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庆喜

宪兵司令

德川庆喜

【 授权转载 译者：藤原希、魔界幻士 】

本文译自《德川将军列传》之《德川庆喜》。原文作者：山本大（高知大学教授）

通往权力的野望

●继承一桥家与将军继嗣问题

　　庆喜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烈公）第七子，天保八年（1837）九月二十九日，与江户小石川的藩邸出生，生母乃齐昭正室吉子（文明夫人，有栖川宫织仁亲王王女）。初名七郎麿，后名昭致，字子邦，号舆山。幼时起便十分健康，喜欢武术，但讨厌读书，从不听近侍的劝说。即使因此时常受罚也漠然视之。总之，是相当不听话的孩子，可以说，后来被称为“刚情”的性格在幼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显现了。据说齐昭曾评价他“虽然大概不会成为出色的名将，但也应该不坏吧”。

　　弘化四年（1987）九月一日，过继给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在此前弘化元年，齐昭因“骄慢”而被强制隐居，但因齐昭在诸大名及幕臣中有很高威望，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深感与齐昭交往的必要性，也使将军家庆有所动作，使其继承了一桥家。而且传说家庆甚至有让七郎麿继嗣将军的打算。十二月一日，七郎麿于江户城中元服，受赐将军家庆字讳一字，改名庆喜，叙任从三位中将刑部卿，根据《德川庆喜公传》，庆喜读成“ヨシノブ”，但就任将军后的庆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却公示读为“ヨシヒサ”。而且从外国方的文书上写着“Keiki”来看，当时一般大概是音读成ケイキ的。

　黑船事件之后，嘉永六年（1853）六月将军家庆病死不久，将军继嗣问题发生了。理应成为下代将军的家定病弱且无能，无论如何也无法担任非常时期的将军，并且也不太可能得到嗣子。于是继嗣的候补只有两人了。其中一人不用说也知道即一桥庆喜，还有一人是纪伊藩主德川庆福（后来的十四代将军家茂）。支持庆喜的一派称为一桥派，与之对抗的推举庆福的称为南纪派。嘉永六年（1853），庆喜十七岁，与之相对的庆福仅仅八岁。庆喜一派举出其年长，贤明等优点，庆福一派则举出其血统更近（家定的从弟）。

　　尽管庆喜的生父齐昭在表面上推辞了庆喜继嗣将军这件事，但其内心已认定了庆喜将成为未来的将军，但其打算亲自进入江户城，观见幕政，由此可见其内心已认定了庆喜将成为未来的将军的野心大概是确凿无疑的吧。事实上，他向二条齐敬，三条实万等公卿宣扬将军病弱无能又无子嗣，暗示庆喜才是适合的继嗣者。

　　不过，当时就将军继嗣问题，除了齐昭的个人野心等，还发生了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对立问题。一桥派是由在安政期推进幕府开国政策的改革派的幕吏（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大久保忠宽等人）及进行藩政改革的诸藩主（松平庆永，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等人）所构成。那是由幕府，诸藩的全国性的改革派所组成的联合体，计划将国政由德川氏的“私政”所解放出来，这是其所具有的革新性的一面。与之相对的南纪派是反对改革，以这是“神的旨意”为由继续把持幕政的保守派，以谱代大名之首井伊直弼为首领。这两派的对立，安政四年末（1857）开始直至五年初，虽有围绕条约问题激烈斗争，但由于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井伊直弼就任大老，政权归属了南纪派。

　　六月十九日，直弼未得天皇赦令，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然后同月二十五日，预定公告将军继嗣问题。对一桥派来说，要追究直弼的责任，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首先在二十三日，庆喜登城会见直弼，质问其未得赦令便擅自在条约上盖章之罪。第二天，齐昭与其子水户藩主庆笃，尾张藩主庆恕在直弼出乎意料之时一同登城，会见了以直弼为首的老中人等。齐昭首先以签订条约违反赦令，展开激烈攻击。不愧是齐昭本人，虽然关于庆喜的事一句不提，但同行登城的庆恕开始说起要庆喜继嗣将军之事。不过直弼以继嗣决定已是既成事实，直接回绝。当齐昭进一步推举松平庆永为大老时，直弼自己回避对答，老中间部诠胜则推说既然直弼既然已经是大老，那就没有必要了。于是齐昭又要求庆永与之同位，但直弼拒绝与御三家同席。这一日，庆永特意登城会见老中久世广周，极力劝说支持庆喜继嗣之事。在二十四日的出其不意的登城中，齐昭以违背敕令要求直弼退位，可见其意欲实现庆喜继嗣将军，庆永担任大老，锋芒直指要取代直弼。并且因为当日是御三卿的预定登城日，庆喜也登城直面直弼。庆喜又以签订条约违反敕令，逼迫其应尽快启奏天皇。还放出话要打算入将军府，直接上书将军。直弼则焦急地说“请再等等吧”。追着庆喜拉住其袖子，恳请其放弃直接向将军进言的打算。此时庆喜说“都说到那种地步了，已经不该说什么骗人的话......今天讨论决定好了再说吧。为此留着家老们吧”说完就走了。虽说这是显示了二十二岁的青年贵公子庆喜的猛烈的气势的一幕，不过结局却是向直弼显示了其轻率的一面。

　　就这样，直弼完全听不进德川一门的抗议，按照预定命令诸大名诸官吏登城，公布了庆富继嗣将军的决定。终于在七月五日，以未经允许登城为由，齐昭被处以急慎度，庆恕，庆永分别被处隐居，急慎度处分；庆笃，庆恕暂时被命令禁止登城。安政六年（1859）在大狱的急风暴雨中，八月二十七日，齐昭被命在水表永蛰居，同时庆喜也被命隐居，谨慎。直至第二年万延元年（1860）齐昭死后，九月四日仅仅被解除了谨慎处分。

●鹰派姿态的展现

　　文久二年（1862），政局发生很大的转变。这年正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之变中受伤，在四月被要求辞职，幕府失去了一大重心。此时萨摩藩主的生父岛津久光带兵入京，拥天皇的使节大原重德前往江户，企图改造幕府。大原携敕旨登城，向将军传达了要让庆喜担任后见（幕后辅佐者），庆永担任政事总裁一职的想法。结果在七月六日，庆喜再次继承了一桥家并担任了后见一职，随之庆永也被任命为政事总裁。

