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海军的兴衰

荣誉叫做忠诚

民国海军的兴衰
第一章 民国海军的由来
一   近代海军的建立
  古代水上武装和清末水师               近代海军的先声
  清末购舰和造船工业的兴起               海军学堂的创办
  近代海军的初步形成
二 中法、中日海战
  马江之战                         镇海防御作战
  丰岛抗敌                         黄海大战
  威海卫保卫战
三 清末海军的恢复
  恢复海军困难重重                   清朝海军部的设立
  海军建部前后的几件大事



            第一章 民国海军的由来

              一   近代海军的建立


  中华民国的海军起源于清末组建的近代海军，而近代海军又来自于古代的水上武装和水师。由此而一脉相承。


              古代水上武装和清末水师


  我们伟大的祖国，东面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有着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5000多个岛屿。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80多万平方公里。
  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开始制造筏和独木舟。到了商代，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舟船。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举行了大型渡河演习。2年后，周武王召集各路诸候，率领10万大军从盟津乘船渡过黄河，灭亡了商朝。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依江傍海的吴、越、齐、楚等国先后开始制造了专用的战船，组建了最初的水上武装——舟师。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我国最早的水战记载。公元前485年，吴国舟师北上，在黄海同齐国舟师交战失败而返。这是我国第一次海战的记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很重视发展造船和舟师。秦始皇多次出海巡游。徐福的船队曾东渡到达日本。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曾派遣楼船军20万人征讨广东。公元前109年，汉将杨仆率楼船军5万兵从山东浮海进攻朝鲜。公元40年，汉伏波将军指挥战船2000艘南征交趾（现越南境内）。
  三国时期，吴、蜀、魏都有一支较强的水军，以东吴实力最强，拥有战船5000艘。208年，东吴名将周瑜、鲁肃率水军3万人，在蜀国军师诸葛亮指挥水军万余人配合下，进行了著名的赤壁大战，击破曹操20万大军。
  280年，晋军将领王浚、唐彬率领水军7万由四川浮江而下，直捣东吴建邺（今南京），吴主孙皓被迫投降。
  东晋末年，孙恩等人在东海发动了大规模的海上起义。几年中，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船舶千艘，驰骋于黄海、东海、南海和长江、粤江、湘江水域，奋战到411年。
  588年，隋文帝调水陆50万大军伐陈，三路水军配合五路陆军灭亡陈朝，统—了全国。
  唐朝的水军又有了进—步发展。663年，日本出兵朝鲜半岛，并攻击唐朝军队。唐军将领刘仁轨率水军在白江口（今朝鲜锦江口）迎战日本水军，四战皆捷，焚毁日军战船400艘。
  宋朝时，指南针已用于航海，火器普遍在水战中使用。转战洞庭湖上的杨幺起义军使用的车轮战船，大的装有24对击水轮叶。1130年，南宋名将韩世忠与金国元帅宗弼在镇江焦山和黄天荡水面进行了两次大战。1161年，宋将虞允文在采石矶指挥水军大破金兵水军，以18000人的兵力挡住了40万金军的进攻。在水战中，宋军霹雳炮大显神威。接着，宋将李宝率领120艘战船、3000名水兵从平江（今苏州）出发，沿海北上，在陈家岛（今山东灵山卫附近）袭击了金国水军，大获全胜。
  元朝在灭宋战争中，逐渐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军。元朝水军先后在襄樊、阳逻堡、丁家洲、焦山击败了南宋水军，于1276年攻陷临安。1279年，元朝水军追到厓山（今广东新会厓门附近），全歼南宋水军，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而亡，宋朝灭亡。
  元朝水军多次出海作战。1274年，元朝水陆军15000人、战船900艘东征日本，大破日军于博多。后因暴风袭击失败。元军动用战船3600艘分两路再征日本，又因飓风掀翻多数战船而还。元朝水军还远征缅甸、安南、爪哇及台湾，具备了远海作战能力。元朝水军已装备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创业时，曾多次指挥过水战，特别是在1363年进行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亲领水军经过37天的激战，全歼陈友谅的水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明代水军战船种类繁多，适用于各类海区。明代战船上主要装备是火铳、“佛郎机炮”、“红夷炮”，并最早使用了水雷（即“水底龙王炮”）、鱼雷（即“水老鸦”）和两级火箭（即“火龙出水”）。
  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波斯湾、红海及东非，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船队由200多艘船只组成，其中有不少战船担任护卫，船上的20000多人中，大多数为水军官兵。在抗倭战争中，杰出的战将戚继光、俞大猷等率部转战浙、闽、粤、苏、鲁数省沿海，基本平定了倭患。
  1598年，中朝两国水军在朝鲜南部露梁以西海面同日本水军进行了大规模海战，歼敌万人，击毁日船2000多艘。朝鲜水军李舜臣和明朝水军老将邓子龙英勇牺牲。
  1661年，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率水陆大军渡海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于次年收复台湾。
  1683年，清军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大军攻打澎湖，歼灭了郑克塽的水军主力，迫使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实现了台湾和大陆的统一。
  清朝自1644年定鼎中原之后，基本武装力量为八旗军和绿营军，其水师分布于江海各处。由于清朝军队靠骑兵为主打天下，所以重“骑射”而轻水师；而中国历史上从未通过从海上来的大入侵。因此，清朝建立之后，水师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后来，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的反抗，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水师战船也趋于小型轻捷，只用于江河沿海的巡哨捕缉。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只有37米长，7米宽，炮10余门。而当时英国大战舰配有火炮100门左右。
  鸦片战争前，清朝水师官兵有50000人，舰船890多艘，但真正能出海作战的人员和战船为数很少。绿营水师在广东、福建设有水师提督；浙江、江南、湖南设有水陆兼辖提督，南澳、琼州、碣石、高州、定海、海门、温州、苏凇、福山等处设有水师总兵。提督、总兵下辖水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军官。水师营为基本战斗单为。此外，在黑龙江、吉林、旅顺口等处有八旗水师营布防。
  中国水师的落后状况令人担忧。1835年，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奏指出：“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但他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1840年6月，英国海军少将懿律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入侵中国。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水师官兵多次同英国海军交手，给予侵略者一定的打击。
  1839年11月3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带领20多条战船在穿鼻洋击退了英舰的挑衅。
  1840年7月5日，浙江定海水师在舟山海面迎战英舰失利，水师总兵张朝发等战死。
  1840年8月19日，广东水师在青洲海面发现英舰后，战船和岸上火炮协同射击，严惩了英军。8月31日，水师副将陈连升等驾战船驶往磨刀洋袭击英舰，获得胜利。
  1841年1月7日，英国军舰向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发动进攻。陈连升等数百水师将士力战强敌，因得不到增援，大部英勇牺牲，各炮台先后失守。
  1841年2月26日，英军进犯虎门。关天培亲率水师官兵奋力杀敌，直至战死，虎门陷落。
  1841年8月26日，在厦门保卫战中，福建水师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等多人在作战中殉职，厦门被敌攻占。
  1841年9月底至10月初，在定海抗英战斗中，水师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与陆师总兵郑国鸿、王锡朋并肩抗敌6昼夜，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1842年6月16日，英军调集7艘战舰和6艘蒸汽舰艇猛攻吴凇口，江南水陆兼辖提督陈化成督部拼死御敌，壮烈牺胜。
  1840年7月至1842年5月间，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指挥下，五战皆捷，扮碎了英国舰船的侵犯。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3艘军舰、10多条满载海军陆战队的划挺窜入珠江，夺取了两岸的10多个炮台，兵临广州城下。
  1857年12月中旬，法国舰队同英国舰队一起从香港出发，直逼广州城。12月28日，英法联军击败守军，占领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0日，英法舰队北攻大沽炮台，守军伤亡惨重，各炮台相继失陷。
  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再次进犯大沽。这时，清军已加强了海口的防务，并由新恢复的直隶水师2000名官兵至此驻防。经一昼夜激战，敌舰4艘被击沉或击毁，6艘被击伤。英军伤亡578人，法军死伤14人。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避开大沽的清军主力，从北塘登陆，迂回攻击大沽。清军反击失利，大沽失陷。英法联军乘势攻占了天津、北京。


              近代海军的先声


  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给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以第一次大冲击。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在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过程中，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近代海防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林则徐看到英国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中国，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水师。他指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魏源经过艰苦的努力，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接受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师夷长技”有三条：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建议在虎门外大角、沙角二处分别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来造船制炮，聘用外国技师，首先造战舰100艘，蒸汽舰船10艘，“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海国图志》卷2）；将广东水师近4万人，“汰其冗滥，补其精锐”，练成15000人的精悍水师。这样，就可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海国图志》卷2）。
  为了增强实战能力，林则徐主持整顿了广东水师。他派人将从美国商人处购回英国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成战舰，可装炮34门；购回葡萄牙3000斤大炮装在大战船上。林则徐还调集雇用各种战船，并仿造“底用铜包，蓬如洋式”的西式战船组成一支新水师，在广东抗英海战中多次出击，取得不少战果。在浙江镇海，他与兵器专家龚振麟共同研究制成了行驶方便的车轮战船，在保卫吴凇之战中发挥了作用。
  1842年，文丰上疏购菲律宾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的战船，编入八旗军水师营。
  同年，广东人潘仕成捐资仿英、美式样兴造战船。工匠何礼贵在为外国人造船时，已掌握了造蒸汽船及各式战船的本领，曾被调到湖北造船。另一名中国人潘世荣则雇用洋匠造出了一艘火轮船。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言行，是对我国重边轻海的传统国防观念的挑战，也是对闭关自守腐朽政策的猛烈冲击，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清末购舰和造船工业的兴起


  1852年冬，太平军建立了水营，在江河湖海沉重打击了清军水师。在水战中，双方都使用过蒸汽炮船助战。
  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清政府进一步感到“洋炮洋舰”的威力。1861年，太平军出兵浙江，逼近上海。当时风传，太平军正托外国人购买军舰，准备从海路北上进攻天津和北京。清朝统治者大吃一惊，立即下决心要抢在太平军前面买回“洋舰”。
  186l年6月，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表示，可从海关关税中拨款购船。得到了允诺后，赫德立即写信给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请他筹办。
  1862年2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奉清廷之命，在广东与赫德商定，清朝政府向英国购买中型炮舰3艘，小型炮舰4艘，连同舰上装备，共值银65万两。李泰国趁机大敲竹杠，又让清政府追加了15万两现款，才将7艘舰艇及一条供应船购齐。8艘舰船分别被李泰国命名为：中型炮舰“江苏”号（后改“镇吴”号）、“中国”号（后改“一统”号）、“北京”号（后改“金台”号）；小型炮舰“天津”号（后改“三卫”号）、“广东”号（后改“百粤”号）、“厦门”号（后改“广万”号）；快艇“遐荒”号（后改“得胜”号）；供应船“巴拉莱特”号。由此组成了所谓的“英中舰队”，曾参加过两次侵华战争的原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被李泰国聘为水师总统（舰队司令）。清政府原请为每艘大舰各招30人，小舰各招10人左右，其余舰员应由中国人充任。而李泰国擅自招募了600名官兵上舰。1863年1月，李泰国竟然“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订立了13条合同。合同规定，阿思本在任职4年内有权管辖调度所有外国洋式船只和蒸汽舰船；阿思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清末海军史料》162页）这样，阿思本指挥的就是一支由中国人出钱、英国人控制的殖民化舰队。
  这时候，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满族权贵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实力派，都想把这支舰队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因而展开了明争暗斗。曾国藩连总统、各舰管带及600名兵勇都已选定。
  1863年9月，“阿思本舰队”驶抵中国后，李泰国声称购船费还不够，又向清政府索取了27万两，前后共用款107万两。此后，每月还需10万两的日常费用。李泰国、阿思本坚持要求清廷接受所定13条合同，并且提出在攻破天京后，平分太平天国的财物。这一下激怒了清朝官员，湘、淮军首领强烈要求清廷退舰遣人。
  11月6日，“阿思本舰队”遣散办法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李泰国、阿思本决定：英国官兵发给5个月薪俸后遣散，舰船折价出售。这样，中国共支出白银173.2万两，收回售船款106.86万两，白陪了66万多两，落得个舰银两空。
  “阿思本舰队”事件，暴露了外国侵略者妄图把持中国海军的险恶用心，使不少中国人痛感必须自己办厂造船，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军舰队。左宗棠曾明确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于是，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得以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
  早在1861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了一个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春，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翻译了大量外国科技文献，在化学上尤有建树）、华衡芳（1833-1902，与徐寿同乡，在数学等方面颇有造诣）来所，于8月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他们在南京制成了我国第一艘蒸汽轮船，被命名为“黄鹄”号。该船排水量25吨，长55英尺，静水航速约6.7节，试制费8000两银。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曾国藩把托容闳购回的100多台机器添了进去，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厂，它以造枪炮为主，也兼造舰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第一艘木壳明轮兵船“恬吉”号（后又称“惠吉”号）下水。该舰载重600吨，392匹马力，长185尺，宽27.2尺，配炮9门，用银8.1万多两。1869年之后，江南制造局又先后造了木壳暗轮兵船“操江”号（640吨）、“测海”号(600吨)、“威靖”号（1000吨）、“海安”号（2800吨）、“驭远”号（2800吨）；铁甲暗轮兵船“金瓯”号（约300吨）、“保民”号（约1220吨）及7条小型船艇。
  1885年之后，由于李鸿章认为还是“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江南制造局停止造船，只承接舰船修理业务。
  清末中国最大的造船厂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12月23日，经左宗棠向清廷奏准，船政局在福州马尾破土动工。1869年6月，船政局所造的第一号轮船顾利下水，定名为“万年青”号。该船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150匹马力，航速10节，木壳，用银16.3万两。此后到1907年止，船政局共制造舰船40艘，总吨位4.7万余吨，占清末全国造船总数的74%。开办初期，船政局聘用了一些法国员工担任技术指导。1874年，合同期满，大部分人按期离局，仅留下3人。此时，已基本掌握各项技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造船了。
  1875年，船政学堂学生吴德章等自行设计制造的炮艇获得成功。该艇245吨，50匹马力，航速9节。1877年下水的“威远”舰已采用了铁胁木壳的新技术，达到750匹马力，超过了法国人在时船艇的马力。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巡洋舰，排水量为2200吨，马力增为2400匹，航速15节，接近国外先进水平。1888年下水的“龙威”号巡洋舰，是我国自制的第一艘钢质军舰，排水量2100吨，2400匹马力，航速14节。“龙威”舰后服役于北洋海军，改称“平远”舰。它的建成标志看我国造船技术水平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除了江南、福建两处船厂外，其它一些地方也兴办了近代船厂或兼造舰船。1867年，清政府开办的天津机器局兼造过一些小船，并造过一套舟桥和一艘潜水艇。1873年经办的广州机器局在温子绍主持下，完全依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制造小型舰船达40多艘。尤其是1881年造成的“海东雄”号炮艇（当时称“蚊子船”，只有一门炮），造价仅为当时所购英国造同类炮艇价格的1/4。大沽船坞于1880年建立，主要为北洋海军修理舰船。清末时期也造过“飞凫”、“飞艇”等舰船共20余艘。旅顺船坞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可修理“定远”号等大型舰船。1880年开始筹办，1890年才基本完工。但它是短命的，1894年被日军占领，收回后不久1897年又被沙俄夺去，1905年后又落入日军手中。
  中国自制的舰船已不能满足海军发展的需要。于是，清政府先后向德、英、美、日等国购回舰艇85艘。这对我国的海军建设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弊病。一些经办人员与外商勾结，以次充好，受贿贪污，阻碍了我国造船工业发展。曾国藩、沈葆桢相继去世后，海军实权为李鸿章一人独揽，他的指导思想是造船不如买船。以后，中国海军舰艇更加依赖进口，无法独立地发展。


