没有太子时立一个比有太子时废一个再另立简单的多。看牛致功的《唐高祖传》里（牛先生可是很拥护李渊的，而且也有些倾向于李建成），在此书中他认为李渊此时要立的是李世民，理由是：从时间上讲，封世民为尚书令在前，封建成为太子在后——问过世民之后，他不同意，所以封他做尚书令以为补偿，过了几天才立建成为太子。无疑这是说的通的。



那么唐朝立国，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一般一个朝廷初立封王时多用这些古代大国的国号，到了后期则因为这些都用完了，所以只能用其他的字，于是什么王都有，典型的像太平天国，什么补王对王畏王就王顶王听王梯王，按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认识的汉字几乎全都用上了。相对而言，李世民的封号“秦王”是很威风的，不禁令人想到那个扫六合吞八荒的秦，那个雄视六国独霸天下的秦，再加上后来李世民的玄甲军也用的是黑色，和秦朝崇尚的黑是一样的，的确有一番“秦”王的味道。暗暗想到李渊的用意会不会正是如此呢？看他给元吉的封号齐，是战国时仅次于秦的大国。不过“齐王”在唐朝比较倒霉，凡是齐王基本上都不得善终，李元吉是一个，李祐是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李倓是死后加封的齐王，也算是一个吧。但是“歧王”就好了很多，虽然同音，但字不一样，差别居然就这么大。



武德年间基本上一直忙于统一事业的李世民，是李渊的一张王牌，是绝对的嫡系部队。不过这里不想多说他的胜利（前面乱世群雄那里说过一些），说一下他唯的一次败绩，就是征薛举的第二战。这是唐朝的开国第一战，也是开国第一大败仗。败的原因最大一条是李世民病了。他当时得病应该是真的，如果不病，应该不会轻易改变策略。只是他这一病，刘殷二人掌管大小事务，改变了既定方针，最后也就大败了一次。但很难想象他们真的会先斩后奏，事前一点儿都不告诉李世民。而李世民也大概觉得战胜是板上钉钉的事，也就没再坚持：“打就打，你薛举已经是我手下败将了，怕你不成？”……这场开国大败仗，李渊丝毫没有追究李世民的责任——这是他一贯作风，对自己的儿子总如春天般的温暖。李元吉丢太原也是一例。丢了太原和败给薛举对唐朝当时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事，所以李元吉的责任也不一定比李世民重到哪去。相比较而言，李渊对李元吉起码还做做处罚的样子，而对李世民连样子都懒的做了，干脆省去，直接把责任推给了刘殷二人。他二人的罪名是什么呢？看看差点成李元吉替罪羊的宇文歆，李渊给他的罪名比不听号令大败而归如何？要不是李纲，宇文大人就这样被李渊冤枉的杀掉了。刘殷二人居然还能活下来？当是李渊自知理亏，没法杀他们，抑或是李世民求情，毕竟他是主帅。由此也可想见真正的“罪魁”到底是谁了。



不过以他那样的年纪成为唐军主帅，有些“老人”难免小看他。比如洛阳的王世充，就是称李世民为“童子”。《说唐》里李世民有个别号“唐童”，大概就是源于此。然而那些比李世民大很多的人后来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中，千百年来，以二十多岁的年纪而平定天下，李世民不是唯一的人，但能够坐稳天下，他却是独一无二的。



只不过那天下本来不该由他来坐，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玄武门之变”了。



武德年间的秦王，很像开皇时期的晋王杨广——不必奇怪，李世民和杨广很相像这一点现在基本上是公认的事情。不过不同的是，李世民没有一个宠爱他的母后做后盾。窦夫人其实是北周公主的女儿，不知怎么成了《说唐》等小说中窦建德的姐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两家的家世简直就是天上跟地下。



兄弟相争的起因，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首先，李世民自己是有野心的——即使没有野心，后来都不见得能保平安，何况他本身就胸怀大志呢？房玄龄曾无意中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守藩端拱则怎么怎么样，必欲经营四海，则怎么怎么样。”这句话便露了玄机——李世民是不甘于做一介藩王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关于他的野心的最早记录。若说是白纸黑字的记录，可能是最早；但是李世民的野心一定比这还早。或许少年时就有了。这倒不是说他是什么天生野心家，但是他那个含义为“济世安民”的名字，他小的时候，不会没问过什么意思吧——我们好像都愿意知道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以此类推而已。起兵太原，应该不单纯是为了避祸，其中也有雄心在作怪呢。



其次，要想夺嫡，就要有父母的宠爱。母亲一方是没问题，但是问题是母亲死的早，就是支持也没用。而李渊，前面曾说过，他是偏爱李世民的。早年的一些事已经可以体现，而武德五年攻下洛阳之后，李世民风风光光的献俘太庙，比李建成回京时的简单记载是强了不少。当时李渊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写了一份诏书，着实夸了李世民一番，大意就是夸李世民“为自己解忧，是个好孩子”等等，当然原话可不是这么没水平，但意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此外据说《全唐诗》中还有一首诗（不过我怎么就没查着呢），“和风拂世民，上下同欢宴”，其中“世民”是一语双关的用法。然后李渊又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十二卫等，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来他此时应该是有废立太子这种想法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扶植李世民。刘蓬春教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封天策上将和领十二卫是改立太子的前兆，但有不同观点说这是他官职不能再进一步的象征。我更倾向于前者，至少后者的理由不能让我很信服。另外李渊也不是不能打破传统，不会一直为了坚守而坚守“立嫡以长”的规矩，比如他破格令平阳公主下葬时前后有鼓吹就是一例。禁军，一直都是敏感部位。禁军的统领权不是一般皇子能得到的。就算是太子好像也没几个。汉代的刘据动用汉武帝的军队也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当然，唐朝后来能掌管禁军的只有太子的确也是受了唐初斗争的影响，可唐之前已经就是如此了。所以无论怎么看，李渊把禁军交给李世民都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此外有一次李渊带着李世民到后花园去玩，还捉了条白鱼——这件事记在《薛收传》里，原因是捉条白鱼后让薛收写了篇什么文章。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是找不着了，但这件事却说明了李渊常带着李世民到处游玩。可是这样的话，那刘文静的被杀又做何解释呢？真的像某些人所说是为了打击李世民吗？我觉得刘文静此人性情褊狭，他气不过李渊重用裴寂冷落他，很可能转而一心辅佐秦王为帝，而且以他那样的性格若是表现在实际言行中也不足为奇。此时李世民在李渊眼中无疑还是个好孩子，而孙伏枷的上书中说要给太子诸王慎重择友之类的话，很可能提醒了李渊，要想让孩子不变坏，像刘文静这样从中生事的人绝不能留。再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却又是十分亲密，那李渊便不能让刘文静的馊主意腐蚀自己的爱子，所以他杀刘文静更多的像是一次为儿子慎重的择友行动。说实话我对刘文静倒没什么好感。李氏一家起兵之初他就建议他们称臣于突厥。这可以说是“行大事不拘小节”，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李世民就是被他教唆的。安国寺中的事件实际上可称作一次要挟行动，主谋应该就是刘文静。李渊对他印象不佳实在也怪不得李渊。由此可见，刘文静也绝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之人，当他有怨气之后，很可能真的会教李世民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教他不能甘心居于人下，或许还说过李建成什么，很可能就是说他废物怎当得起太子，挑起了李世民取而代之之心。从李纲劝李建成的话中我们可知当时两兄弟已有了实质上的冲突，没准也是受刘文静影响。兄弟不和，这是刘文静存在的重要结果。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他绝不能再容忍这种行为，这就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是必死无疑。求情时李世民自然还不清楚父亲的想法，所以难免心中有些不满。总之，正是有了李渊的偏爱，才会使兄弟之争成为现实，否则单是李世民自己有野心，而李渊从未同意的话，李建成还怕什么呢？



但是这事却是不能急的，偏偏李世民耐不住性子，在李渊还未完全决定时做了几件傻事。我也倾向于杨文干事件是李世民“从中作梗”，至少，没起到好作用。李建成当然也并不纯洁，否则事后为什么对东宫的惩罚更重呢？李渊最终得知真像，而且气极了，对双方都作了处理。痛心之下，他看到李世民并不是他想的那样，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好孩子了。杨文干事件是很重要的事件，它差不多就此改变了李渊的看法、想法、做法。从此之后，我们很少看到李渊对李世民还有什么奖赏，说明他逐渐倾向于李建成。至武德八、九年，李渊大概不再想要改变什么，所以加封李世民中书令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封赏，或许是为了抚慰他，补偿他。李渊种种补偿的措施，难道没有根源吗？不然何必如此呢？刘蓬春认为这说明了他此前的确答应过李世民易储。个人觉得这种说法还是能令人信服的。



加封中书令本是安慰李世民，没想到他竟利用此职之便，弄出了张亮一事。李渊心里一定想过：“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但李世民自走上夺嫡这条不归之路，又怎能回头？还怎能再乖乖听话呢？



事变前的天象预言，我原先也看过很多人论证这是李渊逼李世民自杀。起初不大认可——他为什么没下诏书让李世民自杀呢？不过想想也对。杨广当初曾把心中疑惧说给李敏（就是那个小名“洪儿”的人，小说中总写他是个孩子，实际上他是个成人了，官拜将作监），其意就是如此；李渊的做法与杨广如出一辙，所以其意不言自明。这种办法适用于无罪的大臣，而李世民则是有功的皇子，更应该照顾一下面子。所以那诏书不到不得已之时是不能下的。反观李世民的回话，什么“臣今枉死，永别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云云，悲愤之极，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正常情况下说的。电视里差不多某人将死之前，总要说些“我死了怎么怎么样”的话，和这几句很是类似。但李世民决不会自杀的，他回话实际上就是想要挽回，不过心中却受了不少的惊吓，何曾经过这种阵势？李渊好在也并未决定，否则挽回就难了。这样李世民争取到了喘息之机，第二天就果断发动政变——他的确不能再等了，再等只有死路一条。其实长孙无忌他们此前怎么劝都是白费，只有等到了这时李世民才真正下定决心，在玄武门前一搏。



六月初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射向李建成的那支箭射出去了，李元吉则死于敬德之手。李渊此时在干什么？正在船上逍遥？真是匪夷所思。难道前一天定下的审问是要在船上进行？如果是李渊见他们没到，也不该马虎过去，应该派人催一下才是。因此，他可能此时已没有自由了，被监禁了。玄武门之变，可能就是先看住李渊，再去截杀那两人。但前者是不能写出来的。



就这样，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不久，李世民晋升为太子，又在两个月后，从李渊手中接过皇帝的玉玺，执掌天下。



但这个皇帝却真不好当。李世民也算一个够倒霉的皇帝了，刚登基突厥就攻到了长安边上，乘人之危，简直是成心给他好看。不知当时李世民心中有多气，那个更倒霉的突厥使者，于是成了他的撒气筒——扣押使者，除了李世民军事上政治上的独到考虑外，大概也有泄愤的成分吧。有人说长安城当时空虚。其实不然，里面还有大量珠宝之类的东西。记得前两年看《大汉天子》时刘彻的长安就被围过，情势也是十分紧急，刘彻说城在人在。尽管这是编的，但还是挺欣赏这句话——欣赏有骨气的皇帝，比如说崇祯，不管他曾否想过逃到南方去，毕竟他真的是以身殉国了，怎么也比做了俘虏的北宋二帝强，虽然他本身当皇帝实在不成功。



不知面对突厥来犯的李世民会不会也有这个决心誓保长安。反正李渊是肯定不会的，李渊在建成元吉的鼓动下差点迁都，当时反对的就是如今面对更糟情况的李世民。无疑，能否处理好这件事具有其重要意义。李世民刚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皇位，李渊一党（这党人数实在太少）、太子党、齐王党的人还不会真的心服口服，就算承认李世民成为大唐的新主人，但是从道义上不见得真的支持他。还有就是，李世民能否成为一个可靠的天下的主人，需要一件事来证明他是能够带给他的臣民们安全的。道义上李世民无疑先输一着，如果再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以后的事情就很难办了。



