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金文之诸侯爵称

马拉多纳刀锋

王世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春秋时代奴隶主贵族的爵制情况，是我国先秦史上复杂而重要的一项研究课题。近代以来的许多前辈学者，根据金文资料对此做过研究。王国维的《古诸侯称王说》，提出“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①但未全面论证诸侯爵称问题。后来的一些论著则对传统的五等爵说多持否定态度。例如，傅斯年的《论所谓五等爵》②，郭沫若的《周代彝铭中无五服五等之制》③和《金文所无考·五等爵禄》④，杨树达的《古爵名无定称说》⑤，都认为古代爵名并无定称，所谓五等爵制纯属后人拼凑而成。陈磐（下木）对春秋列国爵称和存灭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研究，曾引用金文资料论证各国爵等，实际也认为诸侯爵无定称⑥。
我们觉得，重新探讨周代爵制，应该主要依据金文⑦这种第一手资料，并且既要注意各该器物的年代和国别，又要把那些诸侯的生前称号与死后追称区别开来，历史的进行细致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清当时的爵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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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观堂别集》卷一。
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一九三○年。
③《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④《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⑤《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四年。
⑥《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二，一九六九年。
⑦本文所引金文资料，凡见于《两周金文辞大系》、《三代吉金文存》和《商周金文录遗》者，均不一一注明。

一
众所周知，西周金文中常见到的王，都是明确地指周天子而言。但也有若干并非天子的称王之例，共计不过十多条。这些器物的铭文称作器者为某王，例如：矢（上横短）王所作方鼎（存盖）、尊、卣（上海博物馆藏）和簋，吕王所作鬲、壶，以及《丰王斧》、《■王  》和《昆■王钟》等。矢（上横短）王生称又见《散氏盘》和《同卣》。属于死后追称的则有《录伯■》的“王若曰”提到“■自乃祖考有劳于周邦，佑辟四方”。《乖伯簋》的“王若曰”又提到，“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个别器物的出土地点尚待明确，例如《散氏盘》和《矢王尊》传出自陕西省原凤翔县府地①《矢王簋》（盖）出自宝鸡上官村②，陇县曹家湾的西周墓又曾发现《矢仲戈》③。据此推断，矢国的地望应在今陇县至宝鸡一带④。传世有散伯为矢姬所作簋多件，或以为据此便可说明矢为周人同姓，实际即使矢为姬姓亦难肯定其为周之支庶〈详下文〉。扶风白家村西周墓出土的伯■诸器，与前述录伯■器直接相关；甘肃灵台姚家河西周墓出土的《乖伯鼎》，与《乖伯簋》也有关联，有助于探讨“录”和“乖”的地望。吕和申都是公认的姜姓之戎，灵台西岭的西周墓曾出土“吕姜”所作簋，可视作吕本在周西北的物证。近年河南淅川下寺发现的春秋晚期楚目群，曾出土成套的《吕王之孙钟》，周室东迁后的申、吕都在南阳附近，又先后为楚所灭，那一带的楚国贵族墓葬出土吕器是不奇怪的。《史记·秦本纪》载，秦襄公元年〈公元前七七七年〉，“女弟穆嬴为丰王妻”。《丰王斧》或属于这个丰国，如此则丰应与秦相去不远。至于《■王  》和
《昆■王钟》二器，所属国别待考。
文献资料中，不乏西北戎狄首领称王的事例。《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引《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西羌传》中“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云云，一般认为“亦当隐括《纪年》语”。《史记·秦本纪》又记载：秦宁公三年〈公元前七一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皇甫谧云：“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史记·殷本纪》索隐：“北殷氏，盖秦宁公所伐亳王，汤之后也。”〉秦穆公时，“戎王使由余于秦”，三十七年〈公元前六二三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晚至战国，文献中仍有这类例证，如秦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公元前444年〉，“伐义渠，虏其王”，等等。