                海军学堂的创办


  在添置舰艇的同时，沿海各地还创办了一批海军学堂，为建立近代海军造就了一批人才。在甲午战争前，海军学堂共办9所，而陆军仅办2所。
  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创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军事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用法文教授，专门学习舰船制造，后学堂则英文讲课，初设驾驶班，后又增加了管轮班。学生所学的内容很多，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外语、军事、航海、船艺等几十门课程。学生们通过刻苦钻研，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校术，成为中国海军建设的骨干。清末，该学堂共毕业510人，近代中国海军的大部舰艇管带（舰长），许多海军学堂的教习（教师）及造船厂的技术人员，都出自船政学堂。中法马江之战中，福建海军11艘参战舰艇的管驾（舰长），有8人是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5人壮烈牺牲。中日黄海大战中，10艘最初参战的军舰管带，有6人为船政学堂毕业生，邓世昌等英勇献身。
  第二个创办的海军学堂是天津水师学堂，建于1880年。设有驾驶、管轮2个专业，共毕业学生21O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被焚毁。严复曾在该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近20年。
  广东办过2所海军学堂，即1884年开办的鱼雷学堂和1887年设置的水师学堂（初为水陆师学堂，1893年后改为水师学堂），校址在黄埔。鱼雷学堂毕业19名学生，水师学堂毕业122名学生。
  1886年，清廷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办了一所水师学堂，这是专为满族权贵子弟所设立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仅有9人到海军任职。第二届学生未能结业，因甲午战败而散去。
  1890年，中国海军办了3所学堂，即南洋海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北洋海军办的威海卫水师学堂和旅顺口鱼雷学堂。江南水师学堂设在南京仪凤门内，有驾驶、管轮、鱼雷3个专业，到1911年共有212名学生毕业。威海卫水师学堂仅收了一期30名学生，甲午战争后停办。旅顺口鱼雷学堂也只办了3期，共23人毕业，在甲午战争时停办。此外，在旅顺口还办过一个枪炮学堂，曾训练过约60名学员。
  挑选优秀青年出国深造，是培养海军人才的又一个途径。在容闳的热心筹划下，1872年至1875年，中国向美国派遣的前4批留学生共120人。其中，有17人学成后回国担任了海军将领。他们是：尚容谦、邓士聪、蔡廷干、吴应科、宋文翙、邝咏钟、曹嘉祥、吴敬荣、薛有福、杨兆楠、黄季良、邝国光、邝炳光、吴其藻、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还有2人回国当了海军医官，他们是：何廷梁、曹茂祥。另外，詹天佑回国后曾在船政学堂任教习，后来成为闻名中外的铁路建筑师。在中法战争中牺牲的有杨兆楠、邝咏钟、黄季良、薛有福，在甲午战争中献身的有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其他留美海军生也都为近代海军作出了贡献。而这4期留学生中，学习陆军的竟无一人。
  1875年，沈葆桢派遣船政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赴法国参观见习。之后，清廷陆续向德、法、英等国派遣留学生。到1885年，共派出了89人，约有80人学习海军和造船等专业。回国后，他们在海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甲午战争中殉国的有刘步蟾、黄建勋、林泰曾、林永升；魏瀚、陈兆翱等成为杰出的造船专家；叶祖珪、萨镇冰、李鼎新、沈寿堃、刘冠雄等人后来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海军将领；严复成为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马建忠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在翻译国外文献方面，近代海军也是走在前边的。江南制局用的翻译馆共出版了23类、159种、1075卷译著，其中不少是有关海军和造船方面的。译者有徐寿、华衡芳、徐建寅（徐寿之子）等。此外，许景澄在出使欧洲期间，仔细调查了各国海军情况，将19个国家的1600多艘舰船的资料（其中有240余幅图），编成了《外国师船图表》，于1885年底在柏林出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海军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可惜该书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近代海军的初步形成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造船购舰和海军人才的培养，组建近代海军的计划也被提了出来。最早提出创立近代海军的是丁日昌（1823-1882，广东丰顺人，历任江西万安知县，曾国藩的幕僚，苏凇太道，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和巡抚，福建巡抚和船政大臣，会办南洋海防）。他在1867年12月31日通过李鸿章转呈的《创建轮船水师条款》中提议：“创造轮船水师，分为三阃。”北洋水师驻扎在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东沿海，提督坐镇大沽；中洋水师驻扎江苏和浙江海口，提督坐镇吴凇口；南洋水师驻扎福建、广东沿海，提督坐镇厦门。每路配炮艇10艘左右担任守备，“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海军应统—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轮船水师为近代海军的最初称呼。
  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真正被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上来，与日本的侵华野心及其海军的日益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1853年之前，日本同中国一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海上力量很落后。1854年，在列强舰队的威逼下，日本打破了锁国状态，把发展海军放到了重要地位。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日本海军得以优先扩充。1872年明治天皇下令设置了海军省。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1871年11月，琉球船民66人因风漂至台湾八瑶湾（今屏东县境内），上岸后有54人被牡丹社的高山族人杀害，12人逃脱。琉球为中国属国，本与日本无关。1872年9日，日本册封琉球王为藩主后对台问罪）为借口，悍然出动“日进”、“孟春”、“筑波”号军舰，掩护10余艘轮船运送3600名陆军官兵侵入我国台湾，在射寮登陆。沈葆桢调集海陆军积极赴台备战，并加强了闽台地区的海防设施。当时，福建海军的“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6舰开赴澎湖，“福星”舰进驻台北，“济安”和“万年青”舰分别在福州、厦门待命。日本见中国有迎战准备，加上日兵水土不服，天气炎热，每天病亡10余人。于是日本向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出兵费后，于年底撤兵。
  日本侵略台湾再次敲起了警钟，清廷内部感到“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对海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奕訢等奏请筹议海防，并转奏了周家楣的5条建议（即练兵、备船、简器、设厂、筹饷）。建议中明确提出：“应就外海水师及各营洋枪队中，挑选精壮曾经战阵之兵勇，另立海军，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率……”11月19日，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了丁日昌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共有6条：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驾驶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精择仁廉干练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其中，丁日昌规划每洋设大舰6艘，炮艇10艘，半年会操一次，以裁减旧式水师的费用来养新式规艇。丁日昌特别强调，在海上争锋，“非轮船不为功也”。尽管当时顽固派极力指责办海军是“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买舰造船和改进枪炮是“掷金钱于汪洋”，并以西北边防（指1865至1877年间，在英、俄等国支持下，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乘新疆内乱之际，领兵占领南、北疆的大片国土，企图将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和东南海防同时告急，朝廷经费有限为由加以反对。但清政府仍下决心建立海军，加强海防。1875年5月30日，总理衙门提出的方案经钦准实行。主要内容有：以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先购一两艘铁甲船，西北塞防由左宗棠负责办理，在磁州、台湾试用机器开采煤铁矿等。此后，近代海军在南洋和北洋开始组建，而南洋中的福建、广东不久又自立了门户。
  福建海军是组建最早的一支海军部队。清朝旧式福建水师始建于1651年，—直是清军外海水师的主力。但随着蒸汽舰艇被海军采用，它逐步走向末路。由于有船政局和船政学堂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福建海军发展较快。1870年9月20日，福建已有船政局自制的“万年青”、“湄云”、“福星”3艘军舰及外购的“海东云”等舰，清廷任命前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这标志着福建海军的雏型已经形成。1875年，第二任统领罗大春接任时，福建海军已有自制的“扬武”号巡洋舰等13艘舰艇，外购的“靖海”号炮艇等3艘舰艇，总吨位达1.3万多吨。1879年9月，彭楚汉任第三任统领。中法战争前，福建海军已有舰船近30艘，2.2万多吨。其中，千吨以上的约占一半。
  由于其它各地舰船不足，除了在船政局订造军舰外，还多次调福建海军舰艇前往执行任务。如“湄云”号曾去奉天，“镇海”号曾到津沽，“泰安”号和“飞云”号前往山东，“伏波”号到过浙江，“永保”号和“深航”号被差遣上海，“济安”号开赴广东。中法马江之战中，福建海军在马尾的11艘舰船全部沉没，但战后仍有17艘舰船（包括打捞修复的“伏波”号等舰），千余名官兵，实力犹存。只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李鸿章等人的压制，福建海军经费拮据，才逐渐走向衰败。特别是1885年左宗棠去世后，福建海军失去最有影响的支持者，李鸿章公然肢解福建海军。1887年，为台澎防务而向德英两国购回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共4艘巡洋舰，全被调往北洋，就连福建海军仅有的一艘“福龙”号鱼雷艇及原先借用的福建海军人员，连同舰船全被纳入北洋海军名下。从此，福建海军名存实亡。
  南洋海军是组建较早的一支海上武装。清朝初年，在江浙地区就设有水师，分外海、内河两部分，由江南水陆提督兼辖。1862年，清廷又增编了长江水师，在江苏有瓜洲、狼山两镇。1875年，清政府决定从海关税和厘金中提出400万两银专拨南、北洋建设海军。但在3年中，北洋总共才收到近200万两，南洋每年实收40万两。经费严重不足，使南洋海军发展步履艰难。南洋海军的舰艇主要来自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少量购自国外。1878年，沈葆桢经朝廷批准，任命了吴安康、王金楷等16名水师将领在军舰上供职。1879年，江南提督李朝斌被任命为“外海兵轮统领，督率各省大小兵轮，定期在吴凇口会操”。1884年，南洋海军又拨归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统辖，共拥有钢质巡洋舰“南琛”、“南瑞”号，铁骨木皮巡洋舰“开济”、“澄庆”、“超武”号，木壳巡洋舰“驭远”、“登瀛洲”、“威靖”号，木壳炮舰“靖远”、“测海”号，铁壳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金瓯”号。其中，除“金瓯”号外的4艘铁壳炮舰，是北洋用过二三年后来抵偿李鸿章截留南洋海军所订购的4艘新炮舰的。1890年8月，陈湜被委任为南洋兵轮总统。
  189l年，郭宝昌接任总统后不久，为“节饷增船之计”，南洋海军取消总统一职，军舰改由左翼长袁九皋、右翼长吴安康分别督率；当时，南洋海军仅有“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开济”、“寰泰”6舰能出海作战。由于南洋海军无钱购买大型铁甲舰（沈葆桢、丁日昌多次提议都未购成），所以海上战斗力不强，只是担任海口巡防之责。南洋海军虽未参加对日作战，却因舰船老化，训练不足而自行萎缩了。
  广东海军在清末没有单独编队，一直隶属于广东水师提督。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开始从国外引进较先进的军舰武装广东水师。广州机器局、黄埔船局也先后建造了40多艘中小舰艇。广东海军委托福州船政局于1877年-1891年造成的“广甲”、“广乙”、“广丙”3艘巡洋舰，吨位最大也未超过1300吨。甲午战争时，3舰正在北洋会操，遂留下参战。结果2艘沉没，1艘被俘。总的看来，广东海军只是一个小舰队，经费全靠自筹，装备更新只能缓慢地进行。
  北洋海军尽管起步较晚，但却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以“拱卫京畿”为由，利用手中政、财、军大权全力发展。1873年之前，南方各省沿海都有了一批蒸汽舰船时，北洋还没有一艘近代舰船。1873年9月，福州船政局新制造的木壳炮舰“镇海”号（572吨）调到天津后才填补了空白。1875年，李鸿章与英籍总税务司赫德订约购舰。从此，北洋大规模购舰高潮开始。起初，赫德的助手金登干包揽了购舰事务，使中国花了一些冤枉钱。1876年，首批2艘炮船（320吨）到华，被命名为“龙骧”和“虎威”号。该舰船小炮大，难以出海作战，只能在港湾里防守。次年购回的“飞霆”、“策电”2舰（440吨）也是如此。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水师营务处，派留法回国的马建忠负责办理北洋海军事务。这年11月，南洋订购的4艘炮舰来华后被李鸿章截留北洋，而以已用了二三年的“龙骧”等4舰调南洋作抵偿。新到4舰被命名为“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号。这一年，李鸿章又通过赫德订购了炮舰3艘、旧式巡洋舰2艘，于1881年交付中国接收。其中1艘炮舰到广东后被命名为“海镜清”号；2艘炮舰是山东所购，被命名为“镇中”、“镇边”号，也纳入北洋编制；2艘巡洋舰被命名为“超勇”、“扬威”号。
  1879年之后，清政府就不要赫德再插手购舰了。这是因为赫德除了推销军火之外，还想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他为“总海防司”，进而把持中国海军大权。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得知后，上书反对任用赫德，终于使赫德美梦破产。李凤苞、徐建寅、许景澄等人先后奉命调查各国造船情况，订购了一批较先进的舰艇。
  1885年，德国制造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及穹甲舰“济远”号来华。1887年，北洋又接回英制巡洋舰“致远”、“靖远”号和德制巡洋舰“来远”、“经远”号。此外，还向英、德两国购回10艘鱼雷艇（含铁甲舰上的附属艇）及辅助船，补充了国产的“威远”等舰，并在威海卫、旅顺修筑海军基地，实力大增。1888年9月，清廷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个经制舰队（福建、南洋、广东海军未被清廷列为“经制”之列）。
  北洋海军共有29艘船艇（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6艘，鱼雷艇1艘，练习舰3艘，运输舰1艘），计划再添大巡洋舰1艘，浅水炮舰4艘，鱼雷快舰2艘，鱼雷艇6艘，练习舰1艘，军火船1艘，测量船1艘，通信船1艘。但因为经费无着及派系争斗，使该方案搁浅。到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仅增加了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平远”号巡洋舰，调来了福建海军的“福龙”号鱼雷艇。北洋海军官兵近4000人，提督（司令）丁汝昌（1836-1895，安徽庐江人，长江水师出身。1879年到北洋海军，1880年赴英接舰，1883年任天津镇总兵）。
  在各支海军舰队发展的基础上，清廷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海军的统帅机构。早在1883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新设了海防股，它的职责是：“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凡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制轮船枪炮弹药、创造机器电线铁路，及各乡矿务皆隶焉”（《光绪会典》卷100）。小小的海防股竟要管如此众多的事务，显然是力不从心的。1884年，由于中国海军各自为战，使法军部队乘机袭击了我东南沿海地区。惨痛的事实迫使清廷决心统一全国海军。于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于1885年10月在北京成立。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譞，会办大臣奕劻、李鸿章，帮办大臣曾纪泽、善庆。下设总办、帮总办、主稿等章京，并分成海疆、款项、船政、器械4股。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然而，海军衙门的大臣和章京们全是兼职，依附于八旗神机营（开始连印章也用神机营的）。而且，除李鸿章及一名帮总办章京外全为旗人，没有一名海军学校毕业生。海军衙门只起筹集海军经费和审批进口海防军械的作用，并无指挥职权。令人吃惊的是，海军衙门竟挪用大量海军经费，为西太后建造“三海”（指北京的北海、中海、南海的皇宫园林）工程（约用436.5万两）和颐和园工程（约用1200万两以上），严重阻得了海军的发展。189l年，丁汝昌提出用15万两进行舰艇大修，用60万两购置21门120毫米舰炮的计划。区区之数，就因为没有经费而被束之高阁。因此，北洋海军的火力和舰艇素质远远落后于日本海军。二 中法、中日海战
  马江之战                         镇海防御作战
  丰岛抗敌                         黄海大战
  威海卫保卫战


              二 中法、中日海战


  中国近代海军在创建的过程中，曾同法国、日本的侵华舰队进行过多次海战。虽然多数作战是失利了，但却展示了中国海军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较强的战斗力。从鸦片战争中的岸防作战到海上交锋，是中国海防力量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马江之战


  1883年12月14日，法国侵略军大举进攻越南的山西地区，驻守该地的黑旗军、清军奋起反击，中法战争爆发。
  1884年7月中旬，法国军舰以“游历”为名侵入马江。马江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的一段，为福建海军的主要基地。马江下游两岸地形险峻，入海口设有长门、金牌等炮台。本是抵御外侵的理想战场。但由于清朝官吏的昏庸，竟让敌国舰队闯入马江，使海口的防御体系，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当时的国际法规定，外国军舰进入别国港口不得超过2艘，停泊不得超出2周。可是，法舰泊在马江达40天之久，最多时有10多艘舰艇。在此期间，3艘法舰于8月上旬前往台湾掩护陆战队攻击基隆，击毁了中国炮台，后被中国军队伏兵击败后又退回马江。1884年8月23日十三时五十六分，在准备就绪之后，利用退潮的有利时机（当时军舰以舰首系泊，法舰位于华舰下游，退潮时，法舰舰首正对着华舰舰尾，便于发挥舰首主炮威力）突然袭击了附近的福建海军舰艇。
  在马江的法舰有10艘，共1.45万吨。它们是，装甲战列舰“凯旋”号，木壳巡洋舰“窝尔它”号（法军远东舰队旗舰）、“杜居士路因”号、“维拉”号、“德斯丹”号，炮舰“野猫”号、“益士弼”号、“蝮蛇”号，鱼雷艇“45”号、“46”号。法舰有77门火炮，不少是大口径的线膛炮和速射的哈乞开斯机关炮。另外，法国巡洋舰“雷诺堡”号和情报兼运输舰“梭尼”号在闽江入海口监视航道，防止华军堵塞法军退路。海口外还有装甲战列舰“拉加利桑尼亚”号伺机接应。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中将担任指挥。
  泊于马江的中国舰艇是木壳巡洋舰“扬武”号（福建海军旗舰），炮舰“伏波”号、“济安”号、“飞云”号、“振威”号、“福星”号，铁壳炮艇“建胜”号、“福胜”号，共1.02万吨，仅有47门滑膛炮。福建轮船营务处统领兼“扬威”舰管驾张成负责管理各舰。此外，马江上还有旧式水师战船40多艘，但战斗力很差。总之，中法兵力对比十分悬殊。
  战幕一拉开，法舰就集中火力向华舰猛烈攻击。中国舰艇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未及起锚，多数舰艇就已中弹。广大中国海军官兵仓促应战，顽强还击。
  在上游方面，“扬武”舰负伤后，仍用尾炮击中了法舰“窝尔它”号舰桥，毙敌引水员及5名水兵，但又被敌46号鱼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不到一分钟，“扬武”舰首先沉没。敌46号艇也被岸上清军炮火击中，引起爆炸。“福星”舰中弹后，管驾陈英急令砍断锚链，掉转舰首，开足马力，向敌舰冲去。在敌舰的围攻下，这艘仅585吨的小炮舰多处受创，水兵伤亡过半。陈英屹立望台疾呼：“此吾报国日矣！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于是，“福星”舰鼓轮又向敌舰冲去。陈英突然中弹倒下，三副王涟继续指挥。这时，敌人一枚鱼雷击中“福星”舰暗轮，军舰无法前进。舰员仍以步枪射击。突然，一发炮弹击中舰上的弹药库，军舰被炸毁，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激战中，“福胜”、“建胜”2艘炮艇也遭到敌舰炮火拦截。“建胜”管驾林森林首先阵亡，2艇督带吕翰浑身是血，但他包扎后仍然坚持指挥，随即又中弹牺牲。“福胜”在“建胜”沉没后单艇奋战，管驾叶深被弹片穿透面颊后倒下，不久又挣扎站起来率领水兵炮击敌舰，他肋部再次中弹，倒敌身亡，炮艇亦中弹沉没。“艺新”、“伏波”两舰受伤后边战边退，到上游林浦自沉。“永保”、“琛航”两舰也受伤沉没。
  在下游方面，“振威”舰被敌“凯旋”舰炮火击中，首尾起火，失去控制，随波下漂。管驾许寿山和舰员，试图冲撞敌舰“德斯丹”号与之同归于尽。但是，敌舰“维拉”号的1发炮弹在舰上爆炸。“振威”舰沉没前，仍发射了一发炮弹，击毙了敌1名军官和2名水兵。“飞云”、“济安”两舰砍锚链未断，已中弹起火。督带高腾云腿被炸断，仍在“飞云”舰上坚持作战。最后，“飞云”、“济安”舰被烈火吞没。
  中国海军的40多艘木质小战船，在激战中全被摧毁。不到半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8月24日，法舰炮击了福州船政局，炸毁了厂房、仓库及1艘在造的巡洋舰。
  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国正式宣战。法舰击毁了闽安炮台。次日，法舰从上游起逐个攻击闽江两岸炮台，摧毁了其中的大部分。到30日止，马江法国军舰全部开出闽江口，泊于马祖澳。不久，法舰又进犯台湾，于10月8日再次在台湾遭到惨败。
  在马江之战中，有5艘法舰受伤，50多人伤亡。中国海军9艘舰艇被击沉，2舰自沉，700多人殉难，福州船政局及炮台、水师也遭到严重损失。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重失败。


                镇海防御作战


  镇海防御作战又称甬江口海战。镇海位于浙江甬江口，是宁波的门户。
  中法战争爆发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宁绍台兵备道薛福成等人十分重视加强镇海的海防，在海口两岸添设、加固了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以沉船和木桩堵塞海口（仅留20丈宽水面供船出入，并备有6艘大船随时准备封口），布设了大量水雷、地雷，撤除了航标，组织渔团、民团配合军队作战。
  1885年1月18日，南洋海军总兵吴安康率舰5艘支援闽、台抗法。2月12日，南洋5舰在浙江三门湾海面遇到7艘法舰截击后北撤，航速较慢的“驭远”、“澄庆”2舰避入附近的石浦港内。2月14日，敌舰袭击石浦。“澄庆”舰被岸上炮火误伤沉没，“驭远”舰被法舰击沉。“南琛”、“南瑞”、“开济”3舰驶入镇海口内，与在此防卫的“超勇”、“元凯”2舰及水师的红单船队汇合，共同抗敌。
  2月28日，法军舰队司令孤拔率领“巴雅”号装甲战列舰等4舰追到镇海口外。3月1日，法军小艇进入海口测量水 道，被清军炮火赶走。当日下午，法舰发动攻势，直扑招宝山。守军岸炮和舰炮一起开火，激战达2小时，最靠前的法舰“纽回利”号连中数弹，狼狈逃窜。后边3艘法舰也遭中国炮火拦截，无法前进，进攻失败。当夜，法军2艘小船偷袭钳口门，被哨兵击退。
  3月2日，海上大雾。吴安康带领水兵驾驶6条舢板（每条舢板上有1门炮、10支枪）在海口巡逻。2艘敌艇企图冲入海口，用鱼雷攻击华舰。恰巧遇上中国水兵，交战后，法艇退去。
  3月3日上午，法舰再次来犯。“答纳克”号敌舰逼近海口开炮，遭到招宝山炮台的有力回击，“答纳克”号中弹后狼狈而逃。
  3月5日，敌2条小船运兵企图在南岸馒头山登陆，被守军击沉。
  3月14日，法舰在海口外用猛烈炮火向各炮台攻击。由于守军事先换石为土，避免了炸石伤人。所以，未造成守军重大伤亡。
  3月20日，清军秘密地把8门野战炮推到南岸海边，出其不意地轰击敌舰，有5发炮弹击中目标。从此，敌舰不敢再靠近海口，只在远处窥视。6月29日，法舰被迫全部退走。
  镇海之战是中国近代海军配合陆军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法国舰队司令孤拔被击伤，不久在澎湖死亡。


                丰岛抗敌


  甲午战争前，日本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特别是扩充了海军和陆军。1890年，日本海军经费占国家支出的12.37%。1893年，天皇带头节省内廷费用，并要求全体官吏拿出1/10的俸禄作为造舰费。到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巳拥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共5.9万多吨。
  这时的中国海军，4支舰队合起来有军舰78艘，鱼雷艇24艘，计8.4万吨。但兵力分散，多数舰艇陈旧，在航速、火力及官兵军事素质等方面，均落后于日本海军。更重要的是掌握清朝大权的慈禧太后正为自己的80寿辰用尽心机，无心抵抗日本的侵略。
  1894年初，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爆发后，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求清廷派兵。6月4日，北洋海军“济远”、“平远”、“扬武”3舰首先进驻仁川。6月5日，日本立即成立大本营，并派出400名海军陆战队入朝。到6月底，在朝日军已有近万人，军舰8艘，大大超过了清军。7月19日，日本海军成立了战时体制的联合部队。7月23日，日军扶植朝鲜的亲日傀儡政权，唆使其驱逐清军。
  7月25日晨，中国军舰“济远”、“广乙”号完成了掩护运兵船的任务后从牙山返航，途经丰岛附近海面时，突然遭到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吉野”（旗舰）、“秋津洲”、“浪速”号3艘巡洋舰的袭击，“济远”、“广乙”舰被迫自卫，从而拉开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序幕。
  当时，中日兵力对比悬殊很大。清舰为钢、木质巡洋舰各一艘，共3300吨，舰炮29门，航速15-17节。日舰全为钢质巡洋舰，共9126吨，舰炮80门（其中120毫米以上大口径速射炮22门），航速19-23节。而且，日舰是有预谋的偷袭。
  中国水兵并未被优势之敌所吓倒，在敌猛烈炮火面前，“济远”管带方伯谦躲进了舱内，大副沈寿昌主动登上望台指挥，“济远”的炮火多次命中日舰“吉野”和“浪速”号。战斗中，望台被日舰击中，沈寿昌英勇顿牲，二副柯建章立即接替指挥。不久，柯建章也中弹倒下，舰员共阵亡13人，伤40余人，前主炮已无法射击。“济远”舰立即以尾炮边回击边向西撤退，“吉野”舰紧追不舍。当“吉野”舰追到离“济远”仅2500米时，水兵王国成、李仕茂挺身而出，用尾炮连射4发，命中“吉野”3发，“吉野”受创后转舵逃去。管带方伯谦置“高升”、“操江”2舰不顾，驾舰逃回旅顺。
  “广乙”舰仅为千吨的木质舰，火力较差，管带林国祥在命令向敌舰逼近，准备发射鱼雷时，不幸被敌“秋津洲”一炮炸毁了鱼雷管，另一炮使20余名官兵伤亡。但“广乙”舰仍坚持作战，—炮击中“浪速”舰左舷。后终因伤势过重，被迫向朝鲜西海岸撤去，在十八岛搁浅。70多名舰员将舰自毁后离开，途中被日军俘虏，具结后才被释放。
  “操江”舰发现敌情后向西退去，但其航速仅9节，不久即被日“秋律洲”舰赶上俘获。“浪速”舰追上悬挂英国旗的“高升”轮（中国雇用的英船）后，强令该船随其同行。英籍船长准备屈服，但船上千余名清军官兵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浪速”舰竟以鱼雷大炮击沉了“高升”轮，并对落水清兵进行屠杀，除250人获救外，大部分官兵遇难。
  丰岛海战后，日本海军基本控制了朝鲜以西海域，切断了牙山清军的海上补给钱。因此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
  一周后的8月1日，中日两国分别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黄海大战


  1894年9月16日一时，清政府雇船5艘在北洋海军的护航下，从大连启程，运送6000名援军到大东沟，准备从陆路入朝，支援平壤守军。午后，运兵船安全抵达目的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命令“镇中”、“镇南”号炮舰及4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入海口，“平远”、“广丙”2舰在口外下锚警戒，“定远”（旗舰）、“镇远”、“来远”、“经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10舰在离海口约12海里的大鹿岛附近待命。这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亲率12艘军舰从朝鲜大同江口的渔隐洞据点出发，向黄海北部搜索前进，企图寻找北洋海军决战。日本舰队以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4艘快速巡洋舰为前导，以“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舰为本队跟进，另有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观战的“西京丸”号代用巡洋舰，供搜索侦察的炮舰“赤城”号随本队行动。
  9月17日上午，清军卸载完毕准备返航。“镇远”舰观察哨发现西南方向有一支舰队向北驶来，丁汝昌下令备战。
  十二时五十分，日本舰队逼近北洋舰队，在约5000米的距离时，“定远”舰主炮首先发炮射击，中日各舰大炮也一起怒吼，大战爆发。
  日军第一游击队加速左转，从北洋各舰前方横越，首先攻击北洋舰队右翼的“超勇”、“扬威”2艘弱舰，2舰先后中弹起火。“定远”舰望台被敌炮火击中后，信号索具被毁，丁汝昌负伤。虽有刘步蟾代理指挥，但后来北洋各舰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日舰“比睿”、“赤城”号被打得弹痕累累，在第一游击队舰只救援下才得以逃脱。
  在大东沟的“平远”等舰艇闻讯赶来，与日军本队各舰接战。“平远”舰炮击中了“松岛”、“严岛”等敌舰，自己也受了伤。日军本队从北洋舰队右翼绕到其背侧，与已回到北洋部队正面的第一游击队形成了对北洋舰队的夹攻之势。但中国海军仍斗志高昂，奋力拼杀。“超勇”舰身已倾斜，舰炮仍在不断射击，直至沉入黄梅，管带黄建勋等125人阵亡。“扬威”舰着火后向大鹿岛退去，中途搁浅。敌“西京丸”舰被击中后，主机失灵。“福龙”鱼雷艇连射了3枚鱼雷，皆未击中日舰，“西京丸”号乘隙逃跑。
  北洋舰队左翼的“致远”舰虽受重创，仍在艰苦地作战。当舰上弹药将用尽时，正遇敌“吉野”舰驶来，管带邓世昌下令全速前进冲撞“吉野”。“吉野”慌忙躲避，并发射1枚鱼雷击中“致远”舰，引起锅炉爆炸，军舰沉没，246名官兵殉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驾舰逃跑，撞沉了搁浅的“扬威”舰。“扬威”管带林履中愤而蹈海。“广甲”舰管带吴敬荣率舰逃跑，在大连湾三山岛外沉没。
  日军第一游击队未追上“济远”、“广甲”2舰，遂回头攻击“经远”舰，“经远”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以一抗四。忽一炮击中“经远”舰，林永升等官兵牺牲，但幸存的水兵继续向敌开炮。舰上大火越烧越猛，终于倾覆。
  这时，北洋海军只剩4艘军舰，而敌舰尚有9艘。敌以本队5舰包围“定远”、“镇远”2舰，以第一游击队攻击“来远”、“靖远”2舰。“定远”、“镇远”2舰共中弹300多发，伤亡惨重。水兵们一边灭火，一边还击。“定远”舰主炮一发炮弹击中敌旗舰“松岛”号，引起弹药爆炸，舰身倾斜，死伤百余人，顿时丧失战斗力。伊东祐亨只得转到“桥立”舰上，令各部自由行动。“来远”、“靖远”2舰与敌4舰苦战多时，受创不轻，只得退往大鹿岛后背靠沙滩面对敌舰，用前主炮射击，同时抢修机器，扑灭大火。敌舰吃水深，不敢接近，只在远处遥击。
  战至下午五时，伊东祐亨见本队各舰已精疲力竭，遂发信号令第一游击队归队。五时半，日舰汇合后向南首先退走。“靖远”、“来远”2舰修复后归队，“平远”、“广丙”等舰也折回，“靖远”舰管带主动代理信号系统被毁的“定远”舰指挥。北洋舰队军威重振，尾追日舰10余里后返回旅顺。整个海战将近五个小时。
  黄海大战中，由于中国海军方面指挥失策，舰艇陈旧，弹药不足，致使损失较大。计有5艘军舰沉没，其余军舰均受伤，官兵伤亡800多人，其中包括邓世昌等杰出将领。但是，北洋海军主力尚存，仍有相当战斗力。
  日本舰队凭着新式军舰和充足的弹药，配以众多的速射炮、较快的航速和较机动的战术，在海战中占有优势，但仍有5艘军舰被重创，伤亡300多人。日本海军聚歼中国北洋海军的企图未能实现。


