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本《西周史》有感

马拉多纳刀锋

徐永生
一、研究西周史的重要和目前发现的缺陷
我有两本《西周史》，一是杨宽著《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一是许悼云著《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杨“史”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全面的总结，尤其在土地制度、社会生产、政权结构、军政大事诸方面作了充分的阐述。许“史”的重点是文化史，迥异于一般以政治事件为主的历史。许悼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出于许先生切身体会所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他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其他有关西周史的研究，还有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詹子庆《先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他们对西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
西周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因为，华夏民族的概念始于黄帝时期，这还仅仅在于传说，而形成华夏民族的基础是在西周时期，这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
根据“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最新成果之一《夏商周年表》，西周时期是指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建都于镐到公元前771年、幽王被杀平王迁都洛邑止，共计276年历史。在这二百多年历史里，华夏各个族群的活动得到充分的反映，主要地域的人文生态、氏族气度自然地熔铸为一个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民族之大，延续之久，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罕见的。
西周王朝距今有三千多年时间，具体的历史资料十分欠缺，过去依靠儒家的经典文献如《诗》、《书》、《礼》、《乐》等了解一些情况，这些史料在春秋时期形成，经战国时期编选和修订，虽然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但毕竟是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面貌，尤其是关于西周开国的文献特别丰富，奠定了上传下承的中国正统历史的主轴线。
儒家从孔子开始，孔子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特别推崇西周开国君主文王和周公，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接着是孟子推尊文王、周公为“圣人”，上溯汤、禹、舜．尧至黄帝画出一条线来。
荀子再进一步把代表西周文化的《诗》、《书》、《礼》、《乐》作为儒家经典，全面推出儒家演绎的一部中国正统历史开篇。
由儒家奠定、到后人续成的许多“西周史”，最大的缺点或缺陷在哪里呢?在于排斥异己。
西周历史时期是华夏民族融合一体的关键时期，当时所谓的夷、蛮、戎、狄都是华夏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不仅在文字上把他们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且在字眼字义中书以贬意。
例如东夷、淮夷—亡起夏、商，下迄春秋、战国，无论在地域位置、生活风俗，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和西周为代表的中原、中或(国)相辅相成、相逆促成，时而融洽、时而竞争，特别是淮夷中的徐国，既与西周相终始，而又战争频繁，叛服无定，对西周王朝有相当影响，不能不是考察西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应当作为关系西周王朝统治兴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在上述《西周史》中，恰恰一直未获应有重视，他们基本上承继儒家的观点，只是在补充资料、丰富内容上下功夫。
作为新历史资料的补充，历代来、尤其是近代、现代发现的地下遗迹和文物出土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到目前为止，出土文物器铭中西周金文有五百多篇，儒家阐述西周历史主要在开国前期，而金文着重在中、后期，所以，经典文献和器铭金文结合，就更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周276年的整体历史。
五百多篇金文中，格式属册命、分封的有70余例，祭辞、训诰、追孝、约剂、律令的占三分之一，记事、尤其是记载战事的有90多例，其他还有媵辞、乐律、物勒工名等。
其中牵及到东南方战事或赋税有50例之多，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提到徐国，但具体的提到东尸、淮尸、南淮尸。东尸淮尸南淮尸是泛指东南方位、淮河流域的方国、部族。楚国也在西周南方，但在西周时期楚国并不足以威协西周，而且楚子依靠、附庸着西周王朝，存在隶属关系。从儒家经典文献中看到指名道姓的惩伐对象，没有一个比徐国为多、为最、为久。

马拉多纳刀锋

《国语·周语上》祭以谋文进谏周穆王时指出：先王之制依据王朝所统属远近的地区性质不同，分成“五服”。邦内甸服，指邦畿之内国君直接统治地区；邦内侯服，邦畿以外分封诸侯地区；侯卫宾服，前代王族后裔遗存的小国之君、以客礼相待地区；夷外要服，服我并加以约束的四边蛮夷地区；戎狄荒服，蛮夷中不服我的、是着重的惩伐对象。
在此同时，祭公谋文还指出：对“五服”处不同的待遇，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邦畿之内臣与贵族是经常跟在王的身边，天天与王一起祭神、求神保佑；邦畿之外的侯，是每月来朝见一次王，参加祭祀；诸侯之外的宾国只有在逢时逢节，享受到和王一起祭祀的机会；夷蛮之族，每年进贡物品时、逢上机会可以允许他偶而观看到祭祀，而“终王”最难解释，终王是荒服者待遇。