　　庆喜，庆永的东山再起，虽然是被认为是在安政期间一桥派的再度登场，但当时的一桥派已经是分裂为庆喜的鹰派和庆永的鸽派了。庆永主张赦免将军继嗣问题以来的政治犯，庆喜对此却表示反对，结局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庆永的意见。并且在对外问题上，庆永主张废止因幕府专断而签订的条约，应改为集合全国诸大名，共同均定将来的对外方针。不过庆喜对此表示反对，极力主张应上奏朝廷开国的方针，反驳说即使是集合了诸大名，如果有不合时宜的愚蠢言论又该如何处置。

　　文久二年末，已是临近翌春将军上京之时，庆喜与庆永已经持有了完全不同政治构想。庆喜带大量兵力上京，企图以此来威迫京都，虽然庆喜将这个计划通知给了庆永，但庆永没有表示同意。因此，庆永联合了岛津久光，图谋实现幕萨联合。

　　文久三年（1863）三月将军家茂一上京，支配京都的尊攘派突然展开了行动。四月十一日，乘着天皇于石清水祈求攘夷，将军接受了庆喜的劝说，以病为名先行辞行。之后虽然有在石清水殿前天皇代替将军向庆喜授予攘夷的节刀的计划，但庆喜由于突然生病而未能出席。尽管庆喜极力顶住攘夷派的压力，在四月二十日，将军还是宣布五月十日定为攘夷日。并且将军已难以得到东归了敕许，将军已经陷入尊攘派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的江户，发生了新的事件。由于京都的尊攘派的压力，幕府没有简单地支付生麦事件的赔偿金，见到此事的英国代理公使ニール和法国公使ドウ＝ベルクール在文久三年三月，向外国奉行提议对幕府提供军事援助以镇压攘夷派。外国奉行向在京都的幕府首脑联络，结果决定谢绝该提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幕臣们向幕府建议接受该提议。

　　这些幕臣行为的背景，五月九日老中格小笠原长行，以个人的行为支付了生麦事件的赔偿金，之后引兵上京，企图清扫攘夷派。支付生麦赔偿金的前一日，庆喜为了传达攘夷的敕旨回到江户，第二日登城，向老中以下的要职传达了攘夷的敕旨，但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不过庆喜置之不理，立即与小笠原一起行动。似乎是预定的计划。可是，在预定的五月二十四日，他又称病，出发延期。恐怕是因为感觉小笠原的计划不一定能够成功，准备逃避了吧。这期间庆喜的行动简直如同迷一样，但因同属鹰派，打算此后还是保持和小笠原的关系的吧。

　　小笠原这一面，从英国借了两艘汽船，加上幕府原有的总计五艘，载着新式装备的军队一千四，五百人驶向大阪。六月初，引兵向京都进发的小笠原受将军命令终止前进。清扫攘夷派的计划腹死胎中。虽然小笠原被罢免了职务，不过也只受了形式上的审问就回到了江户。没有过于深究据说恐怕是因为害怕累及“诸亲藩等人”。这“诸亲藩”中，首先要说的就是庆喜吧。

小笠原的计划失败后过了两个多月，以萨摩藩兵为主力的八月十八日政变中，尊攘派被流放出京都。政变之后公武合体派取得政局的主导权，十二月三十日，庆喜及松平容保，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受令参与朝政，翌年元治元年（1864）正月十三日，岛津久光也受命加入其中，至此参予会议成立。这是由久光所主导的，图谋实现大藩联合政权。

　　参予会议一召开，在幕府内以庆喜为代表的鹰派便与岛津久光等大藩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对立的主题就是横滨锁港事件。二月十五日的朝议中，庆喜主张封锁横滨港，对此，久光，庆永，宗城三人发话说那种愚蠢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帮助，还是召集长州藩主父子委任其攘夷的重任为好，同庆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后在翌日的中川宫府邸的会议上，庆喜带着酒气，责怪中川宫（朝彦亲王）信赖萨摩藩，如有上命，自己也会决心切腹谢罪等乱说了一通。随后更是将久光等三人说成是“天下的大蠢货，天下的大奸臣。”

　　由于庆喜这样的挑拨行为，不久参予会议也解体了。围绕政局的主导权而产生的幕府和大藩的对立导致了如此短命的会议。就横滨锁港的争论也是，隐藏深处的是幕府方决意不让“萨州开港说”得以实现。当时在萨摩藩中，有着排除幕府独占贸易的意图。三月九日，首先是庆喜辞去了参予，随后其他的诸参予也均辞去。丰信因为酒精中毒，也几乎没有出席会议，但因在意藩内的勤王党的动向，率先回到本藩。

　　总之，庆喜的高调击碎了大藩联合政权成立的可能性。三月二十五日，庆喜辞去后见一职，代之就任禁里御守卫总督及摄海防御指挥。因为之前就有风传岛津久光可能担任摄海防御之职，所以先下手为强吧。果然久光，庆永，宗城等人对庆喜的就任表示不满，企图夺取将军的权力拥护天皇以号令天下。禁里御守卫总督的就任，尽管使得庆喜掌握了京阪地方的实权，但和各大藩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之后成为庆喜的左膀右臂的是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会津藩主）和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桑名藩主）。

　　对水户藩天狗党的处置，显示了庆喜的鹰派姿态。元治元年十一月末，一听说天狗党的一队打算进入京都，庆喜便亲自入朝请求出兵许可，十二月三日，从京都出发。虽然不久天狗党向加贺藩投降了，但庆喜无视池田庆德等诸人及加贺藩请求对其宽大处分的恳求，将武田云斋等八百余人引渡给了若年寄田沼意尊。期待着宽大处分的一桥家和加贺藩诸人都非常失望，纷纷指责庆喜冷酷无情的行为。最后田沼将武田以下三百五十余人处斩，可以说是过于冷酷的处分。关于对天狗党的处分，庆喜虽因顾忌幕府产生的疑虑而有所辩解，却无视天狗党的期望，开始采取讨伐的强硬方针。

●将军侧近的暗斗

　　为了对抗庆喜不断地在京都扩大势力，江户的幕阁向京都派遣重兵，要求庆喜归还，企图直接用幕兵守卫京都。庆应元年二月初，本庄宗秀，阿部正外两老中带重兵入京。宗秀会见庆喜，传达了将军要求庆喜及容保，定敬归还的命令。可是，庆喜拒绝接受该命令，并且关白二条齐敬也宣读了强烈反对庆喜归还的朝旨，江户幕阁的企图失败而回。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五月，将军因指挥讨伐长州而前往大阪的途中，产生了暗杀将军的计划，而这幕后黑手传言就是庆喜。这件事说明了庆喜与将军侧近之间的暗斗是如何的激烈吧。