这样考察起来，将西周金文中称王的一些人物，理解为同周天子并无受封和统属关系的“他邦”君长，即包括某些以姬、姜为姓者在内的氐羌首领⑤，应该是比较适宜的。在当时并未形成后世那种大一统局面的情况下，属于“他邦”异族的首领，既在其国内称王，又同周邦保持臣属关系〈“有劳于周邦”〉，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的看法可说是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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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金石志》卷二
②③卢连成、尹盛平：《古矢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④刘启益：《西周矢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⑤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一八页曾指出：“金文僭有王号而莫可考者甚众，自皆为夷狄。”龙门联合书局一九五八年版；又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三五七页：“姬、姜与氐、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⑥参看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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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文资料中，吴或作“攻吴”、“攻（吾文）”、“工■”、“邗”、“禺邗”①，国君称号也仅王一种。春秋时期吴王之器发现较多，解放以来安徽寿县、山西原平、湖北襄阳、河南辉县等地出土的就有：吴王光（阖闾）所作鉴②、剑，吴王夫差所作剑③、戈④。还有几件新出铜器，器主与吴王直接相关，例如《吴王御士叔孙尹氏甫》⑤、《吴王孙无士鼎》⑥和《王子于戈》⑦。传世又有《邗王是（上林下土）戈》（寿梦）、《吴王元剑》（诸樊）、《吴王夫差鉴》等器。《者减钟》的作器者系“工■王皮■之子”，据郭沫若考证，皮■即《史记·吴世家》所载太伯以降十五世之“转”（或作“柯转”），者减则与颇高为兄弟，钟应作于春秋初期⑧，是载有吴王生称诸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另外，寿县蔡侯墓所出《蔡侯尊》和《蔡侯盘》，提到蔡侯嫁姊“敬配吴王”；过去辉县出土的《禺邗王壶》，述及吴王夫差参加黄池之会事⑨，也是吴国称王的明证。
越国的铜器，近年也有不少发现。例如，湖北江陵望山楚墓所出《越王句践剑》⑩，安徽淮南蔡侯产墓所出《越王者旨於（目易）戈》⑾，湖南益阳赫山庙和江陵藤店楚墓所出《越王州句剑》⑿。越都会稽所在的绍兴附近，还曾出土两件越王石矛⒀。早年出土的铜器中，《者（左水右刀）钟》记载“隹越有十年”王对器主的告诫，直其年代，有人认为在句践时，或以为在王 时⒁；又有器主与淮南所出戈相同的《越王钟》等器，据考订“者旨於（目易）”可能是越王句践之子（鼠石） 与或王翳 之子诸咎⒂。传世品还有越王剑、矛多件，不复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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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②《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
③《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剑》，《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
④《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一九六三娘第四期。
⑤《海淀区发现春秋铜器》，《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⑥《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⑦张颔：《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四、五期合刊。
⑧《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一五三页。
⑨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燕京学报》第二一期，一九三七年。
⑩《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⑾《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一九六三娘第四期。
