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释三昧

　　一、 商品流通体系的发达和完备对早期工业化的影响。

　　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封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与此相应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但是，像日本这样封建的商品流通机构如此发达和完备的现象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里所谓封建的商品流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赋税和地租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二是以农民的必要生活产品为基础的交换。

　　日本是一个幕藩制的封建国家，其幕府与大名虽然相当于西欧领主封建制当中的国王与领主，但在以下几点上不同于西欧的国王与领主。一、他们所得到的贡租虽然也是实物地租，但不象西欧那样各种生活用品按比率征收，而是以米为主，所以他们必须把米投入流通领域，以换取其他生活用品，他们对于封建商品流通机构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西欧的国王与领主。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臣武士都不是居住在农村的城堡里，而是居住在城市——江户及各城下町里，因此，他们对农民的统治不是直接的，而需要通过许多中介，批发商体系就是其中的中介之一。三、幕府对于大名的权力尤其是经济上的权力，要比西欧的国王对于领主的权力大得多。例如幕府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和金银矿的开采权；对大阪、京都和江户等具有中央市场功能的中央城市的直辖权；要求大名每隔一年携其家属到江户去住一年，以防止他们谋反，也即参勤交代的权力，大名在住到江户的时候，需要从市场上换取大量的货币。这些因素都促使幕府和大名都严重地依赖各级市场和封建商品流通机构，使得全日本从农村到藩领域市场再到中央市场，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体系，也即遍及全国的批发商体系，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都被严格编织在这一批发商体系之中。在中世纪的西欧，在封建城市中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批发商体系的商业行会，但是，其势力仅限于城市内部，最多能伸展到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带，离城市较远的广阔农村地带只受居住在农村庄园里的封建领主统治，而不受封建城市的统治。到中世纪末期，经过一场“封建危机” 以后，随着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庄园逐渐趋于解体，农民逐渐从封建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独立的独立自营农民——约曼农。封建庄园解体的地方，都是不受封建统治的自由地方，也是城市行会所不能触及的地方。随着封建庄园不断瓦解，封建统治者的地盘越来越小。王权曾千方百计地试图使城市的行会制度伸展到农村，但都失败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地主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与日本相似，也是农村受城市的统治，但其统治方法不同于日本。日本幕藩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武士阶级，但武士只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经济上的统治则由批发商代为进行。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都由地主阶级进行，城市批发商的势力虽然也伸入农村，但并没有伸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机构。

　　日本在封建商品流通体制上的特点必然要影响到它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具体形式。这种发达而完备的商品流通体制也即全国统一的批发商体系，对日本的这一过渡产生了什么作用了呢？我们考察的结论是，它使日本在幕末时期形成了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生产形式，对日本的早期工业化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

　　日本自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但是，日本的农村棉纺织手工业并没有像西欧的棉纺织工业那样，沿着小手工业——小资本家经营——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的方向发展，而是于文政天保年间（十九世纪20～30年代）发展到出现四五个象样的手工工场之后开始衰退，到幕末时期，大部分原先独立的小手工业和集中作坊都退化为从批发商那里租借生产工具和资金，为批发商工作的家内工业，原先的批发商变成了包买商。我们把这种生产形式叫做包买商制家内工业。日本的农村棉纺织业最终退化为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手中的剩余不能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缺乏进一步的诱导力，另一方面是其利润为包买商所吸吮，生产规模反而被迫缩小。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的出现使得日本的农村工业不可能像西欧那样沿着正常的道路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但对其明治维新的工业化发展并不是没有意义。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工业化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包买商制的生产形式，千千万万个分散的小生产的利润被集中到包买商手中，从而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维新政府的主导下，开始由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向近代大工业生产过渡。其特点是不再设立手工工场，而直接向机器大工业投资。日本向近代大工业生产过渡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各经济阶段的非连续性，即包买商制工业生产阶段与手工工场阶段是非连续的，手工工场阶段与近代大工业生产阶段也是非连续的，后一阶段不是前一阶段高度发展的结果。近代大工业生产不是由手工工场阶段发展而来，而是大包买商资本在维新政府的扶植下，直接向近代大工业转化的结果。另外一些中小资本（幕末时期附属于包买商的小代理商及一些还没有在包买商的侵蚀下退化萎缩的小手工业等）则向手工工场过渡，但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维新政府原来试图通过官营企业的形式推行完全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但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就将官营企业下放给了民间资本（主要是大包买商资本），采取了扶植民间的包买商资本直接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方针，包买商资本是明治维新以后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主体。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最初以建立官营半官营企业为目的，类似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但是，日本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同于中国：一、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明治政府就认识到官办道路走不通，开始采取扶植民间资本的方针；二、在明治政府作出将官营企业下放并扶植民间资本的决策之后，民间有大量的资本去购买濒临破产的官营企业，有大量的资本去投资近代工业。这里所说的民间资本主要就是包买商资本。包买商资本虽然是一种前近代的资本形态，但却不是官营资本，而是一种民间资本形态。明治维新以后，包买商资本的特权被废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迫向近代的产业资本转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工业的初步形成，是自上而下道路和自下而上道路相结合的产物。

