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炎帝称谓的诸种模式与汉代文化观的演变

己所不欲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提要]  关于炎帝的称谓有多种模式，主要与神农氏和蚩尤氏存在关联。对于炎帝的不同称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炎帝神农氏为一系，炎帝蚩尤氏为一系，是炎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谓炎黄之战，所谓黄帝战蚩尤乃汉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所致。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改变了汉初以蚩尤为宗的炎帝文化本色，但炎帝文化的内在力量与影响，与黄统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终于使汉王朝重回炎帝文化怀抱。班固等人重新改写古史，并提出三皇说和新的五帝说，实际上是对于历史的恢复性书写，具有历史实录和维护汉初赤统本位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炎帝神农氏炎帝蚩尤氏  炎黄之战  政治文化

对于炎帝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困扰着学术界，那就是关于炎帝的称谓，关于炎帝和神农氏的关系，关于炎帝与蚩尤氏的关系，他们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自汉代的典籍称炎帝神农氏，炎帝是不是神农氏，或者神农氏是不是炎帝的问题，后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了[1][第一章]。此外，蚩尤是否炎帝也是一个焦点问题。这种争论带来了学术界对炎帝和神农氏的关注，但同时也使得炎帝研究陷入迷茫：一个连对象都不明确的课题，科学性如何建立起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炎帝文化研究热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再次被提起。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制约炎帝问题的深入研究了。如果神农氏不是炎帝的话，炎帝就无足轻重了，他不过发动了一场不义战争而最终被黄帝打败，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像农耕发明，医药发明等，都是和炎帝没有关系的。果真这样，炎帝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是，我们又怎么解释司马迁的态度？如此看来，炎帝的身份还是不得不辩的。
此外，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司马迁的叙述矛盾重重，突如其来的这样一场战争带给人们困惑。这场战争描述是怎样诞生的呢？我们也必须加以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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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本身是一个特定的首领位置的称号，它是由许多曾经担任这一职位的首领的共称。我们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把炎帝仅仅视为一人的独称，把炎帝视为唯一的一个首领。这样，许多历史上本来合理的叙述就成为矛盾。我们不能掏空炎帝的内涵来谈炎帝。
炎帝称谓是由两个部分或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是炎帝这个称号，二是担当炎帝的那个氏族的姓氏，二者的结合是炎帝的一般称谓，如炎帝神农氏，指的是担任炎帝的神农氏族，他的身份是双重的，炎帝是一个特定的联盟的公共领袖，神农氏是氏族的姓氏。还有三部分的构成者，除帝号，氏族姓氏外，那就是这个首领的名字。如，炎帝神农氏，有名魁隗者，也有名帝承者[2][卷一]，神农氏凡八代担任炎帝一职。帝承即炎帝神农氏帝承，魁隗即炎帝神农氏魁隗，这是炎帝的完整称谓，怎么能够凭炎帝两个字就可以论述炎帝呢？
到底哪些氏族的首领担任过炎帝这样一个职位呢？
第一，神农氏。这是后来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但是，这无论如何都是确认炎帝身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早于司马迁《史记》的《世本》里，已经明确指出：“炎帝神农氏。”《世本》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或者秦到汉初，司马迁也引用讨论该书内容，说明早在司马迁