⑿高至喜、熊传新：《楚人在湖南的活动遗迹概述》，《文物》一九八○年第十期。《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九期。
⒀王士伦：《记浙江发现的铜镜、釉陶钟和越王石矛》，《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五期。
⒁饶宗颐：《者（左水右刀）编钟考释》，《金匮论古综合刊》第一期。郭沫若：《者（左水右刀）钟铭考释》，《考古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⒂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六四年第一期；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试补录。
（文章第一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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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周春秋金文所见诸侯爵名，最普遍的生称是侯。这里既有同姓之国，又有异姓之国。个别国家有称公之例，需要讨论。
（一）        同姓诸侯
燕国。燕在西周春秋金文中作“郾（去邑）”，战国则作“郾”。西周初期的燕国铜器，提到“郾（去邑）侯”的颇为不少。传世品的《郾（去邑）侯旨乍父辛鼎》和《郾（去邑）侯旅盂》，喀左马厂沟出土的《郾（去邑）侯盂》①，作器者均为郾（去邑）侯。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发现的《复尊》、《复鼎》、《攸簋》和《伯矩鬲》②，以及传世品的《亚（上禾下皿）》、《（害去口换皿）鼎》，器主均曾获得郾（去邑）侯赏赐的贝或其他物品。琉璃河所出《堇鼎》，记载郾（去邑）侯“令堇饴太保于宗周”，《郾（去邑）侯旨鼎》则有“郾（去邑）侯旨出见事于宗周”，说明这些铜器的时代应属成康之世。传世又有“郾侯■”所作簋、戈、矛，“郾侯（月妥）”所作戈。前者当系《史记·燕世家》索隐引《纪年》之成侯载。而郾侯（月妥）戈，陈梦家以为易王时器，“至迟亦当属之成侯前之桓公”③。燕下都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兵器，出郾侯载和郾侯（月妥）所作者外，还有器主为郾王职、詈、戎人和喜者。年代较早的燕器则绝无称王之事。另外，有一件《郾（去邑）公■》，器铭为“郾（去邑）公乍姜乘般■”，年代属春秋时期，陈梦家以为可能是齐国之晏④，且其形制与《齐侯■》不无相似之处，因而暂时不将其作为燕国称公的例证。
鲁国。《诗·鲁颂·闭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左传》定公四年：“分鲁侯以大路、大旂”，讲的都是封伯禽为鲁侯事。《书序》称，“鲁侯伯禽宅曲阜“。鲁公伯禽受封于鲁，作为鲁之国君，爵称仍应为侯。西周初期的鲁国铜器，有器主为鲁侯的鬲、壶、爵和（号鸟）尊。《鲁侯尊》（或称《明公簋》）的铭文，既有“明公‘又有“鲁侯”，可见二者并非一人，明公应指明保，身居宗周，与鲁侯同为周公之子。《鲁侯熙鬲》应系鲁炀公在器铭中自称“鲁侯熙”，所祭“文考鲁公”则指伯禽⑤。这说明金文资料中的鲁君之爵为侯。
卫国。康叔原本封于畿内，周公东征得胜以后，方被徙封于卫。《史记·卫世家》所载康叔以下世系，有康、考、嗣、■、靖、贞六伯，后来“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如此则卫国的爵称似曾经历由伯到侯的演变。但是，在金文资料中尚未发现卫伯卫侯称谓的器铭，却屡见康侯之器，大概都是河南浚先卫国墓地所出。著名的《康侯簋》提到，“王束（口下开）伐商邑，征令康侯图于卫”。另有康侯所作鼎、鬲、爵、觯、■、矛、斧、刀、銮铃等多件⑥。从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卫之初封即为侯爵。传世又有西周初期的《康公盂》⑦，西周中期的《■■簋》也有“康公”，系充当周王举行册命礼时的傧佑，自是常在王廷的卿士。由此推想，卫康公一系列可能也象封鲁公时那样，元子就封于卫，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康公。
邢国。邢是周公庶子始封之国。在金文资料中，邢均做“井”。目前所知井器，多属西周早期。著名的麦氏四器，《麦尊》记载井侯初封时在宗周觐见，随王乘舟射猎，并受到赏赐；《麦彝》、《麦（禾皿）》、和《麦鼎》，则记载井侯对其属吏麦的赏赐。《井侯簋》记周王赐井侯命服，以及“臣三品”。今年河北元氏出土的《臣谏簋》，所记为井侯在戎人大举进攻时命臣谏进行抵抗活动的情况⑧。这几件器铭中的“井侯”，无一例外，都是生称。但是，西周中期的若干铜器，例如《十年（走昔）曹鼎》、《利鼎》、《师（上大下玉）父鼎》、《豆闭簋》、《师虎簋》，以及《长（田上加撇）（上禾下皿）》⑨《永盂》⑩、《五年卫鼎》⑾、《舀壶》还有“井公”。他们大都是周王册命礼上的傧佑，属于王之卿士，并非邢之国君。因此，邢国的爵称仍应为侯。