“荒”的字义也见于《诗经·鲁颂·■宫》，有“遂荒大东”、”遂荒徐宅”之句，其中“荒”字，一般都隶定为驱遂、占有的意思，荒服者是指不尊王命的方国、部族征(打)服的。，如犬戎首领大毕、伯仕就以荒服者自居，来朝见周王和推尊周王为王，荒服者必须终身尊奉“王命”，强制地、五条件地交赋纳贡。
出土西周器铭金文中，有大量记载这种经济掠夺和强硬手段。
徐国地处淮土，活动在泗淮流域。因为屡屡与西周政权作对，成为西周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列入“荒服”之列，儒家典籍文献上称其为徐戎，区别于一般的东尸(夷)、淮尸 (夷)、南淮尸(夷)，从此，引起后来史家对徐戎与淮夷的关系喋喋不休的争论。

荒服者王，一般都解释为；荒服的部落方国其首领必须尊王、听从王的任何命令，并作为终身的职责，不得丝毫违抗。这种绝对的，奴役的“来王”概念，在殷商年代就已经产生，《商颂·殷武》记载殷商后裔、宋人歌颂成汤说：“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这里的来享、来王指四边蛮夷戌狄部族方国的首领来尊重王，进献贡品，瞻仰享礼。
西周区分要服、荒服，明确重点打击对象，并且分置甸服、侯服、宾服的等级，比起商朝是大大的增加了王的力量，如果说商王是凭王个人发挥的力量征服夷蛮，经常顾此失彼、东伏西起，那未，西周分封诸侯、四方坐镇，扶立宾国、增加声援，把最突出的反对者荒服，采用分离的方法把随从者安抚要服，和现代采取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政策有同工异曲之处。
荒服者的大小部落首领“来王”，是王朝强盛的象征。“来王”不等于“见王”，只表示来到王的都城或巡幸的居处，带贡品来朝见王。王可以见他，也可以不见他。
西周王国唯我独尊，对朝见到王的礼仪十分看重，见到王是一种无比的荣幸，在王周围的甸服(大臣、贵族)可以天天见到王这是不用说的，分封的诸侯就只有在大的祭祀或大的国事商讨时见著王，宾服者只有王需要见他时，才能见到王，进贡宋的要服、荒服，一般都见不到王。
《国语·周语中》记载：春秋中期，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593年)，晋国使正卿随会聘于周，周定王举行宴会接待，随会问主持礼仪的原襄公“今此何礼也?”
周定王为此作解释，讲到“夫戎、狄冒昧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庭)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这是说戎、狄前来周王朝庭进贡，没有王宴接待，只能在庭外坐待，使“舌人”(翻译)陪同，待王宴结束，王定时间在大庭朝见、当众进献贡品，以示王的威严和要服、荒服者的恭敬。
所以来王也可以称为来庭，或写成来廷。《大雅·常武》讲到周宣王征服徐戎使得归顺，而前来朝见。“四方既平，徐方来庭。”
不定期朝见的方国叫做“不庭方”。《大雅·韩奕》记述周宣王召见韩侯，册命时说：“联命不易，■不庭方，以佐戎辟。”
周宣王因徐戎又在淮土猖狂，使他日夜不敢懈怠，册命、封赠在梁山韩侯，吩咐韩侯要慎重其事不可轻易对待，征伐不庭方，要韩侯出大力辅助。
荒服、要服之国在西周政治上是没有实际地位。楚人被周人看作蛮夷，《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所谓“子事文王”就是以最低下的爵位服事于周，属于要服之列。《楚世家》又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楚子从追随文王开始，经武王，从周公东征立下汗马功劳，成王分封功臣，仍称其楚蛮，只享有子男爵位的名份。故此楚的后人牢骚满腹，《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人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王孙牟、燮父、伯禽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唯我独无有。”
出于西周宗法制度等级森严，楚国到夷王时奋起自立为王，自承蛮夷，与西周分庭抗礼。
严格的西周宗法制度有没有破例的?有，器铭金文中的录伯■。
录在典籍文献中写成六，原是群舒之一，群舒属夷，要服之列。
录伯■簋载：“王若曰，录伯戎，繇自乃且(祖)考有爵于周邦，右辟四方。”同时在录戎卣上载：“王令■曰‘■!淮尸(夷)敢伐内国，女(汝)以成周师氏戎于辞自。”’这时录■不仅是录伯的身份，而且是成周师氏的将领、一方的统帅。
为会么录■会得到如此的破格待遇?因为录国、群舒和徐戎居于同一地区的，周王给予录戎破格的待遇，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淮夷、徐戎的强大，足以威胁西周的安全，西周不得不采用离间手段从内里攻破着手。
《 礼祀·曲礼下》说：“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日子。”但为了对付淮夷、徐戎、录■子由子爵升为伯爵，在西周史中就此一个特例。
西周宗法制度，是以宗族为核心、以我为尊进行奴隶统治的制度，小宗以大宗为主，小宗又是家臣的主，家臣管辖着大批的奴隶。家臣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是西周王朝亡于诸侯争霸的内因之一。