可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别的不说，单说他敢于亲自上渭桥就很了不起——而且他身边此前一直就只带了六个人，还大多是文士（虽说唐初文人也大都会武，可是两者兼长者总是很少。房玄龄大家不反对吧，还有萧瑀，据说射箭很不怎么样）。之后又独自留理与颉利对话。其实他做秦王时就常单枪匹马的面对敌军主帅，这倒是一贯作风。反观隋炀帝被困的时候，就只有抱着孩子傻哭。同样是面对突厥的兵强马壮，可是如今早已江山易主，情景也大为不同。有人说执失思力其实是来告秘，所以李世民才敢这么做。又说武德七年那次也是因为提前有什么协定……其实这很玄虚，都是猜测，而且根据很站不住脚，简单的就一句话即可推翻，突厥不会为了一个秦王不一定能实现的诺言而出这么大的力。另外对王窦作战时，李世民也是这样做的，以对窦建德那次最为精彩——他只四个人就到人家大门口晃来晃去，唯恐他们不知道，还要特地告诉他们他就是秦王。难道他与窦建德也有君子协定？幸亏他干脆利落的抓住了窦建德，不然按那些怀疑他私通突厥的人的逻辑，这岂不更说不清？真正成了《大唐双龙传》里写的“私通外敌”了。另外，执失思力为什么来告秘，背叛自己的国家对生活在突厥的他有什么好处？而且那样的话，李世民应该很重用他才对，可是在重用的番将的名单里，没有这个人。



好容易打发走了突厥，平平安安的改元贞观。不知老天是不是有意要为难他，连着三年都不给他好脸色看。又是洪又是旱，还有蝗虫跟着捣乱。加上突厥的那次进攻，天灾人祸，样样齐全。换了一般人自信心恐怕都要受挫：难道天命当真不在我？



也许李世民不曾这般怀疑过，但是他很在意上天的警告。贞观八年那次彗星扫过南天空，他就做了半天自我检讨，连平时总给他提意见的魏征都安慰他没什么做的不好的。李世民满怀自信的带领着大唐子民走了三年困难时期。当然这是要身体力行的，比如为了坚定大家对抗蝗灾的信心，他有一次抓住了几只蝗虫，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然后就把蝗虫吃了下去。这件事，几乎成了他很会做秀的典型案例；我却觉得这样做真心多于演戏。刘威演戏好不好？可是看他演唐玄宗吃蝗虫时（唐玄宗应该没吃过，史书中没这样写。大概是借用太宗的光辉事迹）表情很是勉强，而且还透着几分无奈。连演员都没法演好。想想也是，刚还活蹦乱跳的蝗虫，突然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好像很是凶险，岂能不拼命挣扎？我有时在想，李世民究竟是怎么把它们咽下去的……要我来的话必吐无疑。而且，蝗虫在古时被人们视为神物，要不怎么都不敢捉它呢，就眼睁睁看着它们吃掉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更遑论吃？！得罪不起呀。太宗身边人也劝他不要吃，说会生病。实际上可能是不敢都说出来，所以才用了生病这个大概念。看李世民说的话也满吓人：宁食吾之肺肠。这要在今天大概觉得挺可笑，谁都知道蝗虫非食肉动物。可是这却不该笑，因为那是在唐代，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们眼中的蝗虫就是这般厉害。李世民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了。既然如此，当然是大家被感动然后就渡过了灾情。



李世民不但很好的处理了这些事，更主要的是他在半年之内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历史上不乏像他这么做的人，可是最后都输在稳定局势上。这当然与李世民的威望名声有关了。下层百姓对于宫廷斗争肯定了解不多，他们听的更多看的更多是战场上秦王的节节胜利。乱世时人们更关注的当然是战场上的英雄。因此李世民的确是百姓们心中值得依赖的领路人。可见，安抚百姓倒不一定多难，再加上除山东外大部分地方相当于秦王的封地（看李世民的职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还有雍州牧，凉州总管……基本上都是他的地盘。还当真有点“秦”王的意思），只要在山东下点功夫，其他的也不必费很多事。



费事的是如何安抚知道内情的旧太子党。从李艺、李瑗的身上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并不十分放心——这倒不奇怪，要是不怕的话，那倒值得研究。比如李艺无故殴打过秦王手下，为这李渊曾把他下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李渊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然，李渊的脸也没处放。李艺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但出狱后的李艺对李世民似乎更加仇视，猜想营救他出狱的应该就是李建成他们。然后李艺就被李渊调到外面去了，理由好找，对付突厥。这里有一点想插一句，李渊应该明白李艺的立场，他要是偏心建成的话就不该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对太子的人调走；情势严重时李渊也曾想杀掉尉迟敬德，可是李世民一求情就把他放了。我觉得多少也和此前李渊把尉迟恭定为谋反有关，试想，如果敬德罪名成立，那么作为敬德的顶头上司，李世民难脱干系。李建成等人定会就此进一步陷害他，这可能也在当初他们的计划之内。不知是父子情打动了李渊，还是李世民分析了一番，李渊终于没有杀，而且还无罪释放。可见李渊在整个事情当中的态度绝不是一边倒的倾向于李建成的，要是那样，他何不采取更绝的手段让李世民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何苦打草惊蛇后还放虎归山？被外放的李艺仍然暗中支持着李建成，正因为如此，李艺是很害怕的。比较来说，李瑗的惧怕就有点多余。李瑗倾向于李建成是真的，不然也就不必怕了；可是他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和李世民也没有大的过结，而且还是正宗李家人，和李艺性质不一样。他的惧怕更多是因为担心李世民会报复（事实未必如此），再加上旁边有一个心怀不轨的人出馊主意，这下李瑗可惨了。本来不一定会死，还是可以做做悠闲王爷或者县公的，但一造反却是死定了。



好像大家都认为魏征是报着必死的决心？我不这么看。以他的刚烈，要当真是这样的话，就该大骂李世民一番，至少话语中不该用“先太子”一词。如果以一个李建成“死”党（就是能为他死的党派成员）的观点来看，李世民根本就是非法太子；太子只能有一个，就是李建成。而魏征用了“先太子”，说明他承认了李世民的现任太子地位，这已经是背叛李建成了。他那句“如果先太子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后面写魏征时还会分析，这里不多说了，其实是已经有些服软了。李世民也不再难为他，大笑着赞了他一番，算是给足了面子。不过，以后魏征对李世民的有些进谏，简直就像是在“报复”他……李世民平时很听这个倔老头的话，但有时顶的急了也会有点恨，恨起来的时候不知他后悔当初放了魏征没有。像魏征那个样子，真的很少有皇帝能容忍他，忍了十七年的李世民也真的很不易。但李世民毕竟很大度也很大气，在魏征的刚正之外看到了他的“妩媚”之处。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的问道：“这个羊鼻公究竟喜欢什么？”有人说魏征爱吃醋芹，于是他专门让人做了这道菜看着魏征吃。看着看着，李世民笑着说：“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感觉太宗此时就像是个抓住老师把柄的小学生一样坏坏的对老师这么说。不想魏征正了正色，又将太宗教训了一番：“如果君主没有什么作为，只想探索这些无聊小事，那我们作为臣子的，也只好就喜欢‘吃醋芹’这种平凡的事了。”太宗对这位“羊鼻公”还有些怕，尤其是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不过魏征也挺坏，有一次老远看到太宗手里拿着一只鸟在玩，也知道他看到自己来了把它藏了起来，所以故意说个没完，最后竟把那只鸟闷死了。这要到现在只怕会落个虐待动物的罪名。但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并不是完全无选择的听从，当他认定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底。比如迁移突厥以及设立安西都护府两件事，很明显作为政治家李世民的见解更加符合实际。

提起纳谏，忽然想到李世民自己其实是很有口才的。一次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李世民问他那人的才能如何——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这段文言不是很难，应该可以看懂，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要看到来来回回说了好几个回合，然后就是杜淹对答不上来就够了。但是为了能让臣下进谏，李世民也只好改一改爱和人争论的习惯，而且还得展开“微笑攻势”来听别人提意见。这对于本性是有点刚愎自用的李世民来说无疑有点痛苦；然而本性更是忍酷的李世民硬是忍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为了证明给当初不信任他的人，甚至就是给他的父亲，还有那些认定他是杨广第二的人，他将这一切都忍住了。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自此，他辛勤的处理政务，一丝不苟。李世民似乎精神十分旺盛，无论哪个领域，几乎都有涉足。他极擅长骑马射箭；从“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来看，似乎他也会乐器，从他对于琵琶的特殊喜爱来看，多半就是会弹琵琶(李渊就会弹琵琶，说不定是家传)，而且看他自信的样子，技艺应该不错；贞观四年灭突厥后那次宴会，太宗则是当众起舞，不禁令人遐想他的舞姿……在文学上，他明智的拒绝了别人想给他出文集的提议，但他的作品并未因此而遗失。太宗喜好书法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他是第一个以行书刻碑的人，他还善长写“飞白”，还有那个盗兰亭序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另外，据说高祖太宗都会画画……



经过几年文治，贞观朝达到了一个盛世。经济上强盛，唐的开元通宝在这二十年内无疑是世界上最稳定值钱的货币；政治上清明，唐太宗的纳谏例子不用多举了吧；文化上发达，对外来文明更是兼容并蓄，来到长安的景教教徒大概是不会想到迎接他们的是大唐皇帝派来的当朝丞相房玄龄；在法律上，唐律也堪称后世典范。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就是唐律不允许诬告，如果证明所告是诬陷的话，那么诬告人是有罪的。这就很了不起，有些朝代是鼓励打小报告的，而明朝更是有专门的特务机构。除此之外，贞观时法制上的确做的很好，柏杨先生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就说：“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冤狱，或很少冤狱！仅就人性尊严的观点，中国虽有其它太平盛世，也只有贞观之治，才算是黄金时代，我们为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庆幸。



除了文治，太宗还有赫赫武功。贞观三、四年李世民灭了东突厥，当时很是大快人心，同时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不小的震慑作用，因为“天可汗”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各族拥戴他做的。东突厥在当时曾强极一时，能打败他们当然更强了，所以唐一下子就确立了其强国地位。李世民更可贵的是，无论对待战败国的百姓还是来投奔大唐的人民，他都以其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以德服人，不单纯靠武力，在军事的基础上加进了政治的砝码，这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李世民杰出的地方，因为这两者他是真正的兼有而且兼强。



然而作为政治家，他也不乏“阴谋”。对薛延陀的那次悔婚无疑是政治至上的例子。这也对，难道明知道那样做有利却为了一个死板的“信”字而放弃吗？宋襄公就是这样子，宁愿吃亏也要遵从道义，因此在道义上绝对他是对的。可如果李世民也这样做了，谁知那些说他无信之人会不会反过来笑他是宋襄公式的“仁义”。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许婚，不仅是由于皇帝嫁女，更因为它政治意味十足，根本就要以政治眼光来看。高丽之征，几乎成了李世民又一个“污点”，之所以会这样多半是因为没有把它灭掉，而并非是人们不同意战争本身，不然为什么后来唐高宗灭高丽就没人说不好呢？看史书记载当时唐朝其实是节节胜利的，最后就败在那一座城下，而且主要原因还是天气恶劣，功亏一篑，可惜可叹！不知怎么就成了一个贬低李世民的口实？的确是没没全拿下来，可是给高丽重创了一番，我们的损失还是少的呢。但李世民对此也大有不满，大概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过去几乎全胜的记录让他受不了这个结果。如果这要放到宋太宗身上的话（宋太宗征辽的“惨案”大家还清楚吧，不但完全处于劣势，而且从此开始了宋朝进贡的“生涯”，这么说也许喜欢宋朝的人会不高兴，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宋朝的大臣们还不知道怎么称赞赵光义呢；但是放到唐太宗身上，的确是有点“失败”，使他的“战神记录”画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还有一点，好像李世民秦王的名声更胜于大唐皇帝啊，且不说流传天竺的“秦王破阵乐”，使得玄奘还得解释一番怎么大唐的皇帝就是秦王的来历，再看看这次征高丽中一个高丽老人的话：“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西游记》中乌鸡国太子也说：“……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心尚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虽说后者是编的，但是并不过分，大唐子民实在应为此骄傲。虽然征高丽是有点受挫可是西域却是经营有方，唐朝的势力到达了中亚地区的葱岭。此外，黑黑的昆仑奴，在唐朝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有一次看中央十台的节目里说那其实都是抢来的奴隶。



那时唐朝真的是威名在外、威风凛凛，连一个使者都一呼百应。王玄策在天竺的那番作为十分了不起。虽然现在有人指责中国当时是“侵略”，不过我倒觉得有些自豪。事实上唐朝真的没有侵略他们的心思，不然他们又怎能抗拒的了呢？一来王玄策的使命只是通好，打仗也是临时的决定，难道任人欺负不成？二来当时也在贞观末年了，李世民实在没有精力去弄这些。假如再给他十年，不用说西突厥、高丽什么的，天竺应该也在他的计划内吧。这次事件他应该看清了天竺的实力，而且他让玄奘写《大唐西域记》焉知没有这个目的？