蔡国。目前所知蔡国铜器，多属春秋晚期，均系蔡侯所作。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朱缶》，器主见于《春秋》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当平侯与悼侯之间，而为《史记·蔡世家》所失载⑿。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诸器，有编钟、编溥（水换金）和鼎、簋、甫、尊等十多种七十余件，据考订器主应即《史记》所载“昭侯申”⒀。淮南蔡家岗出土的《蔡侯产戈》，《考古图》著录的李公鳞所藏“寿阳戈”，器主为“声侯产”。⒁
滕国。滕和前述燕、鲁、卫、蔡等国一样，都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谓“文之昭也”。据《春秋》记载，滕原称侯，桓公二年以下称子。杜注：“隐十一年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传世春秋铜器仅见滕侯所作，例如《滕侯苏簋》、《滕侯耆戈》、《滕侯昊戈》。山东滕县新出土的西周早期《吾鬲》、系器主为滕公所作，滕公属于死后追称。
虞国。春秋时为晋所灭。《春秋》僖公五年提到“晋人持虞公”。但在金文资料中尚未发现虞公之器。近年山西收集一件春秋初期的方壶，作器者为“虞侯政”表明虞君也是称侯的。
荀国。《左传》桓公九年载，“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说属于“文之昭”的十六国，其中荀则作“郇”。长安张家坡曾出土《荀侯盘》，山西闻喜上郭村又出土《荀侯■》，年代均属西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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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八期。②《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中国古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③陈梦家：《六国纪年》第九二页，学习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④《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第一○二页。
⑤《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⑥《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第一六四页。
⑦《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十册，第一○一页。
⑧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邢国》，《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⑨郭沫若：《长（田上加撇）（上禾下皿）铭释文》，《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⑩唐兰：《永盂铭文解释》，《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⑾《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⑿陈梦家：《蔡器三记》，《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七期。
⒀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⒁陈梦家：《蔡器三记》，《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七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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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之国中，晋国和曾国的情况有不够明确之处，需要分析研究。
晋国。现有金文资料，晋君生称所见甚少。春秋早期的《晋羌鼎》，有“勿废文侯■令”等语，应指晋文侯（公元前781——746年）在位时事。春秋晚期的《晋公（上奠下皿）》，系晋君嫁女的  器，器铭以“晋公曰”的自叙形式，略述“我皇祖唐公”开创晋国的业绩。年代属战国早期的《（厂下三马）羌钟》，器主既“赏于韩宗”、“邵于天子”，又曾“命于晋侯”。《春秋》一书所载晋国史事，晋君的生称均作“晋侯”，葬时方才加谥称称“晋╳公”。《左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既屡见“晋侯”生称，又每有“公曰”之例。《晋公（上奠下皿）》的“晋公曰”，与《左传》的“公曰”相当。《（厂下三马）羌钟》中作器者追述往事，“命于晋公”等语显系泛泛之词。另据山西侯马晋国盟誓遗址发现的“载书”，一篇文作“敢用元□告丕显皇君晋公”，纳室类文辞又有“丕显晋公大冢”，所述“晋公”均指晋国先公①。因此，在有关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似不宜将金文中仅有的两条“晋公”理解为晋君爵称。
