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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3 02: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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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陵军事事件的悲剧性
李陵军事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幕典型的悲剧。一位天才的将领和他所率领的五千名忠勇的战士,在不可抗拒的环境力量的打击下,陷入了悲惨的结局。那么,这幕悲剧的主要矛盾冲突是什么呢?表面看来,似乎当然是李陵部队同匈奴“亿万之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P271)的矛盾冲突,其实不然。因为,从属于强大的汉朝军队的李陵所部并不一定要孤军奋战绝域。它是汉军的一部分,它的安危存亡理应受到汉军最高统帅的关注,得到兄弟部队关照。得不到这种关注和关照,原因决不在匈奴一边。其次,即使从战斗的发展过程来说,在匈奴先是三万多王牌军,后是又增加八万多“左右地”军队的全力围攻下,李陵部队并没有被他们围歼,反而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一次次把他们打垮、击溃,拖着他们一步步向自己国家的大门口撤退。致使匈奴无计可施,军心动摇,准备撤兵。可见,李陵部队和匈奴军队的矛盾冲突,既不必然这样发生,即使这样发生之后,也并没有造成李陵部队必然覆灭的结局。所以这一悲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只能从李陵部队所属的汉王朝内部来找。
从根本上说,李陵精兵报国的理想追求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李陵“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与汉武帝“任人唯亲”军事路线的冲突是酿成李陵军事悲剧的根源。
1、李陵精兵报国的军事追求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的矛盾
作为一代名将,李陵的抱负是以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报效大汉帝国,而兵精将能无疑是他的军事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继承祖父李广的遗风,精习骑射,仁爱士卒,深得武帝爱重、信任,引为近臣。他对武帝也非常忠诚和崇敬。以后献身军旅,戎马边庭,曾深入匈奴,刺探军情,教射酒泉,苦练精兵。但是武帝对他的爱重和信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他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而李陵对武帝的忠诚和崇敬却是出于把他看成国家和民族的象征这种朴素的感情。基于这一点,他本能地认为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应该属于武帝。所以当他看到武帝选将非人时,就委婉地表示了异议,而这就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发生了矛盾,武帝对他的态度也就由爱重、信任一变而为恼恨、猜疑。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汉军最高统帅的他,才会做出一系列导致李陵部队走上不归之路的错误行为。
首先,是他对李陵部队定下的“毋骑予女”的基调。这一点,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却绝对不容忽视。骑兵在过去漫长历史年代战争中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著名军事论著中所说:“这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分,非常机警、敏捷和主动。”(《军队》)[3](P10)“无论步兵在会战中起多大作用,骑兵仍然是,将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兵种。现在和过去一样,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期望作战胜利。”(《骑兵》)[3](P326)作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大汉帝国“以骑代车”战术革命的汉军最高统帅,汉武帝对此是不会不了解的。但是他却给李陵部队定下了“毋骑予女”的基调(从他后来给路博德的诏书来看,“毋骑”是假,实际上不想给是真)。而且无论任务怎样更改、部署怎样变动任务由“到兰干山分单于兵”改为“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部署由“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改为不派任何人接应),这一基调却始终没有改变。说穿了,这样的部署等于是放弃了这支部队。
其次,他居然会出于一点毫无根据的猜测,忘记了(或者是故意不顾)当时最起码的军事常识,派行动迟缓、辎重很多的五千步卒,在毫无应援的情况下深入举国骑马引弓的强敌匈奴的腹地,“垂饵虎口”,去执行侦察任务。他在给李陵的诏书中只讲到见不到敌人就如何如何,至于如果见到敌人、甚至遇到敌人的主力乃至倾国之兵该怎么办,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误。