　　使得事情变得表面化的，是将军侧近的老中阿部正外，松前崇广被流放。庆应元年九月，英国公使パ—クス为首的四国公使要求按条约早日开放兵库港及降低关税，如此军舰可以由兵库海岸开往美国。阿部，松前两老中主张开放兵库，幕府接受了此主张，决定开放。不过庆喜以阿部，松前未得敕许便答应开放兵库要追究其责任，煽动公家，以干净利落的手段持着朝旨罢免了两老中。因为之前并无由朝旨而使幕吏被罢免的先例，大阪城中一片激动之声，将军家茂为表示抗议，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辞去将军一职，由庆喜来接任，随之在十月三日开始东归。这是，谱代大名，旗本众激愤庆喜的阴谋，据说甚至谋划了袭击庆喜的计划。

　　尽管庆喜达成了流放两老中的的目的，但也因大概由此出现的事态的严重性大吃一惊。他同松平容保，松平定敬一同在伏见等候将军，试图说明将军放弃辞职，东归的想法。结果将军接受了该意见，与四日进入京都。

　　然后庆喜立刻入宫，请求召开朝议。四日傍晚召开的朝议上，庆喜跟随容保，定敬及老中小笠原长行出席。他以拒绝执行条约开战的话我国必定会败北，全国也会化为一片焦土，皇位的安稳也不能得到保证等威胁性的言辞，请求尽快批准条约。这期间，又召集了有名的诸侯，要求根据该意见，应该开放兵库，决定批准条约，但也因萨摩藩策略，议论变得十分艰难。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庆喜得到了贺阳宫（中川宫）的支持威吓了天皇，经过一昼夜多的朝议，在五日夜里，成功获得了批准条约的敕许。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得到开放兵库的敕许。

　　庆喜代替将军向朝廷交涉成功获得了批准条约的敕许，其名声变得更加显赫。十月十日，将军任命庆喜为政务辅翼。此时朝廷将庆喜的官位升至从二位大纳言，并因摄海防御，打算命幕府让其领有摄，河，泉三州，但因为幕府的官员们怀疑这样的恩赏出自庆喜本人的要求，如果接受的话恐怕会产生幕府内的纷争，所以庆喜辞退了该职。

　　关于长州藩的处分方针，庆喜同大阪的幕阁之间也发生了对立。之前庆应元年九月，将军并没有得到再次征伐长州的敕许，因开战的话没有必胜的自信，在大阪的幕阁主张将长州藩的三十六万九千石削减十万石，强制泛珠毛利敬亲隐居，让世子广丰继承家督，决定了比较宽大的处分方案。但是，庆喜主张“斩草除根”的必要性，发出了强硬的言论。庆应二年（1866）正月，老中们将他们的处分方案提给庆喜，庆喜却主张应没收长州藩的全部领地，即使是要施与恩惠的话也仅给十五万石，其他的应该全部削掉。协议的结果是削封按老中的意见，即削减十万石；敬亲父子则按庆喜的意见给与蛰居处分。就这样决定了处分长州的方针。从庆喜的长州处分方针也可以看出他那极度“鹰派”的态度。

　　但是，认为错在幕府方的长州藩，不接受这样的处分方针，终于在庆应二年六月开启了战端。此时，庆喜首次仍持强硬论但同时面临困难的战局，而持冷淡的态度可以看出庆喜厌恶亲自站在处理长州问题的先端，据说对此批评之声非常的多。

●继承德川宗家

　　七月二十日，将军家茂在大阪城中病死。这时，幕府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与长州的战争已然就要失败，。不仅如此，从战争爆发前后，自米价开始各物价不停地异常上涨。江户，大阪及其周边地区掀起了打算匡正世风的起义，更是显示了将向全国扩展的连锁反应的倾向。简直不仅仅是幕府，对所有的封建支配者都是一场深刻的危机。

　　众人均认为，在德川一门之中，可以担负起这场难局的重任之人，除庆喜以外别无他人。不过无论松平庆永为首，容保，定敬和老中板仓胜静如何恳请，庆喜都不愿担任将军。七月二十七日，庆喜以“改革弊政”为条件，暂且不谈就任将军，承诺继承德川宗家（之后，八月二十日正式公布继承）。

　　只是，一承诺继承宗家，翌日便以将军家茂的名义（实际上已经病死）向朝廷传达了病重甚危，由庆喜代替出兵长州的意愿。二十九日得到敕许。他称出兵征长为“大讨伐”，显示了亲自站在阵前的决心。豪言准备从山口攻入以此一决胜负。不过实际上只是打算收复被长州军贡献的土地，显示德川的势力而已。

　　这“大讨伐”的计划，因为显示了打算推进“超级鹰派”的路线，必然同萨摩藩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对立。萨摩藩策动反幕派公家正亲町三条（嵯峨），于朝议主张命幕府同长州停战。但因完全的幕府支持者，孝明天皇的强硬反对没有成功。这期间，“鸽派”松平庆永，主张先同长州停战，然后将军就任，长州处分方针及其他重要问题全部交由诸大名组成的会议来决定。因此去劝说登用了胜海舟的板仓老中，板仓却回答说“庆喜公讨厌胜利以外的一切东西”。庆永尽管热心于为庆喜继承宗家奔走，但庆喜继承之后在政治上的见解却完全是对立着的。庆永强烈地反对庆喜出兵，但却看不到庆喜有考虑的神色，于是打算在八月初撤回福井。

　　庆喜方面，原本预定于八月十二日出兵。但在前一日飞报幕府军在北九州的根据地小仓城被攻陷。于是他简单地中止了出兵计划。八月二十一日，以家茂之死为由，下达了同长州之间的战争暂缓的朝命。