曾国。春秋时期与楚相临之曾为姬姓，目前以成确论。现存曾国铜器资料，春秋以至战国早期的都有，无论其出土地点是否明确，均应属于姬姓之曾②。这些器铭中能够确定的爵名，也仅有‘侯“一种。传世品的《曾侯乍叔姬盙》，湖北京山出土的《曾侯中子游父鼎》，以及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诸器作器者都是“曾侯某”。其中，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为曾侯乙所作鎛钟，当时曾侯乙初死未葬，钟铭仍用生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曾器中又有作器为“曾伯某”或“曾子某”者。前者有《曾伯■盙》、《曾伯欹壶》、《曾伯文簋》、《曾伯从宠鼎》、《曾伯宫父鬲》等。后者有《曾子仲■鼎、■》、《曾子原彝盙》、《曾子仲宣鼎》、《曾子■盙》等。这些器物的年代，大体均属春秋早期或中期。所谓“曾伯某”之伯，似应理解为伯仲叔季之伯。至于“子”，可以是贵族男子的美称，也可以是故君未葬时的新君（详见后文）。
①《侯马盟书》第三三页、三九页，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②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一九八○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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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姓诸侯
齐国。齐是周初分封诸侯中地位最显要的异姓大国。姜齐时期的铜器，目前能够确指者，均属春秋以后之物。齐侯生称见于春秋初期的《齐侯匜》，属于春秋中期者，有近年河南孟津新出的《齐侯鉴》，过去河北易县所出的“齐侯四器”则为战国早期之物；《洹子孟姜壶》（器主为“齐侯女”）和《陈逆簠》（器主“寅事齐侯”）均属春秋晚期所铸。春秋中期的《国差（缶詹）》和《（素命）鎛》则说明，当时齐之群臣又称其国君为“侯氏”。看来姜齐国君通常都称“齐侯”，侯是他们的爵称。但是，宋代出土并著录的几件姜齐铜器，器铭所记却有不同。内容基本相同的《叔夷钟》和《叔夷鎛》铭文，主要记录了齐君对叔夷的三次命辞，因而屡见“公曰”字样，这和《左传》的文例相同。“公曰”之“公”，应理解为国君的泛称，与爵称之“公”有所不同。《叔夷钟》中器主自称：“丕显穆公之孙，其配襄公之（女出），而（飠成）公之女“。一般认为，叔夷之族出于宋，“穆公”称宋穆公，襄、飠成二公则说法不一，三者均非当时在位的齐君应无可疑。令人费解的是，钟铭既有是辟于“齐侯之所”，“肃肃义政，齐侯左右”；又有“又共于桓武灵公之所”，“桓武灵公易尸吉金”（鎛铭无此）。《庚壶》也提到“归献于灵公之所”。这几件铜器就以不存，无从查核，姜齐在怎样情况下称公尚需进一步探讨。
田齐时期的铜器，器铭均将田氏之田（陈）写作“（上陈下土）”，与陈国之“陈”有明显的不同。陈侯所作器物有《陈侯午敦》二器和《陈侯因（上次下月）敦》等，“陈侯午”即田齐桓公午（公元前374——公元前357），“陈侯因（上次下月）”则为齐威王因齐（公元前356——320年）。现存美国的《陈璋壶》，壶铭纪年作“隹主五年”，陈梦家以为指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4年），结合《左传》和《战国策》的记载，确认战国时期有诸侯称主或主君之例①。
纪国。纪是姜姓小国。《史记·齐世家》：“哀公时，纪侯僭于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这是关于纪国的最早记载，当周懿王时。王献唐推测，纪“当为商代旧国，周代重封”②。在金文资料中，纪均作“己”。西周早期的《己侯貉子簋》（盖）、《己侯（卜虎）钟》和《己侯乍姜萦■》，作器者均为“己侯”，“己侯”自是生称。西周中期的《兮仲钟》《■钟》和《大鼎》，都是追孝“己白”之器，“己白”属于追称。如此则纪之爵名仍应为侯。
金文资料中又有（上己下其）器，过去曾将其与杞、纪混同。王献唐以为，“（上己下其）非杞，亦非纪”，而是不见于经传的另一姜姓小国，殷代以来早已存在③。载有“（上己下其）侯”生称的铜器，均属西周时期。传世有“（上己下其）侯”在亚姓符号中的《亚盉》、《父乙簋》、《父戊簋》、《父己簋》和《乍父丁尊》。山东烟台大（上大下川）村所出一鼎，器主曾受到（上己下其）侯的赏赐。由此可知，（上己下其）国也是称侯的。宋代著录的《（上己下其）公壶》，系（上己下其）公所作，是（上己下其）君亦可称公。解放初期山东黄县出土的一批（上己下其）器（四盨和盘、匜各一），作器者均为“（上己下其）白子（宀下左女右子）父”，“（上己下其）伯”应属族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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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第一三八——一三九页，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②《黄县（上己下其）器》第七二页，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