以前，人们已经将炎帝神农氏合一了。东汉郑玄注《礼记·月令》称：“炎帝，神农也。”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有神农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也，代伏羲氏。”东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很清楚得懂得炎帝和神农是不同的称号，但二者是统一的。所以，班固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明确指称：“炎帝神农氏。”司马迁也没有说他们是两个人。我们很清楚看到，炎帝为神农氏是汉代较为普遍的看法。炎帝神农氏除了魁隗，还有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衰和帝榆罔。神农氏族的八代首领担任了炎帝的职务。
第二，厉山氏。厉山氏又称烈山氏，因为音变成为两种称呼，所以这二者是一样的。《左传》和《国语》都提到烈山氏之子柱的事迹。《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为稷。”这里说烈山氏是有天下的，是人们把他和炎帝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东汉郑玄注释《礼记》，于注《祭法》篇指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当时，他没有直接说厉山氏就是神农氏。他是分别说炎帝神农氏，炎帝厉山氏的，这说明，炎帝是多个氏族、多个首领曾经担任的一个具有公共权力的职位。
第三，大庭氏。也为郑玄所称。《礼记·月令》注：“炎帝大庭氏也。”《左传》昭公十八年疏也称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又有言伊耆氏为炎帝者，吕思勉先生著文详论此事。[3][第七节]
第四，归藏氏。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在炎帝神农氏以下，先列列山氏，再列归藏氏。班固对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有所不满，因为司马迁将历史从黄帝开始，把黄帝以前的一段很长的有记载的历史割断了，又因为他改变了汉初的炎帝崇拜习俗，因此，在《汉书》这样一本断代史的著作里，班固想通过这样一个具有通史性质的古今人物表，补足一段历史世系。在这个表的序言里，班固说，唐虞以上，“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尤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诫后人，故博采焉。”[4][古今人表序]归藏氏属于炎帝系列，应该是有所本的。
第五，蚩尤氏。炎帝蚩尤氏是历史的存在，是不能否定的事实。《逸周书·史记篇》：“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
烈山氏可以归于神农系列，归藏氏也排在神农氏之下，大庭氏归属不详，或为独立一支，今不可考。炎帝系列最著名，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大的即是神农氏和蚩尤氏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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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炎帝神农氏为一人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史记》的两处记载，一处是《五帝本纪》，里面没有明确说炎帝和神农氏为一人，而是分别称炎帝和神农氏。另一处是《封禅书》，里面明确说：“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看起来神农氏和炎帝是两个人。
我们不能以《史记》的不明确的表述来否定《世本》、《汉书》和《帝王世纪》的明确表述。简单地否定任何一方都是没有道理的，凭什么说司马迁就是对的，而班固就是错的呢？这种判断的方法论上本身就有问题。何况司马迁并没有说神农氏本身没有担任过炎帝，《史记》本身也给了我们关于炎帝和神农氏关系的丰富信息。事实上，是我们没有理解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造成混乱，并不是司马迁本身有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五帝中除黄帝外，称谓都叫帝某某，如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而不叫颛顼帝，喾帝，但是，《五帝本纪》里却提到了炎帝。这里的含义是：黄帝外，其他四帝均为黄帝之后，五帝是一个血统，一个系列，这在叙述中十分明白。五帝是从黄帝开始的，故称黄帝，而不是帝黄，其他继承者，都是帝某某，既表现为血统的一致性，也表现为文化的一致性。《大戴礼》有《五帝德》篇，五帝之所以为五帝，在于德，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而炎帝和黄帝不一样，是“异德”，因此，炎帝不能和五帝并列在一起。炎帝是另外一个系列。我们在《帝王世纪》里发现了这样的叙述，炎帝称谓是某帝，但是，炎帝的后裔则是帝某，如所谓的炎帝八代，帝临魁、帝直、帝榆罔等，和《史记》对黄帝系列的称谓一样。显然，黄帝和炎帝是不同的两个系列。