                威海卫保卫战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北角，遥对旅顺，同为拱卫渤海的门户，是清政府花了很大代价修筑的海军基地，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就设在威海港内的刘公岛上。
  黄海大战之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采取了避战保舰的消极方针，使日本海军完全控制了黄海。10月24日，为了配合第一军从朝鲜渡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辽东，日本第二军在海军的掩护下于花园口登陆，进逼大连、旅顺。该地区清军人数不少，武器较好，但仅有提督徐邦道领兵数营孤军御敌，多数将领没有斗志，望风而逃。11月7日，大连失守。11月22日，旅顺陷落。清廷经营16年，费银数千万的“东方第一要塞”（旅顺口有国内最大的船坞，优良的港口和仓库，13座海岸炮台和12座陆路炮台。大连有海岸炮台5座，陆路炮台1座）被毁于一旦。日本劫获的大炮有459门，枪炮弹256万多发，其它物资更多。日本海军也移驻旅顺，将其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
  1895年1月19日．日本联合舰队21艘军舰、16艘鱼雷艇护送第二军从大连出发，于20日中午到达荣城湾。日本先遣舰“八重山”号等预先派人上岸侦察，被清军哨兵发现后逐回。于是，日舰集中火力炮击海岸，守军向西撤去。到23日止，日本陆军2万多人全部上岸。在威海卫的北洋海军未能出击，坐失战机。
  1月25日，日本第二军分2路从荣城扑向威海卫。当时，威海卫筑有陆路炮台5座，海岸炮台6座，分成南北2个炮台群，刘公岛及日岛还有炮台7座，共有炮129门，陆上守军万余人，另有海军舰船30余艘，海口布水雷240多枚，还设置了防材。
  1月30日，日军在扫清了威海卫外围的守军之后，总攻南帮炮台群。守台官兵虽有北洋舰队炮火支援，但未能抵御住日军从炮台侧后薄弱方向的进攻，各台先后失守。“来远”舰的炮火击毙了登上了摩天岭炮台的敌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为了防止日军使用海岸炮台，在炮台失陷前，丁汝昌派敢死队炸毁了一些海防大炮，军舰也用舰炮向敌军占领的炮台轰击，但未能彻底加以破环。由于绥军统领戴宗骞的逃跑，致使北帮炮台守兵溃散，日军未经激战就于2月2日占领了北帮炮台群。此后，日本陆海军集中兵力围攻北洋海军。清廷曾让北洋舰队突围或出口作战，但围日本海军严密封锁，丁汝昌无奈，只得决心坚守。
  2月3日，日军以第一游击队的4舰守住西口，其余各舰从威海卫东口轮番进攻，岸上日军也开始使用修复的大炮。北洋海军官兵经过激战，粉碎了敌舰的多次进攻。
  2月4日夜，敌改用10艘鱼雷艇前来偷袭，北洋海军警戒艇发现后立即予以还击，敌第22号艇触礁破损，第5、6号艇被击伤。5日凌晨，敌9号艇突破防材进入港内，射出的鱼雷击中了“定远”舰，“定远”舰的炮火同时也击毁了该艇。“定远”舰负伤后在附近搁浅，承担东口防御。
  2月5日白天，日舰同时向东、西口猛攻，均被击退。当夜，日军艇队再次偷袭。到次日晨，“来远”号巡洋舰、“威远”号练习舰、“宝筏”号布雷船先后中雷沉没。
  2月7日晨，日舰发动总攻，遭到刘公岛和日岛炮台以及舰炮的顽强抵抗。敌舰“松岛”、“桥立”、“吉野”、“秋津洲”、“扶桑”、“筑紫”等舰先后中弹。但日岛弹药库被敌军击毁，大炮损坏，伤亡很大，幸存的水兵奉命撤到刘公岛。激战中，“左1”号鱼雷艇管带王平等人率领10艘鱼雷艇和2条汽船从西口逃跑，敌军发现后以第一游击队追击，致使有的被击毁，有的触礁，全部覆灭。失去了小艇的配合，北洋舰队的形势更为严峻了。
  2月8日夜，敌军炸毁了东口防材，砍断了铁链。9日上午，敌舰又来进攻。丁汝昌亲领“平远”、“靖远”2舰在日岛附近阻击。“靖远”舰被岸边皂埠嘴炮台上的日军大炮击沉。
  连日鏖战，使中国海军官兵疲惫不堪，伤亡剧增。加上援兵迟迟不到，弹药和粮食得不到补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开始骚动。丁汝昌竭力劝说以稳定军心。当夜，丁汝昌下令将负伤的“定远”舰自爆，管带刘步蟾悲愤自尽。
  2月10日，一些士兵在外籍雇员和营务处提调午昶炳等人煽动下闹事。丁汝昌向众人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并命令沉船，但无人执行。
  2月11日，日军大举夹攻北洋海军，再遭败绩。这时，传来了山东巡抚李秉衡逃往莱州的消息，援兵无望。丁汝昌及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等先后自尽。
  2月12日，牛昶炳伙同外籍雇员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14日，牛昶炳向伊东祐亨缴出官兵名册并订立降约。17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耀武扬威地驶入威海卫港内，陆战队登上了刘公岛，5100多名中国海陆军官兵放下了武器。“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共10艘军舰被换上了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只留下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运送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及外籍人员去烟台。至此，清朝海军最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2月17日这一天，成为中国海军史上最耻辱的日子。

荣誉叫做忠诚

三 清末海军的恢复
恢复海军困难重重 清朝海军部的设立
海军建部前后的几件大事


三 清末海军的恢复


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舰艇全部丧失，广东海军也失去了仅有的3艘巡洋舰。从此，中国海军元气大伤。1895年3月12日，清政府撤销了海军衙门。7月22日，直系总督王文韶奏请裁撤北洋海军315名军官编制。


恢复海军困难重重


中国海军主力覆灭后，顽固派们又跳了出来，攻击办海军招来了灾祸，主张“自安孱弱，静以待时”，并警告不要再造舰购炮了，否则会“欲御侮而适以召侮”。
对此，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郑观应在《感世危言·海防篇》中指出：“有海军之时，尚不足以御外侮，若并此而无之，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有不启盗贼之心者乎”，“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外伤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奏称：“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
1895年6月3日，新疆巡抚陶模在提议“培养水陆军人才勉图补救”的奏折中认为：“夫沿海万里，防不胜防，必有海军数大枝，海口方能联络，各岸防军亦可酌减。”
9月25日，钦差大臣刘坤一奏请整顿中国船政，建议舰船今后尽量自行建造，并对恢复海军提出了设想。
1896年1月21日，直隶总督王文韶调黄遵宪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事宜。3月2日，王文韶在“统筹北洋海防翼渐扩充”的上奏中指出：“海防之利钝，总视水师之强弱。水师任战，陆军任守，奇正互用，庶应变不穷。”他建议从培养海军人才做起，“严饬各练船认真操巡，以娴兵备；俟财力稍裕，即行渐次扩充”。当时，北洋仅剩下“建靖”、“康济”号练习舰和“飞霞”、“飞鹰”号驱逐舰（刚从英国、德国购来）共4艘。为了加强北洋海防，清政府从南洋抽调了“开济”、“镜清”、“寰泰”、“南瑞”4艘巡洋舰（均在1900吨以上），及福建的“福靖”号巡洋舰（1030吨）来北洋驻防。
7月28日，总理衙门对整顿福州船政提出的意见称：添置机器，聘请外国技术人员造舰，兴办煤铁各矿，培养海军人才，保障经费，派徐建寅来任提调。
1898年，中国爆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变法的领导者把建立新式海陆军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要建立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在保国会的演说中，康有为说过：“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光绪皇帝于7月29日在给各省将军督抚的谕旨中指出：“国家讲究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8月10日，光绪皇帝又给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将军督抚下谕：“中国创建水师，历有年所。惟是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堂为根本。”要求沿海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在变法过程中，清廷向各省筹款188万两来建造舰船。然而，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已筹到的经费多被挪用给荣禄的政变“有功”部队，仅给福州船政局留下15万两。
尽管阻力重重，恢复海军的步伐仍在艰难地向前。1898年11月，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3艘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海筹”、“海容”、“海琛”号，排水量2950吨。1899年，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来华，被命名为“海天”、“海地”（后改“海圻”）号，排水量4300吨。不久向德国购买的4艘小型驱逐舰来华，被命名为“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吨。1902年，福州船政局也造出了859吨的驱逐舰“建威”和“建安”号，50吨的鱼雷艇“建翼”号。中国海军的实力逐步得到恢复。


清朝海军部的设立


1899年4月17日，清政府重新起用原北洋海军将领，任命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负责整顿北洋海军（清末时，水师、海军两词通用，但两者性质不同）。这一年2月，意大利派舰6艘来华恫吓，逼迫清政府出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海军将领闻讯后认为中国海军已有一定力量，“尚堪一战”。于是，清政府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意方无可奈何。
1900年6月，在大沽作战中，停泊在海口内的“海容”巡洋舰及“海龙”等4艘驱逐舰被八国联军掠去。后“海容”舰被赎回，驱逐舰却被英、法、德、俄四国瓜分。与八国联军订立《辛丑条约》的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等人，建议将中国5艘最大的军舰“撤售”，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免得引起麻烦。这事引起了海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叶祖珪、萨镇冰向朝廷据理力争，才使恢复中的海军免遭夭折。
1905年1月18日，清政府采纳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周馥的建议，委派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总理南北洋海军，统一督办各水师学堂及各地船坞等。7月29日，叶祖珪在上海去世，萨镇冰接任提督职务。
1907年5月，清朝陆军部中设立了海军处，将原练兵处军学司的水师科和工部的船政事宜并入。海军处设正、副使各1人。正使虚位，谭学衡任副使，主持处务。初设机要、船政、运筹3司，不久改为海政、船政、筹备、储备、医务、法务六司，各设司长、司副1人，属下有科长、承发官、科员、考工官、艺师、艺士、股长、股员、录事等人员。
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任命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成立了直属朝廷的筹办海军事务处，原海军处副使任参赞。处以下设军制（规划、考绩）、军政（营造舰船、检校器械）、军学、军枢（人事、文书）、军储（经费、物资）、军防、军法、军医八司及参赞厅，统一指挥南北海军。舰艇划为巡洋、长江2个舰队，程壁光、沈寿堃分任统领。由度支部拿出700万两作为海军开办费，以后每年常备费500万两由各省分认。
1910年12月4日，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载洵任海军大臣，谭学衡任副大臣，萨镇冰任统制（总司令），海军部设7司（取消了军防司）及主计处。海军部管理全国海军及水师事务，巡洋和长江舰队由海军统制指挥。巡洋舰队有巡洋舰“海圻”（同型舰“海天”号已失事（1904年4月26日，4300吨的“海天”号巡洋舰在鼎星岛海域触礁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在海难事故中沉没的最大军舰。管带刘冠雄受袁世凯庇护未受严厉处分））、“海筹”、“海容”、“海琛”号，练习舰“通济”号，驱逐舰“飞鹰”号，运输舰“保民”号，鱼雷艇“辰”、“宿”、“列”、“张”、“湖鹏”、“湖隼”、“湖鹗”、“湖鹰”号共15艘；长江舰队有练习舰“镜清”号，运输舰“南琛”、“登瀛洲”号，驱逐舰“建安”、“建威”号，炮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泰”、“楚谦”、“策电”、“甘泉”号共17艘。此外，还有一些舰艇属于各省水师编制。


海军建部前后的几件大事


办学育才
甲午海战后，旅顺、威海卫、昆明湖的水师学堂相继停办。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又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仅剩的广州、南京两处学堂不能满足恢复海军、培养人才的需要。于是，1903年在烟台创办了海军学堂，到1928年办了18届，共培养航海人才548人，是旧中国海校中最多的。此外，在江苏江阴办过海军雷电学堂，在武昌办过湖北海军学堂。1905年起，萨镇冰除继续向欧美派出海军留学生外，还开始向日本派遣海军留学生。到辛亥革命前，赴日留学的海军生共91人，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
江南局坞成立
江南制造局船坞自1867年建成以来，在封建官僚的操纵下，越来越不景气。起初还造了15艘舰船，近万吨。1885年之后干脆停止生产，至1904年，只修船11艘。两江总督周馥考察了濒临荒废的江南制造局船坞后，认为“穷极当变”。经于海军提督叶祖珪、北洋大臣袁世凯商量后，他于1905年4月报请清廷批准，正式将江南局坞成立。制造局专门生产军火，局坞独立出来后隶属海军，称为“江南船坞”，按商业化方针经营。江南船坞以叶祖珪为督办（后萨镇冰），海军副将吴应科为总办，德国人巴斯任总稽查，英籍和丰船厂经理毛根为总工程师（后任总稽查）。江南船坞的大权后来被毛根掌握。由于毛根善于经营管理，船坞走上了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出现繁荣局面。1905年-1911年间，江南船坞共造舰船136艘，计21040吨，修船524艘。原定10年归还的20万两开办费，1911年（提前了4年）就还清了。
海军大臣的内巡外访及发展海军计划
1909年8月24日-9月24日，载洵、萨镇冰等人从北京出发，巡视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直隶、山东、江苏等9个沿海（及长江）省的海防情况，考察了海军学堂、船坞，并参加了象山辟港典礼。10月16日，载洵、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廖景方、曾以鼎等23人随同前往英国留学海军。载洵一行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
1910年1月，载洵等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国。这年8月24日，载洵、萨镇冰乘船前往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参观了船厂及其他海军机构，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载洵所订的军舰，除美、奥、意三国因舰款纠纷而取消外，其余9艘在民国初年来华。德造驱逐舰命名“同安”、“建康”、“豫章”号，炮舰为“江鲲”、“江犀”号，英造巡洋舰命名为“肇和”、“应瑞”号，日造炮舰命名“永丰”、“永祥”号）。11月，载洵一行从日本回国。
在此期间，海军还制定了7年（1909年-1915年）筹办规划，其主要内容为：在7年内，中国海军应添置头等战舰8艘，各型巡洋舰20余艘，其它军舰10艘，水鱼雷艇3队，编设舰队，兴办舰船枪炮学堂及海军大学，发展船厂，建设军港，规定海军征兵区，建立经费预决算制度等。
中国军舰巡逻南海
1909年4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伏波”、“广金”、“琛航”3艘军舰，乘员共170人，在南海进行了巡逻，查明了西沙群岛的15个岛屿，并在永兴岛上鸣炮升旗勒石为记，捍卫了中国的领海主权。之后，萨镇冰还向清廷提出应每年派舰南巡。

第二章 从辛亥举义到北洋军阀海军倒戈
一 辛亥革命中的海军
  海军革命的先驱                     清朝海军主力进击武昌
  九江海军举义                       上海水兵倒戈
  镇江舰艇易帜 协同攻击南京             各地水师响应革命
二 民国海军的建立
  民国海军部的成立与北伐               人事更迭和海军建制
三 参与进剿“二次革命”
四 护国起义
  “肇和”军舰暴动                   参加护国运动
五 护法运动中的广东海军舰队
  追随孙中山护法南下                   孙中山出走 护法失败
六 驻粤海军的分化
  驱逐闽系海军                       反击陈炯明叛军失利
  温树德带舰出逃                     “中山”舰事件
七 北洋军阀混战中的海军
  驻舰海参崴                       出兵两湖 闹饷扬州
  奉系海军的初建                     沪队独立 夺取厦门
  东北海军的扩充
八 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建设
  民国前期的海军教育                   舰艇装备的制造和购买
  设立海军新机构                   海军新兵种—陆战队和航空兵的建立
九 北洋军阀海军的倒戈
  闽系海军首先易帜                   上海海军参加工人武装起义
  协同北伐军作战                     西征唐生智


一 辛亥革命中的海军
  海军革命的先驱                     清朝海军主力进击武昌
  九江海军举义                       上海水兵倒戈
  镇江舰艇易帜 协同攻击南京             各地水师响应革命


        第二章 从辛亥举义到北洋军阀海军倒戈


              一 辛亥革命中的海军



  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海军广大官兵先后起义，成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一支生力军和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国海军的光荣开端。


                  海军革命的先驱


  1895年初，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被割地（台湾）、赔款（4.3亿两），并给予日本在华投资办厂等许多特权。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广东地区的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加入兴中会，在海军中，有广东最大的军舰之一“镇涛”号炮舰管带程奎光、原“广丙”号巡洋舰管带程壁光兄弟，以及程耀宸、陈廷威等人。在程氏兄弟的努力下，广东水师许多官兵都同情革命，一些人准备参加起义。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即将发动时，由于消息走漏，各路配合不协调，清政府派出军队大肆搜捕起义者，程奎光、程耀宸等50多人被捕入狱，陆皓东等人被杀害。程奎光在狱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898年保释后不久病逝，程耀宸在狱中也被折磨而死。程壁光逃往南洋槟榔屿幸免。陈廷威骗取了革命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投降了清政府。程奎光、程壁光是最早为民主革命献身的海军官兵。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出走海外继续奔走革命，又先后组织发动了惠州、萍浏醴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都被优势的清政府陆海军击败。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加紧了在新军中的活动，一大批有知识的革命党人渗透到清政府政治基础的陆海军中。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事前，以起义指挥部出纳课长李海云负责联络并策反海军。李海云派陆觉生、李箕专门负责策反广东水师。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后又增派了钟义、袁玉云等人。他们先从广州督练公所抄来各军舰及炮台人员的名单，又从香港船厂调查到各舰管带炮手的住所，分头进行联络。他们最初的计划是，由李海云装作督署委员，袁玉云扮侍者，携炸弹上舰逼舰长向水师公所开炮，但这一计划没能实现。起义后，海军肆业生、先锋队员冯超骧在父亲病故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地继续参加战斗。水师哨官温带雄率领所部官兵，手执武器奔上街头，准备袭击水师行台，但途中没有佩带起义白布记号，在路口与黄兴、方声洞的队伍发生误会，温、方二人先后倒下，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是役，革命党人损失100多人。
  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多次暗杀行动。熊成基、邝佐治先后计划行刺海军大臣载洵。刘师复、温生才、林冠慈和陈敬岳等人先后暗杀过李准。温生才曾误将清广州将军孚琦当作李准杀死，林冠慈和陈敬岳击伤了李准。革命党人的行动，争取了大批海军官兵投身革命事业，也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清朝海军主力进击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逃上了“楚豫”号炮舰，驶到汉口外国租界的码头边停泊。
  当时在武汉江面驻泊着清政府海军的“楚豫”、“建威”、“湖隼”、“湖鹰”等4艘舰艇。为了反攻武昌，瑞澂致电清内阁、军谘府和海军部，请求速调兵轮数艘来鄂增援。
  12日，革命军渡江攻占了汉阳、汉口，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2镇（师）和海军统制萨镇冰（1895-1952，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历任管带、总兵、统制、海军总长、省长、代国务总理等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率海军主力舰艇及长江水师，共同赶赴武汉镇压革命党人。
  10月17日，萨镇冰乘“楚有”号炮舰抵武汉江面。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已从九江先期到达汉口指挥舰队，萨到后，沈登舰向萨镇冰汇报战况，谓郑礼庆、朱孝先等海军军官已投奔革命军。到月底时，清军在武汉江面集结的舰艇有“海琛”、“海容”、“海筹”3艘巡洋舰，“江贞”、“楚有”、“楚同”、“楚泰”、“楚豫”5艘炮舰，“辰”、“宿”、“湖隼”、“湖鹰”、“湖鹗”5艘鱼雷艇。此外，“建安”号驱逐舰、“江利”号炮舰、“列”号鱼雷艇被派往江西，“飞鹰”、“建威”2艘驱逐舰，“江元”号炮舰被调到安徽，在江宁警戒的是“镜清”号练习舰，“南琛”、“登瀛洲”号运输舰，“楚谦”、“楚观”、“策电”号炮舰，“联鲸”号海军大臣座舰，“张”、“湖鹏”号鱼雷艇。除了“海圻”号巡洋舰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外，海军的作战舰艇几乎全都集中在长江一线布防。萨镇冰到达汉口后，立即下令舰队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武昌民军向汉口增援，萨镇冰派出鱼雷艇在江上巡逻，切断水上通路。
  在武汉的清军舰艇多次以炮火配合陆军部队作战，向民军发起进攻。
  10月18日晨，民军从后城马路（今中地大道）迂回清军，猛攻刘家庙。清军支持不住，向滠口溃退。这时，清军舰赶来，以猛烈炮火向刘家庙的民军炮击，民军被迫退至大智门附近。与此同时，武昌民军组织炮兵向下游的清军舰艇还击，重点炮轰瑞澂所在的“楚豫”舰。双方炮战持续了3小时。下午三时，汉口民军再次发起攻势，又遭到清舰炮击。清舰驶至后湖方向，连续发射30余发炮弹，民军后继部队损失很大，被迫后撤。民军的野战炮在还击中曾击伤清舰1艘。
  10月19日晨，民军步、骑、工、炮兵共3000余人再次进攻刘家庙，又遭到清舰阻击，青山民军炮队向清舰轰击。中午，清舰弹药用尽，驶往下游。清军步兵失去军舰支援后，退往滠口。
  10月26日拂晓前，清舰乘民军琉于防备之机偷越青山，驶近言谌家矶，向三道桥以南的民军阵地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500余人。清陆军乘机组织反攻，占领了刘家庙。下午，清舰撤走，民军又夺回刘家庙。当晚，湖北军政府会议决定，向清朝海军提出警告，并通知各处不得供应粮煤给清舰。
  27日，清陆军分3路攻击汉口民军，清舰则猛轰民军右翼。民军被迫撤退。
  28日上午，汉口民军向敌发起反攻，并在南岸用野战炮向在江岸车站附近的清舰轰击，清舰回击。炮战20分钟后，清舰被迫撤往下游。下午，3艘清巡洋舰又溯江攻击南岸民军炮兵阵地。炮战中，民军4发炮弹击中清舰，清舰又下驶。
  30日，3艘清舰攻击武昌塘角，与岸上民军炮兵再度激战，2艘清舰中弹后撤走。
  31日起，清军见民军节节抵抗，难于长驱直入，冯国璋（冯国璋当时为清朝第1军总统，即军长）竟决定纵火烧房，使民军无存身之处。清军虽使用大火把民军逼出汉口，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广大海军官兵本来就不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不愿为清廷打民军。当冯国璋下令舰队炮击武昌时，官兵们把炮弹都打到江堤边和稻田里。在配合陆军攻击汉阳时，也仅派出“海容”舰及几条舢板和汽艇应付。海军的消极厌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陆军的作战。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就明白写道：“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淡漠。”
  武昌起义后，各地群起响应，10多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广大海军官兵也纷纷倒戈。


