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本纪八>重述

心中之神

转自tanghistory.com  玉搔头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荒唐陈述——《新唐书.本纪八》重述[完]


目次

楔  子：长安秋多蝇
第一篇：枭鸣松桂树
第二篇：鸟散余落花
第三篇：长庆二年春
第四篇：彼狡童兮
第五篇：甘露
第六篇：忆平泉
第七篇：终归大海作波涛

楔子：长安秋多蝇



残山剩水间散落着那么一些宫阙、院落、断桥和荒冢……往事在那里发生；直到今天，往事的残骸还层层累累地堆积在那里。它们引发了思古的幽情，触动着我们的审美敏感点，于是成了一段段历史叙述一个个立体的楔子。思绪都由此发散开来，感悟也是。所以，我们都会这么认为：深深浅浅的历史思考通常具有一种外在形态，那便是山一程、水一程地去游历、领略和凭吊。我们正是通过观察那些呈现在感觉中的旧日生活来认识该特定时空中的生命的。这种拗口的日耳曼式表述当然也可以用一个直白的说法来置换：理解。

虽然，历史作为概念既是有歧义的，是有争议的。在我看来，历史就是理解，就是——


人/理解/人的表现。



究竟把重音落在这句话的那一个部分，造成了所有的歧义与争议。

那么，这种理解如何是可能的？精神分析学说提供了一个答案：移情作用——游历、领略和凭吊的目的也正在于此。站在无限江山面前，我们看着古人看过的长河落日，听着古人听过的风声鹤唳，自然能更好地体验和重演他们的心情——昔日重来。这种体验不是独特的，但就其丰富性而言是日常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所不能给予的。生活不会拘囿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因为历史给我们的生命以多重体验：苦痛、欢怍、悲喜交集……还有缱绻与决绝。

舍此之外，它别无价值。

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总是运用历史来证明什么，或者运用什么来证明历史。在很多时候，他们还希冀历史能为苍生卜筮出茫然的未来，就象长安的桑道茂或洛阳的胡芦生那样。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应验过，从来没有能将活力充沛的人所创造的灵动历史笼罩于它的股掌。当他们全部不切实际的僭妄幻想破灭后，他们以为历史也破灭了——历史有什么用？历史百无一用！人们或许不晓得约翰&#8226;赖弗斯和弗吉尼亚&#8226;沃尔夫的论点，可反历史主义还是悄然成为一种时尚。但是不管怎么说，其他时尚事物都为我们的世俗生活提供了一项又一项新的体验，反历史主义却正好抹杀了不止一种体验的可能。历史或许无规律性可言，但这并不妨碍它为我们铺就一条通往某种境界的体验之路。

所以，我是带着行者的心态去领略历史的，象一个风尘仆仆的远客沿着时间的驿路，走进别人的生活情境，穿行在别人的心情里，从别人的起伏跌宕里获取了我的平凡人生所没有的体验。说是别人的，似也不那么贴切。行者所经所历，不是一处完全陌生的蛮貊异域。那是我的祖先的所经所历，是我前生之所在，是今世之所以然，是前生今世的感觉，是我的肉身未曾到过的故乡。米兰&#8226;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只有在长时间的远走后重回故乡，才可能揭开世界与存在之间的根本的差异性。”回乡其实未必能真的揭开我们几乎穷尽其他一切手段所试图揭开的秘密，可回乡本身表达了揭开根本性问题的冲动。那种冲动指引着我们在多年之后往事重提，就象返回无限江山里的故乡一样，重返我们时间上的故乡，无尽岁月里的，由事件与人物而不是青山绿水来造像的故乡。历史学的全部成就始于那种冲动。

至于为什么选取长安作为我们游历的地点，为什么选择中、晚唐来作为我们深入的时代？是随机的。我们无法判定在长长的颠沛流离后何处可以认作乡关。于是我们随意地选择了还记得的一段，在一段蹊跷的历史前面怔住，长久地思索它的涵义。

不记得是在场合，不知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有人问我，既然对唐朝历史那么感兴趣，何不去西安走一走。

我笑着说：“我是故意不去的。”

我不曾去游历、领略和凭吊，尽管那里有雁塔、碑林、有一座名为兴庆宫的公园和具体位置还待进一步考证的虾蟆岭——对于理解唐朝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应有的缺憾。我的思考好象因此失去了刚才提到的那种常规形态。可我还是不想去。因为：我知道，西安不是现在的长安，长安也不是过去的西安。它们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物质的长安死于天佑元年；长安的精神甚至在此前几十年就已经死了。虽然西安与长安地理位置的经纬度大致差不离，那也不过说明它们是一座老屋的两个房客：前一个已然物故多年、人去楼空了，后一个才来僦房而居。同后者照面并不一定就能使我们与前者神交。我还害怕，后来房客一袭青衿总是会使我们慢慢地遗忘先前房客的衣冠，渐渐地失落那些关于鲜衣怒马的回忆。我对长安本已淡得没有多少墨色的印象一定会被西北工业中心的现实景象所覆盖，使我要叙述的那个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的故事因为失忆而真的失去了发生的地点。

但往昔的岁月又绝不是风过无痕的。西安仍有许多值得流连的东西。所以，我更愿意和西安保持一段距离，但又不至于远到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前一个房客不经意留下的一丁点遗存。因为那一丁点，不管是纸上的还是地下的，都将引出我们的思绪和感悟。有了距离，就少了拘泥。我就可以更为自由地去采撷、编辑和修葺，结构起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应该和中、晚唐时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共同的本质印记，只不过这种共同的本质是以不同的方式外化于感性世界的。场景无法作到细腻入微，可还是很好地强化了移情作用，从而使我对中、晚唐的理解得以深化。

我的游历、领略和凭吊也因为有了一个地点而逼真起来，考究起来，实在得不得了。

那就沿着那条很长很长的道路走进我们的场景中吧。虽然我看不清方向。也许较之多数人的行走来说，是逆向。方向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只需要沿着早已远去的车所留下的轨躅就可以了：不论是荒凉的碛路、庄严的跸道或者从箐谷里蜿蜒而过的小迳，或者涩道，也就是那种用无级次的石砌成的陡斜小路，我知道，它们无一例外地伸向同一个地方。那是路和路的起点或终点、路汇集的地方，给予路和路以存在的意义并证明它们确实存在过——

那是长安，那时的长安，天下的长安和天上的长安。

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原，左临浐灞，右抵沣水，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当它的基础被从重重叠叠地层累着的历史残骸中小心挖掘出来的时候，你是否会以为，就此挖掘出了紫禁城两倍大的兴庆宫三倍大的太极宫大明宫，四倍于太和殿的含元殿，挖掘出作为长安中轴线一百八十六步之宽的朱雀大街，挖掘出被南北走向的十一条长街和东西走向的十四条——它们纵横交错、很有节律地犀分出一百多个坊和东西两市的无限繁华来。你以为挖掘出恢弘到缥缈的气势、生动到眩目的美丽。在这里，十三座城门标识着一年有闰的时间维度；多出来的一 “闰”在北，代表皇家“闰气”；一年四季被具体化为皇城以南东西各四坊的布局；南北九坊则是所谓“五城九逵”理念的贯彻；所有的一百多个坊又作为一个整体暗合星曜之数，仿佛它们和茫茫苍穹中同等数目的天体存在着某种不可言传的关系。正是这种非逻辑的联系如此完整如此精到地体现出了严格的逻辑美感。我想像的长安，无论是被六街九衢分割开来的市井百态、透额纱下仕女光洁如满月的面庞、功名之士华服上工绮的黼黻，乃至在九姓胡牵引下彳亍的驼，都若有若无地泛出唐三彩釉色的光泽来。那是朱红、金黄和靛青以无法说清的比例复合而成的颜色，并且融入了捉摸不定的光亮；有大气的柔和，却包藏着可以恫震世人的夺目。你可以调动你全部意念来构建一座已经消逝不会再有的六陂之城，也可以把它建筑在知性的基础上。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那么长安只是一个点，落在长长时间里，与什么都不联系；那么许许多多跌宕起伏的情节也就失去了展开的平面，变得无所依存。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想像力，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一块残砖，或者线装书堆里翻检出来的一幅没有比例尺的旧图，就足够了，足够使你看到那座若隐若现的城——它使我们的故事从无根无由变为有凭有据：你的想像便是长安。那里的一切，如果分析也许是无数的灵感；如果综合，又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大气魄。是的，那是无数的灵感云蒸霞蔚地聚合出的万千气象，是从前的大气魄在冈阜起伏的六陂上固化而成的琼楼玉宇。

虽然，今天我们在同一地点看到的只有城墙和宫室残存的基础了，灰扑扑地卧在黄土地上。可谁都可以用自己的想像为出土的粗糙轮廓补充上必要的细部修饰。不必为这种想像的真实性得不到证实而惴惴不安，因为长安一直是想像力的来源、想像力所作用的对象，甚至想像力本身、想像力的外化：宇文恺在营造这座永恒的都畿时，不仅参考了洛阳和邺都南城，还运用瞻星揆日、卜食相土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想像力。这使得长安与茫茫天穹以及云天之外存在于想像中的宫阙构建了某种语境下的联系。在真实的土木构造圮坏或化为灰烬，以至于像样的废墟也荡然无存，连凭吊也找不到历史的真迹之后，长安仍然是偶尔激活我们麻木了的想象力的因素之一。能和长安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风情万种的扬州了。可扬州的可观绝对是另种类型的，是竹西路的歌吹、二十四桥缥缈的玉人，是天下三分之二的明月，在无限光景中带着很大的虚空意味，最终这种虚空又被归结为“人生只合扬州死”的风流水转。长安却不然。不管是日近长安远还是日远长安近，它从来都是和骄阳而非明月共存于一个语境中的。它是更为真切的，总是外化为白牡丹、金步摇一类的意象。长安的生命过程是由搏击的生存、沉重的维持和铺张地走向完结所拼接成的，具有纯粹想像所不能替代的实在。总之，长安是幻觉与实物最完美的结合，是用心而不是眼来观察、用魂魄而不是用脚步来游历的胜地。作为认识客体的长安，实证方法所指向的真实性和直觉感悟所指向的诗性同等重要。

即便如此，你仍不能说你已经把握住长安了，历史的线和面上的长安。因为你无法超然其上——这需要高度和距离。天子们将他们的血脉上溯到骑青牛出关的老子身上，唐朝与道家便有了某种杜撰出来的缘分。王朝作为实体存在的两百多年里，终生盘桓在丹炉畔的人们真是不在少数。可他们最离奇的结局也就是尸解而已。谁也没有羽化，取得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飞舞能力，也就无法从那个夐绝的角度回望长安，从而明了其中多少悲欢离合、兴衰成败的奥妙玄机之所在。

在苍莽的大地上方，的确有一只昏黄的瞳仁在薄雾浓云中怔怔地俯瞰着，带着一点忧郁的神情，忧郁中似乎还游离着几分狡黠。可白日是无言的，无助于你理解长安，它可能还是无生命的——它的生命被太长太长的时间搞得没有开始没有终结，至少我们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没有冲动和感慨，或者欣然，或者凄怆，那实不能称之为生命。

有生命的物对长安又都缺乏有高度的审视：

这个城市的上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鹰隼的踪迹了。它们和鲜卑人一起裹挟着大漠的寒流，不可抗拒地入主关陇。宇文恺为长安勾勒出大致模样时，它们在天空中漫无目的地流浪。永徽五年阎立德为长安的罗城添上了最后一砖时，它们还在。它们目睹过筑城者拍了拍手，在布衣上揩去泥，流露出很满意的样子。从那以后，城市从内里老得很快，外观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几百年来，只有鹰隼很天才地发现，长安从宏观上看就是一只向天张开的嘴：女墙为唇长街为舌，在上千年里不间断地吞咽下世事的甜汁与苦果；并且无论如何的檀口香腮，唇舌下依然残余着黏液、殠臭和一些肮脏渣滓。可是即使是鹰隼也对长安腻烦了，消失了，连一点遗迹都没有留下。没有了鹰隼的苍天空落落的，云填补不了，给风让出了足够的空间。枭鸟也许偶尔出没过，但是这些不祥的飞禽是那么的不同寻常——他们是长安所上演的程式化情节中的奇崛转折，是罗嗦冗长的对白中一句教人心惊的谶语，可以标志非常事件却不能描述常态。

骆驼曾是长安城内最伟岸的生命。它的头颅如果能昂然四顾的话，也许超过城南昭行坊和永阳坊不少低矮逼仄的黄土房宇。可是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它们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要以为我说的是哥舒翰从遥远安西派来的白驼——它们是那个年代里神话般的异数，它们如幻的形影当然随着那个神话般的年代一起湮没在西北的滚滚风沙中了。我说的是那些很普通的骆驼。它们曾经不远万里驮着天竺、波斯和大食的璀璨和绚丽来到天可汗驻跸的地方，曾组合为一道市井小民也惯见的寻常风景。安史之乱后，朝廷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来维系薄弱的丝路防御了。吐蕃切断了长安通往遥远西域的路线。路没有了，为路而存在的骆驼自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它们只能在西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恹恹地卧着，破落了的九姓胡商宅门前可能也栓着又老又残的几峰。最大的满足就是让深秋午后温吞的阳光晒晒它们说不清是灰还是黄的斑秃皮毛。没有了意义的时间一滴一滴从骆驼们软塌塌的嘴角淌下来，在尘埃里积成一滩翻着白沫的涎水……骆驼曾经构建起长安横的和纵的线索，使多少传奇故事有了无比坚实和大气的框架。但它们象已经过气的角儿，早该淡出长安的下一幕剧情了。

当红的主角正在骆驼尾巴的驱赶下嗡嗡地忙碌，忙碌不息——只有青蝇的复眼，才对长安投以长久的注视。这种注视离开地面，有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但又从没有达到到俯瞰全局的地步；那是局部的观察，有些超然的意味却又囿于粉墙素壁的分割，是能将若多寻常角落记得清清楚楚却永远无法把总体规划理解透彻的注视。但也是能去伪存真地把握内幕和细节的——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因为我们总是受制于全知视角的习惯，很多时候不能自觉地意识到，有限制的、哪怕是有高度限制的视角也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是的，我说的就是那种生命：李昉提到过的青蝇；附在骥尾上的；武儒衡吃瓜时用扇子驱逐过的；从郑注的药箧里逃逸出数以万计；也是《朝野佥载》里教人呕吐的青蝇。

当我为我的叙述铺设舞台的时候，总希望有如此一种生灵：它是长安所司空见惯的，因此足以贯穿起时间和空间中那些不相干的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使我有更为别致的写法来展开一个难以透彻阐述的题目。它最好有些世故，世故的后面是对世事无人能及的领悟；它应该超然，可又没有超然到教人无法领会的地步——是那种可以亲近的清高，可以仿效的智慧。这样，我就能站在它的角度上很好很轻易地观察长安的人和事。可惜，我总也找不到这样的角色。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青蝇看起来很接近我要找寻的生灵。它们能够认识长安，但认识长安最终是为了认识它们自己。因为它们以长安的阴晦气氛为生存背景，而且，他们自身就是长安阴晦气氛的构成要素之一。当它们将长安当作认识和陈述的对象，实际上也就是在叙述它们自己。这使那些自轻自贱又自视不凡的青蝇特别的复杂。它们的心情是极度矛盾的、左右摇摆前后不一的，唯恐一不小心就从脏兮兮的材料里证实生存的本象。青蝇是被肢解了的生命，在被肢解后却仍是一只只有生意的个体。因此，它们是长安最后的鲜活生命，最后的景观。可是青蝇终归太过渺小了，它们的明白只是暂时和局部的，针对一人一事，远不能和以前的鹰隼及骆驼相提并论。不过，青蝇也不象三两只枭鸟，从数量上讲都构不成这个城市的常态。它们是随波逐流的一群，密密匝匝地在角落旮旯里来来往往，嗡嗡的振翅声里总不免有些不祥的气息。它们也是敏感得讨人厌烦的生灵。宫廷里教人不忍卒读的错，它们条分缕析地耐心品评过；街巷里最不堪的流言蜚语也靠它们来传播；人前背后的种种丑态是它们所熟悉的；它们还对阴谋和凶杀有着发乎天性的兴趣；如果这种兴趣看起来不那么可能有好的结果，它们就和尘埃一起飞舞、和风一起逃遁；你在断壁残垣间看到不起眼的一点黑泥，那也是青蝇的尸骸，肥了砖缝瓦隙里生长出来的瑟缩青草——青蝇不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却推动着我们深入到故事的情节里，特别是一些不起眼的细枝末节。但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告诉我们关于贩夫走卒市井人物的百态千姿。倒不是因为它们不知道，而是它们根本就不屑于将时间浪费在这里。青蝇是注重出身的，它们和一切势利的人物有共同的品性，看不上它们认为不如自己的生命——那些不会飞舞的生命。青蝇只对宫闱庙堂有兴趣。可是，青蝇又不总是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接近那些地方。这更增加了它们的窥探欲，促使它们去搜寻一切可以为它们带来这方面信息的资料。复眼偶尔也会从宫室窗牖的缝隙偷窥到一点什么。这种偶尔是叙述的最初萌芽，它刺激了叙述者敏感的神经，进而构成历史叙述特别真切的源头。

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或者和教科书无甚分别的历史著作里，对长安的描绘委实是贫乏到了极点。除了繁华就是繁华，舍此似乎就没有其他词汇可以造句了。这使我们特别珍惜从前的青蝇所传达给我们的内容。青蝇和长安有着很深的不着痕迹的默契，自然也就晓得那些装模做样自说自话的历史学家是多么的可笑。它们晓得长安病得不轻——对病的、臭的和丑的，它们有本能的敏感。

秋，在别处，或许只是一点难以言传的意思；在长安，秋就是慢性疴疾：泛在脸上，沁入肌理，砭入骨髓，蜇伏在长安的膏肓之间。即使是雪后的晴、月落的夜，哪怕是绿肥红瘦的节气，它也一样在咥噬长安的生机，如蚁似的，一丁儿一丁儿，每口都不多，却没有歇止的时候。每年夏之后冬之前的那几月，在这里，不能算是秋，只是秋发作的时节罢了。所以，这个时间里，青蝇特别的多，三一群五一群地散漫在长安。你看它们无处不在似的，从最狭隘的街巷到闾阎仆地的钟鸣鼎食之家，到巍然槐衙，甚至宫阙最上方的栋和梁，都可能有它们的踪迹。青蝇绝不仅仅是暮鼓晨钟里虔诚的舞蹈者。对疗治长安的痼疾束手无策，可它们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心思。为长安号号脉，并对病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青蝇来说也不是难事：右手寸脉浮而滑、尺脉数而牢——那是惊恐忧思的表象呀。

说到为什么而惊恐，忧思些什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了。说出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过，青蝇可以引领我们领略长安风光，使我们在进入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前就培养起一种真正的历史感。

很多人在旅行时都有过如下所述的经验：当我们满面风尘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一个，有时是几个——他们多是本地的土著，对周围的一切极为熟稔。身量不高，可一双特别灵活的眼珠子转来转去透着显而易见的狡黠。他们带着纡意相就的意态上前招揽生意，围着你转来转去，由衷地希望充当你的向导，引导你走进当地风景。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本身对当地风物所蕴藏的诗情画意就具有不容置疑的销蚀力。

青蝇也是。

浮离于历史宏观叙述的细微想象物们很好地阐释和象征了写故事的人，在故事中也是具有多义性的。它们解构长安，帮助我们超越畦分棋布的城市表象深入唐朝的本质，虽然它自己未必有如此的悟性。如果你有沈三白那番素帐留蚊作青云白鹤观的情致，那么不妨将青蝇看作琼楼玉宇之间佪翔的青鸟。如此情致使你仍然能在从诗意的云端中隳落下来的长安里诗意地栖居，或者倘徉。

青蝇引领着我们从春明门入城。我们只能是从这里，也就是长安城的东门进入长安和它的情节里去。一千年过去，我们已经从长安向东走了很远很远。现在要折返，就应该从东门入城。

春明门内的兴庆宫原是玄宗被封为临淄郡王时的潜龙邸。宋王李成器等后来将与之毗邻的府邸献了出来，于是就有了兴庆宫的雏形。所以，兴庆宫是玄宗兄弟伯歌季舞、棣华增映的象征。非对称布局的宫殿没有太极宫和大明宫那么多的建筑，但兴庆殿、南熏殿、新射殿和金花落等主建筑无不气势磅礴。它们都在龙池北岸，让整个南内呈现出“东北何霭霭，宫阙入烟云”的曼妙景致来。开元十六年以后，兴庆宫对王朝来说是一段无限繁华的视觉体现。但都已经结束了。也就是从玄宗起，这里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上皇、太后颐养的地方。以兴庆宫为终老居所自有它的道理：除了宫内水光潋滟、花木繁庑，这里还毗邻东市。闹市的浮嚣正可以聊解疲老之人的寂寞情怀。兴庆宫一带成了宫廷与市井信息交流汇集的场所。东内的秘闻经过夹道暗暗地传播到南内，再从墙垣上方逾越、下方流泻出去。肃宗不喜欢上皇待在这么一个地方，可他也不能禁止峨冠博带的青蝇们三三两两地歙集在花萼争辉楼下，探听和交流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并别有用心地加上自己的看法。它们熙熙攘攘的声响多少有些招人厌烦，却是我们了解真相所必不可少的。因为，闲话说玄宗的白发宫女估计下世已久，要不就是老得辨不清人间万象了。

在春明门内倘徉，满眼只有黄叶在天街上走走停停。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和一去不回的开元盛世相比较长安已经大大地走样了。长安坊里的荣枯是随着时世更迭而变化的：唐初以太极宫为天子正衙时，皇城东西诸坊生机无限；大明宫在高宗以后成了帝国中枢，其南诸坊独占风流；玄宗尤其偏爱兴庆宫，所以开元、天宝年间春明门内各坊盛极一时。

直到一曲《霓裳》把中原舞破。

又过了很多年，到了曾被告诫“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在兴庆宫南的常乐坊僦房而居的时候，这一带的广厦细旃已经微微地有了些破落的意思。他租住故相关播的府邸就在常乐坊十字街西北。相国下世后，房舍或空或赁，很快掩不住颓唐气象了，就连东亭下无声无色的修竹也被人随手折去编筐做帚，剩株已不满百。其中一竿长竹也没有。经问一个关府老人，才知道那是老相国亲手所植。诗人遂挥笔将《养竹记》，连同感慨之情都书写在东亭的白壁上。

常乐坊也是长安最负盛名的美酒产地。虾蟆陵一带酿造的阿婆清和剑南的烧春、荥阳的土窑春齐名，酝酿过盛唐的无穷滋味。酒实为世间最不可捉摸的事物了。兴盛时，它助长了人们狂欢的兴致，没落时又勾起了多少沧桑感慨。所以，无论盛世末世，常乐坊的酒在近处的东市都是畅销的。不过酒色是越来越浑浊了，酒里有一股不易觉察的霉味。轻轻一啜，古老的气息就在整个口腔里弥散开来了。青蝇的翅膜上沾着隔宿的醉意，在恼人的猇声狺语和弥散着汗气的空气里摇摇晃晃。可是它们与引车卖浆之徒并不亲近。青蝇即使混迹其中，也是一沾即离的，也还是带着飞翔者睥睨万物的眼神和心境来看待他们的。

如今，东市的诸多功能中只有一项没有衰退。那就是充作刑场。也只有在行刑的日子里，东市才畸形地恢复了往昔的盛况。今天要处决的是十六名从淄青解送来的人犯。据说他们就是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虽然他们无法准确描述出遇害宰相的面目。现在他们作为朝廷平定淄青的战利品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絷缚到长安。在拥挤的围观人群中间，也有青蝇的踪迹，两三只而已，并且只在外围逡巡。因为，青蝇们的内心其实是很懦弱的，以膋血为食却看不得生动的血腥场面。一语未毕，只听雷腾云奔似的一阵呼啸，如沧海三叠浪自人群头顶上方涌过。几只青蝇惊恐万状地扑腾着膜翅，仓皇闪避声浪的潮头。也不知是那朝那代留下来的规矩，刽子手一刀下去，观刑者必定得吼这么一嗓子，吼得自己血脉贲张，刚出壳的新鲜鬼魂才不会附上身来。一阵呼啸就宣告一条桀骜不驯的生命的终结。隔不多久一次，十六阵呼啸有条不紊地将人心冲刷成白沙，冲刷得平平的。

完事时已经接近黄昏了。人群散去，薄暮中只剩下没人认领的无头身尸，横着、竖着、斜着……三两青蝇在若有若无的淡淡血腥中交头接耳、切切私语。我将青蝇们的交头接耳、切切私语理解为回味。毕竟，那年秋天行刑的场面是值得回味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元和中兴最后的盛典！

长安的里坊总是被黄土夯成的墙围成一个封闭空间。不管这个封闭空间里是如何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生气。比起里坊，东市的生存形态其实又最是夸张和炫耀的，虽然如今在一如既往的夸张和炫耀里透出了中气不足的症象来。东市的繁华曾经得益于广运潭——它是运河的终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运河将海内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大规模输入长安。随着刘晏的漕法被逐渐废去，广运潭也渐渐地淤积了。百年藻苔虽也还是碧绿碧绿的，河道里的水体却失去了流动的生命感，使过去的繁华变得不足为凭。韦坚操办的盛会遗迹在这稠厚的潭水里消融得一点不剩。失去滋养后的东市一脸憔悴。憔悴的东市还得很务实地延续着市井人家的生活。那是长安的另一半，没有像样的文字记载而不得不臆测的一半——从整体上讲，唐朝还是属于贵族的，确实没有留下什么贴近苍生的历史文字。街衢是东市的底气。它们一生十、十生百地蔓生蔓长；本来封闭的空间通透了；本来沉闷的气氛活泛了——长安展开了一张笃老但乔张乔致的槁面。可是，底气毕竟有些不足。两旁的铺面，也不管是星货铺、丝庄、鬻卜的，还是当当的当铺、卖雕胡饭的食肆，还有承办丧事的凶肆……一色污渍斑斑的墙壁，本来的颜色已剥落不少。砖缝里积满了黑垢，象乞丐的指甲缝似的。镂空的木雕或残或朽，没有一块完整的，蒙着厚厚的灰，成了蛛丝的支点。长竿上挑出写着店号的布幡，一百年不换，千人一面地灰扑扑的，亮出了长安厚厚的舌苔。不知沟渠被什么可疑的肮脏东西堵住了，污水横流，水面上漂浮着死鼠和汤饼。没有污水处匝地都是驴粪、菜帮子和从板缝里撒漏下来的炭黑，被踩踏了无数遍后都结结实实地夯进土里。就如此，居然也有三丛两簇齐膝的草还在疯长，反衬出周遭事物生命力的孱弱。地很污秽，空气也是溷浊的。油腻腻的空气饱含着霉味和鼠溺的酸臭，唾沫四溢地舔着路人的脸——琐碎的气味，亵渎了刻意树立起来的巍峨。这对长安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长安变得浮嚣

——它暗示着长安的贵族生涯即将永远地结束，而西安的平民生活终于要开始了。

如果说肃穆堂皇的皇城作为一种生活表征为人所熟知，而东市的喧嚣嘈杂同样也展示出了长安另一面的现实风貌。在两种截然不同但并行不悖的生态环境的对角线上，坐落着平康里，铺张着平康里的生活。平康里的女人们完全没有了盛唐时细眉丰颊、肥白如觚的风姿。她们脸敷黄粉、唇注乌膏，时髦的椎髻很做作地偏向一边。她们的眉也不是开元时所流行的柳叶眉或却月眉，而是八字低颦，仿佛在哭吊一个生日无多的时代似的——整个社会竟然会欣赏这种带有自虐心理倾向的所谓“囚装”或“啼装”。天朝审美情趣的变异道出它精神上的气息恹然。一个在文化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根本不能和波斯、天竺和大食骈肩的吐蕃，就用如此丑陋的女妆样式引领着中、晚唐的时尚。可不管怎么说，平康里的主角还是红颜。红颜曾经在王朝的历史上留有大手笔，不过从武曌、太平公主母女到韦氏、安乐公主母女，到武惠妃、杨贵妃，再到张良娣和牛昭容，她们的命运呈现出明显的式微走势。到了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们的活动空间几乎已经被完全压缩到这小小的平康里来了。这使长安的故事成了一部没有女主角、甚至女配角的残次品。所以，我们要在进入正经八百的历史前，特意光顾一下女性在长安的最后领地，以说明女人们并没有离开历史。也可以反过来说，男人和女人是一起退出创造意义上的历史的。因为当一张张明艳的面容从唐朝的宫廷里逐渐地消隐后，她们身上的阴气却仿佛被不经意地留下似的。宫廷政治也没有了真正含义上的男性。由女性化的男人们操盘的政治，更加显出变态的重重阴晦。相比之下，反是退出了政治的尤物们在平康里烟视媚行，多少还有些亮色。

平康里也是青蝇们经常流连的地方，因为平康里的风毕竟是香浓粉腻的，和宫墙的涵洞里流出的脂水一样，将我们的心情污染得斑斓到极致、秾艳到肮脏；平康里的话语不多，也就那么三两句，可音韵宛转，含糊不清地夹带着点呻吟和娇喘；就是平康里的灯烛也是别有情趣的，忽闪忽闪地照亮了男男女女的私密，带着那么一点偷窥的意思，很契合青蝇的兴趣……长安随处可以触发的沧桑之慨在这里被彻头彻尾的享乐哲学所置换。这就是为什么青蝇们从内心底里依恋平康里的缘故。不过，在平康里，青蝇们并不是特别受待见的那一类。歌伎舞女们喜欢回鹘人。他们偎红倚翠的时候脱手千金；羁留长安几辈子的九姓胡也很不赖，几杯玉陵春就能让他们在错杂的琵琶声里潸然落泪。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曲调勾起了他们的乡思，却教流落长安卖笑卖唱的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生出知音的感觉。连借着觐见办差的空隙到平康里寻欢作乐的河北武夫也比青蝇地道。他们的调情虽然放肆而粗鲁，可真实得不得了。相形之下，青蝇就虚伪得多拘谨得多了。它们也喜欢蝶舞，也总是在燕狎、追逐妓女们的妍影，可一但被追逐的对象认真起来了，它们又受惊似地嗡一下飞开了。流露的明明是真实欲望，却不那么理直气壮，带了心虚的痕迹，总担心自己的行径被纪录下来。所以，它们的风流功德永远没有圆满的时候。体态婀娜的胴体上永远缠绵和徘徊着的灵与肉，在呝呝浪笑声里一点一点地陷入迷茫——在女人和政治面前表现出的虚伪，都是真实。

平康里往西，过了子午向的一条街就是务本坊。它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东西横街南侧，隔街晤对着峨然的安上门。如果将城东北的大明宫和含光殿考虑在内，务本西门可以算作长安的几何中心了。可是，这里就是长安人所谓的“鬼市”。至于是什么鬼，《南部新书》就没有说了。是《哀王孙》中没有提及的落难王孙，还是广德元年吐蕃剽掠长安时横死街头的贵人，抑或只是小门小户人家不免会出现的几个无法参与生死轮回的魂魄？食腐的青蝇消化了那些在这里哭过、笑过、生活过的肉体，却把原本依附在肉体上的魂魄给留下了。长长时间使一切都物是人非，甚至人事全非。这就造就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的鬼。青蝇会随着人的迁移而不断地依附到新的地方，鬼却不会。那些失去载体的魂们无依无靠，在长安越积攒越多。平时，他们就潜伏在古旧的床箦下，隐藏在幽暗的老屋里，和他们认识或不认识的后人们往来酬酢，给牛僧儒或谷神子的志怪提供素材。要不就在阛里间飘忽而来，飘忽而走……就象生与死、阴与阳，以及得与失，鬼和人也是长安此消彼长的一物两面。当长安的人越来越鬼气萧森，长安的鬼也越来越象人，象人一样爱、恨，寻仇与报恩，分离与重聚——这是长安生活的辩证。

鬼的聚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每到风雨晦冥，明锐的雨线由疏而密，从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簇落。疲惫的长安在白茫茫的水汽中被刺骨的寒湿冻得面皮青紫。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市廛忽然什么都烟消云散似地安静下来，连黄犬的狺狺也有一声没一声地。九陌红尘中忙忙碌碌的人们纷纷回家中避一避这愁煞人的秋雨秋风。飞舞的青蝇们也几乎一瞬间就从长安的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家可归的鬼们却在这时成群结队地聚集到务本坊的西门，聚集成鬼市。茫茫九衢，到处是鬼的喧嚣，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似乎是无处不在。空气里，水面上，每一个圆涡、每一颗雨珠都咧开嘴。无数张口在秋风中纵声吟啸同一个句子。侧耳聆听，似乎是诗鬼李贺的一句旧作在反反复复：