由于《五帝本纪》是从黄帝开始的，所以，黄帝为尊，炎帝就不能尊称为帝了。对于既往的老炎帝，便直呼其氏姓神农氏，而对于那个新的炎帝蚩尤氏，司马迁时而称之为炎帝，时而称之为蚩尤。于是，对于炎帝系列的首领，司马迁用了三个称谓，即神农氏、炎帝、蚩尤。这就容易让人们十分迷茫了。其实，这里只有两个人，即炎帝神农氏，炎帝蚩尤氏。蚩尤曾经驱逐炎帝神农氏的最后一位领袖帝榆罔，自称为炎帝。
关于蚩尤，在传世的材料里，他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是被诛杀，一是做了黄帝的战神。司马迁是认同被杀的材料的。今天所见到的蚩尤被杀的事迹，主要来自《史记》，《山海经》主要是“荒经”记载蚩尤被杀之事，但“荒经”一般认为是汉代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受《史记》的影响。而在先秦时期，人们没有说过蚩尤被杀，没有黄帝战蚩尤的记载，相反，他与黄帝关系十分和谐。《韩非子·十过篇》载：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在这里，蚩尤最多是臣服了，在黄帝的仪仗里，蚩尤居前，显然关系和谐。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与此明显不同，现引述如下：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里逻辑其实是清楚的，但是由于神农氏、炎帝和蚩尤分开叙述，两位炎帝一下子好像变成了三位。“神农氏世衰”，说明统治联盟达八代之久的神农氏族目前有些力不从心了。蚩尤夺取了炎帝之位，所以是“蚩尤最为暴”，那么那个侵陵诸侯的炎帝就是蚩尤无疑。轩辕组织诸侯联盟，三战取得胜利。但是，蚩尤还是作乱，于是轩辕再次组织联盟，擒杀了蚩尤。轩辕于是不客气，代替了神农氏，作了黄帝。叙述中，司马迁对于蚩尤时称炎帝，时称蚩尤。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实为一战，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论述，如梁玉绳，蒋观云，吕思勉，杨宽等，战炎帝就是战蚩尤，这样，在司马迁的心中，炎帝就是蚩尤。“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3][第八节]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又单称神农氏，而不称其为炎帝呢？称神农氏，表明那时神农氏已经不是联盟首领，所以不能称为炎帝了。由于蚩尤实际上做了炎帝，炎帝的称谓仿佛就不怎么光彩，故把它和神农氏分开。这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里对炎帝系列的称谓的基本特点。
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引管仲的话，叙述十二家封禅者，前几位是：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等等，神农氏是单列出来的，后面是炎帝。显然，这个炎帝和神农非一人。据《路史》后记所述，蚩尤号炎帝，兴封禅，那么，这个炎帝也是指的蚩尤。司马迁是非常注意身份的，在轩辕未作黄帝前，司马迁一直称他为轩辕。当他说道轩辕“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后，《五帝本纪》的叙述就都用黄帝的称呼了。由于司马迁的正统思想，他没有在本纪中承认蚩尤的地位。故没有说代炎帝，也没有说代蚩尤，而是说代神农氏，表明了他对蚩尤的态度，这里炎帝便只是一个作乱的坏蛋。
隐去炎帝是一批古史专家形成的一种叙述语气。如《易传》“系辞”称伏羲、神农、黄帝，中间没有炎帝，炎帝到哪里去了？因为炎帝就是神农，为什么不称炎帝呢？这是他们正统的史学观的缘故。《大戴礼》里的“五帝德”从黄帝开始，以前就不能称帝了。伏羲和神农皆为氏，虽然他们都是远古的首领，是实实在在的“帝”，但正统儒典的不能称他们为帝。这就是炎帝为什么在有些史籍和文献里见不到的缘故。
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的古代帝王图谱中，如嘉祥武氏祠里，也看到这样的叙述语法：神农后便是黄帝，没有炎帝。这是一批人坚持儒典的叙述语气，认为炎帝和蚩尤关系太重，神农氏的名声很好可用，便用神农氏代炎帝，蚩尤被视为篡逆，不予承认。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在《封禅书》里又要说出一个炎帝来呢？这不是司马迁本人的意思，他对十二个古代封禅的帝王的名单抄录是来自《管子》，是实录而已。同时，蚩尤确实是以炎帝的身份封禅的，由于封禅的都是杰出的古代帝王，不好说蚩尤也参加封禅了，所以就用炎帝之名，增强封禅的神圣感。
引起最大争议的《史记》中的这段话，称神农而不称炎帝，是遵循了儒家史学的语法，五帝前不称帝，体现尊卑秩序，与《易传》精神一脉相承。
那么，既然炎帝如此之坏，而刘邦又崇拜炎帝，怎么办呢？《史记》使用了炎帝的另外一个代名词：赤帝。如刘邦是赤帝子，把刘邦在家乡对于炎帝蚩尤的祭祀分别称谓赤帝，蚩尤。仿佛赤帝和炎帝就没有关系。这样一种语汇的变化体现出司马迁的良苦用心。赤帝与炎帝的区分表现出面对一个复杂的历史对象，司马迁处理的一种独特方式，既表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现实立场，又不能明显动摇现实的文化秩序。