幕政革新

●通向将军之位

　　庆喜虽然决定和长州停战，但这只不过是战术上的暂时退让。实际上是为了利用休战期间，正式开始推进加强幕府实力的政策。庆喜也非常明白，长州之战中，幕府败北是因为长州军队拥有近代化的枪炮装备，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相对地幕府军队大部分仍然只有陈旧的装备。因此，有关旗本的制度，废除了两百多年前庆安二年（1649年）决定的军役人数比例制度，变成了一定石高出一定人数的士兵。这种军制改革意味着废除了幕藩体制的军制，取而代之的是用雇佣兵组成的常备军的绝对主义军制度。庆应二年9月，幕府的军制改革官员提出建议：为了编制统一的常备军，废除旗本们单独担任军事职务的制度，军事职务都变成金纳（向幕府缴纳金钱），军队士兵都由幕府直接雇佣，目前暂时将三千石以下的旗下采用金纳。这个制度从第二年庆应三年慢慢开始实施。

　　接着是财政上的问题。在长州战争开始之前，法国的经济使节考勒来到了日本。他到日本，同应该被称为藏相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进行交涉。在发出同长州停战命令的前一天8月20日，达成了600万美元的借款条约。据说这是法国著名的兴业银行和英国的东洋银行共同出资制定的计划，当然借款的主体是法国兴业银行，但是为了降低危险，加入了在日本拥有极大金融势力的东洋银行。这笔借款大部分用于兵器·军需品·军舰的购买以及横须贺制铁所建设等军事用途。因此可以说庆喜所制定的军事改革，极大的是依赖于这笔借款。

　　签订借款合约后一个月，关于“承包法国公司业务的日本商业·航海大公司”这一机构，小栗和考勒之间也签订了合约。“日本商业·航海大公司”这一叫法，在法文中变成多个单词，也就是代表不同业种不同地域设立的各个公司的综合体。而当中的“法国公司”就是作为兴业银行子公司创立的“法国进出口公司”。这个公司的创立筹备委员会将考勒派遣到了日本。 “日本的通商·航海大公司”实际上就是处于兴业银行支配下的公司。借款条约成立，从资金中提供兵器·军需品，而作为代价法国所谋求的就是独占日本的生丝贸易市场。所以也可以说对日贸易独占机构也就是“商业·航海大公司”。

　　据说“商业·航海大公司”组织合约一成立，小栗就应庆喜的要求，马上前往大坂说明该合约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庆喜对于加强同法国的经济关系抱有极大的关注度。

　　庆喜，继承了德川宗家，没有就任将军，但是他所向往的还是将军之位，最早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流露出了这个意图。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闲居在洛北岩仓村的岩仓具视，唆使大原重德·中御门经之等22个公家，坚持进行8月30日的“列参”，逼迫孝明天皇进行朝政改革。这是为了对作为佐幕势力据点的朝廷进行改革。但是孝明天皇十分愤怒，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久保一藏等萨摩藩士，想要阻止庆喜就任将军，策划一举倒幕。

　　就这样到了9月，庆喜打算除服参内，其目的之一，处分参与列参事件有关的公家，一举扫除朝廷里的反幕势力。另一个目的，在参拜的时候，通过接受同将军相同的待遇从而尽快开辟出通向将军就任的道路。因此，大久保一藏等人为了阻止庆喜除服参内而展开了行动。但是最后9月26日，还是颁下了庆喜除服出仕的皇命。这期间，松平庆永一直为了搞好幕府和萨摩藩之间的关系而不停地做着努力，他想说服庆喜录用胜海舟和大久保一瓮，但是庆喜从来都不听，庆永十分生气，最后10月1日踏上了归藩之路。

　　10月16日，庆喜带着京都守护职·所司代·老中等数百人，威风凛凛得进行了参内。在宫中接受同将军一样的礼遇。10月27日，处分了大原·中御门等和上次列参事件有关的公家。而和他们持相同意见山阶宫（晃亲王）、正亲町三条也被处分了。就这样，以孝明天皇为首的佐幕势力进一步巩固了朝廷，对于庆喜就任将军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12月5日，终于进行了将军宣下，被任命为正二位权大纳言（第二年9月21日，晋升内大臣）

●推进内政改革

　　庆喜就任将军后，就内政改革的方针政策咨询了法国公使罗休(L.Roches)。罗休就四点陈述了意见。一官僚机构的确立。二陆海军常备军的编制。三将借款作为作为资金进行币制改革和资源开发。四法国进出口公司和在日本的商人组织的协助。他为此还特意去了大坂。在2月6日、7日两天和将军见了面，8日和板仓老中等会面，就日本改革的构想，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罗休强调了削弱外样大名实力的重要性，着重说明了政府需要拥有强大的兵力，应该将兵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像长州藩一事，阐述了需要等待军备充实后，一举讨伐歼灭。针对这个，谱代大名则要模仿旗本的金纳，谱代大名的家臣以及幕臣中，有能力者编入政府兵中，没有能力的人就让他们回归到农商业。这个就是幕府的废藩方针。另外，关于朝廷，需要完全阻断天皇和公家同现有政治的关系，阻止他们同阴谋家的接触，因此需要专门派人监视。

　　接着，罗休关于官僚机构近代化问题，阐述了“为了快速精确地处理执行事务工作，要进行固定地分工，并且需要能够应付这个工作并具有责任感的专家”。取消至今为止老中们不分担固定职务的制度，制定“作为将军代理的大老，成为6个省的首席，分别是内务，外务，陆军，海军，财政农商土木，司法教育宗教”的内阁制度。同时，他建议在各个省的负责人老中下面，设置若年寄（官职，意思是相对于老中年纪大的人，这个职位的人稍年纪轻些）两个人，这两个人不一定要大名，也可以录用旗本人材。

　　关于财政，罗休说，陆海军建设造成的经费不足，可以先依靠借款合约。幕府每年作为年贡收到的粮食，全部卖掉。给家臣的俸禄，用货币来支付，减去俸禄存下的余额则用货币的形势存储，用来支付各种经费。就这样，他说明了近代化的预算编制方法。另外，罗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建议创立以商税为中心的新税制度，也建议招聘外国技术人员来开发产业，以及开通全国运输线路。

　　以上这些罗休的意见就是“德川绝对主义”的建设草案，庆喜的内政改革大部分都是按照罗休的建议进行的。首先有关老中的职务分担，在庆应二年12月末的时候已经有老中格稻叶正已被任命为海军总裁，老中格松平（大给）乘谟裁。庆应三年5月，老中稻叶正邦被任命为国内事务总裁，松平（松井）康英被任命为会计总裁，接着6月份，小笠原长行被任命为外国事务总裁。另外首席老中板仓胜静无具体派遣职位，被任命为首相。通过构建以上这些老中的各个总裁职务，御用屋终于形成了像内阁一样的体制。

