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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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羊正

  以解放前夕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对敌斗争为主要素材的长篇小说《红岩》，从1961年出版至今已再版60余次，总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被译成多种外文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还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当代影响最为深远、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岩》不仅塑造了众多革命先烈的艺术形象，以及凶残的敌特分子，还塑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甫志高。那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究竟是谁呢？笔者根据采访亲历那场严酷地下斗争、幸存的革命先辈们和收集的大量史料，经过研究整理，找出了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以飨读者。

一、叛徒甫志高的原型

（一）   原型之一——任达哉

  任达哉，又名任库伦，对陌生人自称姓顾，时年30岁左右，四川省万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达哉在重庆枣子岚垭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返南京，任达哉失业潦倒，经已成为军统渝组试用员的印刷排字工人吴芝瑞介绍，认识了李克昌，李克昌以安排工作、给予生活救济为诱饵，发展他为军统渝组试用员。1946年，任达哉进入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当工务主任，曾向李克昌密报过“报社经济困难，工人嚷闹”等一些价值不大的情报，在此期间他伪装积极进步，并隐瞒参加军统试用员的历史，混入了党内，组织关系在省委工运组。混入党内后，任达哉并未以“内奸”的身份从事告密活动，并逐渐疏远了李克昌，因此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投机分子。1947年3月，省委被迫撤返延安，任达哉失掉组织关系。同年6月，国民党在全国统一的“六一”大逮捕行动中，他也被捕，但他靠军统渝组试用员的秘密身份，暗中受到保护，随即释放。由于《民主报》早在“六一”大逮捕前3个月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来任达哉便给李克昌写了封信，内称：因《民主报》停刊，自己失业，靠（军统试用员的）津贴难以生活，即日回老家万县，以后再相机对“团体”（即军统组织）效力。此后，任达哉与李克昌不再联系，而李克昌也因任达哉久无“成绩”，感到没有利用的价值，未主动找他。 1947年9月，时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的王璞去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带回了任达哉的组织关系，交给时任巴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萧泽宽；萧泽宽又交由已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许建业领导。这时，任达哉仍无职业，在许建业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负责联系一部分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1948年2月，中共重庆城区工运支部建立，任达哉担任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向成义一起住在红球坝铁工厂的宿舍里。
1948年2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执行上级的指示，利用《挺进报》开展攻心战，极大地刺激了敌人，敌特为了破坏《挺进报》、继而使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绞尽脑汁，终于由敌保密局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重庆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了线索。

  李克昌手下的特务试用员曾继纲、姚仿桓二人，利用文城出版社书店作店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伯林（年仅17岁）缺乏斗争经验，骗取了信任，从其口中获得了“《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划很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的”；“顾先生是我们党内的负责人，电台是安装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消息，都是顾先生电台提供的”；“我们打算集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里面办报纸，消息由顾先生提供，刻和印不成问题，就是开店的资金还有点问题”等情报，李克昌将这一份又一份的密报，很快转呈给顶头上司、保密局渝站副站长吕世锟，并申请了500万元活动经费给曾继纲，让其以这笔钱是卖衣物和向朋友借款筹集而来的名义入股书店，以实现“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

  为了进一步掌握中共地下组织的情况，曾继纲借口失业无家、为进城找工作方便，想搬进书店里寄住。陈伯林原本不同意，但碍于情面和曾继纲的股东身份，便勉强同意了。住进书店的曾继纲显得十分勤快，帮忙挑水、扫地、擦灰，很快骗取了大家的好感，陈伯林更为有这样的“好朋友”而高兴，全不知引狼入室的危险后果。

  不久，曾继纲发现一个被陈伯林称为“向先生”的身材瘦小的人常到书店来，随便翻了几本书就走了。有一次“向先生”走后，陈伯林就拿出《挺进报》给他看。这位“向先生”，本名向成义，是重庆城区工运支部委员，负责秘密传递《挺进报》工作，文城出版社书店就是他的一个传递点。没几天，又有一个不时光顾书店的人，经陈伯林介绍，曾继纲认识了这位被称为“顾先生”的人。曾继纲谎称出去找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李克昌那里将这些情况密报。根据曾继纲描述的“顾先生”的身材相貌、衣着和举止，李克昌的特务职业敏感使他想起了一个人，他翻出一张军统特务试用员的登记表，指着上面的照片让曾继纲核对，曾继纲一看，果然是“顾先生”。李克昌不禁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沾沾自喜。

  极端狡诈的李克昌为了进一步掌握和了解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指示曾继纲继续注意任达哉和进出书店的其他人，以便扩大线索；然后，又向吕世锟汇报。吕世锟接报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便于1948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带着李克昌和曾继纲，来到曾家岩特务头子、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二处处长徐远举的住宅汇报情况。正被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限期破案手令逼得心急火燎的徐远举听了汇报，真是大喜过望，但是考虑到几次接到关于《挺进报》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密报后，抓捕行动却又都扑了空，因此他要求吕世锟等人要继续深入下去，不要轻率行动，以免再次扑空。此后，接连几天晚上，吕世锟都要去和平路姜海清苏裱铺楼上的渝组新址，询问曾继纲密报的新情况，与李克昌商量办法，他们决定跟踪陈伯林和“向先生”，设法找到“向先生”和任达哉的住处。李克昌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和组员盛登科去盯梢。几天后，盛登科跟踪陈伯林，准确地查清了任达哉与向成义，一起住在红球坝铁工厂内的宿舍。吕世锟认为下手的时机到了，召集渝组的特务们研究制定了抓捕行动方案。3月31 日，吕世锟向徐远举汇报，要求实施抓捕行动。徐远举当即批准，并将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交由吕世锟指挥。

  1948年4月1日上午，曾继纲谎称已找到了工作，准备中午在书店内办桌酒席招待大家，并托陈伯林去请“顾先生”。陈伯林本不答应去，但经不住曾继纲的一再恳求就去了，回来后带了一张“顾先生”婉言谢绝的纸条。时至中午，在书店附近隐蔽指挥的李克昌得知任达哉不来赴宴的信息后，唯恐行动失败，立即命令特务们直扑红球坝，包围了铁工厂。接着，由盛登科带路，李克昌、李芳信等一帮特务紧随其后，将正在宿舍内写帐的任达哉、午睡的向成义一并逮捕。并在宿舍内搜出印报用的白纸一捆，《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等文件书籍，又从工厂高老板的房间里搜出无线电子管两个。吕世锟下令对厂里的二十多名青年工人进行讯问和登记。与此同时，又派特务到文城出版社书店，逮捕了尚不知道突发事变的陈伯林。

  任达哉、向成义、陈伯林被捕后，特务们将他们立即解往行营二处，当晚由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进行刑讯逼供。经过两天一夜的酷刑拷打，向成义、陈伯林均保守了党的秘密，但任达哉却未能再挺住，说出了他的领导人叫“老杨”（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化名杨清，称为老杨），通常每个星期天在磁器街的嘉阳茶馆接头，给他布置任务。就这样，任达哉这个集两面派、投机者和叛徒于一身的党内异己分子，成为祸起萧墙的始作俑者。为了尽早捕获“老杨”，徐远举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带领一帮特务，暗中押着任达哉到磁器街和其他过去与“老杨”接头的地点，转了两天马路，终于在4月4日（星期天）上午，发现了“老杨”。
1948年4月4日上午，许建业正约了中共地下党员高震明商谈工作。他们开始在较场口的一个茶馆内，许建业警惕地觉得这个茶馆当街临市，情况复杂，怕出问题，便转到另一个茶馆，但许建业仍觉得不安全，要高震明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谈。可是高震明反复思索，也未想出合适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较为僻静的磁器街嘉阳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谈工作。忽然，许建业发现任达哉神色反常地出现在门前，身后还跟随着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他即刻反应出事态危险，马上让高震明离开，高震明侥幸从后门走脱。许建业则因任达哉上前“点水”，当场被捕，押往位于老街32号的行营二处。

  在徐远举主持的刑讯面前，许建业不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气宇轩昂、神情自若，强壮的身体好似用钢铁锻铸而成。徐远举按惯例先问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许建业只说自己叫杨清，邻水县人，住在过街楼的一个旅馆里做生意。其他问题一字不答。徐远举一改马上动刑的习惯做法，强忍暴躁的脾气，奸笑着说：“你真的不讲吗？那好，我叫一个人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随即被带进刑讯室。

  “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任达哉无颜正视许建业，低着头，胆怯地劝说。

  许建业没等任达哉说完，便怒声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然后，对徐远举嗤之以鼻。

  徐远举黔驴技穷、暴跳如雷，立刻命令手下的特务们动刑。特务们用尽各种残酷刑法，许建业没吐只语片言。带头刑讯的特务陆坚如声嘶力竭地对许建业狂吠：“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尸首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鳞伤、精神恍惚，但一听到陆坚如的狂吠，立刻挣扎起来，怒视着凶残的特务们，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苟且偷生的任达哉还梦想以出卖组织和曾是军统渝站的试用员的身份换取自由，然而,特务们却将他作为“共党分子”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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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二）   原型之二——刘国定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刘敬益，化名陈泽霖，对陌生人自称姓黄，因其身高不足1.6米，被熟人称为“刘矮子”，1918年3月出生，籍贯四川省新都县。刘国定的父亲刘雨农（又名刘德沛，出生书香门第，当过县长）与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为总角之交，据说，戴的父亲在清朝由浙入川做官期间，从广汉来到成都，结识了刘雨农的父亲，并得到过刘家在生活上的关照，因此从小跟随父亲生活在成都的戴季陶，与刘雨农就成了孩提时代的朋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逾，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长，给刘雨农在自己手下谋了个高级秘书职位。1935年夏，刘国定在成都华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成都武侯祠大街的现四川省农业厅）毕业，1937年春随父亲刘雨农来渝，考入位于重庆佛图关茶亭的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又简称巴县高农）高中部读书。