                九江海军举义


  革命军在与清朝海军作战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海军官兵的倒戈。海军实权掌握在萨镇冰手里，他的向背，对海军关系甚大。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即以师生关系（黎在天津水师学堂时，萨为教习），数次写信劝萨镇冰及各舰管带脱离清政府。信件先后通过海军起义军官朱孝先，瑞典籍红十字会人员柯斯递送。在给各舰管带的信中写道：“汉族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残害同胞？请勿犹豫。”
  萨镇冰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既不愿为清廷殉葬，也不愿公然易帜加入革命军，乃回信说：“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收到信后又致书萨镇冰：“吾师抱救国之卓见，熟察现势，必知专制政体之必亡。”
  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汤化龙也写信结其弟、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希他早日举事。汤芗铭回了信，并让一个家属在武昌的轮机兵前去调查了解。
  由于革命军方面的积极争取，清军焚掠汉口的暴行，加上海军主要根据地上海等地的光复，以及驻沪海军投向革命政府的消息不断传来，江中军舰的煤粮供应也发生了困难，促使了泊于武汉江面的海军官兵决心起义。“海琛”舰正电官张怿伯、二副杨庆贞、三副高幼钦、见习官阳明、水手头目李容清、副长林永谟、水手刘文才、号手王容山、轮机长王齐宸，“海容”舰正电官金琢章、枪炮官陈世英，“海筹”舰正电官何渭生、二副沙训龄、教官佘振兴等人进行了广泛联络，一些舰的管带、帮带得知后也予以默认。在此情形下，萨镇冰乃以有病需医为由离开舰队，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赴沪。临行前，他谓各舰云：“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沈寿堃也随后离舰出走。萨镇冰等将领的举动，实际上是对各舰公开拥护革命的默许。
  11月11日，“海容”、“海琛”、“海筹”等舰离开武汉下驶，次日到达九江。各舰都降下了清朝龙旗，悬挂起白旗，表示归顺革命。
  九江早在10月23日就爆发了新军起义，次日成立了军政分府。九江军政分府听说有舰驶来，立即派林森、吴铁城、蒋群、龚永等人为代表，乘小艇到各舰联系。各舰升旗吹号迎接，离舰时还鸣炮17响欢送。于是，“海容”等舰加入了革命军行列。因“海容”舰管带喜昌、“海琛”舰管带荣续、“海容”舰帮带吉升是满族人，不宜继任原职，遂决定于当晚发给路费送走。吉升跳江自杀，荣续、喜昌2人从命离舰。杜锡珪、林永谟分别继任“海容”、“海琛”管带。
  11月13日晨，“海容”舰因江水急湍移动锚位，九江金鸡坡炮台以为“海容”舰逃跑，遂发炮射击。“海容”舰不明情况，不敢贸然还击，经过调解才平息下去。当晚，军政分府在九江招商局举行宴会招待起义的海军军官。林森在会上致词说：“海陆颠覆满清，宜协力同心，勿生疑忌，致误大局。”
  11月16日，黎元洪闻讯后，马上派李作栋、徐明达带亲笔信及数千元前来慰问，并请各舰补足弹药，上驶助战。九江的舰艇遂分成2个舰队，由黄钟瑛、汤芗铭分任第一、第二舰队司令，准备出航。
  11月18日，九江民军海陆军总司令李烈钧带第一舰队“海筹”、“江贞”、“湖隼”等舰艇去安庆整顿社会秩序，制止乱兵骚扰民众。第二舰队“海容”、“海琛”、“湖鹗”等舰艇则回湖北作战。
  11月19日，“海容”等舰驶回阳逻，与留汉舰艇汇合。武昌军政府派一名参谋携军用地图前往舰队，传达截击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清军，控制武汉江面交通的命令。
  次日，“海容”等舰率先向汉口二道桥、三道桥等处清军炮击。22日至24日，武昌民军从青山渡江袭击汉口清军侧翼。“海容”等舰出动为登陆民军护航，并用舰炮火力支援民军作战。民军进攻失利后，亦在海军掩护下安然撤回。此役，清军被海军舰炮击毙400余人。之后，各舰在阳逻一带巡逻，保卫武昌下游。
  25日，黎元洪致电九江，请调“海筹”、“楚谦”舰来鄂增援，并要“通济”舰速运补给来汉。
  27日，汉阳失守，海军奉军政府之命在金口-阳逻-黄州江面实施巡逻警戒，防止北岸清军渡江偷袭。海军的封锁成为北岸之敌的巨大障碍，因此，清军在占领汉阳后，不敢贸然进攻武昌，双方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12月4日，赴皖军舰由安庆增援武昌。12日，“海筹”舰运来炮弹1400发、子弹50万发，及时补充了武昌方面的革命军。16日，“飞鹰”舰又运来飞机—架。南北议和开始后，长江水位也日见下降，不利于军舰航行，海军除留下“江贞”等舰外，大部分舰艇顺江东下休整。


                上海水兵倒戈


  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凇沪又是海军的主要根据地。上海海军首先举义，对推动整个海军投向革命方面起了极大作用。
  海军主力开赴武汉后，上海方面所剩舰艇已为数不多。11月2日，革命党人派出联络员到驻吴凇的“策电”号炮舰上宣传革命道理，获得了大副林舜藩等官兵的拥护。凌晨，“策电”舰与吴凇炮台同时挂起白旗，成为中国海军在辛亥革命中第一艘起义的军舰。3日，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次日，起义军攻克清军在上海的最大据点——江南制造局。在制造局附近的江面上，海军“建安”、“南琛”、“飞鲸”、“登瀛洲”、“湖鹏”、“辰”、“宿”、“列”等舰艇全部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海军推毛仲方为沪江舰队司令和上海军政府海军部长。


            镇江舰艇易帜 协同攻击南京

  在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驻守南京的海军官兵也在积极酝酿响应革命。留日海军生陈复、烟台海校毕业生张汉等人，在已经独立的镇江民军与海军中进行联络，镇江方面的革命党人也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海军。“镜清”舰管带宋文翙与镇军参谋长许崇灏是同乡，“楚观”管带吴振南与镇江都督府秘书郑权为同学，“保民”舰管带甘联璈在镇军中也有许多福建同乡。最后，宋文翙以队长身份召集各舰管带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陈复率领敢死队到会向与会者讲明形势，并答应解决舰上煤粮补给等困难。各舰管带纷纷表示赞同起义。
  11月11日夜，各舰实行了灯火管制，悄悄地离开了当时仍在清军手中的南京。次日晨，“镜清”、“保民”、“建威”、“江亨”、“联鲸”、“楚观”、“楚同”、“楚泰”、“楚谦”、“通济”、“张”等舰艇（有材料说还有“虎威”、“江平”2舰）到达镇江，受到镇江都督林述庆的欢迎。不久，“飞鹰”号驱逐舰也来到镇江加入革命军。到镇江的舰艇编为镇军舰队，“镜清”舰管带宋文翙被推为舰队司令，“楚观”舰管带吴振南被推为镇江都督府海军处长。
  11月24日，江浙等地革命军联合向南京进攻。“镜清”等舰艇沿江配合作战，炮击乌龙山、狮子山等防御阵地。
  留日海军生王时泽率领的由失散海军官兵、湖州敢死队、广东革命军及华侨志愿者200余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作战非常勇敢。12月2日，在海陆军的协力攻击下，南京胜利光复。


