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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可以称为“独特的国际秩序”的“大君外交体制”,在概念的使用上与“锁国”是矛盾的。从日本同邻国关系的史实中,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所谓“大君外交体制”并没有存在过。倒是日本自1549 年脱离“华夷”秩序之后,又想重新加入到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来。“大君外交体制”的构想是否存在与“大君外交体制”是否存在完全是两码事。 nqp:nw
关键词: 德川幕府、“大君”、“华夷”、外交体制 os :/ -A_m
中图分类号: D831. 3 g Kp5*
文献标识码: A 8Ce|Q8<8]
文章编号: 1003 - 7411 - (2003) 05 - 0078 - (04) M x -? &
最早提出“大君外交体制”的是日本东洋学者中村荣孝。他认为: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围绕着征夷大将军———日本国大君,在同亚洲、欧洲各国的关系上,秩序已经确立。”①所以,就把德川幕府所形成的外交秩序称作“日本国大君外交体制”或“大君外交体制”。这种理论又为藤村道生等日本史学家所继承和阐发:“大君外交体制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种日本独特的国际秩序,因当时把外交代表人物———将军称作‘大君’而得名。”②然而,这一理论是否成立,在日本史学界和我国史学界似乎并未引起注意与争议。本文立足于史实,从理论和历史实际着手,对所谓“大君外交体制”进行些许辨析。 G<F+/Oi&DX
首先,从概念的使用上看:藤村说:“建立大君外交体制的德川幕府, 其对外政策通常被称为‘锁国’。”③在日本历史上,“锁国”一词广泛流行,基本上是进入19 世纪以后,针对幕府的外交政策而被使用的,其来源于德意志旅行家凯普费尔④。1690 年凯普费尔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参加荷兰贸易代表团来到日本,在日本居住了两年。他比此前到过日本的欧洲人看到了更多的日本风情,搜集了更多的资料,回国后撰写了《日本志》一书。在此书后附有一篇题目为“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讨论”的论文。后经长崎得兰学家志筑忠雄译成日文,名为《锁国论》“, 锁国”一词即源于此。所谓锁国,当然不是指把整个国家完全封闭起来,不论日本和中国都是如此。如日本锁国时代有长崎对外窗口,中国清朝亦有广东的对外贸易。锁国只不过是相对于开放而言,何况根本就无可锁住之国。但是,锁国同国际秩序是不相容的,不仅理论上如是,事实上亦是如此。中国是被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锁国的大门,从而被强行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条约体系———新的国际秩序之中;日本则是以1854 年以来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紧随中国之后而加入到这个国际秩序之中的。所以说这个独特的“大君外交体制”,在概念上说,其锁国与国际秩序是相矛盾的。再以“大君”而论:据藤村所引中村荣孝《日本与朝鲜》一书所载,幕府对外规定将军为大君是1635年。原因是1607 年对马藩伪造国书,称德川家康为“日本国王”,1635 年暴露。于是同年幕府规定将军在外交上称“大君”,此后直到幕末对外一直称将军为“大君”,期间只有新井白石有一次改称“日本国王”,大君一词渊源于此。⑤一个名词的产生和一种体制的建立,尤其是能够称为“独特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更不可以等同起来。一种外交体制的建立,离不开当时的国际环境,更离不开该国在国际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日本在东亚所处的地位来看,日本是否具备建立这种外交体制的条件呢? 进而言之,当时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样的“独特国际秩序”呢?17 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以明清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一般认为这种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所谓“华夷”国际秩序,自汉唐时期即已开始。这种“华夷”秩序的存在,是以亚洲各国分别向中国王朝“称臣纳贡”为基础而维系的。但由于明后期的衰落和西风东渐“, 华夷”秩序开始露出破绽。“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急剧发展起来的日本银生产,把在亚洲刚刚显露头角的葡萄牙和天主教的势力,招引到没有其他任何贵重物产的这个小小列岛上来,与此同时,中国的明朝正走向衰落,这就使以前所形成的以对明朝纳贡贸易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交往秩序,遭到解体,开辟了私人贸易的时代。”⑥尽管如此,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华夷”国际秩序并没有立即崩溃。清王朝的建立,继续了“华夷”国际秩序的理念。