　　另外受到人们关注的是陆军奉行·海军奉行·外国总奉行·会计奉行由两个若年寄担任，或者一同担任的事情。这个是在总裁的老中下面作为次官安排的职务。以前，若年寄都是只从大名中任用，但是庆应3年开始，旗本出身的人才陆续被任命，这也是采取了罗休的建议。

　　当时幕府计划在作为总裁的大老下面，作为副官安排一个或两个若年寄，将相关各个奉行安排在其下面。这就是当时的行政部门（局）的编制。如果能实行的话，就能够实现绝对主义的官僚机构。这样的话，同先前制定的常备军编制一起互相作用，就具备了绝对主义权力的特征。

　　在庆喜身边，指导经济改革的是勘定奉行小栗忠顺。首先在庆应二年12月，实施了江户市中的融通借款。这个是指，幕府的勘定所将税收收入的一部分借给幕府的御用兑换所三井，然后再以这个为基础金，再加上三井从一般途径筹集到的存款，将它们借给江户的批发商人们。这一举措成为明治初期兑换公司的先驱，而受人瞩目。

　　接着在兵库开港前，庆应三年4月，以小栗为首的勘定奉行，建议在兵库开设商社。兵库开港场需要庞大的经费，因此让大坂的大商人们结成商社，进行贸易，同时让他们保管关税，以此为基础金给与他们纸币的发行权，而同时就要让他们支付开港场的运营费用。可以说这既是商社，又同时兼任了发行货币银行的功能，兼具了明治初期的通商公司和兑换公司功能。根据这个意见，这年的6月，幕府使鸿池善右卫门等人组成了商社。在横滨通过三井，让商人们结成了货物兑换组，充分活用借给三井的资金。

　　就这样，小栗将眼光从贸易上升到关税收入，通过资金的融通使得商人们组织化。就这样商人组织就形成了“日本的商业·航海大公司”。小栗所指导的幕府末期的经济政策，去除对法国依赖这点的话，可以说形成了初期明治政府的经济政策模型。

　　以上这些庆喜的改革，很明显地都是为了实现幕府权力的决对主义化。先前幕府为了推进“德川决定主义”的路线，依靠法国的援助，过早地决定了长州再征，导致了大失败。庆喜以这次的大失败为借鉴，在和萨长进行军事对决之前，首先进行内政改革。

●封杀萨摩藩计划

　　庆喜在推进内政改革的同时，为了向国外显示真正掌握全国统治权的是幕府，在就任将军前，打算招待外国公使。庆应二年12月2日，幕府给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个国家的代表发了邀请函，说因为要举行拜见仪式所以邀请他们来大坂。但是，英国公使帕克斯（Sir Harry W. Parkes）觉得要是接受幕府方的邀请，那么就是帮助新将军增加了威信，所以想趁此机会，希望得到幕府的保证，能如同合约上所写的日子如期开通兵库等（庆应三年12月7日）。但是幕府因为还没有得到兵库开港的天皇敕准，因此这个就成了幕府的软肋。幕府以孝明天皇之死作为借口，给四国代表发了通知，说暂时推迟拜见的时间。

　　之后，帕克斯提出来要去大坂，就兵库等开港一事和幕府进行协商。当时萨摩藩看出来幕府因为还没有得到天皇敕准，所以在被帕克斯逼迫，陷入了窘境。幕府可能会因此导致毁灭，因此作为幕府，必须表明兵库开港的决心。最后幕府回答帕克斯说两港（兵库·新泻）两都（江户·大坂）将会按照规定的日期开放。庆喜为了各国公使觐见一事从京都出发去了大坂。

　　觐见分成两天进行，在庆应三年（1867年）3月28日英国公使，法国公使，荷兰总领事，以及4月1日美国公使。这次各国公使觐见的仪式完全模范西洋宫廷式，各国公使在陈述致敬之词时，将军站着接受，同时致答词。

　　在这次觐见仪式上，其他公使对将军，都用了一直以来使用的陛下这个词语，但是只有帕克斯一个人用了殿下。而且只有他没有提供对将军的信任状。这是因为他认为将军并不是拥有和其他国家帝王相同地位的日本君主。对于降低对将军尊称一事，幕府虽然没有当场公然表示出异议，但是心里是极为不满的。

　　去除这个尊称问题，毫无疑问地可以说幕府很明显地改善了对英关系。帕克斯从对庆喜接触中觉得，他不是一个有古老偏见和拘泥于传统的人，而是一个能够适应环境的人。并且期待着能够通过庆喜，不仅改善对外关系，并且国内问题的处理也会好转。

　　可以说通过这次觐见，庆喜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成果。幕府一边将申请开港天皇敕准问题推后，一边对外国宣称兵库等将会按照预定时间开港。萨摩藩本来预测幕府无法对外国承诺兵库开港，到那个时候，帕克斯会直接向朝廷提出缔结条约。这时萨摩藩就可以趁机内外呼应，逼迫幕府，用政治性手段使幕府倒闭。但是这次幕府兵库开港的宣言，使得萨摩藩的打算都落空了。

　　从庆应三年年初开始，小松带刀·西乡吉之助·大久保一藏等在京的萨摩藩，就期待着帕克斯提议和天皇缔结条约，然后趁机将政权从幕府手里转移到雄藩手中。为此，他们劝诱萨摩·越前·土佐·宇和岛四藩的实际掌权者（岛津久光·松平庆永·山内一信·伊达宗城）上京。结果，四藩实权者在京都聚集是在5月。这个时候，幕府早就对外国宣称会实现兵库开港。因此萨摩藩所计划的四藩会议的时机早就错过了。

　　萨摩藩想在四藩会议上达到的目的有：1朝廷和外国签署兵库开港的合约2取消长州藩所犯的罪3追究幕府将军没有得到天皇敕准就私自向外国宣称兵库开港的责任，罢免将军职位。其中第三点是最重要的。为了实行这些战术，召开四藩了会议。从5月中旬开始四藩实权者在二条城同庆喜进行了会面。这次会见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兵库开港和长州处分。四藩尤其是久光要求先决定长州处分一事，而庆喜主张先决定兵库开港，两者意见对立。萨摩藩采取利用兵库开港问题来逼迫幕府的策略，所以在保留作出兵库开港决定同时，要求取消长州藩所犯的罪，同时看形势发展计划将同藩拉入阵营，进行内政改革。而幕府就必须先决定兵库开港问题，封杀萨摩藩的企图。在这次会议上，久光的一大任务就是将萨摩藩强硬的意见传达给庆喜。但是他一站在庆喜面前，就无法表达出萨摩藩的强硬意见。因为他被幕府的人总是蔑视为“实际上是个老好人，只不过被拥有野心的家臣们唆使”。幕府一方，庆喜主动站在前线，主张要求先决定兵库开港问题。而且四藩中，山内丰信最反感萨摩藩的举动，庆永也比较反感，久光以及同他一样主张的宗城之间，却缺乏一定的步调一致性。