然而天不假年，李世民五十就去世了(公元599年至公元649年)，而当时他的好多战友好多旧臣还没死呢，有的差不多是看着他成长的，可是如今他却先走了一步。



可是如果再给他十年，贞观之治会变成什么样子？看高宗时西突厥和高丽没有花多长时间，那么在贞观朝花的时间只有小于等于这个，也就是说，其余的好几年他还可以继续征伐，目标是谁就不一定了，反正离得近的国家都有危险。这样的话，他也许也要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开疆拓土，的确是一时之痛，但是却是后人享福之事。太宗自己也这么说，“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只有越强，才有更强。



当然太宗也不是完人，他也有着缺点。比如后期在纳谏上的确不如原来，而且修建的宫殿也相对多了起来，还有就是杀刘洎、张亮这些事情。本来他对功臣是极好的，但是经过侯君集的造反一事后，太宗也开了杀戒。有一件事，就是他看了《起居注》(是当时史官所写的今上起居注，古时的规矩是不允许皇帝看的)，这的确不好，但一来太宗并不是第一个看的，也不是最后一个，用这个来批评他是苛责了。



作为大唐的风云人物，李世民少不了为后人评论，赞者有之，贬者亦有之。两派都各有趋于极端的理论。基于这两种理论的小说和电视剧都很有意思。把各个版本的李世民综合起来，实在是有些人格分裂。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生活总是最真的。真正的李世民却恰恰就是这两种写法写出来的形象之和：秦王时期的他（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心狠手辣，更像是传统概念中不择手段阴谋夺位的野心家；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却给人以仁慈博爱的感觉。有时我甚至觉得很难把626年前后的他统一成一个人。想起周作人心中的“两个鬼”，实质上就是他的矛盾的两面。其实谁都有这两个灵魂深处的自我，只不过差别不一定这么大。还有，太宗文皇帝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更文质彬彬一些，但秦王时期的他无疑更偏于武。毛泽东曾评价过他是最会打仗的皇帝。然而很多小说里都把他写成很文弱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厚诬古人了。



唐太宗是历史上一位很杰出的人，如果真要细写的话，即使写一本书都写不完。所以只好收笔了。最后说一句，正是有了太宗的贞观之治，才使得大唐奠定了其强盛的根基。而能够像李世民这样，前面自己领兵平定天下，后面又治理天下弄出一个盛世来，确实可谓独步古今了。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五：难兄难弟——李建成和李元吉






前面写了李氏父子中最光辉的两人，下面这两位，就是倍受争议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了。



在正式说他二人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但不一定第一个孩子。李家男孩和女孩的排行是分开的，这个比较麻烦，经常分不清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新唐书》的公主传中，公主们是按照排行来记载的，截止至李渊的五公主长广公主，都可以肯定是在晋阳起兵之前就嫁出去的，猜测是李世民的姐姐可能性比较大些。但古代女子出嫁的都比较早，很难说就一定是姐姐。而李建成则比李世民大十岁，可以肯定比三公主也就是平阳公主大，但和前面两个庶出的公主比谁大就不好说了。十年之中，李建成作为“独生子”过的应该是很逍遥的，但元吉可能就没这么幸福了。李元吉是李渊第四个儿子，他出生后因为长相实在太难看，他的母亲窦夫人甚至都不愿意喂养他，这听起来有些可笑，能让自己的母亲这么不喜欢，长相一定是凶神恶煞一般了。好在有一位名叫陈善意的侍婢私下里喂养元吉，可以算是元吉的大恩人了，可惜善意却无善报，后来陈善意竟是被元吉命人拉死的，她一定后悔当初喂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



当初和人闲聊各版李世民时，有人说把各版李世民合到一起，他的人格严重分裂。当时笑了半天，如今写这两个人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两兄弟人格更是严重分裂……



李建成，这位悲惨的大哥，相信自从他在玄武门受了一箭之后，就少有人说他的好话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他本人已经不知道了。想来，他当时惊魂未定，可能尚未完全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有一支箭当胸穿过。此前李元吉连射李世民三箭都未中，而李世民一箭成功，射术高低倒是次要，心态最主要。李世民是有备而来，李元吉慌乱之下大概是想做做反击的样子。还有，李建成这么容易就被射死了，是不是也与他没做准备有关呢？他大概觉得李世民是回射元吉的，可是没料到箭却是向他射来——他实在低估了他的二弟。当然，这是揣测，当时他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



李建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真是不好说，说法千变万化，而元吉的盖棺论定好像还稍“好”点。当然不是说他为人怎么稍好，而是起码有个比较固定的说法了，不像建成那样说什么的都有。所有版本的史书对元吉的描述大多是荒淫残暴，总之是有些残酷，甚至是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么严重？这么说其实毫不过分，看他带着一帮婢女们玩“做战”的游戏——如果这还能叫游戏的话——那不是摆摆样子玩过家家，而是真刀真枪的玩“命”。当时死了很多人，他的乳母陈善意就是因此而死。可气的是，元吉并非误杀，而是“命壮士拉死”，实在有些不可饶恕，简直想问一问，这个人还有没有人心呐。元吉还算有人心，只是要是按照古埃及的说法，人死后都要称一称心脏的重量的话，只怕元吉心脏的重量少得可怜。陈善意死后，元吉也惭愧过，因此私谥为“慈训夫人”。虽然这也不代表什么，但他还想得起来谥一下总是比不谥要强的。元吉平时是真有胡作非为，而且正史野史里记法也比较统一，基本上没有矛盾，应该说，他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定格了。其他的呢，本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小说中总是把元吉的排行搞错。就算是老三玄霸早死，可好歹人家也是上了家谱的，可不知怎么搞的，小说中总是把元吉写成老三，玄霸为老四。——难道是因为元吉叫“三胡”？也不对啊，玄霸叫“大德”，怎么没见把他和李建成的排行搞混呢……



建成的性格则复杂多了，虽然一贯的论调承袭了旧有的“无能昏庸吃喝玩乐”说，但现在的很多翻案文章中又把他写成一个仁厚雄才、稳重干练的人，甚至某些“极品”——即极端的作品——中还把他写的超过李世民。平心而论，李建成当然不是傻子，更不是没头脑的笨蛋，才能上李建成还是不很差劲的，像攻长安的时候还有扫平刘黑闼等几件事确实显示了他的一些才能，但说要比李世民强，只怕还是证据不足。就算说是没机会表现，可即使真有机会，他真会有说的那么好吗？也未必吧。总得打出五分的余量来，没有实践过就说他一定会打的好未免武断。这是针对过分夸奖建成的情况，而对于过分贬低建成，则应该说，他还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至少很有实力——包括他自身的本领，以及东宫的力量。他的悲哀，是与李世民同时期。至于喝酒打猎之类的就不必深究了，看看李渊、李世民、李元吉加上李建成，谁没有这个毛病？用这个作为攻击建成的口实有些吹毛求疵，由此也可以说，建成平时除了这些之外，其他地方其实很“检点”，以致后来史臣们只好抓住这些地方做文章，而元吉则没有让他们太过伤脑筋，没怎么费劲就写了若干恶行。但如果说到人品呢，从建成前些年不想杀世民来看，一方面说明他政治上有些“狡猾”，未必是那么高尚；另一方面，倒也说明他的确有些仁厚，不然是连这几年都不给世民留的。一味的回护李建成说他如何好没有必要，这有为了翻案而翻案的嫌疑，因为先有了目的然后下的结论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时也失去了它的客观性。然而很多作品中，不是为了衬托世民而刻意贬低建成，就是为了美化建成而贬低世民，对谁都不公平。为什么不能写成是这样子：李氏两兄弟都是人中龙凤，都十分出色，都……只可惜他们必须分个胜负来，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那么，兄弟之争究竟谁是始作俑者呢？李渊？李建成？还是李元吉？抑或李世民？……只怕都是，也只怕都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日的点点滴滴终于汇成了一条积怨的河，不但让父子兄弟四人困于水中痛苦挣扎，也使得当时的政局为之窒息。不可否认，李渊是偏爱着世民，而世民功劳又大，于是李渊给了世民很丰厚的奖赏，这并没有错。然而，错就错在这封赏背后的寓意。但这寓意是谁赋与的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世民从中看到了希望，建成从中看到了危机，元吉品尝到了妒嫉，大臣们被搞得疑惑，李渊被搞得烦恼，我们则看到了纷争的源头。于是，各自又有着各自的行动，世民开宏文馆，不避讳的露着自己的锋芒，建成忧虑着着手“反击”，元吉从中挑拨着，大臣们则纷纷选择自己的立场，生怕站错了队，而这些行动又使李渊愠怒着，无奈着……



说到元吉的立场，倒也有不同的说法，虽然现在“元吉计划与建成联手击败世民后，自己打败建成而得皇位”的说法依然是主流，但伴随着建成无能说的翻案，聪明的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难度：若是真能击败秦王，则说明强大的秦王集团尚且不敌太子，以元吉的实力更是难望其项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貌似与对建成才能看法有极大的关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甚大。一般来讲，符合逻辑的想法是：建成无能，元吉欲取而代之——传统的看法便是如此；建成很有才干，而且名分已定，地位实难动摇，元吉帮他只是为将来好过，未必是要取代他——这个，就有翻案的味道了。当然，还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新看法，就是：建成依然很有实力很有才干，而元吉也依然要取而代之，原因就是，元吉并没有我们这么聪明。问题的终极关键并不是上面提出的那个，而是元吉本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真是不好说，谁不想做皇帝呢？而人又不是都有自知之明。那么说，当真新的看法更合道理了？可是什么事都有个万一，而且元吉真的没有自知之明吗？好像也不是哦，大家别忘了太原是怎么丢的——当然了，元吉的临阵退逃很无能，可是，这不正说明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保住太原吗？因此他没有“犯傻”，而是“聪明”的选择了逃离。这对唐朝来讲失去太原是一个损失，但对元吉个人而言，绝对是得大于失，不然，他很可能就成了李唐建国时牺牲的最高级别人物了，到时只怕李渊比丢了太原还更难过。武德七年对付突厥时也有一次，李世民要李元吉和他一起出战，但元吉没有去，也是因为害怕。这说明，很危险的事情元吉不会轻易去做，而且自己究竟能不能对付得了对手，他心中也自有谱，像对付太子那样的大事，他不会疏于考虑。至于联手建成对付世民，则是狐假虎威了，正如很多人的看法那样，建成当时有着绝对优势，很多人都认定他会胜出，因此元吉觉得帮他把握更大一些。至于说他有时表现得比建成还要着急，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从前和世民也并无大的过节，但自从他帮着建成开始，他和二哥的关系就已经无法再恢复从前那样了，世民对自己一定会忌恨——就算不忌恨，他也不会想到——而世民又有着这样的才华，可谓栋梁之才，哪个君王不想用这样的人呢？万一以后建成、世民两兄弟“和好”，世民以其才干必定位在元吉之上，而建成又未必会像现在这样倚重信任自己，那么，他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而杀了世民之后呢，建成就算不信任他，他的头上也没有一个冤家压着他了。



元吉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并不光彩，很多时候他也充当着挑拨离间的小人，但得这更多似乎是出自于忌恨，若说他有恁般恁般过深的心计，好像也高看他了。倒是建成，声色不动的反击，又声色不动的看着元吉进攻世民——争夺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彼此之间也顾不上什么亲情了，相信此时建成就是再仁厚也起了杀害世民之心，但是去和李渊明说的却是元吉。李渊当然没有同意，他的沉默也未必就是默许，他很可能是觉得元吉这个想法太过分，加以制止之后元吉非但没有听话，反而说的更多，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最好就是沉默。应该说李渊此时对兄弟间的关系才有了一个真正的掌握，惊讶、无奈，还有痛心……这一切，都是对着兄弟三人，但是不愿杀子的李渊对主张兄弟相残的儿子肯定也会产生看法，反正无论如何建成是脱身在外了。还有世民中毒一事，历来认为可能并未发生。我觉得建成下毒的可能性的确很低，试想，这次宴会是在东宫，那么很可能提议的就是建成本人，这是他自己的地盘，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那么提倡此事并且身为东道主的建成很难把话说清楚，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是他。如果真是他下毒的话，那么说明他对后果——无论毒死毒不死，后果都极为严重——已经想的很清楚，他不惧怕这样做父皇会有什么惩处，这说明他连父皇的权威都不必在乎，只能解释为他已做好推翻父皇的准备。可是实际情况是出事后这些都没有发生。不过，这并不代表世民就是假装的，也不能说明这件事就是编出来的，谁会轻易用性命作赌注，更何况李世民这样“将为天子，愿自惜”的贵人更不会轻易冒这个险。像喝毒药这种事是很没有把握的，不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样弄个解药就万事大吉了，一旦真有个三长两短哭都来不及。不过我们或者李渊也算上，都忽略了一个人，就是元吉。很大的可能就是元吉在建成不知道的情况下下了毒欲害世民。很多时候建成自己不多说不多做，而自有元吉去说去做，有这么好的弟弟帮忙，何乐而不为？



