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07-10-21 21:30: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青铜剑与中国和西亚早朝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我国学者林梅村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中指出:“正如现代考古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从未脱离世界其他五大文明而孤立发展。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我们探讨商周青铜短剑渊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3](P39)考古资料表明,青铜柳叶剑和青铜管銎斧最早产生于西亚杰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2900年),后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两种兵器的传播是在印欧语人大迁徙的背景下进行的,后来被广布于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游牧人普遍使用,所以,与印欧语人有关的青铜文化中基本上都有这两种兵器出土,其向我国的传播大致是由伊朗洛雷斯坦青铜文化到中亚的马尔基安纳文化、再到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通过我国北方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中介作用约在周代传入中原地区。古吐火罗人很可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四坝文化衰落后,一度东进到鄂尔多斯草原,但公元前13世纪鄂尔多斯文化的兴起,遏制了古吐火罗人的向东迁徙并使其向南发展。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晚商柳叶剑和模仿柳叶剑的玉剑大概与古吐火罗人的向南迁徙有一定的传承关系。[3](P49)尤其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仿柳叶剑玉剑的发展说明古代巴蜀在通过南亚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同时,与西域并通过西域与更远的西部地区有间接交往。历史语言学研究者发现丝绸之路上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这是印欧人在向周围迁徙过程中与不同地区居民发生交往在语言上的表现,也可说是柳叶剑传播的语言学地图,汉语对“剑”的称呼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匈奴人对剑的别称“铤”亦然。[3](P56)
关于青铜器与中西文化交流我们还可以找到佐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胡博在《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一文中考察了内蒙古和甘青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西伯利亚几处遗址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认为中国早在青铜时代滥觞期即已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红铜爵和觚形器[4](P118)。这两件红铜器出自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该地位于卢特沙漠外缘,其文化性质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间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锤制金属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圆筒形饮器特别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国的爵,后者像中国的觚。[4](P118)伊朗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与中国的爵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文闻一多的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创作,也零星涉及闻一多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活动,但对闻一多特立独行的人格气度与作为民主斗士的重要一面,除在建国后按照上级意图所写的《沈从文自传》[1](P150-151)中略有提及外,并没有形诸其他文字,由此可见,沈从文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论及闻一多的,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准则,这与他一贯张扬的文学本体论立场是一致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常有对于批评对象精微而独到的把握,但因灌注着过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不无偏狭的个人感受,也常有琐碎与重复之嫌,由此形成沈从文诗歌批评的含混性与个人化风格,显然有别于那种逻辑严密的学院式批评,有着更多的从批评主体情感出发的印象式感悟,在他论及闻一多的时候,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色与局限,这是需要加以辨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