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民国历史档案所遭厄运种种，还远不是全部，但也足以说明中国历史档案真是多灾多难。究其原因，天灾与人祸往往形影相随，而人祸对档案的毁坏更为直接，更为严重。在历朝历代的政治对抗、权力争夺中，档案往往作为斗争工具遭到破坏。在政治腐败、国势衰微时，档案疏于管理，或遭火焚，或遭入窃，甚至被外国人偷盗劫掠；也有因无人管理而受潮霉变，任凭虫蛀鼠咬，自生自灭。
本文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王景高
北洋政府档案厄运不断 北洋政府成立后，中央各部、局分别接管了清朝中央各衙署的档案，国务院秘书厅、铨叙局、蒙藏事务局分别接管了清内阁承宣厅、叙官局和理藩部的档案，其他各部也相应接管了清朝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教育、司法、交通等部门的档案，而对那些所谓的“闲散衙门”如翰林院、都察院、弼德院等的档案都不去过问，遂使这些部门的档案不知去向。八旗都统衙门的档案后来大多卖给了纸商。吏部档案也因保管不善而受潮霉烂，又几经周折不知下落。
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宣布改制称帝，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档案文件。但是为了使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不留痕迹，他又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名义，于12月21日通令各省：“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所来的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监督烧毁。如有曾经行知各地方官吏者，亦查明件数，饰令克期缴还，一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告。”据四川巡抚使陈宦报告，共烧毁有关帝制文件68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前夕，为了彻底销毁称帝罪证，又通过参政院下令将各省区“推戴书”全部焚毁，仅总统府就销毁了帝制档案840多件。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北洋政府档案进行接管，中央各部、院都设立了“北平档案保管处”，负责接收和南运北洋政府有关部门的档案。由于接管工作缺乏全面统一的计划，工作十分混乱，在南运过程中又管理不善，档案损失非常严重。当时，各部档案保管处被视为“冷曹闲衙”，以致经费困难，职员薪金发放无着。1928年，内政部就因为发不了员工薪金而出卖档案。财政部也为了弥补经济拖欠，大肆拍卖留在北平的档案，其中包括清代雍正、乾隆给户部的手谕，臣僚的奏折，与外国秘密借款合同，大清银行的股票以及北洋政府的往来函件等重要档案数万斤。由于售价低廉，商贩争相抢购，获利丰厚，给社会造成极大后患。1937年日寇进犯南京，国民政府仓惶西迁，又将北洋政府档案丢弃，以致日本投降后，这批档案仍不知去向，以致于至今都几乎找不出一个北洋政府留下的较完整的档案全宗。至于北洋政府档案留在北京的，抗战期间有不少被日本人掠夺而去，余下的一些也流散到社会上。
抗日战争中档案灾难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呈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将宫中珍品装箱南运。装箱工作始于1932年秋，至1933年结束。
1932年2月6日装箱南运的珍品有整整两火车，3月中旬决定将图书、文物运上海，文献档案暂留南京。所有文物分五批陆续南运，历时四个月。南运的故宫珍品包括博物院图书、古物、文献三馆和博物院秘书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大量图书、文物和文献，共计19500箱，其中文献馆的档案就有3773箱。1937年“七七”事变后，所有南运的图书、文物、档案又分三路向抗战后方疏散，一路由湖南转运贵州，一路由湖北汉口转运四川，一路由陕西转运四川，其中包括文献馆档案1082箱。三批图书、文物、档案开始分贮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和峨眉山三处。南京沦陷时，南运的图书、文物、档案还有2900箱来不及运走。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由于战事影响，分存在贵州、四川几处的图书、文物、档案又多年在山洞、祠堂、寺庙间辗转存放，保管条件恶劣，损失严重。