另外一种关于炎帝称谓的叙述模式与此相反：黄帝以前的帝王皆称帝，神农即是炎帝。其代表是《世本》，班固《汉书》和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世本》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称：太昊帝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皇甫谧在黄帝之前，称炎帝神农氏，称太昊帝伏羲氏，这便是三皇系列。在三皇系列里，炎帝神农氏获得帝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不是班固、皇甫谧的杜撰，反而是对古史的重要修正。改正了儒典造成的古史系列太过短促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历史的修正。事实上，不是班固、皇甫谧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在一起了，而是司马迁有把神农氏和炎帝分开了。人们一般责怪皇甫谧，其实，他只是承袭了《世本》和《汉书》的表述而已。但是，他们和司马迁一样，没有给蚩尤帝王之位，班固还将蚩尤视为下下之流。
三皇的意义在哪里呢？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古史，而是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恢复历史的一定的本来面目，改正司马迁叙述的偏颇，展现较为真实的上古史的面貌；二是改变汉武帝以来，以黄帝为尊的文化表述，恢复到汉初的赤统，构建像刘邦那样的炎黄同祀的和谐传统。宋衷注《世本》，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均以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三皇，这是在构建炎黄的和谐，这种传统为后代所继承，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乃三皇世系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司马迁五帝世系的结果。这样看，三皇对于历史的实际影响要大于司马迁的五帝说，也就是说，后来的人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司马迁的世系。而新五帝说的开头一位是少昊，即青阳，本来继承黄帝作为联盟的领袖的，但是司马迁竟然不予叙述。《史记》“索隐”以为少昊为金天氏，不合五行之次序，所以不叙。但是，这里面的更深层的问题是：少昊可能与炎帝族有关。少昊号青阳，这样的太阳崇拜的名号显然有些炎帝嫌疑。又据《帝王世纪》，炎帝都曲阜，即古穷桑，而那里也称大庭氏故国。如前所述，大庭氏乃炎帝之族。而少昊都曲阜，并有号穷桑帝，[2][卷二]这不是炎帝的传人吗？而《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少昊以鸟示师而鸟名的，继位时，有凤来仪。日鸟一体，这是中国神话传统，少昊与炎帝的渊源太深。更有甚者，吕思勉先生认为少昊乃是蚩尤一系，也是有相当的依据的，如《逸周书》说“蚩尤于宇少昊”[3][第九节]。司马迁对炎帝有偏见，故略去了这样一位有影响的首领，可见他也不是“实录”。
宋衷和班固的五帝说，以少昊为五帝之首，这是明显要把司马迁的五帝世系改过来，主要是去除黄统的地位，还汉代的赤统之本。少昊为五帝之首也是给他一个实在的地位。
宋衷和班固更接近历史本源，三皇说更富有历史的内涵，新五帝说也较司马迁之说更忠实历史事实本身。司马迁过于拘泥“考信于六艺”，他的叙述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不能因此说班固等人的说法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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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蚩尤的赤帝的地位，把蚩尤视为炎帝，这是一种叙述模式。如《逸周书·尝麦解》有段话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解释历来不是很准确。现引述如下：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这段文字有个关键词，即“二后”。人们过去说的，无论是天皇还是地皇，都没有根据；说成炎帝黄帝，也于与语义不连贯。其实，文字本身很清楚，说完“二后”，即“命赤帝”云云，“命蚩尤”云云，二后即二帝，实际上就是赤帝、蚩尤。黄帝此时势力尚弱小，从他与蚩尤作战开始节节败退可以知道，那时，黄帝也只是一个联盟成员而已。作二后者是谁不详，应是一次联盟大会的决议，由于联盟对天的信仰，故有上天的名义。这次分派，似乎赤帝的任务是分正二卿，即确定联盟成员的职位，而蚩尤则总理天下大事，执掌上天给这个联盟的最后的权力。为什么说是“末成之庆”呢？我们看《史记》所说的“神农氏世衰”就会明白，确实，掌管了八代五百多年，神农氏炎帝族有些力不从心了。神农氏“世”衰，即神农氏的后代有些软弱，新一代的首领是榆罔，他的任务不是临四方，似乎只是一个象征席位，实际执政者乃是蚩尤。是谁来主持召开这样一次盟会呢？如果是榆罔，他不大可能把重要的权力交给蚩尤，如果有其他的强者，这个“二后”赤帝和蚩尤谁都没份，那么主持者可能就是东方的蚩尤。炎帝族东迁，蚩尤族是东方土著，实力强大，炎帝神农氏实际上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区，他必定要求得和当地土著的结合。炎帝迁都，必有隐忧，实际上前后都有危机。蚩尤族有条件地接纳了炎帝神农氏，这就是那次“建典”。