  刘国定在成都华阳农校读书时，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参加了“民先”，来重庆后转入“救国会”，于1938年3月加入共产党，是该校的首任支部书记，又任重庆学联干事会干事。后被党组织派往川北阆中从事地下工作，嗣因中共江津特支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刘国定奉调任江津县特支书记，以江津农业合作金库职员为掩护，清理江津党的地下组织。1941年，刘国定调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兼巴县县委书记，通过其父刘雨农的关系，先在重庆朝天门粮食仓库当职员，后又到另一粮食仓库当主任，以掩护地下工作。1942年，在贯彻党的“隐蔽精干”方针后，刘国定调离巴县中心县委，并带走了一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由他单独联系。1946年3月，刘国定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这时，他在重庆城里的社会职业是四川省银行模范市场营业部（位于下半城陕西街附近）出纳，又在党员刘文楷经营的重庆南岸牛奶场当会计主任。1947年10月，刘国定任重庆市委书记，不仅分管工运，还领导着市委电台支部、经济支部、汉利药房（市委交通站）支部和重庆城区工委、北区工委及巴县临时支部、成都临时支部、璧山特支、贵州思南地区总支等一大批党的组织。

  刘国定1947年再次结婚，妻子严炯焘也是地下党员，四川省（现为重庆市）云阳县人，原社会职业是重庆南岸黄桷垭中国茶叶公司的职员，带有一子。刘国定再婚后，把自己的小家安置在牛奶场，对家庭生活十分看重，为此他不但挪用手中党的经费，还以做生意为由向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借钱，因不符合有关规定被拒绝后，便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曾经与刘国定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刘渝明老人回忆说：“从1942年5月到1947年11月，刘国定领导我五年零七个月，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他的生活很是奢侈。例如，我每月从长生乡到重庆城里与他接头一次，二十八里路上坡下坎，无论寒冬酷暑，我都是用脚板走出来的，可是有一次在南岸黄桷桠的路上，我竟看见他西装革履地坐在滑竿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外出时，在街上吃的都是很便宜的豆花饭，偶尔吃个‘圆碗’（蒸菜）就是改善伙食了，可是我和刘国定接头赶上吃饭时，他都点炒菜吃，而且还是我付钱，所以每次接头我只好多带点钱。还有一次在路上，我看见刘国定带着他的孩子，那孩子只有十来岁、穿着半毛呢西服，手提广东香肠，我就想为什么他的生活这样好呢？我们当时是节衣缩食交党费，他却大手大脚地花钱来享受。” 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老人回忆说：“有一次，刘国定告诉我，因工作需要，他和冉益智（市委副书记）用党费各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当时我很难理解，认为这样做不对头，现在看来他们在叛变前就产生了腐败的问题。”

  尽管刘国定生活奢侈、追求享受，又存在着搬弄是非和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一些同志对刘国定也很有意见，向组织上进行了反映，但是刘国定在上级领导面前一直表现得很顺从、乖巧，两片薄嘴唇又极善言辞，因此仍然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并委以重任，以致后来酿成大祸。

  1948年4月4日上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许建业因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任达哉的出卖，在重庆磁器街嘉阳光茶馆被捕。由于许建业协助刘国定负责市委的工运工作，因此刘国定经常到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商量和布置工作。刘国定到志成公司去的次数多了，公司的职员和工友也就都认识了他，并根据他个子矮的特征，称其为“矮子”。

  1948年3月下旬，刘国定的妻子严炯焘住进重庆宽仁医院生孩子，因为他这段时间主要忙于照顾妻子和孩子，加之特务们严密控制了志成公司的人员、封锁消息，所以对许建业被捕和特务搜查志成公司、抓人的事全然不知。许建业被捕的第三天（4月6日）清晨，刘国定与从武汉回到重庆的地下党员涂绪勋，在小什字中正路（今新华路）陡梯子胡同18号的志成公司门前会面，一起去找许建业。刘国定准备把许建业所领导的工运工作划一部分给涂绪勋管理，以减轻许建业最近忙于安置梁大达起义失败后来渝人员的工作压力。

刘国定让涂绪勋在门外等候，自己先进去找许建业，刚进门便被国民党重庆行营二处渝组副组长曾庆回带领在此守候的特务逮捕。涂绪勋在外久候，被特务发现，也请了进去，后因特务头目胡朝安（此人与涂同过学，还有点亲戚关系）的关系，侥幸脱险。

但是，刘国定却没有涂绪勋这样幸运了。由于他被志成公司的职工指认为“黄先生”，说他与一个叫“萧胖子”（即川东临委委员、秘书长萧泽宽）的人，经常来找许建业。特务们就将刘国定押回行营二处搜身，但搜出的全部物件却证明他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刘国定当时的社会用名）。对于姓名的问题，刘国定在特务的审讯中不能自圆其说，只好谎称自己是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写了“自白书”，当晚便被特务押送到渣滓洞集中营囚禁。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1946年7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1948年6月改称“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5月又改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查阅已捕获的、与许建业和《挺进报》有牵连的十几名“共党分子”的初审材料，感到大多数都拒不吐实，只有刘国定尚有进一步挖掘“口供”的可能，于是，他在4月8日亲自提审刘国定。起初，徐远举根据刘国定“自白书”中只知道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的交代，认为他是许建业的交通员，便把审讯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问题上。面对着厉声喝问和各种刑具，被吓得心惊胆战的刘国定，也顺着徐远举的审问方向，编造说自己曾为许建业送信给住在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的李忠良和余天（邓兴丰）。当晚，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押着刘国定带路，直扑海棠溪永生钱庄。

  李忠良，化名李庄，1927年出生于重庆南岸南坪乡，家境富裕。其父李量才是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忠良高中毕业后入重庆社会大学读书，1947年初在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表现积极，经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介绍加入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到上川东一工委的大竹县石桥乡参加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1948年3月梁大达起义失败后，由于敌军清乡搜捕甚严，他和达县（州）南岳场的邓兴丰等起义领导、骨干撤到重庆，暂时隐蔽在他的家中，并与刘国定接上了头。刘国定曾通知李忠良和邓兴丰（化名余天）转移，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将他们供出，幻想着特务们抓不到人再找机会脱身。未料到，李忠良和邓兴丰等人并没有立即转移，特务们闯入永生钱庄后，便将他俩和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曾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暗中转移，重庆大学的学生为此向国民党当局要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风波）等人逮捕，随后又在附近的小巷子抓到了外出归来的四五名梁大达起义的骨干。

  4月9日，徐远举分别提审李忠良和化名“余天”的邓兴丰。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供求饶，由于他参加了梁大达地区的武装斗争，因此被他出卖的主要是该地区起义的骨干和领导人，计有：大竹张家场的陈尧楷、陈紫霞（陈子侠）、包叔明、刘吉钦（刘继清）、胡仁学、陈记和、徐代文、宋廉嗣、刘树钦、周远华、董瑾林等20人；李家场（文星乡）的胡仁穆、黄世泽、李地（弟）荣、杜春鲜（徐春轩）；安吉场的李仁纪、徐美德、徐美祖、李家德；粱大达起义领导人邓光昭（邓照明）、陈以文、王敏和李大由（荣）邵启祥、王远鸿、杨华友等30多人。此外，令徐远举如获至宝的是，李忠良还供出他在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的领导人、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员刘国鋕（时为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并指认“余天”就是邓兴丰，而邓兴丰正是敌人镇压梁大达起义后所追捕的重点对象。李忠良还向特务交代了与邓兴丰有关联的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职员余永安。随后，徐远举审讯邓兴丰，在严刑拷打之下，邓兴丰仍坚贞不屈，于是，徐远举命令特务将他关进了渣滓洞监狱。李忠良叛变后，又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任上尉谍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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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型之三——冉益智

  冉益智，又名冉启熙，四川省（现为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成都公学（四川大学前身）文科肄业。冉益智193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四十多期，积极为国民党作反共宣传，并经常撰写文章，对共产党和红军极尽造谣污蔑谩骂之能事。作为县城内首批国民党员和“笔杆子”，冉益智梦想着有一天能被上司赏识而飞黄腾达，然而一个突然的事件却粉碎了他的梦想，由于他在当地“王、蔡”两大封建派别的斗争中是“王派”的骨干，而被掌握别动队武装的“蔡派”逮捕并押送至重庆的监狱，实际上这次事件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利用封建派别斗争而发动的，后来“王派”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蔡派”进行了报复，将主谋这次事件的两名共产党员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并释放了冉益智。

冉益智在重庆关押期间，曾得到同狱的一名共产党高级负责人的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员身份和反共历史，出狱不久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1939年先后任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宣传、组织委员，同年底任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5月任中心县委书记。在万县期间，冉益智先后以乡公所文书、中小学教师为掩护。时任下川东特委书记的曾淳后来回忆：冉益智当时与他老婆在一起，“在万县租了房子，生活上贪图安逸”。1946年4月，涂孝文任下川东区工委副书记，冉益智为组织委员，经常往返渝万道上，充当下川东区工委与省委机关的联络员。1947年10月，冉益智从万县调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住在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公开的身份是厂内职员。冉益智分管学运，领导着重庆城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沙磁区学运特支、北碚区学运特支、女师院支部和各大、中学“六一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及若干单线关系。在市委领导中，冉益智年龄最大，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言谈举止中隐现出他的世故和油滑。