乾隆时期,北起外兴安岭、恰克图、巴尔喀什湖一线,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跨喜马拉雅山、缅甸、暹罗、老挝、安南,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华夷”国际秩序。对于这时的“华夷”国际秩序,我们可以看作是清初时的回光反照,因为乾隆时期对周边各国的贡期规定,很少有人遵守。尤其是欧洲商贾的侵入,给“华夷”秩序的基础———朝贡制度打开缺口。随之,中国王朝外交体制的“华夷”理念也受到挑战。英国人胡夏米1832年3 月与德国传教士郭士力驾船自广东北驶,6 月到达吴淞口,“要求递禀上宪,准其贸易。苏松太道吴其泰批复:‘查该夷船,无在上海贸易之例,未便违例据情上转’,并将原禀退还。胡夏米认为这是对他的‘凌辱’,上书抗议,说:‘大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⑦吴其泰与胡夏米进行了书面交涉,最后虽然以“该商”替代了“该夷”,但仍不准其到上海贸易。这说明中国王朝仍未放弃传统的“华夷”外交体制。只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华夷”外交体制才被釜底抽薪,开始彻底崩溃。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并未具备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虽然日本在17 世纪初,已经不仅是同中国、琉球等国有贸易关系,与远在东南亚吕宋、暹逻、安南、乃至印度,甚至墨西哥、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都有贸易关系,但这充其量也不过是说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网,在外交上根本不存在大君外交体制,更何况这些国家的贸易基本上被日本限制在长崎一地。我们说德川幕府时期东亚存在着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不认为同时还有日本“大君外交体制”这样一种“独特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并非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而是基于当时的历史事实。我们再回到“锁国”与国际秩序的话题上。中国的清朝与日本的德川幕府同样都实行了锁国政策,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锁国就与“华夷”秩序不相矛盾呢? 简而言之,中国的锁国是在建立起华夷秩序之后,甚或是这个外交体制已经露出了破绽之后,并且,这个锁国的范围又是在华夷秩序之外,针对欧洲国家体系而进行的。日本则不同,按藤村的说法,大君外交体制的建立,也正是日本锁国的开始。考察一个国家的外交体制,离不开其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日本在东亚主要的邻国有3 :朝鲜、琉球与中国。先从日本同朝鲜的关系来看, 自从丰臣秀吉1592 、1597 年两次侵略朝鲜失败以后,日本同朝鲜就断绝了外交关系。1603 年,德川幕府在江户成立,首任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没有继续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外交政策。早在德川家康未任征夷大将军前的1599 年,就曾向对马藩藩主宗义智传达了同朝鲜恢复和平的意向。在1600 年取得关原之战胜利后,德川家康又指令宗义智为恢复日朝两国间的和平采取具体措施。为了表示友好诚意,自1601 年至1604 年,通过对马藩主,日本向朝鲜送还了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中强掳到日本的1 702 名朝鲜人。⑧被送回的朝鲜人中,有很多原本在朝廷中具有发言权的人物,如姜沆、姜士俊、金光等饱学儒士。他们回国后向朝廷说明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不同,德川家康有恢复邻交的意向。这样, 朝鲜政府于1604 年8 月,派遣僧人松雪大师惟政和孙文U为使节赴日,探听日本方面的真伪。朝鲜方面当时把赴日使节称为“探贼使”, ⑨这足见朝鲜对日本的不信任态度和对日本的定位。1606 年,朝鲜政府主管外交与教育的礼曹参议成以文致书对马藩主宗义智,提出恢复邻交的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经由德川家康送递国书;二是日本方面逮捕送交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毁坏朝鲜王陵的罪犯。对马藩因经济上的利益,急于同朝鲜进行经贸往来,于是该藩家老柳川调信便伪造国书,称德川家康为日本国王,并将藩内囚犯作为毁坏朝鲜王陵的罪犯送至朝鲜。朝鲜政府基于日本的态度,于1607 年开始向日本派遣使节,这些使节的使命多为祝贺德川家的新将军就任。而当时使节的名称没有沿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前的“通信使”,而是称为“回答使”,意即回答日本方面的要求。从“探贼史”和“回答使”名称的使用,均可知朝鲜对日本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1609 年,对马藩与朝鲜订立了《己酉条约》,约定每年派出20 只载朝贡物品的“岁遣船”去朝鲜贸易,朝鲜允许日本在釜山存放货物和设置倭馆。实际是等于对马藩主成了朝鲜的“外臣”。这还是因为1607 年对马藩伪造了国书,“朝鲜政府也考虑到需要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日本海盗侵犯事件,并从对日贸易中得到必需的物品”,才“允许他们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使臣的来往和岁遣船的派遣。”⑩日朝之间有了通信贸易关系,而且,日本的国书由对马藩代任国使送往朝鲜,朝鲜实际上是拿日本当属国,而朝鲜臣服的则是明、清朝的中华帝国。直到甲午战前都是如此。江华岛日朝条约就是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承认同日本的关系是对等的,但这已经是明治 qVHXZdGL