落寞谁家子？来感长安秋。

象是对我说的，又好象不是。于是，我伫立在唐朝的最中央，伫立在长安秋暝里，听风、听雨、听鬼唱歌，听一段风起叶落的故事。

我可以将这个故事复述一遍。

心中之神

第一篇：枭鸣松桂树



深宫欠缺绿意，除了中和殿一侧还有三两株桂树——这些植物也枯萎近百年了。谁都不愿提议将那曾经香气馥郁的残骸掘去。诡异的宫阙里有着太多莫名的禁忌。为了掘去已经没有生命的花树破坏帝王家的风水，或者触犯冥冥中不可知的神道，实在有些犯不着。于是，死去的桂树作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来的旧道具被遗弃在宫壶。被遗弃的，还有巨大而可怖的黑影，仿佛死去许久的怪兽陈尸于宫阙前空旷得清冷的砖地上。这是含元殿在寒日最后斜照里投射下的巨大阴翳。老去的宫城本身也不过就是个立体的阴影，横亘在日夜交替的年月里。金碧已黯淡了很多年，雕纹也早磨损得所剩无几了。疏于修葺，原本洁白的石阶被灰霉青苔锈蚀得斑驳不堪。那肮脏的洁白教人联想到未及枯朽的骨殖。从千百间奢华而阴暗的宫室里蒸发出来的血腥气息，还有无数在雕栏玉砌之间翩翻的亡魂，最后都酿成阴寒之气，都被宫廷悉数贮蓄起来。当这个容器无可挽回地残破下去后，阴气就从砖石的缝隙间不绝如缕地渗漏出来，使人体会到挥之不去的逼人寒意。更毋庸说，现在——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时令已是早春，苦寒却无异于暮冬。放眼周匝，毫无生气可言，除了三数只野枭，在枯树上、在宫室上空飘忽无定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粗糙的枭哭充斥着暮色里空荡荡的宫廷，仿佛几个巫人在徒劳地预言——几个时辰后的暗夜里，枭哭里难以破解的讔语就要应验了。

历史不提供讔语。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概括，使我们借助对同一事物彼此迥异的概括来认识概括者自身。“元和宫变”可以被洗练地概括为：宦官陈弘志弑宪宗。新、旧唐书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因此，就事件的具体经过来说，我们对元和宫变知之甚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手头少而又少的文字进行推敲，在极其简陋的文字里钩校可能是极其隐蔽的真相。

宪宗李纯罹难，道士柳泌难辞其咎。兴唐观终年火气不消的铜釜里，韶州出产的钟乳石被他炼成鱼肚白的粉末，然后盛在瓷钵里恭敬地进献到御几上。李纯迷信在医家看来颇具毒性的丹药，不顾廷臣的反对不间断地用温酒送服。药物助长了炽烈的心火。中和殿的阉人们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斥责，甚至杖杀，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陈弘志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他铤而走险，不知用什么手段杀死了李纯。

这是一个未必真实但大体上说得过去的解释。但对罪犯的处理却清楚地表明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陈弘志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很快离开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远赴淮南担任监军使。这不能不被理解为一种别有用意的赍赏。如果是这样，元和宫变就应该是一次计划周详的行动，弑君则是整个计划关键的环节。当计划实现后，参与者陈弘志理所当然地分取属于他的一杯羹。不过，他也只是参与者而已——元和宫变的定性由刑事案件升格为政治事件也就意味着陈弘志所扮演的角色由刑事案件的主犯降格为政治事件的从犯。在他身后，有更为高贵的主谋。尽管多年以后礼部检校官王皞还在以元和宫变事体不明为由为李纯的发妻郭氏湔雪嫌疑，可在大家普遍认为：

“宪宗之贼非郭氏、穆宗而谁哉。”

前者是李纯结发妻子，也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后者是李纯与她所出之子，在李纯被弑后御极称帝。

生前功名渐趋黯淡后，郭子仪作为历史上一个明亮到眩烂的形象还长久地存在着。人们喜欢用一出名为《满堂笏》的热闹戏来表现他。那是一出以他的儿子郭暧与升平公主夫妻口角为题材的戏剧，所以又叫《打金枝》。它具备诸多迎合平民口味的元素，比如：豪门辛秘、男女纠葛、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圆满收场。所以脍炙人口，久演不衰。遗憾的是，郭氏和李纯的婚姻却成了这本喜剧的悲剧性补记。郭氏的母亲升平公主系代宗皇帝的女儿，而代宗是李纯的曾祖父。从这一层血缘上讲，郭氏不仅是李纯的妻子，也是他的姑母。皇室重视这桩婚姻笼络勋臣的政治功效，没有计较辈份。可这确实是一门不和谐的亲事。

郭氏之子遂王，日后的穆宗李宥，也不能见宠于父亲。无论体、魄，他都缺乏理想君主应有的强健。有人从优生观念出发将这归因于李纯和郭氏的不伦婚姻。其实，放眼上下三百年，我们不难发现，李宥在他的家族中并非另类。他的孱弱之于李唐皇室，一如血友病之于数个世纪后的欧洲诸王族。我们在李渊身上见过；在李治身上，更为明显；还有李显、李旦……名单几可囊括唐室列帝。体魄上的巨大缺陷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千篇一律地外化为摇摆不定的过程和无可奈何的结局。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形象大多病态地苍白。划归另类的，倒应该是李纯，是他所极力效仿的太宗、玄宗，是那些和激动人心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他们所展示的刚猛有为，仿佛某种隐性基因的性状，在帝系传承中隔（三或四）代遗传。这是王朝的悲哀。与李纯父子巨大性格反差和尖锐矛盾形成鲜明对比，儿子对母亲倒有着深深的眷恋。郭氏迁居兴庆宫后，李宥“朝夕供御，务华衍侈”，每月望朔坚持行定省之礼。在为父亲服丧时也不放弃声色之乐的人，大概不会对弘扬孝道的表面文章有什么敷衍的兴趣。所以我相信，他对母亲的优待是真挚情感的流露。

恋母仇父，加上即位后，特别是长庆二年卧病后李宥在床闱间对朝廷命妇（应该年纪不轻）的特殊兴趣，都是典型的俄底浦斯情结症状。如果是这样，元和宫变就是索福克勒斯悲剧的中国版本。可惜，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依赖于尽可能丰富、真实并且是晦密的细节，而这正是有着诸多避讳的中国史书无法提供的。文字材料的过分简陋使我们无法运用精神分析工具来解析李宥不醒的恶梦和醒后梦魇般的生活。

没有关系。对弑君动机问题，政治因素似乎远比廋藏在灵魂底层的俄底浦斯情结更具解释力：也许是李宥的无能带累郭氏无法正位中宫——生母成为皇后将赋与他嫡子身份，从而使父亲必须服从古老而权威的“嫡子继承制”，失去选择更好继承者的机会；抑或是郭氏强盛的门第使丈夫心存疑虑，生怕自己身后会重现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让无能的李宥承继大统？究竟李纯是出于何种考虑，现在我们说不清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当他们发觉李纯将要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抉择，从而将他们的命运引向不测的境地时，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父亲。

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神龙年间，中宗也是被自己的妻女鸩杀的。近卫武装和文职官僚一起对弑君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韦庶人母女很快就被他们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碾为齑粉。随后不到十年，王朝信步踏上了历史之巅去领略“开元盛世”的无限光景。元和宫变却终结了“元和中兴”的短暂辉煌。

在李纯晏驾后，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死于非命，而右军中尉却率领麾下的神策军控制了宫中的局势。事后神策军卒每人得到了五十缗酬庸。所以，元和宫变也被人看作宦官集团不同派系的一次对决。正因如此，轻飘飘的一纸《河间传》被看成对李纯命运的沉重告诫。我们也获取了元和宫变的第四种解读。前三种是：

对皇帝虐待的个人反抗；

俄底浦斯情结的病态表现；

皇室内讧。

可是，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元和宫变就如朱红的茎从雕栏玉砌的础下悄然托出的一朵，绽放在那些因关注过去而变得深邃的目光里，任你把繁萼复瓣剥了一层又一层，却总也不见意想中的蕊。从那些被前人剥下的落英里，我拈起了很不起眼的一瓣事实。它不比其他的事实来得重要，可也许它真的被忽略了：

在宫变中，比宦官更可研究的是文职官僚们的立场——同神龙宫变比较，两次宫变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也许玄机恰恰就在于此：神龙年间的宫变巩固了皇帝与文职官僚集团的合作关系，而元和宫变恐怕正相反。

文职官僚集团从一开始就介入储位之争。早在元和四年，翰林学士李绛上疏请立皇储。与他们的意愿相悖，李纯选择了邓王李宁而非遂王李宥，选择了一个官僚们很难抗拒的理由：立嫡以长。换言之，他是不承认郭氏能给她儿子带来继承优先权的。可惜，上天似乎并不眷顾 “词尚经雅，动皆中礼”的皇长子。册储的仪式初选在孟夏季节进行——那是长安一年中最明媚的时节了：九城沁绿；肥厚的叶掌撑出层层叠叠的生意，将翳然气象掩盖得一点不露；仕女们心情愉快地往来于青鸦鸦的季节里，笑着、闹着、揣摩着盛典的每一个细节，并在若干年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羼入她们青涩的回忆——不带有灰黑的情景在记忆中已越来越少了……然而，精心的策划在不期而至的缠绵雨水里湿透了。铅灰的雨云在随后数月内封锁着帝京的天空。仪式推迟到孟秋，又因同样的原因推迟到十月才告完成。这时已到颓废的冬天。经过了长逾六个月的宕延，从上到下，包括皇帝本人都是带着应付的心态在如期而至的凛冽寒风中履行完繁琐的程序。那年的雨也许暗示着上苍的旨意。因为仅仅过了两年又两个月，惠昭太子李宁就薨殁了。由于国典中没有太子丧仪，权摄太常博士的国子司业自创了一套繁琐的仪注。那场隆重得异乎寻常的葬礼也意味着李宁的两个弟弟澧王和遂王之间的角逐展开了。

澧王的生母——掖庭宫一个低贱的宫娥能给她儿子的实在太少了。在围绕立储展开的角逐中，遂王李宥是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职官僚集团压倒性的支持。尽管李纯不愿意承认他继承大位的优越地位，这场较量仍以他胜出告一段落。矛盾没有解决。种种迹象表明，李宥成为太子不过是他的父亲迫于文职官僚集团的压力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第一，诏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草拟让表，以显示澧王仁和谦让。让表暗示着上表之人在皇位继承方面具有某种权利。对文字极为敏感的文官当然意识到其中多有不妥，更何况这绝非单纯的文字问题。早年间太平长公主就曾试图利用宋王李成器所谓的优先权兴风作浪。前车之鉴不远，所以崔群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嫡子遂王成为太子是天经地义的，不存在澧王让不让的问题。他的话很能代表文职官僚集团的观点，不过理由略嫌牵强：严格说来遂王并非嫡子，因为——

第二，终元和一朝德妃郭氏也没有主馔中宫。尽管建储之后这已成为文职官僚集团急于实现的目标，可李纯始终在犹豫。文职官僚们在册后问题上锲而不舍地向皇帝施加压力。最后，在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李纯终于不能用装聋作哑来回应大臣的请求了。固执的他又借口“岁犯甲午”近乎赌气地宕延着册封皇后的时间——迟迟不给太子生母应得的名份，大大抵销了册立太子的政治意义。

第三，支持澧王的宦官吐突承璀回到长安，出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这个职位居内庭四贵之首。他一直是李纯身边最受信任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并且一度是皇帝与文职官僚对峙较量的重要工具，也就成了后者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元和六年冬，他因牵涉“羽林大将军孙俦行贿案”谪为淮南监军。当时，距惠昭太子李宁弃世不到三个月。吐突承璀的意外被贬导致立储的天平倾向遂王。现在，他的回归又让东宫之争静水微澜。

迹象也许还包括，皇帝褫夺了韦绶所兼任的太子侍读差使，原因是他对李宥过分亲密。这位出身世家的谏议大夫很快就被调离长安，到遥远的虔州任刺史。熟稔宫廷政治的人对这类举措不会陌生——处分东宫属官是皇帝警告太子的通用模式，有时还是更大动作的雨前山风。李纯对韦绶的断然处置很可能包含着对士族和文官过份介入东宫事务的不满与警告。

所有这些都构成一种讯息：太子的地位并不稳固。它在大唐的政治空气里传播着。许多被遏制的势力苏醒了，驿动着，伸出他们的触角品味空气中暧昧的味道，一点都不放过。

但是他们所嗅到的不会太多。宫禁制度是一道篱墙，横亘在他们面前，限制着他们的行动空间。篱墙后面是很多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她们是姝丽的花草，遍植深宫的每一个角落，希冀着无数寂寞难捱的昼夜终能换来一夕的雨露，却总在落寞中度过她们只有一季的明媚鲜妍。天子可以很随意地放任她们在圈定的园圃里自生自灭，却不允许别人擅自进入他原始欲望的后园。文官们自觉地止步于藩篱之外。他们理解和认同皇帝的独占欲，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深深庭院里也莳弄着一朵、两朵女孩子的花，也有着类似的禁忌。我没有见过集中论述这道性防线政治意义的专著。但它于中国政治生活和制度演进又的确具有不可低估的独特影响。在历次政变中，这道藩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的进程，改变了事件的结局。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我看来，它的隔蔽效果与行政机构的沟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行政效率和帝王个人的性独占欲之间的矛盾，还是推动中国官制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元和十五年李纯卧病时，那道篱墙可不单单是一个行政效率的问题了。文职官僚总是凭借自身在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努力地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高踞于最上一层的帝王的思路纳入自己预先设定的框架。他们牢固地掌控着话语霸权，执行着由他们设计的行政程序，引导大唐的政治进程。现在，文官们惶惶然地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已然被降低到最低，因为他们无法出入内廷，甚至作为天子近臣的翰林学士也不能涉足中和殿。这使他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可怖的是，他们的对手宦官吐突承璀可以自如地往来于寝宫与外界。阉人们失去了肢体的健全，却换来了对宫廷政治来说至关紧要的自由。出入宫禁的自由使他们在与文职官僚集团的争斗中稳操胜券。肉体残疾本不应该成为人们对宦官深恶痛绝的理由。那些刑余之人的操守、才智并没有和器官一起被阉割掉。举有唐一代为例证：马存亮、严遵美、西门季玄并称三贤，风骨不让名臣；杨复光在剿灭黄巢时指挥若定，俨然有大将风范。反观外庭文武的素质舛错不齐，猥獕颟顸之辈比比皆是；德宗时期，宦官手中的神策军指挥权失而复得就是因为外庭大臣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比宦官还要不堪。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反对宦官。就是因为他们享有文官们所没有的自由。这一点自由已经足以使他们与文官呈现不对称状态，使宦官们的权力缺乏制约，从一开始就存在恶性扩张的隐患，破坏了维系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平衡。在南衙北司的日常较量中，宦官们并没有取得某些历史教材所想当然的那种优势。这不奇怪。文官们身后毕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知识阶层，文化修养也比多数出身边地、下层的阉人普遍要高；同时他们还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不管是元和还是长庆，只要帝国政治生活在既有轨道上运行，总体上南衙文官并不会处在很被动的地位，甚至能在皇帝的支持下有力地箝制北司宦官。但是，这种成就高度依赖于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正常”的涵义可能只剩下皇帝必须能够御门听政这点可怜的内容了。文官无法进入大内，如果皇帝再不能自由出入，那操纵一切的就只有来去自如的阉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太和、会昌和大中三朝中文官千辛万苦取得的反阉党成果会在皇帝因病或因为武力无法离开深宫后顷刻葬送的原因。元和十五年及其后的历史将一再证明，出入宫禁的自由是何等的重要。

吐突承璀没有浪费他的有利条件。他试图让李纯在立储问题上改弦更张。

缺少正常的议事程序，文官们的无能一览无遗。他们或者褰裳避之，无所作为，或者乞灵于手握神策军权的阉寺，如梁守谦、马进潭一流——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对阉人的鄙视并不因此稍减——前者成了元和宫变中冷漠的看客，而后者充当了不操刀的共犯。本质上，他们都悖离了自己这个阶层所奉行并不遗余力地向其他阶层灌输的某些“神圣原则”。不同的是，后者在抛弃原则的同时还抛弃了他们贯彻原则的手段，选择他们并不擅长运用的工具：铁和血。

那是个教人永难释怀的夜晚。

中和殿里沈静如水，两厢里几多半旧的绞金蟠龙黄铜烛台上儿臂粗的油烛猛地两三声炸响，釭花闪了一闪，光影在白得碜人的素壁上一波一波地荡漾开去。灯火摇曳间又恢复了一片静谧。李纯的病体似乎经不起风里任何一丝潮气或寒意的侵蚀。于是，悄悄落下的廛帷层层叠叠地将风，连同光一并挡住。中和殿匼\匝惟余黑夜，有溶解力的黑夜。病榻上的李纯从黑暗里感知到莫可名状的骚动——就在厚重廛帷后面，仿佛有无数灵物在嬉闹、在偷窥、在喷振、在窃窃私语。当细切的喧嚣渐渐低沉下来，直至没有，李纯忽然意识到自己隳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没有边界、没有标示。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聆听着橐橐的脚步声自远而近。他努力地试图去发现正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逼近自己的可怖事件，可那是徒劳。狰狞的面目还在继续逼近，一直向他压迫过来，使他窒息，使这个开创“元和中兴”局面的英武帝王临死时才真实地感到他必须接受一种他从未设想过的结局。李纯用尽最后的力气长嚎，细如游丝的声音在甍甍深宫里缭绕、消散。宫外，寒柝凄怆，砭骨阴风将纤细的下弦月都冻僵了。暗昧的天光下，神策军的铁甲青光扑朔，像渊薮里出没的狞厉鳞族，游弋在玄武门阴森的门洞左近。玄武门无疑是作为一种意象而存在的——它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非常之事一同出现，这使它与此类事件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对应关系。它是我们叙述中的固体：突兀、具体、真实得恐怖，因为处在一个特别的时间并与周遭特殊的底色相融合而魔幻得无法想像。它在叙述中出现，使我不需要过多地借助想象力补足其他教人毛骨悚然的情节：

天子驾崩了，澧王薨了，吐突承璀也死了。一局对弈以惊心动魄的方式结束官子。没有任何上喻来宣布什么，也没有任何奏章涉及什么。

陈寅恪先生注意到了宦官的沉默，但官僚又何尝不是噤若寒蝉？又有那一位官僚明明白白地为自己的君主死于非命表露出苦痛来！不错，手执白刃的是陈弘志，被指责有“商臣之酷”的是李宥。文官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朱紫袍服上需要藏匿的一点血渍也被他们才能娴熟运用的毛笔轻轻地涂抹掉了。后人只能勉强从狼毫末梢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血腥气味。看到关于元和宫变的那些单薄的文字时，我便怀念董狐书写“赵盾弑其君”的那一枝笔，怀念那个铿锵的声音：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时去春秋已逾千年，墨干了，笔也秃了。

官僚和宦官的默契使发生过的一切都如那年正月的冬雾混沌不明、若隐若现并且在不很爽朗的日光下悄然散去。当然，和宦官，包括宦官控制下的神策军不同，教养使文官无法坦然参与分赃。李宥有意拜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为相，作为他们的酬庸。但两人都坚决地回绝了。

文官操守，如此而已。

当目光穿透元和十五年春的未央夜色，我所关注的，不是一桩触犯唐律十恶之条的罪行或者俄底浦斯悲剧，也不完全是阉人们的狐争鼠啮，不完全是煮豆燃萁，而是文职官僚集团与一个强有力的帝王的决裂。决裂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立储。它只是使皇帝和臣工们的合作分崩离析的最后、也是最深的一道裂缝而已——

事情上溯到元和三年二月。那是和亲回鹘的咸安大长公主溘然长逝的时间。数日之后，腾里可汗也殁了。这意味着大唐和回鹘自贞元年间以婚姻为媒介构建的战略合作关系基础不复存在。回鹘方面显然愿意以同样模式重构与唐室的关系框架。请婚使者伊难珠的驼队不久就驼负着新可汗的这种意愿逶迤东来。可李纯以缄默的方式拒绝他们的请求。多年以前，李纯刚愎自用的祖父也拒绝过请婚，那与他少年时在陕州回纥军营中的屈辱遭遇有关。不过德宗皇帝最终还是接受了宰相李泌的劝谏，搁置旧恨，务实地采取了结交回鹘、共抗吐蕃的策略。礼部尚书李绛也是用和当年李泌大致相同的理由来劝说李纯。李纯可要顽固得多了。他与回鹘并无宿怨。据正史记载，天子认为和亲花费巨大。但是，拒绝请婚应该不会单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是基于更宏观的战略设想。

这种设想，没有形诸文字。天子在多数情况下不会明明白白地吐露自己的意图。他们总是将真实的自我掩藏在缭绕的云雾之中，从而使自己表现出天外神龙的风貌来。我们还是从溟溟云雾间隙窥到了一鳞半爪：

几十年后，当唐朝趁着回鹘、吐蕃衰亡之机用兵西北时，李纯的儿子下诏称规复河、湟是李纯遗愿，并为他（以及顺宗）上尊崇谥号以告慰父祖在天之灵。可见，李纯在整个西北地区的总体战略构想的主题应该是积极的。因此在回鹘请婚问题上他才持消极态度——在他看来，回鹘的请婚没有巩固唐在西北的战略地位，相反还会妨碍唐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在胜利。杜牧的诗作《河湟》可以旁证这一点，《因话录》在记载元和十五年吐蕃人的动向时也从唐的对手角度透露了那么一点线索：“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知，在这个霸气十足的帝王眼中，他在黄河上游区域也是拥有优势的，就象他在和黄河下游几个强大藩镇的较量中取得的优势一样；相比之下文官要悲观得多，他们对外部形势的剖析赖以成立的前提是：自从对河、湟诸州及更西更远区域的统治和盛唐一起结束后，王朝在西北处于弱势地位。皇帝和官僚们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而他的过份愎戾固执又使分歧加深了。也许，伊难珠来到长安正提醒了胸衾博大的皇帝将目光从淮西、从河朔收回，徐徐投向广袤无垠的西北。那里有肥马长草，有碛日瀚海，有贞观遗风开元霸业在等他去追寻……保义可汗以区区三千铁骑陈兵边境岂能改变他的远大志向，更毋庸说那些至少在表面看来是驯服的文职官僚了。就在大臣们高谈“古之和亲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的时候，李纯却脱口背诵出了这样的诗句：

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被反驳和讽刺的文臣们敏感的内心会有一番什么滋味，就不得而知了。以色列的艾森斯塔德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是皇帝总是强调更大的集体扩张目标，而儒教士大夫则倾向于限制这些目标。在李纯和他的大臣们之间，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加剧了。

在斗争中，李纯是借助独立于官僚机构和派系外的私人属员，比如宦官，来行动的。但在元和四年冬讨伐成德的战争中，这种作法发展到了极不合理的地步。他所宠信的宦官和弄臣吐突承璀被委以诸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等重任。内臣典兵在唐朝不算少见。但他们大多出任行军司马或监军，直接掌握的武装基本上以卫戍京师的左右神策军为限。吐突承璀却开了一个宦官直接出任统帅的先例。这是文职官僚集团无法接受但最终也未能改变的人事安排。问题倒不在于李纯无视官僚的强烈抗议，甚至也不在于他对宦官的重用。重要的是他的一意孤行背后隐藏的动机。幽州的谭忠以经典的策士口吻向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一语道破其中奥妙：“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使，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寥寥数语就为李纯勾画出一个生气勃勃、争强好胜的调皮形象。对藩镇取得两次重要胜利后，李纯想的却是要撇开庞大的文职官僚集团单独行动，并证明他有比之文官优越的政治智慧。那种强烈、迫切的表现欲让我想起了《游龙戏凤》里的正德皇帝。他是通过豹房自行其事的。有时候，甚至连外在于文官系统的独立媒介都不要了：那位荒谬绝伦的天子干脆凭借一道诏书分身为二，摇身化作两人：天子朱厚照和总兵官朱寿。前者留在京城继续充当文官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并应付他们的絮叨，后者却纵横驰骋于宣府、大同的高山大漠之间，去实践纯属他个人的梦想。李纯也不甘心被文官行政系统和凝练与这个系统上的制度理性禁锢自己尚未泯灭的顽皮心性。但他倒没有象正德皇帝那么分身有术。他选择了一个可能不那么富于想像力，却更为稳妥的办法——让吐突承璀来充任自己的替身，挣脱那些逼人就范的制度框囿，率领着天子自将的禁军奔赴千里沙场。

不管是分身还是替身，都是皇帝为自我价值能越过文官制度完成自我实现而变的戏法。精灵古怪的戏法对文官们所极力维护的政治运作框架构成了莫大讽刺，甚至是威胁，招致他们的反感。在心目中，李纯把文职官僚放在了对手的位置上，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合作者位置。只有平定河北的帝业才能使文官们在西蜀、东吴的相业黯然失色。吐突承璀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架提线木偶、和官僚们开展赌赛的一件工具罢了。

如果围绕回鹘请婚展开的争论表明李纯和他的官僚们在军国大政上存有严重分歧是因为对全局所作的判断截然相反，那么对吐突承璀的任用则说明他们甚至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君臣关系定位上的，因而也是根本上的问题。可以说，李纯和文职官僚在诸多实际问题上的矛盾都仅仅是这两种重大对立的具体表现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已经能为文职官僚集团在元和宫变中的表现作一很好的铺叙了。对李纯进行远距离观察的史学家们可以不吝惜他们的溢美之辞，但对于必须与这个极具个性的皇帝共事的文职官僚来说，他可能远不是那么理想。当然，这并不是说皇帝和他的官僚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正相反，李纯象一个高明的骑手，有节律地张弛着手中的缰绳，使得他跨下的官僚集团收敛起固有的脾性，向着他预想的方向扬蹄，拖动帝国车驾骎骎向前。十几年之间，由蜀而吴，由风雪蔡州城到对桀骜不驯的淄青犁庭扫穴，中央政权在对藩镇的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反过来又掩盖，而不是消弭了君臣间的矛盾。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矛盾是加深而不是缓和了——

皇帝对皇甫鎛、程异，尤其是前者的提拔遭到了文职官僚们的强烈反对。唐朝宰相礼绝百僚，威仪之重空前绝后，因而对进身之阶极其讲究：一般地说，以柏台领袖身份入相最佳，两省郎官次之；两省中又以吏部、兵部侍郎为上选。以这个标准衡量皇甫鎛、程异，两人在拜相之前属于钱谷之吏：前者是户部侍郎判度支，后者以卫尉卿兼盐铁转运使，都不算清要之选。更要命的是，程异算是永贞党人，素来受到主流政治圈子的排揎；皇甫鎛因违悖士大夫阶层的处世原则赤裸裸地追逐实利而被官僚们视为异类，却偏偏让他出任宰相。在官僚中与李纯最为默契的晋国公裴度出面反对，却因此丧失了反对的资本——他高估自己了。李纯专横地免去了他的宰相之位。

宗教方面也有分歧。我们知道，世间一切宗教大体上都在同一题目之下，以大致相同的基本概念构筑起两套体系：哲学范畴内的抽象系统和通俗的巫术系统。在宗教二元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中，儒家士大夫及官僚更排斥后者。对炼丹术的痴迷和迎奉佛骨所表现出的狂热都表明李纯恰恰更倾心于低层次的宗教活动。在许多时候，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那位与皇帝死亡不无干系的道士柳泌奉旨在台州进行骚扰民间的大规模采药活动遭到了官僚的抗议，最终为浙东观察使取缔；从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引发了更为激烈、更为著名但同样徒劳的反对，深孚众望的韩愈因为言论过激踏上左迁潮阳的八千里路……

韩愈呈上奏章时肯定已经预料到等待他的将是秦岭横云、蓝关积雪，甚至更坏的结局；而谴谪他的皇帝则没有预料到他自己不能再坏的结局。仙家丹药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到元和宫变前夕李纯已卧床多日了。

我们忽然又想起那位荒唐的大明天子了。他也是孤零零地在病榻上度过生命里的最后春天。正德十六年春的文官们正为选择储君，为起草以他的名义行文却未曾让他知道的遗诏而忙得不可开交，独独把他本人给遗忘了在清冷的豹房里了。试图抛开文官去自由发挥的天子终归被文官们无情地遗弃了。李纯也是：再也不能巧妙地调动外庭宰相和在院翰林学士的积极性，不能让言官和两省官员、南衙和北司互相制衡，不能既利用官僚党争又将其翦抑在较低烈度上了——一言以蔽之，他再无法凭借法、术、势有力地制约官僚和阉寺，而他与他们的裂痕又因为易储之争进一步加深了。正德十六年，人们也许还有耐心等待天子自然死亡；元和十五年没有。夤夜里，那些曾经被李纯驯服的，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反噬的危险已然不远，他却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它。

野枭不知何时落满长安城内的松桂，仿佛从空气中嗅出什么似的，沉默地等待着夜幕降临

……

天色胧明，沟通内宫和外庭的承天门终于缓缓开启了，门扇重张似乎暗示着宫廷内外政治合作关系的重新构建。宫墙里素幔白龛，缦徊的廊腰之间摇摆着千盏万盏的素纱宫灯，九楹大殿的丹朱完完全全湮没在弥天亘地的惨白色中。袅袅悲风从层层宫阙间隙中穿过，发出凄厉的啸响。哀弦如泣，除此之外，就是白莽莽的灵幡纸帐簌簌上下。仿佛，元和十五年的春天仅仅是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后面依然是苍白和寒冷的季节。

缟冠素纰的守灵人中，低伏着一个身着重孝的少年皇子。他在高高的玉陛下，尽量地压低自己的身形和自己的哭泣，尽量地显得渺小些平庸些，也尽量地压抑着丧父之痛，实在压抑不住才从眼角悄悄地渗出一缕恨意——直到他不用再压抑为止，尽管那是三十八年后的事情了：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李忱继他的兄长李宥和三个侄儿之后称帝。

三十八年后，还是那双眼睛，郭太后从深邃的眸子里读懂了仇恨：元和十五年造下的恶业终于到了了断的时候——已经当过一朝太后、三朝太皇太后，母仪天下垂四十年的她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没有什么不明了的。她不愿意继续枯坐在冷泉殿——一座乍闻其名就已教人觉得翛翛寒气侵入骨髓的清冷宫殿里，难堪地枯坐在李忱刻意营造的冰冷氛围里了。也许在她看来，用坠楼来结束若多年的恩怨情仇最具象征性，最能恰当地表达她对人生的终极态度。李忱及时地制止了这种对皇室来说很不名誉的死亡方式。不过他并不制止死亡：

当晚，郭太后逝于无限凄清中。

又七年后，李忱下诏停止了对参与弑杀宪宗的人的大规模报复。那是元和宫变的尾声，而王朝也离它的尾声不远了……

阖卷闭目，我仿佛听见苍老的嫠妇仄仄地踏响了勤政务本楼的黄昏。她曾经无数次鹗立在高处，傲然俯视这方由她的儿子和孙子统治的地方。今天，她依旧傲然，尽管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立在细腻柔美的斜阳里，孤独地领略高处的苦寒。倚着阑干，可以感受到在晚来疾风自己白发飘萧。市坊阛阓间到处散落着她的目光。宵禁在即，鼓声已然息止，惟有坊门次第落锁的响动稀稀零零地回荡在阒如的街巷。无人的天衢象僵冷的蛇身翻露出死白的肚皮。抽动鼻翼，甚至可以从空气中嗅出丁点腐败的气息。由于冥冥薄雾不规律地散射残阳冷光，远方市厘、近处草树都在一派黯淡天光中模糊了轮廓、褪却了颜色，消解在如水暮色方向不明的流淌中。只有迤俪在龙首原和乐游原上的墙垣和谯楼拒绝消解，依然守护着这座失魂落魄的城市。三数只野枭，在枯树上、在飘忽无定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粗糙的枭哭充斥着暮色里空荡荡的长安城，仿佛几个觋巫。一如从前。

心中之神

第二篇：鸟散余落花



花谢花开仿佛只是一刹那，雁阵又从大慈恩寺上空高高地往北去了。

季节轮回，对苍老得世故的长安城来说实在没有太多意义。元和十五年的料峭春寒或真或假地被淡忘。新的一番轮回又开始了。人们纵情享受起长庆时代的第一个春天。且不说平康里的柳陌花衢，朱雀大街人头攒动；就是通往城西南启夏门、延兴门的路不也是轨躅爻错。往来于通衢大道的香车里，仕女们早早地将自己的瓠肥袒露在熏风和目光中，令策马往来的少年人难免有些心不在焉。风光旖旎的曲江池畔，酒新篘、曲新谱，很好地注解长庆朝的浇漓世风。时代败落的明显先兆看来并没有妨碍世人的狂欢。宴会上流行话题之一便是春闱。人们任意地品评着入闱人物的阀阅和行迹。暮春三月，春天其实已所剩无几了。可纵欲的人们不在意，因为浮华的长安春游图中还少了浓墨重彩的几笔勾勒：进士们的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对于入闱应试的举子来说，春风骀荡的日子更是远未开始。