最后兄弟二人玄武门前同时罹难。元吉活得稍长些，其实他满有机会逃脱的——当然逃得了逃不了另说，但至少是有个机会，哪怕只是些曙光，也比建成的一箭而死强。当时世民落马，元吉若是乘此机会拼命快逃也许还好，但当时他的选择则是下来要杀李世民，时间一耽误，他连这最后的机会都失去了。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他们死后，自然就是大屠杀了。建成、元吉的儿子们纷纷被绑缚法场砍头，李渊也是爱莫能助爱莫能救。建成、元吉二人魂如有灵一定很难过，很气愤。不过这也不能怪世民。因为，如果失败的换成是他，那么建成元吉这两位伯父叔父，对他的孩子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历史没有如果，可是让我们“如果”一下：如果让建成、元吉取得胜利，会怎么样？



首先，李世民死定了，然后秦王府忽喇喇大厦倾覆，该杀的杀，该贬的贬，总之，我不觉得李建成会像李世民那样心胸宽大，何况还有个李元吉在旁呢？然后，公布功臣名单，第一位仍可能会是裴寂，不过这次裴寂可以安心的做这个第一名了；然后，依然是老臣们的倒台，陈叔达、萧瑀、宇文士及等人的下场堪忧；若干年后，封德彝曾经阴附世民的行为同样会使建成心惊，恼怒下封伦大人的好谥号还是得改……这些都不提了，说说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建成不是也很有才吗？但他缺少世民那样的动力，因为他的皇位得来的正大的多，他不必怕后世史书说他杀弟，因为那是那个野心家自己找死；他不必担心后人说他逼父，因为他也没逼，很大的可能就是在杀掉世民至少九年以后，七十岁甚至更老的的李渊把皇位传给了五十左右没几年享受皇帝生活的李建成——五十多岁在唐朝上是个危险数字，很多皇帝都是五十左右驾崩的。因此建成可是再也玩不起废立太子之类的游戏了，而且还得盯住儿子们的四皇叔。这时的建成已老了很多，若说当初还尚无必夺皇位之心的元吉这时能够很安份吗？这就未必了，因为元吉也在成长，而且如果他们成功之后元吉必定拥有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威名。那时兄弟猜忌肯定会发生。所有这些琐事掺和在一起，建成就是有比世民还高一等的才华，只怕也不会弄出比世民更好的政绩。这样，本来应该是贞观盛世的时候也就有了一个朝代正常情况下初期的模样，而失去了唐朝从一开国就进入强盛的特殊光彩。



对外嘛，强大的突厥就算是自己要走向灭亡，建成执政下的唐朝都未必会这么干脆的解决它。不能不说，在对外方面上，世民胜出的太多太多，从武德七年那次事就能看出来，即使是为了抑制世民的兵权，但也不该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无论从哪方面看，建成支持迁都都是个错误。如果不能顺利解决突厥，那么就更不用说什么薛延陀、高昌的灭亡，还有诸多小国的归附，天可汗的名称只怕至今不会有人想得出来。不过也有一点好，就是不会有征高丽的失败了……还有，若干年后武则天会不会依然进宫呢？这一方面看武士劐的“运气”，另一方面，还得看建成的皇后如何——史书中好像从来没有涉及到他的妻子，倒是元吉的夫人后来还记了一笔。这位原李家的大少奶奶只字未提，绝不是她家世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呢？难道史家有难言之隐？还是忘了？这个，老天知道的更清楚吧。不过一切都是猜测，既然没有发生过，什么都是虚言。



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往往一提起的时候，都是建成、元吉连着写、连着叫，而且还真的很顺口。在武德年间的宫廷争斗中，他们“患难与共”，在传统的说法当中，他们两人又是“狼狈为奸”，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了。

心中之神

初唐随笔之六：初唐大臣众生相（上）






这个题目似乎起的大了，单说宰相，唐朝就有三百之多，就是初唐的宰相，要是细说的话，没有个几万字也是下不来的，更何况还包括宰相之外的人？因此只能挑一些重点人物说一说。



先说裴寂，此人几乎成了公认的太子党的人。像很多小说、电视里，甚至很多比较正式一点的史论中都这样认为。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一本书上说裴寂“表面上看是个老好人，实际上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不过也有人认为裴寂事实上并非如上所说的对李建成那么铁，当然更不会起到压制李世民的作用了。其实裴寂的倾向于李建成还是明显的。这也难怪。武德二年刘文静事件，裴寂已经和李世民闹翻了脸，挽回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也不同意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裴寂身上去。像武德后几年，李渊有很多次对着裴寂报怨说李世民不再是过去他那个儿子了，裴寂是如何反应的，史书未记。既然未记，说明后来并没有引发太大的事，因此裴寂此时最有可能的是劝李渊，息事宁人。



个人感觉裴寂本人应该并不想介入兄弟之争太深。裴寂绝非一个只会在李渊面前搬弄事非的废物，他应该很清楚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不错，裴寂打仗是很差，那是他欠缺军事才能，但不一定代表他在为官上也很白痴。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和李渊交往这么久而一直没危险？——能和皇帝交往很深的臣子危险也是很大的，而李渊直至退位对裴寂都是十分的好，一来要说李渊对这个朋友的确很够意思，二来也说明裴寂在为官上还是很有一套的。如果说裴寂只是起到一个跟班的作用的话，那么封德彝在揣测迎合圣意方面的本领要高出裴寂很多了，但李渊对裴寂的信任超过了众人，这就不单纯是揣测圣意这么简单了。而且要看一个人，就要看他交往的朋友如何，像李渊就算结交不慎，也不至于跟个白痴交往过密。



裴寂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于隋朝的太子之争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凡是参与了杨氏兄弟争夺之战的，下场都不好。这眼前的教训李渊没忘，裴寂也不会忘，现下自己处在这种境地，有多危险裴寂不会不知道，如果再在这个问题上走错了一步，那么日后就更难说。但裴寂又是躲不开的，因为他和李渊友情太深了，李渊很多话都要对他说。像报怨自己孩子这样的事，一般谁都不会和一个不怎么亲近的人说。既然躲也躲不了，那么他的个人好恶对李渊的影响不可避免，虽然他未必全是有意如此。裴寂主观上应该不想和李世民为难。父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哪个更近，任谁都能看清楚。无论得罪哪一位皇子都不划算，有句话叫“疏不间亲”。像裴寂和刘文静闹翻，未必是针对李世民。



但是到了后期，裴寂的倾向性就有些明显了。玄武门之变，尉迟敬德逼宫之时，李渊第一反应是问裴寂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裴寂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顺水推舟的说一番秦王如何如何好的话，当时他什么都没说。可见他心中是绝不支持李世民这么做的，但是明说出来，无疑是自取死路，他也不敢。我觉得裴寂介入太子之争，被迫成分更多一些，而且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倾向于太子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也肯定得罪过李世民，但要说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只怕他还当不起。



李世民当政后第三年为刘文静平反，同时罢黜裴寂，可见他对裴寂的恨主要来自于刘文静那件事；以后李世民又想起裴寂的“好处”——裴寂的才能主要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对国家的贡献倒的确是有限，说李世民是因为想起裴寂当年的功劳而让他回京，有点匪夷所思，这或许是李渊的意思吧。能让裴寂再次入京，一方面说明李世民的确宽大，另一方面，如果裴寂真像某些书里所写的那样，这第二次征召是不大可能会有的，即使李世民同意，当年秦王府的人也未必会同意。不过裴寂最终没有再次回到长安，在路上就去世了。



提起裴寂，就不得不提一下刘文静。和裴寂的定式一样，刘文静基本上认定是李世民的人。这个倒没有什么异议。因此裴寂常被描写成坏人，而刘文静则是好人一个。



其实刘文静绝不是那么好的人。他自认为功劳大过裴寂，但职位却比他低，于是愤愤不平。按说这本是正常的，任谁也不会甘心，但“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可见不管对错，只要是裴寂所说，刘文静都要反驳，这样的态度就很恶劣了。就因为此事，他甚至恨裴寂到要他死的地步，心胸可谓狭窄。这就很过分了，且不提什么国家大事这种大的意义，刘文静这样做是很让裴寂下不来台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有不对之处，何况，他这样做，于李渊面子上也不好看，因为造成功与职不相符的就是李渊，刘文静实际上就是报怨李渊赏罚不当，何况裴寂还是李渊的亲信，刘文静报怨他本身就有点不给李渊面子。有句话不是叫“打狗还得看主人”，虽然把裴寂比作狗也有点滑稽，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李世民和裴寂虽然关系不好，但李世民对裴寂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要温和许多，而且也有教养的多。一个“每”字说明刘文静驳裴寂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想必李渊和裴寂都隐忍了很久。杀刘文静之时李渊和裴寂的快感大概和若干年后李世民贬萧瑀的心情一样（消灭西秦是在武德元年末，那时刘文静就应该复职了，而杀刘文静则是在武德二年八月，李渊和裴寂至少是忍了八个月）。



然而刘文静依然不知趣的我行我素，这可以说他性情急躁；但是，刘文静倚功自恃的情态也相当明显。他今日可以恃晋阳之功而对李渊如此，他日未必不会这样对李世民，而且裴寂他尚不看在眼里，像房玄龄等人他更可以不放在眼里。裴寂怎么说都比房玄龄资格老吧。



李渊不大喜欢李世民和刘文静交往，其一或许是有不希望藩王与朝臣交往的原因——但李世民与朝臣交往又不限于刘文静一个人，都不见李渊如何反对，而且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很爱护的，应当不至于此；其二，李渊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而李世民虽然看人的眼光比较独到，但毕竟年轻，还是李渊更老辣一些。他觉得刘文静此人不宜深交，因而反对，也是不想刘文静把儿子教“坏”了。我觉得李渊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刘文静的确心术不正，起兵时他的很多谋划都反应出来他“不拘小节”，或者可以说有些不择手段。李世民的野心的确可说是他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文静倒真是李世民的“启蒙老师”。李世民于唐建国之初可以辞让太子之位（这件事我认为并非为假，理由在之四中提过），可见当时的李世民还是比较单纯的。自然像他这样的人物早晚都不会安于一介藩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说刘文静启发了李世民，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刘文静当时不得意，既然在李渊手下不得重用，那么他想到要让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从而自己就可以凭着这个功劳飞黄腾达；当时李世民刚消灭薛仁果，可以说他潜伏着的那颗雄心此时也开始发芽，因而二人十分投机。刘文静的脾气上来之后基本上口不择言，再加上怨望深重，很可能说了一些让李渊敏感的话，因而给自己惹了祸。但李世民并不认为刘文静不好，他又不会有李渊和裴寂的那种感受，再加上刘文静这次的确有点冤，所以反对杀他。



有时在想，如果刘文静当时没死，那么日后李世民和他会很融洽吗？不尽然呐。像萧瑀，脾气就和刘文静有相似之处，而李世民讨厌的正是萧瑀的脾气。那为什么李世民隔了许多年还要给刘文静平反呢？这个自然有当时他二人交情的确很深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面子问题。李世民当年为刘文静求情，结果李渊依然杀了他，这于秦王面子上是有些折损的，很令李世民尴尬了一阵。而裴寂在这件事上则因为他无奈的不明智，使得李世民把气全集中到了他的头上。



总之，刘文静此人是很有才华，起码比裴寂是强了许多，但他的为人却不一定那么好，只是由于他死的早，他的缺点来不及全部暴露出来。



上面提到了萧瑀，不错，萧瑀的脾气是很便扭，不但李世民不喜欢，就是和同僚之间，也是常有冲突。看贞观二十年李世民贬谪萧瑀时下的手诏，其中提到“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这口气可是憋了有二十年啊，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李世民的特点中有一点就是“忍”，然而，面对萧瑀大人，李世民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可见萧瑀脾气的威力啊。其实要不是萧瑀此次太过荒唐，何至于引火上身？本来李世民是问张亮“既事佛何不出家”，张亮不答，萧瑀却“自请出家”。——就算是想为佛家争口气也不是这么样的争法。萧瑀大概以为李世民不会同意，但没有什么“不可能”在李世民的字典当中。想来李世民正为每天必须受着萧瑀脾气的折磨而痛苦，这次萧瑀说要出家，于人于己都是个解脱，真是太好不过了，索性就答应了。萧瑀一下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过了一会只好又说他不能出家。其实这于萧大人面子上也不是很好看啊，不知他说完这话之后周围有没有人笑。我想李世民多半猜到了萧瑀不会出家，知道他刚才这么说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所以才会同意，也是有意让萧瑀出个丑——这纯属个人猜测，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李世民也真够“坏”的了。