                各地水师响应革命


  清朝的水师主要在内河湖泊活动，隶属于海军部管辖。辛亥革命后，各地水师纷纷起义响应革命。
  武昌起义后，汉阳民军派遣陈孝芬、彭超衡前去策动驻汉清军水师，遭到水师总兵张有亮的拒绝。但是，水师官兵多数已表示倾向革命，张有亮被迫潜逃，管带陶启亮、方汉廷率部起义，编成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下设1标3营，陈孝芬任统带，彭超衡、陶启亮、方汉廷分任管带。荆州、陆溪、巴河、田家镇等处水师营随后也投向革命军。
  长江下游方面。驻防上海的巡防水师和太湖水师数营，在上海起义时，也投向革命。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水师头领程山率水师13营不战而降。长江水师共22营，除金陵营外，全部反正。
  粤闽方面。11月9日，革命党人首先在水师行台树起义旗，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革命形势压力下反正。同日，福州水师闽江要塞司令陈恩涛、水师营管带吴少岩也宣布率部起义。
  山东方面。11月12日，同盟会员王耀东、荣星壑等联络水师哨官宫顺德，在烟台组织海军学堂学生及水师官兵起义。
  其它各地的水师官兵也纷纷举行起义，成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1913年2月22日，民国政府下令把长江及各地水师改编为水上警察，结束了清末水师和海军混杂的状况。从此，海军完全脱离了水师而独立地发展。二 民国海军的建立
　　
　　民国海军部的成立与北伐 人事更迭和海军建制
　　
　　三 参与进剿“二次革命”
　　
　　
　　
　　二 民国海军的建立
　　
　　
　　
　　1911年12月7日，各地海军起义代表在上海集会，商讨建立统一的海军指挥机构。代表们公推原巡洋舰队统领程壁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为副总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毛仲方为参谋次长。当时，程壁光率“海圻”舰赴英未归，黄钟瑛也未到职，暂由参谋长代行职权。临时海军司令部设在上海高昌庙。
　　
　　
　　
　　民国海军部的成立与北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天，孙中山公布了“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军旗”。1月3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亲自任命了黄钟瑛（1869-1912，福建闽侯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后学堂及刘公岛枪炮学堂，曾任“飞鹰”、“镜清”等舰管带，1907年，担任“海筹”舰管带，1911年率舰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初，就任民国海军第一位海军部总长兼总司令，同年12月去世）为海军部总长，汤芗铭为次长。海军部下设军政、教务、船政、经理、司法、舰政6司及军机处、上海要港司令部。将海军部列于临时政府9部（南京临时政府共设陆军、海军、司法、财政、外交、内务、教育、实业、交通9部）之中，反映了海军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1月11日，孙中山组织6路大军北伐，同时任命汤芗铭为北伐海军司令，率“海容”、“海琛”、“南琛”3舰配合北伐军行动。沪军步兵1个旅、炮兵1个团搭乘“新铭”、“新昌”、“泰顺”、“爱仁”等轮船，在北伐舰队护卫下于1月16日抵达烟台，海军陆战队400多人也随同前往。
　　
　　烟台早在1911年11月13日成立了都督府。由于起义的革命党人“未谙军事者居多”，而海军的“舞凤”舰正好由津到烟。于是，大家推举“舞凤”舰管带王传炯为都督。王传炯并非真心参加革命，他一边应付革命党人，一边暗地同清朝山东巡抚孙宝琦频繁联络。事情败露后，王传炯逃走。南京临时政府改任胡瑛为都督（由杜潜代理），并出兵援鲁。北伐的海军和陆军到烟台后壮大了革命力量。
　　
　　北伐海军舰队完成护航任务后，即驶往秦皇岛、营口、龙口等处海面游弋，向清廷示威，配合了山东沿海地区的光复。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下诏退位，在诏书上签名的有总理大臣袁世凯等11人，其中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由副大臣谭学衡代签。
　　
　　至此，清朝海军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结束了短暂的历史，民国海军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军事舞台上。
　　
　　
　　
　　人事更迭和海军建制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继位，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民国海军部也从南京迁到北京石驸马大街办公。黄钟瑛随孙中山之后辞去海军部总长职务（仍保留原兼任海军总司令职），没有北上。黄钟瑛因在辛亥革命中戎马征战，积劳成疾，不幸于1912年12月4日去世。孙中山为悼念他，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3月30日和4月6日，袁世凯分别任命刘冠雄为海军部总长，汤芗铭仍任次长，蓝建枢为左司令，吴应科为右司令。12月，黄钟瑛去世后，李鼎新继任海军总司令。左司令改为第一舰队司令，仍为蓝建枢，右司令改为第二舰队司令，由徐振鹏充任。
　　
　　海军部设立参事处（1923年称参事厅）、总务厅（设有机要、编纂、统计、庶务4科；1913年又增加副官处、视察室）、军衡司（设有任官、赏赉、考核、司法4科；1914年，司法科分出，增加典制科）、军务司（设有典制、军事、测绘、医务4科；1914年，新设电政科，去典制科）、军械司（设有兵器、舰政、机器、设备4科）、军需司(设有司计、经理、储备、稽核4科)、军学司（设有航海、轮机、士兵、编译4科）、军法司（1914年新设，下设审检、法学、典狱3科）、技正室。
　　
　　海军部下设海军总司令处，负责指挥舰队作战、训练等事宜。1916年2月，总司令处一度被撤，另设总轮机处，舰队直属海军部。次年6月，又恢复总司令处于南京下关。12月，改称海军总司令公署，总轮机处则并入该公署。总司令处仅设有参谋3人，副官2人，秘书3人，军衡长、军械长、轮机长、军需长、军医长、执法官各1人。改为总司令公署后，设立了参谋长、副官长、书记官长，并分置军衡、军械、轮机、军需、军法、军医、军务等课。
　　
　　海军总司令处（公署）下辖各舰队司令处，各处编有参谋1人，副官2人，秘书2人，轮机长1人。
　　
　　第一舰队辖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琛”、“海筹”号，驱逐舰“飞鹰”、“建康”、“豫章”、“同安”号，炮舰“永丰”、“永翔”号，长官座舰“舞凤”、“联鲸”号，运输舰“福安”号。
　　
　　第二舰队辖驱逐舰“建威”、“建安”号，炮舰“楚同”、“楚观”、“楚谦”、“楚有”、“楚豫”、“楚泰”、“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江鲲”、“江犀”、“拱宸”、“建中”、“永安”号，鱼雷艇“湖鹰”、“湖鹏”、“湖隼”、“湖鹗”、“辰”、“宿”、“列”、“张”号。
　　
　　1913年7月，海军增设练习舰队，辖练习舰“肇和”、“应瑞”号。三 参与进剿“二次革命”
　　
　　
　　
　　袁世凯在北京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全面改组了临时政府，排斥、拉拢收买革命党人。刘冠锥和汤芗铭宣布退出国民党后，袁世凯仍保留了他们的职位，并授予海军上将和中将军衔；同时，袁世凯还千方百计削弱或裁撤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他利用革命党内部的分歧，趁机扩充了自己嫡系北洋军，对革命党人举起了屠刀，先后杀害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重要活动家宋教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警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袁。
　　
　　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举起武装反袁的旗帜。1913年初，袁世凯下令在九江扣留了江西省向外商购买的7000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并派海军8艘舰艇监视，准备把这批军火收归海军。李烈钧把赣军主力调到九江附近，赶走了勾结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并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归还枪支弹药。海军舰艇慑于李烈钧赣军的威力，不敢贸然行事。
　　
　　双方相持了2个月，袁世凯被迫同意李烈钧于3月中旬取回了枪支弹药。
　　
　　6月9日，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孙中山在上海召开的讨袁会议上，李烈钧勇敢地挑起举兵反袁的重担，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7月8日，李烈钧秘密回到江西湖口，组织反袁起义。李烈钧打算策反驻江西的海军“楚有”、“楚谦”2舰共同讨袁，计划给2舰指挥官罗致通5万元，舰长3万元，副长2万元，但未能成功。7月10日，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起义，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讨袁军没有海军，仅有一些原水师部队和江防炮台。
　　
　　江西举义后，袁世凯急令海军配合陆军前往九江、湖口一带镇压起义军。7月12日，海军部次长汤芗铭带领“飞霆”、“江利”、“建安”、“楚同”、“湖鹗”等舰艇沿长江而上，停泊在武汉的“楚豫”、“楚谦”等舰则顺江而下，合攻江西讨袁军。
　　
　　7月12日，讨袁军首战告捷，歼敌120余人，攻占沙河。23日晚，北洋第一军在段芝贵指挥下向讨袁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海军舰炮亦向湖口炮台猛烈射击。24日夜，汤芗铭率“江利”（座舰）、“江亨”、“楚同”、“湖鹗”等舰艇从九江出发，掩护由火轮拖带的运兵民船队偷袭湖口。船队运送的鲍贵卿旅（当时改称海军陆战先遣支队）在湖口东炮台下游柞机登陆，于25日午时占领湖口东、西炮台。讨袁军被迫放弃湖口，退往吴城。“江利”舰驶入鄱阳湖掩护陆军攻占了白虎塘屯粮地。27日，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率其一部至寡口北岸，试图反攻湖口，结果被海军拦截，刘部退到小池口后溃散。8月8日，吴城失守。16日，李烈钧带残部撤往湖南。18日，北洋军占领南昌，江西讨袁之举失败。
　　
　　当上海的革命党人正在运动海军反袁时，刘冠雄于5月中旬一面派人到各舰笼络，一面把舰艇调往烟台整训。6月19日，刘冠雄在大沽口海面检阅舰队，为南下镇压革命党人作准备。
　　
　　7月3日，袁世凯命海军中将郑汝成为总执法官，率领“应瑞”、“肇和”2舰护送由陆军第四师第十三团临时改编的海军警卫队1300余人（团长臧致平），搭乘招商局的“新昌”、“安平”2轮南下，于7月6日抵沪进驻制造局，取代袁世凯不信任的原驻军第六十一团及第三十—团。
　　
　　7月16日，吴凇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李袁世凯之命派部队会同步兵一个营进攻吴凇。当时，有许多海军官兵不赞成这一军事行动，“应瑞”舰舰长毛仲方、“楚有”舰舰长魏子浩向李鼎新进言：“陆军宣战，海军暗攻，违背战时公法，并有害人道，稍明军事学者所不为。”李鼎新无言以对，但心中对2舰长生疑。于是，他将司令部由“应瑞”舰迁到“海筹”舰上。袁世凯又派人持外国银行汇款140万元收买官兵，并下令：“如不用命，将以军法从事。”毛魏两舰长愤然辞职离舰。7月18日，“飞鹰”舰驶入吴淞口时遭到炮击，海军与讨袁军形成对峙局面。
　　
　　7月23日凌晨，上海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大规模进攻，由于海军警卫队凭借地势和火力的优势，讨袁军一再失利。黄浦江上的“海筹”、“海琛”、“应瑞”、“肇和”、“镜清”等军舰也一起发炮轰击讨袁军，讨袁军炮营阵地被舰炮摧毁，人员损失很大。
　　
　　7月26日，“海圻”等3舰为配合制造局作战，企图冲入黄浦江，遭到吴淞炮台阻击，军舰同炮台展开了炮战。“联鲸”舰首和烟囱中弹，舰长许建帮率舰向讨袁军投诚。“海圻”、“海琛”2舰退至浏河口停泊。
　　
　　7月28日，袁世凯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刘冠雄奉命亲率4艘军舰及陆战队（由陆军第四师第七旅临时改编，旅长李厚基）抵吴淞口，遭吴淞炮台狙击，无法驶入黄浦江。刘冠雄命陆战队用舢板在九洞附近登陆。31日，讨袁军从龙华撤往七宝，进攻制造局之战完全失败。
　　
　　从8月2日起，刘冠雄一再派舰猛攻吴淞炮台，均被讨袁军击退，“海圻”等舰中弹受创。9日，刘冠雄调陆战队从制造局回吴淞，攻击炮台侧后。12日，海军舰艇协同陆战队向吴淞炮台发起总攻，守台将士奋力还击。讨袁军将领、原海军部参谋叶匡亲自操炮射击，击伤“海琛”舰。但炮台官兵伤亡过重，难以坚持。经红十字会柯思（英国籍）医生在炮台与海军之间奔波调解，讨袁军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宝山司令纽永健同意和平解决，并与当晚率部撤出吴淞和宝山，撤往嘉定。13日午时，北洋海军接管了吴淞炮台，李厚基部也随即进驻。袁世凯任命李厚基为要塞司令，刘冠雄兼南洋巡阅使，萨镇冰为凇沪水陆警察督办。
　　
　　8月24日，袁世凯命令刘冠雄率领海军，协同冯国璋的北洋第二军攻占南京。在此之前，冯军曾企图渡江进攻南京，遭到讨袁军狮子山等处的江防炮台及巡江艇的阻击未能得逞。“海圻”、“海容”、“永丰”等舰及1艘鱼雷艇于8月20日抵达镇江。23日，又有“海琛”、“楚有”、“镜清”、“应瑞”及2艘运兵轮抵镇。24日，练习舰队司令饶怀文率4舰2艇到达南京乌龙山、卸甲甸江面。
　　
　　8月25日夜，“海琛”、“应瑞”、“楚有”等舰溯江进击，直抵大胜关，切断了南京至芜湖的水上联系。次日夜，又增派“永丰”舰前往加强上游分舰队的火力，掩护北洋第二军从浦口渡江后在下关登陆，再急攻清凉山、仪凤门等处。一度被讨袁军扣留的“湖鹏”、“张”2条鱼雷艇及讨袁军的军火船、运粮船数只也被夺回。海军主力则在下游攻击狮子山及南京城东北部，并派人员在幕府山上设立了海军观察台，以旗号指示舰炮射击目标。31日，上下游海军舰艇一起配合北洋军对讨袁军发起总攻。经2日激战，讨袁军被迫于9月1日退到城外，下关和狮子山等江防炮台被海军攻占。北洋军冲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9月2日晨，讨袁军在雨花台最后一战中全军覆没。
　　
　　在安徽战场，7月19日，讨袁军第二旅旅长龚振鹏部进击大通，与诡称独立的第一师师长胡万泰部发生冲突，“楚谦”舰开炮轰击讨袁军。8月8日，海军舰艇护送陆战支队鲍贵卿部到安庆。26日，汤芗铭率“楚谦”、“楚同”、“楚泰”、“建威”、“湖鹗”等舰艇掩护陆军进攻荻港，经6小时激战，“楚泰”舰桅索被击断，讨袁军放弃荻港。随后，汤芗铭派“楚泰”、“楚同”、“建威”3舰先行，向芜湖方向搜索前进，自率“楚谦”、“江利”、“湖鹗”等舰艇跟进。同日，北洋军勾结芜湖海关的帝国主义分子，偷袭并夺取了讨袁军的“安丰”号炮舰。次日，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芜湖陷落。
　　
　　湖南方面，袁世凯派汤芗铭率“楚有”等4舰，会同曹锟的北洋第三师于9月17日进逼岳州，随后从洞庭湖到达长沙。10月18日，袁世凯起用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原定的都督曹锟改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这样，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有3个海军将领攫取了地方军政大权（另2人是福建的刘冠雄和上海的郑汝成）。
　　
　　在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中，海军充当了袁世凯北洋军的急先锋和帮凶。由于海军的介入，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导致了讨袁军的失败。此后，由于军阀内部分裂日益加剧，海军也随之不断分化，再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镇压革命了。四 护国起义
　　
　　“肇和”军舰暴动 参加护国运动
　　
　　五 护法运动中的广东海军舰队
　　
　　追随孙中山护法南下 孙中山出走 护法失败
　　
　　
　　　
　　四 护国起义
　　
　　
　　“肇和”军舰暴动
　　　
　　
　　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为了独揽全国军权，于1914年6月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立将军府，派遣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海军的刘冠雄、萨镇冰及一些陆军高级将领为办事员，对军队实行严密控制。
　　
　　1915年，袁世凯勾结外国列强准备恢复帝制。在筹备过程中，袁世凯曾封了100多个爵位，其中，海军将领刘冠雄为二等公，汤芗铭、郑汝成为一等侯，林葆怿、饶怀文为一等男。
　　
　　袁世凯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
　　
　　1915年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将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署要举行庆祝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海军中将加上将衔）一定会亲往祝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首先刺杀郑汝成。
　　
　　11月10日上午，经过周密布置，干练沉勇、枪法娴熟的王明山、王晓峰2人奉命潜伏在外白渡桥北墩三四丈处，其余人员也分别进入预定地点。十一时许，郑汝成的汽车行至外白渡桥北墩时因转弯减速，王明山立即投去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炸弹落到车后。郑的司机见事不妙，想加速逃跑。王明山又冲上去投出第二枚炸弹，炸中车身，郑汝成被震昏。王晓峰乘势上前，举起驳壳枪对准郑汝成头部连打10枪，郑顿时脑浆迸裂，当场毙命。2位壮士见郑已死，放声大笑，从容被捕。
　　
　　12月7日，王明山和王晓峰英勇就义。郑汝成是革命党人杀死的第一个袁世凯亲信。革命党人为之振奋。孙中山感慨地说道：“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袁世凯惊恐万状，电令各省加强防范，并新任命杨善德为凇沪护军使。此人平庸无能，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孙中山等决定在上海发动起义，任命陈其美为凇沪司令长官，主持起义；以吴忠信、蒋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等负责军事、财政、总务、文犊、联络等任务。当时，有“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排水量均在1900吨以上，“肇和”舰最大，有2600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陈其美命杨虎等人加紧争取3舰官兵，并制定了“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的方针。陈其美还拟定，起义后委任黄鸣球（时为“肇和”舰长）为海军总司令，杨虎为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陆战队副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策反工作以“肇和”舰成效最为显著。在候补员陈可钧等人策划下，舰上大多数官兵同意起义，“应瑞”、“通济”2舰也有不少官兵赞成起义。陆上也争取了相当数量的军警。于是，陈其美决定在12月中旬起事。
　　
　　海军准备起义的消息被袁世凯的走卒侦知，袁世凯决定对海军舰艇采取隔离的办法，并派萨镇冰于12月3日乘专车来上海检阅海军。萨镇冰到沪后，命令“肇和”舰于12月6日出航开赴广东。起义指挥部马上紧急会商，决定提前发动起义。预定起义的计划是：“先袭击海军，后攻制造局，再取吴凇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指挥部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约定以海军炮声为号，各路同时并举。
　　
　　12月5日下午三时许，黄鸣球已应萨镇冰邀请离舰上岸赴宴，扬虎率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30余人暗藏手枪和炸弹，扮作游客模样，乘小汽艇从黄浦江外滩出发，直驶泊在高昌庙的“肇和”舰。陈可钧立即率舰上官兵接应，顺利地控制了全舰。1名军官试图反抗，当场被击毙。六时许，“肇和”舰奉命向制造局开炮，由此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海军陆战队第二大队由孙祥夫带领，从杨树浦出发，准备夺取“应瑞”、“通济”2舰。当汽艇接近军舰时，被江上的巡捕发现扣住盘查。因孙祥夫拿不出护照而被迫折回。岸上各路人马闻炮而动，向警察局、电话局、制造局等处发动进攻，但因实力太弱，先后被袁军击退。仅有“肇和”现在孤军奋战。
　　
　　“肇和”舰在开始射击时，曾用信号询问“应瑞”、“通济”舰是否同意起义，2舰回答：“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肇和”舰乃安心等待。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杨善德、萨镇冰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参议杨晟，赶到制造局商量对付“肇和”舰的办法。因“肇和”舰是1913年才从英国购回的新舰，装备精良，是否对它开炮，众说纷纭。最后，只得请示袁世凯。袁世凯回电命令“将该舰击毁”。于是，李鼎新让“应瑞”、“通济”2舰承担任务。杨善德等人知道2舰也有革命党人活动，遂决定“厚贿海军”。杨晟到交通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由萨镇冰出面收买2舰官兵，并许诺事成后以100万元作为“犒赏费”。当时，军舰上的革命党人正在进行说服工作，贿款一上舰，许多原已同意起义的人马上改变了态度，被金钱诱惑的官兵占了多数。
　　
　　6日拂晓四时，“应瑞”、“通济”2舰突然向“肇和”舰猛烈炮击。“肇和”舰官兵措手不及，只得仓促还击。炮战持续了一小时，“肇和”舰伤亡惨重。杨虎打算把舰开出吴凇口，但起义者不懂电气起锚法，无法起航。不多久，“肇和”舰锅炉被击中引起爆炸。杨虎见败局巳定，只得下令弃舰。自愿留下掩护的陈可钧（广东中山人，1905年进入黄埔水师工业学堂13期学习驾驶，1911年毕业，转清华大学，后分到“通济”练习舰见习。期满后，到“肇和”舰充当候补员，加入了国民党。为“肇和”舰起义的主要发动者）等人因受伤被捕，在北京就义。
　　
　　为此，总司令李鼎新、练习舰队徐振鹏、“肇和”舰长黄鸣球分别受到袁世凯的严厉惩处。为了纪念“肇和”舰起义，国民政府曾将12月5日定为国家纪念日之一。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陈可钧、王揖为海军少将，柴子安、金以庭、毕斋藤、冯为天、程鹏为陆军上校，陆亚生、王楷、叶有贵、刘元红、王大拱、何汉元为海军少校，以表悼念。
　　
　　“肇和”舰起义失败后，上海的革命党人仍未停止策反海军的工作。曾任海军中校副官的王统被孙中山派到上海负责联络海军，但未见成效。
　　
　　
　　
　　参加护国运动
　　
　　
　　
　　在广东方面，革命党人也在积极争取海军。1916年3月7日，陈策、杨虎（杨虎等人在上海失利后，又跟踪“肇和”舰南下广东）、马伯潜率领革命党人数十名，乘坐来往于广州至澳门间的“永固”号客轮到达黄埔水面，强迫轮船靠近“肇和”舰，向舰上投掷炸弹，试图夺舰，但未成功。另一路革命党人攻打长洲炮台也遭失败，除少数人泅水逃生外，多数人被捕或牺牲。
　　
　　4月5日，泊在广州江面的“宝壁”、“江大”2舰水兵枪杀了舰长及驻舰监视的龙济光部队官兵20余人后，宣布起义。“江固”舰舰长也在新会厓门被民军击毙，军舰归附民军。5月1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下设江防舰队，第三师师长莫荣新兼江防司令，实际主持事务的是副司令周天禄。江防舰队辖有“宝壁”、“江大”、“江固”、“雷坤”、“广保”、“安南”、“安新”、“福成”、“平江”、“保捷”等10艘江防舰艇。
　　
　　1916年4月中旬，袁世凯派兵南下镇压护国运动。北洋军第十二师在塘沽上船，由“海圻”、“海容”舰护航。4月20日，船队到达温州海面时遇上大雾，“海容”舰把运兵船“新裕”号撞沉，在船上担任联络的海军官员黄鸣球、凤瑞、庞德辅及陆军700多人遇难，并损失了大批枪械。在这同时，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率领6艘舰艇配合冯国璋镇压了一度占领江阴炮台的反袁军。
　　
　　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任命程壁光为海军总长。这时，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独揽大权，拒绝各省护国运动首领要求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建议。双方僵持不下，一时难决胜负。
　　
　　自“肇和”舰起义失败后，袁世凯撤消了海军总司令处，总司令李鼎新也随之被罢免，许多官兵被清洗出海军，各舰分散驻防，严格隔离。但是，在张继、柏文蔚、孙洪伊等护国反袁人土的活动下，海军广大官兵早就跃跃欲试，只是未能集中采取统一行动。广东和浙江独立后，海军反袁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发展到拒不执行袁世凯下达的炮击汕头海港和镇海炮台的命令。为了便于控制，袁世凯只得命令各舰重新集中福州、厦门等处。李鼎新受官兵委托，与护国运动的领导机构——军务院驻沪代表唐绍仪、钮永建、谷钟秀等人接上关系，并命令军舰赴上海起事。袁世凯病亡后，李鼎新立即取消前令，静待和平解决。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段祺瑞丝毫没有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打算。在唐绍仪等人支持下，李鼎新以海军总司令名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暨各舰长联合通电全国，决定于6月25日加入护国军，要求恢复约法和国会，并拒绝执行北京海军部的命令。6月29日，巡洋舰“海容”、“海筹”、“海琛”号，练习舰“肇和”号，驱逐舰“同安”、“建康”、“豫章”号，冲破了福建军阀李厚基的重重阻挠，北驶上海。
　　
　　7月2日，停泊在凇沪一带的海军舰艇已有10多艘，它们是：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琛”、“海筹”号，练习舰“肇和”、“镜清”号，驱逐舰“飞鹰”、“同安”、“建康”、“豫章”号，炮舰“永丰”、“永翔”、“利川”号，运输舰“福安”号，长官座舰“舞凤”号等。
　　
　　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虽在通电上署了名，但并未参加独立，仍率“通济”、“应瑞”2舰留在福州。在长江流域的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与北洋军阀关系很深，也未参加护国，但练习舰队和第二舰队的实力远远不能同第一舰队相比。
　　
　　海军的独立，使北洋军阀政府完全失去了制海权，不仅严重威胁东南各省的北洋统治，而且“纵可以驶至津沽闽粤，横可以驶入长江”，“不数日间，即可直捣燕京”。北洋军阀头目闻讯后十分恐慌，曾密谋调动重兵甚至勾结帝国主义海军直接进行干预。
　　
　　6月29日，北洋政府慑于海军的压力，被迫宣布恢复民国元年制定的约法(即旧约法)，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8月15日，李鼎新等人宣布取消独立，各舰归还建制，驻沪临时总司令部即行裁撤。萨镇冰奉命到上海，同李鼎新一起办理舰队移交手续。五 护法运动中的广东海军舰队
　　
　　
　　
　　追随孙中山护法南下
　　
　　
　　
　　1917年夏天，北洋军阀政府围绕着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日本指使下，主张对德宣战，而美国却授意总统黎元洪反对中国参战，产生了“府院之争”。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后，段祺瑞纠集各省督军叛乱。黎元洪急调张勋率兵来京。张勋率“辫子军”控制了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继而赶黎元洪下台，于7月1日复辟清王朝政权，扶溥仪重登皇位，并组成以张勋等为议政大臣的“内阁”，海军部尚书拟为萨镇冰。
　　
　　张勋复辟后，全国各地共同声讨。7月3日，程壁光以海军总长名义与凇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声讨复辟。当日，程壁光就派出了“海圻”、“海筹”2艘巡洋舰从吴凇北驶大沽。
　　
　　程壁光的通电引起了北洋军阀的不满，冯国璋质问程壁光有何资格用海军总长名义通电。因6月24日李经羲组阁时任命萨镇冰为总长，程壁光调任海军总司令。程壁光回答：海军直隶于大总统。本总长系奉大总统之命而来。他认为李经羲内阁只是张勋的一个傀儡而已。
　　
　　程壁光是于6月9日到沪的。孙中山鼓励他率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6月23日，孙中山邀请程壁光到哈同花园共进晚餐，会商大计，当场奠定了联合行动的基础。27日，孙中出派人持麦加利银行支票30万元送交海军，作为军饷。7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邀集程壁光、林葆怿及其他海陆军将领讨论时局和对策。会上，程壁光代表海军表示：“中国人坚决反对满清专制复活，至海军全体誓不承认帝制。”孙中山补充说，这不但是共和与帝制之争，还是全体国民反抗武人专制之争。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努力下，海军决定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
　　
　　7月6日，孙中山、章炳麟、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先乘“应瑞”练习舰离沪南下，于10日抵达汕头。孙中山然后换乘“海琛”巡洋舰于17日到达广州，以广州为护法运动的根据地。当天，在黄埔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重要讲演。他明确指出：“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鄙人密察大势，确知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则无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故迭次与程总长磋商，幸得海军全体将士效忠共和。惟是海军必须有根据地，现今上海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浙江、福建亦然；只有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然后一切大计划可以发展。”
　　
　　段祺瑞联合曹锟把张勋赶出了北京，由冯国璋代理总统，重新起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当北洋政府得知驻沪海军有南下之意后，曾派萨镇冰到上海阻止。在上海三马路海军租船处召开的海军将领会上，萨镇冰声称：“海军不应干涉内政，要服从中央命令，更不宜闹分裂，以致受人利用。”程壁光对此极为反感，会议不欢而散。
　　
　　7月22日，程壁光收到孙中山关于广东方面欢迎海军南下的电报后，即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南行，并发表了著名的《海军护法宣言》，表示“我海军将士，既以中华历史构造共和，即以中华历史拥护之”。这个宣言是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第一声惊雷。
　　
　　7月23日，冯国璋下令免去程壁光海军总司令职务，以刘冠雄兼领该职。
　　
　　8月5日，程壁光率领“海圻”、“飞鹰”、“同安”、“永丰”、“豫章”、“舞凤”、“福安”7舰到达广州，与已在那里的“海琛”、“楚豫”、“永翔”等舰共同组成护法舰队。次年，“肇和”舰也从福建驶抵广东，加入护法舰队。这样，护法舰队的总吨位超过了全国海军总吨位的一半。
　　
　　海军护法南下，鼓舞了正在苦斗中的孙中山，震慑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也大大激发了广东人民的革命热情，壮大了西南护法运动的声势。
　　
　　8月6日，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盛况空前。孙中山、程壁光、林葆怿在会上讲了话。孙中山对海军护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吾人得海军之助力，若出兵北上，十日可到武昌，握中原要点，北方伪共和派非降即逃而已”。“海军对外虽不足，对内则有余。以一万陆军，助以海军，即足使北京、南京、汉口长虑而却顾”。“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文实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其余未来之舰亦皆不为彼效命，我亦操制海之权矣”。
　　
　　皖系军阀的密探马凤池在1917年7月的报告中也认为，孙中山的陆军“实力单薄，乌能成事”，但得到海军援助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孙中山的护法力量就不可忽视了。
　　
　　
　　
　　孙中山出走 护法失败
　　
　　
　　
　　1917年9月10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程壁光和林葆怿分别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总长和海军总司令。海军部设在珠江中的海珠岛上，并在天字码头成立了海军俱乐部。
　　
　　8月26日，广东省长朱庆澜在督军陈炳焜（桂系军阀）逼迫下辞职。为了不使省长亲军20个营落入桂军之手，军政府于10月12日着手以亲军为基础组建海军陆战队，以陈炯明为司令，归程壁光节制。但由于桂系干扰，此事久拖未决。
　　
　　10月23日，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布投降北洋政府，并在福建督军李厚基支持下进攻惠州。军政府派兵反击，于11月8日在潮州附近迎击莫擎宇和李厚基部队。军政府陆军在护法舰队“海圻”、“永丰”、“同安”、“豫章”、“福安”等舰及江防舰队的“广玉”、“广金”、“宝壁”、“雷龙”等炮舰支援下，于12月14日攻占汕头、潮安，莫擎宇部溃败。
　　
　　11月10日，原广东矿务督办龙济光在海南岛接受北洋政府委托，以两广巡阅使名义率部数千人渡海在徐闻登陆，占领雷州半岛，威胁广州。孙中山立即调兵阻击。护法海军从潮汕沿海回驰，赶赴琼州海峡游弋，以“海圻”舰驻北海，“海琛”、“永丰”舰驻闸坡，“楚豫”舰到厦门。12月20日，护法军舰在阳江附近海面捕获龙济光军的运兵船6艘，船上载有官兵1个营及不少军械。12月23日，龙济光军的“平南”现在闸坡沿海被俘虏。在讨龙战役中，海军先后截获龙军舰船数十艘，切断了其海上运输线。1918年1月5日，程壁光指挥舰队驶往琼州，炮击秀英炮台等军事设施，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作战。龙济光部终于溃不成军。
　　
　　在这段时间内，虽然孙中山尽了很大努力，但海军的军饷未能完全满足，以致程壁光和林葆怿等人渐渐倒向掌握两广财政的桂系势力。在护法军政府中，有桂系、海军和孙中山三大力量，海军的向背对护法成败至关重要。但海军将领的态度使孙中山感到失望，主要有下列几件事：一、程壁光不肯就任孙中山委派的海军总长一职，孙中山与胡汉民去请也被谢绝；二、广东民众驱逐桂系督军陈炳焜后，希望程壁光出来担当广东督军，程一再推辞不就；三、1917年11月15日，孙中山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督军署，用武力驱赶陈炳焜，程壁光怕得罪桂系而未执行；四、新任桂系督军莫荣新指挥部下接二连三地把孙中山派出的招兵人员枪杀，孙中山密令海军“同安”、“豫章”2舰于1918年1月3日炮击了观音山督军署。由于陆上部队未按计划行动而未达到目的。程壁光闻讯后令“海琛”舰前往阻止2舰开炮，并在事后以擅自行动为由将2舰舰长温树德和吴志馨撤职；五、附合桂系以“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来挖军政府墙角，架空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权。
　　
　　1918年2月26日，程壁光从海珠岛乘艇过江，在长堤木码头上岸登梯时被人行刺，肩部和胸部各中一弹，随即身亡。程壁光究竟是何人所杀，广东军政府经多次调查，均无结果，至今仍令人扑朔迷离。程壁光被刺后，孙中山亲自赶到现场，亲批治丧费3000元，并嘱胡汉民执笔拟撰讣电。莫荣新也下令悬赏缉凶，抚慰程的家属。护法军政府在广州为程壁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海珠公园竖立了程壁光的铜像，以纪念他的护法功勋。
　　
　　程壁光死后，林葆怿主持护法海军，更加倒向桂系一边。5月20日，广东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制，由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政务总裁，组成政务会议行使职权。次囚，孙中山同朱执信等被迫离开广州，护法运动以海军的支持而兴起，又以海军的背离而失败告终。孙中山深切感到，必须“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培养“有革命志气”的新式海军人才，才能担负国民革命的重任。