春天为贡举而滞留长安。

一种考试制度被社会如此重视，自有它的原由——两汉以后天下分崩离析的那几百年中，帝王多由手绾兵符的将帅蜕变而来。他们能与出身阀阅的官僚共同构成这个时期的权力主体，依仗的自是手中三尺青锋、麾下十万铁蹄。但是，对暴力机器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能力，甚至魅力——一个不稳定的和难以传承的因素。乾坤在握的那双手稍微地松懈下来，或者在进入坟冢前不得不将带不走的虎符传递给后裔未必同样强劲的手中时，总会有青筋暴露的另外一只手掌不失时机地劈手夺过一切。攫取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取代前任继续与士族构建同样模式的政府。于是乎魏晋以来的王朝纷纭如流星经天，很难长久地停留在人们的视野内。历史天穹中近乎恒久地明亮着门阀高第：崔、卢、郑、李……一出出六朝兴废的折子戏告诉我们：士族满足于先赋地位，很难指望他们被充分动员起来与君主共组一个可持续的朝廷；在处理每一个个案时，帝王明显感到他们控制政治进程的手段远较那些占有大量政治资源的士族来得单调，单调得几乎只剩下暴力。暴力也许是一切手段中最本原和最有效的，但它的调整无疑也是高成本的、粗线条的。当君主们沉湎于日趋精致的政治生活时就越发不愿意频繁和大规模地发动暴力，遑论暴力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士族中那些使他们明显感到威胁的个体，当然可以被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可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牺牲者的接替者依然出身士族，并且依然掌握着教人不安的力量。隋以后，特别是武后以来，政治资源逐渐被更多地分配给门阀以外的人，比如出身于内部无产者的阉人；又比如边兵镇将——他们中很多来源于外部无产者，也就是胡人。科举制度被设立和推崇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朝廷试图强化与寒门士子的联系，并以他们为骨干构建不受门阀控制的官僚体系。可惜，起用宦官和胡人在安史之乱后都被证明有显见的副作用——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上部分褫夺了属于皇帝和文职官僚的权力，使长安陷入了长久的困顿。这更反衬出科举的重要。科举制使士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永远地成为昨日黄花；它所推动的文化普及又打破了士族的文化垄断。所以科举制度在表层制度和深层文化两个层面上动摇了士族政治。近百年来，特别是元和以来，社会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出闱后为新进士安排的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更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空前的关注。然而，科举给寒素创造的机会远不象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科举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行卷、举荐又公然地干预了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多少有些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所以为朝野所默许，但并未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隐性规则”。考场外的种种运作不可避免地将先赋身份作为识拔人才的主要尺度——在文化领域本就已经早着先鞭的高第士族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优势，将贡举转化成自己的又一条青云之路。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也为文职官僚内部纷争牵出一个导火索，此其一。

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文职官僚，也很快地在贡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关系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以弥补个人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贵族式的根基。结果，玉尺量才反而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此其二。

第二点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唐朋党之争的深刻原因，而前一点引发了长庆元年贡举案，使潜在的党争危险转化为现实的纷扰和争斗。

举子杨浑之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说起来，段文昌是唐代少数几位真正出于微末的宰辅。中年发达之后，他是用加倍的豪奢来洗刷 “曾遇阇离饭后钟”的寒碜回忆：公堂铺地的锦绣、濯足的金盆……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这样的人自然也很坦然地接受杨家的书画和托付的，反正推荐进士在当时也实在没什么。世为显宦的杨家调动了自己的资源，而出身下层的段文昌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寒门士子的利益——科举制度的操作与初衷拉开了多么大的差距。

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落第了。我们不知道段文昌如何尴尬地面对请托人，却可以想见他会以何等凌厉的口气向皇帝李宥弹劾钱徽取士不实。天子转身咨询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的意见。李绅点了点头，支持段文昌的说法；元稹也是。这一点头，点出了绝大的烦恼来。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领旨在子亭主持了复试。

据说孔温业的诗是子亭复试的压轴之作，不过在三两遍诵读之后我还是油然有不过尔尔的感觉：

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

共看飞鸟好，复见落余花。

来往惊翻电，经过想散霞。

雨余飘处处，风送满家家。

求友声初去，离枝色可嗟。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

依我看来，这首诗具有唐诗肤廓平滑的流弊，却少了点浑雅空灵的妙处，文字有敷衍成篇的显著痕迹。其实，考试闹到如此地步，已没有多少斯文可言。复试所要检查的不是文化的高低，而是舞弊罪行是否成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更象是司法鉴定。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它有多少文化韵味。比之诗文，内出的试题本身倒能给人更多的感悟，并通过感悟接触到另种历史真实：

鸟散余落花

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与之仿佛。但“鸟散余落花”在摇落之象以外还有俞诗所没有的衰飒之意。拟出意境如此萧然的试题在明清两朝实是不可想象的。有味的是，去年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刺骨寒气；现在，李宥又在不经意间以廖廖五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为没有诗意的艰难年代起了一个有诗意的题目，这恐怕是命题者所始料未及的。

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直三人——结果大致是可信的。我记得白居易曾用“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这样的诗句形容他与钱徽的笃厚友谊。他所主持的复试应该不致于对被告特别不利。

于是，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更遗憾的是，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段文昌和李绅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和家族：

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从元和三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论引发轩然大波开始，几十年来他出将入相，长期在政治圈里享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被公认为牛党除牛僧儒外又一核心。事实上，一直是他而不是牛僧儒在领导牛党与李德裕抗衡。

杨汝士，未来的刑部尚书当时还是一名右补阙。可仗着与牛僧儒、李宗闵的密切关系，他一直很有地位。他的家族背景也非同小可——靖恭坊里罗列的门戟就很能说明问题：杨氏因为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相继跻身朱紫而盛极一时。

裴度，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这个中兴名臣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裴譔在落第后仍被李宥赐进士及第。但是，裴度和三百年气运不衰的闻喜裴氏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的。第二年六月，裴度与元稹之间终于爆发了一次两败俱伤的冲突。贡举案中的龃龉也是诱因之一。

郑覃，以经学功底和家门素风为人所仰慕。他是故相郑珣瑜之子，自己也是宰相。他们出自荥阳郑氏北族第二房。这个房支自中唐以后在门第和进士第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宦海腾达，前后六人拜相。郑覃父子两代人的品格与不凡成就标志着荥阳郑氏仍是山东门第最高贵的士族之一。郑覃本人是进士浮华作风的严厉批评者，但他并不反对以进士第入仕。和其他山东旧族一样，他们需要靠进士第保持优越地位。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牛党领袖李宗闵和通常被看作李党成员或同情者的裴度、郑覃都赫然在列。所以，将长庆贡举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但是，贡举案仍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开始：标志着文职官僚集团开始隳入党争的阿鼻地狱。

这并不是说，在案发前文官们没有抵牾。相反，虽然我们使用了“文职官僚集团”这样的概念，但并不是用它来标识一个组织严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官僚从来没有结构为同质的有机整体，从来都是由一系列旨趣各异的派系及少数游离于派系之外的个人拼凑起来的，为了切身利益几乎无时不刻地摩擦和倾轧。可是，长庆元年春天以后，情况悄悄地变化了——一般来说，官僚们的党争只有围绕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展开，较量才会上升到较高层次，成为政争或政党之争；一个严肃的主题还意味着双方往往有是非之分，至少意味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不管怎么说，元和年间官僚们的摩擦还勉强有这样一个像样的主题：对藩镇的政策——战，抑或和；还有不那么突出但同样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争。时过境迁，官僚们的较量正在不知不觉中失落了响亮的主题，成为纯粹的乱轰轰的蚁斗蜗争。这个变化如果有什么醒目标志的话，那就是无所谓谁是谁非的长庆贡举案。

远距离观察贡举案的人也许不同意长庆贡举案无是非的说法。依照常理而论，举报有理，作弊无耻。因此控方有理。可我们把案情细节稍加把玩，是非界限就模糊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段文昌舞弊未遂转而发难；李绅的情形也与他仿佛，他推荐的周宾士同样名落孙山。李德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贡举舞弊案的闹剧，史书语焉不详。但考虑到他对贡举的轻视、与李宗闵的积怨，还有他和元稹、李绅的亲密关系，恐难置身事外。元稹呢？他对钱徽的谴责究竟是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对豪门舞弊天生敏感，或是出于对李绅的情谊？恐怕不是。皇帝李宥的欣赏使这位诗人正觊觎宰相之位。借贡举案打击裴度于他而言是一个良机——人们忽然发现，素称清要的翰林学士们，全都陷入舞弊案的泥沼里。征诸史籍，有唐一代贡举纠纷如果闹到不得不以复试甄别时，向例都是由翰林学士主持的。因为他们有令人信服的文才；作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对超然。子亭复试却一改常例，转由中书舍人衡文。当然不是因为学士们学问不够。在院的几位学士不仅名噪当时，甚至在文学史上都据有一席之地。摒弃翰林学士旁证了他们的不可靠。如果超越本案，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评价是非曲直的话，就是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以及本案关系如何尚在两可的李德裕等也不见得清白。会昌年间，大约是会昌三年，卢肇等三人得以中举，也是考场外运作的结果。只不过，王起接替钱徽，段文昌换作了李德裕。不过，以当时李德裕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区区舞弊是不会演变成新的贡举案。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

段文昌和李绅的行为同时破坏了行卷推荐这一隐性规则。行卷推荐本身的利弊历来存有争议。但是，从唐代贡举制度的实行情况看，行卷推荐和它所代表的利益格局是稳定和受尊重的。一般地说，官僚被视为稳定状态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本来就有比社会其他阶层更为传统和守法的态度。他们积极服从所有典章化或惯例化的规则以换取政治体系的大致稳定，对于政治圈内的隐性规则，他们甚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官僚们有自身的旨趣和传统，以及隐藏在所有这些后面自身的利益。如果说典章制度等显性规则以儒家经典学说为画皮、以帝王意志为灵魂，不能很好地偎贴他们的真实利益，隐性规则却是由他们自行创设、认同并操作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个阶层的特殊利益。但是，它依然被破坏了——这就是说，文职官僚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不受隐性规则约束的新阶段。

反而是钱徽，表现出了士人应有的风度。当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时，他大度地将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幽幽的火焰焦杯，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也就此灰飞烟灭了。细细推敲这种洒脱，我又不免怀疑那不过是另样的世故：考虑到李绅、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同气连枝，完全有把握左右皇帝判断，加上有段文昌在外廷与其内外维持，钱徽用信笺来徼讦对手的效果不得而知。如果不能一击中的，那么他自己很可能遭到更残酷的政治报复。钱徽的退让却不失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对手示弱，换取他们对等的宽大；又塑造了一个处变不惊、胸襟宽广的君子形象，及时扭转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舆论。他最终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李宗闵、元稹等深陷党争不能自拔，李绅在四面楚歌中黯然去国的时候，作为贡举舞弊案的焦点人物，钱徽能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

案件，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最初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和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检举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密的政治中枢人事变动，就可见一斑。举宰相为例，长庆一朝短短四年间先后拜相的有十四人之多，但是入政事堂办事长如杜元颖不过两年有余，短如元稹、王播仅有数月而已。唯一的例外，是李逢吉。他是这个时期很值得一提的官僚。我们可以拿他在长庆朝的三个动作作为分析范本来认识这个人物：

动作之一：获悉司空于頔的儿子于方进献一名武士给元稹后，李逢吉立刻诬告元稹网罗刺客图谋刺杀裴度，使两位宰相因长庆贡举案而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裴、元争斗趋向表面化。两人互相徼讦，双双被黜。这个阴谋似乎不太符合浅层逻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所取得的效果已经推翻我对其可操作性的质疑——李逢吉坐收渔人之利，取代两人再度拜相，并着手网罗了所谓的“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为羽翼。看来，李逢吉掌握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倾轧手段。

动作之二：皇帝曾命宦官到已故宣武节度使韩弘府邸去查阅宅簿。簿子上面有“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的记载。李逢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能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心怀叵测地引牛僧儒入相。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牛、李之间的嫌隙也在他的挑拨下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动作之三：李逢吉知道其夙敌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易扳倒。于是，他请旨将其晋升为御史中丞；同时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他料定同掌柏台，褊直暴躁的李绅必然会与个性同样刚褊的韩愈发生冲突。果不其然，二人很快吵得不可开交。李逢吉立即以有失大臣之体为由，一石二鸟，请罢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这样，长庆贡举案中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如果说，李逢吉的前两个动作多少还有先例可循，因此也就有痕迹可寻，那么排挤李绅的手法则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人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属于天才发挥，和李太白的诗、张旭的草书一样，可为之击节却不可模仿。手段之老到，大约自李林甫后无人可望其项背了。但比起李林甫，他却少了笼罩全局的魄力。这样的人物用屹立不倒的身影来证明时代的堕落。从李逢吉身上概括的几个特点：翻云覆雨的老辣手段、朋党狐唱枭和，以及政治远见和道德原则的极度缺乏，其实是相当长时间内官僚集团的总体特征。

在李逢吉的三次成功的权术运作中，我们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不仅是他，元稹和裴度、牛僧儒与李德裕、韩愈与李绅的鹬蚌之争又何尝是堂皇的政争？上述倾轧一定只是每日都要在南衙发生的无数同类事件里的几例而已。它们中的大多数在无尽东去的岁月淘洗下澄沙汰砾，积淀到历史的底层，只有少数机缘巧合地被拾起，保留在新旧唐书的页册里。

沉湎于倾轧的人们终于在强烈的求胜欲望驱使下蛇蟠蚓结，以党派的形式规模化地投入到无休止的争夺中去了。《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君子与小人，原始儒家创立的一对能指符号看起来是永远没有失效的时候了。文职官僚们或出身经学积淀深厚的名门大家，或凭进士资格晋身，或两者兼备，不会不知道夫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丢弃了立身的原则。我们注意到，在诠释中唐党派分野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时众说纷纭——对藩镇的和、战政策之争在长庆以后已经渐渐趋于平息，以之作为党派分立的依据过于牵强；士庶之争的说法为统计数字所推翻，“郡望之争”却又只有统计数字的支持；悉怛谋事件反映出牛李在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但不足以解释整个党争；沈曾植“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论断在大量例外的撼动下摇摇欲坠，因为例外多到一定程度，所谓论断实际上也就论而不断了。陈寅恪先生希望能消解这些例外。可是，不仅他对沈说的修正本身或多或少有削足适履之嫌，沈说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简明。更重要的是，其主旨也被悄悄置换成“牛党尚浮华，李党重门风”。即便是这个被偷换的论点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李党门风也不过而而。譬如身为李党中坚的李绅，就贻人以“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的笑柄。其实，《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李党（如李德裕、陈夷行）时没提到门风；谈门风（如卢迈、崔沔）时又与李党无涉；对李党门风的例证严格地说只有两例，即：郑珣瑜、柳公绰两家——验证若大一个观点，未免单薄了些；更何况柳家是否属于李党还可以商榷。当然，陈寅恪先生于世道日衰的时候畅论士族的优雅门风和道德学养自有一番苦心孤诣之处，但那总归是言外之意。就事论事，中唐党争本就无原则可循。

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党争导致人事上出现“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的情形。人才的匮乏或变质又直接导致了官僚阶层越来越不成气候。本来，长庆朝绝不是人才凋敝的时代，从很多方面看，正相反。以诗为例，胡应麟的《诗薮》里说“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类似的评价曾使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过若多幻想。因为我们以为能从诗文中去领悟灵魂深处时代的脉动与风扬。可诗集以外的文字使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美丽的辞藻背后并不都隐藏着美丽的现实。本来，以诗赋作为举士和铨选尺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诗人布列的朝代。诗人与官僚有着最大的交集。诗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的素质。可与诗人瀚若群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谓“长庆朝中无名臣”的说法——吟咏中体现出的官僚个人良好素质，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睿智与进取。

诗歌没有成就王朝之美。

即使是韩愈，即使是元白。他们内通阉寺、外佞权贵、结朋党、好声色，身上集中体现了官僚士人整体人格的退化。难怪王安石、苏轼，还有朱熹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屑。就连韩愈自己在《答冯宿书》中也流露过一点忏悔之意。文职官僚们的性格中本来就具有的太多相反相成的因素。可在元和宫变以后，这些瑕疵突然变得那么刺眼：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在政治倾轧中失落了，独善其身的思考也只是在姝丽的辞章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阐发。鼓吹理性的同时，理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抽绎，代之以狭隘的针锋相对、无原则的同意或反对，还有首鼠两端的小人面目。他们相信每一阵风都是为摧折对方而起，可是当晚来风疾时却又发现他们自己也在不由自主地堕溷、零落。谁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休止的风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向不可知的境地。

何妨斜倚东风十二栏，看一桢鸟散余落花的图画。这不仅是人们对那年春天的总体印象——它描绘出了四十年物是人非的长安风景。

四十年间不管是长乐驿还是秦川驿，一样的衰草连天、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骊歌翻新阕，重复了又重复。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来就来，去就去，来去都不由自己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加上牛僧儒……离开他们，前后三十年单薄得只剩下时间；有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却又是如此的丑态百出、支离破碎。缺乏救赎性话语，缺乏执着于道的精神，有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焦灼，从被挤压得畸形的人事格局中热辣辣地流泻出来。中唐文职官僚和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士的灵魂缺陷，改变了唐朝，乃至整个文明的历史走势。当然，这已超出本文关注的范畴。

现在，散落在长安城内的一座座宅院相继冷清下来了。不管是新昌坊，还是安邑坊，往日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的气象烟销云散。指点江山的高谈阔论转瞬换作花落的声音。深深庭院都只剩下死寂，匝地青蒿的簌簌声和青蒿丛中的虫吊都破除不了的死寂。如果说死寂是倾轧的后果，那么一扇扇紧锁宅门则分明是一种拒绝和解的乖戾姿态。宅第空了，马背上的行囊里或许裹藏着这样或那样未及实现的政治构想，通向边城的路上却徒然奔波着那么多在“独善”与“兼济”，或“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精英分子已在自相倾轧中被清除，官僚集团也就注定将为两个小人引向最深的渊薮……

作为历史现象，“中唐党争”长久地受人关注。远地说，司马光、王夫之各抒见解；近地说，有《隋唐政治史叙论稿》“党派分野”的闳论和岑仲勉、卞孝萱不同的见解，多少方家都试图依据为数不多的素材中来对党争进行解说。在我看来，强势君主的缺位是党争的重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我想，剑桥学派也许有大致相仿的看法，只不过他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代替直截了当的判断：“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其实，朋党总是会有的，结党已经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了。人们早对它习以为常。可中唐的官僚党争泛滥到连很熟悉这种现象的中国人都感到突兀。提起党争，就想到中唐。

因为一道至关重要的堤防，在元和十五年春的那一夜就已经垮掉了。

宪宗最终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妥善处理同文官们的关系，他在控制了文官后又任性地试图抛弃他们，归咎于丹药削弱了他对全局的控制。在他健康和不那么任性的时候，他对文官集团的驾驭能力是很多帝王所望尘莫及的。官僚政治的稳定必须依赖于派系力量的大体均衡。这种均衡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很多时候，它依靠运作。元和时期也有政争。牛李党争的根苗公认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终元和一朝，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争斗。这不能不归功于宪宗的手段：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宪宗的弹压。单纯就个案结果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他们的敌对党派是很难借政治分歧或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裴垍因病去位后，宪宗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的权力。另外，结党现象既然普遍存在于整个官僚集团，也就成了宪宗推行人事政策的一柄利刃。因为，只要他需要，他可以随时以此为借口罢黜不能实现其意图的高官。我们清楚地记得，裴度罢相就是一个例证。

几种做法的交替运用，既可有效地降低官僚内耗的烈度，避免过份的争夺导致机构瘫痪或政策的无谓反复；又尽量地分配核心权力，实现了多极下的平衡。这虽然包含了利用既有制度的意思，其本身却是反制度的，因而不言而喻也是缺乏延续性的。它和宪宗本人的肉体一起，完结于中和殿一个漆黑的春夜。

相比之下，新君李宥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帝王心术就缺少足够的心得。平心而论，李宥对贡举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以宪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不难看出其间的差距。李宥为人所诟病的，主要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他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在表面的中规中矩下，掩藏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唐鉴》所谓“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结果也恰如正史所概括的：“穆宗以后”——主要就是指长庆贡举案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士无公论。”

一年之隔，恍如隔世。

元和与长庆的巨大落差说明，科场舞弊或许是偶然的，但它所引发的纠葛却与元和十五年后强势君主缺位存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长庆贡举案和与之相联系的文职官僚们的党争实在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元和宫变”对唐朝兴衰的独特影响。文职官僚作为统治者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中介，显而易见在政治领域占据着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位置。但是我们官僚制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足以保证官僚体系平衡的制度体系，而只有维系官僚体系平衡的皇帝。英武过人的宪宗血淋淋地退出历史舞台后，文职官僚们合乎逻辑地成为下一幕悲剧或闹剧的主角，因为元和宫变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已经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衡平派性斗争了。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经历了剧烈的内耗的文职官僚就此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宦官，而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

花落鸟散，貌似廓大的王朝在此情此景之中显出如此的绵软无力。

就此收笔的话，我意犹未尽。我总觉得，分析和感慨都还不能很贴切地表达出那种“鸟散余落花”的感觉，因为它们没有祛除粉饰与再加工，保留不了事件本身的叙述力。四十年中间，除却“甘露之变”外就只有“中唐党争”留下了大量文字。可是我将收集来的资料翻看了一多半后，那些单调、雷同和武断的历史叙述已经让我疲惫不堪了。阶级、阶层、意识形态、政策、地域，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冰冷同样没有血色的词汇频率极高地出现在眼前；而人，能歌能哭、活灵活现的人却迷失在历史叙述中了。那就用一则无从辨别真伪的旧事来表达当时那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入骨入髓的凋零寂寞吧——唐朝从此消沉：

数年以后，一位在党争中曾风光无限的文官领袖终于走到了一败涂地，不得不带着周身伤病踏上长路。在万里之外有一座荒寺，说不清是那年有的，那年空了，甚至寺名是什么也无从知晓了。也是一个无语的下午，他信步踱到这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走进一个可以作为结尾的情景里——不仅仅是他的结尾，多少文官虽然经年浸淫在一片扰攘中，却也能从那瞬间的静谧中悟到结尾的内涵。古寺空阒，只有一些葫芦悬在龛前。相公以为里面也许藏着一味能治愈他足疾的灵药。但僧人说，葫芦里尽是失意人的骨灰——那么多的官僚被他从长安排挤到这万里外的蛮荒之地就再也没能回去，可是又不甘心就此将一把朽骨埋在他乡，所以才暂借佛前的方丈空间，希冀有朝一日后人能将他们带回他们再也回不去的长安……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应是有意。当晚，求药之人就怀着无限黯淡的心情下世了。

千年以后，我还可以看见，簾子已然残破的那一间禅室，充满浮尘的日照正从缝隙里渗进来。斜阳将葫芦们劈成两半，一半隐没在黑暗里，另一半由于光影的作用，仿佛悬浮在空气中，菸黄菸黄的。象呆滞的鸟？还是凝固的花。其实就是半爿黧黑的面目，木然晤对着佛前的蛛丝。

心中之神

第三篇：长庆二年春

那些在枯树上、在宫室上空的阴霾里鸹噪不止的枭鸟不知不觉又飞过了两个春天，出现在长庆二年的相同季节里，将那元和十五年就开始的故事带进场景更为广阔的又一个章节。

就是那种飞禽，在爱琴海被看作智慧女神雅典娜化身；黑格尔的话语里，它代表“哲思”；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也是……西方人将“枭鸟”一词同理性联系在一起。可那种凶禽在东方话境里指戕害父母的罪孽，是最深罪恶的视觉化体现。是呀，如果不考虑精神病态，不伦之罪后面一定隐含着对利害关系的精确计算。这也是理性之恶：楚国的商臣如此，隋朝的杨广如此，匈奴的冒顿、印度舍王城的阿阇世都是如此。据《汉书·郊祀志》注“孟康曰，枭鸟食母，破镜兽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看来，汉代百官五月初五食用枭羹是别有深意的。可黄帝的意愿终归还是落空了。枭鸟没有绝迹。我所叙述的那段历史里，那些披羽或不披羽的枭鸟自始至终在一片灰拓拓的时代背景下飞来飞去——天子李宥就是一只反噬父亲的枭獍！历史记下了他醒后噩梦般的生活，也记下了卢龙节度使刘总的噩梦——他们的罪行相同。

在给予长安以足够的关注后，我们不妨宕开一笔。体态臃肿的枭鸟没有寻常飞禽那般轻盈。它能背驼起夕阳和我们沉重的目光，在大河之北一旋、一挫、一掠，就留给苍莽大地一片化不开的阴影。那片阴影和漫天的阴霾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岁月暗晦的非道德底色。

这种底色在刘总梦中有过。他被铅灰的梦魇住了，在睡眠中徒劳地挣扎时他也清楚。不可知且不可抗拒的力量引领着他在邈远而陌生的空间中蹀躞前行，走到多年前一个静谧的中午。那时，那里，他看见灿烂到极致的正午阳光中飞舞着无数细微的尘埃。每一粒浮尘都是一句无来由的痁语，在他的耳际絮叨。纷纶的颗粒状声音歙集成泊如一片，反而呈现出色泽黯淡的平静。梦行的刘总看见，有一个人，正战战兢兢地将一撮白色的粉末掺进茶盏里。茶水递给了前节度使刘济，他的父亲——他晓得，那人就是他自己！以后的情形就瞢然无所记了。只有中毒者袍襟上的血渍，仿佛一簇一簇猩红的榴花，开在没有疆界的魆黑里。

回避不了。

已经模糊了多少年的脸孔忽然重又清晰起来，狰狞起来——那是父亲中毒后痛苦扭曲的面目，在他的身前、背后、头上、脚下晃来晃去，象萧寺古钟在木然的摇摆、摇摆、摇摆中透出一味超然尘俗的冷酷……没有一次刘总不是在凄厉的嚎声中翻身从梦中的恐怖里坠回到自己永远睡不暖的卧榻上。惊魂未定的他跌坐在不允许熄灭的烛光中。可飘摇的火焰也不能带给他哪怕一丁点生气。一尾寒冷小蛇吞吐着暗褐色的信子沿他的脊线无声无息地游走，从背脊上密密排列着的冰晶般的汗珠中间蜿蜒而过，最后在他的心房里盘曲成教人心悸的一圈——父亲，还有被他用椴木大棍活活杖杀的兄长在死后残忍地报复了他：飘忽无定的鬼魂血淋淋地出没在刘总阖眼后的梦里和睁眼后的夜里，没完没了。重金延请的数百僧侣顶替了披甲武士，似乎只有他们才能护卫刘总仄悚的魂灵。但是，不间歇的颂经声也无法使凶手的神经得到哪怕是片刻的解脱。刘总知道：是到放弃的时候了。他在百丈红尘中所拥有的一切竟然沾染着那么多洗不去的血腥气。洗不去，就只好放弃。

象刘总这样的赎罪人，中国宗教早为他们预留了一条体面的后路：空门。缺乏逻辑性的中国宗教教义总是容许用一种浮滑、随意的态度来替代对实在罪孽的深刻反思和忏悔。罪人们在山门前轻轻地掸落袍服上俗世的尘灰，也就掸落了所有的罪孽。换上缁衣，他们心安理得地叩开宽大无边的山门，登堂入室，到青灯古佛前寻求精神慰藉。

遁世前的刘总对幽州政局的善后自有一番通盘考虑。按照他的安排，他的地盘将被一分为三。曾经担任宰相的张弘靖继任节度使，坐镇幽州本部。他出身三世为相的簪缨世家，出镇河中时又享有为政宽简的名声。刘总希望他的儒雅气质能对桀骜不驯的燕赵武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薛嵩之子薛平治理平、蓟、妫、檀诸州。他拥有深厚的河朔背景，可以说是人地相宜。刘总本人的妻党京兆尹卢士玫任瀛、莫二州观察使。被支解的卢龙将彻底失去与中央抗衡的实力。同时，一些有影响且又非常跋扈的将领，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被刘总悉数送往长安。这是刘总安排下的另一着棋：将骄兵悍将隔离开来，消弭隐患于无形；他也希望朝廷能礼遇这些边将，拉近藩镇武夫和朝廷的心理距离，重新培养燕人对中央的认同感。我们不能不为刘总谋划之恰当、周到而折服——一个獍枭最后的善行。杀死了几名试图挽留他的将士后，刘总只身单骑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把一长串沉重的马蹄声抛在幽州城浓重的夜色里。

在他身后的，是数万躁动不安的虎狼之师和不算太坏的局面。

可李宥君臣无法领悟刘总的良苦用心。幽燕不曾被三分。从随后的情况看，刘总的布置是完全落空了。

羁留京师的朱克融没有得到刘总为他描绘的礼遇。相反，他不得不在歧视的眼光中一次又一次地奔走于右掖，乞求一份聊以糊口的差使。即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希望，也被棰碎了。你可以想见，当幽州的朱克融衣衫褴褛地踯躅于长安街头时，心中会是何等的愤懑。可是，文职官僚们体察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根子里看不起那些象胡人一般粗鲁的边将，全然没有将他们正经地视为同僚，也没有视为必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所以，在张弘靖到任后朱克融很快就被漫不经心地撵回了幽州，带着失落和怨恨。整个经过只归结为很俗套但很贴切的四个字：

纵虎归山

和朱克融一样，履新的张弘靖也进入了一个他不熟悉，并且也不能适应的社会——不出身于河朔却成为它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例，也是二百年中唯一的一例。张弘靖高坐在肩舆上进入幽州时，燕人是那么惊讶：他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一样浑身上下散发着汗臭和膻气的节度使、一个在沙场上揎袖而起舞枪弄棒的节度使，也就是说一个从外表上看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的节度使。张弘靖雍容庄默的举止、高高在上的傲慢眼神，还有深居简出却将政事委诸幕僚的办事风格与幽州，乃至整个河北格格不入。张弘靖的幕僚们也是少不更事，不分场合地铺陈排场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任意刑罚兵卒，剥夺给他们的赏赐，甚至于动辄称他们为“蛮虏”，讥笑他们目不识丁……他们不掩饰自己对燕人的鄙视，因此让人十分反感。

长庆元年秋的一天，一名士兵匹马在幽州城的街道上纵马奔驰，冲撞了判官韦雍的前导卫军。他愤怒地决定对肇事者当街杖刑——这是一种内地常见却让河北人厌恶的刑罚。可韦雍固执地要按自己的意思行刑。群情汹汹的燕人终于控制不住了。他们杀死了韦雍等幕僚；张弘靖本人也被幽禁起来。不过事情并非没有转机。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的变兵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次日纷纷来到蓟门馆请求张弘靖的宽恕。在他们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从安史之乱起河朔就习惯于哗变。以下犯上也是一种河北旧事——它是大一统帝国的固有政治秩序以外的一个特例，是使这一区域区别于其他州郡的特殊传统。

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口，张弘靖沉默了。

我能理解张弘靖的沉默，尽管它是如此的不合时宜。我相信，如果换作一位出身于河朔行伍间的节度使处于张弘靖当时的境地，他铁定会毫不犹豫地以很实际的姿态接受变兵的忏悔，因为他深谙那里的特殊传统。可是，张弘靖不能。他不愿意宽恕，武力胁迫下的宽恕伤害了一名有良好教养的官僚内心所信奉的原则和外表必须维系的高贵。面对粗糙情绪构成的汹涌波涛，身陷囹圄的节度使以为这样可以维护他仅有的尊严。但是他错了。他错过了挽救时局的绝佳时机。在得不到宽恕的情况下，变兵们转而选择拥立新帅——百年来，他们一向是这么做的。新的节度使，就是从长安失意归来的朱克融！

在朱克融得到旌节后张弘靖结束了幽禁生活，踏上南谪的路途。

诗人张弘靖落寞地从蓟北楼下走过。可以说，他是因为不了解这方水土而在安逸尊荣的一生即将结束之前落到如此阨窘的境地。大约直到此时，他仍然仅仅将这巍巍高台视为寄托他黯然心情的地方。其实——

