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半月记---蒋中正著

zheng

引言：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于溪口——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冑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督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迭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罣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其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媿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托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会餐，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日来见时受余责斥，因之不快欤？或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闻间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岭，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稍择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纔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祗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它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媿为 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餐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无损害，惟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前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亦不敢阖户也。」余知其监视，亦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郡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日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作。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

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食。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懃，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曰：「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盍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总理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 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 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座，大言诋毁 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箸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 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 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炯明实行叛变， 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 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力子诺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即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媿，而 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象而知，昔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时时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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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媿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向，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侍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祇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它。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祗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苦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第180页〕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令勿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既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悔，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向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余问：「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想，而祇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祇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 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 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我今日若祇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

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絷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候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种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媿对余妻，亦决不媿为 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第183页〕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郁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胡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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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激愤，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是晚，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即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在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罔闻。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而味张「余事再议」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迁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阅墨子自遣。

　　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臂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前日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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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毕，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蒙眬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切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曰：「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第188页〕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况，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寝。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 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它。〔第189页〕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非义之言托以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即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媿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殒，殊为之凄怆不止。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徼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媿，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 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 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份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第191页〕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 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媿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第192页〕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