　　结果5月21日，久光·庆永·宗城和板仓·稻叶两位老中商议的结果如下1首先宽大处理长州，然后兵库开港2兵库开港被朝廷所认可。就这样貌似四藩的先决定长州处分的主张达到了目的，但是实际上只不过原则上达到了。至于怎么实行则交给了幕府一方。幕府，形式上先处理长州处分一事，实际上却是打算要同时处理两个问题。

　　西乡·大久保等萨摩藩刚开始对四藩会议所给予的希望都泡汤，就这样会议结束了。这表明了萨摩藩中倒幕派想要通过藩主级的人物，用非武力手段打倒幕府是不可能的。

　　庆喜抓住四藩会议解散的机会，马上为得到兵库开港的天皇敕准而展开了行动。5月23日，庆喜带着板仓·稻叶两老中以及所司代松平定敬参内，朝议从下午8点开始。他表示即使彻夜举行只要不得到天皇敕准就不退席的强硬态度，展开了口若悬河般的演讲，一副大胆无畏的阵势。中御门经之·大原重德等一旦说到反对兵库开港，庆喜就轻蔑得说“那么陈旧的意见，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形势了”，一个人奋战各方反对意见。就这样迎来了24日的傍晚。就在一群人因为彻夜会议“精神恍惚”中，庆喜得到了贺阳宫和其他人的支持，得到了宽大处理长州和允许兵库开港的两个御沙汰书（御沙汰书：幕府将军作的报告书）。

　　这一昼一夜的朝议，完全是属于庆喜一个人的舞台。他作为“委任与天下政权的将军”，充分地领导了朝议。并且在这里取得的胜利，是庆喜至今为止取得的胜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兵库问题是从前年9月以来，萨摩藩为倒幕而使用的最后一招。

野望破灭
●大政奉还的政治意图

　　虽然获得了天皇敕准兵库开港的巨大胜利，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幕府不利。罗休的支持者外相刘易斯在家茂去世的时候，提出了辞呈，穆斯蒂(Marguis de Moustiers)变成了法国新外相。就在庆喜同四国公使会面后，新外相向罗休发出了责问式训令，让他不要再这么明显地支持幕府，并且赞许一边和幕府保持关系一边和各大名也有接触的帕克斯的政治策略，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一接到这个训令，罗休就对外相的看法表示了激烈地反对，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进行了辩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6月中旬。被庆喜所依靠的罗休，可能会被新外相免职一事，变得十分棘手。

　　另外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合约成立后那么借款是否能够到位。背负着这个使命的就是外国奉行栗本鲲（安芸守），他在庆应三年6月为此事被派遣到法国。他以北海道当地特产的开发权为借款担保，展开了很多活动，但是始终没有成果。最后到了庆应三年10月左右，幕府只收到了大约30万美金的武器·军需品。

　　另外，在兵库开港天皇敕准一事上，庆喜击垮了萨摩藩的非武力倒幕策划。因此，萨摩藩开始加强和长州藩在军事上的合作，打算“举兵讨幕”。就这样，当幕府和萨长之间的军事冲突迫在眉睫之际，前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在10月3日，通过家臣后藤象二郎提出了大政奉还的建议。在这之前，幕府就知道了土佐藩会提出大政奉还，因此在内部也进行了深思熟虑，所以土佐藩的建议一提出，庆喜马上就接受了，10月14日，就向朝廷提出了大政奉还的上表。

　　一般看来，庆喜的大政奉还是接受了土佐藩公议政体论的结果，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在大政奉还的第二天，庆喜参加的朝议上，萨摩·土佐藩想要朝廷马上承认大政奉还，对此幕府打算通过武力来帮助佐幕派的公家。但是因为害怕引起动乱，而且公家们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朝议结果为马上承认大政奉还。这天庆喜的参内时间是中午，退席是第二天早上2点，由此可以推测出这次朝议上引起了多大的波动。庆喜期盼的不是马上的大政奉还的承认，而是大政的委任。通过大政委任，在自己的影响下，召集诸侯会议，将新的政治形态合法化。

　　庆喜寄予大政奉还的政治意图，可以从他想实现上表中所写的为了“朝权只归于一处”而实行大政奉还的语句中看出。在大政奉还的四个月前，也就是6月下旬，老中板仓胜静和若年寄永井尚志协商后，为了防止政令“由朝廷·幕府两方面发出”，而计划由将军兼任摄政的“妙案”，并且开始尝试行动。这是因为朝议总是因为反幕诸蕃的阻挠，而进入无休止的争论，所以希望通过兼任主宰朝议的摄政一位，使得政令“朝权只归于一处”。在大政奉还的上表中强调“朝权只归于一处”的必要性，也就是来自上面这个构想。

　　大政奉还后在11月下旬，作为庆喜智囊团之一的西周助（周）起草的“议题腹稿”，被认为这个构思的发展。这个腹稿是为了决定大政奉还以后的政治体制而召开的诸侯会议的第一议案，也可以看作是决定新政治体制的宪法案。

　　其中分成了三个大纲“政府之权”“朝廷之权”“大名之权”。“政府之权”也就是行政权力。德川家的当家，被称为“大君”，是政府的首脑，任命官僚，行使全国的行政权。而各个藩内的政治只要不和“议政院”中决议的法律所抵触，那么都是交给各藩自行处理。对此，“大名之权”是立法权。作为立法机关的“议政院”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由大名组成，下院由各藩派遣一个藩士组成。“议政院”的权限是：法律·预算的议定，外交·和战等重大事件的协商。“议政院”的权限看似作为“大名之权“充分制约了“政府之权”，但是它的实际操作却是极为困难的。“大君”作为上议的议长，在两议会中无法决定的时候，拥有裁决权，同时拥有下议的解散权。作为政府首长的“大君”同时又是立法机关的首长，因此十分引人注意。由此可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平衡重心，很明显地倾向了行政权。