凝固，正可以用来印证变迁。

比如屹立于两种文明锋面上的蓟北楼。和画栋飞云珠帘卷雨的江南台阁相比，这座没有什么文饰的建筑多少显得粗糙了。唯其粗糙，才和周遭的蓟丘长草、燕山落日，还有野戎荒烟相和谐；唯其粗糙，才久历风欺雪扰却依然顽固地留下相对没有什么变化的形象，见证着在它以南和在它以北的两种迥乎不同的文明的地域上的交替进退

——提到这一点，我们很自然想到这么一个传说：首先是游牧者的马蹄卷着北方的寒流“的的”向南大气磅礴扫荡汉民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可随着他们沿纵横阡陌和驿道向南深入到浸润着稻香和墨香的空气中，他们话语和蹄声一齐开始变轻、变缓、变得斯文了；衣着不知不觉绣上了和被征服者一样的纹饰；玉盘珍馐似乎比铁叉上滋滋作响的烤肉更有味；趺坐于膻气浓郁的帐篷远没有在华屋中守着金猊来得惬意；他们甚至渐渐体味出身着青衿的人手中半部《论语》也不是那么迂腐……最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界限模糊了。这被称做“同化”。同化总是被用来证明古老农耕文明的内在张力。因为农耕社会经常成为征服的受动者，却似乎永远是同化的施动者——在很多人看来是如此。从开元年间起，蓟北楼所见证的也是一段同化与被同化的历史，但情形看起来正相反：

从开元中期起，为了将王朝扩展至更广大的空间，雄才大略的玄宗着手改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玄宗战略意图的力量，耕战一体的府兵显得孱弱了些。他们纵使没有被取消，也已变成纸面上的军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机动、更为彪悍的募兵。读一读开元二十六年《敕亲祀东郊德音》的那些语句，你就会对玄宗的意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了避免给农耕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王朝越来越倾向征募游离态的胡人，而不是固着于土地上的农民。另一方面，传统上节制边兵的统帅主要是中央外派的大员，他们在北陲所取得的功绩都将会成为其今后竞逐宰相高位的资本。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没有边地履历的权相李林甫为避免统帅们入朝为相给自己的政治地位造成威胁，乐于将指挥权交给起于行伍、不通文墨的藩将，而不是懂得修齐治平之术的文职官僚。出将入相的路径就这样被杜绝了。那些早年从中央外放的节度使们与宫廷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不由己地深深卷入宫廷政治的旋涡并被吞噬了。随着王忠嗣、皇甫惟明相继被谪、被杀，北疆各藩镇的节度使多换作胡人了。

这些都为游牧文明的反向同化创造了条件。

玄宗未能预见到，唐朝的行政疆域依靠强化了的武力在北方最大限度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耕文化的疆域因胡人合法地、低烈度地进入地方主流社会而萎缩到蓟北楼以南几百里外。蓟北楼目睹了从那时起的百年中，胡风羯雨越过蜿蜒燕山谡谡南来，将河朔水土浸润出一种与大唐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气息，最终在两种文明交界处造就了一个胡化的社会。

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提到的那位河北秀才，竟对圣人全然无所知，只晓得“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儒生属于文化精英阶层，范阳卢氏更是海内第一等高第。他们尚且如此，余人情形可想而知。这方水土所生养的这一方人也就这么按照自己胡化了的生活方式继续其历史进程。这种生活意味着：

他们认可长安的最高权威，不过这种认可与游牧部落对天可汗的表面尊重没有太大区别；

河朔的权力是与武力，而不是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大漠中，强悍是权力的唯一依据；

与草原民族一样，他们认同相对朴素的生活方式，不会刻意通过生活细节来强调等级，节度使们总是与他管辖的军民打成一片

……

总之，八世纪的河朔，外而政事内而人心都没有多少大一统的味道了。站在幽州台上怆然泪下的陈子昂已经不在，用五十九首古风来怀念燕昭王的岁月也一去不回了。如果烈烈风中还有什么韵律的话，那也是粗犷的胡人的歌。一切都不相同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种与古人、来者相隔绝的孤独感，依然横亘在空旷的天地之间。

历史就是那么耐人寻味。它让一个幽州人流落长安，又让一个长安人跻身幽州，（张弘靖籍隶河东，但自乃祖张嘉贞起三世为相，可算作长安人）结果两个城市都没有接纳异乡人。排异反应有力地证明帝国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机体。人们或许更多地将兵变归咎于张弘靖不知变通、韦雍等人的轻浮无行。其实，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他们不能体察到河朔与内地有多么大的不同，放任自己的价值观和当地固有的传统激烈撞击，而不是调和。韦雍是如此，张弘靖也是，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张弘靖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坚持制度化的秩序、强调上下尊卑的伦理观、无为而治……完全符合帝国对其官僚的期望，也曾让他有不错的官声。如果不是这样，刘总就不会耳闻他在河东的政绩而萌生请他入燕的想法。可是，看看张弘靖“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等过激的举动就知道，他被逐的命运恐怕已经注定了——南方的橘在北方结出枳来了，涩涩的苦刺激着长安的味蕾。

不了解河朔的胡化，就不能真正理解这方水土。

张弘靖和他身后那个因自身原因被严重地削弱的中央恰恰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获取一个地缘政治的解释。我相信，只有将元和宫变、党争的兴起与河北形势恶化，也就是将三个春天一一数过来，事情才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元和朝的很长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职官僚集团在被驯服后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效率；随之中央权力拥有了自盛唐以后所未有过的优势；藩镇势力面对朝廷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相应地萎缩了。元和宫变后到长庆二年春的两年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反向过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继任者的昏暗；因缺乏制约，文职官僚集团的派性斗争失控，导致朝廷丧失智慧与效率；中央权力的瘫痪也就意味着藩镇的重新崛起。

检讨朝廷在卢龙的所作所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宰相们没有利用起刘总遁世所带来的良机。这种机会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和他们所领导的文官在长庆初年河朔复叛过程中犯了重大错误，并且是一误再误。它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甚至缺乏消极应对能力的朝廷。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显得非常简单的操作，现在却变得紊乱、复杂。本来开始认可朝廷权威、能力的藩镇灵敏地体察到这种变化。臣服，还是对抗？立刻重新成为一个问题。面临抉择的河朔三镇变得迷顿、暴燥。日甚一日的紧张、凶险和尴尬杂糅在一起，取代了过去十多年中饱满的情绪和激越的情感。我们蓦然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不仅已经远离了杜黄裳、武元衡和裴垍，连李绛、裴度也开始淡出时代的核心圈子。许多伟岸的历史形象在元和宫变中扭曲，在长庆贡举案中弄得污渍斑驳，现在都一齐渐渐地暗淡、坍塌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元和中兴的时代即将到来了。我们不妨将它称为“后元和时期”。那个时期最引人侧目的，就是朝廷的慌乱和卤莽。当这样一个朝廷试图积极地去推行什么的时候，缺陷一览无遗——多事之年开启了后元和时期的序幕。

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段文昌共同向天子李宥进献所谓太平之策。其主旨是改宪宗用兵之略为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孤立地看，长庆销兵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在藩镇已经屈服于宪宗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情况下，确实需要一项从根本上削弱地方以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政治方案。同时，府藏告罄的中央也必须以一种不动声色、不费钱粮的方法来实现其战略目标，逐渐将自己从军费开支剧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朝廷所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太平之策断送了过去十五年的努力。

裁军方案是被当成孤立的一项政策加以推行的。至于被强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从？河朔的土地将如何接纳那些不谙桑稼的武士？有多少把握协调各方利益，消除节度使们的抵触情绪，安抚实力强大而又气焰嚣张的牙军……问题千头万绪，绾成一个又一个死结。缺的又恰恰是双善于梳理的手。也许，李宥君臣根本不认为那些是问题。《旧唐书》对此所作的评论很有意思：“穆宗本纪”批评萧俛等 “不顾远图”，而“萧俛传”则认为“帝既荒纵，不能深料”是坏事的关键——仿佛传主相互推诿什么似的。应该说，两种说法都无大谬。皇帝和文职官僚见识浅薄，在政治上都非常的孱弱和幼稚。黜陟使洪经纶几十年前在魏博的失败教训没有点醒他们。君臣都书生气十足地满足于论证一个方案的抽象合理性，完全没有考虑到操作性问题。坐而论道或许可以。但作为执政者就实在有些不得要领了。被他们强行散去的军卒并没有如他们所想当然的那样解甲归田，却转身遁入莽莽山林。密林长草里潜藏着无数盗贼，那种刀头舔血的生活才是他们所熟悉和迷恋的。朝廷不能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江湖可以。江湖是朝廷天然的对立面，也是天然的补充。

专横的裁军方案在数以十万计还没有被裁撤的河朔军卒本来就明一半、晦一半的心里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们本来视军旅为寄身之处、发达之所。可现在却不知道何时被裁撤的命运就落到自己头上。习惯了一刀一枪博取衣食，乃至功名富贵的武人忽然发现自己对朝廷的臣服恭顺没有换来任何好处，反而被无情地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他们不安，他们躁动了。还在实际的叛乱行为发生前，掌握着河朔命运的军人就已经从内心疏远和敌视朝廷了——长庆销兵成了彻头彻尾的败笔。

河朔三镇不同于帝国其他州郡之处，不仅仅在于中央统治力嵌入程度很低，还在于无论从经济基础、权力结构，还是文化心态上看，燕、赵、魏都已经胡化了。长安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将自己的权力之手重新伸入河朔，更是一元化帝国的全面重建。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最初步骤。元和年间的征战完成了这个步骤，更艰难的后续步骤宪宗可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李宥的朝廷肯定误以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扫尾工作，因此他们倾向于将事情简单化。这是一系列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因此不会是最后一个——

长安再一次发布旨意：调魏博节度田弘正使任成德节度使，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任义成节度使，义成节度使刘悟任昭义节度使，武宁节度使李愬任魏博节度使，而田弘正的儿子田布出任河阳节度使。一次性如此大规模地调动方面大员，不要说中唐，就是盛唐也不曾有过。这足以证明，直到此时，长安在帝国政治生活中仍享有极大的权威，它的指令还能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这当然是元和中兴的结果，走马换将也是为了切断节度使个人与地方过分密切的联系，巩固元和中兴的既得成果。可惜的是，它事与愿违地成了对这些成果的最后检阅。和长庆销兵一样，一项从本意上讲很好的举措在具体操作时却极其愚蠢。

旨意一下，左金吾将军杨元卿立即上疏反对以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并到中书省向枢臣们面陈利害。他是对的：在元和朝，田弘正一直是朝廷最忠实的疆臣。由他来领导魏博，打破了河朔三镇互为奥援、对抗朝廷的局面。跋扈的卢龙和成德因此承受了莫大压力。田弘正的效命彻底地改变了宪宗在河北的战略被动。不过，在协助朝廷讨伐成德的连年征战中，田弘正也和赵人结下了不解仇怨。仅元和十一年南宫之役，成德就有二千多人阵亡。往事不远，他们当然会介然于怀。朝廷却无视现实，将他派往成德。

我的目光长久地停顿在历史的这一行。似乎无须往下浏览了，谁都可以猜想出即将发生的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短短一段历史会有如此之多的错。错得没头没脑，没有头绪，错出一种“天意如此”的茫然。茫然也不纯然是天意，三分天意之外还带七分人事。天意我们不好妄说，倒是对那七分人事不妨多谈两句。

田弘正是带着万般无奈的心情来到成德的。随他赴任的，还有两千从魏博带来的亲兵——那是他为保护自己而作的最后防范了。这两千人驻防镇州，自然不能得到魏博的供养。可成德又没有他们的编制。我们根本没法指望长安那些正为蜗角蝇头争得不可开交的官僚。户部侍郎崔倰断然拒绝为入赵的魏兵拨付给养。在他看来，田弘正既然移镇成德，赵人自然应卫护本军统帅。田弘正的担心似乎是小题大作，而过去数年中魏博与成德说不清的恩恩怨怨却被如此大意地忽略了。和他的同僚们一样，崔倰坚持了一个从行政原理上讲没有错，却和现实相去甚远的做法——这种笨拙的错误实在是带有长庆朝政治的明显特征。

田弘正连续呈递了四份奏章，可是他绝望了。当他站在孤城上目送两千亲兵渐渐远去，被遗弃的孤独感一定漫然如潮，铺天盖地地涌过来，湮没女墙、湮没雉堞、湮没镇州百尺谯楼，最终湮没了他自己。

不久，田弘正遇害。与他同时遘难的，还有幕僚、家属三百余人。

也许，面对白刃，田弘正会回想起当年他与裴度剪灯夜谈时的情景，想起他终夕不倦地倾听的那些教诲，想起他顶着重压归服王化的一段峥嵘岁月。当他最终被没心没肺的朝廷抛弃在如狼似虎的仇人中间，他为他的忠诚而感到后悔了么？我相信，田弘正之死对唐朝的最后瓦解有它独特的影响。田弘正以后，还有什么藩镇的节度使肯倾心效忠朝廷？不管是河朔还是其他地方，他们心底始终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他们。那是田弘正临死前的哀鸣，一个恪守人臣本分的人的声音——高骈听到过的，王铎也听到过。几十年后，当风雨飘摇的朝廷又一次投来乞求目光的时候，他们冷漠地背过身去。

杀害田弘正的凶手是王庭凑，一个喜欢读《鬼谷》的阿布思种回鹘人。他强迫监军宦官宋惟澄上疏请封。恼羞成怒的朝廷断然拒绝了他。随即，魏博、横海、昭义、河东和义武等各路大军奉旨从四面向成德集结。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笔直升起的狼烟宣告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正式终结了。

时代的终结是需要有人来陪葬的。殉葬者的一切总是与那个死亡的时代息息相关；但是他们并未因为大时代总体上的没落而丧失执着，因为执着是他们天赋的品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才会殉葬于即将逝去的时代。

我说的是田布，田弘正的儿子。惊闻噩耗后，他遣散了仆役随从、歌伎鹰犬，遣散可以软化他意志和殉葬决心的一切事物，毅然重返魏博。田布向送别的妻子、宾客辞行的时候说：

吾不还矣

——我听得见，那慷慨悲愤的声音。

田布离去时候的决绝使我们看到，那个年代绝不是没有人深谙河朔的特殊性和时局的严峻：田弘正清楚，他在《谢授节钺表》中能够正视“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这个现实；田布也很清楚，他上路前就预料到结局了。但是，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悲剧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帝国正由一个君闇臣庸的朝廷领导着，这个朝廷甚至缺乏最低限度的政治智慧。因此，对时局的洞悉只能使他们更加的无可奈何，并在无可奈何中显露出绝望才有的悲壮。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田布带这悲壮的神情，佗发赤脚向魏州进发了。

读史书的时候如果依着时间顺序一路从战国下来，当你看到那一段文字的时候，你的心会忽然苍凉起来。那是易水悲歌的余韵，那是一张张久违了的面孔：他们的勇武果决、他们的张扬气质和直爽外表下对东方伦理价值的恪守，在先秦曾那么广泛地流行过。你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高渐离的歌声仿佛又在耳畔裂石流云地响起。那是燕赵所独有的悲凉，穿透魏晋的放浪、南朝的淫秽和北朝的粗鄙，也穿透了盛唐表面化的昂扬激进，蓦然显现在被党争、被阉人和无知无识的赳赳武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中唐。于是，你发现，久未体验到的感觉又被从心底里勾了起来。设或恰好遭逢到某种与之相契合的情境，也许你就会泪翳如幕……那就是历史的感觉，前世今生的感觉。

我应该将田布与张巡、颜真卿、段秀实归为一类，还有同样被王庭凑置于绝地的牛元翼——他们还保留着几分先秦人物的神韵，比如豫让、聂嫈，和荆轲——也就是所谓的燕赵慷慨悲歌士。他们的张扬和执着，在唐朝以后都渐渐地成了传说人物才具有的特质；其实在中唐也已经很稀见了；就是那很稀见的一点点，也是注定要被一点一点埋葬的。一个可以对照的例子是：几乎是田布慨然赴难的同时，张弘靖之子张文规就听任父亲被人囚禁在幽州，自己蜷缩在长安，逃避他应尽的道德义务——田氏父子也许是燕赵最后的国士了。


可是，即使是大河以北这方曾经血脉贲张的土地也容不下他们了。魏博和卢龙、成德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胡化了的社会。在卢龙和成德相继作乱后，魏博自然摇摆起来了。魏博人是惰性十足的，向来只满足于维系对所领州郡的统治。这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天宝年间过度繁荣的京兆府总户数也不过与之相当而已。相对的安逸使将士对离藩远征意态阑珊。这就是为什么残唐五代时号称海内强藩的魏博始终只是时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而没有象河南的朱梁、河东的沙陀人那样成为以天下为棋枰的大国手。衔君命、家仇前行的田布率领着不情不愿的魏军在风雪中开始了复仇之役。他也不知道还能驾驭这支人心已经动摇的军队多久。

那一年冬天的风和雪成群结队，张牙舞爪地扑向河北一望无垠的大平原，用它们闪烁着寒光的牙齿疯狂地撕咬开田布的营垒。魏人的声音被凄厉无比的狼嚎彻底压倒了。朝廷就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毫不体恤地接二连三催促出战，终于瓦解了田布收拢军心的努力，激起魏人特别强烈的对立情绪。田布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时，他的麾下不会超过八千人。与会的将领也都拒绝出战。



嘈杂的人声远了。形影相吊的田布一言不发地退入幢牙低垂的虎帐，里面供奉着父亲的灵位。他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清楚楚的，早在出发前他就已经料想到这个结局了，只是没想到它来得怎么快。所以田布无须多言——虽然他在昏黄的光线下写完了遗表，但那不过是恳求朝廷认清形势，恳请朝廷不要再将忠诚于它的李光颜、牛元翼也抛弃在河朔如狼似虎的叛军中间了，而田布自己再也没有从灵帐里出来。

他以无言的方式表达了一切。

幛幔里一灯如豆，摇曳着，观照出黄云白草间人生的苦难和历史的劫变——田布一类的人物生前活得很累很愚蠢，茕茕孑立、形单影只；死后却伟大起来，热闹起来，至少是在语言里——向来如此。在这方面，田布还不是最典型的例子。身后颂扬他们的赞歌辞藻越来越华丽，可是，以同样的姿态去完成生命过程、去面对生命结局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人选择了张文规所选择的生存方式。人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热情去崇高了。倒是类似“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现实”这样不知是深刻还是肤浅的话从这张口中吐出来，从那张口中吐出来，象一团气味暧昧的浊气飘来荡去，不晓得是针对谁，指向什么行为，却又得到普遍的认同。其实不是不知道该如何，甚至也乐于给别人以追认性的褒扬，但总有一万个理由来为自己实际行为的可鄙、可叹辩解。人们习惯于在众人醒的时候醒，在众人醉的时候醉了。这正反映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们的内心修为较之先秦发生了多么可悲的退化——道德失范与社会气运的式微，何为因，何为果，是很让人费解的。

田布拔刀刺心还标志着田氏对魏博的统治划上了句号。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楬橥了道德与气运另外一种教人无法释然的关系。六十多年前，是安史余孽田承嗣“盗有贝、博、魏、卫、相、磁、洺七州而未尝北面天子”，开创了田氏的基业。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不习教义、沉勇好猜”。可正在他经营下，魏博处于四战之地却能俨然领袖河北。田氏的气运曾因一个老而黠的人物而蒸蒸日上，却没落于 “性忠孝，好功名”、恪守道德原则的田弘正父子。这绝不是一个孤例。取代田氏的史宪诚同样兴于背叛，却亡于归顺。晚年时他在儿子的规劝下谋忠于唐，结果祸不旋踵。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局限于河朔，我们更要无数次为这样的事实而叹息：道德观念淡漠的人或家族常常有所成就，而个人道德的完善却经常是一败涂地的缘由。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并因此怀疑过所谓道德准则不过是一种欺人之谈。如果我们得出那样的结论未免又于心有戚戚焉。将一切归因于天道幽微难言也可以，归因于柠檬市场里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也可以，可以用来解释高贵的人生何已高傲地绝版了——定律的背后，人心、世象两萧条。

这一天，长庆二年的春季才开始。



陆续铺撒开去的一条条线索宿命般地在清减了的春色里又陆续收拢起来：那年早春的一天，也就是田布自戕后六天，身受田家几代人厚遇却逼死田布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春风得意地接任了魏博节度使；仲春里的某日，昭义节度使刘悟突然发难，囚禁了监军刘承偕；二月二十四日，王庭凑得到了旌节，响应朝廷号召去对抗他的牛元翼却不得不在暮春三月抛弃家眷只身突围，被抛弃的家眷几年后悉数罹难；与此同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正大肆掠夺汴河上诸道的进奉船和商旅，他于三月十四日驱逐了文官出身的节度使崔群；三月十五，朱克融、王庭凑均加检校工部尚书衔……所有这些都集中地发生在长庆二年春，使那个季节成为一个具有归结意蕴的时间节点。

从春到秋，地方上的反叛如同瘟疫一般四下里蔓延开来，连河朔以外的武宁、浙西、宣武和昭义也被轻度感染了。没有谁来为此负责，甚至象崔倰这样鼠目寸光的人物也不需要负责——他和宰相崔植出身于山东同一阀阅。文官们通常是依靠强调自己在执行社会首要目标所负的直接责任来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在一连串的失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还有那种自信来维系面临崩溃危机的独立么？



悲剧就这样在长庆二年春达到了高潮。

从元和宫变至长庆贡举案至今，掐指一算，逝去的恰好三个春天。说实话，三年来发生的一切并无多少新意。可逻辑上前后照应的三起事件如此整齐地排列在三个连续的春天实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叙述题材。三春去后芳菲尽，就是宫苑斜斜的御柳也把白絮摇落在风中，摇落出树的半朽，落出了晚唐。这也是诗人白居易在南内所看到的。午后，勤政务本楼下的空气里有着说不尽的散淡滋味。什么都千头万绪，提不起兴趣似的。喧嚣后的时光涌上来又消下去，留下了若有若无的水迹……如此春色正可以让人忘却黄昏里枭鸟冷峻的轮廓。忘了枭鸟，在王朝萧条的时节里它只是不伦罪恶的象征，没有半点理性的意思。诗人啊，就踏着水迹意兴阑珊地走过了那年春天的最后日子。如果寻根问底，他才是销兵之术的始作俑者：元和年间，《策林序》就曾对销兵有过阐述。也许白居易对这个季节会有特别的感慨吧。本文标题，就取自他的诗篇《勤政楼西老柳》。

这句不算冷僻，但也不常被雒诵，加以近乎白话，很可能使人们以为本文的标题纯粹为了表明时间要素，却忽略一池嫩水正在翦翦风中款款摇碎碕岸上暮春风物的倒影，忽略老柳，也就在忽略了平淡如水的诗行中荡漾着的无尽沧桑意绪：

半朽临风木，

多情立马人。

开元一枝柳，

长庆二年春。

心中之神

第四篇：彼狡童兮


有太多需要隐匿的地方，宫中有着多到多余的帷幕。在无所谓方向的晚风撩动下，它们无精打采地摇摆着，年月从华丽织物卷起的边角上悄无声息地流走了。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毫无生气的生活。什么都在枯萎，都象已经枯萎而死似的。这个了无生意的地方，唯一不败是帷幕上暗质地的花。空气羼进了太多的暮色，稠厚得几乎要凝固住了。纹丝不动的珰环、铁马，还有皮鞠落在砖地上的闷响，强化了少年蹴鞠时无聊的感觉，就象杂草不可遏止地蔓生蔓长，使他的心荒芜得不得了。未时三刻的阳光浸透他的每一个毛孔，把那个下午的记忆腌成芸黄色：不是旧缃裙上一片皱巴巴的黄，也不是老黄骝肮脏的毛色，不是焦黄的病容，又不无相似；他的耳膜听到了开败的菊梗上花丝飘飞的嘈切之声；有时候，了无生机的印象还会生出类似黄檗的苦涩滋味，钝化他的味蕾……少年靠游戏来打发他枯黄的宫廷生活。黯然的黄色在长时间的消耗里变得遥远而不真切。他忽然从那无所不在的不真切中听到一阵欻欻的脚步局促地由远而近。一群人匆匆涌了上来，簇拥着将他带走。他们没有解释什么，没有告诉少年要带他去哪里。也许，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他们太了解他的无知和愚钝了。后来，少年才知道，他们要将他带到清思殿，他父亲那里。在那里，深邃的宫殿里，天子李宥自长庆二年底击鞠落马后就一直卧床不起。他在等待死亡，而现在，一段冗长的等待即将结束了。他都听得见死亡的跫然足音。



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身染沉疴的李宥也是借着连更晓夜地游戏来消耗生命的最末一段。床箦上的游戏使得寝宫里充斥着污秽的气味。他枯瘦的手总是像一尾在死绿的藻海里螾螾游动的鲇鱼，带着阴冷的意味，无声无息地穿过朝廷命妇们为觐见而穿戴起来的华丽衣裙，穿过白麻布束衣，摩挲着，沿着平缓的曲线一直探向她们身体最深处。他嗅见黄昏从妇人们的蝤蛴颈边缘升腾起来，笼罩着雾鬓风鬟，使憔悴的容颜别有一种风致；他也可以感受到裸体在他的抚摸下觳觫，仿佛刚刚栖定的蜻蜓的翅。脏唐乱宋，朱子都认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可李宥那些惯于追逐美色的先祖在天有灵也永远无法理解，李宥究竟能从那些上了年纪的妇人臃肿变形了的肉体得到什么乐趣。只有李宥执着于他的游戏。是希望在朝廷命妇身上寻找最后的慰藉，尽管这些肉体可能已经不那么美丽了；还是要刻意地去亵渎他所无法驾驭的外廷大臣的礼义廉耻道德文章？即便是这种揶揄也难以为继了。纡身其下的妇人们从他身上嗅到过涉死的气息，刚刚被带到他身边的少年也嗅到了。



穆宗李宥的生命，和一个又一个黄昏，在妇人松弛的肌肤老去的容颜中舒展开来，象菸黄的一簇簇秋菊，然后，开败了……



四天后，少年被领到太极殿东序。从那天起，人们正式称呼他“陛下”或者“圣人”，就象称呼那些庙谟高远的祖先，尽管他和他们是那么不同——他的名字是李湛——这个名字出于避讳不会再听到了。



是年，他十六岁。



对于生活的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龄还不能够理解。从此，他将成为芸芸众生的庇护者、权力机器的操控者和道德生活的表率。然而，黄昏里撒手而去的父亲留给他的是流离琐尾的景况。二百年来王朝自有过艰难年月，比如天宝十五载潼关失陷的夜晚，又比如建中四年在奉天的那些日子。燕处焚巢，使得所有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挣扎于苦难中。他们的心魂没有闲暇去体会微妙的苦涩滋味。现在就不同了。河北三镇在朝廷屈辱地向他们妥协后相继心满意足地安静下来；宣武、昭义，还有浙西，经历了短暂的动荡后也恢复了秩序。形势上相对的荼缓给予朝廷反思和品味的空间。元和朝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转瞬成空，那种酸涩微微泛起。一切又回复到从前的格局。什么中兴、削藩，也就是黄昏前一道留不住的景致。是南柯，还是黄粱？槐树下，邯郸道上，醒来的竟然是整个帝国。很难用语言准确形容的悲观情绪，带着一点苟且的味道，在长安城氤氲不散。如果一个瞑卧的人几度浅梦，惊醒过来才发觉帘幕之外天光黯淡、时近入暮时分，那么他所体会到的苍凉一定很接近我要描述的情绪。依我的揣测，越近庙堂之高，这种感觉当越是持久而沉重。那么，九重之上的天子又如何承受他所不能承受之重？



也许让一个懵懂的孩子垂拱九重，是上苍的仁慈——他无知，所以他无觉。



他不会在暝钟暮鼓里凭吊往昔，黄昏是他游戏的时分……



夕阳里，一个忽然摆脱了父亲束缚的孩子瞬间就体会到一种新鲜、被释放的张扬感和一种真正发乎内心的狂喜。无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无数供他挥霍的物以及无数可以引起无穷兴趣的事在面前铺陈着。父亲为祖父服丧仅仅六个月就临宸晖、九仙两门欣赏杂戏，少年甚至连父亲出殡都等不了。他差不多是迫不及待地参加到游戏中来了。当写着“三年之制，犹服心丧”的《礼记》书页在沸耳的乐音中凋零，毫无声息地落在中和殿的砖地上时，万贯赐钱正化为一阵雨滋润着教坊的歌伎伶官。砖地上洗刷了宪宗的血迹，消散了穆宗的呼吸，如今在烛火端端的照耀下，层层叠叠地拓下如蛇的楚腰、如妖的玉臂。纤纤素手魔幻般地舞动着翟羽，掸开了残存的暮色。宫廷音乐悠长、悠长，而又曼靡无方，象一条长长的屟廊在虚无的空间中无尽地向前延伸，引领着少年走出没有青涩只有纁黄的年少时光。他根本不会去注意西域胡女霓虹一样绚烂的舞衣和中和殿千重万重的白幡素幔构成何其怪诞的对比，只是恍惚地感觉到自己真的在急管繁弦中离那些百无聊赖的黄昏越来越远了。想到这里，他甚至忍不住纥地笑了。轻薄的笑声穿透了梓宫，使棺柩里污浊的空气微微地泛起波澜，一如淤塞的池塘，死水裹挟着暗绿的千年藻苔一漾一漾的。



我想，少年的嬉笑包含着不加掩饰的真。因为心确实没有悲戚。在他眼中，那个刚入殓的大行皇帝不过是另一名游戏者。兴尽离场的游戏者是不会也不需要悲伤的。更何况，正是他的出局为自己的入场腾出了位置。李湛永远不会懂得，父亲的肉体放纵羼和着政治上完败后的无奈。声色歌舞尽可以化作骤风繁雨充斥着他的最后时光。但是只要游戏有些微间隙，生命底里的苍凉便又从肉体欢乐中百折千回一缕不散地透了出来。所以穆宗带着自我怨怼的狂欢是不彻底的，有明确的悲剧意味，也就永远无法接触到快乐的本质——一样的游戏有两样的体会，是因为少年还没有长大，没有长到可以荒凉的年纪。宫廷生活角色的转换对他来说，也就仅仅意味着一种更为繁复游戏的开始：在父亲发神策军两千疏浚鱼藻池的四年后，少年发诸军丁夫二万人开凿了凝碧池；父亲热衷于蚩尤戏，少年也好此道，还自内府出万钱在大内组织相扑朋；还有驴鞠、杂戏和龙舟……他的加入使大唐宫廷的所有游戏不仅没有因为父亲弃世而告终局，反而以更大的规模热热闹闹地展开了……中和殿百支红烛如果摇曳，那是少年借着入夜后的凉爽蹴鞠；飞天翩然往来于幽谷般肃穆沉静的三大殿，那是百尺竿上伎女石火明和她的五个养女持戟挥戈舞破阵乐曲；凝碧池渌波和杨柳岸边美人的笑声荡漾了，那是为少年捕鱼的一千神策军卒在洌滟水光中上上下下，象一千羽鸬鹚。



无怪乎《旧唐书》也认为，“以文惠骄诞之性，继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无论从那个方面看，李湛都是穆宗最为合适的继任者。但对王朝来说，那不过是不堪承受后的依然故我。



在无限热闹中，无限清冷地安放着天子的御座旒扆，空空如也。



日夜不息的游戏委实消耗了少年天子太多的精、气、神，以致于他经常不得不在早朝时高卧不起，听凭文官们携带着多少军国要事侯在寒冷砭骨的五更风中。即使他偶尔问政，也象没有一样。一个缺乏必要政治训练的孩子根本没有以自己的意志有效干预帝国政治生活的能力，而童趣盎然的脸孔又妨碍他恰如其分地履行礼仪上的偶像职能。



这就是宝历一朝。一个从时间上讲，短到可以忽略的段落；从历史叙述的逻辑上讲，也可以。因为宝历不象元和十五年以降的三年，连续地集中展示了帝国衰弱和解体的一种自然过程。但是我仍然愿意浓墨重彩地涂抹宝历朝印象——我把这两年时光看成一种极端状态，是集权中央高度弱化的一番历史表达，是环环相扣的情节演绎到极致后一个很有表现力的静止特写。