荣誉叫做忠诚

七 北洋军阀混战中的海军
　　
　　驻舰海参崴 出兵两湖 闹饷扬州
　　
　　奉系海军的初建 沪队独立 夺取厦门
　　
　　东北海军的扩充
　　
　　　
　　
　　七 北洋军阀混战中的海军
　　
　　　
　　驻舰海参崴
　　
　　
　　
　　1917年7月，护法海军南下广东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海军实力所剩无几，人心浮动，一度陷于混乱状态。海军部进行了改组，刘冠雄重任总长，萨镇冰为海疆巡阅使，刘传绶为次长，饶怀文署总司令，林颂庄署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署第二舰队司令。
　　
　　林颂庄原为“海筹”舰舰长，杜锡珪原为“海容”舰舰长，他俩在上海开会时曾赞成护法。7月1日张勋复辟，总统黎元洪逃往日本使馆避难。因程壁光在“广甲”舰当帮带（副舰长）时，黎元洪是舰上的三管轮，程壁光当海军总长是黎元洪举荐的。因此，程壁光派遣“海筹”、“海容”2巡洋舰驶赴渤海湾接黎元洪南下。临行前，程还付给2舰20万开拔费。哪知杜、林二人到北京后，即被段祺瑞扣留。在段祺瑞威胁利诱下，二人率舰降段，从而使护法海军失去2艘主力军舰。程壁光闻知后用手杖痛击军舰甲板，大骂杜、林二人的背叛，连呼上当不已。北洋军阀得到这2舰后，才算维持了海军的局面。
　　
　　不久，北洋军阀海军参加了第—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3月14日，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对德、奥两国宣战。中国海军没收了德、奥两国在华的舰船10余艘，其中，2艘炮舰被改名为“利捷”、“利绥”号，1艘拖船改名为“利通”号，其余商船改运输舰，名为“华甲”、“华乙”、“华丙”、“华丁”、“华戊”、“华己”、“华庚”、“华辛”、“华壬”、“华癸”号。海军曾设立了一个租船监督处，进行营运。由于经营不善，后被撤销。“华甲”改为“华安”，“华乙”改为“普安”，“华丙”改为“治安”，“华癸”改为“克安”。
　　
　　1918年4月，北洋军阀政府接受协约国的邀请，派出“海容”舰进驻海参崴，与美、英、日、法、意等国军队共同组成对付俄国革命的干涉军。中国设立了海军代将处，以“海容”舰长林建章为海军代将（原为上校），指挥“海容”舰及陆军1个团（团长宋焕章）。中国驻军并未参加对俄作战，驻扎1年多以后就从海参崴撤回国内。
　　
　　1918年5月1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同日本政府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共分8条，其实质是日本力图控制中国海军，并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及领土、领水对俄作战。出席签字的中国海军委员长为沈寿堃中将，日本海军委员长为吉田增次郎少将。该协定于1919年3月1日结束。
　　
　　
　　
　　出兵两湖 闹饷扬州
　　
　　
　　
　　北洋军阀政府所辖的海军，内部纷争频繁，各自依靠实力参与军阀之间的混战。
　　
　　1918年2月，北洋军阀曹锟、张怀芝等率军向湖南发起进攻。杜锡珪率第二舰队的“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5舰从水路开进，策应陆路攻势。湘桂联军没有海军，处于不利地位。3月16日，北洋军一个团在海军舰炮支援下，攻陷江防要隘城陵矶。18日，北洋军占领岳阳。26日，杜锡珪又率各舰过洞庭湖沿湘江进犯，配合吴佩孚的北洋军第三师占据了长沙，南军不战而退。
　　
　　1921年8月，新任两湖巡阅使的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再度举兵进攻湖南。16日，杜锡珪指挥“建中”、“江元”等舰艇协助吴军的2个旅向驻在鄂西嘉鱼、簰洲、宝塔洲一带的湘军出击。出兵当日，海军攻下白螺矶。28日，杜锡珪又率军舰7艘，护送北洋军4个混成旅，紧跟日本军舰之后，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湘军无海军，江防炮兵也很薄弱，又怕开炮误伤日舰，致使北洋军舰船直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四时，海军舰炮猛轰岳州，南津港铁路等重要设施均被击毁，湘军头领赵恒惕只得落荒而逃。9月1日，吴佩孚乘“江贞”舰到达岳州，借助英领事的联络，逼迫赵恒惕签订城下之盟，湘军让出了岳州地区。
　　
　　正当直、湘两军激战时，以潘正道为前敌司令的援鄂川军，于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兵分二路进击宜昌等地，以图顺江而下发展势力。9月2日，川军兵临宜昌南岸。宜昌守军难以抵挡，急电吴佩孚增援，吴佩孚结束湖南战争后，于9月14日同杜锡珪一起乘“楚泰”舰前来督战。18日至27日，在海军舰炮的有力支援下，吴佩孚击败川军，迫使其退出鄂西地区。
　　
　　1922年1月6日，因北京政府欠饷近一年迟迟未发，“楚泰”、“楚谦”、“江鲲”、“江犀”等舰前往江苏扬州十二圩截留两淮盐税。因盐税是作为外债抵押的，11日，美、英、法、日等国使节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18日，英国军舰也开到扬州，监视截税的中国舰艇。海军总司令蒋拯于17日发出强硬通电，声称：“海军此举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誓必达目的而后已。”经过多方周旋，北京政府作出让步，决定由财政部拿出20万元，江苏督军齐燮元筹集30万元来解决海军饷款。各舰闻讯后撤离十二圩，一场“闹饷”风波才算平息。
　　
　　
　　
　　奉系海军的初建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北京海军部调派“海筹”、“海容”2舰急驶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4舰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的后路。海军总司令蒋拯还发出了助直攻奉的通电。5月上旬，奉军失败退往关外。当张作霖和奉军的高级将领们乘火车仓皇出关途径秦皇岛时，遭到直系海军舰炮的炮击，张作霖专列险些中弹。从此，张作霖认识到海军的重要性，决心建立自己的海军。
　　
　　早在1918年5月，北京政府海军部曾派王崇文前往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调查，准备乘俄国革命之机收回被沙俄夺去的两江航运权。12月，经国务会议议决，海军部开始筹置浅水炮舰以供两江防卫之需。
　　
　　1919年7月，北京海军部设立了吉黑江防筹备处，任命王崇文为处长，林志瀚为陆战队长，并从二舰队抽调了“江亨”、“利川”、“利绥”、“利捷”4舰前往。9月，4舰到达鞑靼岛。由于白俄及日本军队的阻扰，4舰未能在江水封冻前赶至哈尔滨，只好停留在庙街。在当地华侨的资助下，这些南方水兵才渡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当时，庙街是苏联红军、白俄军和日本军激烈争夺的对象。红军撤出后，中国舰队被白俄军以“资助红党”为名扣押多时，直到1920年秋才放回。4舰驶至哈尔滨，与由商船改装的“江平”、“江安”、“江通”3舰及接收中东铁路局的“利济”舰汇合。
　　
　　随之，北京海军部在哈尔滨设立吉黑江防司令部，王崇文被任命为少将司令，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1905年赴日本海军学校留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在参谋本部任科长，主管海军作战和海防。1916年任海军武官赴欧观战。1920年任吉黑江防舰队参谋长。1922年署东北航警处长。1923年任东北海防舰队司令。1927年任东北海军联合舰队副司令、代总司令。1932年，兼青岛市长。1933年，辞去海军职务。1938年，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省党部主任。1941年，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6年，任浙江省主席。21948年任考试院铨叙部长。晚年在台湾居住）为参谋。1922年5月，由于北京海军部财政困难，3年内欠饷竟达10个月之多，加上张作霖乘机活动，终于把江防舰队划归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脱离了北京海军部。张作霖以此作为东北海军的发展基础。同时，张作霖又在沈阳设立东北航警处，调沈鸿烈任处长。下设总务、海事、军需等科，指挥江防舰队并管理东北的水警、渔业和航运事宜。1923年春，张作霖以军费报销不实撤了王崇文司令职务，任命“江亨”舰舰长毛钟才为司令。这时，沈鸿烈已逐步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采纳了沈鸿烈的建议，于葫芦岛创立了航警学校，培养海军人才；并从江防舰队抽调技术人才，改造2艘海船为军舰，分别命名为“镇海”、“威海”号，开始筹建东北海防舰队。
　　
　　
　　
　　沪队独立 夺取厦门
　　
　　
　　
　　1923年4月8日，“海筹”、“永绩”2舰从青岛驶至上海后，联合驻沪的“建康”舰、“列”艇突然宣布“独立”，这就是令人瞩目的“海军沪队独立”事件。
　　
　　“海筹”舰长许建廷、“永绩”舰长蒋斌等在通电中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全国的方针，赞成皖系的“联省自治”，对孙传芳领兵进入福建表示不满，主张福建自治。独立的海军官兵推举林建章为海军领袖，成立了海军上海领袖处，下设参谋处，参谋长为曾以鼎；副官处，副官长为林焕铭：秘书处，秘书长为王君秀；轮机处，轮机长为王齐辰；江南造船所，所长为刘冠南。起初仅有4艘军舰，后来有所增加。
　　
　　7月28日，“靖安”运输舰在舰长宋天森指挥下投奔沪队。该舰本来奉命由南京装载新枪80支和子弹25万发、炮1门和炮弹700发以及其它军用品开赴马尾，当军舰途经吴凇口时，船头一转，进了黄浦江。1924年1月12日，“辰”艇副长陈时珍把艇长廖德星禁闭起来后，率艇加入沪队。另有“湖鹏”、“楚泰”、“江利”等舰艇官兵也计划投沪，被杜锡珪破获，为首者被处决或监禁。沪队的经费是由曾以鼎之兄曾毓男（安福系骨干）向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领取的。因此，沪队实际上操纵在皖系手中。
　　
　　当时，孙中山联络皖、奉势力，集中反对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对沪队独立表示欢迎。1923年4月9日，林建章向孙中山发出“佳电”，说明起事缘由。5月7日，孙中山回致“阳电”表示：文当竭其绵薄相与戳力同心，共抒国难。南来海军诸将士，亦极表同情，幸勖前途，以竞全功。
　　
　　1923年6月，为了根本解决海军经费问题，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力主攻占福建沿海地区收取税款。当时，杨树庄选定了厦门，得到了杜锡珪的默认，其它舰队的部分舰艇及陆战队也暂归杨树庄节制。
　　
　　7月24日，杨树庄率“应瑞”、“海容”等舰及陆战队向厦门发起进攻，先占领了金门，遇到福建军阀臧致平守军的顽强抵抗。7月31日，舰队向嵩屿等处猛烈炮击，但在磐石等炮台要塞炮的阻击下，难以推进，双方互有伤亡。陆战旅旅长杨砥中见势不妙，没有按计划在禾山登陆，而将部队滞留金门。又经数日交战，海军仍未能得手，只得于9月中旬后停止进攻，而采取经济封锁和政治联络手腕。
　　
　　这时，卢永祥因在沪浙力量单薄，遇到齐燮元的威胁，希望臧致平率部来援。臧部在厦门也感孤立。于是，海军通过林知渊从中疏通，并向臧致平提供了款项和军火。臧致平准备就绪后，于1924年4月初开始北撤，并提前通知海军前来接收。4月15日，杨树庄率舰队及陆战队和平占领了厦门。4月17日，臧致平手下一个被撤职的旅长李耐庵率兵偷袭炮台，“应瑞”舰开炮阻击。次日，李耐庵部约千人被陆战队包围缴械。5月，北京政府的贿选总统曹锟任命张毅为镇守使前来接管厦门。海军岂能把到手的肥肉让出，硬是将张毅挡了回去。海军占据厦门之后，在该地设立了闽厦警备司令部，由杨树庄兼警备司令。
　　
　　1924年8月下旬，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皖、闽、赣等省直系军队8万人，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联合各派反直军队9万人，双方调兵遣将，准备大战。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于8月25日命令李景曦带领“楚有”、“楚泰”等6舰从南京出发，向上海前进，加入直系阵营。杨树庄率领的“应瑞”、“海容”、“永健”、“楚同”、“楚观”5舰也于8月31日到达镇海口外沥港海面，威胁卢永祥。林建章指挥海军沪队6舰也在吴凇口布防。虽然双方海军剑拔弩张，但在江浙战争中并未直接交战。这是因为：一、上海是列强侵华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外交使团向双方海军分别发出警告，不许在凇沪作战，否则外舰将出动干涉；二、双方都不希望损失实力。林建章于9月3日给杜锡珪的电报中说：“麾下经年衣食之源，实隐受沪队之惠……”这就在告诉杜锡珪，正因为有沪队独立，陆军才给你军饷，如搞垮了沪队，你好日子恐怕也就没有了。9月16日-28日，杜锡珪指挥海军支援陆军攻击浏河被击退，舰炮发射的炮弹有2发却落到齐燮元部官兵头上，造成了伤亡。后来，卢永祥的江浙联军失败，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被收买，率沪队的“海筹”等舰驶出吴凇口，投奔杜锡珪，林建章随即下野，沪队独立事件结束。
　　
　　
　　
　　东北海军的扩充
　　
　　
　　
　　江浙战争爆发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在北方打响。9月15日，张作霖率领奉军向榆关、朝阳出击。9月18日，吴佩孚在北京组建了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以杜锡珪、温树德为讨逆军海军正副司令，向奉军反击。吴佩孚令温树德率渤海舰队在秦皇岛集结，曾2次出击袭扰葫芦岛和营口等地，还准备用军舰护送骑兵在营口登陆奔袭沈阳。但是，沈鸿烈也加强了东北沿海防务，占优势的奉军空军将渤海舰队赶了回去。由于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与奉军联合作战，直军主力大部被歼。11月3日，吴佩孚乘坐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为他准备的“华甲”号运输舰，在“永翔”、“楚豫”、“肇和”等舰陪同下，从塘沽南驶长江，于15日到达南京。奉军占领天津后，奉系海军接收了大沽造船所。所内有一艘新从海参崴购回的破冰船，船身坚固，马力很大，经武装后命名为“定海”舰。东北海军又从日本购进鱼雷艇1艘，命名为“飞鹏”。东北海军海防舰队由此组建起来。该舰队以营口为基地，巡防东北各海口。同时，设立东北海防总指挥部，不久改称东北海军司令部，沈鸿烈任司令。
　　
　　直军失败后，温树德又率渤海舰队投靠了奉系山东督办张宗昌。1925年10月，渤海舰队的官兵闹饷，温树德无法应付，只得弃职逃走。张宗昌派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前去解决，后来就由毕兼任渤海舰队司令。
　　
　　1926年初，东北海军海防舰队和渤海舰队驶往大沽口外，多次炮击大沽地区，支援奉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8日，渤海舰队掩护陆军6000余人在北塘登陆，企图袭击军粮城。结果，上岸的奉军被国民军包围，激战后，2900余人被国民军俘虏，渤海舰队11艘军舰也被击退。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布下水雷，以防奉军舰船冲入。
　　
　　3月12日，日本海军第十五驱逐队2艘军舰不按事先规定的时间闯入大沽口，奉系4舰尾随跟进。守军用旗语阻止，日舰反而向岸上射击，国民军被迫还击。结果，日舰死军官1人，伤水兵3人，国民军死官兵5人，伤士兵8人。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提出了“抗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18日，北京市民举行反帝游行示威，被段祺瑞派兵镇压，造成了血腥的“三·一八”惨案。


四 蒋介石的嫡系电雷学校
　　
　　
　　
　　蒋介石对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和广东海军虽然加以利用，但总不放心，他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嫡系海军采取代各派海军。为了培养海军骨干，蒋介石决心以准备抗日为理由，先办—所海军学校。执行这个使命的是欧阳格（江西宜黄人，1915年底于吴凇海校毕业（烟台海校十期生），1917年随程壁光南下护法，参加过反对陈炯明的作战，后任海校副校长，是“中山”舰事件的主要策划者。1938年马当会战后，因有人指控他贪污和保存实力、不战而退而被捕。1940年8月在重庆被枪决）。
　　
　　欧阳格不是福建人，因故曾被中央海军开除。1931年他从美国海军参谋学校结业回国后，想回海军任职，又遭陈绍宽冷遇。因此，欧阳格与闽籍海军将领结怨很深，成为闽系海军的政敌。这一点恰巧被蒋介石所看中，欧阳格就成为承办电雷学校的合适人选。
　　
　　1933年，在考试院长戴季陶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支持下，欧阳格征用了镇江西门的北五省会馆旧址和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开办电雷学校。学校设置的课程与海军学校基本相同，学生穿海军服装，但学校直辖于参谋本部，而不属于海军部。
　　
　　电雷学校校长初为欧阳格，教务主任冯涛，下设教务组和事务组。学生队和学兵队带队军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桂永清调来的，教职员则是从广东海军黄埔海校、东北海军青岛海校以及中央海军中不满闽系的人员中招来的，福建人一个也不用，就连学生和学兵也没有一个福建人。教官中聘有德籍顾问劳威等。
　　
　　学校开办时，参谋本部把其所辖的江阴电雷大队划归电雷学校。这个大队是1902年由清朝海军设立的水雷营演变而来的，装备有视发水雷数百具。学校还从浙江外海警察局拨来“海静”号巡逻艇1艘，购买了“镇海”号驳船及“01”号汽艇。经改装后，均供学生和学兵们练习布雷之用。
　　
　　1932年，电雷学校在南京招考第一期航海班学生50人。其中，高中毕业生32人，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18人（其中有后来任台湾海军司令的黎玉玺）；同时，招收了学兵300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电雷学校于1933年1月正式开学，学生所学课程除增加的电雷课外，其余全是海军学校的课目。学兵所学的专业有帆缆、轮机、枪炮、鱼雷、通信等。学兵设立学兵总队，下分航海大队、轮机大队及通讯队。
　　
　　1934年12月，第一期学生和学兵同时毕业。毕业学生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在从四川军阀刘湘处接收来的“同心”、“同德”号浅水炮舰上实习。9个月实习期满后，挑选出杨维智、刘功棣赴英国，黄震白、胡敬端赴德国学习快艇战术；赵汉良、孙苏赴美国学习鱼雷技术；齐鸿章、崔之道、黎玉玺、汪济、姜瑜、王恩华、李敦谦、傅洪让等赴德国学习鱼雷快艇技术。这些留学生除孙苏留下监造快艇和水雷外，其余的都于1936年底或1937年初随从英、德两国购买的鱼雷快艇回国。第一期的其余毕业生及学兵多数分在学校的各部门工作。
　　
　　1935年3月，电雷学校又在南京招考了第二期学生55名、学兵300名入校。学生先被送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半年的入伍训练，于1936年2月返回镇江，继续学习海军课程。
　　
　　1936年5月，电雷学校迁往江苏江阴县的黄山港，并改隶于军政部，正式名称为军政部电雷学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1936年10月9日，蒋介石曾到电雷学校视察并讲话），欧阳格改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德籍顾问回国后，改由意大利海军顾问来校授课，并有一些意大利人充当工程师和技术员。学校迁到江阴后，已负有作战使命，学校编制大为扩充。校本部设立办公厅及教务、训练、军务、财政、经理5个组。下辖学生大队、学兵总队、快艇大队、鱼雷大队、工厂、医院及直属舰船等。
　　
　　快艇大队由4个中队组成：“岳飞中队”辖3艘德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岳22”、“岳253”、“岳371”号；“史可法中队”辖4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史34”、“史102”、“史181”、“史223”号；“文天祥中队”辖4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文42”、“文88”、“文93”、“文171”号；“颜杲卿中队”辖4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颜53”、“颜92”、“颜161”、“颜164”号。直辖舰船有“策电”、“同心”、“同德”号练习舰。1937年1月，又用一艘商船改装为“自由中国”号练习舰，这是电雷学校最大的军舰，为1080吨。水雷主要是从英国和德国购回的“S”、“H”式2种。在江阴，除有军港外，还开挖了洞库，可供鱼雷快艇进入隐蔽。此外，学校还向英国订购了2艘快艇母舰，即“戚继光”号和“谭伦”号，后因抗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1936年6月，马尾海军学校第四期轮机班学生晏海波等30人因违反校规被开除。欧阳格得知后，收容了其中非闽籍学生12人，成立电雷学校第一期轮机班。该批学生于1937年3月学习结束后，被派往德国留学。后来这些人成为抗战后迫使陈绍宽下台的重要力量之一。
　　
　　1937年3月，第二期学生48人及学兵200人，乘“自由中国”号舰进行远洋航行训练。该舰舰长由主任教官刘勋达担任。“自由中国”号舰出长江口后向南航行，经我国各港后，又驶经香港、海防、顺化、西贡、新加坡、槟榔屿、泗水、山打报、坤甸等地。返航时，“七·七”抗战已开始，军舰无法回到江阴，只得在香港驻泊，学生和学兵由主任教官冉鸿翮、总训练官马步祥等率领经陆路回到江阴，立即上艇实习，不久就分派战时任务。
　　
　　1936年6月，电雷学校在南京招考第三期新生132名。接着，又招第四期新生134名，还招了数百名学兵。第三、四期新生均于8月间集中在镇江旧校地接受军事训练后又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受训。
　　
　　1937年8月，第三、四期学生迁往江阴新校舍开始正规学习海军课程，并担负江阴的防空作战任务。11月，上海沦陷，日军进逼江明。电雷学校先迁移到江西星子县，后又撤至湖南岳阳的南津港。
　　
　　1938年7月，欧阳格被扣押后，电雷学校交由海军总司令部接管。除第二期学生和学兵毕业外，第三、四期学生不愿到闽系海军学校学习，陈绍宽也不愿接收他们。原拟将他们遣散，后几经周折，改由搬到四川万县的东北海军学校收纳。但其中大部分人已自行离去，剩余的230人编为东北海校第五期航海甲班和丙班继续学习。这样，电雷学校存在了6年后，于1938年烟消云散了。
　　
　　虽然电雷学校开办时间不长，仅毕业学生108人，学兵500余人，但因该校是蒋介石亲自授意举办的，其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中仍有一定地位。欧阳格常对学生们说，电雷学校是海军中的黄埔军官学校。
　　
　　电雷学校和中央海军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常常发生磨擦。欧阳格任电雷学校教育长后，军政部把他的简历送到海军部铨叙，原拟授予他海军中将。谁知海军部回复说，欧阳格的资历只够一名少校。欧阳格闻讯后勃然大怒。一次，他在训话中说：“陈绍宽给我少校，我照样干我的中将教育长。”在—次授勋仪式上，当陈绍宽接受勋章时，欧阳格攻击陈绍宽受之有愧，理由是龙潭战役前，海军对孙传芳渡江北撤未加阻挠，直到领到饷款后才转过炮口攻打孙传芳。陈绍宽也对电雷学校隶属军政部、却穿海军服非常不满，认为该校官兵应穿陆军服。经过几番争执，电雷学校官兵虽然保住了海军制服，但水兵帽的“中华民国海军”字样被改为“电雷学校”4字，军官们必须佩带“电雷学校”的证章。
　　
　　1935年，电雷学校的“同心”舰驻泊重庆时，一艘外舰舰长前来拜会“同心”舰舰长池敬樟，被他拒绝。那位外舰舰长认为有违国际礼貌，引起交涉，一直闹到外交部和行政院。欧阳格撤了池敬樟的职。陈绍宽认为这有损海军名誉，要求取消电雷学校。结果，行政院命令电雷学校不准再穿海军制服，校舰不得再挂海军旗和长旒。电雷学校官兵听说此事后十分气愤，后经欧阳格多方活动，才保住了水兵服，但必须加佩绣有水雷标志的臂章。中央海军向日本订购了“宁海”舰之后，欧阳格也借机大肆攻击了一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欧阳格连夜从南京返回江阴，打开仓库，把枪支发给学生和学兵紧急戒严，防止陈绍宽趁机消灭电雷学校。直到蒋介石回南京后，欧阳格才取消了战备状态。