③④《黄县（上己下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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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陈是武王伐纣后褒封的“帝舜之后”，妫姓。在金文资料中，陈国之陈均作       “敶”。传世有陈侯所作鼎、鬲、簋、簠等器多件，其中《陈侯乍王妫媵簋》，与记载武王征商的《利簋》等器同出于陕西临潼的一处窖藏①。
铸国。铸在文献记载中或作“祝”，系武王褒封的“黄帝之后”，祁姓。传世有《铸侯求钟》和《铸公簠》，二器年代均属春秋，钟或稍早。公、侯二称各一，难做判断。
薛国。薛是西周以前以有的“先封”之国②，任醒。目前所知薛国铜器有薛侯所作鼎、盘、匜，年代约在两周之际。关于薛的爵称，《春秋》隐公十一年有薛侯朝鲁的记载，庄公三十一年又记“薛伯卒”，这被认为作降爵之例。但在金文中未曾发现“薛伯”，近年山东滕县出土一簠，作器者为“薛子仲安”。
莒国。《左传》隐公二年孔疏引《春秋释例·世族谱》：“莒国，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者。”在金文资料中，莒作“■”。春秋铜器有《莒侯少子簋》，是其爵称为“侯”。但在《春秋》，莒始终称“子“。
此外金文所见还有噩（鄂）、郢、（害夫）、献、（上林下去）、量、■等侯。鄂侯和郢侯之国在楚，勿庸赘言。（害夫）侯之“（害夫）”，过去曾释为舒，郭沫若认为“当即荆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③。从近年陕西蓝田出土的《（害夫）叔鼎》，武功出土的《（害夫）叔（害夫）姬簋》看来，或以为（害夫）为居于关中地区的媿姓之戎④。
以上所具诸国的国君爵名，除个别因金文资料教少尚不十分明确者外通常都以“某侯”为其生称，死后追称和一般泛称则往往用“公”。这里既有同姓诸侯，又有异姓诸侯，都是散布四方的教大封国。而异姓诸侯中，除姜齐是和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开国元勋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为历史悠久的“先封”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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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临潼发现武王征商簋》，《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
②《左传》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杜注：“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
③《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五九页。
④卢连成、罗英杰：《陕西武功县出土楚（皀殳）诸器》，《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三
在金文资料中，称公和称伯之例颇为不少，但其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仔细的清理。
西周金文的公，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他们生前和死后都称“某公”，有的见于《尚书》等文献记载。例如（器名前有*的为死后追称，其余都是生称）：
        周公   小臣单觶、令■、禽簋、*井侯簋、*沈子簋
        召公   小臣攄（思换豆）鼎、*太史友甗、六年召伯虎簋
        毕公   史（臣言）簋、献簋
        明公   令彝、明公簋
        溓公   厚趠方鼎、词鼎、■鼎
        益公   乖伯簋、永盂、休盘、益公钟、*盠方彝
        穆公   盠方彝、载（车换言）簋、、*禹鼎
        武公   禹鼎、敔簋
        井公   麦氏四器、井侯簋、臣谏簋
        毛公   孟簋、毛公鼎