李忠良出卖的余永安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联系的革命积极分子，他与邓兴丰、周显焘是达县同乡，又是重庆华西专科学校会计系的同学。抗战时期，他们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后来党组织派女党员张岚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1946年初，邓兴丰、余永安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回乡开展武装斗争，邓兴丰回到达县南岳乡，余永安则到达县女中当教务主任。这时，余永安结识了达县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冉益智，因他表现进步而被冉益智作为革命积极分子加以联系。后来，冉益智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余永安也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当职员，于是，他们继续往来。邓兴丰和余永安作为同乡、同学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梁大达起义失败后，邓兴丰转移到重庆南岸海棠溪李忠良家，又通过李忠良与余永安联系过。李忠良被捕叛变后，虽然不知道余永安具体情况，但在出卖邓兴丰的同时，也出卖了余永安。于是，徐远举派特务到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轻而易举地秘密将余永安逮捕。

刘国定被捕后，中共川东临委委员、秘书长萧泽宽分别约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冉益智于4月16日在北碚接头。冉益智按照萧泽宽的要求，撤离了其工作的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隐蔽在黄桷树其岳父家里，并向一些所属的组织和有关人员报了警；但却没有向他单独联系的革命积极分子余永安报警。15日，冉益智打电话给余永安的妻子黄晓明，了解余永安的情况，并告诉对方他将到北碚去，暂时不能去余永安那里取钱了。黄晓明又打电话把这个消息转告余永安，电话内容为监视的特务所掌握，并立即上报徐远举。徐远举马上组织特务力量，做好到北碚抓捕“老张”（冉益智）的准备。此时冉益智还不知道余永安被捕出卖他后，被徐远举采取即捕即放的办法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更没想到自己违反地下工作原则，将接头地点泄露给第三者，会使他坠入徐远举为他设置的陷阱。

  李维嘉于4月16日提前来到北碚。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使细心的李维嘉在这个非常时期变得更加谨慎，他先去北碚街上的图书馆和公园内查看，经过踩点，他决定选择在公园接头。17日中午12点，李维嘉如约准时到达公园与萧泽宽见了面，他们等了很久，不见冉益智来，感到情况严重，但仍没有断然判定冉益智已经被捕，更没决定两人紧急转移。萧泽宽与李维嘉迅速离开公园，边走边商量，因为李维嘉联系的人除胡启芬因刘国鋕的牵连而被捕，其他的人还没有出问题，萧泽宽便要李维嘉第二天回重庆城里看个究竟，同时将西南实业协会廖石城（地下党员）的关系交给他。然后，二人分别在北碚住了一夜，于次日晨离开。

  自从徐远举接到“老张”（冉益智）将去北碚的密报后，就命令行营二处警卫组长雷天元等特务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的码头设卡抓捕。4月17日早上，又押着余永安过江到北碚街上搜巡。没有如约接头的冉益智17日也在北碚，他是从黄桷树其岳父家过江到北碚的，不过这天上午9时许，当他在北碚体育场街边的一家小饭馆吃完饭出来，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正好迎面碰上了被特务押着的余永安，余永安用特务规定的暗号——点头示意指认冉益智，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冉益智，冉益智边反抗边大声叫喊，想以此引来路人围观，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出去。特务们则怕走漏风声，立即连打带推将冉益智弄进附近的兴江旅馆楼上，要了一间空房进行审问，冉益智开始试着不吭气，特务们便用棉被蒙住他的头，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揭开棉被问：“你到底说不说！？”被打得昏了头的冉益智，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忙不迭地连连回答：“我说，我说。”这时，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个一般党员，随即特务们将他押回重庆城内老街行辕二处。当冉益智进了二处的特务刑讯室时，面对凶神恶煞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和以陆坚如为首的一群打手，面对充满血腥味的各种刑具，他害怕了，经徐远举稍加淫威施压，这个隐瞒参加国民党历史、混入共产党内并窃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立即叛变保命，说出了“张德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并和盘托出了党的秘密。被冉益智出卖的组织和党员有：

  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3个学运特支书记——即已逃脱到荣昌县的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在北碚第四保育院当训育主任的北碚区特支书记胡有猷，在捍卫中学当教师的城中心及南岸区特支书记赵硕生（赵隆侃）；一些学校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地下党员——北碚师范学校支部书记蒋启予，相辉学院支部书记金臣霖，重庆大学凌春波、周国良、杨邦俊，西南学院罗洛庚，乡建学院甘光余，四川教育学院蒋茂生，市立一中冉正林，中央工校丁干明；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地下党员陈作仪，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周显焘等20余人。除上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外，冉益智还供出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的一些组织和社员名单，并指认了张文江（沙磁区特支委员）、李惠明（党员）这对未婚恋人的真实身份。

  冉益智的叛变和口供使徐远举感到意外和兴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共产党的市委副书记竟然是个软骨头，并且供出了这么多重要的情报和线索。兴奋之后，徐远举不禁对刘国定恨得咬牙切齿，他感到自己被这个矮个子的中共市委书记戏弄了——险些让刘国定以“候补党员”的假口供蒙混过关。同时也妄想利用冉益智这张手中的“王牌”，试着让许建业开口交代，便决定连夜会同伪国防部保密局来渝督办《挺进报》一案的行动处长叶翔之，再度提审刘国定和许建业。

  当徐远举和叶翔之在刑讯室商定了审问的方案后，刘国定被押了进来。徐远举不露声色地照例先问姓名、年龄、职业、党内职务等，而刘国定也依旧按照以前的口供回答，问到党内职务和干过什么党的工作等关键处时，刘国定还是说自己是个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只到南岸海棠溪为领导送过信，其他问题则推托不知道。

  突然徐远举脸色一变，喝令将冉益智押上来对质，冉益智当面指认了刘国定的市委书记身份后，徐远举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拍，狂吼道：“就凭你胆敢三番五次地蒙骗政府，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一枪崩了！”刘国定被这突如其来的对质场面和徐远举的以死威胁吓傻了，他两腿发抖、一身冷汗，往日里极善言辞的两片薄嘴唇竟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徐远举心中窃喜，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稍停一下，他以嘲讽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很会‘变戏法'吗？怎么倒变成哑巴了？”刘国定尚未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一时不知所措。徐远举又横眉怒目地威胁道：“说！你究竟想死了去见阎王，还是想活着出去见婆娘？”听了这话，刘国定忽然敏感地悟出了还有生的希望，便胆怯地试探说：“实际上，我也多次想过向政府悔过自新的事，就怕卸磨杀驴，过几天自己妻儿老小，连性命都无保证。”徐远举见刘国定已开始松口，便以对其不关不杀、给其妻严炯焘治病（后来特务将严炯焘送入军统局“四一医院”住院，刘国定多次到医院探视）等条件为诱饵，促其彻底交代。刘国定这个有着十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经不起生与死的考验，在徐远举的威逼利诱之下，终于进一步的滑入了罪恶的深渊，他不但承认了自己是市委书记，还大肆出卖了以下组织和同志：

中共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王璞，副书记涂孝文，委员萧泽宽（兼秘书长）、彭咏梧（已牺牲）刘国定；重庆市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即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委员许建业；市中区区委书记李文祥（李楚康）及其妻熊咏晖；电台支部书记程途，委员成善谋、张永昌；《挺进报》特支书记刘镕铸、代理书记陈然、委员蒋一苇，党员吕雪棠（吕品，捍卫小学教师）、文履平（文炳焜，《国民公报》记者）；为《挺进报》提供经费并掩护其发行工作的王诗维（开明图书局经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和党员古承铄（川盐银行职员）、沙汀（作家）等二十余人。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出卖组织后，敌人按图索骥、大肆搜捕，他们在重庆带领特务抓捕了一大批党员干部。然后，刘国定立即跟随来渝督办《挺进报》一案的伪国防部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于6月17日直飞上海。军统特务头子、伪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对刘国定出卖钱瑛和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口供异常重视，他妄图以刘国定为眼线，抓捕钱瑛、破坏中共中央上海局，由此而进一步扩大破坏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但是钱瑛早已于2月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建立了领导机关。而留在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张文澄（贺明）等同志，又在4月下旬先后收到了李维嘉到成都后通过蒲华辅发出的和在重庆的党员刘传蓉发出的两封告警急电，马上转移。因此，刘国定带领特务在上海扑了空，但是却逮捕了刘国定所知道的在上海和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家桢、张友鸠夫妇和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陈丽淦等8人。

虽然刘国定和他带领的特务在上海扑了空，但是由冉益智带路到万县的一群特务，却使中共下川东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抓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由此，敌特的破坏逐步扩大，祸及全川的中共地下组织和众多的党的优秀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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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四）原型之四——涂孝文

  涂孝文，本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时年30岁左右，原籍四川省江安县，早年在成都求学，毕业于省立成都师范学校；193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在四川大学读书时，涂孝文表现很进步，1936年10月，“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成都地方队部成立，他是发起人和5个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涂孝文便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0月任中共江安县委书记、泸州中心县委执委；1939年4月任泸州中心县委常委（副书记），7月又升任中心县委书记。

  1939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从四川选派几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去延安学习，后参加党的“七大”，涂孝文便有幸被选定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后，涂孝文改名为王果夫，1945年5月，他和华健（康永明，1947年秋任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北工委书记）、邓照明（1948年11月任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等11人，作为四川两个特委（川东特委和川康特委）选派的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1946年党为了加强国统区的工作，涂孝文又被派回四川，4月份分配到下川东区工委任副书记，为了掩护工作，他考入万县辅成法学院当学生，这时冉益智则在他手下担任与四川省委的联络员。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后，涂孝文任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冉益智则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8年初，下川东奉大巫起义失败、彭咏梧牺牲后，虽然斗争的条件恶化了，但是涂孝文和地工委所属干部都没有丧失信心，竭尽所能，争取打开新的局面。春节期间涂孝文在重庆参加川东临委会议后，便赶回下川东就近领导，并指派卢光特作他和川东临委之间的联络员。