　五 内战突击队
　　
　　
　　
　　作为国民党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海军曾多次参与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在这点上，它与陆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不同的是，海军是一个掌握了较先进武器装备的军种，在内河湖泊及沿海地区有较强的攻击力，因而起到了陆军无法起到的作用。
　　
　　
　　
　　军阀火并的急先锋
　　
　　助蒋讨桂
　　
　　1929年，蒋介石同桂系军阀在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展开了大混战。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河北、湖北、湖南、广西诸省，并与广东的李济深结成联盟，实力很强，对蒋介石威胁也最大。而且桂系又是1927年8月逼蒋下台的主谋，蒋介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首先在河北扶植唐生智东山再起，把白崇禧赶走。接着，又扣住李济深，分化粤、桂之间的联盟。等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1929年3月26日发出了对桂系的讨伐令。海军分别在长江和两广战场上为蒋介石效劳。
　　
　　在长江战场上：3月27日，陈绍宽奉命率领第二舰队14艘舰艇参加对桂军作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海军舰队司令。海军的任务是，“游弋于九江、汉口间，极力妨害敌人之行动，并援助第一军之作战及渡江”。
　　
　　3月29日，陈绍宽带领“楚有”、“咸宁”2舰护送蒋介石及其总部人员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游，于次日抵达九江。蒋介石在九江设立行营。陈绍宽又调“诚胜”艇担任运输，“江贞”、“湖鹗”、“公胜”等舰艇赶赴前线。
　　
　　4月1日，蒋介石乘“楚有”舰到黄冈指挥作战。“楚观”、“楚同”等舰向刘家庙发起攻击，“江贞”、“公胜”等舰在兰溪、蕲春、武穴间与桂军飞机发生激战。
　　
　　4月3日，陈绍宽率“楚同”、“江贞”等舰继续攻击刘家庙，“楚观”等舰在团风一带掩护陆军登陆。
　　
　　4月4日，蒋介石乘“楚有”舰驶抵鄂城，海军舰艇再次攻击刘家庙。“楚观”、“楚同”、“江贞”、“咸宁”4舰在谌家矶江面遭到桂军野炮射击，激战终日后，桂军被迫退却，海军攻克刘家庙。
　　
　　4月5日，蒋系陆海军进占武汉，蒋介石乘“楚有”舰到汉口视察。陈绍宽派出“江犀”舰向上游金口、嘉鱼一带侦察。
　　
　　4月6日，海军“楚同”、“楚谦”、“咸宁”、“江犀”4舰追击桂军，占领了金口、嘉鱼等地。
　　
　　4月8日，舰队越过新堤、城陵矶，驶抵岳阳。“楚观”、“德胜”、“诚胜”、“勇胜”等舰艇也随后赶到，“楚同”舰奉命回防湖口后方。
　　
　　4月10日，“咸宁”、“江犀”、“江鲲”3舰继续向荆河、沙市进展，一面压制桂军火力，一面电催陆军加速西行。
　　
　　4月13日，“江犀”、“江鲲”两舰在鄂西马家寨水面同桂军激战。陈绍宽率“楚有”舰兼程增援，郝穴、马家寨、观音寺等3道桂军的防线先后被海军突破。18日，海军进到离沙市仅5里的观音寺，桂军第四路总司令胡宗铎、第五路总司令陶钧乞降。蒋介石派孔庚前往招抚。21日，胡宗铎等通电下野，在湖北的桂军全部投降。
　　
　　4月23日，陈绍宽率“楚谦”等舰进驻沙市，并分派舰艇赴宜昌一带巡逻，监督残余桂军的收编和遣散，直至湖北战事平息。27日，“咸宁”、“江鲲”2舰护送蒋介石从岳州返回汉口。
　　
　　在两广战场上：4月9日，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率领“海容”、“应瑞”2舰自上海经厦门赴广东，准备改编广东海军，统一对桂军作战。5月上旬，广东海军内乱很快被平息，陈策仍控制着广东海军，内乱的主要成员舒宗鎏被资遣离开舰队。
　　
　　5月4日，桂军向广东发起攻势。桂军“鸳江”、“靖江”2艘炮舰掩护20多艘满载士兵的民船，从梧州沿西江而下，直指肇庆。13日，桂军黄旭初部又从肇庆乘舰船沿西江东下三水。广东军香翰屏部与陈策的第四舰队联合阻击桂军。桂军支持不住，向西回撤。1艘桂军炮舰被击沉，“鸳江”、“靖江”2舰被俘虏，运兵民船20多艘受损，伤亡官兵2000多人。
　　
　　17日，桂军主力进至广东靖远、芦苞一带，与粤军发生激战，第四舰队驶往芦苞参战。19日，粤军发动反攻。“中山”、“江大”等舰艇奉命由马口炮击桂军，配合广东陆军进攻。21日，粤军在西江、北江前线大获全胜，桂军退往四会。24日，陈策率第四舰队进占肇庆、禄步，桂军退往悦城。28日，“仲元”、“仲恺”、“执信”3舰进攻柳州。30日，“中山”等5舰进驻封川。
　　
　　6月1日，陈策指挥“中山”、“江大”、“江固”、“江巩”各舰对界首、鸡笼洲、狮子山等炮台猛轰，使桂军遭到很大伤亡。次日，第四舰队陆战队与陆军范石生部相继进占梧州。
　　
　　6月6日，在完成作战任务后，第四舰队回师，于9日返抵广州。
　　
　　在西江、北江激战的同时，拥护桂系的粤军徐景唐部从5月8日起与拥护蒋系的粤军在广九路交火。15日，第四舰队的“广庚”船护送蒋系粤军第八十五师副师长文鸿恩等人前往海丰收编徐景唐部2个团。18日，中央海军“楚泰”、“江元”2舰从厦门赶来，配合第二总队总指挥张贞部攻击徐景唐军，于次日占领梅县。23日，中央海军增派“海容”、“永绩”、“永健”等舰驶抵汕头海面，威逼徐景唐于25日前撤出汕头。24日，徐景唐率部开始撤离汕头。
　　
　　迫降直鲁联军
　　
　　1928年9月，直鲁联军在冀东溃败，张宗昌逃往大连。张宗昌手下的渤海舰队全被东北海军接收。1929年2月19日，张宗昌率残部数百人从大连乘日本轮船回到山东龙口，企图直整旧部，东山再起，结果很快就被蒋系军队击败。4月26日，张宗昌带着残兵败将乘坐“同源”号等7艘舰船离开龙口逃往庙岛群岛。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闻报后，立即率领3艘军舰前往跎矶岛附近海面监视。
　　
　　4月30日，东北海军“海圻”等舰进逼庙岛群岛的大钦岛、跎矶岛、长山岛等处，迫使张宗昌残部3000余人于5月1日全部缴械投降。随后，东北海军又将其用船运到山东日照等地遣散。张宗昌被迫再次逃往大连。
　　
　　中原作战
　　
　　1930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及桂系军阀展开了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双方投入兵力在110万人以上。
　　
　　4月23日，陈绍宽陪同蒋介石乘船到达武汉，布置军事。
　　
　　5月下旬，桂张（发奎）联军出击湖南，蒋系何健的第四路军节节后退。海军立即派“楚泰”、“顺胜”2舰艇前往长沙、岳州一带游弋，使桂张联军无法在沿江作战或利用水路进兵。
　　
　　6月3日，第四路军在岳州、城陵矶、临湘等处渡江后撤。陈绍宽急令驻宜昌的“咸宁”舰和驻监利的“公胜”艇赶往洞庭湖和湘江，连同上述2舰负责掩护，阻止桂张联军尾追。
　　
　　6月4日晚，陈绍宽乘“楚有”舰离开南京上驶。途中，他指令“威胜”、“江鲲”2舰分守九江、武穴、蕲春、黄石港一带江面，保障长江交通线；“江元”、“民权”、“德胜”3舰守卫武汉，以安定人心；“义胜”艇来往于武汉、城陵矶、岳州之间，担任运输任务。6日晚陈绍宽抵武汉。
　　
　　6月7日，陈绍宽乘舰驶往新堤，得悉桂张联军已由长沙向岳州、城陵矶前进，遂于8日拂晓赶至岳州。
　　
　　6月8日晚，“顺胜”炮艇奉令潜入长沙江面，突然用大炮向市内桂张联军猛轰。该艇沿铜官、靖港、湘阴等处向岸上扫射，并俘获正在渡江的桂张联军20人，引起了极大震惊。“顺胜”艇偷袭成功后于9日上午返回岳州。
　　
　　6月9日，陈绍宽令从下游赶来的“咸宁”炮舰再次袭击长沙。但桂张联军已在营田岸边布防，安设大炮多门。当“咸宁”舰路经营田时，遭到岸上炮火阻拦。“咸宁”舰同岸上大炮激战了1小时，击毁桂张联军大炮数门后，于当晚驶回岳州。这—天，陈绍宽调整了部署，以“义胜”艇防临湘，“诚胜”艇守城陵矶，“楚有”、“公胜”2舰艇驻新堤，掩护第四路军回撤，
　　
　　6月11日，“义胜”艇驶到岳州上游之南津港时，正碰上桂张联军在铁路桥上成队行军。“义胜”艇马上开炮、扫射，桂张联军无处躲避，死伤甚多。
　　
　　6月12日，“楚泰”、“诚胜”2舰艇复往城陵矶、岳州一带继续攻击，“楚有”、“公胜”2舰艇仍守临湘、新堤等处，“咸宁”、“顺胜”2舰艇在嘉鱼、肖家洲一线常川巡弋。
　　
　　6月13日，陈绍宽亲率“楚有”、“义胜”2舰艇突袭临湘、城陵矶、岳州。经1天激战，桂张联军于当夜撤退，海军于次日晨占领城陵矶，午后又攻下岳州。陈绍宽命令“楚有”、“楚泰”、“义胜”等舰艇担任警戒，“诚胜”艇入洞庭湖追击，并派陆战队上岸维持市内治安。
　　
　　6月15日，陈绍宽带领“楚有”、“顺胜”2舰艇向长沙推进，沿途攻克营田、芦林潭、湘阴、靖港等地。当晚，“顺胜”、“诚胜”2艇进至长沙附近的三叉矶进行侦察。次日晨，“楚有”等3舰艇向长沙铁路桥、新河一带猛攻，适遇从城陵矶、岳州退到此处的桂张联军。联军遭到攻击后，立即溃散，逃伏田野，至天黑后才远遁。“湖隼”鱼雷艇随后也赶来参战。
　　
　　6月17日，陈绍宽率各舰艇继续攻击，发生激战。“顺胜”艇烟囱和机件被击坏。傍晚，“咸宁”舰亦从岳州赶来助战，打到晚十时，桂张联军无法支持，撤出长沙，海军遂掩护第四路军占领该市。
　　
　　6月18日，“顺胜”、“诚胜”2艇分赴长沙上下游各港搜索散兵游勇，并向湘潭追击。次日，陈绍宽又令赶来的“民权”舰驻防长沙，其余舰艇分路向湘南搜索前进。随后，海军奉命除少量舰艇留守外，其余舰艇回师，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参加“剿共” 镇压人民武装起义
　　
　　
　　
　　镇压南昌起义军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之后，起义军进军广东。
　　
　　9月23日，起义军解放潮州。24日，起义军克服汕头，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的1个团担任警备。国民党汕头军政头目姚雨平等仓惶出逃，登上“飞鹰”舰驶出汕头港。
　　
　　9月27日，广东海军派遣“飞鹰”、“民生”、“安平”、“海通”等4艘军舰前往汕头，向起义军阵地猛烈开炮，配合陆军反扑。
　　
　　9月28日午后，“飞鹰”、“民生”、“安平”各舰又向汕头驻扎的起义军开炮10余发。海军陆战队百余人在汕头妈屿口登陆，被起义军击退。此外，国民党军事当局又急调炮舰10余艘，分两路准备进攻汕头；陆战队2个营乘“涵江”号轮船经厦门在浮宫上岸，进入漳州。“飞鹰”等舰还在石角等处海面掠夺民船10多艘，准备运送登陆部队进攻起义军。
　　
　　9月29日，“飞鹰”等舰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的配合下，又向汕头的起义军发动猛攻。陆战队300余人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在汕头登陆与起义军警卫团展开激战，再次被起义军击退。
　　
　　9月30日，国民党海军舰艇与帝国主义军舰又发起新的攻势，并掩护步兵在石炮台、海关前、揭阳码头登陆，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虽然发高烧达40度，仍带病指挥作战。这时，1艘苏联运送军火接济起义军的轮船已到达汕头海面，但被国民党海军和帝国主义的舰艇阻拦，无法靠岸。起义军终因得不到补充而失利。敌陆海军重新占领了汕头。
　　
　　进攻广州起义军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了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官兵和工人、农民在广州举行了大规模起义，并占领了珠江以北的市区。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跑，张发奎避入了广东海军江防司令冯肇铭的座船——“宝壁”舰，黄琪翔上了“江大”舰，薛岳登上“江固”舰。军舰上的电台立即进行联络，调集军队前来广州镇压起义军。
　　
　　当日下午起，江防各舰联合英美等国军舰一起向珠江北岸炮击，掩护第五军李福林部抢夺城外制高点观音山。起义军用迫击炮向敌舰还击，在观音山同敌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在敌军强大的舰炮火力轰击下，起义军战士伤亡剧增。血战到13日，敌军在军舰掩护下，分3路从珠江南岸渡江攻入广州市区，起义失败。
　　
　　争夺长沙之役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击败2倍于己的敌军，进占长沙，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国民党派军急调“咸宁”、“勇胜”2炮舰驶入湘江，在美、日等国军舰的配合下，掩护陆军第三十一、第十五、第十六、新二十二等师部队合围红三军团。红军炮兵奋勇还击，同敌海军展开了激烈炮战，数次击退敌舰。
　　
　　8月5日，红三军团在于敌以重大杀伤后撤出长沙，开赴湖南平江、浏阳地区继续斗争。
　　
　　福建“剿共”作战
　　
　　参加“剿共”作战次数最多的是在福建的国民党海军。1929年7月，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亲自乘坐“普安”舰从马江驶至厦门，指挥舰队和陆战队镇压福建沿海的工农武装斗争。
　　
　　同年夏季的一天，莆田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二○七团在团长陈兆芳、政委陈天章领导下，袭击了驻药石镇的海军陆战队1个排，击伤3人。
　　
　　1930年7月，福建海军陆战队1个营袭击了沃柄—带的红军，红军团长黄琨牺牲。
　　
　　12月，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二旅在民团配合下进攻麦斜岩，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八团官兵奋起反击，同敌军激战后撤退。
　　
　　1931年间，陆战队第二独立旅在崇安县的长涧、四渡桥、兴田、赤石街、顺昌县的坑口等处多次同工农红军及游击队交战。次年，方志敏率红十军一部奇袭赤石街，俘虏陆战队2个连长，缴获了2门迫击炮及不少枪枝弹药。
　　
　　1932年10月-12月，海军陆战队2次联合民团向合山、长龙红色根据地进攻，均被红军连江游击队击退。
　　
　　10月，甘棠人民举行暴动，歼灭海军陆战队1个排，缴枪20多枝。12月，陆战队出动了1个团兵力配合陆军向透堡乡进剿。在包袱山和白鹤岭的几次作战中，造成红军游击队的重大伤亡。
　　
　　1934年1月初，福安赛歧人民举行暴动，驻该地的陆战队1个连闻风而逃，避入三都岛。1月9日，海军当局调用1艘军舰运载陆战队前往镇压。
　　
　　堵击工农红军长征
　　
　　1935年2月，海军部派出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前往汉口，指挥在川、湘、鄂水域的舰艇，封锁江河，配合陆上部队阻止红军渡江北上抗日。
　　
　　据海军部统计，国民党海军奉命出动参加“剿赤”作战的舰艇次数为：1930年，189次；1931年，77次；1932年，74次；1933年，45次。4年内总计385次之多。
　　
　　
　　
　　扼杀“闽变”
　　
　　
　　
　　凇沪“一·二八”抗战之后，第十九路军被调入福建“剿共”。因作战一再失利，第十九路军损失不少，官兵们产生了厌战情绪，纷纷要求继续抗日。
　　
　　1933年11月20日，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人领导下，并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海军老将萨镇冰（74岁）被聘为革命政府的高等顾问，后又放任命为延建省省长。（革命政府将福建划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4个省和福州、厦门2个特别市）
　　
　　驻闽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旅长杨廷英）、第二旅（旅长林秉周）名义上也被纳入革命军的序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要求马尾要港司令李孟斌率舰一致行动。但李孟斌却按南京方面命令，把“江元”、“楚观”2舰开赴三都岛，以避革命军飞机的轰炸。革命军随即进驻马尾、厦门两地的海军要港司令部、造船所、航空处、炮台、练营等处，扣住了“海鸥”、“景云”、“庆云”3舰，但“庆云”舰不久即绕道逃走。海军陆战队也奉命开到三都集中，其中一部扼守宁德、罗源一带，海军鱼雷游击队司令王寿廷也于22日率舰赶到三都，会同李孟斌布防。
　　
　　11月24日，海军奉令封锁闽浙沿海。先后到达三都的舰艇有“逸仙”、“中山”、“永健”、“永绩”、“楚有”、“楚泰”、“楚观”、“江元”、“江贞”、“江宁”、“海宁”、“抚宁”、“绥宁”等。这些舰艇在福建海面游弋，切断了革命政府的海上交通线，对福建革命政府构成了很大威胁。此外，海军还派出“江宁”、“绥宁”2艇与温州、瑞安驻军联络，并准备了“定安”、“华安”2艘运输舰随时出动运送陆军赴闽作战。日、美、英等国舰艇也在福建海面云集，企图配合镇压“闽变”。
　　
　　11月28日，南京海军部宣布，从本日起对福建进出口船只实行检查。同日，粤海舰队的“海圻”、“海琛”2舰也开到汕头，监视革命军的行动。
　　
　　12月中旬，蒋介石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协助下，由浙、赣2省分3路向福建进攻，对革命军形成夹击之势。
　　
　　12月23日，李孟斌率“楚有”、“楚泰”2舰进击长门和马尾，革命军撤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海防缺口被打开。
　　
　　25日，海军调“宁海”、“应瑞”、“海筹”等大舰到吴凇口外鸭窝沙待命，准备南下福建。在闽各舰继续攻击革命军。
　　
　　29日，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乘“海筹”舰驻在三都，统—指挥闽口、厦门2要港司令部、各要塞、海军陆战队及所有驻闽舰艇的作战。
　　
　　1934年1月3日，福建人民革命军闽东警备司令邱兆琛率3个独立团增兵连江，进攻罗源、宁德，在飞鸾岭、白鹤岭遭到海军陆战队的阻击。革命军占领罗源后，次日又被陆战队夺回。革命军后撤，陆战队乘势攻击丹阳、连江。
　　
　　1月8日，海军部命令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督促所部作好战斗准备，并加派王寿廷带领“逸仙”、“中山”、“江宁”3艘舰艇及1个营陆战队从三都开往厦门，与驻厦的“楚谦”、“楚同”2舰及陆战队会合，于10日正式接收厦门市，人民革命军驻厦门的特务营、宪兵队被海军改编成陆战队。
　　
　　11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由沪乘“宁海”舰南下，于次日到达三都海面，命令各部向福州推进。13日，海军舰队和陆战队逼近福州市区。
　　
　　15日夜，海军陆战队先头部队冲进福州城内，但人民革命军一部仍留在城内。经萨镇冰从中斡旋，到16日中午才全部撤出。陆战队3000人随后入城。在连江、罗源的革命军闻知福州失守后，也分别撤走，两地均被陆战队占领。
　　
　　对此，“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以此次海军迅赴事机，戡定闽疆，均下令嘉奖”。第四章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一 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二 凇沪抗战 袭击“出云”
　　
　　三 阻塞江阴 拱卫京畿
　　
　　情报走漏 江阴封江 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撤离要塞 退守南京
　　
　　四 长江沿线的节节抗击
　　
　　马当保卫战 湖口陷落
　　
　　鄱阳湖布雷 田家镇、葛店血战
　　
　　荆湘抗击和宜昌防御 湘北会战 两次挫敌
　　
　　长江游击漂雷战
　　
　　五 设防川江 拱卫重庆
　　
　　六 青岛撤守和东南沿海保卫战
　　
　　青岛沉舰 厦门马尾抗登陆
　　
　　浙粤沿海防御
　　
　　七 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闽系与电雷系 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戴笠染指海军
　　
　　八 对日受降 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 收复南海疆域
　　
　　九 汪伪海军的组建及其覆灭



