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日本

宪兵司令

不一样的日本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４０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余年后的１９４９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１９０７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学习一切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是不可取的。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历史上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将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解放前的旧中国像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的旧观念之下，禁锢在僵化的专制政体枷锁之中，依靠腐败、疲塌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