以上所举，都是周王的卿士，属姬姓高级贵族。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期的《班簋》铭文，开始说“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继而又说“王令毛公以邦冢君……伐东国■戎”。郭沫若指出，两次王命中的称谓的不同，系成王弥留时被召公卿之一。西周晚期的《■簋》则提到“毛伯”，同《春秋》和《左传》文公九年、宣公十五年、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一致。是否毛公的地位后来又曾发生变化，值得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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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中称公之例，还可以再举一些：
应公   方鼎、鼎、壶、尊、卣、觶等为西周早期。西周晚期有应侯钟。
芮公   鼎、鬲、簋、壶、钟、钟钩为西周中期。
虢公   虢文公子（乍殳）鼎、鬲、虢宣公子白鼎。
这些也是曾有相当地位的姬姓贵族。
第二，死后追封的谥号。西周早晚期的器铭多有。例如：
甲公   （冬弋）方鼎二
乙公    （冬弋）方鼎一，史墙盘、（疒兴）钟、录乍乙公簋、是□簋、■兑簋、宅簋、改盨、录尊、录卣
丁公   矢（上横短）令簋、鬲攸从鼎、■从盨、（疒兴）钟
己公   霍鼎、沈子簋
辛公   师（上臼下辰）鼎、录簋、（疒兴）钟
嫠公   舀壶、师兑簋
另外，还有南公（盂鼎）、（上宫下九）公（师望鼎）、苏公（稣公簋、宽儿鼎）、京鼎（■尊）等。这些作为谥号的诸公，有的见于微豕家族诸器，有的见于录（冬弋）诸器，肯定很多人不属姬姓。
明显属于诸侯爵称的公，主要见于春秋时期的金文资料，除宋、秦外，多属附庸小国。
宋国。宋为殷后，金文资料也有直接反映。近年河南固始侯堆大墓发现的一件铜簠，作器者自称“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传世宋公之器有《（走马）亥鼎》（宋庄公之孙作）、《宋公戌钟》（宋平公作）、《宋公差戈》（宋元公作）、《宋公■鼎、戈》（宋景公作）、《宋公（上贝下寸）戈》（宋昭公作）等。
（以上■为无法打出之字，□为原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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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据《春秋》隐公元年郑注及孔疏所引《世族谱》，邾本附庸小国，其君未受王命，齐桓称霸，邾仪父附从，始“进爵称子”。在《春秋》一书中，邾国国君正是一概称子。但金文资料多作“邾公”，传世有《邾公■钟》（邾定公作）、《邾公■钟》（邾宣公作）、《邾公华钟》（邾悼公作）。另有《邾伯鬲》、《邾伯御戎鼎》二器，年代早于以上几件邾公钟，大体属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其中，《邾伯鬲》不能理解为族氏，是否邾亦先称伯、后称公，目前无法确定。
鄀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 鄀之爵名不见于文献记载。传世有春秋时期鄀公所作铜器，器铭中鄀或作“（上若下两个虫）”，例如《鄀公平侯鼎》、《上鄀公（左矛右文）人钟、簋》、《上鄀公簠》、《下（上若下两个虫）■公鼎》、《下（上若下两个虫）■公簠》。鄀国灭亡的时间，文献无考。一般说来，江汉之间的许多小国都是公元前七世纪被楚所灭。《左传》文公五年：“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 鄀国也许就在这时南迁，沦为楚之附庸。近年在鄀国故地商密附近，即河南淅川的下寺一带，发掘一处春秋中期楚国贵族墓地，所出许多有铭铜器中，一件器的作器者为令尹子庚（卒于公元前五五二年），说明公元前六世纪后半页当地为楚领有，鄀国自应早已灭亡。考虑到《左传》宣公十一年杜注“楚县大夫皆僭称公”①，前举鄀器中的“鄀公”或为楚之县公。上鄀之器，近年还曾在湖北襄阳山湾的春秋中期楚墓中出土，有《上鄀公簠》。
邓国。邓也是近楚小国，春秋初期即被楚吞灭。《春秋》桓公七年提到“邓侯吾离来朝”，但金文资料仅见“邓公”，邓均作“（上登下开）”。传世有《邓公午离簋》、《邓公簋》。襄阳山湾楚墓又曾发现《邓公乘鼎》等器。这些作器者，或许也属楚的县公。
秦国。秦是平王东迁时方才接受封爵的诸侯，《春秋》称其为“秦伯”，金文则作“秦公”。秦公之器，仅见春秋中期的《秦公簋》、《秦公钟》、《秦公鎛》。其中，五件编钟和三件编鎛，铭文内容完全相同，是近年在陕西宝鸡的秦都平阳遗址附近发现的。《秦公簋》和宋代出土的《秦公鎛》，铭文与此相似有出入。它们的开头都是“秦公曰”，记述了秦国国君对其先祖的称颂，新出钟、鎛明确提到文公、静公和宪公，旧出鎛、簋则作“十又二公”，前者铭末还有“秦公（上期下止）峻（素命）在位”等语。这说明，秦国国君无论生称还是追称，一律都是“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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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楚国尊称县尹为县公问题，参看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