1948年初，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领导的奉大巫起义，使敌特震动极大。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化名杜谦益，在起义的游击队干部、战士中称为“老杜”，虽然涂孝文没有直接组织这次起义，但是特务们却探听到“老杜”是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因此特务内部把川东游击队称之为“老杜的游击队”。6月初，冉益智出卖中共下川东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人，说到涂孝文的情况时，徐远举便问：“涂孝文是不是‘老杜’？”冉益智回答：“就是”。徐远举一听，又是大喜过望，他为搜捕“老杜”绞尽脑汁，却一直不得要领，未曾想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立即组织一个侦捕组，派已升任二处情报课长的雷天元当组长，带领侦防处科长左志良和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等十来人，由冉益智带路，命令他们务必将涂孝文缉拿归案，并将中共下川东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特务们和冉益智出发前，徐远举对雷天元说：“破获《挺进报》你有功，已将你升成上校了。这次派你领队到万县去，不要胆小怕事，只管放手干。诸事有处里替你做后台。万县那里有无线电台，你随时可以同处里联系，要部队有部队，要人有人......”徐远举又拿出300万元（伪法币）给冉益智，作为预支的奖赏，并要同行的特务叫冉益智为“王大爷”，还暗中叮嘱漆玉麟：“你去万县要专门监视冉益智，但绝对不能公开监视。你要负责啊，不要偷鸡不成倒蚀把米。”在朝天门码头上船去万县时，漆玉麟以威胁的口吻对冉益智说：“王大爷，这回要是叫我们白走一趟，你可要当心点！”冉益智则一再向特务们打保票：“到万县去负责有收获。”由于冉益智在万县工作多年，又熟悉下川东的情况，因此1947年10月川东临委成立后，组织上曾让他具体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之间的联络工作。然而，这却为中共下川东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和涂孝文的首先被捕留下了隐患。

  1948年4月上旬，卢光特照旧去重庆电力公司找刘德惠——下川东与川东临委的通信联络站，得知刘德惠刚刚被捕，卢光特估计情况很严重，立即赶回万县向涂孝文报告。在万县西山公园里，卢光特向涂孝文详细汇报了重庆的情况，并问：“我们与临委联系中断，能否与上川东邓照明接触？”涂孝文说：“在未弄清详情之前，以谨慎为要，凡下川东转移去重庆的干部，都不要随便去找。”他同意卢光特与邓照明接触，并简要介绍了邓照明的情况，却又嘱咐：“多听他介绍情况，及时回报，不要讲下川东的事情。”卢光特要涂孝文注意安全，涂孝文却说：“不要紧，重庆没有人知道我在万县的具体地址。”卢光特到重庆后，通过朱麟（梁大达起义失败转移到重庆的上川东一工委干部，曾与卢光特在天府煤矿一起工作过）找到了邓照明，要求帮助下川东地工委取得与川东临委的联系。卢光特曾先后两次建议涂孝文到重庆与邓照明研究形势，但是涂孝文却对卢光特说：“重庆的情况复杂，很乱，我认识的人多，决不能去。”他还表示：下川东与重庆隔离得很好，可以避免牵连，我们要把下川东保住。要卢光特继续“试探”。

  特务们和冉益智到了万县后，负责行动的特务漆玉麟、黄声扬、陈林、邱云等和冉益智，住在十字街的佛兰西旅馆，不准随便外出；雷天元、左志良等特务头目，则住在离佛兰西旅馆不远的高级旅馆福源商栈，并包下商栈的3楼的全部房间，不准外人上去，以免走漏风声。次日，雷天元来到佛兰西旅馆，将冉益智带去研究侦捕涂孝文的事。来万县之前，特务们已从冉益智口中得知了涂孝文的详细特征和情况：中等身材、络腮胡，三十来岁，在辅成法学院挂名读书。与此同时，左志良找到辅成学院教导处管注册的特务张炽，打听涂孝文的情况。张炽给了左志良一张涂孝文的照片，介绍说：“此人停学了很久，这学期又来复学了。”涂孝文照片上的样子和冉益智说的完全一致，加上冉益智又向雷天元和左志良出了许多抓捕下川东党员干部的坏主意，因此当天下午6点，雷天元送冉益智回佛兰西旅馆后，悄悄地对暗中监视冉益智的漆玉麟说：“我看冉益智不错，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特务们经过几天的侦查和谋划后，雷天元决定于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动手。这天清早，雷天元到佛兰西旅馆，将几个负责抓捕的特务集中在一起布置任务：“我们要开始行动了。今天是端阳节，多数老百姓都要去看龙舟竞赛，所以行动起来不易被人察觉。今天首先要抓住涂孝文，他是共产党在下川东的负责人，很重要。我们到万县，就是要从他身上找线索。”然后又特别告诫陈林：“陈胖子，这次行动尤其是你要注意。你过去在万县干过，你的王麻子、李大哥......这样那样的熟人多得很，如果遇到了，就装着没看见；如果熟人叫你，也装着没听见。万一出了纰漏，你负责不起呵！”

  特务们先去辅成法学院，因过节学院没上课，也没有找到涂孝文。他们估计涂孝文可能去长江边看划龙舟了，便分成两组：一组由雷天元带领几个特务，另一组由左志良带领冉益智和几个特务，分头沿长江边的南河坝、胜利路寻找。冉益智跟着左志良这组特务沿着胜利路来到杨家街口码头，这里是看划龙舟较集中的地点，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特务们在人群中找了一阵，仍没有结果，正准备继续前行，忽然冉益智见远远来了两个人，便兴奋地对左志良说：“来了，来了！”然后迫不急待地迎上去高喊一声：“涂孝文！”涂孝文还未反应过来，左志良等就一拥而上抓住了他，与他走一起的党员黄绍辉也同时被捕。

  涂孝文和黄绍辉被捕后，左志良先是将他们带到福源商栈关押。当晚，雷天元、左志良借用富贵巷4号中统万县区特委会，与特委会秘书陈治汉一起刑讯逼供，黄绍辉顶住了严刑拷打，守口如瓶，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而涂孝文则贪生怕死，特务稍一用刑威逼，他就“竹筒倒豆子”，将中共下川东地工委的情况全部供出来了。

  被涂孝文出卖的党员干部有：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兼忠（县）丰（都）石（柱）南岸工委书记唐虚谷及其爱人张静芳，地工委委员兼开县工委书记杨虞裳，地工委机关和财经工作负责人彭绍辉，地工委交通员李承林，地工委军事干部李明辉，地工委与南岸工委的联络员江竹筠；川东临委直接领导的宜昌特支书记陶敬之，党在敌56军的秘密工作者和负责人明昭；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委员黄玉清、妇委陈继贤；万县城区党员干部唐慕陶、郊区党员干部贺启惠；万县南岸党员干部高天柱、向燮生；万县北岸党员干部周后楷；开县工委组织委员荣世正、宣传委员吴子见，开县南门特支书记冉思源、副书记颜昌豪；云阳党组织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刘德彬，云阳隐蔽区的党员干部荀明善、师韵文、赖德国等二十余人。至此，特务们已基本掌握了下川东地工委和所属万县、开县及其他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情况。

  但是，涂孝文没有供出下川东起义地区的党组织，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他怕说不清，脱不了手，影响特务对他的“信任”，因为他过去并没有对起义进行具体的组织领导，彭咏梧牺牲后他才接手，虽然接触过一些起义地区的党员干部，但这些人不是在山上隐蔽就是在流动之中，他很难象万县、开县等地那样说得准确。另一种说法是他叛变不久又后悔了。无论怎样，特务对下川东起义的事仍然紧逼不放，因为起义失败后，游击队仍化整为零，并未停止活动，而且特务内部误传是“老杜”在指挥，所以非要涂孝文交出游击队的组织不可。于是涂孝文说，彭咏梧是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起义是他组织领导的，自己并不清楚，索性全部推在了已经英勇牺牲的彭咏梧身上；见特务还不放过自己，又告密说，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工作，了解具体的情况，她现在改名江志伟，就在万县地方法院作雇员。这样，特务才暂时停止了对涂孝文关于游击队组织的追问。

  与刘国定叛变后一步一步出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过程不同，涂孝文是轻易地一次性向敌人和盘端出；与冉益智先参加国民党、后混入共产党的投机革命也不同，涂孝文是从纯洁的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按理说，党组织对涂孝文是特别器重的，像他这样的资历，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又担任了中共地下组织省委一级领导职务的，并不多见。然而，涂孝文这个受党多年培养教育的高级干部，竟这样轻易和无耻地叛变了。他出卖党的机密和大量的党员干部，对下川东党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大批党员干部被捕牺牲，教训十分惨痛。

  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个无耻之尤的叛徒，终于用他们罪恶的行径换取了“自由”和特务组织的“信任”。7月初，他们被军统特务组织授予中校军衔，随后又都被任命为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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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型之五——骆安靖

骆安靖，1921年出生，四川省（今属重庆市）长寿县人。抗日战争爆发时，骆安靖正在长寿县重属联合中学读书，他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入了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任中共长寿县委宣传委员。1940年，党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后，骆安靖考入朝阳学院（校址在今重庆市下半城的陕西街），并于1945年毕业。1946年初，骆安靖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广安工委书记；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后，骆安靖被调任上川东地工委委员，1948年1月兼任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他离开重庆后，到广安县以中学教师为掩护，协助王璞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骆安靖能说会写，人长得清秀文静，他在重庆市委工作时，深为上级赏识。

1948年6月底，当下川东地工委遭受破坏，冉益智带领特务逮捕了大批党员的消息传到广安，7月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离开广安，去岳池视察工作，临行前，他开玩笑似地对骆安靖说：“你被捕不得啊！那样，影响就太大了！”依依惜别时又似乎有些不良预感地补了一句：“我们该不是最后一面吧？”未曾想这句话后来果然成真。