我们完全可以将李湛概括为一个纯粹的游戏者，可是他的时代却要用一个放空的御座来表征。两个意象揭橥了一对矛盾——个性与制度。



在隋末四起的烟尘中，一个强健的创业者开创了崭新王朝。他八表经营并希望自己的成就传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种强烈生命冲动被转化为一个异化于生命个体的外在制度体系。无论他的生命支脉如何繁衍、分裂和变异，那些被选择出来作为他精神和社会地位继承者的后代们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个体系。从接受，甚至是预备接受这个硬指令起，他们就失落了个体生命的本真面目，成为整个制度体系所不可或缺的最高表决机构。御座和作为其基石的历史官僚制帝国制度内在地要求个性的内敛。这与游戏者个性张扬，及其对生命本原性快乐的追求有着根本冲突。我们不能忘记，帝国制度是精密而僵化的，一但确立就按着既有的方式作惯性运动，制度和运作制度的人都缺乏足够的调适能力。所以，抵牾的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迁就的程度。遗憾的是，李湛所作的迁就极其有限。或者说，他压根没有意识到迁就的必要，自发地试图保留生命的自在状态。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且在维护政治制度的大臣们看来，属于一个道德问题。史官们做了一个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判断：宝历不君。也就是说，宝历天子李湛违背了“君君、臣臣”这一基本伦理规范——当整个政治制度在理论上以道德为其基点，个人不能适应它就意味着不道德。皇帝也不例外。只不过对皇帝不道德行为所激发的社会反应，不是惩戒，而是劝谏。尽管皇帝在形式上是不受制约的，但事实上不同的社会群体——宗教和文化精英、贵族，特别是官僚都有让皇帝对其负责的要求。他们当然不会坦率地说出来。在中国，他们总是声称皇帝必须对无所不在的上天负责。可上天的鸾音鹤信终归是由官僚们来传达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斟酌天命的具体内容。如蝇如蚁般地聚集紫宸门外的满朝朱紫可能从来没有指望过那个其实可有可无的孩子来扮演一个无所不能的主人公，但是他们毫无疑问希望他能进入他们预先设定的那个角色，最终在扮演那个角色的过程中泯灭他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个性，成为芸芸众生名义上的庇护者、权力机器形式上的操控者和道德生活的表率……是的，就这么多。



劝谏是使皇帝服从的方法。不幸的是，官僚的两面性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毫无疑问是将劝谏当成了表演的机会——枯燥的道德说教在延英殿的空气中嗡嗡作响，陈词滥调如雪一样落在御几上，一名又一名谏议大夫或其他言官出阁至金吾杖待罪，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魏徵，甚至是比干的表情……讪上沽直，以帝王的道德导师或道德的无畏捍卫者自命，这是他们唯一有把握的事情。帝国制度的内在要求与皇帝个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外化和异化为一出出对古代苦谏故事的刻意仿效。李逢吉的爪牙刘栖楚大约是其中表演最到位的一个。在殿堂上，他作足了一副预备死谏的架势，激昂的声音震得淤积在公寝里的空气沉渣泛起。可是，在刘栖楚高八度的声音里我们却隐约听到他的后台李逢吉正悄悄地用柔媚的音调在天子耳畔絮絮而谈，对他悉心维护。这使我们对刘栖楚的气概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一个俯身为人鹰犬的小人物通过廉价的箴谏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人格上的优越感、赢得了社会和历史的认可，由拾遗而起居郎、谏议大夫、刑部侍郎——短短数年，出身寒微的镇州小吏瓦釜雷鸣，甚至以词气欺凌宰相。于是，李渤、高釴、张权舆……还有李逢吉，竞相哓哓上陈。连李德裕也来凑趣。远在浙西的他将精心编撰的闳篇大论堂皇地书写在进献的六幅玉屏上。按照他的愿望，《丹六扆箴》会把帝王所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连同进献人自己道德维护者的形象一道树立在数千里外的太极宫或大明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丹六扆箴》之三正是“罢献”——除了彰显自己以外，我怀疑他们还能有其他什么目的。



也许裴度是一个例外。只有他在使用一种以孩子为对象的话语。同样是请求皇帝勤政，他显然要心平气和得多：“陛下月率六七临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贼臣皆耸畏……今方居盛夏，谓宜诘旦数坐，广加延问；漏及巳午，则炎赫可畏，圣躬劳矣”，因此裴度希望他能早些起床，坐朝听政。这当然包含着哄骗的成分，但正是哄骗的话流露着刘栖楚们所没有的真挚——我所说的真挚，是指唯有裴度的言语少了对自己的刻意表现，却达到陈说的本来目的——无论是临朝视事还是巡幸东都，那个身着衮龙袍的孩子都能爽快地接受裴度委婉的意见。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裴度人情达练、世事洞明。他的许多同僚不缺少这一点智慧。但是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



无法在历史上扮演挽狂澜于即倒的角色，文官们便很稳妥将自己装扮成先贤在本朝的化身，用皇帝的冥顽不灵来衬托自己的忠诚与明智。少年天子不过是他们将自己塑造成骨鲠之士的道具——有时候，我想，李湛逃避临朝视事的义务是不无道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御门听政和御门听戏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看官僚们做戏罢了。文官们忘了进谏的本来功用，而将它作为戏剧的表现手段。他们的表演完全符合为舞台艺术那种通过夸张而被辨认的标准。表演又显然不是为了给李湛看的，主要不是。因为无聊无益的政治活动是吸引不了对游戏有着广泛兴趣和多方面实践的李湛，他们不能指望一个沉溺在层出不穷的娱乐中的孩子能体会他们倾情演出的道德主题。可他们懂得，逼真的表演可以使人们忘记角色和表演者的距离。只要历史的叙述者们忽略了官僚们沦为倡优这个前提，他们表演的内容就会取代他们进行表演这个事实而成为历史。传统上，历史一向是叙述者的历史。官僚们明白这一点，所以历史的叙述者成了这种表演的主要受众。表演者在注入符号的过程中（表演就是注入符号的过程）获取了纯粹个人性的利益，同时历史性地将自己变成了道德符号。



当然，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做作的表演，至少他们以为不需要。他们就是焦点，可以从任何舞台的传统程式里脱离出来。比如裴度，他没有依靠话语来强化自己的历史形象。因此他可以更从容地言语，而不是为言语所左右。他的话，写进史册也许少了一分铿锵，放在具体的情境下却把那个年代的虚伪和矫情衬得明明白白。



虚伪和矫情在官僚集团中的泛滥与此类行为基本上是不需成本有很大的关系。明朝的皇帝无时不刻地运用高压手段来限制官僚们的过火表演，使得进谏者不时要将自己的背臀裸裎于午门外，领受有时候会是致命的廷杖——所谓“身败方可名振”。宝历朝的文官比起他们要幸运得多。大多数时候，少年对文官们的喋喋不休听之任之。如果说大明诸帝对进谏者无情弹压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的潜在敌视者，那么少年的放任态度则与他本来就是道德的漠视者有关。对道德的冷漠，甚至不知道德为何物，使得他也许厌烦，但并不痛恨此类表演。虽然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可他不会象嘉靖皇帝祖孙那样对文官的矫情有一种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刻骨痛恨。在整个宝历朝，没有什么官僚因为自己的罗嗦而受到像样的惩罚。相反，他们的自相标榜倒常常使李湛无可无不可地给他们的表演发放赐钱，就象对优伶一样。



不过，少年有时候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官僚们的鸹噪。宝历元年十一月，拾遗张权舆——一个人品、能力皆无可观的小人在知道天子准备游幸骊山后又伏在丹墀下慷慨陈词了：“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 可以说，他的言论简直比韩愈那道著名的《谏佛骨疏》语气还要过份。韩文尽管辞气生硬，终究还有些忌讳。张权舆就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不过，他还是被漫不经心地放过了。李湛煞有介事地说：“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然后扬长而去了。比起父亲在元和十五年幸华清宫时从复道偷偷摸摸地出城以避开在延英门外跪谏的官僚，李湛要洒脱得多。我简直可以想像出张权舆目送御驾绝尘远去时上会是一副怎样哭笑不得的面目。他的伪论证一下子就被少年戏谑式的实践推翻了。从骊山归来后皇帝还不忘挖苦张权舆们：“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每当读到这一段记载时，我总有忍俊不禁的感觉：在李湛孩童式的狡黠面前，成人的话语哪怕旁征博引，或者骈散相间而具有诗的质地，都显得何其迂腐可笑。



当这迂腐可笑的劝谏日渐成了可以赢得冠绝一时的直声而又没有多少风险的政治投机时，为了取得更为惊世骇俗的效果，它甚至以一种暴虐的方式进行。当刘栖楚遭遇少年天子在与一名小宫娥嬉戏调笑时，他手中的牙笏毫不犹豫地朝女孩的面门砸了过去。女孩死了，刘栖楚却出乎意料地免于刑罚。直到此时，少年仍没有想起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惩罚那些他欢乐的破坏者。面对这样一位道德观念和权力意识均告阙如的君王，道德羽翼隐蔽下的铁爪钢喙寒光乍长。它用一个鲜活生命的血和肉破坏了少年不合道德的快乐，却展现出成人世界的悖逆状态——以非道德的方式强调道德，由不道德的人来维护道德。



我的感慨并不仅仅针对横陈在刘栖楚面前那如花似地枯萎了的生命。许多关于宝历时代的文字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些竭力将少年天子拉回御座上来的人其实正有效率地利用御座放空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排揎、驱逐翰林学士李绅靠的是不堪推敲的谎言，甚至公然在改元大赦的文字上作手脚；构陷裴度借助的，不就是“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的童谣图谶和裴宅地占冈原的无聊编派。种种浅白的手法完全没有了玩弄权术所应有的智慧和隐蔽，带着点敷衍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君主缺位的时代，那些为了避免受到君权干预而作的精心安排可有可无。可见，劝谏时的郑重其事所反映出的对皇帝的重视都是假相；对少年骨子里的轻视才是真情。于李湛而言，重视或轻视倒是都无所谓。官僚们无视他存在的同时，他也无视官僚们的存在。他无法进入官僚为他预设的角色，而官僚们也从不参与他的游戏。如果官僚们坚持将他从游戏圈子拖入政治领域，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孩子气地胡闹一番，将成人的话语，连同成人的世界搅闹得乱七八糟。



这样的乱，可以外化作金鸡之下等候大赦的御囚遭受的一顿乱棒，可以是胡乱花费对帝国财政来说弥足珍贵的盐铁进项，甚至表现为中书省的印宝玩笑似地消失和重现。没有“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诗意怅惘，没有“坑灰未冷山东乱”的直观和暴烈，却也不是剪不断理还乱——没那么复杂。它就是肃穆和闹剧共存所产生的些许错愕感、儿戏对经典政治的解构，是内心的无所适从夸张的外部表露……说到底，是一种与历史官僚制帝国既有体制不相匹配的幼稚。如此的幼稚现在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形形色色的目光中，特别是藩镇犀利的目光中。比之于长安的闇君庸臣，那些久历风雨的镇将们无疑显得老到、泼辣，他们完全能掂量出一个孩子的分量。在遥远的深州，王庭凑一派视若无睹的模样，他残忍地处决了一个效忠朝廷的臣子被扣为人质的全部家眷；幽州的朱克融用挑剔的眼光翻检着朝廷赏赐的春衣；而徐泗的王智兴则若无其事地贩卖着数以万计的度牒。也许他们目光有些微差别，可包含的轻蔑和嘲弄的成分简直都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了。如果说河朔桀骜不驯由来已久不足为奇，那么一向臣服的泽潞和横海也欺侮朝廷更清楚地说明：与中央权威的沦丧相对应的是地方分裂倾向的进一步加强。



甚至市井，也和藩镇一道嘲弄起朝廷来了。长安染坊的染工张韶竟然在一个卜者的教唆下纠结百余人，将兵刃藏匿在一车紫草里，闯进右银台门后直趋清思殿。正在蹴鞠的李湛被撵得仓皇鼠蹿，没命地逃往神策军。“张韶之乱”绝对是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只有宝历朝才有张韶之乱，张韶之乱也只有放在宝历朝才能得到解释。在一个虚弱和可笑的时代里，连森然宫禁也仿佛不设防一般，就这样被市井人物中一帮下九流的角色轻而易举地践踏了。遍征史籍，大约也只有嘉庆十八年的宫变与之仿佛。可林清、陈爽外有白莲教徒呼应，内有太监接应，并非全无谋划。反观染工们作乱，似乎也就是为了在御座上进膳，过一过帝王之瘾。如果他们还有更高的目标，那也绝没有实现的可能。虽然朝廷是如此的虚弱，国祚绵长的大唐也肯定还未走到改朝换代的一步。熟谙宫廷政治机窍并致力于培植势力的武、韦之流没有做到的事，拥百万虎狼之师雄踞燕赵的安禄山没有作到的事，怎么会由一小撮既没有韬略又没有背景、奥援的小人物来实现？护军中尉马存亮轻而易举地制止住了染工们的胡闹。以政治事件的标准衡量，张韶之乱是如此地不合逻辑。我一直对染工们飞蛾仆火式的冒险感到大惑不解：宝历朝统治力的若有还无——也就是我用这段文字来表述的、李湛用空位来隐喻的，难道就是他们要用生命来点明的？即使到今天看来，它也只能被解释为是长篇正剧中一个不和谐的噱头，可歌可泣亦正亦邪的历史群像中偶尔挤出的一张鬼脸。可它没有多少喜剧效果，反而让人们在胡闹中隐约看见无可奈何的表情。



张韶之乱后不久，马存亮求请离京到淮南监军。要知道，唐时旧例内重外轻。官员们向来以任京官为荣；品秩不变而外放到地方牧民无异于谪贬。宦官也不例外。因此，自请外放多有深意。大中四年孔温业自请外放时，宰相白敏中曾因此大发感慨：“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在我看来，马存亮作为宦官中的贤者推委权势，以及在差不多的时候宰相牛僧儒自请出镇武昌，与孔温业求去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无论内庭外朝，多少保存了一点智慧与良心的人正日渐疏远小人们扰攘嬉闹的长安。宝历时代的宫廷因为失去智者、贤者越发暮气沉沉。



李湛的上述表现使他在由修史者所操纵的公共话语中很难逃脱道德化叱责。可毋庸讳言，我同情那个无缘活到暮年却长久地生活在暮气中的少年。当王庭凑残杀牛元翼的遗属时李湛也曾流露过不能自已的悲恸，说明将他与刘子业、萧宝卷一流划归同类是不恰当的。他没有学会伤害别人，那种故意的伤害。连王夫之也承认，当很多人向他指出很多事时，李湛“虽不能行，未尝不以为允而矜全之也”。这一点，王夫之所熟稔的大明历代天子多没有做到。作为有唐一代年纪最小的帝王，李湛还是保留了少年人粗糙的善良。有那么多的指责，因为他在貌似端丽的政治画卷上任意涂抹，我却从淋漓放肆、没有规矩的泼墨里看到生命的写意，尽管很笨拙。



有的人，肆意地放纵心内之欲、挥霍身外之物，只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以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来抗拒着仿佛与生俱来的无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他生命的魔障与祸端。李湛的不幸在于没有足够的天赋去摸索更为恰当的方法来摆脱帝国制度投射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阴影。周围环境的强制力量本可以动员起来矫正他的行为，从而阻断生命逐渐荒芜的趋势。他周围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他以指点，可又没有一种指点是真诚的，可以让他超越肉欲的屏蔽，看到生命里天然的风景。除了伪真和伪善，他不能从那些别有用心的帮助中感受到任何东西，他所处人的环境和物的环境都对他无所助益。



你可以靠自身的内部经验，通过狄尔泰所强调的“移情作用”进入少年的内心，重新体验周遭环境对少年的心理有着怎样的晦暗影响，从而理解他为什么需要不间断地游戏。这于我们的历史认识实在不无裨益。



伫立在紫云阁的最高层往西南望去！大片大片阴暗的色块将原本廓落的空间阗塞得逼仄无比。那是延嘉殿、甘露殿、神龙殿、两仪殿、太极殿，还有凌烟阁和甘露门、两仪门……甍宇相连，瓦甃横亘，恍如无边无涯的荒原，呈现出艾略特式的荒凉景象，教人不敢相信这是帝国的最中央。由于整个宫室建在了龙首原南坡低洼的地方，湿气非常重。土木建筑耐不住湿气的经年侵蚀，瓦衣苔痕比比皆是；头上每一枚铜瓦和铁马在风中蔌蔌地抖动着，随时都会飘零似的；在更高处，是屋脊，有不少精雕细刻的鸟兽栖息在上面，呆滞地俯瞰着脚下的建筑群落；土木所围出的空间里萦绕着醲厚的霉味——因为楠木质的殿柱经过几百年已经从木心里朽了，槁腐的气息四下弥散。早先的高宗皇帝很难忍受太极宫的潮溻和被这潮溻沤烂了的陈年旧事，他更习惯于在崭新的合璧宫消磨他的卧病岁月。如果没有游戏，少年就得藏身于甍甍深宫一个角落，对着一堵又一堵宫墙，孤独地看着一天时光又从缦回的廊腰难以觉察地流过，漫上歌台舞殿，顺着瓦垄，最后从钩心斗角的檐牙尖端溜得无影无踪。他就要追寻逝去的黄昏脚步，从无数的殿柱中穿过，就如踟蹰在遮天蔽日的穹林里。穹林深处，是萋萋青草和不知名的艳俗野花隐藏下的沼泽。这种宫廷里的沼泽使我想起朵思的一句诗：



阳光依旧灿烂或暗沉，沼泽依旧蓄养无限生机或吞噬许多生机。



其实，谁都不能适应着阴冷潮湿一如沼泽的地方，除了阉人们。他们的阴冷气质与太极宫是如此契合。他们是狐、是鼠、是蠕蠕而动的湿滑虫蛇，是沼泽里的灵物。食腐的他们在泥沼里寻找腐尸，然后娴熟地啜着高度腐烂的血肉。殠恶的汁水和着涎液沿着他们的嘴角淌下，招来无数比他们更渺小、更卑贱的虫豸。饱食之余，他们也会哭会笑：笑是无声的，包藏了什么秘密似的，且那秘密是藏头露尾不干不净的；即便是哭也是压低了声音，鬼鬼祟祟的。不要因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阴柔，甚至有些媚气就忽略了他们的牙齿。牙齿是不足以撕裂结实的肌腱，结果虎啸狮吼的强健生命。可当那些庞然大物在漂浮着绿藻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你总是可以看到他们鬼魅般的身影在左近徘徊——沼泽是那个时代的制高点，沼泽里的丑陋生物也就充当起那个时代的主宰了。



可即便是他们，错走一步，沼泽就是他们无碑的坟茔。大概由于长年生活在宫廷生死莫测的阴郁气氛里，阉人们有太多的忌讳——走路遭遇草丛中的蛇兔，或者打开尘封的偏殿时惊扰了梁上鸦雀、龛中狐鼠都会被看作冲撞了某路神灵，要不就是某种不祥的征兆。阉人们早就洞悉了帝王将相们掩藏在高傲外表下的虚弱，却因为无知对蛇、狐、虫、雀怀有浓厚的神秘感。所以，在他们放肆欺侮远比他们高贵的人物同时，却对低贱生命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敬畏。天子没有这样的敬畏。他在骊山之行中掌握了一项新的消遣：打夜狐——黄昏也过去时最后的嗜好。



不管多么有趣的游戏，经过再三反复，娱乐效用也会出现明显的边际递减。肉体对所有感官刺激的反应大抵都是如此。为了唤醒渐趋麻木的肉体，就必须提升刺激的强度。这与人们对罂粟果实的需求是何其类似。在花样翻新的游戏中，少年曾经以为他离那些百无聊赖的黄昏越来越远了。可当游戏因为不断重复而变得越来越无聊的时候，他发现那些百无聊赖的黄昏又近了。波斯球、相扑，乃至寝幄深处的肉体都激发不了他的热情。只有打夜狐能给以他血腥的刺激。



李湛终于告别了黄昏，走进阑珊夜色中去。



那些寒风冽厉的暗夜里，少年天子身着浮光裘、夜明犀悄悄走在荒径上，穿过草树纷披的断壁残垣，细心地寻找狐狸留在长草里的一点踪迹。一枝枝利箭离弦而去，准确地命中目标。血肉模糊的猎物给了李湛残忍的快乐，可正如阉人所迷信的那样，在野草沓乱的荒废宫室里被锋利的箭镝撵得四下逃命的狐们果然给屠杀它们取乐的李湛带来了厄运。



又是一个打夜狐的夜晚。天光幽微，可还是能觉察到夜雾里隐藏的狐狸们蠢蠢欲动。李湛抑制着兴奋套上彄环，缓缓拉开了彤弓……



强劲有力的破空声后面没有狐狸垂死前凄厉的嗥嗥声，却有人负痛时的嘘欷。中箭的宦官刘克明忍着疼痛跌跌撞撞着遁入夜色。意外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这个年轻的奴才是权阉刘光的养子。利用宫禁废弛的时机。刘克明揣着完好的阳具入宫充役，也就免不了要弄些逾墙钻穴的风流勾当——最后勾搭上了董淑妃。那夜，他们私会于一座无人居住的偏殿。春风一度，却在云收雨散后误打误撞被李湛射中。



是有意捉奸还是无意遭遇？是警告，还是处死前狸猫戏鼠式的恶作剧？应该是巧合，但是我不承认。我拒绝巧合，巧合削弱了叙事的力量。刘克明也不敢承认巧合。偷情者在本质上是懦弱的，在他伤害了情敌的同时是如此地害怕被伤害。假想中的加害者当然是那些被他伤害的人。只有置假想敌于死地，他才能获得安全感。刘克明无法评估李湛对宫闱秽事的知悉程度时，他倾向于将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是可以理解的。这促使他下决心主动去了断这件事情。李湛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于一个三角形的艳情故事。庸俗的艳情本身就足以证明宫廷政治的堕落，更别说故事的主角竟然会是阉人。这真是透着绝顶的荒唐。绝顶的荒唐使人们对宝历朝彻底绝望。



二十八个人参与了阴谋，他们全都是李湛的游戏伙伴：宦官和击球军将。时机就选择在夜宴的时候。一个寒夜足以让阴谋在浮光掠影、觥筹交错的狂欢中充分展开。被醇酒妇人麻醉得恍恍惚惚的李湛一无所知。他摇摇晃晃地褰衣起身，走进香气馝馞的厕所。让我们用颠簸的跟进镜头和略带朦胧感的布光来表现这个最后时刻吧。低垂的帷帐瞬间将外面的歌吹隔得飘飘渺渺，隐约可闻，仿佛画外音。害怕有人窥视见那一幕似的，缟夜的龙涎巨烛曾经将宫殿的琐碎细部一一点明，可不知什么时候已暗了下来。谁放下了帷帐，又是谁捻熄了灯烛，谁让余烬残光寂然沉沦在无底的暗夜里？四下里忽然人声寂灭，仿佛所有人都偃声摒息等待着那个时刻，除了少年。他蒙蒙胧胧地听到异样的衣裳綷\粲声。他想回头，可是头实在是太沉重了。即便回头，他看到的，应该与他祖父六年前在中和殿委地的帷幕中所见没有什么不同。



什么都熄灭了，只有我们以为熄灭了的烛火还亮着。



所以，李湛眼睑里最后的映像是一片芸黄。它勾起了少年对往昔的回忆。说是往昔，其实是不很久之前，又好像过了很久——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什么了，所以根本无法收拢起在无休止的娱乐中打乱的思绪——似乎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他不能再玩下去了。李湛大约不无轻松地呼出了胸腔中的最后一口气，摆摆手，与尘俗的欢场作别。我想，直到这一刻，他也没有得到他渴求的欢乐。正如加缪的一句台词所说的：“人终有一死，却并不幸福。”



也许我们应该对这个已经出局的少年品评一番，可似乎又没什么可说的。他的帝王生涯就象是长庆时代的自然延续。由他所标示出来的历史低点，成为随后三位帝王西西弗斯式政治努力的起点。



我将史籍翻了又翻，试图寻找一些关于敬宗李湛的评论，可是没有多少收获。曾有多少文官满脸肃穆地在这个孩子面前高谈阔论。随着游戏结束，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了，他们又已换作了一脸不屑，甚至吝啬一句像样的评论。就连敬宗的本纪也没有评论。



彼狡童兮，夫何足议。



——《旧唐书》倒是以寥寥数字解释了他们不置一词的原因。

心中之神

第五篇：甘露


——宝历二年十二月，初登大宝的李涵十七岁。



——开成五年正月，李涵殡天时三十二。



十七岁时的李涵该是位白皙，甚至有些病态苍白的年轻人，有着柔和的脸部线条。神情淡淡的，唇色淡淡的，眉目也是淡淡的。一缕天然的忧伤如烟如雾，经年不散地罥结在眉梢。他遣散了宫廷为他个人生活预备下的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和三千宫人，还有五坊的鹰和犬。那些靡费人工的东西被从贡品清单上一一划去，织造精美锦缎的机杼也焚毁了……很多年以前，德宗皇帝刚即位时也有过云开日出的类似举动。可文官们对德宗的期许终于还是落空了。也许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朝野上下没有象上一回那样轻率地表现出喜悦。但是李涵的最初姿态对他们来说毕竟不失为一种鼓舞，或者安慰，特别是有敬宗李湛作为比照。敬宗的年纪略长于李涵，但他无论从那方面看都还是个孩子；李涵眉头的忧伤、心头的事却是属于成年人的。他开始学习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居高临下。兄长从大臣那里没有得到的指点，他渴望能从书籍中得到。所以旰食宵衣之余，李涵在枯燥的经史典籍中消磨掉后宫生活的大部分时光。诚如他自己所说的：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即何以为君？



十五年后的李涵神态痗然，无所事事地坐在空荡荡的思政殿深处。在黯淡的阳光里、昏暗的烛光里，在黑暗里，一杯杯酒被木然地送进口中。极尽物欲当然也是疗治抑郁的一味药。入口不觉，咽下去却从心底生出涩涩的苦。可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将空空如也的杯底留给自己，他又能作些什么呢？魂魄被摇散在水光潋滟的酒液里了。如果还剩那么一点，也在一具具白腻的肉体上化作了轻云薄雨。经历巨变后的李涵，对男子充满了畏惧的情绪。那些勉强可以算作男人的阉人们更是面目可憎——他厌恶一切与政治沾边的人。唐朝曾经是一个女人与政治结缘的朝代，但现在不是了。她们曾经饰演过的角色和她们对宫廷阴柔之气的象征功能都历史性地让于不男不女的阉人了。所以，李涵将自己的生存偏好最终定位在酒精和红颜上。女人美丽的胴体和酒觥一样，可以容纳如水的他。可耗散性的感官享受也没有让李涵体验到酒神狄俄尼斯所代表的纯粹快乐。他的颓废是极度清醒状态下的颓废,因此无可排遣。清醒对他而言实在是一种哀恸，巨大不幸后的不幸，使他彻底失去了快乐的可能。



翰林学士周墀有时候会陪他几杯。有一次，李涵问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



“陛下尧、舜之主也。”



臣下的敷衍引起了他的进一步追问：“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



在那个时代听到这话的臣子都会诚惶诚恐的：“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



李涵一定是一边不以为然地摇头，一边用无爱无恨的口吻说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仿佛评说一个遥不可及的历史人物似的，真让人很难想像发议论者就是被议论者本身。生前处境固然没有转圜的余地，身后名声也是一无指望了。李涵就只能将这般绝望的心情寄托在过分客观的评论里。那种冷冷的口气夹杂着冰渣，夹杂着雪粒，相隔千年仍让人为之一寒。可再冷也掩饰不住内在的孤独、愤慨和哀叹。有没有一位帝王的感伤达到过如此的地步，以如此触目惊心的语言表达出来？相比之下，长安最后一代天子所吟唱的挽歌 “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余韵悠长，可还缺乏那么一点深刻——幻灭后的感悟因为李涵话语中对比和自虐的意味而获得了真正深刻的意蕴。这种幻灭我们并不陌生，在穆宗、敬宗的人生经历中领略过，在李涵之后的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那样的黯然欲绝仍然是那一段往事的背景情绪。距离改朝换代还有不短的一段时日，可李涵还是领会到了——领会亡国之恨根本不必等到亡国之时。十多年中李涵手不释卷竟然就获取了这种悟性。思政殿幽深的空间里屡屡与李涵照面的，是周赧王，是汉献帝……他们的身影层层地叠印在李涵对面的罗幕上、罗幕后面的素壁和素壁后面，象雕刻进去似的。



说完这话后，李涵起身踅入罗幕后面，永远地。曾被末世的凄凉折磨过的天子们在后面等他。李涵可以和他们叙一叙……不知怎么地，我会把思政殿想象成月光边缘一个孤单的房间，那种冰凉的银质月光。房里有几个凄惶的灵魂在絮絮而谈，声音压得低低的，嘤唔如丝，唯恐一不小心被人听见心中的艾怨。



一手拎住李涵帝王生涯的开头，另一手拈起结尾，一段晦暗的命运就这样被我们首尾提挈，从纷繁爻错的历史中抖落了出来。我总是倾向于以人的主观能动来诠释成功，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地增添人的底气，使我和阅读我的人都还能保有一份自信，认为凡事还皆有可为；至于失败，不妨都归结为天命。惟其如此才能用僵硬、粗砺的因果律一点一点地打磨掉活灵活现的苦痛。所以，我在这里要选择宿命的方式来安顿笔下所有的人物。我相信，李涵是作为一段拟人化的命运出现在中、晚唐的历史上的。正是一个被命运如此摆布和捉弄的人在隐喻的含义上构成了命运本身。我们获得了一个运用《周易》推演历史的机会。历史的来龙去脉因为事后的演算而一时间明白起来，就象王阳明的花。



命运也许就隐藏在李涵的名字里。



名字本没有为它所指代的生命下结论的功能。正因如此，当它偶然将个人命运的总体特征一一指明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一种浓厚而神秘的宿命感。唐朝天子很多都曾改过名字。比如穆宗，我更愿意用他在十六王宅时的名讳李宥来称呼他，因为在我看来，“宥”字在暗地里指向了他的罪和他的悔。同样是以水为偏旁的“瀍”对继李涵之后登基的武宗来说也不那么贴切。可惜，他直到垂死时才意会到，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炎。李炎之后的皇帝李忱早年名叫“李怡”。可惜他从未有过怡然自得的生命体验；“忱”字所传达出来的刻意与热衷倒是切中肯綮的。即位后李涵更名为李昂——我觉得它就远不如原名。李涵与“昂”的飞扬情绪似乎完全不沾边。反是静水流深的“涵”字多少道出了他性格中如水般阴柔的味道。



一百四十年前，也有一位名讳以水为旁的帝王，并且和李涵同样的优柔寡断，同样的意志薄弱。高宗李治和他的时代却具有沧海般的规模和气魄。那是李涵所不能企及的。在他手上，王朝曾向西一直扩张到以后任何朝代所无法想象的遥远地方；泉盖苏文遗留下来的高丽四分五裂，也无力构筑起像样的堤防来阻止李治潮起潮落地淹没了东方；长安，同样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可以抗衡高宗：不管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势力看起来多么不可动摇、牢不可破，只要他们成为高宗的对立面，就会被高宗的意志所淹没，无人幸免。多数人将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宰相遭受灭顶之灾归咎于武瞾，但这多少是带有偏见的。那些谪贬、处决大臣的诏书，包括废黜和赐死太子的旨意，传达的都是高宗本人的意志。在永淳二年前，武瞾还一直都只是一个能掌握命运的人，不是命运本身。只有高宗本人，象水一样婘然无定性的高宗，构成了不可抗拒的命运，让褚遂良们在风涛里挣扎、沉没。



坎为水，《易》有“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的说法。作为穆宗次子的李涵也的确是水一样的人物——沿着曲折的碕岸蜿蜒，在坎坷不平的河床里流淌，从草木丛里穿过，在幽深的思政殿停潴下来，积成微澜不生的一潭死水。终其一生，他从没有达到过病殃殃的高宗垂拱而治就能达到的浩淼无尘的境界。是不是因为水究竟是溪涧还是沧海，说到底并不由其本身所决定的？晚唐已经没有初唐廓落的格局：两畿以外强藩林立；外庭之上朋党对峙；就是内宫的大部分空间也被阉人分割；剩下的，就是泥泞与龌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是李涵，与他年纪仿佛却远为老到的李忱也再不能拥有沧海一样的人生了。



穆宗的儿子们都要面对这阴冷潮湿一如沼泽的宫廷。他的长子敬宗象一个孩子似的痴迷流连于湿地上的萋萋青草和草里的花，不知不觉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泥泞，不久就沉溺在泥沼里了。李涵不然，他对芜没在草木下的污泥和毒虫保持着警惕。不到六年时间里，已有祖孙两代葬身于斯了。如果换作寻常人家，那会是何等揪心的回忆。可偏偏是天家，仿佛一切都可以淡看，都已习以为常。可苦痛还是锲入他的心。李涵要用他生命的流量去淹没眼前泥泞的一切和那些被阉割而阴气沉沉的怪物——这就是他的目标。还远不止于此：他终归要规复那唯一的海，虽然涛生云灭的风景已渐渐成为传说。