《逸周书》和《路史》的相关材料说明，蚩尤后来赶走了炎帝榆罔，自己号炎帝，可见在那次盟会中，这个“临四方”的权力是他自己争来的。由于其权力中心主要在阪泉一带，又号阪泉氏。他有一项重要的事务，就是兴封禅。《史记·封禅书》记载的古代帝王，有神农氏封禅，炎帝氏封禅，就是没有提蚩尤氏，说明炎帝就是蚩尤氏。现在看，蚩尤不是神农氏炎帝血统，但蚩尤是炎帝联盟的主要成员。蚩尤夺取了炎帝之位，并使用炎帝之号，表明他对该联盟历史的认可，他自然也就成为炎帝族，这和黄帝不一样，黄帝接管联盟，名称都改了，炎帝的文化包括传说信仰等，都受到一定的抑制。今天我们见到的历史，炎帝的文献有限，说明黄帝族不是炎帝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他有更多的新的文化要素。黄帝族是改朝换代，蚩尤族是内部调整，性质是不同的。我们要强调的是：蚩尤氏举起了炎帝的旗帜，而黄帝改变了这面旗帜。虽然榆罔向黄帝求救，但黄帝似乎没有帮榆罔的忙，而是自己登上了联盟盟主的席位。
蚩尤被击败，炎帝文化便退出主流文化的舞台，转而进入民间，从东方到南方，到处留下蚩尤氏的足迹，实际上也是炎帝的足迹。蚩尤的存在使东部一度成为文化中心，也使东部成为炎帝文化区。蚩尤是炎帝文化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继承者，他给已经衰微的炎帝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将东部一个庞大的族群整体加入了炎帝文化的阵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西部的古老文化是炎帝神农氏主宰的，他向东部发展时，带动了东部的一大片土著加入炎帝集团，蚩尤氏接过了炎帝的大旗。这时，黄帝轩辕氏开始崛起，神农氏与黄帝合作了，炎帝蚩尤氏起初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和黄帝发生尖锐冲突，其结果传世的文献有两种说法，一说蚩尤战败被杀，一说蚩尤也和黄帝合作，担任战神。就传世的文献看，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关于黄帝和蚩尤合作的记载很多，如齐国宰相管仲把蚩尤说成是黄帝的“六相”之首，《管子·五行》篇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那么，蚩尤不仅不是一个武夫，而是懂天道的道德建设者。
在更早的文献，《韩非子·十过》里，神话般地记载了黄帝的典礼：蚩尤奔走先后。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的传说中，蚩尤和黄帝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种和谐的关系在秦汉时期还在延续，最珍贵的一段史料是《史记正义》所引的《鱼龙河图》：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这里蚩尤不是被杀，而是臣服，作了黄帝的总兵指挥。他死后，连画像都有安天下之功。
东汉的《越绝书·记倪内经》是这样记载炎黄和蚩尤的关系的：“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该书应该是东部的作者所写，他们似乎没有认为蚩尤被杀，也没有认同炎黄大战。
综上所述，蚩尤一度代榆罔成为炎帝，并到泰山封禅。他可能和黄帝发生冲突，但最后与黄帝合作，辅佐黄帝安定天下。东西部地区，这种民间传统尤深。《述异记》记载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冀州一带有蚩尤戏，头戴牛角相抵。据说，汉武帝时，太原有蚩尤的神像出现，龟足蛇首，当地立祠祭祀。《述异记》的这些记载，表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武帝时候开时形成的主流意识）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
东部地区一直没有忘记蚩尤，汉初，不仅刘邦所在的东楚地区如此，齐地八神祭祀依然。八神古已有之，一天二地，第三就是兵祖蚩尤。显然，人们一定不会认为蚩尤是败兵之将，否则怎么能够作为战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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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所称的炎帝多指蚩尤。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与汉代政治生活有关，汉代存在着关于黄帝和炎帝的不同派系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影响炎帝的称谓，并且是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发生的动因。