  特务们在下川东的大搜捕结束后，刚一回到重庆，徐远举又马上组织力量，派出以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为首的一伙特务化装潜赴广安，会同当地的反动派，妄图抓捕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等领导，一举破坏上川东的地下组织。1948年7月4日中午，漆玉麟带领特务行动员孙树森、包全程和广安县自卫中队长兰东书等人，在广安北仓沟骆安靖家中将其逮捕；然后又去县城新南门外的“南园茶社”，将中共上川东地工委联络员马正衡逮捕。当晚，特务们又准备去广安代市镇抓捕五工委委员谈剑啸，被代市镇队附、地下党员秦华得知后，立即转告谈剑啸出走，因此特务们扑空。骆安靖和马正衡被捕后，特务将他们一起关押在县政府内，连续数日酷刑逼供，企图从他们口中获取线索，以扩大破坏，抓捕更多的“共党分子”。

  在特务对骆安靖的刑讯中，实事求是地讲，这位自称有着“十年党龄的地委级干部”的最初表现是坚强的，经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的考验。当特务追问王璞在什么地方时，骆安靖回答：“他是我的上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只有他可以知道我的地址，我不能问他住在哪里。”特务又追问曾林、谈剑啸、杨玉枢等党的负责人的去向及上川东地工委的组织情况，骆安靖一概推脱不知，守口如瓶。但是在后来的刑讯中，骆安靖却有些动摇了，提出了想见家属。漆玉麟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采取“软化”的方式，让手下的人对他劝降，说什么“你的上级刘国定早就把你出卖了，还交代了一切问题，现在他不但恢复了自由，官做的比我们还大”，“你既然被抓到这里，就赖不过去了，早些交代，免得自讨苦吃。”尽管如此，这时的骆安靖仍然采取拖的办法，没有立即叛变，他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着，动摇着。

  马正衡自幼习武，身体强壮，是广安地区的武林高手，特务对他十分戒备，逮捕后即残忍地用铁链穿套他的锁骨，以防逃脱。马正衡与骆安靖则不同，自始至终毫不动摇。特务们见马正衡长得强壮，连续几个夜晚将他捆绑在县政府里上刑，多次用长枪、棍棒乱打一气，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只听得他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毛骨悚然。受尽百般折磨的马正衡，虽然多次昏死过去，强壮的身体也变了形，但各种酷刑都未能使他屈服。

漆玉麟本想在广安将上川东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但却只抓到了骆安靖、马正衡二人，而且又断了线索，便不甘心地每天带人在广安县城和附近的乡镇搜寻，可是仍然一无所获。于是，特务们只好在7月28日秘密押解骆安靖和马正衡回重庆。由于骆安靖分管组织工作，对广安、岳池一带的党组织情况比较清楚，如果叛变将会产生很大的危害，因此王璞十分焦虑，指示第七工委要千方百计地营救他。第七工委立即组织武装小分队，埋伏在罗渡乡下面渠江边，准备拦截押解骆安靖和马正衡的船只，战士们潜伏了三天三夜未见船影，待小分队刚撤离，狡猾的特务们押解的船只就过去了。到重庆后，马正衡仍宁死不屈，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骆安靖因表示愿意“自新”，则被囚禁在白公馆监狱的优待室。

  为了将骆安靖拉入叛徒的行列，徐远举不惜两次移尊屈驾，亲自找他谈话劝降，又命叛徒刘国定在“戴公祠”现身说法。刘国定先是装作无奈的样子说：“我原不想扯出你来，后来冉益智供出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我怕他先供出你来，徐处长掉转头来问我，我只好被迫讲出你来。”见骆安靖没有吭气，刘国定又启发道：“听说你不肯多谈。不谈，你能过关吗？徐处长能不拼命挤你？我知道你在广安下面有做乡长的党员，有搞经济组织的党员，还有不少统战关系，你要讲得让他们相信，他们才会放你。像我和冉益智，不都是很快恢复了自由。”徐远举见骆安靖已经被刘国定说服，便又走出来，他一改往日的凶相，和颜悦色地说：“你愿意自新，你岳父（欧元书，曾任四川军阀杨森部的军需处长）也在保你，我可以允许你同他会面，但你一定要交出组织。今后，你如果对政治有兴趣，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欢迎。如不愿过问政治，可仍去教书或干文化工作，决不勉强。”

  经过徐远举和刘国定的劝降，骆安靖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为了苟且偷生地活下去，他出卖了中共上川东第五工委委员谈剑啸、杨玉枢和下属两个特支、十多个党员，后来五人被捕，其中二人牺牲。然而，徐远举并未给骆安靖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留处察看”三个月一样，骆安靖被软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特务驻地，最后终于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任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少校专员。

  根据骆安靖叛变的口供，漆玉麟、郝崇斌等特务于1948年8月10日再次到广安，抓捕了中共广安县代市地下特支书记丰伟光和段定陶、谢啸冬、黄三仲、陈梦非等党员。杨玉枢、雷晓辉、聂士毅等上了特务黑名单的6名党员，闻警后迅速隐蔽，侥幸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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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型之六——李文祥

李文祥，原名李太儒，又名李楚康，1922年出生，四川省（今属重庆市）巴县长生乡人。他在巴县中学读初中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9年秋加入共产党，初中毕业后即成为职业革命者。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他担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先后以重庆大华公司见习生、合作事业管理局会计、迎龙乡小学教师等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至1947年9月，他改任中共巴县特支委员，社会职业是巴县长生乡民兴中学训育主任。1947年10月，他调任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以业余戏剧工作者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由于一时没有找到固定的社会职业，他与妻子熊咏晖在百子巷中共南（川）涪（陵）工委委员刘渝明（原巴县特支书记）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才搬到上清寺茶社楼上。李文祥是刘国定直接领导的区委书记，他于4月11日到百子巷刘渝明家里时，得知了刘国定被捕的消息，双方约定22日上午再次碰头。李文祥十分清楚刘国定知道自己的住处。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他应该立即转移外地，至少也应该换个住的地方，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既没有及时转移，又没有按时到刘渝明家中赴约，以至于1948年4月22日晚上，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逮捕。

李文祥被捕入狱后，最初尚能坚守党的秘密，但是到了1948年底却向敌人乞降叛变，不但出卖了16名中共地下党员，还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成为又一名十恶不赦的无耻叛徒。

  1948年12月22日，坐牢整整八个月的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在狱中叛变了！这使得9月下旬以后，本已松缓下来的特务搜捕破坏行动骤然紧张起来。

李文祥的叛变过程与其他叛徒有所不同，1948年4月22日晚，他与妻子熊咏晖因刘国定的出卖被特务逮捕后，在酷刑逼供和叛徒刘国定的劝降中，他经受了考验，坚守了党的秘密，特务无奈，只好将他囚禁于白公馆监狱。可是，随着囚禁时间的推移和对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咏晖的思念，他的意志逐渐动摇了。当特务用计将李文祥押到渣滓洞与妻子见面时，他表现的非常脆弱，妻子却很坚强，鼓励他坚定斗争的信念。李文祥回到白公馆的牢房后，不仅没有听进妻子的鼓励，思想反而崩溃了，竟然当着同牢难友陈然的面悲伤地哭了起来，说什么“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对于李文祥思想上的消沉、动摇、悲伤，同牢房的陈然十分担心，虽然多次与其谈心进行教育帮助，但却未能奏效。特务则发现了李文祥的变化，掌握了他的弱点，定期让他与妻子会面，在12月中旬的一次会面前，特务威胁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会面后，李文祥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绝望地在牢房中自言自语：“他们要杀我了，真的要杀我了！”并表示他要去自首。陈然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愤怒地说：“你要是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想以自己的生命来制止李文祥的叛变行为。这时，李文祥已不可救药，竟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狡辩：“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他利用放风之机，溜进特务办公室要求“交代问题”。

  当徐远举得到手下特务关于李文祥要“交代问题”的报告后，大喜过望，他立即亲自与李文祥谈话。被李文祥出卖的有：何柏梁、李温如、李光普、张金声（李思源）、胡子湘、周永林、陈为贤、曾咏曦、程谦谋、曹学惠、周立翔、王为民、刘志俊、杜文博、宋廉嗣、“老伍”等十六人。后来，徐远举又软硬兼施地进一步把李文祥拉入特务的队伍，授予其上尉军衔。

  根据李文祥的口供，徐远举立即组织特务，并以李文祥为眼线进行大搜捕，又导致了数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何柏梁、程谦谋、“老伍”等三名同志，在1949年11月27日英勇牺牲于渣滓洞的大屠杀之中。这原本是应该避免的牺牲，因为在李文祥被捕后，他们得到消息后都已迅速转移，可是风声一过，他们见特务没有对自己实施抓捕行动，便认为李文祥没有出卖他们，自己已经安全了，便又回到原来的单位或住处。由于他们没有进行彻底的转移，最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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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七）原型之七——蒲华辅

蒲华辅，原名蒲文昶，又名蒲正应，先后化名陈国瑞、郑理中等；时年40岁左右，四川省（现为重庆市）铜粱县人，他的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因他戴一副近视眼镜，熟人都称他为“郑眼镜”。蒲华辅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相当于县委书记），同年10月2日，他以四川工农红军第七路游击队政委的身份，领导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警察中队300多人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成都，仍被敌人捕获，并被判处徒刑入狱关押了三年，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蒲华辅在重庆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8年至1940年3月，他先后担任铜梁、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蒲华辅调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5月，调任川康特委委员；1946年9月，改任成都工委书记。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同年6月，蒲华辅奉命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接头，成都工委才与上级恢复了组织关系，根据钱瑛的指示，恢复中共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蒲华辅在成都成城中学（今成都市第十九中学，旧址在九眼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以地理和历史两科教师的职业为掩护。妻子郭德贤是1939年8月入党的地下党员，曾任万县中心县委妇女组长，1940年后，她跟随蒲华辅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长期作掩护地下党机关的工作，他们有一女（1944年出生）一男（1945年出生）两个可爱的孩子。蒲华辅的家在成都新南门外致民路附近的中坝菜园，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科长同住一个带有院宅的小公馆。