　　同“大君”拥有强大的权力相比，“朝廷之权”基本上就是空名。天皇只负责给“议政院”决议的法律上盖章，但是无权否定。守备朝廷的军队是由“大君”直属领地和各个大名领地按照石高多少拨出的，士官以上是由政府派遣，其他携带武器的人都禁止进入山城国。这是为了封杀天皇的政治权利。天皇仅仅只是山城一国的领主，被以“大君”为首的政府通过军事手段监视，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另外，“议题腹稿”中令人注意的一点是，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各个大名的同时，希望等到形势安定后，由政府同意管辖。如果这样的话，大名一旦丧失军事权，就会变成单纯的宫廷贵族。那么兼任上议院议长的政府首长“大君”，就会更进一步地把握住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像这样的权利者，即使不能正式地称为皇帝，也可以说是像罗马元首制中出现的“事实上的皇帝”。庆喜所寄予大政奉还的期望，或许就是创立这样的元首制。

　　由上面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大政奉还，是庆喜为了避开同讨幕势力的激烈冲突，切实地实行“德川绝对主义”的巧妙战略。

●与王政复古的对决

　　因此作为讨幕势力一方，就必须让庆喜的这个战略破产。所以在幕府做好所有准备之前，讨幕势力必须先要确定军事上的成功。三千萨摩军在11月下旬进入京都，长州军也在11月末进驻摄津西宫，就近窥视着京坂。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实行了12月9日的政变。

　　西乡吉之助指挥的五藩（萨摩·土佐·芸州·尾张·越前）军队在宫门前森严警备，在少年天皇出席的同时，下达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也就是进行了宣言，内容为实行王政复古，废弃摄关·幕府等，设置总裁·议定·参与三个新的职位。当天晚上召开了小御所会议。山内丰信极力主张让庆喜参加会议，并且十分激烈地批判政变。岩仓具视马上展开了反驳，强调说如果庆喜真的有反悔之意，应该首先辞官（辞去内大臣）纳地（向朝廷进奉领地中的200万石）。负责推进举兵讨幕路线的大久保一藏，也同意岩仓的意见，发表了十分强硬的意见，认为应该命令庆喜辞官·纳地，如果拒绝就出兵讨伐。会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最后决定要求庆喜辞官·纳地。这次会议是岩仓·大久保的胜利。

　　庆喜在知道了二条城里发生政变的消息后，一时十分愤怒，差点就打算出兵了，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后，察觉到在京都对自己有许多不利因素，因此马上决定去大坂。12日傍晚，出二条城，第二天下午进入大坂城。

　　进入大坂城的第二天即14日，板仓老中向其他老中发出了“御沙汰”（庆喜的命令），说这是德川家安危的关键时候了，马上将军队·军舰等所有东西通过海路送到大坂。庆喜把旧幕府的陆海兵力全部集中到大坂，迅速做好决战准备。

　　另外这一天，庆喜在大坂城召见了英国公使帕克斯、法国公使罗休，就政变一事，发出了强烈声明“向天皇提出强烈抗议，向天皇进言不要承认京都的新政府”。然后在16日，正式会见了各国公使，强调了这次政变的非合法性，以及表明了在外交上旧幕府才是正统政府，并宣读了声明书。

　　当时还有庆喜自己主动写给在大坂官吏们的文书，在文书后还添加了对朝廷提出抗议的奏闻书。主要说：大政奉还的决定，是由于对各个大名的行动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因此希望取消大政奉还，坚决要“铢伐”鼓吹王政复古的“恶党”。其愤慨激昂之情，充分体现出了庆喜在12月9日得知政变时的感情。

　　将“铢伐” “恶党”决心具体化的行动就是“举正退奸的上表”。强烈抗议实行王政复古，要求铲除天皇身边的奸佞。大目付户川安爱带着这封上表，12月18日彻夜上京，打算交给新政府的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事先得知的岩仓最后将这个上表扣押了下来，可以说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危险。

　　另一方面，萨摩藩召集浪士做士兵，挑起了对旧幕府的战争。这些骚动一天天激烈起来，不只是关东各地，以萨摩藩府邸为根据地的江户的治安也开始发生混乱。对于萨摩藩挑起战争的行为，板仓等在大坂的老中以12月24日的日期，给江户的老中发去了书信，传达了庆喜开战的决心。也就是：在明白浪士暴动的根据地是江户萨摩藩府邸时，命令攻击该府邸。同时奏闻（向天皇奏请）手续完成后，马上开始讨伐，东西呼应攻打“萨贼”的话，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于是开战的时间决定于鸟羽伏见战争发生的10天前。但是这封传达了庆喜开战决定的书信还没有到达江户的时候，小栗等人所提出火攻萨摩藩府邸，就在25日凌晨开始了。

　　这期间，有关辞官·纳地问题，新政府内部的讨幕派和公议政体派之间进行了很大的争论。12月24日，做出了决定，关于辞官则称庆喜为前内大臣，纳地则在调查德川家领地后用天下公论的形式确定政物费。这个决定通过公议政体派的德川庆胜·松平庆永传达给了庆喜。对于这个决定，庆喜在26日提交了请书，写道：关于辞官没有问题，但是纳地的话，如果不是按照石高多少来从全国筹集政务费的话，就无法安抚臣下，所以无法轻易接受。事实上也就是代表了拒绝的意思。京都·大坂之间关于纳地问题，这时候就等于是协商完全破裂了。而且正好这天，火烧江户萨摩藩府邸的消息传到了大坂。大阪城里完全充溢着兴奋。当天晚上，庆喜把老中以下的官吏都聚集到城中，用擅长的口才抨击了萨摩藩的恶行，并决定进攻京都。

●重夺权利之梦的破灭

　　过年后明治元年（1868年）元旦，庆喜起草了“讨萨表”。其中将12月9日政变以来发生的事态都归结是萨摩藩“奸臣”所引起的，要求交出“奸臣”，如果不同意就诛杀。庆喜全面否定了讨幕派阴谋创建的京都政权，为了恢复到12月9日以前的状态，开启大政奉还所真正企盼的新政局，要决定攻占京都。