　　二、 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及条件。

　　商品经济有两种形态，一是传统商品经济，一是市场经济。传统商品经济也是一种交换经济，但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属于商品经济的低级形态，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传统商品经济中的交换可以有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与某一居住地的居民密切相连的集市贸易，诸如墟市、集市、定期市等等。二是地方市场，即某一地区以某一个城镇为中心形成的诸个墟集之间的商品流通体系。三是区域市场。地方市场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的需要，许多消费品还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输入，导致一些产品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从而形成区域市场。区域市场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共性和特性相结合的产物。施坚雅把十九世纪的中国分为西北、云贵、岭南、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华北八个区域体系，这八个区域体系实际上就是区域市场。三是全国交换圈。区域之间因自然条件的差异引起产品结构不同，要求某一种或几种产品在比区域更大的范围，也即全国进行交换。最后，个别产品还有可能在国家之间进行交换。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中，也存在着国际贸易，但这种国际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属于商品经济的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不仅仅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且是增值价值的交换。交换不是为了换回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增值了的价值，是为了获得利润。传统商品经济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交换的动力在供给方，是生产决定销售。农民是否出售以及出售什么，并不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产品的余缺情况所决定的。而市场经济中，交换是为了实现增值价值，为了获得利润，其交换的动力在需求方，生产什么，出售什么，都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决定生产，从整个社会来看，就是市场引导生产，市场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需求的增长，市场的扩大，必然带动农村工业由家庭生产向集中作坊、向工场手工业发展，并最终发展为近代机器工业。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农村工业由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的过程，就是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那么，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呢？是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即农民手中出现超出维持其基本生活以上的剩余。农民手中出现超出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剩余，就会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消费。首先增加的，当然是粮食的消费，能吃饱肚子。但粮食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很低。其次是增加衣服的消费。衣服消费的弹性很高，从一套衣服到几套衣服，从质地很差的衣服到质地很好的衣服，消费量可以成倍成倍地增长。农民手中出现剩余，意味着整个社会对棉纺织品的消费需求将大大地提高，棉纺织业的国内市场将大大地扩大。随着农民的剩余的不断增长，必将带动农村棉纺织业向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发展。所以，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总是以棉纺织业为主导部门。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这一过程，曾在西欧有过经典地表现。日本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在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由此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化，在最发达的文政天保时期，曾在棉纺织业中出现较多的集中作坊和几个手工工场。但是，由于日本不能像西欧那样不断地增加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农村棉纺织业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加上包买商的剥削，最后形成了包买商制工业市场形式。在中国，既没有出现农民手中的剩余价值，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机构，所以既没有在棉纺织业中出现集中作坊，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出现具有资本原始积累性质的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由于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准备不足，使得此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变得困难重重。

　　为什么必须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才才能成为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动力和条件呢？因为社会的剩余只有留在农民手中，才会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消费需求。如果社会的剩余都到了剥削阶级的手中，它除了被用于奢侈消费和征战之外，是不会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消费需求的。

　　那么，促使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剥削率的下降。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是剩余产品全部被统治阶级剥夺光，农民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消费之外，没有剩余。但是在封建统治较弱的时期，以及农民斗争取得成果的时期，剥削率可能下降，由此可能在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但是，由这种途径产生的剩余，在量上是很有限的。促使农民手中出现剩余的主要因素，只能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促使农民的产出增加，这些增加了的产出必然有一部分被留在农民手里，从而使农民有了剩余。劳动生产率，是投入的劳动的单位产出，劳动生产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土地生产率也高，同样，土地生产率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就高。西欧的土地生产率很低，但劳动生产率很高；中国的土地生产率很高，而劳动生产率则很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西欧，为了增加总产量以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需求，在土地和资金都缺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单纯地依靠投入劳动的增加，也即所谓的劳动集约化生产，致使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不断下降。日本的土地生产率高于西欧低于中国，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低于西欧，处于西欧与中国之间。劳动生产率低，意味这农业劳动者和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低，农民手中出现剩余的可能性小，农村和农民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小，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狭窄，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也就弱。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面积小的中国，对工业化启动所需的生产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一定要正确认识劳动生产率在工业化，在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