蒲华辅养尊处优、工作不深入扎实，而且特别怕危险。一天晚上，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和王琴舫正在油印地下刊物，忽然发现窗口外面有人盯梢，天一亮他们就提起油印机转移，虽然摆脱了盯梢，但却一时无处可去，就跑到蒲华辅家中。蒲华辅见他们提着油印机到来，一改平日说话时的细声细气，对马识途大声训斥：“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马识途解释道：“还有两个钟头就印完了，然后马上拿走。”蒲华辅不容商量地说：“不行，一分钟也不行！非马上走不可。”看到蒲华辅恐惧的样子，王琴舫批评说：“老马搞这个刊物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你不应该......”。“住口！”蒲华辅指着王琴舫训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马识途见状气愤地说：“是嘛，油印机放在我那里一两年了，你都没说危险。拿到你这里暂时放两个钟头，你就受不了。”这时，蒲华辅稍微冷静下来，开始以违反纪律为由批评马识途。马识途见蒲华辅仍然说不通，就与王琴舫提起油印机冒险离去，另外找地方将刊物印完，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感觉蒲华辅不大对头。

1948年岁末的一天，在特务机关重庆老街32号，几个特务和叛徒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边烤火边胡吹乱侃，因破坏川东地下党组织有功而升为二处上校情报课长的特务雷天元忽然发问：“你们谁晓得刘国定说的‘郑眼镜’是个什么人？”这一问，使当上了“特区专员”的叛徒冉益智、骆安靖感到雷天元似乎又在考验他们，虽然表面上他们已与特务们成为一家人，但实际上他们清楚自己在特务主子的眼里，不过是任意驱使的狗类。惯于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冉益智，为了表示对主子忠诚，立即抢先回答：“‘郑眼镜’！？你咋不早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原名叫蒲文昶，我和他曾在万县一起共事一年半......”没等冉益智说完，雷天元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什么？！蒲文昶！他和我是铜梁县中的先后同学，比我高两班，没想到他叫‘郑眼镜’，真是太巧了！”

  当徐远举意外得到雷天元有关蒲华辅的情况报告后，于1949年1月2日组成了“川西特侦组”，任命已驻在成都的叛徒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骆安靖为书记，命令他们找保密局成都站协助，抓捕蒲华辅，破坏川康地下党组织。雷天元和骆安靖立即赶往成都，同刘国定会合后，商量了搜寻蒲华辅的方案，雷天元便四处拜访各个衙门里的铜梁老乡，尤其是对铜梁籍的保密局成都站工学组组长周生才，更是再三拜托，请他们帮忙打听有关蒲华辅的线索。然后他们满城转游，并把华西坝作为重点地区查访，希望能有所发现，更幻想能在街上碰见并抓到蒲华辅。

  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蒲华辅变得十分谨小慎微，他让撤退到成都报警的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到大邑搞武装斗争，并叮嘱李维嘉不要到成都，以免暴露，影响到他本人；甚至连上级党组织——撤退到香港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来信，让川康特委派人到香港研究工作，他也怕路过重庆有危险，而推给马识途前往。马识途于9月初回到成都后，向蒲华辅汇报了上级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通报后，并传达了钱瑛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的后果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川康特委要特别警惕，老郑（蒲华辅）必须离开城市，转移到农村去。马识途建议蒲华辅立即撤退到仁寿乡下，蒲华辅却以筹备川康特委会议为由不走。后来，马识途再一次提出让他撤退到大邑，说那里有地下武装可以保护他，可他还是不走。

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华辅从致民路中坝菜园的家中出来，按约到春熙路南段的饮涛茶楼与马识途接头，准备在一起研究召开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他经复兴桥（抗战初期为躲避日机轰炸疏散人口而建，原桥位置与今新南门大桥相同）进城时，终于被坐在桥头茶馆里的特务“眼线”胡秋旻发现，胡当即向周生才“点水”，周马上派特务李少华、李正元上前跟踪，然后又与胡秋旻在远处尾随。蒲华辅到了饮涛茶楼，上楼刚一坐下，已先到一步的马识途就感到不对头，他警觉地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们，就对蒲华辅说：“可能有问题，过两天我到你家来谈吧。你先走，我再走，我看得出来有无跟踪。”蒲华辅下楼后，马识途果然见有个人跟了下去，这时还有三个可疑的人坐在他的对面，他立刻下楼。马识途下了楼梯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拐角处抽烟察看动静，不出他的所料，三个可疑人中的两个家伙也咕咚咕咚地跟了下来，发现他站在拐角处抽烟就止住了脚步。这样一来，马识途更加确定他们是跟踪自己的特务，他走到百货公司装作买衣服转身一看，见这两个特务还在跟着自己，便决定首先甩掉一个。经验丰富的马识途走到春熙路北口，碰到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就跑上去同这个人握手，交换香烟又寒喧了几句，特务以为他在与这个人接头，立刻分别监视，有一个特务跟踪商人走了。马识途见状又走到漱泉茶楼上，回头再看，剩下的这个特务站在楼梯口没敢上楼，他便迅速从茶坐间穿过去，由另一个楼梯下楼，跑到锦华馆卖花的地方一闪，转过小巷就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这时，马识途已感到特务是有备而来，破坏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川康特委，特别是蒲华辅未脱险境、凶吉难测，他联想到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便四处奔走向有关的同志们报警。

  再说蒲华辅出了饮涛茶楼后，便东拐西折、一会儿南一会北地穿小巷、走大街，直到他几次回转身确认没有人跟踪他，才放心地回到家中（根据现有资料，尚不清楚是蒲华辅真正的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还是狡猾的特务为了抓捕更多的地下党员，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一直跟踪到蒲华辅回到家中，而暂时不去逮捕他）。

  13日上午，蒲华辅又经过复兴桥进城，再次被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这一天，蒲华辅与华健约定上午在北门内草市街的留园茶社接头，也是要研究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事情。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至草市街，见蒲华辅进了留园茶社，在一个喝茶的男子（华健）身边坐了下来，感到不能再错过机会，便给娘娘庙街38号的保密局成都站打电话请求火速增援。副站长刘鉴先接完电话后，迅速集合特务乘车赶到草市街，与周生才会合，立即对留园茶社周围进行戒严，布置特务守住附近的几个路口。蒲华辅与华健正在留园茶社里谈事情，突然发现外面情况异常，赶紧分头离开。蒲华辅慌不择路，跑到草市街93号瑞利木器店后面的共产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秉炀、韩玉）家，马上被尾随的周生才带领一伙特务逮捕，还牵连韩三思一同被捕。华健出了留园茶社，朝着与蒲华辅相反的方向快步离去，刚到街头的拐弯处，就被另一伙守卡的特务抓捕。

当天晚上，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刘鉴先派成都站司法专员罗慧开主持，对韩三思、华健、蒲华辅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刑讯。特务们使用了最残忍的酷刑“背火背篼”，将烧红的木炭放进绑在华健背上的煤油桶里，顿时他的背部被烙得吱吱冒油、皮焦肉烂，他咬紧牙关、忍住巨大的痛苦，直到昏死过去仍旧缄口不开。特务无奈，只好将华健拖回牢中关押。韩三思也经受了严刑逼供，守口如瓶。

特务们对蒲华辅进行刑讯时，开始的拷打，他还勉强挺住了，但是当特务使用“火背篼”的酷刑时，他便害怕得向特务求饶，说出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并出卖了部分党组织和同志，这个中共地下组织省委级的特委书记竟成了可耻的叛徒！

被蒲华辅第一次出卖的组织和同志有：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委员华健；川康特委机关联络员、自己的妻子、共产党员郭德贤；雅（安）乐（山）工委书记陈俊卿；原荣（县）威（远）党组织负责人、打入罗广文部从事军运的秘密党员韩三思；协进中学校长、共产党员付茂青及其妻子、共产党员刘绮文；以及王文鼎、颜如瑜、彭迪先、刘盛亚等三十多名党内外的同志。

  蒲华辅叛变后，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刘鉴先迫不及待地给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打电话，报告抓获蒲华辅及其出卖的三十多人等情况；徐远举在电话中对刘鉴先大加赞赏，要他根据蒲华辅的口供火速捕人，随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意欲抓住时机、扩大线索，彻底破坏中共川康地下组织。

1949年1月15日，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赶到了成都，当晚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他亲自主持审讯蒲华辅。由于徐远举在破坏中共川东地下组织过程中掌握了一些情况，待蒲华辅进入刑讯室后，他便采取敲诈的手法，声色俱厉地说蒲华辅不老实，并习惯地打了蒲华辅几耳光。蒲华辅起初还想找借口搪塞，尽量少出卖一些人，但是见徐远举单刀直入地要他交代军运小组和川康特委下属的工委，就觉得在这个凶恶狡诈的特务头子面前难以拖过去了，待到特务们再次对他施以毒刑时，又出卖了一大批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

蒲华辅第二次出卖的组织和同志有：打入国民党四川军管区任参谋的共产党员、川康特委军运小组负责人韩子重，军运小组成员、打入国民党四川军管区任参谋的共产党员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军运小组成员、打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任连长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仁（寿）华（阳）彭（山）特支书记任治荣，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南工委书记王宇光、副书记钱寿昌、委员贾唯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副书记彭塞、委员张应昌、赵文锦，川北工委副书记王叙五、委员魏文引，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兼川西南武工委党支部书记吕英,因重庆党组织遭受破坏而转移到成都的原重庆市委常委、川西南武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李维嘉，原重庆北区工委书记、温江县女中训育主任齐亮及其女友、共产党员、温江县女中教导主任马秀英；已转移到重庆的仁寿县籍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丁地平等五十来人。