维新以后的事,所谓“大君”早已不复存在了。再从日本同琉球的关系看: 琉球早在中山、山南、山北三足鼎立之时,就分别向中华帝国朝贡,这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均有记载。到15 世纪,中山王尚巴志统一琉球后,仍继续向中国明朝朝贡。作为中国王朝的藩属国,琉球一直是把中国视为上国,朝贡次数在各对中国朝贡的国家中是最多的,直到南明政权时,琉球还派使臣去朝贡。这期间,只是由于1474 年琉球的贡使至福建时“杀怀安民夫妇二人,焚屋劫财,捕获不至”。明礼官因此事“请定令二年一贡”,结果“帝从之,赐敕戒王”。[11]清朝顺治年间,琉球即开始向清朝朝贡,此后持续不断。而对日本,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前,同日本还有来往,但琉球并未把日本当作上国。自从丰臣秀吉为侵略朝鲜去琉球征收军粮,琉球加以拒绝后,就基本没有往来了。到德川幕府建立,日本也曾想通过琉球恢复同明朝关系,包括对琉球使用武力,但琉球在明治维新以前,根本就没臣服过日本。而且,琉球同日本的外交往来,基本上是通过萨摩藩进行的。尽管在萨摩藩的强迫下“, 每当日本的新任将军继任职务和琉球王袭封时,琉球即分别派遣庆贺使前来日本谒见将军,并成为惯例,”造成琉球在中国王朝和日本萨摩藩之间的两属局面。但是“, 萨摩藩在琉球一直禁止使用日语、日本发型和日本服装,禁止琉球人取日本姓名,禁止非官吏在那里居住。当外国人航行来到琉球时,日本人必须全部躲藏起来。”[12] "7]YvZYu0
上述事实说明: ( M > C
一是日本在对待琉球问题上,还没有具备向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直接挑战的计划和实力;二是日本同琉球的外交往来,如同和朝鲜一样,是通过与邻国接近的藩国进行的。而所谓“大君”在这些交往中,并没有多大意义,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 a\K__NCrX
另外,琉球在外交上对于中国清朝的依附,不仅限于朝贡关系。琉球各王的即位,基本都经过清王朝的册封。遇有与外国交涉事务,也是由清王朝出面的。1851 年,咸丰皇帝令军机大臣处理英国人久居琉球不去一事说:“琉球恪守藩封,前以英人伯德令住居伊国,频来呼吁,当经敕令徐广缙晓谕文安委婉开导,令其撤回。”[13]可见,这时的琉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王朝的“华夷”秩序。当1872 年明治政府强行废除琉球王设琉球藩,“列尚泰于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居之。尚泰称病拒赴东京,同时保持向中国两年一贡的贡属关系。”[14]此后,琉球王尚泰还曾暗中使令国舅向德宏到中国,请求中国帮助琉球复国,即摆脱日本的控制。直到1879 年,日本将琉球作为废藩置县中的一个县,造成事实上的占有。但是,清政府并未放弃同琉球的藩属关系,还在不断同日本交涉,包括日本提出的“分岛改约”,李鸿章的“三分法”,只是因甲午战争,清朝顾及不上琉球问题,日本才真正占领了琉球。如果再从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看:那就非但没有什么“大君外交体制”,而且是日本欲重新加入到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来。1549 年以后,日本终止了向明朝的朝贡,脱离了“华夷”秩序,此后至1871 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中日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德川幕府成立之后,为了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从中国获取利益,急欲恢复中断了的“朝贡贸易”。1610 年时,“福建商人周性如航行来到肥前国(今长崎) 的南岛。已经同朝鲜复交的德川家康便抓住周性如来航的机会,希望同明朝复交。他不仅允许周性如前来谒见,给予进行贸易的朱印状,而且托他将信函带交福建总督,向明朝皇帝表达复交的希望,信函是命林罗山起草的。”[15] :Dh\
这是日本方面的记述。而已故中国学者杨正光在其《中日关系简史》中对此事也有记述:“1610 年有两艘中国商船偶尔到了日本,江户政权得悉后大加优待,下令任其在日本港口停泊贸易,所到之处均应加以保护不得阻碍。并由长崎奉行出面致书福建总督,托其中一艘船将书信带回中国,表示欢迎中国船舶来航,明年拟派日本使船一艘到中国要求照例颁发给勘合。”[16] xJ-(]cO'