关于炎黄之战，日本学者认为，可能是齐国田氏代齐的政治舆论。田氏属于姬姓，是黄帝族，姜齐是姜姓，是炎帝族。田氏代齐即黄帝代炎帝。所以炎黄大战表现了齐国的政治生活，体现陈（田）氏击碎姜齐的政治信仰机构的目的。[5][上编]钟宗宪则认为是姬周成长与姜姓矛盾的体。[5][上编]把炎黄或者蚩尤的故事视为一种现实反响是一种颇有价值的思路。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传说演绎出不同的版本均因为不同的现实观念所致。传说中的历史并不都是历史的再现，更多的是现实的反响。传说中的事实反映的不是传说时代的历史，而是传说产生时代的历史折射及其愿望抒发。
从汉初的情况看，至少在东部地区，在刘邦的家乡一带，蚩尤还是被视为炎帝，并且获得与黄帝同等的祭祀地位。刘邦被视为赤帝子，著名的斩蛇起义的故事，刘邦就是一个赤帝的化身。刘邦对蚩尤尤为敬重，在沛县起兵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6][高祖本纪]这实际上就是在祠炎黄二帝。他造反，首先亮出的是红旗，“帜皆赤”。弥漫朝野的角抵戏即蚩尤戏，表达出人们对这位古代帝王的怀念。汉代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蚩尤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个来自东部的帝王明确说，他十分重视祭祀，“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6][封禅书]这是东部老家的神灵进入国家祭祀的中心，同时也把西部固有的炎帝崇拜重新恢复起来。在汉代，人们把炎帝和蚩尤联系起来是很正常的。在汉初很长的时期里，赤帝是信仰的核心。而炎帝，蚩尤，刘邦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时蚩尤即使不是独尊，也是和黄帝等神和谐并存的，他的地位比黄帝更高也是事实，这说明，汉初炎帝受到尊崇，而这位炎帝是东部的蚩尤氏，是最后的一位新的炎帝。刘邦把自己视为赤帝，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蚩尤传人。
那么。炎黄大战，或者黄帝战蚩尤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与汉代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这种传说发生的背景，在形式上看，是帝德五行之争，实质上则是汉王朝政治矛盾的体现。
这种以赤统作为汉王朝代表的政治神话来源于战国以来的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最早阐述五德转移的学者，他说“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6][孟子荀卿列传]高祖刘邦时尊赤统，崇拜炎帝，文帝时虽然有人提出要行黄帝土德以尚黄，但是，文帝没有采纳。景帝时一仍其旧，继续崇拜炎帝。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发生变革，很重要的一点是炎帝赤统变成了黄统。齐人公孙卿上书称“汉兴当复黄帝时”，他讲了一大堆故事，尤其是黄帝封禅升仙的故事，弄得汉武帝心里痒痒，梦想自己要像黄帝一样成为神仙。后来武帝去祭祀黄帝冢，仿黄帝封禅，最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6][封禅书]这是太初元年，汉家的天下改变了颜色。文化上也一改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学说，实行儒学独尊。
这样，黄帝被遴选为民族祖先，五帝的历史系统中便没有了炎帝的地位。不仅如此，炎帝，还有蚩尤氏被描绘为恶劣的形象，在神话和传说里因为无道而被杀死了。这些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被记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实录”精神的司马迁不去叙述炎黄和谐、黄帝蚩尤和谐的故事，而是选择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予以书写，体现出强烈的改变文化形象的意图。
关于先秦的炎黄矛盾的记载，只有《国语·晋语》里有几句记载：“昔少典娶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人们把用师相济说成“相挤”，这可能就是司马迁炎黄大战的最初源头。但是，司马迁好像并没有采纳《国语》记载的其他内容进入《史记》，《史记》有着明显的价值选择。首先，《国语》里的这种兄弟关系被司马迁拆散了，《五帝本纪》只是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并没有说炎帝与他有什么关系，便直接说神农氏衰败，蚩尤为暴，炎帝侵凌诸侯。司马迁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他实际上也是一位黄统的鼓吹者，参与了对于炎帝的打压运动。把炎帝的功业削去，不给予帝王的地位，这都是司马迁干的，是有意为之。汉代文献《大戴礼》记载了黄帝和炎帝大战的事，但是没有叙说黄帝战蚩尤，仿佛与蚩尤没有关系。即使有这些故事记载，在汉初也没有广泛流传。