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7年底才将运到后方的全部图书、文物、档案运回南京。1949年初，这批图书、文物、档案中的一些珍品又随国民党政府运到了台湾。1951年开始，在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档案进行了三次清理，清点出全部档案311914件，其中明代档案3100多件，其余都是清代档案。这批档案历经磨难，在辗转运输中一铁皮箱受损，雨水渗透，长期未开箱，内中档案已腐烂，1977年在台湾南港大水灾中又有一部分档案被泥浆淹没毁坏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档案，随机关移至武汉、重庆。1939年1月，张继等人在国民党五届五次会议上关于筹建国史馆的提案中曾指出：“国府以及各院会档案闻亦有损失弃丢者”，“对国家如此重宝”“弃之如敝履”。抗战初期，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多数机关疏散到乡区办公，档案随之转移，由于搬运频繁，又保管不善，存在防空洞里的案卷霉烂变质，损失不少。1939年初，一些部、会的档案向云南方向转移，在昆明郊外修建库房保存。两年后，因日本侵略军从越南入侵滇、桂边境，这些档案又运往重庆，档案反复搬运，备受损伤。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藏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4686宗及尚未整理的60余大篓档案做废纸出售或销毁；还将1933年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到南京而国民党政府撤离时未及带走的清代玉牒、红档、实录541箱及内务府档案1217箱，开箱进行所谓“整理”，许多档案被劫掠和损坏。在东北地区，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于1937年5月发布《关于旧记的统一管理》训令，决定由总务厅所属的“国立奉天图书馆”集中满洲各官署在1932年前所形成的全部档案。1938年3月，在图书馆筹备处下设立“旧记整理处”。该处负责人和职员大多为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学者和官吏。到1940年，“旧记整理处”共集中了内政、司法、财政、外交等380个机关、团体的档案248万多件。这批档案，存放在沈阳原张作霖帅府的12个库房里，有一部分档案则放在临时搭建的库房内，由于库房潮湿，保管条件差，很多档案变成“砖块”。远年老档损失更为严重。194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旧记整理处”，更名为“沈阳图书馆筹备处档案部”，当时接收的档案有明代档案225件，原清内阁大库档案6，4万件，沈阳故宫所藏盛京内务府档案4万多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集中的各官署档案200多万件。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有一大批日本印刷的军用明细地图堆置在南京，1946年这批地图被莫明其妙的一场大火烧毁。据当时报告称：被毁的有日本印刷的地图60余万张、旧地图20余万张、太平洋沿岸各国地图100多万张。
民国档案搬来搬去受损失 1948年，在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其政府各部大肆焚毁档案，仅铨叙部就动员80多人焚烧了6天之久。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还将大批珍贵历史档案和现行档案携往台湾，从1948年冬便开始有计划地将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以及中央研究院、外交部等机构收藏的大批珍贵图书、档案，先后分三批运往台湾，共有5000箱以上，其中有甲骨文档案、青铜器、族谱、方志、名家手稿以及一部分明清历史档案。此外，国史馆还将多年收集的460箱重要档案、资料、史稿运往台湾。政府中央各部的重要档案也都装箱运去台湾，仅内务部运走的档案就有2700多箱。
民国期间，一些地方档案同样遭到厄运。如甘肃省就曾发生过两次毁档事件：一次是在1913年7月，省财政司司长田骏丰不听劝阻，将原清代布政使署所存明清两代四五百年的十数间房的档案，执意焚毁；一次是在1942年，财政厅长梁敬錞经呈请省主席谷正伦批准，将日本轰炸后残余的档案1392823件，按废纸价卖给造纸厂，化为纸浆。还有，至今保存比较完整的反映一个县历史的四川巴县档案，1927年巴县编修县志会利用时曾经抽走和分散了其中一些文件，后来便被丢弃在长江边巴县樵坪乡天成寺的破庙里，长期无人管理，任凭小孩在档案堆上嬉戏践踏。直到1953年，经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发现后，这批档案才得以挽救。