马拉多纳刀锋

杨宽《西周史》对西周农业生产和井田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用了较大的篇幅加以阐述，他认为井田制确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因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种整齐划分田地而有一定亩积的制度，也确实存在过按家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
这里的问题是谁来划分、谁来分配?是族长、是诸侯、是周王?这里的“古代历史”没有确切的具体时间，只有比较现时、相对过去的概念，杨“史”提到“古代”上溯到原始社会。
杨“史”的根据《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论古时征军赋说：“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过是也。”以此证明古时以“井”作为田的计算单位。

“井田”一词出自孔子，到战国时期经孟子发挥，才盛行于诸子百家之口。《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为证实“井田制度确是由于田亩划分成方方整整的井字形而得名的，”杨先生引注了《释名·释州国》说：“周制九夫为井，其制井字也。”《周礼·小司徒》郑玄注也说：“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释名》后世又别称《逸雅》，东汉刘熙撰。刘熙是训诂学家，其学问中有不少主观强解之处。《周礼》原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奉为经典，称其为周公所作。后人考证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参考周秦铜器铭文，系杂合周与战国制度，寓以儒家政治思想编辑而成。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吩之”，这里的圣人显然指孔盂之道，绝非是文王、周公。井田制度和儒家鼓吹的“原始大同”思想是差不多的，是一种空想农业社会化，类似西欧“乌托邦”思潮。

井田制的内容主要是合理地均分土地，耕作者先完成公田后操作私田，是一项安定社会的理想举措，所以，井田制既不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更不是古代的村社的社会制度。

杨“史”曾有说明：这种方整的井田制是由于统一水利灌溉需要而设立的，所以一般只实行在有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区。同时，山林沼泽地带是不可能划分得这样整齐的。

这是有道理的，井田的方法可能在局部地区、某个侯国按儒家理论进行实施，但不是西周的社会制度，文王、武王、周公开创西周王朝之后，百废待举，不可能制订出分配土地到户的井田制度。周成王把殷代的遗民迁移到新都洛邑之后，他自身虽然变成当时的最大的奴隶主，安排这大量的奴隶已经是个极伤脑筋的事。

《诗经’周颂·噫嘻》篇反映西周农业生产的一角现状；“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殳。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释成现代语言是：“啊，伟大的成王，你在治理国事繁忙中，抽身来到田中，亲自带领农夫耕耘播种。大家都十分用心，把你的田地掘松，你的田地一眼望不到头呵，总有三十里光景，大家都服从你的使唤，十千农夫、两人为一组用心地劳作。”

注意，这里的“农夫”不是后来称呼为农民的农夫，而是“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自口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的夫，是计算奴隶的单位。这种大规模的场面决不是在井田制里耕耘，而是在成王无边无际的王田里服役，成王不过是来看一看，歌颂者就费尽心机、挖空心思的大唱“伟大”、“重视农业”的赞歌，着力奉承起来。

西周时期的国家概念还是初起，《周礼》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分为“或”(国)和野两大区域，整个王畿的经营布置称为“体国经野”。
“国”的本义指王城和国都。在王城的城郭以内，叫做国中；在城郭以外有相当距离的周围地区叫做“郊”或“四郊”，“郊”以内国以外，分设“六乡”。“郊”以外是“野”，“野”分设“六遂”。

综合上述，称为西周的“乡遂制度”。

王城及四郊六乡的人可以称为“国人”。而在“野”的“六遂”人虽称“民”，但一般称为“贮”、“氓”或“野民”、“野人”，这些都是奴隶或奴隶的后备者。西周王朝根本不可能把井田分配给他们，“六遂”的野人是仅维持生存的劳动，是给王室贵族奴役操作。西周时期占大多数人口的奴隶没有、也不可能分给私田。

井田一般指水田种植，西周地处北方，地土旱作为多，根本无须“井”田。王室、贵族占有“井田”实在和所谓“井田制”无关。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述西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军事，所有的军事行动都要先在庙堂里向祖宗报告和请示，并且通过庙堂祭祀活动，把各个宗支诸侯、贵族团结在一起，联合征伐四边，以获得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

西周所处的社会是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转变的初级阶段，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生产。奴隶生产效率很低，支撑周王朝的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对四边的掠夺。西周器铭中多次提到“孚金”“孚吉金”，而且只有在对东南战争中才有这些字眼，不值得深思吗。儒家学说建立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把当时的、局部的一些改革思维活动，籍口于西周时代，牵强附会、给西周涂脂抹颜，并作为自家儒学的历史依据。

周人初期的农业生产，农具多为木、石、骨、蚌器制作，使用这类木、石为主的农具最适宜于中国北方细软的黄土高原上进行垦荒耕种．那里的土质松软，所以成为中国农业首先的发展区域，故此《禹贡》立雍州(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田上上，西周立足于此；祖辈又一向重视农事，经济基础比较厚实。