其实早年李世民对萧瑀是十分的尊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句现在人们还常用的诗句就是送给萧瑀的。由诗意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萧瑀的性格脾气早就知道，但萧瑀可以说帮过自己很大的忙，当时应该想到了以后面对他要忍耐的事情。后来如果不是顾着当年这份恩情，也许萧瑀遭贬会提早几年。



萧瑀对李世民的确可以说是帮了大忙的，主要是在太子之争中，萧瑀是倒向李世民一边的。虽然其他的人捆到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裴寂，但是多个友军总比多个敌人强，而且作为朝中重臣，萧瑀的话还是有其作用的。但萧瑀自始至终说了些什么，我们却查不出来，不知是有意抹杀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无疑在李世民眼中，萧瑀是自己人。玄武门之变，李渊一时无计，裴寂也不应话，此时萧瑀和陈叔达一起出来说要李渊把权力下放给李世民。看起来这件事简单，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很大的，如果当时没人出来这么说，说不定会闹成僵局。



萧瑀为人的确还是很正直的，只是太过分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多少也和他出身高贵有关。李世民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改一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瑀至死都还是那个脾气。萧瑀列传中说“骨鲠儒术”，骨鲠二字，可谓十分传神。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的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从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资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对李世民还是比较倾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中。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大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的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便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中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吧。



小的时候总把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搞混，当时实在是粗心，但这两个名字有四分之三的字是一样的，难怪我会搞混。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化及为人不怎么样，宇文士及比宇文化及强了一些，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足。他还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就“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也就是偷偷的向李渊示好。宇文化及有这样一个弟弟也是个悲哀，其情形，就好像楚汉时的项伯。宇文士及也许早就看出来自己的哥哥不可能成功，他唯一替他哥哥着想的一次，就是劝他哥哥一起去长安。但是如果化及答应了，那么他就没命了，凡是投到李渊那里的反王，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宇文士及此举无异于拿着哥哥的人头去给李渊做见面礼。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但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呢？要知道，隋炀帝是宇文化及所杀，而李渊听到炀帝噩耗之后，可是大哭了一通的啊，然后又郑重其事的发丧。尽管是做做样子，但这无疑表明李渊当时就和宇文化及划清了界线。李渊能够迅速稳定长安人心，就在于他能尊隋，可以想象，如果宇文化及真来到长安，李渊连脑筋都不用费就可以杀了他。



其实宇文士及也早有反心，他和李渊商量的时候甚至要早于李世民他们。奇怪为什么他赞同反隋，却不和自己的哥哥商量，而是和一个外人说呢？化及对士及并非不好啊，如果说有隙，那就是为了宇文士及的妻子是南阳公主，所以做不利于隋的事时就要考虑是否通知宇文士及。从后来南阳公主绝决的态度来看，出事之时宇文士及对他的妻子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来夫妇两人分离，重遇之时士及要求重为夫妇。这个重字，说明当时宇文士及是抛弃了南阳公主的。不想太过责怪宇文士及，但这着实说明了宇文士及软弱的一面。



归唐以后，宇文士及在秦王麾下。曾看过一篇论文《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说的是李世民和宇文士及的关系问题，那篇文章看法倒也独到，认为李渊安排宇文士及在秦王府，实际上是要他看着李世民。而李世民对宇文士及其实是很讨厌的。这个观点不完全赞同，但有些地方值得思考。比如李渊这样安排的目的，上述的理由，或许有之吧，但更多的可能是李渊想有个稍微年长一点、自己信得过的人来辅助李世民。李世民身边人虽多，但真正是李渊安排的并且很得重用的人却是没有。本来温大雅兄弟倒是好人选，不过相对于李世民，李元吉更需要人来辅助。至于文章中提到武德七年元吉送劣马给世民，世民驯服之后对士及说的话，是有意通过他传达给李渊，这个就不敢赞同了。李世民当时未必会想那么多，而且那样的话让李渊知道总归不好，何况又不是李渊想要害他，传给李渊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李渊知道这句话是通过建成和元吉等人，而并非是宇文士及。李世民后来对宇文士及大概是有些讨厌，比如说他是奸佞之人，这大概是来源于宇文士及本身那种性格，和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不同。但是从很多事情来看，世民对士及还是很不错的。文章认为玄武门事变后宇文士及之所以能够依旧在新太子手下重用，是因为李渊起到了作用——李渊当时连自己十个孙儿都保不住，又何以影响世民让他安排重任给自己的眼线呢？总之，我还是倾向于宇文士及是李世民的人。



还有，宇文士及的妹妹宇文昭仪可以说在后宫中也有一定地位，李世民在后宫中不是很得力，因此他应该是拉拢宇文士及和他妹妹的。演义中（我指的是小说《隋唐演义》，不是《说唐》）宫门带发生后，李世民写诗辩冤，解诗者即为宇文昭仪。这个是小说家言，但我觉得事实上宇文昭仪的确是帮着李世民的，只是由于张尹二人更得宠一些，因此收效就不如李建成了。说到宇文士及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以及他的谨慎。赞曰“士及通变谨密”，亦为一时之称。



下面一个说说封伦吧，也就是封德彝。



封德彝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建成的人吧，但他绝对帮了李世民很大的忙，不然不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且还让李世民一直把他当心腹；说是世民的人，也不对。旧唐书中有一句话，“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止的是谁呢？我觉得所指当是李世民，这样于语法还有语句上下文意思比较连贯。



封伦的阴持两端是很著名的了，不少作品中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认为杨修是曹植的人，但实际上杨修也并非不想结交曹丕。曹丕曾送杨一柄剑，说明曹丕也有意拉拢他。不过文人气质的曹植和杨修更投合一些。后来杨修终为曹植所累，死前于此也不无怨悔。封德彝比杨修可是老道多了，不但阴持两头成功实现，而且还不露痕迹，至少是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到此的，古往今来人可不多，封德彝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人才，只是这种人才就不必太多了。



以上这几个人，都是隋朝旧臣。若说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像裴矩、屈突通、虞世南等等。裴矩上面提到了，一直是个中间派——所谓中间派，不反对李世民，也不支持李世民，也就是安于现状了，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支持李建成。最后裴矩在事变发生之后表现比较热心，当是一种政治投资。裴矩还有一个特点，按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佞于隋而忠于唐。而屈突通则是忠于隋而又忠于唐。那么忠于隋的话怎么最后降唐了呢？看来还不是死忠的那种。屈突通比李渊还要大些，算来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但在李世民手下却是很听话，而且很得信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是派他去洛阳镇守。还有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他们是书法家，只怕对政治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个苏世长，倒有些像是魏征的先驱，但他的评价却有一个字是“诈”，李渊就说他“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苏世长有一件事实在是很好笑，就是他在陕州的时候，他的属下贪污而他却无法禁止，于是在大街上命人鞭挞自己。结果那位鞭者好不给刺史大人面子，心里讨厌他的诡诈，于是痛下毒手，居然鞭出血来了。就这样苏大人一边大呼小叫着一边在旁观者的笑声中逃走了。



这些人当初和李渊同殿称臣，有些甚至比李渊的官还要大。如今金殿之上面对当初的同僚，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七：唐初大臣众生相（中）






上篇里主要写了很多隋朝旧臣，那么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跟着李氏父子在晋阳起义的功臣，除了刘裴之外，还有温大雅兄弟、唐俭、长孙顺德等等。



温大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大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大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是害兄而福弟，温大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弟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的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感觉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象的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的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的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唐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中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大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大惊失色，于是赶紧的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他，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不想长孙顺德正在酩酊大醉……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的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祐谋反。在《全唐文》中，一有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祐诏》。诏书中很明确的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是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的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祐，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祐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的比较近有关。辅公祐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也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象。总之李孝恭很豪气的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祐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祐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的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的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的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那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他的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中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考古，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济着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的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的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中立态度，也是变相的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大，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公元599年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大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小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的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小，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是朝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参与了灭突厥一战。可惜后来他有一次贪污，结果当然是罢免了，不过第二年就恢复了官位。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就是派李道宗送去的。一般派去护送的人员，有时会和“公主”有些关系，一般是父兄。见到松赞干布时，“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基于此我们猜测文成主公就是他的女儿。自然可以说因为李道宗代表了皇帝，所以松赞干布对他行子婿礼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所有护送人员都受到这样的礼遇，比如后来金城公主和亲时没有这样的记载。李道宗似乎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好，因此高宗时发生房遗爱的谋反后，李道宗被诬陷与房遗爱很亲密，结果被流放到象州。李道宗死时才五十四岁。其实李道宗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而且在现在的评书中，李道宗竟然是以一个奸王爷的形象出现。史载贞观六年有一次晏会，尉迟敬德因为气愤有一个功劳不如他的人坐在了他的上位，大怒道：“汝何功，坐我上！”眼看就要起争端，坐在尉迟敬德下手的李道宗赶快来劝架，结果被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了眼上，差点瞎了，相信当时李道宗一定是半只熊猫的形象……事后尉迟恭被教训了一顿，而李道宗则没有非要讨一个说法，当然如果他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也多半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这件事，到了评书小说里，则成了尉迟恭痛打奸王——李道宗真是够冤啊。



李唐后来宗室里还有几位比较有名，只说两个，一个是李思训，是唐朝著名的画家，被奉为北宗画派的领袖；另一个是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奸相，不过他不能算在初唐人物里了。



自然，除却宗室，还有外戚、驸马的一大堆。比如平阳公主的驸马柴绍、武德时期的国舅窦轨、窦诞等。本来独孤怀恩可是李渊的表兄弟，但他却谋反而亡身，奈何奈何。



窦威是窦夫人的堂兄，有一次李渊跟他聊天，说到北周有八柱国，窦氏和李氏都在其中，现在自己已经是皇帝了，窦威却是内史令，问他是不是感觉很不平。李渊总爱问别人这个问题，独孤怀恩的谋反就和他问 “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有关。窦威的回答很规矩也很狡黠，说他们窦家在汉朝时就两次是外戚(这当然不可信，窦威是鲜卑人，而汉朝时的窦家都是汉族人)，到了南北朝时又有三次，现在家里又出来皇后了，是十分荣幸的事。李渊笑着说你们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不亦贵乎”？



而初唐最有名的外戚，则非长孙无忌莫属。但是我对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却有点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倒不是什么佩服的五体投地而无话可说，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甚至以前对这个人物是有些反感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居然就是因为人家是国舅……说是偏见吧，可很俗很俗的电视中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小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对国舅这个词没什么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么简单，国舅当中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卫青，如果按正常渠道的话，基本上后来挂帅出征是没戏的；就像李广，“良家子”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卫青本来的身份只是个奴仆。不过卫青和姐姐卫子夫找对了东家，而李广就只好去哀叹生不逢时。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长孙无忌主动辞职而李世民怎么也不肯答应的记载，竟有些愤愤。可是后来看唐史时才发现，李世民倒的确是不怎么同意大臣辞职的（李靖的情况有些特殊）。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一直坚持，因而这件事上倒对他有些好感。



要说长孙无忌才华也是挺出众的，只是要想找到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怕是没有。不错，唐律的确是他主持修改的，可感觉那件事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吧。凌烟阁上的排位李世民倒真有些偏心了。但，长孙无忌未必是没做什么，或许是史书中不敢记载。比如玄武门之变，那时候在李世民面前提这件事还是不大好的。即使是高宗时去世的尉迟敬德，事变中杀死齐王元吉的“功劳”在墓志上都不曾提及。所以，除了看到长孙无忌等人整天劝李世民之外，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



至贞观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此李世民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在长孙反对立吴王恪的时候，李世民一句“你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你亲外甥才反对啊”是有一些不给他面子的。但抱怨归抱怨，毕竟长孙所代表的陇西贵族是朝廷的一大支柱，还有他也是将来可以贯彻自己政策的大臣，另外，毕竟几十年的交情。



李世民对他十分的倚重，以其为托孤重臣。只是后来长孙无忌真的有点放肆了，连宗室贵族都不放过。比如冤杀吴王恪——这件事令很多人讨厌起长孙来，连毛主席对此都有微词。不过，令我更加同情的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的单单凭着一句“吴王类我”而著名的李恪，而是为大唐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使长孙无忌的形象打了折扣。挺为长孙无忌叫屈，这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唐朝初立之时，自然要有旧臣的拥戴和亲贵的出力，但单是如此，则未免沉闷。下一篇要介绍朝堂之上的新鲜血液——有了他们，唐初的舞台格外绚丽多彩。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八：唐初大臣众生相（下）






　　这篇所要写的，就是上篇中所说的新鲜血液。他们大部分都是庶族，而且多为太宗朝的大臣，高祖朝中的大臣们则多为亲贵。这与他们当初的身份地位经历都有关，但无疑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法使得大唐的政治舞台更加充满了活力。