实事求是地讲，蒲华辅知道的党组织关系和党员干部甚多，但是由于他在工作中害怕危险和不愿吃苦，养尊处优而不深入的虚浮作风，因此除了军事和统战方面，其他方面的组织和干部他只知一般的情况，具体情况（如联络地点、办法和党员干部的住处及社会职业等）掌握的并不多；另一方面，他在出卖组织和同志过程中，也有所拖延和保留，加之因政局突变，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通电下野，退入幕后，乞求和谈，徐远举暂时停止了全面破坏川康特委的行动，所以，被蒲华辅出卖的八十多人中，只有少部分被捕。即便这样，蒲华辅的叛变也给川康特委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一些因他出卖而被捕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在黎明前的血腥屠杀之中。还有一些被他出卖的党员领导干部，几乎险入魔掌，与死神擦肩而过，侥幸地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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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叛徒的可耻下场和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教训

  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最早被捕叛变的任达哉，在混入党内时，曾隐瞒参加军统做试用员的历史，是个典型的集两面派、投机者和叛徒于一身的党内异己分子。任达哉的恋人、中共豫丰纱厂特支委员皮晓云和同厂的特支书记、女工牛筱吾被捕后，在渣滓洞监狱见到关在楼五室里戴着沉重脚镣的市委委员许建业后，得知了任达哉带领特务抓捕许建业的经过和许建业失误导致她们的入党自转落入敌手的情况。她们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怪罪许建业，但却为任达哉的叛变感到十分震惊。尤其是皮晓云，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们俩的入党介绍人、马上就要成为自己丈夫的任达哉，竟然变成了卑鄙的叛徒，这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为了使皮晓云丢掉幻想，彻底认清任达哉的真面目，牛筱吾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任达哉：“你为什么要出卖老许？他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却不知羞耻地回答：“受刑不过，没办法。”虽然任达哉在敌特破坏中共四川地下组织中立了“首功”，并提出自己曾是军统渝站的试用员，以求保命。但敌特仍将他作为“共党分子”，囚禁在渣滓洞监狱，死于1949年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中。

  曾任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曾是党组织较为器重的干部，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了“七大”会议。涂孝文的叛变，导致了下川东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捕，因此在被押送重庆的路上，他遭到了大家的痛骂和唾弃。这时，他似乎良心有所发现，羞愧不语。囚禁于白公馆监狱后，他在陈然、刘国鋕、王朴、罗广斌等难友的争取、教育下，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很难过、很痛苦”，说自己“错误犯得太大”。他没有再出卖组织和党员，并拒绝参加特务组织——守住了最后的防线，但为时已晚。他知道自己的叛变行为不可饶恕，所以表示“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后来，徐远举为了进一步软化涂孝文，将他从白公馆转到杨家山“优待室”，与叛徒骆安靖关押在一起。骆安靖出去当特务没几个月，叛徒蒲华辅又被押到杨家山，徐远举让他们共同研究所谓“经济问题”。   

  曾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是几个叛徒中党龄最长、级别最高的人物。他曾在1930年10月组织武装暴动失败后被捕，并被判处徒刑入狱关押了三年。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经受了考验；可是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之际，他却成为可耻的叛徒。在成都叛变后，被押送重庆中美合作所，囚禁于杨家山“优待室”。这时，蒲华辅认识的共产党员田一平（以民盟成员身份被捕，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刚从渣滓洞监狱转押在杨家山看守所，当田一平看到蒲华辅被徐远举等一伙特务押到杨家山时，很担心自己被蒲出卖，便找难友李荫枫去向他打招呼：“田一平也关在这里的，希望你说话注意”。然后，又约蒲华辅在厕所里见面，蒲见到田一平后，说：“这一次损失很大。如果有人问你，你家中的人收到共产党的钱没有，你就说，这是共产党收买民主人士的阴谋”。田一平完全不懂这个话的意思，蒲华辅也不解释，说完就走了。蒲华辅后来也没再出卖组织和党员，眼见全国的解放即将来临，他对自己的叛变更加懊悔，不再配合徐远举的软化措施和审讯，为此又受到特务的拷打。有次吃饭时，蒲华辅和田一平等人坐在一桌，田一平发现蒲华辅“吃饭拈菜手是抖的，看来是受了刑”。

  蒲华辅和涂孝文叛变后，苟且偷生地活了一段时间，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叛变行为有了悔恨之意，但却无法挽回给党组织造成的重大损害。这时，敌特感到他们已无利用的价值，便将他们和另一叛徒、原中共遂、南工委委员袁儒杰，随陈然等七名烈士一起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烈士的英名为后人所敬仰，但叛徒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个既可悲又可耻的下场。

  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为国民党反动派立过“大功”的叛徒刘国定，在出卖组织和同志的过程中，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挂上了军统中校军衔，随后又被任命为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专员。为了向其反动主子表示忠诚，他不仅带着特务在重庆、上海、华蓥山地区和成都抓捕共产党员，还替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出谋划策，撰写《中共在川活动概况》、《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等反动材料。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他感到惶恐不安，便向一些过去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表示忏悔，并为自己的叛变行为辩解，希望党组织谅解，企图为自己在解放后留条退路。重庆解放前夕，他自知罪孽深重，向毛人凤跪下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于是，他又四处筹措路费拟亡命香港，却因借贷无门而逃往成都。成都解放时，他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队伍，有意在组织欢迎队伍的地下党员面前表现自己。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由于自首的特务人员较多，公安处一时来不及审理，接待人员让刘暂时回家听候通知。这时，刘国定得知抗战初期他在巴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后奔赴延安的刘传茀（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任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书记）在公安处（二室），便又找刘传茀求助。刘传茀已从有关同志口中了解到了刘国定的罪恶，严肃地让刘国定回去深刻反省罪行，以后再向政府作交代。1月28日，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指示，决定对刘国定实施逮捕并押送重庆审讯，上级将这一任务交给刘传茀执行。当晚，刘传茀来到位于灯笼巷的刘国定家中，以让刘国定去公安处配合办理其他特务案件为由，将其带走。刘国定以为自己已被“逆用”（解放初期，公安部门利用自首特务破获潜伏特务组织的方法），心中窃喜，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他们到了成都军管会公安处二室所在地——大亨里刁公馆，刘传茀将他带进一间房子交给几名同志后即离去。当刘国定听到公安处的人向他宣布逮捕令时，才蔫了下来。

  曾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与刘国定同样是十恶不赦的大叛徒，在带着特务破坏了中共重庆学运组织、下川东地工委后，以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中校专员的身份，与特务们称兄道弟，暴露了他早年在国民党酉阳县任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时的本性。他还摇动笔杆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反共文章，为特务机关撰写“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材料，编校《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并在特务头子徐远举主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中共内幕”、“中共组织”等课程，更为破坏中共川康特委提供线索、劝降被捕的共产党员卖力。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如同被特务抛弃的丧家之犬，溜回了北碚黄桷镇其岳父家寄居。1949年12月1日重庆解放后，他又窜到江北的朋友家落脚，每日进城寻找出路。12月2日，他首先跑到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设在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的“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并要求登记，被脱险的同志认出后予以严厉训斥，责令他到公安机关自首。可他根本不听招呼，仍然经常在城里游荡，企图找到原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为自己开脱罪责。12月18日，冉益智在中华路德胜大戏院门口，碰上了已投案自首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为了立功赶忙抓住冉益智，大吼：“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也不示弱，高声喊叫李是“大特务！”二人互相叫骂，上演了一出自首特务抓叛徒的喜剧。他们拉来扯去到了魁星楼，被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发现，冉益智随即被押送老街32号市军管会公安部政保处拘留。十多天后，冉益智被转送北碚公安分局和黄桷派出所管制。1950年10月27日，冉益智被正式逮捕归案。

李忠良在党内虽然是一般干部，但却是个造成严重恶果的叛徒。他叛变后，带着特务四处捕人，但徐远举并没有马上给他“自由”，先是让他在渣滓洞监狱当“看守”。狱中的难友们见到他就鄙视地吐口水，他不但不觉得羞愧，反而向徐远举提出“严厉管教在押共党分子的建议”。为了表示自己彻底卖身反共，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员时，他不仅作记录，还不知羞耻地进行劝降：“你们赶快招供，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得到宽大。”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948年10月获得了“自由”，随即到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军统上尉谍报员，并跟着国民党军队到华蓥山地区进行“清剿”。后来，李忠良眼见国民党政权将近土崩瓦解，开始惶惶不可终日。1948年12月他在街上发现了邓照明，不仅没有抓捕，还假装关心老领导的安全，搭讪着劝邓尽快离开，并表现出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惭愧的可怜相，想以此换取邓的好感，为将来留条退路。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被下乡“剿匪”路过该地、从渣滓洞监狱释放出来的原相辉学院党支部书记金臣霖从学校花名册中发现，立刻向上级汇报。1950年4月7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对李忠良执行逮捕。

  坐牢八个月后才叛变的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以带着特务抓捕了程谦谋、何柏梁等党员干部为“资本”，与徐远举做成了保住性命和接妻子出狱的罪恶“买卖”，也参加了军统组织，扛上了特务上尉的肩章。可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的时间，在重庆解放后，他就被人民公安机关逮捕了。