黄帝战赤帝，意味着对于汉初的开国的文化的否定，谁敢呢？汉武帝的时候敢了。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土矣，虽欲治之，亡可奈何。”[4][董仲舒传]把汉代初期的文化骂得一钱不值，显然是为了文化改制。董仲舒实行的是厚今薄古之策，在开出来的古帝王单子，就是后来《史记》里的那个五帝顺序。有武帝的背后支持，董仲舒的张扬，加上《大戴礼》本子里的一个世系，司马迁便把炎帝打入另册，为黄统的建立制造了舆论，《五帝本纪》事实上成为文化改制的工具。
司马谈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典礼而遗憾终身，司马迁当然也没去。但据那次封禅的记载，武帝到山上祭祀上天，祠官在山下祭祀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6][封禅书]炎黄是并列的，这应该是汉初传下来的传统，这样的帝王的仪典上的次序，司马迁都不采纳到《五帝本纪》里去，可见他是有些固执的。我们再看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6][太史公自序]当时，司马迁就是不把伏羲写入史书，他一定要从黄帝开始。司马谈临死谆谆嘱咐，司马迁还是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太史公自序]他虽然说自己只是整齐故事，是述，但是，他的有选择的述可能已经违背了司马谈的意愿了。司马谈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但司马迁要“考信于六艺”，因为《大戴礼》是从黄帝开始的，《世本》从伏羲开始，司马迁就不采纳。这样做，迎合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又符合了改制度易服色的现实。炎帝就这样做出了牺牲，同时，还连带着把蚩尤当作一个大坏蛋来处理了。战蚩尤故事是否定刘邦以来的炎帝蚩尤氏的文化传统的一股势力，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在朝廷形成一种强势叙述话语。

己所不欲

四，炎帝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传说与汉代文化观
汉代所称的炎帝多指蚩尤。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与汉代政治生活有关，汉代存在着关于黄帝和炎帝的不同派系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影响炎帝的称谓，并且是炎黄之战，黄帝战蚩尤发生的动因。
关于炎黄之战，日本学者认为，可能是齐国田氏代齐的政治舆论。田氏属于姬姓，是黄帝族，姜齐是姜姓，是炎帝族。田氏代齐即黄帝代炎帝。所以炎黄大战表现了齐国的政治生活，体现陈（田）氏击碎姜齐的政治信仰机构的目的。[5][上编]钟宗宪则认为是姬周成长与姜姓矛盾的体。[5][上编]把炎黄或者蚩尤的故事视为一种现实反响是一种颇有价值的思路。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传说演绎出不同的版本均因为不同的现实观念所致。传说中的历史并不都是历史的再现，更多的是现实的反响。传说中的事实反映的不是传说时代的历史，而是传说产生时代的历史折射及其愿望抒发。
从汉初的情况看，至少在东部地区，在刘邦的家乡一带，蚩尤还是被视为炎帝，并且获得与黄帝同等的祭祀地位。刘邦被视为赤帝子，著名的斩蛇起义的故事，刘邦就是一个赤帝的化身。刘邦对蚩尤尤为敬重，在沛县起兵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6][高祖本纪]这实际上就是在祠炎黄二帝。他造反，首先亮出的是红旗，“帜皆赤”。弥漫朝野的角抵戏即蚩尤戏，表达出人们对这位古代帝王的怀念。汉代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蚩尤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个来自东部的帝王明确说，他十分重视祭祀，“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6][封禅书]这是东部老家的神灵进入国家祭祀的中心，同时也把西部固有的炎帝崇拜重新恢复起来。在汉代，人们把炎帝和蚩尤联系起来是很正常的。在汉初很长的时期里，赤帝是信仰的核心。而炎帝，蚩尤，刘邦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时蚩尤即使不是独尊，也是和黄帝等神和谐并存的，他的地位比黄帝更高也是事实，这说明，汉初炎帝受到尊崇，而这位炎帝是东部的蚩尤氏，是最后的一位新的炎帝。刘邦把自己视为赤帝，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蚩尤传人。