　　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大了二十岁，在李世民自己的这拨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大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的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大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大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他当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大了。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小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的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的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一个陌生人甚至破口大骂出来，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大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的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大臣的解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小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中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就是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中是夸大其辞，但这属于小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大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的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大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大逆不道（庸俗电视剧中庸俗台词，但确是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中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大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的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气的没话说。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的太多，那么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酋。



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但于国于君都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的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



魏征提出的问题当然大多数是有用的，可有些事情似乎也管得宽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在宫中搭了一个高台，经常登上去远望昭陵（也不知人自己看自己的陵墓是什么感觉，不过他当时是思念亡妻，大概不怎么想到这点吧）。有一次，他错误的把魏征也拉了上来，于是，这也宣告了这个台子被拆掉的结局——李世民要他看昭陵，他却装作没看见，李世民一不留神上了当，用手指给他看，哪知道，魏征竟然说：“啊，昭陵啊，早就看到了，我以为皇上说的是献陵（李渊的陵墓）。”这等于是说李世民只惦记着亡妻，却不想念亡父。这话是很刺耳啊，而且也毫不留情面，李世民当下就落下了眼泪，然后马上拆台——这可以算是魏征拆的台吧。要说皇后对魏征可是有过救命之恩的，可是他却拆皇后的“台”，心里暗暗想到一个词：人走茶凉……当然这件事不是这么曲解，只是觉得，人家夫妻伉俪情深，又是刚去世，思念一下不但正常，而且也难得啊，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吸取了教训，三年后到献陵去拜祭先父的时候，李世民那可是动了真感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因此上这件事魏征真的是多虑了。



太宗手下最有名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在演义中并不是第一位的勇将，可是在史书中，却觉得这个第一的称号非他莫属。李玄霸、宇文成都、罗成这些小说中耳熟能详的人，实际上要么死的早，要么就是没有，像秦琼那样的被抬高，简直是件莫然其妙的事，程知节则被写成了一个废物一样的人。实际上，秦琼、程咬金等人应该都差不多，反正也没比过，谁更强些不好说。但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却是没有尉迟恭的多。



　　尉迟恭本来是唐的敌人，甚至大唐还因为他牺牲了一个郡王级的烈士李孝基，不过要是没他，李世民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唐的一个亲王级的烈士了。李渊本应很恼怒他才对，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压下火来原谅尉迟恭，但可以猜到，其中李世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还是儿子亲些，所以那个仇也就不报了。



　　于是尉迟恭又成为秦王卫队的一员大将，属于保镖型将军。由敌人到嫡系，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身上下的功夫还是真不小。如果不厚道一点用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经典的“收买”案例。李世民当时拿出的钱虽多，但比不上后来李建成那一车的东西，可问题不在于钱有多少，而在于时机，更在于，李世民并不是纯粹的用钱来收买，他的以国士待之终于使得尉迟恭对他像豫让一样回报智伯。当时尉迟恭没有收，表明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将军，同时也不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小人。平常来说，一般很快的便找着机会报答不大可能，可是不久秦王就有一次遇险，被单雄信追的挺狼狈。自然了，这时便是尉迟恭嘿咻嘿咻的过来把敌人打跑。按说李世民自己也是很英武的，这样子狼狈还是第一次，如果再以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有意落败，为了给尉迟一个立功的机会，好把那盘金银打发了。自然，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世民，不过即使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失色的秦王，这一次的表现确实有些蹊跷呢。



　　在诸多将军中，李世民似乎最愿意带着尉迟恭一起闯进沙场，一方面说明尉迟确实非常勇武，另一方面，在诸武将中，尉迟和秦王的关系似乎是最好的了。可能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吧，因此比较投机。可以说，尉迟是绝对的秦王死党，他可以为了秦王一句赞马的话跑到敌阵中去夺马。只不过面对太子那车金银不大会变通。李世民说把金子收下来然后顺便打听情报固然是妙招，但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怕有点解释不清——毕竟尉迟是个武将，哪里有那么多心眼……既然敬酒没吃，后面肯定就是罚酒了。在狱中很是受了些苦，终于在李世民的求情之下出来了。于是出来之后的尉迟恭非常积极的劝李世民下手，并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元吉。



　　但，在以文治国的贞观年间，尉迟恭却有些有力无处使了，也许也很有失落感。有一次在晏会上居然动手打人，打的还是江夏王李道宗，可以想象，李世民得有多生气。不过还好，闯了这么大的祸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算是警告处分吧。不过李世民居然提起刘邦来，这个是满吓人的——只是他不知道日后还有个名叫朱元璋的小伙子，比刘邦那是狠的多了。那么，话已至此，任谁以后都不能再犯，所以尉迟恭后来安安心心的过起了舒服日子，据说是信起佛来。有一次在电视看到一个节目说是某座寺院，里面还有供奉人尉迟恭的塑像。印象中的尉迟将军黑不溜楸，五大三粗，金刚怒目，威武狰狞……总之，是受了门神画的影响。然而看那塑像，黑确实是黑，但是面目却很周正，虽则刚武，却并不野蛮粗鲁，当时吃惊不小呢。



忽然想起秦琼来，这本来是唐史中挺平常的一位将军，不知怎么到了演义里就一下子那么威风起来，而且还编出了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来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事实上，秦琼的爸爸很多半不是来自于陈朝，而罗艺的妻子姓孟，当然不会是小说中宁夫人的妹妹。选这样一个人来神话，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秦琼确实非常骁勇，在美良川，曾大破尉迟恭，也就是“三鞭换两锏”故事的原型。但秦琼比较平和吧，在秦王府中没受到什么迫害，不像尉迟恭、程知节他们又是入狱又是调走。贞观中，秦琼多病，他把原因归于自己当初流了太多的血，这放在今天觉得有些好笑，但古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看《红楼梦》里袭人有一次吐血，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如果拉他们到现代来献血的话，他们一定吓的够呛。



和秦琼常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程知节，就是演义里那个草胞程咬金了。小说的力量真是无穷，这本来差不多的两个人（感觉程知节更勇猛一些），结果经过演义的改写，一个成了天神一般，一个则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他敢拿李世民做人质交给尉迟敬德。他和秦琼早年都在来护儿手下为将，后来都在瓦岗，瓦岗失败后也曾短暂的投奔王世充，奈何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是个老巫婆所以不愿久留，于是两人阵前又一起投奔了唐军，后来又一起成了秦王的护从人员，一起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没有在一起死，程知节活到了高宗时期，结果老将军又挂了一次帅，却是失败告终，于是被罢官。尽管后来又封他为岐州刺史，但老迈的将军很有自知之明的主动辞职了。其实程咬金比秦琼更忠于李世民，当李渊要把他调走的时候，他说就是死也不走。秦王就是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才取得了政变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得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



　　李靖李卫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在唐初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文武兼备。



　　不过从唐朝开始李靖的形象就被歪曲，编出了什么虬髯客和红拂——难道李靖是拐骗妇女的人吗？一经加工，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本来比李世民大二十五六岁的李靖常被人们认为是和他差不多大，然后又演义出来一个类似于妖道型的军师形象，不过比之于徐茂公还是不错的，徐茂公被编的更像妖道。



　　其实很希望能看到一场李靖和李世民的交战，不过这是不可能了，因为跑去告密的他困在长安，结果就只能等着得罪了的人发落。可当时李靖身在马邑，怎么能看出来李渊要谋反呢？推测是李渊拉拢过李靖。李渊虽谨慎，但不是没向人说过自己的想法，除去自己的儿子，他和宇文士及就曾畅谈大事，可见，李渊不是一个心眼的死也不说，只要是他认定的人，会透露点东西。而李靖表面上也许答应，至少不会拒绝的太干脆，不然李渊哪能留个后患？然后李靖偷偷跑去要告密。真不知他是出于什么目的，难不成真要保隋？没想到山不转水转，自己转到了长安，李渊也转到了长安。要不是李世民求情，那么今天看到的记载顶多就是“马邑李靖欲往江都告密，滞长安。长安下，斩。”告密的行为李渊当然生气，但事先应该有准备，纸包不住火，总会有人告密的。因此单纯的告密李渊还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当是李靖的背叛使然。李渊在乎的很可能就是李靖对自己的背叛。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渊后来一直对李靖不大放心。或许也正因此，李渊才格外对他注意，就连拖延出兵这样的小事都就想到要治他的死罪——李渊自己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大事，要不然何不正大光明的定罪呢？幸亏李靖及时立了功，也幸亏那个接到李渊密旨的人没有照办，不然现在的记载则是“将军李靖，怯战，不出，斩。”总之武德年间，李靖一直跟着李孝恭，虽然也算是立了功，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些不得志。



　　有着“崇高”追求的李世民，找到了李靖，可咱们李大将军真是遵纪守法好公民，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硬是没答应。不过李世民后来倒也没计较，反而重用，这可不是一般的大气了。不过心理上的隔阂或许还是难免有一点的，比如刚灭完东突厥回来就是一个下马威，还有对于李靖的辞职，往常李世民都至少是挽留一番，这次则是允许李靖光荣退休了。当然，李靖的地位待遇一直还是很高的。毕竟李世民还没有那么阴鸷。



　　李靖最为人叫绝的是他的战绩和一部《李卫公问对》。贞观时期李世民不再方便亲自挂帅，也不像李渊那样非自己宗族者不得为帅，他起用的是两个外人，而且还是当初没支持自己的外人。于是李靖终于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灭东突厥一役，率三千奇兵攻定襄，又率一万精骑趁颉利不备一举成功，俘虏了当初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唐初对外的几场大仗，李靖多有参与，而且，也可说是常胜将军。另外，《问对》虽然经后人考证说是伪作，但这些却绝对是内部资料。看他们讨论奇正简直就跟讨论哲学一样，大有《老子》的风格。



　　但人总有老的时候，李靖后来无法再上战场了，但这个资源怎能轻易浪费？于是李靖又收了几个“徒弟”。可没想到，侯君集居然告了一状，说李靖是因为想谋反，所以根本没有把全部知识都传授下来。再问李靖，李靖则说侯君集要谋反所以才贪心的想学全部的东西……有句不雅的话叫“狗咬狗，一嘴毛”，虽然不中听，但倒是满形象的。事实很争气的验证了李靖的正确。不过李道宗也曾提醒李世民侯君集要谋反，看来这位侯将军还真是不小心呢，只是李世民好像没看出来，一直不肯相信。因为当初侯君集很忠心的跟着自己，所以是十分信任，也许在他看来，以前那样的凶险都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背叛自己呢？这个不单是对大臣的信任，而且也是一种自信。但李世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谋反了，和当初支持自己一样支持现任太子，为的都是大殿上的那个宝座。因而这份自信和对大臣的信任有所动摇，造成了后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君集真是做了件天大的坏事，连累了自己的同僚啊。



　　和李靖一样，李世勣也是一个在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的人，也同样在后来受到重用，当然也李世民对他也一样有些不放心。



　　李世勣就是前文提到的徐茂公。小时候听评书听到这个名字，于是去翻书找，可是怎么都没找到。好容易找着一个字懋公的人，可是居然是姓李。后来才知道人家原来是被赐姓的。有些愤愤，本家一个这样子的名将，居然改姓李了……那么通常是称他为李世勣，虽然犹豫再三，决定本文也统一用“李世勣”，毕竟他活着的时候后半生都是姓这个姓的。



　　演义里把他写成一个神乎其神的妖道军师，想象一下的话肯定是一派文人气象，但历史上的李世勣十几岁就干起了杀人的营生，后来则成为名将，与文人似乎从来都没怎么挂钩。这倒是个大的趋势，唐初尚武，即使是文人而不会武也会被笑话。



　　李世勣有过两次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其中一次做了人家的俘虏，当然后来是逃回来了。只是这两次惨败实在有些不幸兼不光彩。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他成为唐朝大大的名将。



　　李世勣在并州类似于流放一样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这可不是流放或者皇帝的疏远，相反正是因为皇帝的信任才会这样，不然在一个地方呆十几年，除非是后来的蕃镇军阀。