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转移到后方的大批档案，都分散保存在重庆、昆明两地。1949年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走时，又带走了一批档案，一部分沿途丢弃，大部分遗弃在重庆、成都等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主任王可风等人奉政务院之命，先在南京接收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遗留的档案60万余卷，1952年又将存放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混乱不堪的档案全部收运南京史料整理处集中管理。三年间，先后共接收在重庆、成都的档案4137箱，在昆明的国民党“外交特派员公署”档案50多箱，保存在云南省图书馆的档案4大箱，财政、农林、军政、经济各部及资源委员会的档案8大箱，公路总局的档案8箱，保存在昆明铁路局的抗日战争时的军运档案25宗，还有一部分清末民初的档案138小箱（内有蔡锷的卷宗）。这些档案极其混乱，有的已残破不全，有的一个机关的档案分散多处，经过整理共计有106个单位的档案130万卷。在接收散存在四川、云南的档案时，王可风等人冬季里在云贵山中随货运大卡车同行，历尽艰难……
据王可风等人当时了解，在四川、云南两省人民政府都保存了不少历史档案，如两省财政厅各有三万多宗，两省农林厅也各有两三千宗。成都和昆明两地总共各有十万宗左右。这些档案都比较混乱，调阅不便，有的被虫蚁蛀损和风雨侵蚀，损失很大。四川省人民法院的一间破房子，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就堆放了一部分清代档案，长期无人过问，任凭雨漏尘封，霉烂成块，解放后房屋倒塌，档案便毁于泥堆中。有的财税单位认为税务档案无用而销毁了。
衍圣公府档案的特殊遭遇 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档案中，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单位——山东曲阜文物保管所保存的衍圣公府档案，也称孔府档案。衍圣公府始建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它以世袭罔替、不随王朝改换而衰落的特殊贵族地位，得以保存了历朝历代一千多年活动形成的比较系统的文书档案，包括许多与朝廷官府往来的文书奏折，还有许多记载了庙佃人户抗差抗租斗争的事迹。这些档案，起自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迄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达四百余年，数量很大，正式文件和附件表册以及私人书札不下二十万件。现存档案中，衍圣公府成立时的档案已经不见，有一部分已经残缺。这些档案不完整和受损失的原因，一是宋代金兵入侵，衍圣公府随宋朝皇帝南渡长江到浙江衢州，在仓皇逃难时不会将档案都带走，可能把档案烧了，也可能被金兵毁了；二是元朝的档案没有，明代的档案也很少，有一些明代档案被毁作别用，如有的清代档案卷壳就用明代档案裱糊而成；三是解放前夕，衍圣公府搬运一批古物和文件、衣物到南京去，装箱运到兖州时适逢该地解放，古物和衣物找到了，504卷档案却不知下落；四是解放后保存档案的文书房曾锁起来长期未动，堆放在地上的档案有的已经霉烂了，这批特殊的重要档案遭到了损坏，是很可惜的。
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以上民国历史档案所遭厄运种种，还远不是全部，但也足以说明中国历史档案真是多灾多难。究其原因，天灾与人祸往往形影相随，而人祸对档案的毁坏更为直接，更为严重。在历朝历代的政治对抗、权力争夺中，档案往往作为斗争工具遭到破坏。在政治腐败、国势衰微时，档案疏于管理，或遭火焚，或遭入窃，甚至被外国人偷盗劫掠；也有因无人管理而受潮霉变，任凭虫蛀鼠咬，自生自灭。那些国宝级的甲骨和简牍档案，以及敦煌文书，虽因埋没地下、藏于秘洞而躲过了数千年浩劫，但一经时人发现便被私挖乱采，窃取匿藏，官吏、士绅当作奇货可居的宝贝私相售受，据为己有；外国人也蜂拥而至，或骗取或盗窃，将档案一批批劫掠而走，使我国民族遗珍、国之瑰宝流落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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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09:13:39
发表于 2009-8-20 11:3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