那么。炎黄大战，或者黄帝战蚩尤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与汉代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这种传说发生的背景，在形式上看，是帝德五行之争，实质上则是汉王朝政治矛盾的体现。
这种以赤统作为汉王朝代表的政治神话来源于战国以来的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最早阐述五德转移的学者，他说“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6][孟子荀卿列传]高祖刘邦时尊赤统，崇拜炎帝，文帝时虽然有人提出要行黄帝土德以尚黄，但是，文帝没有采纳。景帝时一仍其旧，继续崇拜炎帝。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发生变革，很重要的一点是炎帝赤统变成了黄统。齐人公孙卿上书称“汉兴当复黄帝时”，他讲了一大堆故事，尤其是黄帝封禅升仙的故事，弄得汉武帝心里痒痒，梦想自己要像黄帝一样成为神仙。后来武帝去祭祀黄帝冢，仿黄帝封禅，最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6][封禅书]这是太初元年，汉家的天下改变了颜色。文化上也一改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学说，实行儒学独尊。
这样，黄帝被遴选为民族祖先，五帝的历史系统中便没有了炎帝的地位。不仅如此，炎帝，还有蚩尤氏被描绘为恶劣的形象，在神话和传说里因为无道而被杀死了。这些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被记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实录”精神的司马迁不去叙述炎黄和谐、黄帝蚩尤和谐的故事，而是选择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予以书写，体现出强烈的改变文化形象的意图。
关于先秦的炎黄矛盾的记载，只有《国语·晋语》里有几句记载：“昔少典娶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人们把用师相济说成“相挤”，这可能就是司马迁炎黄大战的最初源头。但是，司马迁好像并没有采纳《国语》记载的其他内容进入《史记》，《史记》有着明显的价值选择。首先，《国语》里的这种兄弟关系被司马迁拆散了，《五帝本纪》只是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并没有说炎帝与他有什么关系，便直接说神农氏衰败，蚩尤为暴，炎帝侵凌诸侯。司马迁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他实际上也是一位黄统的鼓吹者，参与了对于炎帝的打压运动。把炎帝的功业削去，不给予帝王的地位，这都是司马迁干的，是有意为之。汉代文献《大戴礼》记载了黄帝和炎帝大战的事，但是没有叙说黄帝战蚩尤，仿佛与蚩尤没有关系。即使有这些故事记载，在汉初也没有广泛流传。
黄帝战赤帝，意味着对于汉初的开国的文化的否定，谁敢呢？汉武帝的时候敢了。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土矣，虽欲治之，亡可奈何。”[4][董仲舒传]把汉代初期的文化骂得一钱不值，显然是为了文化改制。董仲舒实行的是厚今薄古之策，在开出来的古帝王单子，就是后来《史记》里的那个五帝顺序。有武帝的背后支持，董仲舒的张扬，加上《大戴礼》本子里的一个世系，司马迁便把炎帝打入另册，为黄统的建立制造了舆论，《五帝本纪》事实上成为文化改制的工具。
司马谈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典礼而遗憾终身，司马迁当然也没去。但据那次封禅的记载，武帝到山上祭祀上天，祠官在山下祭祀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6][封禅书]炎黄是并列的，这应该是汉初传下来的传统，这样的帝王的仪典上的次序，司马迁都不采纳到《五帝本纪》里去，可见他是有些固执的。我们再看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6][太史公自序]当时，司马迁就是不把伏羲写入史书，他一定要从黄帝开始。司马谈临死谆谆嘱咐，司马迁还是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太史公自序]他虽然说自己只是整齐故事，是述，但是，他的有选择的述可能已经违背了司马谈的意愿了。司马谈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但司马迁要“考信于六艺”，因为《大戴礼》是从黄帝开始的，《世本》从伏羲开始，司马迁就不采纳。这样做，迎合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又符合了改制度易服色的现实。炎帝就这样做出了牺牲，同时，还连带着把蚩尤当作一个大坏蛋来处理了。战蚩尤故事是否定刘邦以来的炎帝蚩尤氏的文化传统的一股势力，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在朝廷形成一种强势叙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