　　为了给太子多找几个托孤的人，李世民便把李世勣调到了中央，就是在培养托孤的骨干力量了，所以着手拉拢他——之所以说是拉拢，是因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动用心机暴露了他的真实态度。一次李世勣生病，大夫开出“须灰”这种药引。收买人心的机会不是很多，一定要抓住，而且丝毫不能犹豫，如果李世民顾虑剪了胡子之后不好看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而且还不能用替代物，伪劣假冒的不行，货真价实才能打动人，而且最好还是让他看出来……也不知李世民当初有没有想过这些，不过他行动是很果断的，一看到这个药方，便立即动手剪胡子。还有一次李世勣居然在皇上面前喝醉了酒。不该啊不该，还好酒后的表现不是撒酒风，只是睡个觉而已。于是机会又来了——说句题外话，李世民大概是最会抓住机会的人了，看他收降尉迟恭时就是准确的把握了时机——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徐的身上。只是李世民要是得知后世另有个叫赵匡胤的小伙子就是因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不知还会不会这么草率的把自己衣服给别人穿。而第三次，则撕下了罩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用关系——“如果他不听令，就杀了他”。印象中，唐太宗还真没这么阴沉着说过话。因此，李世勣本来是很值得我们同情的。然而，李世勣的反应也是超常，接到圣旨就立刻走掉了……



李世勣后来在立武后的问题上表现不如其他几位，于是难免遭到后人讥讽，又有人认为是对李世民的报复。李世勣在此事上表现是不尽如人意，但只怕他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是那样子。而另外几人反对也未必是看到武后将怎么怎么不利于李唐，多半还是因为她身份的关系。这也未必有多高尚。



忽然间想起徐的好兄弟单雄信。事实上单雄信最后死时可不像锁五龙那样的戏里或是演义里那样死的多惊天动地，不但李世民没求他归顺，反而不同意徐为单的求情。不同意把此事归为李世民记仇，因为薛万彻、冯立、魏征、王珪这些当初的敌人他都可以不计前嫌，没理由认为他因为这件事而一定非杀单雄信不可。其实，单雄信轻于去就，翟让死则投李密，李密败则归王世充，王世充降又想求老朋友求情到大唐，的确不是很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李世民杀单雄信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很可能武德年间看到秦王势弱的单雄信会成为秦王府中第一个叛徒。而李世勣与单雄信的不同是，尽管他在窦建德那里受的待遇十分的好，但他仍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回来，而如果是单雄信，还会那样逃回唐朝吗？



李世勣其实是有些别人说的圆滑，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不想参与政治斗争。李世勣对名节倒是真的在乎，他的弟弟李感被王世充抓到的时候就拒绝为之招降李世勣，当时他说：“家兄立身，不亏名节……”



最后死的时候李世勣还是很达观的，除了朝廷赐的药，其他的药全都不喝——似有些求死的意思。他不想自己的子孙像房遗爱那样败家，所以定下不肖子孙就要打死的规矩。李世勣说他不需要什么贵重宝物陪葬，只要一件朝服就够了，因为他还可以穿着它去见先帝，可见是十分的忠心了。但是他的孙儿徐敬业正是因为忠于李唐才会使全家遭殃。九泉之下，李世勣也只有摇头叹息了吧。　　



其实唐初大臣人数众多，很多还没有写，比如武后时期的名相狄仁杰等等，则且很多都很有说说的价值。但限于篇幅，也只能写到这里。



有了唐初大臣们丰富多彩的众生相，唐朝的凌烟阁从来都不会冷清。

心中之神

初唐人物随笔之九：唐代的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






唐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朝代，那个时期的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解放的，体现在各个方面，因之，唐代不但男子英才辈出，而且还出了绝世双“娇”——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和历史上的“千古一后”。

有人曾经评过，说如果对应千古一帝的评选(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个全民投票选哪个是千古一帝)，再来个千古一后的评选，那么长孙皇后当选的概率是很大的。纵览中国古代的皇后们，像有名的吕雉、窦太后、卫子夫、贾南风、独孤皇后、长孙皇后、马皇后乃至慈禧太后(皇后是没当成，但太后好歹也是个“后”)……太多了，但真正以贤德著称的却没几个，而且很多当皇后时没什么名气，但当了太后却颐指气使起来。像窦太后，当皇后时倒没见怎么样，而当了太后之后，便有了“资本”，连皇帝也不敢管她。看现在电视上把她渲染的多厉害，可事实上，窦太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若说心计城府，其实她还不如王娡(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和吕后更没法比，吕后虽然狠，但是政治才干、手腕都是有的。把窦太后捧起来，纯粹有点偶然。卫子夫可惜最后不得善终。贾南风，一个著名的丑皇后，败家误国，西晋之所以灭亡的比较快，不能不说她出了很大的力。另外，独孤皇后固然有些才干，只是她的善妒却更出名，尤其是她还曾把皇帝杨坚气的独自一个人跑到野外生闷气，大臣们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马皇后倒是不错，只是她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着实太微薄了，比方说她曾劝过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可事实上，朱元璋杀人比谁都多。慈禧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她要是能选为“千古一后”，那真是I服了you……



唔呀，废话不再多说，该咱们的主角闪亮登场了。



古时历史不大注重记录女子的名字，像《汉书》里有很多“姬”也并不是本人真名，当然不排除真有叫“姬”的。但像吕雉、王娡的名字记的这么清楚，毕竟不多。长孙皇后的名字也没有记下来，比较可惜，那么下文为称呼简便，就以姓代名了，称之为“长孙”。



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两兄妹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哥哥高士廉的家中居住。而长孙晟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女儿的婚事定了。《新唐书》写他哥哥长孙炽因为知道窦夫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猜测她一定会生出了不起的孩子，所以劝他弟弟要与李家联姻；《旧唐书》没有这段，而是说高士廉因看到李世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了不起，于是便把外甥女许配过去了。——只是长孙炽和高士廉既然都看出来李世民将来有出息，但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嫁了过去……



长孙嫁给李世民的时候才十三岁，大概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意思吧，不过当时李世民也不大，是十六岁，最多高一。在现在来说可以算是“早恋”，不过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个问题，李世民的母亲窦夫人去世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十六岁。两件事哪个在先已经无法考证了，推测应该婚事在前，否则不符合守孝的规矩。不过这一年李世民可真够忙的，据说雁门那次炀帝被围，十六岁的他就去雁门从军小露了一手……然而这件事的可信度却不高，但作为写小说的素材倒是可以参考。后来长孙有一次归宁，结果舅舅的一个妾居然看到她的门后有匹二丈高的大马，吓的不轻。于是占卦，占出来遇坤之泰，“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要说准的确够准，不过现代人们对此类事物抱的态度大多是认为迷信，是后人写史时神化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不能一杆子打死，像武德九年那次太白经天，应该是确有发生的，一来天文志上也这么写，二来后来太宗也曾有些埋怨的对奏此事的傅奕说：“你老兄前面奏的这事，差点把我干掉……”长孙所遇到的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反正天下大乱，凡是贵族都可能会遇到几个占卜者说他们是大贵之像，只不过没应验罢了。像李密，他和那个“桃李子”的歌谣可以说贴的最近，但也是大的反王当中最早被拉下来的。



后来到了唐朝时长孙首先是成为了秦王妃，这一时期她的作用主要就是“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然而平日这么温柔恭谨的一个女性，玄武门之变时还亲自慰勉众将士。有一说李世民事变时是把她带到了玄武门的，当然这可不是把她当作女将军来用，也很难想象长孙拿着刀剑在众军中挥舞厮杀。不过那种场面一般女子多半是看不到的，一旦看到不知道要怎么大呼小叫——不晓得长孙当时什么反应，但联系她亲自慰勉将士的镇定，应该不会很失态，长孙的确够坚强。从记载来看，秦王府后来遭到冯立等人的围困陷入危机，反倒是在玄武门的李世民相对安全一些，也就是说，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实际上反而安全。另外，如果事败，也方便两个人一起死——不用我说，估计你也能想起来常听到的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谓夫妻情深就是如此。想象一下如果事败，两人双双自尽的情形，可不亚于项羽和虞姬。不过当时乱糟糟的，长孙纵然不会披挂上阵厮杀，但也得穿得利落安全一点，所以多半还是得穿上铠甲，至少是细铠，也就是说，我们亲爱的皇后此时一定是非常英姿飒爽的……



再后来，随着李世民短时间内由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长孙自然也是步步高升，由秦王妃到太子妃再到皇后，终于应了那个“遇坤之泰”的卦。



当政的李世民有些事情想和妻子商量，但长孙主动的放弃了参政的机会。也不用给长孙扣什么封建道德的帽子，把现代的说法扣在古人的身上是不现实的。长孙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什么都不管，像魏征有一次惹得唐太宗生气到恨不得杀了他的地步，要不是长孙皇后“上有贤君，下有贤臣”的这么劝，虽说多半也会自己消气，但还真不会那么快。此外，看到历史上外戚最后多无好的结局，长孙也非常明智的劝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辞职，同时也劝李世民不要给长孙无忌高官。似乎是为了印证长孙皇后的正确，后来长孙无忌最终还是被迫自杀了。不过这与他是外戚的表面现象关系还不大，主要原因是长孙无忌是托孤重臣，难免有些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又与武后不和，这样当然危险了。



长孙皇后是一流贤后，而且也非常有才，写过《女则》。后宫中有了长孙皇后，李世民省了不少的心，而且有时他发火，长孙皇后都能婉转的劝止，于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而且，她待人又是非常的仁善，对后宫姐妹颇有照顾，很受爱戴。所谓标准的母仪天下，就是这样了。



只可惜，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了她的贤惠，而忽略了皇后与皇帝的爱情，更有甚者，因以前有部电视剧里发展了杨妃这一条线，因此惹得有些不学无术之人真的以为李世民最爱的其实是杨妃，但是查阅历史的话，如果不是生了李恪，那么新旧唐书都懒的写上她一笔。反倒是《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一次太宗想要立曹王李明的母亲为后，只是因为她过去是齐王妃的身份而罢休。这是见于史册的，另外一位是考古考出来的，即韦贵妃，按后宫等级来说，贵妃是皇后以下最高的，可见也十分得宠。但如果说感情最深厚的，那么非皇后莫属。李世民和长孙的确是患难夫妻，宫廷斗争中是，当了皇帝皇后以后也仍然是，就连生的病都一样，都是“气疾”。大约贞观十年左右，李世民病了一年，长孙皇后随身携带着毒药，准备万一丈夫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义不独生。其实殉节这套东西是经过程朱理学之后到明朝到达高峰，唐朝反倒是不怎么讲究这个的，这完全可以说是因为长孙对李世民的爱而致。不过后来李世民的病好了，但一直也病着的长孙却加重了病情，终于于贞观十年去逝。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对她十分思念，像以前曾提过立台一事，只是魏征老儿不解风情，硬是逼着太宗把台毁了。



长孙皇后可以说很完美了，几乎找不出来缺点。不过她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因争位而罢黜，因此难免有人批评她教子无方。但实际上这也不单纯是教子有方无方的问题，李渊把几个儿子都调教得十分厉害，可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一场争斗。其实长孙生前对孩子们管教还是很严的，太子承乾的乳母说东宫的器物少，要求添置几件，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可见她并未宠着孩子们。另外，长孙在世的时候至少还是相安无事，只是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必然会有权力方面的争夺，这不可避免，批评长孙教子无方没道理，批评李世民教子无方也不公平。何况，哪个朝代没有争皇位的事呢？



要说立储更乱的当属李治和武则天了。反正就四个儿子，太子轮流当之后，皇帝也是轮流做，可当来当去，最后皇帝玉玺还是跑到了他们母亲的手中。



武则天的事迹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艰苦历斗白手起家的典型，她后来的地位权力无疑都靠她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只是有些手段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狠。通鉴里写的清楚，“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为了自己的地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不忍心杀掉。对这件事，为她辩解是没有必要的，以此来批评她也不客观。既然史书上记下了这一笔，要想推翻事情的存在，说什么“这件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靠的也只能是臆断，再者说，像武则天那样的女子，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干的出来的。但她当时处境并不是很安全，而如果她自己尚不得保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即使活下去，只怕结果也未必会好，所以为了更高更稳固的地位，武则天不惜用这种手段嫁祸于人。然而古人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换作别人在她那个处境下，只怕也得这么做。回头看看萧淑妃的女儿吧，年龄很大才得出嫁，而且也是将就了事，武则天根本就没打算让她们过好日子——可见当年的仇怨是多么的大。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得势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她们，武则天的孩子们也不会过得十分幸福。



宫廷中就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武则天就生存了下去，如果没有狠劲是办不到的。她有一次在太宗面前驯马，就很能体现其性格：如果不能驯服马的话，那么即使再好的马，也是没有用的，干脆就杀。这和朱元璋的“士不为己用则杀”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太宗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尤其还是女人，这和长孙皇后的温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也不一定，反正可说是两个极端了。也正因此，实际上太宗时期武则天并没有像有些书中写的那样得宠。应该说，李世民自己就是非常刚强(但不残酷，至少他没有杀掉当时在大好形势下还要归隐的王绩)的人，他比较欣赏的是像皇后和徐惠妃那样的温柔女子，倒是李治性格比较温和，而武则天性格则是刚强的，所谓性格互补就是如此。