尽管两者记述的语气大不相同,但是基本史实并无多大出入,都能说明一点:德川幕府要求“继前世之绝,兴当年之废,修遣使之交,求勘合之符”所做出的姿态和努力———即要求恢复勘合贸易(朝贡贸易) ,重新加入到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来。林罗山是当时日本有数的几个了解国际形势的大学者,他在这封信的前部分吹嘘日本“其教化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酉帅,无不分别上书输贡。”[17]有日本学者认为这是林罗山在说明日本已经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国际秩序。藤村道生甚至说“大概倒正是博学的林罗山,唯其熟知勘合贸易的前提是对中华帝国的宗属关系,才认为更有必要宣告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吧。”并说“林罗山在为求得勘合贸易而想打进对中华帝国的宗属关系时,想必也是明知矛盾,却不能不首先强调这种现实。”[18]这样是说不通的,至少无法令人信服。首先,林罗山强调的不是现实,因为当时他所说的“无不上书输贡”的各国并没有向日本称臣纳贡。这些国家倒是处在“华夷秩序”之中而向中国朝贡的。所以藤村道生也认为林罗山“夸大其词”。其次,林罗山在信中先吹嘘日本,后以谦卑的口气要求勘合是为了达到进行贸易的目的。因此,它的信看似前后矛盾,实则并不矛盾。日本自隋朝开始,其统治者,包括日本社会上层、知名学者,就有那么一种使日本同中国相齐的思想意识。如致隋国书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等国书之争(至丰臣秀吉时,不仅是相齐,更想统治中国) 。学者中更是如此,像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都竭力提高日本的历史地位,不时地体现出日本的皇国史观。林罗山也是如此,他的信就是既想抬高日本的地位与中国王朝相齐,又想从中国获得经济贸易利益的表现。 qI]P M9
综上所述,不论从概念的使用上,还是从当时日本与邻国的关系上,都不能说在德川幕府时期存在过什么“大君外交体制”这样一个“特殊的国际秩序”。诚然,在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是否有过建立一个这样的外交体制的构想,还可以继续探讨和研究。但是,一个构想的存在和一种体制、一个国际秩序的存在完全是两码事,是不容混同的。 ] +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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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⑿⒂⒄ 信夫清三郎1 日本政治史. 第1 卷. 中译[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46 ,13 - 14 ,10 ,10. \n&l
②③⑤⒅信夫清三郎1 日本外交史. 上册. 中译本[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7 - 18 ,18 ,21 ,23 - 24. (f-Mm0%[
④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607. 34D7qR
⑥高桥幸八郎等1 日本近现代史纲要. 中译本[M] .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47. P"Scs$NOU?
⑦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M]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22 - 23. B-R& v8F
⑧⑨ [日]林屋辰三郎等1 历史中的日本与朝鲜[M] . 讲谈社,1981.186 - 187 ,187. m L#%H(
⑩ [朝]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 朝鲜通史. 上卷. 第3 分册. 中译本[M]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 811. rXIFCt8J
⑾张廷玉等1 明史. 第27 册[M] .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 65. Gp l
⒁ 赵尔巽等1 清史稿(第48) [ Z] .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 623. =7 e|e6
⒀张声振1 中日关系史(卷1) [M]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368. >V01 %fLd
⒃ 杨正光1 中日关系简史[M]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179. `rwzC w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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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Ezx'h3Q
作者: 陈景彦 < % <Eg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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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9 20:3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