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等落入人民的法网后，都极力为自己的叛变行为狡辩，甚至幻想党和政府能网开一面，留下他们卑鄙、肮脏的性命。刘国定在交代材料上竟然恬不知耻地写道：“叛变是错误与被迫造成的......恢复半自由以来，直到解放前为止，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或线索，这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贪生怕死的行为产生矛盾的原因”，“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冉益智则辩称：“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是落到特务手里，即使不被杀掉，也很难原封原样地出去”。李忠良承认了他自己“因受刑怕死，同时想着我的家庭还很富裕，有吃有穿，何必受此痛苦，遂承认了我是共产党，写了自白书，交出了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李文祥则大言不惭地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解：“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八个月，我交出的名单中人，他们早该转移了，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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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无论叛徒们如何狡辩，都难以逃脱被严惩的结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审讯，叛徒们在人证、物证等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交代了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死刑。1951年2月5日，这四名叛徒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曾任中共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五工委书记的骆安靖，叛变后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任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少校专员，徐远举要他收集“经济戡乱资料”，提供镇压华蓥山起义的“清剿方策”，并对被捕的起义人员劝降。解放初，骆安靖混入重庆南开中学当政治教师，1951年被查获逮捕，经重庆人民法院审讯，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3年12月又改判其无期徒刑，后再改判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江北的一个蔬菜商店工作。他在南开中学当政治教师显然是个错误的选择，但是给人们当活着的反面历史教员还是可行的——“我应该承认，特务的威胁、叛徒的劝降，仅是外因。在广安，我已表示愿意‘自新’，刘国定劝降，我想到母老、妻娇、子幼，打算出卖一些组织秘密，换取爬出去的‘自由’。”“明知叛变革命是自毁前途，但又贪生怕死，舍不得这条狗命。想到的是：母老、妻娇、子幼，毫无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打算，当时只想如何混过这一关，而不惜损害革命利益。”这就是骆安靖在交代材料中对叛徒一词作出的诠释。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还有出卖冉益智、并因冉的叛变而对党组织大破坏造成严重恶果的余永安。解放初，余永安被金融系统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1955年才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永安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生产。

在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期间，众多的共产党员对叛徒的可耻行为义愤填膺，尤其是破坏最为严重的重庆地区，许多党员问邓照明：“川东临委真的破坏了吗？重庆市委书记叛变了吗？（因这些事或是报上公布过，或是暗中流传）”“刘矮子（刘国定）这样坏，党事先不知道吗？为什么党要重用这样的坏人？”1948年底，邓照明受萧泽宽指派到香港，在代表川东临委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写的报告《四月份以来的经过及经验教训》中说：“对于这些问题我只好从原则上讲或支吾过去，其实我内心里也十分不解：党为什么会重用刘矮子这样坏的人？党的干部政策，在整风后的今天，还会有这样大的失策？”在这份报告中，邓照明还在党组织任用干部问题上总结了教训：“四月刘国定的被捕与迅速彻底叛变，应引起我党今后在......使用干部应特别慎重选择，应特别注重品质，切不可只片面地看什么表面的才干。川东的同志们常这样闲谈：若是许建业同志负刘国定的职务，那还能引起什么不幸呢？根本什么事都不致继续发生的。其实刘不过是最坏的典型，如骆安靖、冉益智等也是成问题的。”

事过近40年，邓照明老人在1987年撰写的《〈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一书中，总结“重庆及川东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教训的第一句话就是：“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一再反复证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又说：“对我们党威胁最大，造成损失最大的是叛徒......在庞大的组织系统内，含有个别的不坚定的分子，被捕后自首叛变，这是难免的；如果处理得当，亦不致产生大害。但党内的较高级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叛变，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像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这类特委、地委、市委负责人被捕后迅速叛变，说明这些人已经腐化变质，贪生怕死......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失于考察，重用了坏人，这也是不能回避的责任。”

  1982年10月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李维嘉和他所领导的刘镕铸、蒋一苇等原《挺进报》特支的同志，就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和《挺进报》对敌开展攻心战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总结了四条“血的教训”——

第一，组织不纯。个别特务（任达哉）和少数不坚定的分子混进党内，有的窃据高级领导岗位，一旦被捕就叛变投敌，形成一连串的叛变事件，造成了组织的大破坏。
第二，秘密工作的教育和纪律松弛。一是严重泄密。二是当刘国定被捕后未下决心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人员，只是疏散了个别或少数的人。因此，给叛徒、特务以可乘之机，牺牲了大批同志。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第三，忽视了对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各支队伍匆促合并，未加考察、教育、训练，就急于投入战斗，以致损失惨重。
第四，形势分析和斗争策略不当。1948年春季，全国形势是我强敌弱，但我们对重庆我弱敌强的形势缺乏正确估量。我们本应更好地隐蔽自己，麻痹敌人，深入发动群众，相机地侧重开展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开展秘密斗争。但我们却大肆张扬，突出非法斗争，向敌人投寄《挺进报》以进行警告，显示我们有力量和很活跃，生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吸引敌人集中力量来扑灭我们，而我们自己的队伍又组织得不严密，所以遭受严重的损失。现在看来，当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分散的许多地下党组织建立起领导体系以后，可以结束《挺进报》的历史使命，不再出版发行，只是收抄新华社广播的重要消息和文件，供领导阅读，通过组织系统（而不是地下报纸）来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挺进报》执行临委的指示，对敌进行攻心战，更是不妥当的。攻心应针对每个具体对象，通过各种适当的关系和方式，晓以利害，进行争取瓦解工作，方能奏效。用《挺进报》来攻心，进行警告，类似寄恐吓信，收效不大，害处不小......

事隔多年，每当李维嘉老人回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情况时，他都深深地自责说：“我当时和许多同志一样，让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冲昏了头脑，没有冷静地思考和分析具体的斗争环境，更没有向上级提出正确的意见，盲目地执行了攻心战的错误指示......我当时作为重庆市委的领导成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深刻的教训。”李维嘉老人曾两次侥幸逃脱因叛徒出卖而造成的敌特追捕，对叛徒有着切肤之痛，他说：“叛徒比特务更可恶，因为他们对党组织的破坏起到了特务难以起到的作用。现在党内的腐败分子亦是如此。”

1949年7月下旬，转移香港、北上解放区后，又随解放军南下到武汉的中共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干部，在钱瑛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工作总结会议。有马识途、王宇光、洪德铭、彭塞、赵文锦、杨文祥、王放参加的川康特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钱瑛对川康地区党的工作评价是：1947年一度有盲动的苗头，但很快得到了克服，以后的工作比较正常；对于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导致一批同志被捕和特委被迫撤离的严重问题，完全是由于蒲华辅不听招呼造成的，领导（钱瑛）曾命令他隐蔽到仁寿乡下去，并以不服从就撤消他的职务来督促他，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地赖在成都不走，以致被捕；蒲华辅被捕后叛变，是他本人经不起考验，是个人品质问题。与会的同志一致同意钱瑛的意见。

马识途老人在1981年6月中共成都市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上，谈到关于川康特委被破坏的问题时指出：“川康特委遭受破坏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和失败......在川康特委被破坏前，上级党组织——上海分局曾经及时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到香港去，蒲华辅到上海去，钱瑛同志都敲了警钟的，都谈到了要注意敌人可能进行疯狂地镇压。对钱瑛同志这个指示，我回来后是传达了的......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注意在组织上重新搞一套，重新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还照老一套干。当时我从香港回来，钱大姐最后送我时，还要我回去告诉老郑（蒲华辅），叫他马上离开成都，我回来后传达了钱大姐的话，要他离开。他却不走，没有什么大的理由，只说他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当时我们已经研究过叫他马上撤退到仁寿，特委会议由我们来筹备。因为敌人不认识我们。他还是不走。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到上海路过重庆时，曾经跟刘国定见了面，找刘帮他买飞机票......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蒲华辅被捕不仅是在地下党活动上那么麻痹，而且思想还有些腐化，养尊处优，不大管工作，害怕危险。”后来，马识途老人又说：“蒲华辅的腐化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他贪图享受和怕死。他的家与国民党政府科长的家合住在一个公馆里，我当时觉得不妥，就劝他另选住处，他却借口住公馆主要是为了做国民党科长的统战工作，不愿搬出这处舒适的公馆。他平时怕艰苦，工作不深入，重庆出事后，我们让他转移到乡下，他还是怕艰苦留恋小家庭的舒适不愿意走。还有我和王琴舫转移到他家油印地下刊物，他大发雷霆地训斥我们，那种贪生怕死的情绪表现的特别明显。蒲华辅腐化问题的这些表现，与他被捕后叛变的行为是有内在联系的。”

王宇光老人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召开什么特委扩大会，地下工作一般都是个别传达上级指示和研究布置工作，蒲华辅作为特委书记坚持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两位老人的话说明：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不良品质和错误行为，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蒲华辅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典型。

在中共川东、川康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的烈士们，更在狱中对这次破坏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罗广斌在脱险后，根据烈士们生前的嘱托，含着热泪写出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在针对几个叛徒被捕前已暴露出来的不良品质和被捕后的罪行（如：刘国定想挪用党的经费做生意被拒绝，便打击报复何忠发同志的以权谋私行为；冉益智在被捕前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时一本正经，被捕后自己却大肆出卖组织和同志的两面派嘴脸；李文祥参加革命、入党是为了要当官和享受胜利的成果，一旦不能实现就叛变投敌的个人主义；李忠良入党前，党组织没有深入了解他的本质，并进行教育等），从党组织培养、选拔干部和考察、监督干部方面，向党组织提出了最真诚的批评和建议，集中地反映在其中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里，“狱中意见”共有8条——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这字里行间浸透着革命先烈血和泪的话语，是他们向党组织最后的希望和要求，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八条“狱中建议”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由一连串叛变事件而导致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的大破坏，在一些党史研究文章和书刊中，被称之为《挺进报》事件。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次大破坏，主要是由于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内几个高级领导人叛变造成的，如果不是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蒲华辅这几个大叛徒的出卖，就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破坏。

  据解放初的材料统计，在这次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的大破坏中（不包括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共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的125人中，被敌人杀害的53人（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为75 人），下落不明（大多牺牲）的35人（除去笔者统计的75名烈士，下落不明者应为13人），脱险与释放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国民党杀害的4人，当叛徒并加入特务组织的8人（笔者统计为5人）。

  以上统计数字和本文中所收集、整理的事实充分说明，叛徒只是党内的极少数败类，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被捕后，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直至为他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这次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尤其是对党内高级干部的考察、任用、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能否及时发现和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文完）

齐天大圣

一个叛徒竟然这么多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