十三年纷纷扰扰的人和纷纷扰扰的事在以水为征的命运中展开了。



李涵是水，一种能容纳一切的物质。他也的确能够容纳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彼此对立的人物和立场迥异的观点。因此，从表面上看具有水的属性的他，是一位有包容性并因此显得谦和的帝王。但他和水一样，从来没有自己的形状，总是在身边那些呈现固态的人的强制下随时变化、变化，在变化中完成生命的流动。史书将他的这一禀性准确地归纳为“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即使在诸如宗室诸王出阁、进士科停考诗赋等不急之务上，李涵的性格缺陷也还是表露无遗。



韦处厚很早就憬然有所悟了——他是李涵政治生命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敬宗遇弑后，元凶刘克明随即被诛杀在井里；让他推到紫宸殿的绛王也死于飞龙兵之手……是翰林学士韦处厚为江王李涵即位设计了一条合法路径，从程序上解决宫廷短暂的混乱局面。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和元年四月的延英会议上以去留相争也改变不了天子易变的禀性。韦处厚不晓得，那是李涵命中的属性。可是有人晓得。他们不枉费心思去改变什么。因为他们不象那些文职官僚，无论如何的世故，究竟还保留着自身不无刚性的人格结构。他们很好地适应天子的易变和阴柔。所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韦处厚很早就从李涵的生命中微没了。他留下的空白最终由郑注、李训来填补。



本来可以不是他们的，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本来应该是李宗闵、牛僧儒或者李德裕——不管自身有着怎样难以克服的缺陷，他们依然属于当时文职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代表了山东衣冠和关陇人物，或者代表分别由门阀和科举出身的官僚,又或者……反正，他们也确实在韦处厚过世后陆陆续续地从天南海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长安——牛李二党的参杂并进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一大景观。



太和三年秋，从浙西返京的李德裕被征召为兵部侍郎。在六部中，吏部和兵部分司文、武，两部侍郎向来是宰相最恰当的人选。加之首相裴度的表荐，李德裕宣麻拜相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吏部侍郎李宗闵运动了内廷的关系捷足先登。半个月后，李德裕被打发到义成担任节度使——这是李德裕第二次与相位失之交臂。他不得不带着对牛党的怨恨悻然上路。为了彻底杜绝李德裕上进之路，李宗闵又援引牛僧儒入相。他们共同有计划地排挤了李德裕在长安的同党——包括裴度。这位四朝老臣很长一段时间内弢迹绿野，在诗酒中消磨余生。



无论是李宗闵还是牛僧儒都没有给李涵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要么拉帮结派，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要么碌碌无为，让人觉得暮气沉沉。时隔三年，李涵对牛党的看法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悉怛谋事件后，敏感的牛僧儒开始感觉到圣眷渐衰。和前次一样，他选择了退却，而他的退却使李宗闵陷入了和当年李逢吉相同的窘境，不得不独自面对政敌日渐加强的压力。



元和初年平蜀的名将高崇文曾说，“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现在，李德裕终于在这里回翔，飞向长安。这段经历对李德裕来说也不愉快。李德裕没有从摇摆不定、至阴至柔的李涵那里得到支持。不过若多年后，我们还要庆幸李德裕的离去。在反映历史走势的线条即将触底前的一瞬间，掀起下一波高潮的人物及时地抽身离去。总之，属于李德裕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对比鸟散余落花的长庆元年，无论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他们的根坻都更加难以撼动了。资历和经验，再加上多年苦心经营，使他们双双成为人们必须仰望的巨大存在。随着党魁们相继成为宰相，更多的中高层文职官僚们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李党或牛党结合在一起，板结成坚固的一块。文职官僚集团派系日益稳固。即使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计，朝士中结为朋党的也达三分之一。更何况，李德裕口中的朋党当然仅仅是指牛党而已。从悉怛谋事件到杨虞卿、郑覃等人的人事变动，两党以硬碰硬，将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现给对方。杜悰的斡旋没有下文以后，针锋相对的利害冲突泯灭了最后一点和解的可能性。在整个太和朝，李德裕、李宗闵们把自己站成夹江对峙的两岸岩崖，使李涵的政治空间被挤迫得无比逼仄狭窄。李涵不能忽视他们非常可观的存在。然而，对李涵心底波澜和生命流向，大臣们总体上是漠不关心的。



读《春秋》的时候，李涵有意拿“阍者杀吴子馀祭”的故事探问侍讲的大臣许康佐。许康佐时任礼部尚书——这是俨然被看成读书人领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个宦官弑主的典故，可许康佐更清楚李涵需要的，是引申。所以，他以“春秋奥义，穷究未精，不敢遽解”推搪，懦弱地回避了李涵的召唤。



许康佐的虚与委蛇证实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阐述的一个观点：文职官僚的领袖人物是不会响应皇帝号召的。也就是说，李涵无法依靠他本来应该依靠的文职官僚集团和他们所占据的政治资源，也就无法通过常规途径使自己更为充沛地去洗涤内廷的尘埃与污淖。



为外部世界所阻遏的政治欲望现在回流到主体内部，在那里冻结成阴冷的情结。焚毁机杼、遣散鹰犬时那个率真的李涵不见了，挽留韦处厚时那个诚恳的李涵也不见了。他变得日益相信阴谋的力量，相信那些更加不值得相信的人。从太和三年八月到太和八年九月，整整五年时间里，他分步骤地削弱了裴度；还学会了引进李德裕来挤兑李宗闵；事过境迁后又反过来利用李宗闵排挤李德裕；他甚至懂得了丢车保帅，决绝地将可怜的宋申锡送上绝路。



可是，在老到的许康佐、李德裕和李宗闵面前，李涵还是显得太年轻太稚嫩了。他的手腕力度还不够，调动不了他们；他的阴谋还有痕迹可寻，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当然和他的阅历有关。从小生长于十六王宅深宅大院的孩子无从获取他们政治生涯所需的阅历和能力。那些阅历和能力在他们要完成一项非常的任务时是那样地至关重要。李涵不是一个有超人天赋的君王，但他有自己的方向，并且十分地努力。他所付出的全部努力构成了元和宫变后挽救时局的第一次尝试。这次尝试的主要内容就是运用权术和阴谋去控制他的文职官僚集团，实现诸如清除宦官这样的政治目标。可他最终没有做到。



仰望壁立千仞的顽固，除了颓然哀叹 “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外，李涵还能如何？当太和八年九月李宗闵再度被征召入朝时，他不再是作为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进入长安了。这一回，他纯粹是将李德裕逐出朝廷的工具而已。在扮演了这可悲又可怜的角色后，李宗闵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随后一次对谣言的追查中，他也被不留情面地流放到遥远的明州。既然生命意识的激流无法从左岸或者右岸那些多少还残留着正统人格结构的巍峨高山中得到任何灌注和涵养，那么就在他们的围困和挤压下变得恣肆、浑浊。十万斛的水终于流出了如山一样巍然屹立的朋党投射在他生命流程上的巨大阴影。随着李涵百折千徊地流向深不可测的渊薮，那些岿然不动的政治人物次第消隐在天边。只有那些没有根底的人，如飘萍、如浮沫，在李涵表面平静、暗流湍急的命运急流里随波逐浪。



一个是翼城人郑注，一个是流人李训。



这是一对颇为奇特的组合。以公认的政治标尺衡量，他们在被李涵欣赏之前都属于长安政治圈的边缘人物，或者，更干脆点说，属于小人物：郑注是江湖游医；李训虽然出身望族，却在宝历元年的武昭之案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这样的污点本来是足以断送其政治生命的。以同样被公认的道德标尺衡量，他们属于小人。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们蔑视道德：郑注穷途末路时，是一位不知名的牙将赏识他并将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愬，结果知道得太多的牙将死在了郑注手里；将郑注带回长安的是王守澄，他没有想到，他带回了他的死神；宦官韦元素也是，他曾保护过千夫所指的郑注，这是他死不瞑目的原因……郑注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小人，有本事反复翻演“农夫和蛇”故事。李训与他不相伯仲。李训是郑注引荐给王守澄，从而平步青云的。在两人联手除掉王守澄后，李训几乎成功地请君入瓮，在郑注面前扮演一回后者演惯了的蛇的角色。来时只有投靠，没有感激；去时只有背弃，没有眷恋——他们眼中只有一级又一级可以践踏在脚下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人。



人，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最空洞的概念。



郑注与李训还蔑视程序和规范。服丧未满，李训就穿着着山人的服饰出入宫闱，用宽袍大袖来规避丁忧制度。李德裕和给事中郑肃、韩佽都试图依照程序赋予他们的权力阻扰李训复起。但在没有原则的王涯帮助下，门下省官员无法有效地行使封驳之权。很短的时间内，李训不合常规地连连超擢，一年多时间由流人而宣麻拜相。讲求资格的唐代官僚制度在擅于飞檐走壁地避开障碍的小人面前形同虚设。已经跻身朱紫的郑注与李训自然会更加热衷于超越程序和规则，寻求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终南捷径。李枚在《喷玉泉幽魂》里曾将李训誉为“四丈夫”之一，但他多半是错了。他忘了这是一个曾阿附于奸相李逢吉的人，一个因企图胁迫他人诬陷宰相李程而被流放象州的人——这的确是一个小人。不过，他到底比郑注好些。我赞同《玉溪生诗集笺注》的看法：“训犹可怜，而注惟可恶”。可是，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恶之处。



正是这对小人给了李涵大人物所没有给予的体贴。郑注的医术解除了中风带给李涵的肉体苦痛；而许康佐不敢解说的，李训敢。李训给了天子一个明白简练的解答。通过进讲，李训使李涵确信，他不仅能阐释《春秋》，还能讲授更为艰深晦涩的《周易》——关于预测和掌握命运的专门学问。李训与郑注都很关注李涵难以启齿的隐忧和由此产生的内心渴念，并从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机会。所以他们都敢于正面回应李涵，热衷于帮他解决在旁人看起来是很复杂的问题。亟于夺路而走的李涵与他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结合决非偶然。



没有道德上的禁忌，急于事功又不讲究程序，使得郑注与李训少了很多束缚，效率之高的确让人挢舌不下。续放逐三位宰相使他们声震天下；随后又借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之手将内庭四贵人中的其余三个撵出长安，并最终置三人于死地；武宁军监军使王守涓也死在他们手上；似先义逸等六名被他们排挤出去的权阉差点就葬身边陲；李训还做了一件十几年来文官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处决元和宫变的首恶陈弘志；做完这些后，他们毕恭毕敬地将王守澄架空了。这是颇为阴毒的一手，为一个月后对他的清算埋下了伏笔——利用阉人内讧，李训与郑注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清洗内廷的高层宦官。在牛、李两党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只有这样骇人听闻的效率才能吸引那些对现实越来越不耐烦的人翕然相从。甚至那些世为显宦的官僚们也纷纷猬附郑、李，成了他们的殉葬品。



李训与郑注，两个小人与正统人格构成了怪异的对峙。他们的出现使我们的历史评论变得艰难起来，惶惶然，难以自圆其说。清除揽权自重的阉人这样一个从传统政治眼光衡量绝对合理的政治目标却要由李训与郑注来着手实施——按同样眼光，他们也应该属于被清除的对象。在这里传统政治所蕴涵的一个巨大悖论再一次被凸现出来了：道德上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最有效率地继续着以道德为逻辑起点的政治进程。但是他们固有缺陷的消极面也随着事态的演化显现出来了。



用合乎程序和规则的方式来实现郑、李在甘露之变中所要达到的目的，王夫之设想过，陈寅恪先生也设想过。可大家有没有想过，两个乐衷于暗箱操作的人才是故事的主角。他们才真正符合故事的内在逻辑。



噩梦已经注定。



多年前滑台节度使贾耽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相者指着当时还是布衣的贾餗说：“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当执政之际，朝廷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相者看到一个噩梦还未成形的胚胎了。噩梦是一个逐渐发育的精灵，频繁地出没于王涯的相府。它鬼出电入，变换着自己，象变古彩戏法的江湖人物一样生生造出名目繁多而又骇人听闻的种种幻象。幻象使命运具有一种可感知性，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浮现出来。最后，连王仲翔也觉察到了：数十个家僮鲜血淋漓地站在他面前，没有头。可惜，王涯不相信儿子的幻觉，更不会考虑儿子去位避祸的恳请。一个擅长于注《太玄经》，经常以此卜算运命且准确率高于《易》筮的人，不可思议地对那些层出不穷的警告视而不见。被忽视的精灵只好栖身在一面铜镜里，应该是久负盛名的“金礛若止水”吧。刚刚被迁为京兆少尹的罗立言引镜自视时也看到了无头的幻像。他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角度，青光柔和的镜面里，自己衣领之上的方寸之地依然空空如也。镜里的虚幻，镜前的真实？还是镜里的真实，镜前的虚幻——也许是自己连日来参预密谋，心事太重，以致于两目眵昏吧。罗立言振衣起身，若无其事地衣冠入朝。他就这样在镜里镜外的真实与虚幻之间迷茫，与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的机会错身而过。镜中的精灵只好藏进郑注的药箧。只要这个踌躇满志的小人一打开药箧，它立即分身为数万青蝇，教人猝不及防地从箧里涌了出来。数万只青蝇呀！那该是何等喧嚣和诡异的阴霾，铺天盖地，久久也没有散去。



郑注痴痴地仰望着满天翛翛飞舞的青蝇，心里充斥着颓废的感觉。敏感的游医敏锐地感受到了噩梦的征兆。他躺了好多天。当青蝇带来的恶心感觉终于消退后，他决心向我们和盘托出噩梦的秘密。



贾餗拜相了，相者的谶语就要应验了。滑州宴会的座上客们在山谷间仓皇地找寻着隐匿的地方，以躲避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



……



十月初九深夜，密使李好古为王守澄带来了一杯酒——那一定是杯美丽的金屑酒：无数亮晶晶的金屑落叶般纷纷扬扬，在琥珀色的液体里飘摇，将把酒之人带进难以言传的秋的境界。我对这种酒神迷已久了。从魏晋开始，多少风流人物就在金屑酒营造出来的秋意里散了他们的灵魂，消散了他们的太息和太息一般的魂魄。现在却轮到与风流无缘的王守澄不无遗憾地将这满杯肃杀的秋色一饮而尽。他应该预见到会有这么一天。就在那年秋，曾和他一道执掌北司权柄的宦官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已经在遥远的地方被赐死了，已死的崔潭峻剖棺鞭尸，而陈弘志也死了，被封杖击杀在一个叫青泥驿的地方……单一的每一条死讯也许说明不了什么。可当它们串起来，一切就昭然若揭了。



王守澄出殡的日期选在了十一月二十七。那天，送葬的宦官们一齐来到浐水吊唁这位元和宫变的主犯，该到的一个不少。就在浐水上，也许是掼碎一只杯盏，也许是一声挤出来的干咳，也许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从寒风中飘过，郑注从凤翔带来护丧的数百名壮士就会手持白棓一拥而上，将临风悲泣的阉人们杀掉……



以上只是郑注的表述。如果故事照着他的思路讲下去，鸩杀王守澄和清除阉党是前后牵连的，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步骤；而李训却将它们看作分开的两件事情——顺便提一句，有的学者相信这个分歧就是甘露之变成败的要害。



李训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为王守澄送丧前一个清冷的早晨，左金吾听事后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桢群臣舞拜、欢声四起的动人场面。朝会地点立即被改到可以接受贺礼的含元殿。文武百官都在静谧的大殿上等候消息。过了良久，奉旨前往左仗观察的文官们回来了，他们认为大约不是甘露，不可贸然布告天下。说实话，我也不晓得所谓甘露到底是什么东西。大概不会是露水那么寻常。据说其凝如脂，其甘如饴，能使“不寿者八百年”。尽管我们知道关于甘露的许多传说，知道汉武帝的承露盘和汉宣帝的年号，可不管是《礼记》还是《汉书》都语焉不详——在古代，甘露为何物似乎是毋庸多言的，反正是祥瑞。李涵的时代几乎从一开始就充斥着灾异：大小流星纵横天汉上下；彗尾两岐，遍指四方……可真正预示灾难的，不是那些频繁出没于天际的流星、彗尾。是祥瑞，反而是太和一朝很罕见的祥瑞指向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前尘旧事。



李涵很有技巧地示意自己无法认同文官们让人扫兴的观点，不露痕迹地让取代王守澄不长时间的神策军两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带着宦官们去复核。不疑有他的阉人们欣然前往左序。他们不知道，伏兵藏在帷幕后面……与此同时，事先安排好的河东、邠宁兵卒将从丹凤门蜂拥而入。循着这个思路，郑注也在劫难逃。李训的故事不会为郑注预留下什么美妙结局。



至少故事开头部分，宦官仇士良的陈述和李训是相同的。他欣然领旨，向石榴树方向去了。不过，脚一踏进左序他就直觉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个寂静的院落还是如他所熟知的那般寂静，可正是在百分之一百的熟悉中溶解了百分之二百的不熟悉。他听见随同而来的右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身上簌簌做响——那是甲胄上的铁叶在颤动。仇士良有些惊诧，他不知道将军为什么会紧张到失态的地步。这时一阵阴惨惨的风穿堂而过，两厢的帷幕飘了起来。帷幕的后面是青光闪动的甲衣……瞬间，他心头一震，什么都明白了。



仇士良们恶狠狠地挟持着李涵撕开了含元殿后的罗网，迤逦退入深不可测的内宫。身不由己的李涵知道，在他背后，宣政门正在阖上。皇帝与他的文职官僚们不会再有什么联系了。



李涵如水。可是只需要一滴水，石榴树上的一滴甘露，就足以将他完全淹没了。有时候，所谓深渊，不过是一滴水而已。



李涵居藩时，内官曾密献过的一部书，也是李训借以邀宠的一部《周易》，简单明了地揭橥一段血肉模糊的历史命运，可他们君臣都不曾读懂——水至柔；雷至动。如果上面是水，有至柔至弱的性格；下面是雷，也就是要有非常的举动，这样上坎下震的卦象称作“屯”。



“屯”就是：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从观感上讲,甘露之变与中唐其他几次政变最大的不同就是血腥。被意外事件激怒了的阉人们疯了似地制造恐怖气氛：到处都是情状可怖的血污，到处都是教人作呕的残肢碎片，到处都闪烁着半弧形的白光，到处衣冠扫地。两省各衙司的一切：印鉴、文牍、生命都被无情地践踏。仅仅初始的几个时辰内，就有六百多名未及逃逸的两省官员惨死在皇城里。他们没有参与密谋，到死都还懵懵懂懂。稠厚的血液汩汩地从门缝里淌了出来。很快，阉人控制下的左、右神策军蝗虫般铺天盖地地扑向那些显赫的文官们居住的里坊。长安，和它所代表的官僚政治体系象舒展开来的叶片，被撕咬、咀嚼并吞噬下去。在元和宫变中漠然地充当看客的文职官僚们现在惊恐万分地发现：在宪宗被弑十五年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终于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宫墙上，独柳下，兴安门外，还有右掖官署里的血污和到处弥散的腐尸气味都在刺激长安的感官。那许多穿着绯红皂鞋的市井少年，象一尾尾鱼在血乎乎的空气里摇摇摆摆，很兴奋地到处游动。他们喜欢溷浊的、流动的生活。生活给了他们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来表现他们的虐待欲。他们往那些即将被夷族的人身上投掷了很多瓦片。很多，所以须发苍苍的宰相是站在瓦砾堆上被腰斩的。尸体没有人收殓，就一直被扔在那里，直到第二年春……后来新的宰相李石说那年刑杀太过，冬天格外寒冷。



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所有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就象流星就只是流星、彗尾就只是彗尾，而不是别的什么，不管钦天监弄什么玄虚，天文志写了些什么。故事与事实的同步效应让我们如此强烈地体验到历史本身残酷的真实。



就转折意味而言，我以为甘露之变远不如元和宫变来得重要。它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官们的心理上。那个寒冬的血腥记忆在文官孱弱的内心留下了一道不结痂的伤口，使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侥幸存命于大清洗后而庆幸，却对艰险时局噤若寒蝉。白居易不就曾语气沉郁地用“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来诉说他心中的沉痛。但《资治通鉴》所谓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之说，我是不敢苟同的。甘露之变并未标志宦官公开专政的开始。郑覃、李石和他们所代表的文职官僚集团仍在灾难性的寒冬里艰难地稳定着局势和人心。宦官们在随后的会昌和大中两朝还将先后受制于李德裕和李忱。那时，对宦官压制的力度不仅是甘露之变前的长庆、宝历朝没有的，甚至元和年间也不曾见过。诚然，甘露之变后宦官们对政治生活的介入的确日趋制度化了，比如护军中尉们开始列席延英会议，而内诸司使也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官僚行政体系，系统地分割原本属于南衙的权力。但总的来说，变化是渗透式的，渐进的，而绝不是激变的，看不出与甘露之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甘露之变仅仅是一曲有背景，但没有铺垫也没有余韵的嘹唳悲歌，来得匆促，去得瞥然；远不象元和宫变，以三幕悲剧的形式,艺术地布置了一段帝国走向衰微的曲折剧情。更不必说，元和宫变还开了一个弑君而不受追溯的先例。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事件，无论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还是河北三镇层出不穷的叛变行为，本质都只是对长安权威的质疑；那么这个先例的涵义却在于否定帝王的生命——王朝的历史也就转入另一阶段。从外在权威到内在生命，不正揭示了一个危机逐步加深的过程。



从标志历史分界的角度看，数年以后李忱的驾崩也较甘露之变更足以作为中唐与晚唐的时间界碑。



李唐皇室确实曾经是在莽莽天穹下的长草间充满活力地游走的一群。然而，长安的庭院已经将天潢贵胄密不透风地禁锢两百多个春秋了。他们已经蜕变成猥琐地蜷缩在金莲花盆里的蜥蜴，有龙的形象，没有飞龙在天的能量。十六王宅和太极宫的半幽禁生活给了他们孱弱的形象和文质彬彬的气质。鲜活的草莽气息在他们身上淡得几乎嗅不出来了。他们的政治知识基本上来自于策府卷帙浩繁的藏书，却失去了从粗糙的未经提炼的生活本身去汲取和历练的机会。书本给予他们的，只是二手的生活经验。那么，他们的政治实践，包括他们的阴谋就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郁的书卷气。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李涵。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政治命题是无限复杂的。他们在解决这些政治命题过程中所接触的人物更具有他们所不能比拟的复杂性。于是，天子个人与宫廷政治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李涵的努力以悲剧收尾就是这种不对称性的结果，必然结果——或者说，命运。也许只有李涵的十三叔李忱例外。在长长的漂泊路上，他经历过雨雪风霜、接触过三教九流，懂得了人情事故，也品味过冷暖滋味……于是他身上就散发出一种新鲜的江湖气息。这是李涵他们所没有的，也只有这种气息才给宫廷的沉沉死气一点活泛的意思。从这个层面上说，李忱是宫廷最后的生机。所以，他在大中十三年最终退出历史，意味着为改变命运总体走向而煎熬着、挣扎着、抗争着的中唐历史永远地定格了，凝固成巨蛇缠身的拉奥孔父子那样的雕像。至此以后，是死而不僵的晚唐——即使有努力有作为，也显而易见地带着明知不可以为而为之的意思。



黯然的夕照下，稀薄的血光笼罩着长安。接踵而至的黑夜低低地压着濒临圮坏的城垣和谯楼。象征灾异的彗星也早已从黑夜里划过，现在看不见了。



当那一滴水，一滴褪色的血，终于在无垠的黑暗中蒸发掉时，坎水的时代也就结束了。没有结束的，是长痛不息的日子。按《易经·卦序》的解说：“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从卦象来看，上也是火、下也是火的“离”喻示了火，喻示了下一位天子的名讳，喻示上下同象所代表的会昌一朝君相一心，也喻示了短暂的光芒和功业如灰烬的感慨，还喻示了……



生生之谓《易》——寒日里的长安等待又一季草木枯荣、雁去雁回。

心中之神

第六篇：忆平泉


一个身形已略微有些佝偻但气度依旧的背影缓缓地走下丹墀。



天子李忱楔形的眼光牢牢地钉入那背影。可背影还是无所知觉似地渐行渐远，行到步廊尽头，消失在宫门。伫立在旒扆后的天子徐徐踅身，木着脸对左右说道：“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话说得很慢，但很清晰。发音清晰，意思也很清晰，清晰得教起居舍人的手微微一颤，一大滴墨汁忽地溅落在素净的纸笺上。他连忙用狼毫舔了一舔墨点，提了提手腕小心地用端正的楷体录下了那句话。他知道，无论以后将由谁来修撰这段历史，这一行字不会遗漏。



溅落在起居注上的那一滴墨汁在政治空气里激起无形的层层气浪——朝廷又将要在疾风暴雨里完成新一轮人事更迭了。



总是在新旧更替的时候，宰臣们会蓦然发现自己正颤巍巍地立在危崖边，往前半步，就是渊薮。个中原由很多：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在东宫之争中站错了立场；有时候是因为维系旧主的圣眷难免结怨于新君；有时候是因为新君储位东宫的时候旁观者清，不免对前朝执政有所指摘；更有甚者，新君杀大臣立威也是屡见不鲜的。政治命运转瞬枯荣所蕴涵的沧桑况味被民间很直白地概括为 “一朝天子一朝臣”。永贞内禅中是韦执谊，元和宫变后是皇甫鎛，武宗践祚时是杨嗣复、李珏，现在轮到太尉李德裕了。



他是在李忱听政的次日被罢免的。薛元赏兄弟也步其后尘。不久，李德裕的密友李绅也许是非常适时地撒手人寰了……李忱急不可耐地对李党进行了第一轮打击——这标志着一次政治努力的失败。依我咫见，这次努力主要指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派系得到了皇帝无保留的支持，从而对王朝的命运全面负责。李德裕就是这个派系的领袖。垂老时节踏上鷁路是不能有回头的指望。剩下的，只是在何处终老的问题了。



也许是平泉庄——我能看见那里的无边景致：台榭前芳草萋萋，亭亭香檀的清荫落在高高低低的槿篱上；仿照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开凿的清渠里几多兰棹轻摇，从汀萍中、竹坞前、镌有古篆的白石畔逶迤而过；东谿新蓄的长流水载着桨声橹影流向绿意最深处；闲来无事的时候扪萝沿溪上行，踏着新苔初长的野竹径绕溪三里馀，奇筱夹岸、女萝覆岩，翠色细腻地填满了溪畔的每一寸空白；静态的景物中自然也有动态的灵物，那是谷榛被三两麇鹿挂擦得不住乱颤，抑或是黄鸟仿如无骨似地飘在松霰里？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双鸂鶒在洲屿上依依相恋，兰塘里的跃鱼也没有能惊扰它们的宁静……平泉的风物就这样在意念中舒展开去。我将从二十二首《忆平泉》的诗行里摘出的点点滴滴尽可能地组合起来，组合出一种优雅生活的表征。在漫长政治生涯行将告终时，到底是长安，还是李家这方圆十余里的别业将成为他的精神皈依点？



长乐驿外，觥盏里送别的酒已经斟满。



……



五年前的深秋时分，也是长乐驿，从金陵兼程而来的李德裕与为他接风洗尘的同僚携手一醉。阑尾酒罢，昂首西顾，烟云里的通化门隐约可见。经此门入长安可以直抵宫城。在那里，一个年轻帝王期盼他的到来。李德裕等待这样的机遇已经很久了，仿佛他的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机遇：受李逢吉构害在前，为李宗闵翦抑在后，几次关键时刻的趑趄使他长期在外镇盘踅。太和年间短暂的宰相任期内，多疑而摇摆的文宗也没有给李德裕多少施展的空间。所以，当他知道自己入朝极有可能当上宰相时，心情之急切是可想而知的。回京途经平泉庄时已入暮。据僧人允躬说，是夜，回家的李德裕秉烛夜游。短短一夕，手中摇曳的烛光匆促地照亮了平泉一隅的紫芝、红藓、金松、朱草……可心思不在清雅的园林。多年的宦海颠簸使李德裕深知长安风云瞬息万变，早些面圣，就多些把握。平泉庄于此时的李德裕而言不过是一个无须流连的驿站，未等天色胧明就被达达的马蹄留在身后。



长鞭在手的李德裕有理由确信：皇帝与宰相间，一段龙虎相交风云际会的故事就要开篇了。



正史将李德裕入相归美于知枢密杨钦义。据说，李德裕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以一床珍玩交通杨某。后者回长安后投桃报李，援引李德裕为相。我认为，这即便不是空穴来风或恶意诽谤，至少也是片面的。杨钦义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为此他受到过其他阉竖的公开指责。我们推测充其量他只是扮演了相对次要的引荐者角色。决定李德裕前途的，应该是皇帝本人。



在唐朝的政治体系中，相权与皇权是相辅相成，但又互相掎挈的两个权力系统。强势宰相光芒璨然，往往会将人君衬得黯然无光。但是，如果因为李德裕不同凡响而把皇帝李炎看作刘禅一流的人物，就大谬不然了。他不是那种被动地接受官僚集团的服务，甚至蜷缩在宰相阴影下的角色。经历了文宗时代诸派参杂并进的扰攘后，王朝对一个坚强中枢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李炎必须为自己选择一名强有力的合作者。李德裕就是他选择的结果。



李德裕完全当得起天子的信赖。《旧唐书》认为他“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如果将他与唐代名臣比较，我们可以说：倚马草诏，他让人想起陆贽；运筹帷幄，他让人想起李绛；论铁腕和经营西北的远见，他与元载雷同；在更多的和不能说清的方面，他与他的父亲有天然的相似……一言以蔽之，李德裕是一个可以让人长久缅怀的人物，一个睿智的参谋、果断的决策者和出色的执行者。五年前的李德裕踌躇满志地接掌了相权。



此时，文宗李涵驾崩前后的漫空阴霾还未消散。那些曾阻挠李炎即位的大臣匍匐着，绝望地等待着天子的雷霆之怒。李德裕在这雷隐隐、雾蒙蒙的季节来到长安。他接受了杜悰的意见，果断地递牍子请开延英殿，将自己的两个政敌从藁砧上救了回来。他不想让皇帝快意于私人的政治报复。一个暴躁、刚愎自用的帝王一旦体验到生杀皆操于我的快感，注定会一发不可收拾。皇帝必须学会尊重文职官僚，即便他们冒犯了皇帝个人。这对甘露之变后生命和尊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保障的文职官僚来说是一种安慰。顺便说一句，李德裕日后也有面临着不测天威的时候，那时他就会省悟到他入朝的第一个举动在他离开的时候显示出可贵的价值。李德裕展现了一个文官领袖燮理阴阳所需要的品质中很重要的几项——但不是全部——我应该特别指出这一点：尊重文职官僚集团所共同认可的准则、明智决断和坚持的勇气，以及与皇帝良好的私人关系。



现在，他需要更为广阔的舞台，那就是西北——那里，十余万回鹘部众在黠嘎斯部落的驱逐下穿行在草原上，横亘六十余里，不可阻挡地涌入阴山之南。这是数百年来北方大地上最为壮观的大迁徙。流离失所的回鹘人惊恐万状，丧失家园的苦痛随时会因为任何细节上的疏忽而转化为狂暴。然而，沧海横流，正给了李德裕以本色示人的绝好契机:一骑星使离开了长安，驰往大漠深处，去探听回鹘南徙的原因；丰厚的馈赠暂时羁縻住回鹘流民，为北疆诸镇赢得敛甲集结的时间；旨在使回鹘重返斡耳朵八里的外交努力进行的同时，李德裕从容不迫地着手规划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昌三年春，随着回鹘大军逼近振武，夜幕下的最后决战已经无可避免。



悍将石雄和他的骑士们铁蹄铮铮，恶狠狠地踏开了乌介可汗的夜晚。滂沲的马蹄践踏下，回鹘人的萧萧壁垒訇然倒塌，苍狼出没的大地在这突如其来的倒塌中强烈地震荡起来了。败退下来的回鹘人象悕惶的釜鱼摇头摆尾，没有方向地泼剌剌乱游。到处都有危险，都鬼影幢幢，到处都闪烁着箭镞致命的青光……浓重的夜色中潜藏着河东镇、振武镇、卢龙镇，潜藏着天德军、内地奉命驰援的陈、许、徐、汝、襄诸部及契苾、沙陀、吐谷浑骑兵，潜藏着得到了良好协调的虎狼之师。长安的战略部署化作一张狞厉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回鹘人头顶的穹庐。他们晓得大势已去了，无可选择地向杀胡山方向豨突——兀立的西陲荒岭注定将见证一个草原民族的死亡之旅。我们忽略激战的具体过程，去想象得出那支游牧人在历史舞台上演的最后一幕：那个东极室韦、南控大漠、杀白眉可汗、槃马古匈奴地的回鹘，那个在天津桥上傲然立马过的、在陕州帐幄里狰狞过的回鹘，就是那个回鹘，将一万多具尸体乱七八糟地横陈在童山冷月之下……乌介可汗身披数创仓皇遁去，他将在几年后死去——作为一个实体的回鹘是在杀胡山下终结的。



给回鹘历史划上句号的，正是远在中书门下政事堂上安坐的李德裕——六天后他收到了西陲飞骑传来的捷报。



话说回来，大捷的意义其实很有限。因为现时的大唐已经没有争雄中央亚细亚的规划和力量了。杀胡山之役与八世纪四十年代，乃至太宗、高宗更早一些在大漠取得的成就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对边境危机的被动化解，而不是拓土开疆计划的主动实践。可在胜利以外，它别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见，长安的领导正重新变得稳妥、有效率，并且十分坚强。在对王朝来说更加利害攸关的藩镇问题上，这种变化有立竿见影的表现。



一百年来，藩镇问题是程式化的：诱因总是藩镇的人事更迭——自立者得不到节钺，而朝廷的人事任命又为地方所抵制，最终兵戎相见；被朝廷征召起来讨伐抗命者的周围藩镇难免会有唇亡齿寒之虞；被征讨者也懂得利用对手的心理障碍，很快就拱手将几个无关重要的城邑让给征讨者象征性占领；所以战争最开始总是进行得异常顺利，随后双方就很默契地转入相持；被征召的藩镇是很乐意在前线安享朝廷供养的——平时他们的给养由自己领有的州郡提供；无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的朝廷承受不了长时间消耗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不得不重新考虑妥协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军队因缺乏协调而遭到几次让人心惊肉跳的打击后，朝廷更是坚定地谋求体面解决危机；谈判条件会因事而异，但对朝廷来说都是失败……相同的情节一遍又一遍地上演。每一回，朝廷都廷饱蘸着淋漓的墨汁试图去书写不一样的历史，落笔却总是发现不出窠臼。重建集权中央的决心就在了无新意的重复中消磨殆尽。



但是，现在李炎决心偏劳李德裕的枢笔来作一篇大文章。李德裕也确有能力让藩镇题目在其手中翻出别样的新意来。



会昌元年九月癸巳，卢龙节度使史元忠死于兵变。这给了李德裕初次发挥的机会：他没有急于将节钺颁给暂时的胜利者，而是耐心地作壁上观，静侯更合适的人物和更合适的时机。如其所料，幽州局势风云姽谲，叛乱者很快死于新的叛乱。朝廷战略性拖延不仅避免了短时间内连续变更任命的尴尬，而且使藩镇的将领们认识到：没有中央的正式任命，他们的统治将因缺乏合法基础而处在高度不稳定状态。对朝廷态度恭顺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最终控制了幽州，顺利地得到了长安的认可。作为回报，张仲武和他统治下的卢龙相当长时间里在灭回鹘、灭佛等诸多问题上给予长安弥足珍贵的支持。其实，李德裕的策略与李绛对魏博镇之所为如出一辙，效果也仿佛。三十多年前，魏博归服是元和中兴的关键。没有田弘正效命，宪宗在河北藩镇问题上取得任何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李德裕通过完美的政治操作，为朝廷赢得了元和七年曾有过的契机。因此，当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亡故的时候，朝廷可以更从容地应对这一人事变动了。刘稹一厢情愿地希望能效法河北旧事，世袭叔父的遗缺。但朝廷断然拒绝承认他制造的即成事实。周围诸镇五道并进，讨伐泽潞。就连素为“反赋之地”的河北也因为有张仲武抚其后背而动员起来了。战局进展甚至比宪宗皇帝多年前在淮西令人怀念的胜利更加顺利。反对派们本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为昭义固然与河朔三镇情形有异，却也不同于其他藩镇：桌面上原因是刘从谏的父亲刘悟在宪宗征讨平卢时不无微绩，而且昭义世袭在宝历朝已经开了先例；冠冕的话语后面另一真实原由是刘从谏在甘露之变时曾给予身在凄风苦雨中的文职官僚集团以声援，并且至今还庇护着若多惨遭荼毒的名门后裔。所以，他的家族在文职官僚集团中不缺乏同情。可这些都没有影响中枢机构在李德裕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转入战时状态。对于从长庆元年起就习惯于官僚集团内部蚁斗蜗争的朝廷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它反映了皇帝与李党结盟在长安的政治生活中正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它使朝廷在泽潞取得了酣畅淋漓的胜利。



我要十二万分地肯定，不，赞美这大气磅礴的会昌年代!