从殷商开始的青铜器制作不断发展，到殷末周初进入全盛时期，其冶炼规模之巨大，技术之成熟，产量之丰富和品种之众多，已被史学界所公认。在制作大批礼器、兵器的同时，青铜农具的制作在农业生产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农具改革最获利的是江南(先秦时期称淮河流域为江南)稻作地区，那里的阳光强烈雨水多，泥土坚韧易结块；青铜农具比木、石农具更容易捣碎耕耘，《禹贡》立扬州(淮河以南)田下下，由于农具的改革，农业生产迅速后来者居上。

过去史学都把“开垦得相当平整的一块块豆腐于式的方田中，筑起一行行高于地面的垄在上面种植农作物；垄的旁边，开挖一条条低于地面的沟以作排水之用。”称为周人以垄为“亩”以沟为“畎”，十分不妥。其实，“垄”是水田操作中框水的塍，南方叫田塍，水田植稻要求在小面积内水平面一致，植稻需要时而进水；时而排水，沟渠十分重要。’虽然我们不排除关中地区早先也曾种植水稻，但常识告诉我们稻作主要在江南。

西周王朝经文、武二代的创建，到成、康时期趋于稳定。相比之下中原受战争影响经济不及东南、江淮发展得快，《禹贡》写；雍州田上上，赋却中下；东方的冀州、青州田中中、中下，赋却在上上、中上，徐州、扬州田比雍州差，而赋比雍州高或差不多。说明西周统治者继承商殷奴隶制体制，对外积极发动战争，是为掠夺更多的财富。

大部分奴隶主、诸侯贵族是醉心于军事掠夺，不注意经营农业，根本没有真正实行过井田制度。周王关心农业生产也只在做做样子而已。到周宣王时，才对农业生产有关的上层建筑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但已无补于西周的灭亡，只留给后人以改革失败的经验。有一部分诸侯贵族注重自身经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或商业，做出相当努力的改革，通过自身的强大而取得争霸春秋辉煌成绩。

西周所处的社会是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转变的初级阶段，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生产。奴隶生产效率很低，支撑周王朝的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对四边的掠夺。西周器铭中多次提到“孚金”“孚吉金”，而且只有在对东南战争中才有这些字眼，不值得深思吗。儒家学说建立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把当时的、局部的一些改革思维活动，籍口于西周时代，牵强附会、给西周涂脂抹颜，并作为自家儒学的历史依据。
周人初期的农业生产，农具多为木、石、骨、蚌器制作，使用这类木、石为主的农具最适宜于中国北方细软的黄土高原上进行垦荒耕种．那里的土质松软，所以成为中国农业首先的发展区域，故此《禹贡》立雍州(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田上上，西周立足于此；祖辈又一向重视农事，经济基础比较厚实。
从殷商开始的青铜器制作不断发展，到殷末周初进入全盛时期，其冶炼规模之巨大，技术之成熟，产量之丰富和品种之众多，已被史学界所公认。在制作大批礼器、兵器的同时，青铜农具的制作在农业生产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农具改革最获利的是江南(先秦时期称淮河流域为江南)稻作地区，那里的阳光强烈雨水多，泥土坚韧易结块；青铜农具比木、石农具更容易捣碎耕耘，《禹贡》立扬州(淮河以南)田下下，由于农具的改革，农业生产迅速后来者居上。
过去史学都把“开垦得相当平整的一块块豆腐于式的方田中，筑起一行行高于地面的垄在上面种植农作物；垄的旁边，开挖一条条低于地面的沟以作排水之用。”称为周人以垄为“亩”以沟为“畎”，十分不妥。其实，“垄”是水田操作中框水的塍，南方叫田塍，水田植稻要求在小面积内水平面一致，植稻需要时而进水；时而排水，沟渠十分重要。’虽然我们不排除关中地区早先也曾种植水稻，但常识告诉我们稻作主要在江南。
西周王朝经文、武二代的创建，到成、康时期趋于稳定。相比之下中原受战争影响经济不及东南、江淮发展得快，《禹贡》写；雍州田上上，赋却中下；东方的冀州、青州田中中、中下，赋却在上上、中上，徐州、扬州田比雍州差，而赋比雍州高或差不多。说明西周统治者继承商殷奴隶制体制，对外积极发动战争，是为掠夺更多的财富。
大部分奴隶主、诸侯贵族是醉心于军事掠夺，不注意经营农业，根本没有真正实行过井田制度。周王关心农业生产也只在做做样子而已。到周宣王时，才对农业生产有关的上层建筑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但已无补于西周的灭亡，只留给后人以改革失败的经验。有一部分诸侯贵族注重自身经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或商业，做出相当努力的改革，通过自身的强大而取得争霸春秋辉煌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