第三,是他给朝臣和诸将的不良暗示。从李陵部队与匈奴主力遭遇到李陵部队在塞外一百多里处被聚歼,匈奴在单于的指挥下,全国一盘棋,在极短的时间内“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司马迁《报任少卿书》)[2](P271),集中全部力量来围攻李陵部队,而汉武帝统率下的大汉帝国军队,却麻木不仁,徘徊观望,从始至终竟无一兵一卒增援李陵部队。李陵部队在万分不利的情况下,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大量杀伤敌人,并把他们一步一步拖向自己国家的大门口,为汉军聚歼匈奴军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建立了辉煌的战绩。可以说,这支小小的部队,已经为大汉帝国的军事利益做了自己所能够做到的一切。但是直到最后,汉军却毫无反应!眼睁睁地看着或听着战机的丧失、部队的覆灭。何至于此呢?关键在于汉武帝。他不仅从部署上将李陵部队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从态度上给了诸位将领“李陵失宠”的暗示,使“谄谀取容”[4]成风的官场诸将敢于对李陵部队的生死存亡麻木不仁,而不用担心受到什么追究和责难。
很明显,作为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环境力量的代表,汉武帝的态度是造成李陵军事悲剧的根源所在,其他诸如“老将生奸诈”、汉军观望、管敢出卖军机等都不过是这个根源上的支流。它们有机交织,共同构成了这幕悲剧内在的决定性的环境力量,导致了李陵军事悲剧的必然发生,并且不可逆转地一直延续到最后。可以说,这幕悲剧矛盾冲突的内容是汉王朝内部的,只不过它采取了汉匈军队外部冲突的形式罢了。
2、李陵“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与汉武帝“任人唯亲”军事路线的冲突
汉武帝与李陵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具体地说,又是两种军事思想的矛盾冲突。
国家之间的战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我国古代军事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讲究效率,节约人力、财力和时间是用兵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正如《孙子兵法·作战篇》所说:“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5](P22-23)战争的目的是追求胜利,而不是长久用兵:“故兵贵胜不贵久。”[5](P33)而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战胜本身,也不是战胜次数的多和战胜得彻底,而是不战而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P35)“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攻也。”[5](P40)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选将用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谋攻篇》)[5](P46-47)作为一代名将的李陵,是深谙此道的。他的追求和努力,他在对匈奴作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才能,无不在印证和诠释着这些军事学原理。而他的“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尤其具有进步意义,是军事效率和军事原则的典型体现。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军队,不仅标志着自身在作战意志、战略战术、军事技术等方面大大高于对手,而且标志着其身后的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和发达。这是让对手口服心服的根本条件。而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帅的汉武帝,则出于“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6](P227),“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6](P228)的极权帝王意识,不顾国计民生,穷兵黩武,劳师袭远,几十年用兵不止。在用人上,更是一贯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多选用得宠外戚担任主将。如果说他前期任用外戚还能够注重点军事才能,所用卫青、霍去病之属还堪称将才的话,他后期拜将则全凭宠信程度了。正因为如此,尽管李广利才能平庸,但武帝还是屡屡任他为主将,常常是有过不罚、微功厚封,还不许别人稍有微词(这种宠信直到征和三年李广利率七万大军投降匈奴方终止,真可谓不惜血本)。毫无疑问,这是一条既违背军事规律,又违背历史规律的路线。由于这条军事路线在国力强盛的大汉帝国占居统治地位,与至高无上的君权相表里,与之对立的李陵的军事追求尽管代表了大汉帝国军事发展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最终仍然“不可能实现”。
3、李陵的军事悲剧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陵精兵报国的军事追求和“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李陵为了实现这一军事追求和军事思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李陵这样做,又是从忠于汉武帝、忠于大汉帝国和汉民族的动机出发的,但是由于他无意中触犯了代表环境力量的汉武帝的极权意志及其错误的军事路线,他和他所从属的五千健儿竟然像弃儿一样被无情地抛弃。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忠诚和智慧所创造的军事奇迹也最终汇入了武帝后期大汉帝国军队总体失利的纪录。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像流星一样,一闪便消失在专制时代漫漫长夜的黑暗太空,只留下悲壮的故事千古传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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