所有人都以为王朝的生命力从根底里萎缩、溃烂、甚至是风化。可是，就在距离惨绝人寰的甘露之变不过数年后，一个人用他遒劲的生命意志捶挞着一个疲敝的时代，使那个时代忧郁、惶恐的单色里猛然间变幻出了教人瞀眩的色泽、奔放的璀璨，从最深的黑暗里迸射出最狂烈的光芒来——对那些武断地夸大了甘露之变破坏力的论断来说，至确至刚的会昌政风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没有李德裕，没有他的睿智和霸道，他的无所不能，谁都以为王朝已无可挽回地唱着挽歌，走向死亡；谁又能知道，无疆的动变原来还可以这样发生。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这样的天才百年一出。出了这么一位，那一百年就有了值得炫耀的资本，为等待这么一位人物所度过的荒凉时光立刻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回鹘的马嘶人吼不再可怕；泽潞和它以东那些更加张狂的藩镇似乎也渺小了、尪弱了，不是不可以解决；即使是那些宝象庄严的佛陀也可以被一道诏令拆成若干碎片——没有超然万物之上的偶像可以用怜悯的目光来审视那个时代。有的，只是政治强人，是李德裕。他也有过平庸的时候，象那些猥獕的官吏一样沉沦于无休止的钩心斗角中，说着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做着不知有用无用的事，在应酬中消磨掉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时间……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会向陈陈相因的保守作风妥协了。芥视宰相武元衡时他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亢声宣布“骡马不同行”时他年少轻狂。现在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在这个年龄段，《祭十二郎文》里的韩愈都是一副“视茫茫，发苍苍，齿牙摇动”的衰朽形象。可生命恰恰要在垂垂老去的时候无保留地展示出它本身最有力度的成熟美来。李德裕终于决定把一个机会演绎成一段大喜大悲、起伏跌宕的人生；决定以一个教人倾倒的姿态出现在没有大帝可以膜拜的时代。



我记得有一首七绝以自画像的形式勾勒出了这种姿态：



内宫传诏问戎机，



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



月中清露点朝衣。



李德裕的这首诗格调确实不算高。以含蓄论，它甚至不如上官仪的《入朝洛堤步月》——它们同样出自得意倨傲的宰相之手。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那自夸自赞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孩子气。就象是一个孩子，刚刚做了一件很露脸的事情，唯恐旁人不知晓似的到处宣扬。忽然又省悟到自己好像有些得意忘形，于是在后两句中极力地抑制住兴奋压低了声调，可终究还是留下了点清亮的尾音。诗行洋溢着活泼泼的气息，实在很难想像是从一个在宦海中颠簸多年的老者口中吟出。但是，那种志得意满也已经到了高度饱和的地步了。



再多一点，就是虚妄。



无论是否认同李德裕的政策、能力和作风，多数人歙肩俯首，纷纷作了李府门前车马客。大小官员的书剌在李德裕的面前云飞雪落。无数依附者带着多方求取的宝玩，费尽心计侧身相府小斋。那里有水浸白龙皮带来的凉爽，更有权势发散出来的炙人热度。璨然的暖金带、避尘簪含糊地映出一张张谄媚的笑脸，万里外汲来的惠山泉冲泡的茶汤里多少羼和了些许市侩风味……李德裕的府邸位于安邑坊东南。按照唐朝最有名气的卜者桑道茂的观点，风水上讲那里是一只玉盌。那么玉盌里一定满盛了长安官场的五光十色，带着浮沫和渣滓。就连远在洛阳的平泉庄，与其说是为元老重臣日后归隐而筑的心灵家园，毋宁说是宰相铺陈滔天权势的另种场所。“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雁翅桧、礼星石、海州的鱼骨二丈五尺八……鸣皋山下无所不有。园中两座亭台被毫不谦虚地命名为构思亭和伐叛亭。李德裕已经轻狂到用土木砖石自旌功业的地步了。可繁庑的楼台花木中所享受的，也不过是过分喧哗中的一丝寂寞。



一丝寂寞里没有让他听见不绝于耳的怨詈之声。那是切切秋虫，那是预告秋和冬的声音。



刘谏的首级已为李德裕的政治建树安上了壮美的拱顶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想到当一颗红如桃实的流星拖着烛地的尾迹从紫微横贯而入时，李炎驾崩了——飨国不过区区五年多。李炎在会昌五年秋后心火炽腾的症象让人联想起二十五年的宪宗。和宪宗一样，他的早逝和皇室对炼丹术由来已久的迷信有关。对有绝大抱负的李德裕来说，五年时光实在太短暂了，远不能将他胸中的宏伟构想付诸实施。红槿，未来将在前往谪地的驿路上吟咏过的一种花期很短的南国葩卉，正是他政治鼎盛期的绝好象征物。



李德裕苦心经营的事业在李炎驾崩后顷刻瓦解再一次说明——最近的两次是元和宫变和甘露之变——在官僚制帝国中，任何积极的政治进取如此的脆弱。在构建强大中枢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皇帝。其他任何人，无论其个人能力多么强，都面临着和李德裕一样的问题：提防、排挤与不配合，以及广泛的舆论压力。因为他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在传统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是缺乏合理依据——这样的依据只给予皇帝本人。继武宗李炎君临天下的李忱知道这一点。他对李德裕怀有恶紫夺朱的心态并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对李德裕的实际打击。他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在庙堂上下，在九城内外，李德裕实在为他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而这正缘起于他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直接——在操作上而不是制度上——颠覆了中唐以来翰林、枢密、中书门下三权制衡的中枢行政体制：



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自开成五年尽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李德裕对权力的欲望似乎永不饕足，这使得他同僚们备位伴食而已。不仅相权集于一人之手，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由于枢密使个人的软弱，这个职位不复王守澄在任期间的风光，出纳王命的权力被暂时地削弱了。李德裕还咄咄逼人地染指翰苑。按照多少年来的惯例，朝廷的外制文书出自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之手，而内制文书则由名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草拟。可从现存文献看，李德裕明确亟请翰林学士照自己拟定的内容撰写诏书就有二十八件之多。他一如既往得到了皇帝的坚定支持。在最重要的诏书起草过程中，李炎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这意味着学士们丧失了利用草诏参预政务的权力，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翰林学士，尤其是承旨学士的失落与觖望可想而知。无怪乎会昌一朝的几任承旨学士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对李德裕的构陷。其中，就有白敏中——他能进入长安政治核心圈子归根溯源得益于李德裕的推荐，否则皇帝原本更青睐他的从兄诗人白居易。然而在李德裕失势的日子里，是白敏中往眢井里投下了最重的一块石头。井底，铩羽涸鳞的李德裕望着头顶坠落的千斤石无奈地感慨道：



唯以怨报德为不可测。



这又岂“恩怨”二字了得。



柳仲郢在地方上切实地贯彻了李德裕“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的政治主张，试图遏制日渐膨胀的官僚机构。由于方志编撰晚至宋代才有，现存唐代史料对京畿之外的情形总体上又是漠不关心的。我们无从得知裁汰州县冗员到底在长安以外给李德裕又增添了多少冤家。可是，以后的几个朝代里却有不止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类似行为绝对会给当政者个人徼怨、徼祸的。



修史一向被看作标志文职官僚集团独立和独特地位的一项工作——所有发生过的，靠他们存留；所有不该发生的，靠他们忘却；他们可以通过修撰历史来重塑历史，使历史成为他们所奉行的信条的图解。修史使他们获得了近乎最终裁判者的权力。可出于个人目的和家族名誉，李德裕还是侵夺了他们的最后领地。一部《宪宗实录》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连掖庭宫也投下了李德裕的阴影。他在会昌五年毫无必要地运用他的影响力阻止深得李炎欢心的王才人当皇后——大臣有效地干预册后最近的一例发生在开元十四年。两件事情不可相提并论：玄宗立武惠妃为后势必勾起文职官僚们对武周恐怖统治的痛苦回忆，所以侍御史潘好礼的反对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响应；王才人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企图对政治生活施加不应有的影响，后来她的殉节更是赢得了普遍的同情。所以，李德裕因这个女子寒微出身而反对她晋位带着一点任性，无法让人心服。



我之所以要对被李德裕侵犯了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详尽的罗列，就是试图勾勒出李德裕手中权力膨胀的程度——那是会昌一朝政治实践成功的保证，也是失败的祸苗。连李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也开始对李德裕颛权作风有所不满了。设若赵归真的丹药无害，我怀疑李炎对李党无保留的支持也近尾声了。正是在手中的政治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李德裕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看起来，在整整五年里，他似乎比任何一个对手都更为强大。但他永远不会比作为全部对手总集的对立面强大。如果说原先文职官僚们对李德裕还处在既恨之咒之，又求之依之的矛盾心理状态，那么在不满李德裕的杜悰、崔铉一齐罢相后，前种心态占了上风。



愤懑的人愤懑地愤懑着。



要颠覆一个集千百样矛盾于自身的大臣，现在缺少的是时机。李炎晏驾使这样的时机来得比预期的还要早些，而给李德裕致命一击的力量掌握在那些被阉割的魑魅魍魉手中——他们仇视李德裕，因为五年来他们的权力不断地萎缩：枢密使的地位削弱了；监军宦官的权力也暂时性地被李德裕遏制住了；宦官势力的领袖和象征仇士良试图煽动一场针对李德裕的宫廷游行，这个魔鬼式的人物曾在那么长时间内主宰长安并肆意摧残文职官僚集团，现在却被迫休致；占据上风的李德裕还曾致力于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和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特权，也取得了些许进展。当然，他终究没能改变阉寺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这不是在短时间内做到的，因为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但是，这已经够了。李德裕所作所为已足够引起阉人们一致的敌意。在李炎大渐的时候，反击围绕着立嗣展开了。



一个李炎所指定的继承人很有可能继承他对李德裕的信任，一个尚在冲龄的新皇帝或许会使权相处在特别有利的地位——这些都不是李德裕的对手们所希望的。他们必须抓住帝位交接的机会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李炎晏驾时长生殿的情形疑云重重。蛰伏于宫闱中的阉党毫无滞碍地出入禁中，别有用心地传达上意。无论所谓的“遗旨”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内心蒿然的李德裕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根本不能质疑它的真实性。李德裕及其他外廷臣工与以前一样，对新皇帝的迎立不仅无法施加影响，甚至无从知悉，只是在一切都无法改变后消极地接受：出人意表，会昌一朝饱受迫害并从骨子里仇视会昌君臣的皇叔李忱入继大位。其实，“以察为明，无复仁恩”的李忱于宦官来说也不是合适的人选，宦官们后来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李忱与李炎、李德裕宿怨极深。这使鼠目寸光的阉人更青睐于他，把他看成摧毁李德裕的可靠工具。表面上看，李忱掌权是李德裕遭受打击的原因，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议地柩前即位不过是宦官为打击李德裕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既然如此，李德裕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



长乐驿外，谁与他共饮这一觥送别的酒？



没有什么人长亭相别。送李德裕南行万里的只有一人——不是士人，是僧人。曾被他的权势和官场表面礼节掩饰得非常好的孤单处境终于显现出来了：等不到一句慰藉的温言一只挥别的手，有的只是窃笑无声地充斥在南衙北司的阴暗角落。李德裕不能不面对芳草夕阳无人处，黯然品味着孤立于文职官僚集团之外的苦涩。



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诱导着我去作一些与处世哲学有关的思考，试图在老庄式的浅白感悟外寻找更具社会性的涵义。在读《明史》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将他与万历朝的张居正作对比。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臣的两难境地：要么尸位素餐，在庸庸碌碌的日子里坐观自己的老化，就象看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关的物件慢慢腐朽；要么挣扎着有一番作为，最终在和光同尘的空气里窒息。张居正与李德裕一样选择了后者。他政治实践的捩折点是自己的死亡。李德裕的执政生涯却因李炎的死亡发生重大逆转。逝者已然无知无觉，生者却必须目睹世态炎凉、人情醨薄。这使得他的遭遇比起张居正尤其的不幸。张居正的对手主要是外庭群情汹汹的道德主义者，而李德裕则苦于无法彻底打击内廷阉人。明季泛滥的道德主义是传统政治政治伦理癌变的结果，而宦官更不过是帝国权力体系的附骨之蛆。所以，透过表面上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对“臣道太盛”表现出排异反应的，归根结底是帝国固有的政治结构，有着十足韧性和弹性的结构——在很长很长时间里，长得唐也亡了、明也亡了，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



鬓发霜侵的李德裕踏上了更加寂寥的长长一条鶂路。长亭、短亭、长亭、短亭……七十五长亭外，不是他的故乡。谁也说不清何处是他心底的归处，长安，还是他在平泉庄的家？



其实，李德裕在平泉庄的时光很有限。失落的日子里，那一首又一首《忆平泉》不过是用对山庄若多细微景物尽自细致却未必真实的描摹来苦苦寻找一种已被抽绎的情感。他南谪后，平泉庄蓬门昼掩，竹径寂廖，红桂静静地凋谢在碧潭前。洛阳城内的豪族越过日渐圮坏的墙垣盗取松石花树。最后，连平泉庄也改作了平泉寺。这一改，就改出了某种归结性的意味。



庙号武宗的李炎归葬端陵的那一个月，被他和李德裕所打压的循州司马牛僧儒迁衡州长史，恩州司马崔珙迁安州长史，湖州刺史杨嗣复迁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迁郴州刺史，而流放封州的李宗闵也起复为郴州司马。李德裕南谪，这些平庸但对唐的政治生活曾经拥有非常影响力的前宰相们则同日北迁。他们都老了，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以后的日子是要完整地留给李忱的。所以，他们的北迁更多地具有象征性，带着涤荡会昌政风的意思。可这也许提醒了一些人，不能在日后给李德裕同样的机会。由此观之，平泉庄可算不上理想的幽禁处所。不全然因为多少官员的阿谀和世故在平泉庄的月榭前喧妍着，金丝笼里啼叫着，四壁上悬挂着，铭刻着进献者的名号在多宝槅上陈设着。更要紧的是，它离东都不过三十里，近迩两畿，联络朝野有极突出的便利。于是：



过了一个月，李德裕被解除平章事，收回荆南节度使节钺，留守东都。



半年后，李咸莫须有的控告使李德裕降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



九个月后再贬潮州司马。因为吴湘盗用钱粮程案翻案了——那倒未必是一个莫须有的案件，但作为整治政敌的借口，无所谓。



又过九个月，李德裕终于万里投荒，被送往崖州。



这是湮没在天南荒烟蔓草里的一个角落——雨林里，文明痕迹和草木反反复复地争夺着每一寸空间。崖州的荒凉不仅意味着匮乏，还意味着巨大的落寞：没有多少可以做的事，多少可以走的路，甚至没有可以对话可以倾诉可以感染的人、可以亢声争辩驳斥的人——全郡户数不过八百一十九，散落在孤岛上，且多有未开化的百越人……崖州，在那个时代人眼里，是鬼门关外的九幽狱。永贞的宰相韦执谊甚至连这个地名都非常忌讳，然而最终他自己也没有逃脱被贬崖州的命运。他、皇甫鎛，还有更早一些的杨炎，这些失势的宰臣不得不踯躅于南去崖州的路途，在踯躅中消耗掉人生涯的最后一段。他们的对手都明白：那些政治强人的身躯可以用栅栏禁锢，而禁锢他们影响力的只能是距离。距离就是这个狴牢的藩篱——“雷州徐闻县南舟行，渡大海，四百三十里达崖州。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至东都六千三百里，广府东南二千余里”——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李德裕对这个距离的感受肯定要深刻得多：



独上高楼望帝京，



鸟飞犹有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如果说《登崖州城作》还因恪守“哀而不伤”的诗歌创作守则而压抑了什么的话，王谠在《唐语林》中所记载的李德裕可能要真实得多：“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哽”。 登临之地因该是舍城城北的望阙亭，而时间大约是申酉之交吧：在平泉，桑柘影斜，夕烟中朝出暮归的荷蓑老叟吆喝着牛羊悠悠地踱过田埂；在长安，那正是六街传鼓时分……崖州没有严厉的宵禁，李德裕可以冥然兀坐在无垠的僝僽中，把自己坐成一樽北向的雕像。天已经渐渐晚了，化不开的墨色洇染着边城周遭的荒芜景象。桄榔椰叶将舍城水流域四下里飘散的暗青色野烟分割成丝丝缕缕。褴褛的瘴气后面，残照也没有，月也没有，就是北翥飞鸟也在微弱天光中翙翙投林，就是围绕郡城的荒山也只剩轮廓。老人脸颊上两道晶亮的线沿着鼻梁洏洏而下，都是被泪水打湿的泪水。



他不想归去，他也没有归宿。简陋的下处藏在鬼气飖飏的黄芦苦竹中。推开柴门，满眼挂网檐虫、绕床饥鼠。庳湿使空气都有青苔的颜色，残羹冷炙散着淡淡的腐败气息。那就留半截残烛吧。一个人的长夜里，明灭不定的光就会使陋室里的一切影影幢幢，连老人自己的身影也扭曲变形了，映在垣衣班驳的壁上，就象一个人与他抱膝相对，讲述一个古老传说：



人留在尘世的一个个脚印是不会磨灭的。它们静静地躺在匆促的脚步留下它们的地方：在山路，脚印如同满径落花；在溪桥，脚印如同残砖数方；如果桥耐不住年月的侵蚀坍塌了，那么脚印就会是停渚在水面上的浮萍点点；如果连水流也干涸了，脚印就是搁浅的小小的船……它们在等待主人来找寻。人死后，不昧的魂灵就会沿着生前曾走过的路将自己遗下的脚印一个个重新拾起——这是人在紫陌红尘中要了断的最后一桩事情。最后，当亡灵拾起他一生中最初的一个脚印，那么他就将空白又还给了这个世界，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



大中三年，李德裕终于飘飘渺渺地踏上了拾取生前脚印的迢递路途。长路将穿过天南的烟瘴蛮溪逶迤北去，经过平泉庄的断壁残垣，经过渭水、经过骊山、经过柳色掩映的灞桥，一直延向遥远的帝京……那里，有他遗留的无数脚印，恍如落叶满长安。



当权的宰相令狐绹两次梦中邂逅回到长安的李德裕，这使他在长安的繁华里品味到一丝惶恐。经他出面请旨，李德裕遗弃在山陬海澨的骸骨被迁回。

心中之神

第七篇：终归大海作波涛


一个老僧宴坐在瀑布边的岩石，饧眼看着远处拾阶而上的一个行人。那人在老僧的凝望中近了，近了，一直走进水激石响的硿然之声里，走尽了山路。他也是一个僧人，似乎已经在山水间独自前行了很长很长时间，人到中年已然一脸风尘。那僧人默默地仰视着峭壁上如雨的流水，而伫立在瀑布前他自身也成了被仰望的对象。老僧的慧眼从他深锁的眉宇间隐约看到一种光芒，尽管他远离了紫垣，来到远离尘嚣的幽谷里。



就这样，两个僧人看着水流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将飞珠泻玉的壮观湿漉漉地倒挂在石梁上。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聆听着，绎味着，中年僧人仿佛从老僧语带双关的诗句里看到一个从高处不胜寒的危崖跌宕着下来的真实自我，在嶙峋山石间艰难宛转地寻找去向沧海的河道。他知道，自己深藏许多年的生命秘密在磅硠水声中被老僧给破解了。不过，不要紧。这里不是宫闱。人在空山灵水间，并不担心被诇破。他信口接过来吟到：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潮起潮落的平平仄仄鼓荡着万重烟波，湮没了眼前的山、眼前的水、眼前的草树穹石——语气吞吐中形成的浩淼无尘是龙的故乡，使两个僧人全身心地沉浸在虚幻的沧海气息中



……



老僧是黄檗禅师，也有人说是香严閒——就象故事中的瀑布也有人说在昌化大明山、在奉新犀牛潭或福清黄檗山。些许细节上的差异对于我们的长篇叙述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那位气魄轶尘的中年僧人法号琼俊，俗家名讳李忱——作为这段历史叙述中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他终于在叙述接近尾声时现身了。也许我将故事说得过分造作了。“瀑布联句”其实是李忱无数秩事中最合乎情理也最富于文人气息的一个。但我觉得非如此不能尽意。因为长久以来，是那么多造作的传说象藤萝一样在我们的主人公身上蜿绕、罥结。那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枝枝蔓蔓，让李忱以一种刻意造作的风貌在历史的风中飘摇。



李忱的母亲郑氏据说是尔朱氏的苗裔。就我所知，她是这个冷酷、嗜血而闻名的北朝家族露面于历史的最后一人。江南几百年杏花春雨的滋润软化了祖先遗传的刚硬气质了么？连姓氏都不一样了，可丹阳街头的一个方士仍然准确地指出了她不同寻常的命运走向。他预言郑氏将会成为天子的母亲。镇海节度使李锜相信方士的话，别有用心地将郑氏纳为侍人。可这种讨巧的方式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短暂反叛使李锜在长安引颈就戮——郑氏的命运轨迹却因此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作为罪孥被没入掖庭宫后，她遇上了宪宗皇帝。于是，幽深的宫廷里有了一回殢云尤雨的事；于是，邂逅性的偶然事件有了一个影响王朝十三年局面却终于没有改变其气运的结果——皇十三子李忱诞生了。



孩提时的李忱好象很愚钝。穆宗李宥（一说是文宗李涵）可能是少数不怎么认为的人。李忱十余岁时一度病得很重，乳媪以为他得的是心疾。前来探视的兄长却抚着他的背说：“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可那时候的郑氏母子不过是可怜的孤嫠，有时还是人们戏谑、欺侮的对象。武宗也许觉察到他叔叔的大智若愚。他想在波斯球场上安排一次意外来结果李忱，而李忱“凑巧”病了。事情不会永远那么巧，所以逃过一劫的李忱换上缁衣，开始了一段云水僧生涯，瀑布联句就发生在云游途中……这使他没有象十六王宅里许多表面上很聪慧的天皇贵胄一样，在云翻雨覆的宫廷里夭折。当武宗驾崩，他出人意表地登上宝座并在很短时间里就向大家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位胸有城府的帝王。十三年后他在大明宫溘然长逝时，人们没有吝于赞美，甚至将他尊为“小太宗”——我初次看到这一记载时，有些错愕——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掩上那些泛黄的书卷，遥远年代里所有的人物和器物、事件和评价、存在于遥远年代里的一切在我们阖眼的一瞬间消解了。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混同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甚至具有了不是感官而是心魂才能接触到的性状。比如，一个叫张爱玲的幽寂女子会在沪上的里弄间将英格兰幻想为苍天下的红庐，而法兰西物是飘雨的青色——没有切实的依据，但是比科学的描述可能更为准确。听到人们谈及北宋时，冥想空间中渐渐地浮现出哥窑瓷器细腻、薄脆的淡青，我笃信这是那个朝代的质地；对殷商具体情形知之甚少，可并不妨碍它在我印象中以饕餮纹的表象存在，狰狞，却很稚气；元朝于我甚至是气味：羊膻气和热乎乎的皮革味。因为熟稔，我对唐朝的感觉不象张爱玲只是单纯的橙红：开元朝是沉香亭北牡丹的香与色；而大中朝所呈现的绝对是一种很中庸的灰，它与其后咸通朝生硬的黑、僖宗时期支离破碎的黑、昭宗哀帝时期奄奄一息的黑固然迥异，但和贞观朝明快的观感也绝不相类。张爱玲说隋唐是橙红的，那是太宗时代的亮丽光彩；甚至是他之前隋文帝、隋炀帝的；是他之后高宗、玄宗的；可不是李忱的。直觉上我很难将“太宗”和李忱，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



作为一代圣主，太宗无可俦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张扬的个性和英雄风范。对照李忱，我们发现他与太宗实在没有多少相似：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武人的豪迈气质，反而对文学有发乎天性的爱好；还有，他的喜怒往往不形于色——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对于前半生在夹缝中小心求生的他是至关要紧的。在帝业方面，李忱与太宗的差距同样显著：尽管谥号是文皇帝，但太宗首先是一位驰骋纵横于高山大河间的统帅，在玄武门之变后才逐步定型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李忱则不然，与其说他是八表经营的英武帝王，不如说他是谨慎老成的守成者。然而，史书竟然将个性、功业迥异的两个帝王相提并论，这引发了我们探究的兴趣。



我们注意到，太宗也有很多阙失，记载也相当清晰，却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早在贞观中期，休养生息就已经让位于对奢靡的追求。对仁寿宫等前朝宫苑的重修和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和玉华宫的建造在十六年间陆续进行，密度之大是少见的；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仁寿宫因过于华丽而被拆毁，而襄城宫被拆毁是因为不合太宗的心意；在人们的印象中长期离朝游乐似乎专指穆宗、敬宗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太宗并不比他们检点：他因为恼怒一个儿子频繁出猎而专横地下诏处死负有责任的权万纪时，御史柳范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自身也沉湎于畋猎之乐；隋炀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征服高丽有关，可太宗也没有“以史为鉴”……太宗在日，对其专横和奢侈的抱怨就已经公开化了。但马周和魏徵的批评，还有房玄龄临终时对皇帝阙失的感叹都没有被重视。所有这些，有记录，可很少宣扬。这不仅是由于太宗经常有意识用表演色彩浓厚的行为来美化自己的历史形象，还由于修史者——在中国他们是文职官僚的一部分——在重述历史时对他进行明显的袒护。因为太宗使文职官僚参与国事时有权有责，并对他们最热衷的诤谏保持足够的敏感。这使他们觉得，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恰如其分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如此关心他们阶层的皇帝理所当然会得到他们的青睐，太宗被拔高的形象也成为他们对后代帝王进行说教的理想教材。



这时我们发现，李忱和他那位被神化了的先祖有了一个共同点：对文职官僚的表面尊重。他接对群臣如宾客，还能尊重他们所重视的东西，比如科举，又比如礼法——一个被经常引用的例子是他对万寿公主不检点的斥责，此后贵戚们兢兢守礼法，一如山东衣冠之族。记载大中一朝的史料不多，但李忱从谏如流的事迹不少。我们曾提到过，文官对劝谏这种形式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内容。所以他们沉浸在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错觉里……受到优待的文职官僚们，特别是后世那些不能体会到表面优待之下隐藏有其他内容的文职官僚们，当然会将李忱和传说中的贞观之治联系起来。如果说太宗因为尊重文职官僚阶层而得到后者持久的推崇，那么李忱当然应该享有同等待遇了。



略有区别的是：美化太宗依靠对他嘉言懿行的详尽描写和空前功业的溢美之词；关于李忱的记载中最引人入胜的却是离奇的传说。我可以随手拈出一大串：据说，尚在冲龄的李忱常不自觉地摆出临朝的姿态，病中有光辉烛身，并经常梦见乘龙升天；他曾经在出游时意外坠马并被大雪埋窆了一夜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十六王宅；因宦官仇公武一念之仁，他藏身粪车戏剧性地逃过武宗毒手；还有在南方与许多禅宗高僧交往的故事；会昌时期京兆、华州和同州捕虎也是针对肖虎的僧人李忱的，因为武宗梦见正猛虎张牙舞爪地威胁自己……



我们的史书有这样的嗜好，喜欢将荒诞不经的传说附会在帝王身上。以我有限的腹笥，凡有神异事迹的帝王往往身具两个特征：不依父子传承、立嫡立长等常规途径取得帝位；他们又能得到社会，特别是能运用文字编造传说的阶层的拥护。开国帝王符合以上两个特征，附会其身的传说也就格外多，比如：大泽之陂刘媪遇蛟龙而育汉祖，隋文帝诞生时般若寺紫气充庭，陈氏怀朱元璋之夜神人授药等等，不胜枚举。以唐朝来说：玄武门夺嫡，于是二龙戏于秦王馆门之外；玄宗凭借戡乱大功取兄长而代之，就有了前后一十九件符瑞；灵武即位难以洗刷僭位的嫌疑，所以相传肃宗有神人覆鼎的灵异——那些传说最现实的作用，就是引诱人们相信被附会者得位完全是灵异现象后面虚构的因果律在起作用，而不是某些人以不合礼法的方式干预政治生活的结果。反过来说，传说凭空出现也旁证了人们对被附会者地位的合法性存疑。也许被附会者自己内怀惭德，他们必须依靠种种灵异支持他们地位的合法性。