武则天除却果断，还十分有心计，这就不是一般的厉害了。《红楼梦》里曾有人这样评价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无论哪个朝代出来个厉害的女角，基本上这句话都能适用，但真正能让男人万不及一的，则首推武则天，原因是她还有着有些男子都没有的气度。骆宾王的千古名篇《讨武曌檄》写的很有气势，同时把武则天也贬低到了极点。当面被人这样揭短，尴尬自然是有些了，如果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脸皮也是太厚了。于是，一句一句这么念着，一句一句这么尴尬着……突然，结尾了，武则天也许早就盼着快到结尾，但是当她听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文章的气势与文采令她折服了，霎时欣赏更多于尴尬，因此她问作者是谁，答曰：“骆宾王。”“这是宰相的过错啊……”这篇檄文能流传至今，不能不感谢武则天当时没有禁锢此文，而看过了明清的文字狱后，也不能不令我们佩服她的胸怀。



武则天虽然是个女强人，但也总有女人的一面。现代很多电视剧里只强调了她政治上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小时候台湾有部电视剧《一代女皇》，里面潘迎紫演的武则天，前面清丽可爱，后面的打扮却是不敢恭维了，气势是有了，但是也实在很吓人的，潘迎紫那么漂亮的人，居然给画成了那个样子……大陆拍的《武则天》化妆倒是正常了，只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有失偏颇，但最后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老了的武则天让上官婉儿穿上她年轻时的衣服，然后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漂亮多了……”武则天还会这样说？可能你的第一感觉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却一下子把武则天拉回到了人间。女人总是希望是自己漂亮的，武则天就是再像个男子，也只是像而已，毕竟她还是女子。武则天年轻时一定十分漂亮，从那画像来看，有点典型唐朝“美人”的意思，但是古时的画像只怕大多数情况下作不得真，别人不说，你去翻翻初中时的历史课本就可以了，看看司马迁是什么样子的，便可以想象古时的画像会有多真实。因此，虽然武则天经过细心打扮之后坐在那里，郑重的等着画师给她画像，可是画师“斜睨”(也许不敢斜睨，但是瞥、瞟等词就更不合适了……)着看了她两眼，依旧按照自己应该画的模样画了起来——我猜那时画像是有个标准的，有一次看某个版本的唐代皇帝画像，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是两副面孔，一个是李渊式的，一个是李世民式的，不过两式区别也不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唐代皇帝都是他们的子孙嘛，为了体现皇帝血统之纯，所以他们必须得长的像祖先，幸好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何物。那部《大唐情史》我是没兴趣看的，但看到了一个镜头，恰恰赶上画师为高阳公主画像那点。这里面的高阳太过愤世嫉俗，但这个地方的牢骚发的倒是正确，她说什么忘了，反正就是说画师画的不像。呜呼，这地方有点跑题了，说到哪了？对了，这样的武则天才更真实一些，不过这几个武则天似乎都不是太称人意，反而《大明宫词》里那个配角的武则天受到好评更多，虽然戏说成分大了，但武则天平易了一些，离着人的距离也近了，但依然保持着女政治家的风度，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武则天？



前面说到小公主的事情，而后来，李弘、李贤的死，武则天也都有嫌疑。不过，李贤赋的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搞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报蔓归”，真的起了作用，后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最终得以保全。也许，这和他们两个比前两个无能有关，又也许，真的像李淳风劝李世民时说的那样，三十年后，那个老人也许还会有些慈心的。总之，武则天废了中宗李显，又从儿子李旦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玉玺，开创了一个女皇时代。



我不愿把周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我太爱唐朝了，不忍心破坏它的完整，我有时甚至有些讨厌武则天，可是想想，也真是无聊呢，自己又不是唐朝的遗老遗少……



当皇帝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果是个男皇帝的话，这个年龄可真是爷爷级的了，像清朝登基年龄最大的是雍正，也只是四十五岁，很多皇帝甚至还没活到这个年龄就死了。道理很简单，武则天是女皇，即使在开放的唐代，这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跨过很多的障碍，耗去了她太多的青春，终于在垂老之时，迈向了人生的顶峰。



人总有更老的时候，总有死的时候，那么武则天也要面临着立储的问题。究竟是立儿子呢，还是立侄儿呢？这就得感谢狄仁杰了。狄仁杰很清楚的告诉武则天，如果立侄儿，将来姑祖母的后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了，那么，只好把她请出宗庙；立儿子的话，那么还可以千秋万岁配食太庙。经过几番劝说，武则天终于决定立儿子李显为太子。最后，让位给李显的武则天令去帝号，仍称自己是则天皇后。死后，仍和自己的丈夫李治合葬，也因此乾陵成了一座埋葬着两位实际独立当政的皇帝的陵墓。山不转水转，自己一辈子想转出这个圈子，可最后却仍无法摆脱自己是李家媳妇的身份，不知武则天那一刻，脸上曾否有过一丝苦笑？



其实，除这双“娇”之外，还有一位“皇后”也比较特殊，就是李渊的夫人窦氏。窦夫人没有等到李家得天下的时候就死了，“太穆皇后”是死后加封的。她是北周公主的女儿，从小就很聪明，所以她的父母不肯把女儿轻易嫁出去，便设一个孔雀的屏风，如果有人三箭内射中孔雀两眼的话，那么便同意婚事。此法其实也有弊端，如果来了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怎么办呢？又或者，公子当中没有人能够有此箭术，也是伤脑筋的一件事。还真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幸好李渊的箭术还是有准星的……



窦夫人生的几个孩子，的确都很出色，比如平阳公主，也是位女中豪杰，现在山西那里娘子关仍是重要的风景区，据说就是当年平阳公主把守的地方。窦夫人很有才学，她摹仿李渊的笔迹，竟能以假乱真。李世民酷爱书法，其实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窦夫人也很有见地，她建议丈夫把自己得到的几匹马送给炀帝，可是李渊当时没有听，后来窦夫人去世，李渊为了摆脱自己面临的困境，想起夫人过去的话，便依计行事，结果果然做了将军，由文官而为武将，手中有了兵权，也就是有了发家的资本。于是他哭着对着儿子们说：“要是早听你们母亲的话，我早就当这个官了……”



李渊对窦夫人还算是一往情深，尽管他后来有若干嫔妃，但却不再立后，这不能不说，是与对妻子的怀念有关的。唐代的帝王对自己的正妻都比较重视，遍查唐史，只有穆宗有三位皇后，其他人基本上都控制在一两个之内。即使是玄宗那样宠爱杨氏，也只是立她为贵妃，却自始至终没有立为皇后。这个传统大概和高祖太宗作了好榜样有关，因此有唐一代，虽然宫闱之事比较乱，但皇后还是宁缺勿滥的。



李渊不再立后，或许其中也有政治原因。李渊被几个儿子搞晕了头脑，如果再立后的话，那么新皇后的儿子也要加入争储大军，自己可就真吃不消了。这是皇后不在，如果皇后在的话，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窦夫人生前是最喜欢的是次子世民，四子元吉则是像貌丑陋，窦夫人有点受不了自己居然会有这么难看的孩子，甚至都不肯喂奶给他。窦夫人虽然是位很有见地的女子，但这时却体现出来像春秋时武姜一样的任性。武姜就是因为生长子寤生时难产而厌恶他，偏爱另一个儿子，最终导致兄弟相残。如果再联系同样疼爱次子杨广的独孤皇后在废立太子问题上起到的催化作用，那么，窦夫人将扮演的角色，多半和她们差不多。可是历史往往超出人们的遵循的逻辑，不然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的偶然？李渊能吸取隋文帝的教训而不肯改立太子，那么窦夫人又何尝不会吸取教训反而压制李世民呢？总之，如果窦夫人在的话，那么变数是很大的。



除了李家的媳妇，李家的公主也都比较有意思。前面提过了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其实很多，但嫡出的就这么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姐姐也是平阳公主，但比李渊的这个女儿差了很多。李渊其他的女儿，如果不是武德年间生下的小公主，基本上都是李世民的姐姐，而那些小公主，怎么说呢，有的命运有点糟糕，被二哥用去和亲了，而太宗自己的女儿却没有一个嫁到蛮夷之邦的。有时想，难怪太宗对和亲这么开放，因为他从不嫁自己的女儿，有一次有人泄露了公主不是皇帝的女儿，于是太宗大怒，将那人贬官了。像有名的嫁到吐蕃的文成公主，史书写是宗室女，出嫁时由李道宗送去，松赞干布见到他，“执婿礼恭甚”，因此人们多由此认为是李道宗的女儿。不过唐朝的和亲和汉朝前期的和亲是有所不同的，简单来说，汉的和亲是被迫的，而唐的和亲却是主动的，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还以吐蕃为例，文成公主和亲就是在打败他们之后。小时候不大理解，既然都打败他们了，又何必再派公主去和亲？其实现在也是似是而非懂，据说主要是为了加强巩固关系，这种先打后拉的手段是比单纯的强攻更具效力的。



除了和亲的公主，其他的大多数都基本平安的过着一辈子。对了，想起来李渊有个同母的妹妹，比李渊还长寿，一直活到了永徽年间。皇帝的女儿是公主，皇帝的姐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姑母是大长公主，皇帝的姑祖母是……也不知高宗是怎么给她加的封号，好在高宗时间够长，不然到了下一代人都不好称呼她了。



和亲的、平安的都算过来了，如果还要再算的话，那么就该数数不平安的公主了。早夭的公主中，李世民对晋阳公主十分痛惜，她是长孙皇后的女儿，母亲死时年龄太小，很可怜。她本来有望继承父亲的“书法事业”，她临摹的太宗的飞白书竟也能以假乱真。但可惜的是，这位未来的女书家死的时候才十二岁，害得她父亲伤心难过了好多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下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高阳公主，不想提那个《大唐情史》，把高阳演的太过了，高阳是非常傲气，但不是愤世，她的母亲正史也并未记载下来，应该说电视剧里演的实在是瞎编。她嫁给房遗爱是有些委屈的，为辩机(顺便说一下，这个辩机多半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来历)的风度才识迷倒也是正常，不过一旦这种倾心趋向了“形而下”，就不正当了。辩机因此而被腰斩，太宗一气之下，这种酷刑都动用了，可见生的气很大，对着心爱的女儿也发起火来，最后父女关系搞的比较僵，甚至太宗死的时候高阳都没有哭。高宗之时，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因而被赐死。另外，这还连累到了吴王李恪等人，一下子死了好多朝廷亲贵，算是高宗时期比较大的一件事了。高宗的女儿本来就不多，两个是萧淑妃的，而另一个则是集父母之最爱于一身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代最有权势的公主了，她很像她的母亲，最后又是悲剧收场，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拿来做文章实在可惜。前几年的《大明宫词》中，那位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太平公主看着实在虚假，真实的她可比这个狠多了，武后中宗时期其实是比较乱的，太平在此时确实对国家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难说她是为了国家，实际上她是有个人野心的。武则天的成功，吹皱了一池春水，像中宗的韦皇后也想做第二个武则天，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梦想着做皇太女……那么，继承了武则天衣钵的太平，有这种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没想到，睿宗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明智(中宗其实也并不十分糊涂，如果他真立安乐为太女的话，也就不会死了)，或者说不明智也不行，因为李隆基是个比太平更厉害的角色。太平公主平生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派术士对哥哥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提到过傅奕曾对李渊说过太白经天的事，李渊差点因此杀了李世民，那么太平公主当是想借此事打击李隆基。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李隆基实在应该感谢自己的好爸爸，连政变的事都省了，直接下定了传位的决心。太平心里一定气恼之极，而且也十分尴尬，可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怎么办？如果她要是老老实实的当她的大长公主，至少在睿宗在世的时候，李隆基还不至于对她怎么样。但是谋反，则是谁也帮不了她了。至于那个裹儿安乐公主，则死的非常之惨，她们母女二人志大才疏，另外，她们的错误还在于不该这么早就扔掉了自己的靠山唐中宗。但是韦氏跟着李显，也的确受了不少的苦，只可惜她要求的回报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得到的范围。



至此，本篇可以结束矣。可惜的是，杨贵妃生活在盛唐，这里就不提了吧。原本是想只写一写题目中的绝代双娇的，结果后来又不由自主的多写了这些人。看起来，本文叫“初唐的女子们”似乎更合适，罢了，就不改了，毕竟还是双娇占了重头戏。总之，没有套上枷索的大唐的女子们，在大唐灿烂的天空下，有的清丽，有的妩媚，有的温柔，有的刚强，偶尔也会露出些许狰狞，但无论是清丽妩媚、温柔刚强，都是丰富多彩，决不会使你有乏味之感。或许，这就是唐朝赋予她们特殊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