　　庆喜一声令下，正月2日，1万5千人的军队向京都出发。3日傍晚，突破了鸟羽伏见的关口，正打算进入京都的德川军和守护当地的萨摩长州军开始交火。萨长军队在人数上只有德川军的1/3不到，但是通过把具有优势的炮火集中在狭长地区，击破了德川军，在三天里就分出了胜败。6日深夜，庆喜慌慌张张地从大坂城里逃了出来，8日坐着开阳丸从大坂湾启航，途中不停遭受风浪侵袭，11日晚上，到达了品川冲。

　　庆喜的东归并不是像一般评论所说的顺服。在庆喜进入江户城的12日，向诸藩传达了今后根据形势，会马上去大坂的意向。江户城内开始了连日连夜的争议讨论。其中抗战论占优势，尤其是勘定奉行兼陆军奉行并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岛圭介·军舰头榎本武扬、发表了强硬派的发言。15日小栗突然被庆喜罢免。他激进的性格和非妥协性的战争主张，让庆喜很生气。同时也可以看出庆喜的心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但是小栗被罢免，并不能马上说明庆喜打算顺从。17日庆喜给庆永的书信中提出了抗议并且说到当收到追讨令的时候“十分的惊讶”。同时，在19日、26日、27日同法国公使罗休进行了三次会面。在会见中，庆喜表明了大政奉还以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表明了自己只是想保卫德川家的领地，同时想把纪州藩主德川茂承立为继承者，自己隐居，成为茂承后盾。罗休当时向庆喜提出，陆地上在骏河设置防线，海上在坚守江户湾入口的抗战方针。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德川领地实际上就是指东日本。

　　这么会谈的结果，罗休和庆喜达成协议，以保持在东日本领地的和庆喜名义上的隐居为条件，罗休和其他各国公使一起，向天皇政府展开调解工作。到了这个地步的庆喜，可以说已经不再想攻占京都大坂的事情了，只是想通过名义上的隐居，采取不得不退让的态度，但是同时他也是想通过罗休的调解工作，从天皇政府那里尽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的和平。

　　罗休停留江户期间，在23日，德川政府的机构组织形式进行了改变，以前的老中·若年寄作为国内御用，退到了幕后，旗本出生的人被任命为总裁或副总裁。这意味着全国政权职位制度变成了地方政权职位制度。其中伴随着这个改变带来的人事变动尤其引人注意。“鸽派”的胜海舟·大久保一翁被分别任命为陆军总裁·会计总裁。这个也应该是与庆喜·罗休会面时表现出的变化有关。

　　但是，庆喜所期盼的罗休的调解失败了，军事上朝着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2月5日，庆喜写给庆永的叹愿书中，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顺从的意思。接着12日，庆喜自己离开了江户城，隐居在上野宽永寺内的大慈院。在前一天，他召见了正副总裁，传达了要隐居的意思，告诫家臣不要盲目冲动。

　　当时，新政府里面，西乡·大久保等人，虽然豪言壮语要完全灭了庆喜，但是这应该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实际上他们提出的是要庆喜无条件投降。3月6日，在骏府的大总督府举行了军议，决定的也是这个事情。3月9日，山冈铁太郎作为胜海舟的使者，在骏府和大总督府参谋西乡进行了会面。当时，西乡向山冈提到的是，替庆喜掌管备前（冈山）藩，要求交出江户城和所有的军舰·武器，提出了以这些要求为中心的无条件投降。对此，山冈传达了庆喜反对委托别人掌管备前藩，另外希望不要攻入江户，同时对于交出军舰·武器也抱有异议。

　　另一方面，胜海舟为了获得宽大的投降条件，开始给帕克斯做工作。因为只有帕克斯才是能给天皇政府施加最大压力的人。最后3月13日，东海道先锋总督府参谋木犁精一郎，奉西乡的命令，在横滨同帕克斯进行了会面。帕克斯强烈要求说，国际舆论也要求宽大处分已经表示顺从的庆喜。

　　在这样的背景下，胜海舟和西乡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席上，胜海舟以“诸有司”的名义提出了叹愿书（请求书）。其主要内容是：庆喜隐居在水户。在出让江户城手续完成后，由田安家掌管，军舰·兵器由德川家收集齐，然后等待宽大处分，一部分留在德川，其余的都交给政府。这意味着大幅改动了西乡给山冈所指示的无条件投降。

　　西乡答应将这封叹愿书交给大总督有栖川宫。并且他给其军队暂时下达了停止明天进攻江户城的指示，然后赶往了骏府。向大总督报告后，又马上去京都。西乡到达京都是20日的傍晚。然后马上召开朝议，决定了德川处分，其中大部分采用了胜海舟叹愿书的内容。然后，西乡在21日从京都出发，25日到达骏府，将朝议的结果报告给大总督，然后又去了江户。

　　在西乡去江户途中，4月1日在横滨和帕克斯进行了会面，传达了对庆喜宽大处分决定的报告，得到了帕克斯的理解。4月4日，桥本实梁·柳原前光两敕使陪同下一起进入了江户城，把朝议上决定的德川处分作为朝旨传达给了田安庆赖。除了将江户城掌管从田安改为尾张藩之外，基本上和胜海舟的叹愿书没有什么改变。关于庆喜的处分，看在德川家治国功绩以及尽心辅佐天皇，宽大处理，免除一等死罪，望在水户好好隐居。

　　根据这个朝旨，4月11日，进行了出让江户城的仪式。这天天还没有亮，庆喜就离开了大慈院，前往水户。庆喜因为连日积累的阴郁，面容消瘦，胡子拉碴，黑木棉的羽织上穿着小仓挎。看到他这么令人心痛的样子，大家都哽咽抽泣，几乎没有人能正眼抬头看他。庆喜仅在32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其政治生涯。

●余生

　　后来，庆喜渡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余生。他在水户弘道馆的一个房间里过着幽禁的生活，三个月后在7月，转移到了转封给德川家的骏府（静冈）。这或许是担心戊辰战争波及到水户。就这样在静冈居住了大约30年，明治30年（1897）11月，回到了东京。这期间，明治13年（1880）5月恢复了正二位，明治21年（1888）6月晋升为从一位。然后明治35年（1902）6月被封为公爵，成为贵族院议员。41年（1908）4月，被授予勋一等，43年（1910）12月隐居，把家督让给七男庆久。就这样，专心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中，作为“隐士”度过了明治时代。大正二年（1913）11月22日，77岁时寿终正寝。

原文地址：
http://www.ribenshi.com/forum/thread-11435-1-1.html

返 回

水中花

德川虽然失去了权力，但是待遇尤在，晚年远离政治，倒也落得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