带着这样的认识重新检视那些多得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我看来，它们其实只不过表明了李忱即位是如何地不同寻常。因为古今继承制度迥异：今天的继承以财产为主，古代继承制度的核心却是身份继承；相应的，前者不论尊卑均以亲等为依据，因为以尊亲为继承人的做法不妨碍财产的流转；后者却只允许以幼继长，反之会使宗祧关系出现混乱，而宗祧关系正是礼法的核心，是社会的基础性关系。所以，以尊亲身份承受大位是很少见，很别扭的事。如果乱世不算的话，那么自周孝王继懿王以后总不过三几例而已；在三个侄儿近二十年的统治后，由叔父为嗣皇帝的情形更是绝无仅有。



绝无仅有的事实背后总有需要掩盖的真相。一则则离奇的传说被精心编织成一袭衮龙袍，披在李忱身上，掩盖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据说李忱喜欢在空暇时与近臣闲谈旧事。一些奇异的说法就在这看似不经意的闲谈中被他别有深意地透露出来。那是自己为自己悉心悉意地编排的流言，扼不死的、另有一番是非的流言。宰相令狐绹又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子侄。李忱不少耐人寻味的秩事正是初见于令狐澄所著的《贞陵遗事》——只要透露出来，就不必担心传播不广。对荒诞不经的事，对宫闱秘事，人们的兴趣永远没有匮乏的时候。物换星移，当真实但无味的事情经过被遗忘得差不多的时候，枯燥的伦理说教更是不知被抛弃到何处，那些因为饶有趣味而被不断重复的谎言就显示出它的永恒价值来了——李忱于这段历史而言具有两重意义，即是历史表述所指向的对象，也作为历史表述的主体。这样的人不少。但是，象李忱如此自觉地在两重意义上参与到历史过程中去的，实在不多见。



我相信，这种自觉性极大地改变了李忱，也改变了大中朝十三年的政治面貌。



在十三年帝王生涯中殚思极虑地为得位的合法性难题寻找无解之解，大中朝的很多故事都只有引入这一主线才能被很好地理解。即位当年，李忱在禘祭穆宗一系四帝时就尴尬地发现他不知道如何称呼行辈低于他却先于他践祚的几位帝王。他不得不采纳礼院不析言昭穆的权宜之计来应付致祭时称谓上的难题，但他并不打算一直消极应付下去。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敷衍的问题。称谓问题在明季就以“大礼议”为题目作出了大块文章。标榜自己奉礼法为圭臬的李忱当然会担心那一道名分上的破绽留在他的龙座底部。细密的裂纹如果遇到足够强大的外力，是足以使他的御座瓦解于顷刻之间。即便没有，这种破绽也会使他的历史形象支离破碎。可是，李忱又不同于明朝的永乐帝，不能将侄儿执政的痕迹在连天烽燹中燃成可以在泥中泯灭、在风中消逝的一小撮灰烬。他必须更加稳妥更加不露声色地去否定插在他和他父亲之间几位皇帝的合法性。



在这种背景下，一段陈年旧事终于在它几乎就要被人遗忘的时候重新翻检出来了。元和十五年的枯树、枭哭、不绝如缕的寒气和中和殿匼\匝橐橐的脚步，经历了三十八年云遮雾绕，在多少个已然垂暮的梦境里又渐渐地浮现出来。所有参与或涉嫌参与元和宫变的官僚、阉人惊惶地发现，他们正面临一场残酷的清算。李忱以宪宗复仇者的身份领导了迟来的报复。整整七年中，刑讯和讦奏将一条条断断续续、真真假假的线索从樊乱的事实中理了出来，每一条线索都牵扯着那一年正月二十七的寒夜。没有很详细的资料记载究竟有多少元和逆党遭到报复，但肯定不在少数。其中，应该有很多是曾嚣张一时的阉人。在这场清算中死去的还有穆宗的生母郭太后。她的元妻身份和骄人的家族背景是穆宗取得皇位继承权的重要原因。现在，她终于不明不白地崩逝，又不明不白地被草草葬了。极端重视礼制的李忱很固执地用不符合礼制的丧仪来暗示郭氏和她的儿子在元和宫变中的罪过。在作了一系列必要的铺垫后，矛头开始指向穆宗本人。在他忌日举行的祭祀被明令禁止了，穆宗一系前后四帝的栗主也从太庙原来的祭室被迁走——李忱要用降格了的礼仪和令人胆憷的刑事追溯来证明，穆宗传下来的帝统不过是元和逆党扦插在大唐帝系上的接穗。自己才是这本砧木天然萌蘖的植株。就如苗木栽培中所常见的驳枝繁殖，元和宫变切断了帝系自然延伸的筛管，却无法阻挡李忱成长，生成夭夭灼灼的一枝，虽然已到了落叶季节。



这个季节的李忱会去青龙寺——宪宗生前常去的地方，会在飘翥的黄叶包围中尽情地缅怀父亲；他也会在飒飒西风刮起的时候到景陵哭陵，将埋藏多年的苦痛化作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嚎。一个极修边幅的中年人竟然会如此失态地在父亲的灵前发泄；特别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磨损后，丧父之痛竟然还会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这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使我们觉得也许有必要给出一个解释。李忱是不是将自己三十年来的辛酸经历都归因于父亲的早逝，从而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虚构一个慈父形象，幻想那不曾有过也不会再有的父爱？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不那么有人情味，却是遵从政治需要得出的解释——李忱不抆的两行泪水是用来谴责他的兄长穆宗在父亲柩前欣然忭舞的身影的。它要给人一个印象：是李忱，而不是穆宗李宥，是宪宗皇帝天然的和合格的继承人。谁又能听得懂这多少带有点表演性质的哭泣其实是一句廋语，有力地、带着炫耀性姿态地强调了李忱与宪宗的父子情深。



李忱使他的时代充满了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政治生活被这种怀旧情绪深深洇染了：令狐绹能在短短四年间由翰林拜相，得益于他父亲在宪宗出殡时尽职尽责，而他本人对元和旧事又颇为熟稔；和他的情形仿佛，元和宫变中遘难的吐突承璀曾担任过神策军护军中尉现在由他的养子吐突士晔承受。如此的人事安排，可以理解为巧合，更可以理解为刻意。父亲曾任用过的权贵，现在他们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杜黄裳的儿子杜胜入门下省，裴度的儿子裴谂被钦点为承旨学士……他们在两省、在玉署、在禁军和其他重要位置上的身影，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前一段峥嵘岁月的追忆，暗示着大中朝无论君臣都与那个时代具有紧密的传承关系。所以，李忱的怀旧是一种姿态，是从形式上进行过巧妙安排的。手中紧紧攥着的一大把发黄的回忆，李忱要编织出一条绳索，使人们将他和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更紧密一些地绑在一起，绑出一种合法性来。



当然，李忱不能公开自己的意图。作为一个帝王，他不能让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公开的问题。但他的努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那个题目。这就需要我们来解读他那些难以启齿的忧虑。



解决自己非次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外，这种处心积虑的安排也许还有另一目的：重新唤起人们对君主的尊重并重建以强势君主为核心的朝廷，就象宪宗曾经做过的。鉴于此，我才将李忱的努力与文宗运用权术操纵内外廷臣僚、武宗倚重李党来提高行政效率相提并论，把它当作挽救王朝的又一方案——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清算，李党被肃清了；牛党也变成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历史名词。李忱收回大权使中唐党争失去争夺的目标，很快地烟销云散。阉寺盘根错节的势力虽然没有被连根铲除，但李忱借清算元和逆党之机对其大加清洗。在整个大中朝，权阉们直接干预朝政比较少见。笼络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李忱在长安确立起天子无可争议的权威，唐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可是，也许就是这个过分巍峨的自我遮住了李忱生命中的大部分阳光。



当我们看着多少神光离合的传说从眼前一幕幕演过，当我们为他的身世唏嘘、为他的坎坷扼腕，从海宁到齐安、到泉州、到泾县，万水千山地追寻他百折千回的萍踪梗迹，一直来到大明宫，我们由衷地希望看到庙堂之上依然是那个“运鞠于空中迅如流电”的李忱，那个安国寺里机锋无双、充满悟性的李忱，特别是在瀑布前睥睨万物的李忱。然而，我们失望了。数年后裴庭裕试图撰写《宣宗实录》时，他发现，大中朝的历史是由若干饶有趣味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细节合成的。



大中十年，李忱命枢密使宣谕翰林学士，起草任命萧邺为相的白麻诏书。由于萧邺此前兼领判度支，承旨的王归长、马公儒等向李忱请示是否解除他的兼差。枢密使们也许不了解从太和三年起宰相不兼领判度支已成惯例，并不需要专门请示。平心而论，他们的覆奏或许仅仅是出于谨慎。李忱却心生疑窦，觉得枢密使的用意可能在于替萧邺争取保留兼差。他断然改变初衷，改崔慎由为相，御笔亲题并交付翰林学士行文，绕过了枢密使。萧邺因此与相位失之交臂。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证。可两年后，崔慎由也罢相了。因为他深深浅浅的寥寥数语微微露出规劝李忱建储的意思，使李忱艴然不悦。他认为宰相在暗示他的老去，认为宰相正试图树立起他以外的另一个权威。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相似的例子：诗人李远没想到他的仕途几乎断送在一句“长日惟销一局棋”上，李忱从潇洒的诗句中品味出几分文人本不可免的疏懒和放旷；牛丛画蛇添足的一句话使他的紫衣得而复失；葬送马植政治生命的，说起来竟然是宦官馈赠的一条腰带，李忱将它看成内外庭勾结的铁证了；枢密承旨孙隐中更正了公文中非关痛痒一个别字，后果是被李忱逐出长安……细节，细节，总是细节。如果掸下那些浮尘似的细节，你会惊讶一册大中朝的史书尽是白页——除了某些离奇传说的记载，用董其昌风格的行书在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痕迹淡到了飘渺，飘渺到勾起一种历史的幻灭感！



李忱孤独地拿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来捶打、驯服他的臣僚，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来雕琢自己、表现自己。在许多与贞观朝相同或相近的细节后面，却少了一个恢弘的主题，少了一番全局性的关照。这使李忱的缜密沦为一种没有规划的精工细作——与民生大计、军国要策没有多少干系。



当我翻看裴庭裕所著《东观奏记》时，感觉就如在看一组凌乱的蒙太奇镜头。除了原始素材匮乏，这恐怕还别有原因：传说和细节，正是解读李忱的两大要点。它们是我们从点滴史料中找到的合理逻辑和动力。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位在冷眼和讥笑中度过龀髫年华的人具有怎样敏感的一颗心。李忱的出走其实是他生命的一个分界点：全部的历史记载都忽略了他出走前乏善可陈的生活经历，全力以赴地关注其后半生，关注一个细腻的内心世界和它最终的土崩瓦解。但正是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他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生前的，更重要的是身后的。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是他极度自卑，也是极度自尊的理由。极度的自卑和自尊，在他身上内化为完美主义气质，在对待旁人时却外化为不显山、不露水的刻薄和猜忌。也许由于每一次都象是针对某个个人，每一次又都不涉及什么重大政务分歧，李忱对官僚们的刻薄没有像宪宗后期那样引起普遍的反感。可他骨子里对文职官僚的不信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令狐绹对此有自己浃髓沧肤的感受。十几年里，在李忱的睨视下，深渥圣眷的他也汗湿重衣。



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李忱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



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李忱终于失去了他的共事者。



没有共事者的李忱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那么多的细节上。



我们曾经以为，君主的失位是长时间危机的肇因。现在，权力回归了，却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给唐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咎于我们已无缘见识那些与长安城一起毁灭的晚唐宫廷档案。可是有些相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李忱的统治下，唐的境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最为刺眼的是东南方，那里向来是很温驯的。我怀疑，已化做纸灰的档案即使有更为详尽的记载，也不足以让我们对李忱有更高的评价。因为，对当时情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唐朝其实是一本将根系分布在江淮的大树。汲取自东南水土的养分经过运河转运，维系着西北乔竦参天的最高一枝。南方持续的供养是它屡遭雷殛斧磔而不死的原因。现在残枝败叶还没有收拾了当，根部又被咥噬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运河上的漕船慢慢地朽了，江南的田园慢慢地荒了，长安的文官们在李忱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他们无所事事，习惯于虚伪地应付——当虚伪成为习惯，虚伪也就可以被视为另种真实了。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没落，从气质上，从人本身开始的没落。我们几乎能听见王朝交错的根须在泥里皲裂的声音，细如虫吊，却密如僽雨。表土下的槁腐、没有风时的凋零是使人无知无觉的，麻木的，无法带来强烈的应激反应，但终是彻底和无可挽回、不会复苏的。



唐，就这样衰朽在没有风的“宣宗之治”。



以没落为主题的故事，往往要在情节中安排一个深刻而漠然的角色来预言迫近的灾难，比如一羽升鼎的雊雉、一峰沾满泪水的铜驼、燮王宫中的老宫役孙信，或者《废都》里那个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如果大中年间也有这么一位，那一定是韦澳。关于韦澳，我们只是通过不多的文字对他有粗线条的了解。也只是在透着灵性的片言只语中，人们才发觉，韦澳是那种只有末世才有的人物，对时世有自己天然的悟性。当年，唯独他没有误读李忱。在对“宣宗之治”的一片溢美之词中，他那一句“尔知时事浸不佳乎”足以使我们超越其他的文本，也超越“宣宗之治”的皮象之说。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治史的人拿李忱聪察明断的一面来说教，进行发挥和衍伸，而聪察明断的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被忽略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位乾纲独断的帝王本应具有的进取意识，而是停留于对元和一朝表面化的模仿。所以，在元和宫变后阻止帝国政治行情下滑态势的三次努力中，这是最为消极的一次。检讨对李忱的认识，我想，他只是一位说得过去的天子，如此而已。随着李忱大渐，破败中的平静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我们确实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了，壬辰或者癸巳日，当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副使亓元实满腹狐疑地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李忱不知何时已一视不暝，尸首向东静静地躺着。



船山先生 “有唐之亡，亡于宣宗” 的提法，窃以为持论过苛了。李忱到底没有走到明朝崇祯皇帝的那一步——我一直是将那个在阒无一人的空城里徘徊、在煤山的枣树枝头摇荡的一幕看作历史最悲怆的定格——尽管无论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是外部环境，李忱与朱由检均不无相似。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宣宗李忱的死亡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死亡，意味着长安的死亡。



曾几何时，长安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长安。长安的话语就是天下的风云。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朽不堪的长安越来越自说自话、自悲自喜、自鸣得意又自怨自艾起来了。连温婉柔媚如女子一般的南方也开始对长安这个久癃之夫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了，象一个长事病榻的侍妾表现的那样。文宗、武宗到宣宗，三次同属无望的努力对老迈的长安而言委实太多了。在反反复复的消耗中，长安的活力有了一个幅度非常明显的衰退、枯竭，枯竭了的长安终要衰变为行尸走肉。李忱之后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冗长的葬礼而已。



由此看来，李忱倒的确是一位与太宗遥遥相对的人物——一个精心地宣告开始，一个刻意地标志结束，联系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从元和宫变算起不到三十年内，李忱是第三个死因与炼丹术有关的天子了，而他对伏火丹砂的迷信尤其值得玩味。时值晚唐，内丹术与不重符箓斋醮重心性的上清派正逐步成为道家的主流，而滥觞于前汉、大行于盛唐的外丹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实践后已不可逆转地趋于式微。人们对铅汞毒性和虚妄的尸解谬论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理性精神鹤立于末世的李忱却别有深意地选择丹炉寄托他的灵魂。简单地将这个选择与先前诸帝对金丹的一贯嗜好一体看待，是不能很好地诠释其中的深意的。李忱御极的时候年届四旬，唐朝不少帝王都没有能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已步入生命的黄昏了。一个狡猾的术士在预测李忱的帝王生涯到底有多长时，故意混淆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诱使他产生错觉，错以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避免王朝走到山穷水尽。



说不清李忱是渐悟，还是顿悟。不过十三年的时光已经足以使他看穿方士的语言伎俩，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看透官僚的颟顸和局势的糜烂。单纯的集权作为一种救世的方案并无验效，而重新设计和实施方案的信心更早在此前就消磨殆尽了。更遑论，李忱可能根本没有那种素质超出细节去把握百弊丛生的全局。情况就是如此，谁又能从容面对满目狼藉？可以想见，一个曾经参禅悟道的沙弥，会昌灭佛后重兴释教的法力无边的护教者，是带着怎样落寞的表情转过身，跌坐在铜釜前，背对那一步难似一步的境况。



炼丹术，包括整个道教的道德态度都是构建在个体主义伦理基础上的，依靠个体的绝对宇宙化、自然化去实现其追求，而非立足于现实社会结构与社会目标之上的。所以，由禅入道，其实是李忱将普渡众生的若大情怀置换为寻求个人超脱的狭隘追求这一深刻转变在宗教信仰上的体现罢了。连这种追求多少也是消极的。与其说李忱想从炉火香烟中找寻一条羽化升天的路径，不如说他用铜釜炼就了一个在死亡之前就可以撒手不管的理由，炼就一枚不能致人长生便能致人死地的伏火丹砂。我不知道李忱在服药瞬间是否带着一丝“求仁得仁”的快慰，但看起来他是准备将孤独进行到底了——就如海德格尔道破的那样：“死总是自己的。”



经历了九曲十八弯的艰难后，他还是永远地放弃方向而得到解脱了。难怪《庚溪诗话》会把“瀑布联句”视为谶语：一种奔向大海百折不回的豪迈，终归还是换做一腔心事付诸东流的无奈。



水声石响，一句“终归大海作波涛”在冥冥的时空里飘来荡去。倾听者芸芸，意会者寥寥——风光不在了。



宫阙一空，长长永巷里足音跫然。风穿过闶门，层层叠叠，似乎一整个时代都在狭长空间里化作长久的回响。那是李忱所钟爱的《菩萨蛮》曲终人散的时候。老去的宦官仇公武仄步走入了那个已经成为回响的时代。若多年前，也是这个时分、这个地点，李忱被人堵在逼仄的永巷里。四个揎拳捋袖的宦官粗暴地把他揪到掖殿西厕。他从凶光毕露的眸子里看透了宫廷政治的险恶。照他的侄子武宗的意思，李忱将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据说就是他——仇公武，救下了李忱。他昏花的双眼仿佛又看见一架运粪的驴车正辚辚地穿过仄道、驶过宫门。宿守的护军不知道洿泥下藏着未来的天子。仇公武仿佛看见李忱就这样佗发跣足、污手垢面地走出污浊的大明宫，走向宫庭以外更为广阔的青山绿水，以一个出走者的潇洒形象结束一个王朝的全部经历……如果是那样，我的陈述将会有一个浪漫的结尾。有时候，仇公武会莫名其妙地觉得，他送走的那个人，在山水间缁服飘飘、衣袂生寒的那个行者既然已经远去，就应该象一曲蒹葭苍苍，在山高水长中缭绕、消散。再回来做什么？回到高处不胜寒的权力之巅，拖曳着一个孤独的、沉重的自己，就象拖曳自己投在地面上的影子一样。



永远在懵懂与参透间踯躅的仇公武只能扪心自问，这一切真的象《续皇王宝应录》所讲的那样，发生过么？



不能追究，不必说破。



我们用臆测和没有缘由的内心确认来补充历史的缺失部分。对于只剩下残章缺页的大中朝历史，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为矫补不仅使我们的叙述更加的完整、情节跌宕起伏，还完善了我们叙述的主题。但是，要我们提供更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李忱，是无法做到的。



只有那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永巷笔直地延伸在萧萧秋意里，作为一个证明，又什么都证明不了。卷地风中的纷纷飏尘使所有不能汩灭的印象看起来亦真亦幻。种种传说象苍耳，依附于一切可以附着的媒体上四处传播。就连我所在的城——当时几乎还是人迹罕至的化外隅陬——也有不少关于李忱的传说：在后溪镇苏营村的水井旁，供奉飞天大圣的简陋庵堂外，还有夕阳山的荒草野树间……



就如我的叙述，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心中之神

补记（一）

生活是许多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

在小城里，你能很自觉地体会到这一点。这是小城的无奈，也是它的可爱。你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就能直接接触到生活的本质，因为小地方的生活太简单了，简单得不需要多少笔墨就能勾勒出大概来。也不能说小城的生活构不成历史，可它的历史不是千年万年的；不是百年的；只好以十年为叙述单位；好像十年也嫌太长了些；也许本就不该以年为单位。小城的历史是日出月落、点点滴滴的；是有夏无冬，稍微恍惚，就连春和秋也一齐模糊了。说到叙述单位，不是天下的、朝廷的历史；也谈不上是九州中的任何一个；也就是一座城、一条巷、一户人家的历史。如果你有心作宏大的历史叙述，那它小得让你不免有些气馁，平常得不需要创制新的词汇来记叙。

人生百年，那么我已经在凤凰花开、木棉花落的小城里悄悄度过了它的四分之一。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所在的小城市确实是适合我的。它使我淡然、随性，淡看东去的春水、西去的白日、东西交错往来中的得与失。只有那些离它很远很远的人、的事、的地方，会使我无法言说地心旌摇曳。它们与小城、小事、小人物构成了两个极端，比如唐朝，比如长安。它们的壮阔辉煌补充了小城的单调恬淡，而它们的喧嚣嘈杂又反衬了小城的平静安逸。对它们的解读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们对另一种生活的好奇。所以，尽管历史是小人物与大人物共同参与的，是平凡生活与非凡经历的结合，但对我们这样一些习惯于在柴米油盐里领会生活的小人物，如无特指，历史总是指那些帝王将相的家谱，指向大题材、大框架的叙述——

不是一地鸡毛，而是多少风云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弥补了我们人生体验上的某种欠缺。

曾几何时，我的表兄弟们，那些和我一起骑着竹马（不是用竹子做的，是用不知名的草本植物硬杆）、舞着木刀枪的儿时伙伴，象一阵清风，吹过长着蛇莓和冬青的山坡。稚气的叫喊声象蒲公英的白绒和翩翩蝴蝶飞满了松谷竹溪。年幼的我们曾将自己想像成罗成、秦琼、尉迟恭，为争当第一条好汉而快乐地厮杀。我们迎着凛冽山风昂首凸肚地立在穹石上，俯视着脚下茂密的植物。旌旗是芭蕉，竹竿松枝是斧钺，花妖木客就是我们麾下的十万貔貅之士……那种气凌万物的感觉多半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了。

历史是不是真实不重要，究竟支持历史叙述的素材是文本、文物还是凭空想像、灵性发挥也不重要。关键是孩子们相信了故事，相信后，还要虔诚地去体验。相信后它就成了历史。祝福这些孩子，尽管当斜阳的最后光线也在天边隐没后他们要汗一身、泥一身地回家去了，等待他们的或许是一顿羼和着关爱的叱骂；他们长大后会很平凡。可他们曾在历史游戏中不平凡过——孩子在游戏中把握住了历史。

很久以前，我是一个中午放学就匆忙往家里跑的孩子。急急地咽下最后一颗饭粒后，我会赶紧拧动开关，准时收听广播评书。说书人气流声转，抑扬顿挫的话语将我一下子带回到遥远的隋唐：故都童谣四起的时候，认真地琢磨其含义的有我；秦叔宝潞州卖马，在他打尖的小店盘桓过的有我；俏罗成失陷淤泥河，芦苇丛里箭镞上的一点寒光也是我；从六十四处烟尘里走过，那些半神半人的英雄常常使我的心轻快起来，雄壮起来，象舞动着的小拳头似的；我听到的，不是鎏金镋硬碰四百斤重的大铁锤时叮叮当当，就是呼雷豹、照夜玉狮子的嘶风啸月，再不就是李元霸戟指苍天的一声吼……书到高潮，嘎然而止，还是一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在狂热后的寂静中转头望望窗外——小城里树影婆娑，蝉噪如故，凉榻上的邻人已睡去多时了。

全本《说唐》也不知讲了多少个中午，反正它几乎成了我的启蒙教材。我觉得，我对往事的深入探究是通过对评书所提供情节的不断证伪来完成的：在我对《说唐》的人物、情节烂熟于胸后又过了许多时日，我读了《旧唐书》、《新唐书》，读了《唐语林》、《唐摭言》和其他一些书籍。我才知道：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原来就为一个王朝的出场作铺垫；那么多的传奇故事，都只是一段三百年不落幕的大戏引人入胜的楔子而已。又过了许久，我才分辨出凌烟阁功臣的真实和十八条好汉的虚幻……往事于我不外以三种不同的形态存在：神话、社会科学的理论和介乎于二者之间的历史——神话是叙述主体的心灵体验自然流淌；社会科学却力图摒弃主观色彩，转而强调实证方法的绝对权威；历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神话与科学的中间形态。证伪消解《说唐》所具有的神话色彩，也就还原了历史的本真面目，但又没有达到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客观，特别是兰克学派所倡导的那种绝对客观。可以说，说书人的演绎是我全部历史学习的起点，这使我身上多少有了些说书人的气质——

比如，我不肯探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使是表述中有几句象是在总结规律的话，也仅仅是为了用（伪）理性色彩去点染一桢桢直觉涂抹出来的画面；所谓规律在我看来只是一些使话语得以进行下去的要素，它们的存在使得记载历史的文字避免成为一连串联系不起来的符号。

又比如，既然不承认本体意义上的规律，也就谈不上预测、预知，谈不上任何功利性的指导。因此，于我而言，有意义的事都是往事。

再比如，不时喜欢铺排一下场景，尽管那为很多历史学家所轻忽——可我觉得，没有场景的复制，叙述者和阅读者对认识对象的内心再现又如何是可能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是《说唐》，而不是沈昫、欧阳修和宋祁他们的鸿篇巨制向大多数人供应了历史。

还有，我对历史的复述与真正的学者相比，实在带有不可克服、不愿克服的随意性，可正是这种随意性使我在说书的过程中获得了诗性的快感

……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说书了；不知不觉，唐朝也从我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失落了很长时间。

说书人不讲，儿时的游戏不再，眼前的小城、小事、小人物湮没了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尽管，这种湮没并不彻底。行在小城里，骑楼底下开张过一个门面局促的甜品店，招牌上写着“糖朝”，经营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关了，最近又开了一家，两家的主人不知有什么渊源没有；陋巷尽头寂寥的空气里偶尔也会摇滚一支唐朝乐队；小城的边缘甚至还有一组被命名为“大唐世家”的建筑，虽然从风格上看，它们最牵强地讲也只是与明清江南建筑略有形似之处；还有时装；还有……我不相信，那些仿造会使我的怀念真实起来，但是它们确实莫名地引发了我叙述的冲动，使我浸淫在许多无聊小事任意集合而成的生活中，却倾心于遥远的大事。我们对浅薄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可按照王安忆的说法“又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沉重，我们承受不起”。她可以编深刻的故事，我也可以一头扎进故纸堆里。我对陈年往事进行爬梳，寻找一个适宜复述的段落——这个段落应该是沉甸甸的。处在一个积淀很少而感悟力却又开始过早钝化的年纪，我实在是难以避免文章的轻佻。那么就让思考所指对象的沉重来增添思考本身的分量——我知道这不是太高明。

过去的事情就具有我所需要的沉重。因为，不管当年显得多么浮嚣，时间都能给它足够的分量，足以抗拒我们所无法把握的昙现性和或然性。

我在一千一百八十三年后的某个秋日下午翻开一部《新唐书》，我选择的是“本纪八”。



于是，我也就选择了王朝的没落，而不是兴起；选择了文质彬彬的官僚，而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说唐》完全是喜剧性质的，即使是麻叔谋以人为馔和炀帝怆然就死那样血腥的场面也不让人觉得如何地可怖；《新唐书》“本纪八”则不管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是一派悲风袅袅的风景：有为的（宪宗李纯），幻灭了；无能的（穆宗李宥），幻灭了；不知驭下的（敬宗李湛），幻灭了；刻意驭下的（文宗李涵），也是幻灭；给予文官以信赖的（武宗李炎），幻灭了；吝于给予这种信赖的（宣宗李忱），还是幻灭。

构成帝国中枢的，说起来无非君上与臣下。可二者间的关系调整了又调整，却总是一样的结果、一样的幻灭——在这里，我们完全找寻不到一分一毫清亮而透彻的生命感觉，但是生命的苦痛还在，因而历史的悲剧还在！最终我发现，在我推翻了《说唐》的一个又一个情节后，我推翻了它所传递的轻快感觉，却还是无法从尚未褪却的神伤中提炼出一种净化了的悲剧意识，而只是沉浸在刻意营造出的低徊、感伤的氛围里，还有貌似深刻的伤感后面深深迷恋与痴缠。也许那就叫“写忧而造艺”。这样老气横秋的陈述了无新意，但我还是从陈述的对象那里汲取了完全不同于《说唐》的成分。这种成分使我在小事无聊与大事幻灭的对比、对照中深化了对人与事的理解，过去的或现在的……但是，能形诸于文字的，也就是那不很浅近，也绝不深刻的不多一点罢了。我要用某种情态意绪将四十年里发生的若干事件胶合成一个块状整体。

可它们都是黄埃里开出来的繁荼呀。

心中之神

补记（二）

无论那一段历史都可以比作无数条迷乱而复杂的绳索纠缠在一起的麻花结，但是人们总是在试图将它整理成简洁的线性描述。这就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目次。带编号的目次为非连续性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连续性的叙述模式。

我的七篇文字如果排列起来，本来可以以皇帝的称谓（不管是名讳、谥号，还是庙号）为目次，因为它们主要是对穆、敬、文、武、宣五朝，也就是元和十五年到大中十三年，或公元八二零年到公元八五九年前后近四十个春秋历史的重述，又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因此，也可以用年号作标题。

无论使用那一种标题都能捍卫我拒绝受干扰的线形叙事，但是无论使用那一种标题都带有正史的统一腔调。按照近几十年来的惯常做法，每一个标题之下还应该细分出政治活动、经济情况、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等科目才能全面地介绍这个时代，才能使观点挺拔得象一棵分出无数枝桠的树。这同样是我未尝考虑过也力所不能及的：我所能栽植的，不过是一株纤细的草本植物而已——那一点点葱翠还要在单向度的宏大社会历史叙述中标示出另一维度的历史态度。我不喜欢那种形式化和全局性的列举。它固然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但知识以外的东西它就无法兼顾了。所以，它无法穷尽历史的物象；更何况，它还瓦解了叙述本身。



非常遗憾。尽管公然将不少无法验证的情节掺入叙述，我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编故事的能力，不能象司各特、大仲马或显克维奇那样用一条或几条交错的线索串起他们创造出的若干生动情节，为他们的读者提供多层次的历史体验。否则，我的文字将会成为有七个，乃至更多回目的章回体小说。我也无法将那些教人怦然心动的事件转化为直抒胸臆的史诗式叙述。设或是这样一个时代：史诗世界已经隐没于时间的黑暗里，而小说天地又离析在现实主义潮流中，我仍可以表现，可以解说——我用议论，而不是叙事或抒情的独白来整合我从这四十年的变迁中获取的感性资源。所以，我考虑过另外一种目次编排方法：

对一种衰弱和解体进程的描述——

第一篇：强势君主退出

第二篇：强势君主退出所导致的官僚集团恶性内耗

第三篇：中央与地方力量的消长

逻辑上可以不提，但历史上应提及的部分——

第四篇：中央弱化的极端情形

阻却上述进程的几次失败尝试——

第五篇：君主对权术的运用或滥用

第六篇：某个官僚派系的专权

第七篇：君权的畸形强化

不过，这种目次编排方法如果被采用的话，那势必要有一个《历史官僚制帝国衰落的个案研究》或诸如此类的总标题。没有精当的立论、缜密的论证，确凿的证据及大量规范化注释构建起来的文字，根本无法负荷诺大的题目。此外，我根本无意让一段故事性、诗性很强的历史成为某种规律的证据，去图解某一组无论真伪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命题——它们不可验证，不可重现，不可转注。行文中，我确实在不断地使用一般性判断句——它们通常用来阐释历史的规律性。但这只是误会。在三种情况下，我会这么做：一，当平行镜头已经不足以表现浓厚的历史感时，我需要俯拍，需要带着超然的意味来评说事件和人物；二，在我无力深入细节的时候，我用这种文字来搪塞，避免写不下去，是局部雕琢后的流水式叙述；三，纯粹出于写作习惯，那种我极力象摒弃的习惯简直和其他一切习惯一样难以抗拒。

无论那一种情况，都是我在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体悟之间踌躇的反映。

那些带有极大随意性的文字，那些从历史阴僻的裂口中流泻出来的个体化声音是专门为一个朝代而写、而发的。因为它临到衰败还演绎出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的情节来。

这么一段情节，唯有诗文，可以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