一 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二 凇沪抗战 袭击“出云”
　　
　　三 阻塞江阴 拱卫京畿
　　
　　情报走漏 江阴封江 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撤离要塞 退守南京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一 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鲸吞中国、称霸东亚的欲望不断膨胀。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五相联席会议，正式确定《国策基准》，提出日本今后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日本参谋本部根据这—“国策”制定了1936年度国防方针：以美苏为目标，同时准备应付中英。努力加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制敌机先，迅达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战争目的，并准备长期战争。对华作战初期的用兵纲领是：击破中国的野战军和主力舰队，占领华北及上海附近，并制压长江水域。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国内早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5年扩军计划，海军于1937年初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制定了包括建造世界最大军舰的庞大的造舰计划。1937年这一年，造舰吨位达52400吨。
　　
　　至1937年，日本海军已拥有舰艇308艘：战列舰9艘，练习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6艘（1艘在造），一等巡洋舰12艘，二等巡洋舰25艘（2艘在造），水上飞机母舰5艘（2艘在造），潜水艇母舰7艘（2艘在造），敷设舰6艘，海防舰7艘，炮舰10艘，一等驱逐舰85艘（2艘在造），二等驱逐舰29艘，一等潜水舰37艘（2艘在造），二等潜水舰25艘，水雷艇12艘，扫雷艇12艘，特务艇20艘（1艘在造）。总排水量1204132吨。海军航空队拥有飞机1220架。
　　
　　日本的侵略，咄咄逼人。国民政府的“忍让”妥协政策一再失败，于是也开始逐步计划全国的整军备战。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尤其是从1933年度开始，国民政府逐步采取了一些备战措施，制定了国防方针，同时还制定了整军备战的具体指导要领。
　　
　　军事上，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准备：整编陆军，加强海空军，健全各兵种，实行征兵制，普及国民军训，整建交通，构筑国防工事，筹备防空设施，开发资源，发展军需生产。到“七·七事变”时，中国陆军为：步兵182个师又42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4个团，还有其他特种兵及保安队；海军为：第一舰队，辖“海容”、“永绩”等12艘舰艇，排水量为17484吨；第二舰队，辖“楚有”、“江元”等19艘舰艇，排水量为9359吨；第三舰队，辖“定海”、“永翔”等14艘舰艇，排水量为14919吨；练习舰队，辖“应瑞”、“通济”2舰，排水量为4360吨；还有巡防、测量舰及总部直辖20多艘舰艇，排水量1万多吨；加上江阴电雷学校的雷快艇以及闽粤沿海、长江内舰艇船只，共120艘，总吨位68895吨；空军为：轰炸机第一、第二、第八共3个大队；驱逐机第三、第四、第五共3个大队；侦察机第六、第七2个大队，攻击机第九大队，总部直辖4个中队，共12个机种，314架飞机，另外还有教练机、运输机等。战争初期中国可能使用的兵力，约为总兵力的半数。
　　
　　此外，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还研究制订了防御作战计划。1935年拟定的《改定海军作战计划之草案》中，规定海军作战方针为：切断敌海陆军联系，阻敌长驱直进，然后以游击方式与敌相持；海军战务区分：首取攻势，肃清长江，二取攻势防御，保障江浙沿海，三取攻势防御，争持东海、黄海。1936年底，参谋本部奉令拟订《一九三七年度国防计划》，由次长兼军委会铨叙厅长林蔚具体负责，1937年1月提出甲、乙两个方案，2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等审查后，送庐山由陈诚转呈蒋介石审阅。该计划对日本海军作了分析，规定了中国海军的部署及任务。认为，日本在军力、国力都占绝对优势，“掌握绝对的制海权”，进攻中心“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杭州湾迤南沿海各要地，预料只有局部之攻击……”中国海军就质而定，不能于远海歼敌；就量而言，也不足以防卫各海口，所以“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具体行动：（1）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迅速集中长江，先与空军和要塞配合扫除江内敌舰，再与要塞协力担任长江下游防守，协同陆军作战；（2）第三舰队开战前务必迅速集中长江，防守长江下游；（3）各舰队严整战备，防止敌海军突然袭击；（4）各要塞慎密防范，准备随时应敌。镇海-乍浦-海州各区要塞，南通-江阴-江宁各区要塞，受所在区野战军指挥。海军要塞严密防守海岸，粉碎敌军登陆企图。江防要塞于宣战时，配合海空军迅速消灭江内敌舰，再封锁江面，并为野战军阵地之依托，支援野战军作战。
　　
　　国民政府在制订的国防计划中，要求在中原、徐（州）海（州）、苏浙闽粤沿海及晋绥等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从国外购进一些重炮配置。1933年10月31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组，指示：“江海各要塞以江阴与江宁两要塞为中心，乍浦与镇海为南区，海州与通州为北区，芜湖与马当为西区，江宁要塞之范围，应西至东西梁山与东至镇江，皆划入在内，可先定一中南北各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理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计划之图案与详细之方案，如现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然后再照所定之策，逐步施行。”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电令陈诚要其赶筑武汉要塞。
　　
　　国民政府还制订了《扫荡上海日军据地计划》，旨在先发制人，迅速摧毁日军根据地，占领沿江要地，阻止日军登陆。
　　
　　“七·七”事变后，上海方面的日军也加紧活动，不断增兵。日本军舰在长江下游和沿海频繁游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沪西—带举行夜间演习，又借口水兵宫崎贞雄在上海宁波路失踪，提出交涉。7月20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本田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的空中飞行，遭严词拒绝。8月9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队长大山勇夫和1名士兵开车闯入我虹桥机场警戒线滋事，被当场击毙。事发后，日方佯称要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实际却在继续增兵上海，补充大量军需品。8月10日晨，日本海军第十六驱逐队抵沪。11日晨，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到沪。日本海军航空兵也紧急出动，其精锐第一联合航空队分别进驻济州岛大村机场和台北机场；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3艘航空母舰也侵入我国东海的马鞍群岛海面，随时准备对凇沪地区发起进攻。至13日止，日本海军在上海已有舰艇30余艘，陆战队4000余人，加上武装日侨，兵力达1万多人。
　　
　　鉴于日益紧张的战局，7月11日晚九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22次卢沟桥事变的汇报会，研究对策，并向海军部下达指示，要“不失时机，撤除长江之灯塔、航标”，“江阴新炮限期完成”，从速“妥定海军使用计划”。7月17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由柏林打回电报，要求率海军人员回国，参加抗战。
　　
　　陈绍宽是于1937年4月2日赴欧洲访问的。5月15日，英王乔治六世将举行加冕典礼。3月12日，国民政府决定派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特使兼团长、陈绍宽为副使的代表团赴英。随员有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驻英公使郭泰祺，海军部军务司少将司长林献炘，巡洋舰副长周应聪少校，林遵上尉，以及中少尉航海员和见习官蒋菁、邱仲明、王国贵等10余人。陈绍宽此行的任务，早利用这次机会到欧州各国考察并联系引进海军装备。离沪行前，陈绍宽召见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告知：“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当前往德国向德国海军购买潜水艇6艘和潜水艇母舰1艘，此事已由蒋委员长通过德国顾问向彼方海军商有头绪，成约之日有电告你。”陈还说，组建的中国海军潜水艇舰队，在国外进行短期训练，先以这次随行的官员为备员，然后从国内选派官兵前往充实编制，由李世甲负责。在这之前，蒋介石曾派欧阳格到意大利活动，打算购买潜水艇，遭到墨索里尼的拒绝。陈绍宽参加加冕庆典之后，转赴柏林，与德国海军接洽。德国国防部长以出售现役舰艇“有碍国体，未便从命”为借口，予以拒绝。但表示如用商业方式签订契约，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代为建造。陈绍宽遂与德国防部签约，购进大、中、小型潜水艇共6艘，潜水艇母舰1艘，鱼雷多枚。签约之后，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陈绍宽只身飞回南京，派王致光中校等赴德负责监造潜水艇，后中德断交，合约随之失效。
　　
　　这时，中国海军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海军部派曾国晟中校和周应聪等把在沪的海军机关、眷属，尤其是技术人员撤往内地，并在上海大量购买制造水雷所需器材，分批分路内运。海军部对所辖的57艘舰艇（排水量44038吨）下达命令，“楚泰”舰和“正宁”、“肃宁”、“抚宁”3艇协同闽江口要塞扼守；“公胜”艇协防珠江；“诚胜”艇警戒山东，协助第三舰队；“普安”、“永健”舰留沪，保护海军各机关、造船所，其余49艘舰艇陆续驶入长江待命。第四章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一 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二 凇沪抗战 袭击“出云”
　　
　　三 阻塞江阴 拱卫京畿
　　
　　情报走漏 江阴封江 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撤离要塞 退守南京
　　
　　四 长江沿线的节节抗击
　　
　　马当保卫战 湖口陷落
　　
　　鄱阳湖布雷 田家镇、葛店血战
　　
　　荆湘抗击和宜昌防御 湘北会战 两次挫敌
　　
　　长江游击漂雷战
　　
　　五 设防川江 拱卫重庆
　　
　　六 青岛撤守和东南沿海保卫战
　　
　　青岛沉舰 厦门马尾抗登陆
　　
　　浙粤沿海防御
　　
　　七 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闽系与电雷系 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戴笠染指海军
　　
　　八 对日受降 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 收复南海疆域
　　
　　九 汪伪海军的组建及其覆灭



一 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二 凇沪抗战 袭击“出云”
　　
　　三 阻塞江阴 拱卫京畿
　　
　　情报走漏 江阴封江 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撤离要塞 退守南京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一 战前的中日态势
　　
　　
　　
　　日本步步进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鲸吞中国、称霸东亚的欲望不断膨胀。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五相联席会议，正式确定《国策基准》，提出日本今后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日本参谋本部根据这—“国策”制定了1936年度国防方针：以美苏为目标，同时准备应付中英。努力加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制敌机先，迅达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战争目的，并准备长期战争。对华作战初期的用兵纲领是：击破中国的野战军和主力舰队，占领华北及上海附近，并制压长江水域。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国内早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5年扩军计划，海军于1937年初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制定了包括建造世界最大军舰的庞大的造舰计划。1937年这一年，造舰吨位达52400吨。
　　
　　至1937年，日本海军已拥有舰艇308艘：战列舰9艘，练习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6艘（1艘在造），一等巡洋舰12艘，二等巡洋舰25艘（2艘在造），水上飞机母舰5艘（2艘在造），潜水艇母舰7艘（2艘在造），敷设舰6艘，海防舰7艘，炮舰10艘，一等驱逐舰85艘（2艘在造），二等驱逐舰29艘，一等潜水舰37艘（2艘在造），二等潜水舰25艘，水雷艇12艘，扫雷艇12艘，特务艇20艘（1艘在造）。总排水量1204132吨。海军航空队拥有飞机1220架。
　　
　　日本的侵略，咄咄逼人。国民政府的“忍让”妥协政策一再失败，于是也开始逐步计划全国的整军备战。
　　
　　
　　
　　国民政府整军备战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尤其是从1933年度开始，国民政府逐步采取了一些备战措施，制定了国防方针，同时还制定了整军备战的具体指导要领。
　　
　　军事上，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准备：整编陆军，加强海空军，健全各兵种，实行征兵制，普及国民军训，整建交通，构筑国防工事，筹备防空设施，开发资源，发展军需生产。到“七·七事变”时，中国陆军为：步兵182个师又42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4个团，还有其他特种兵及保安队；海军为：第一舰队，辖“海容”、“永绩”等12艘舰艇，排水量为17484吨；第二舰队，辖“楚有”、“江元”等19艘舰艇，排水量为9359吨；第三舰队，辖“定海”、“永翔”等14艘舰艇，排水量为14919吨；练习舰队，辖“应瑞”、“通济”2舰，排水量为4360吨；还有巡防、测量舰及总部直辖20多艘舰艇，排水量1万多吨；加上江阴电雷学校的雷快艇以及闽粤沿海、长江内舰艇船只，共120艘，总吨位68895吨；空军为：轰炸机第一、第二、第八共3个大队；驱逐机第三、第四、第五共3个大队；侦察机第六、第七2个大队，攻击机第九大队，总部直辖4个中队，共12个机种，314架飞机，另外还有教练机、运输机等。战争初期中国可能使用的兵力，约为总兵力的半数。
　　
　　此外，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还研究制订了防御作战计划。1935年拟定的《改定海军作战计划之草案》中，规定海军作战方针为：切断敌海陆军联系，阻敌长驱直进，然后以游击方式与敌相持；海军战务区分：首取攻势，肃清长江，二取攻势防御，保障江浙沿海，三取攻势防御，争持东海、黄海。1936年底，参谋本部奉令拟订《一九三七年度国防计划》，由次长兼军委会铨叙厅长林蔚具体负责，1937年1月提出甲、乙两个方案，2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等审查后，送庐山由陈诚转呈蒋介石审阅。该计划对日本海军作了分析，规定了中国海军的部署及任务。认为，日本在军力、国力都占绝对优势，“掌握绝对的制海权”，进攻中心“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杭州湾迤南沿海各要地，预料只有局部之攻击……”中国海军就质而定，不能于远海歼敌；就量而言，也不足以防卫各海口，所以“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具体行动：（1）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迅速集中长江，先与空军和要塞配合扫除江内敌舰，再与要塞协力担任长江下游防守，协同陆军作战；（2）第三舰队开战前务必迅速集中长江，防守长江下游；（3）各舰队严整战备，防止敌海军突然袭击；（4）各要塞慎密防范，准备随时应敌。镇海-乍浦-海州各区要塞，南通-江阴-江宁各区要塞，受所在区野战军指挥。海军要塞严密防守海岸，粉碎敌军登陆企图。江防要塞于宣战时，配合海空军迅速消灭江内敌舰，再封锁江面，并为野战军阵地之依托，支援野战军作战。
　　
　　国民政府在制订的国防计划中，要求在中原、徐（州）海（州）、苏浙闽粤沿海及晋绥等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从国外购进一些重炮配置。1933年10月31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组，指示：“江海各要塞以江阴与江宁两要塞为中心，乍浦与镇海为南区，海州与通州为北区，芜湖与马当为西区，江宁要塞之范围，应西至东西梁山与东至镇江，皆划入在内，可先定一中南北各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理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计划之图案与详细之方案，如现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然后再照所定之策，逐步施行。”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电令陈诚要其赶筑武汉要塞。
　　
　　国民政府还制订了《扫荡上海日军据地计划》，旨在先发制人，迅速摧毁日军根据地，占领沿江要地，阻止日军登陆。
　　
　　“七·七”事变后，上海方面的日军也加紧活动，不断增兵。日本军舰在长江下游和沿海频繁游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沪西—带举行夜间演习，又借口水兵宫崎贞雄在上海宁波路失踪，提出交涉。7月20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本田要求中国飞机停止在上海的空中飞行，遭严词拒绝。8月9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队长大山勇夫和1名士兵开车闯入我虹桥机场警戒线滋事，被当场击毙。事发后，日方佯称要由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实际却在继续增兵上海，补充大量军需品。8月10日晨，日本海军第十六驱逐队抵沪。11日晨，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到沪。日本海军航空兵也紧急出动，其精锐第一联合航空队分别进驻济州岛大村机场和台北机场；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3艘航空母舰也侵入我国东海的马鞍群岛海面，随时准备对凇沪地区发起进攻。至13日止，日本海军在上海已有舰艇30余艘，陆战队4000余人，加上武装日侨，兵力达1万多人。
　　
　　鉴于日益紧张的战局，7月11日晚九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22次卢沟桥事变的汇报会，研究对策，并向海军部下达指示，要“不失时机，撤除长江之灯塔、航标”，“江阴新炮限期完成”，从速“妥定海军使用计划”。7月17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由柏林打回电报，要求率海军人员回国，参加抗战。
　　
　　陈绍宽是于1937年4月2日赴欧洲访问的。5月15日，英王乔治六世将举行加冕典礼。3月12日，国民政府决定派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特使兼团长、陈绍宽为副使的代表团赴英。随员有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驻英公使郭泰祺，海军部军务司少将司长林献炘，巡洋舰副长周应聪少校，林遵上尉，以及中少尉航海员和见习官蒋菁、邱仲明、王国贵等10余人。陈绍宽此行的任务，早利用这次机会到欧州各国考察并联系引进海军装备。离沪行前，陈绍宽召见马尾要塞司令李世甲，告知：“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当前往德国向德国海军购买潜水艇6艘和潜水艇母舰1艘，此事已由蒋委员长通过德国顾问向彼方海军商有头绪，成约之日有电告你。”陈还说，组建的中国海军潜水艇舰队，在国外进行短期训练，先以这次随行的官员为备员，然后从国内选派官兵前往充实编制，由李世甲负责。在这之前，蒋介石曾派欧阳格到意大利活动，打算购买潜水艇，遭到墨索里尼的拒绝。陈绍宽参加加冕庆典之后，转赴柏林，与德国海军接洽。德国国防部长以出售现役舰艇“有碍国体，未便从命”为借口，予以拒绝。但表示如用商业方式签订契约，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代为建造。陈绍宽遂与德国防部签约，购进大、中、小型潜水艇共6艘，潜水艇母舰1艘，鱼雷多枚。签约之后，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陈绍宽只身飞回南京，派王致光中校等赴德负责监造潜水艇，后中德断交，合约随之失效。
　　
　　这时，中国海军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海军部派曾国晟中校和周应聪等把在沪的海军机关、眷属，尤其是技术人员撤往内地，并在上海大量购买制造水雷所需器材，分批分路内运。海军部对所辖的57艘舰艇（排水量44038吨）下达命令，“楚泰”舰和“正宁”、“肃宁”、“抚宁”3艇协同闽江口要塞扼守；“公胜”艇协防珠江；“诚胜”艇警戒山东，协助第三舰队；“普安”、“永健”舰留沪，保护海军各机关、造船所，其余49艘舰艇陆续驶入长江待命。

荣誉叫做忠诚

二 凇沪抗战 袭击“出云”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陆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向日军发起进攻，双方在凇沪地区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激战。
　　
　　中国海军的实力与日本海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国大本营于8月20日颁发蒋介石签署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训令》中，针对敌情明确规定海军当前的任务是：“以闭塞吴凇口，击灭在吴凇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并以一部协力于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纵有牺牲，亦在所不辞。”
　　
　　早在8月11日，“甘露”、“皦日”、“青天”3艘测量舰就奉海军部令破除江阴下游航行标志，“绥宁”、“威宁”2炮艇，将西周、浒浦口、铁黄沙、龙潭港、福姜沙等处航行标志次第毁除。驻沪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指挥驻沪海军固守阵地，协同陆军作战。14日，将运输舰“普安”号等几艘船只沉塞黄浦江的董家渡，征用6艘轮船沉塞江南造船所附近的航道，又将14艘商船沉塞十六铺，在黄浦江烂泥渡附近又沉塞4艘收缴的日本商轮。到17日晚，在黄浦江内构成了三道防线，同时布放了一批水雷，以封锁凇沪各航道、港汊，阻止日军乘舰溯江上犯包抄我陆军后路，使日军妄图速战速决，一个月占领上海的计划落空。
　　
　　8月14日，设在江阴的电雷学校改编为江阴江防司令部，欧阳格任司令，徐师丹任参谋长。当即派快艇大队长安其邦率领“史102”和“文171”号2艘鱼雷艇驶往上海奇袭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胡敬端、刘功棣两艇长受命后，对艇进行了伪装，于当夜启航。2艇只开动副机从江阴内河入江，昼隐夜行。途中，“文171”号发生故障，停机抢修，迟—天到达。“史102”号按计划于15日晚到达龙华，胡艇长在水泥厂与先期到达的欧阳格等人进行了简短的研究，决定仍按原方案单艇出击。第二天，在与友军取得联系后，安其邦、胡敬端等在英租界外滩一带侦察“出云”舰及附近情况，发现十六铺封锁线外有敌炮舰巡防，外滩江面停泊多艘各国军舰和商船，环境比较复杂。这时，“文171”号也赶到，欧阳格为慎重起见，决定仍派“史102”号单艇出击。
　　
　　晚上，“史102”号从龙华开动副机，悄悄地驶出十六铺附近的封锁线后，开动两部主机，冒着敌舰的炮火，全速向下游冲去。但江面观察困难，驶至外滩陆家嘴附近仍看不清“出云”舰的位置，再推迟发射鱼雷就有可能丧失战机。于是，该艇向预定的方位发射了2枚鱼雷。这时，快艇也被敌炮弹击中，只好冲驶搁浅在英租界九江路外滩码头外档，把武器装备卸弃江中，人员泅水隐蔽在码头下面，等到夜深人静才游上岸。这时，事先安排好的接应人员将他们接到租界内的惠中饭店，以后又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历时月余才辗转返回江阴。8月20日，何应钦致电欧阳格，谓：“南京路外滩一役，我快艇官兵壮烈殉国，深为钦佩。虽未获成功，但已减敌舰骄横之气焰。尚望再接再励，整饬部署，以竟全功。”
　　
　　中国海军的这次袭击，使日军极为震惊，一连几天搞不清这次袭击来自何方。20日起，日本海军飞机向凇沪海军机关轰炸。海军驻沪司令部、造船所、军械处、电台站、飞机制造处、警卫营住地、仓库码头等先后被炸毁。正在造船所修理的“永健”号炮舰与敌机相持几日，炮弹告竭，致被炸沉。这是在抗战中损失的第一艘中国军舰。22日，日军出动12架飞机到江阴电雷学校进行报复性轰炸，被地面防空火力击落1架“九四”式飞机。26日，“皦日”舰在通州遭到了3艘日舰的围攻，被击沉。
　　
　　中国海军在上海继续进行秘密敷设水雷的工作。9月7日晚，日军登陆的浦东新三井第三、第四码头以及趸船和2艘汽艇被炸毁或炸沉。后敌军改用海军码头登陆，又被炸，军用品多被炸毁，并炸沉运输汽艇。其时，敌“出云”舰停泊在其昌码头，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住舰指挥，中国海军再次组织袭击。19日凌晨，派特务兵王宜升、陈兰藩等携水雷3具，泅水炸伤“出云”舰尾部，周围日海军铁驳船4艘、小火轮10艘遭重创，防御物均被炸毁。时逢日本海、陆军和外交首脑于军事会议闭幕后回宿舰中，受惊不小。翌日，军舰急忙驶出港外。11月3日，中国海军移炸敌海军第十一战队旗舰“安宅”号，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特务兵越过几道警戒线，迫近敌舰时，水波震动，被敌舰哨兵发觉，以机关枪扫射，2名特务兵失踪。
　　
　　随着沪战的进行，日本海陆军援兵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侵入中国的日本军舰增至120艘，其中运输舰、病院舰70艘，航空母舰4艘，分泊山东、吴凇、杭州湾，战斗更加剧烈。
　　
　　中国海军把存沪的高射炮大量供给浦东陆军组设饱队，扼守要隘，到后来吃紧时，海军警卫营也投入了当地军警作战，以高昌庙为警戒线。11月11日，敌军猛犯南市地区。该营死守阵地，陷敌重围，伤亡惨重。高昌庙失陷后，海军各机关被占领，警卫营奉命与陆军第五十五师官兵坚守到最后才突围而出。
　　
　　由于中国海军在沿海及上海附近各港汊择要敷设水雷，加上黄浦江上的3道封锁线，使敌舰艇屡被炸伤炸沉。直至高昌庙失陷，日本海军仍不能前进。中国海军在撤离凇沪战场时，用自制地雷把苏州河沿岸桥梁、梵王渡铁路桥等破坏。从9月下旬以后，中国海军的对日作战主战场已逐步转移到长江航道。


三 阻塞江阴 拱卫京畿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地处宁沪之间，与北岸靖江隔水相望。长江下游江面一般宽约3至4公里，到此逐渐狭窄，仅有2公里左右。南岸山陵起伏，地势险要，可以控制整个江面，是扼守苏州、常熟、福山一线的要冲，所以历代都将此作为必争之地。清朝政府在此设立炮台，并驻军把守。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到此视察。江阴可说是通往南京和长江上游的门户。
　　
　　“七·七”事变爆发后，凇沪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加强要塞守军，由海军在江阴封江防御，阻止日军溯江西犯，威胁首都。谁知在这紧要关头，消息不翼而飞。
　　
　　
　　
　　情报走漏 江阴封江
　　
　　
　　
　　陈绍宽从伦敦飞回南京后，于7月27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认为，在江阴方面封锁长江航道，要求有关各部采取配合行动。第二天上午，汉口方面的日侨突然紧急撤退，正在装货待发的日本商轮临时卸下货物，让大量侨民涌上，随身衣物大都没有携带，有的就餐未毕就赶赴码头。中国方面这才得知东京连夜召开商议，决定将长江中、上游所有日舰、日军、日侨立即向上海撤退。消息传来，国民政府大为吃惊，知道情报走漏。原来，担任27日行政院会议记录的简任秘书黄浚当晚就将此绝密消息透露给日本驻南京使馆。日本得此情报，立即采取了上述行动。于是，汉口、芜湖、湖南、重庆等地的日侨，在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谷本少将率领的驱逐舰、炮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护卫下，由长江中上游驶达上海。在撤离的同时，日本海军派出第二、第三舰队到中国海上集结，准备大举入侵中国。
　　
　　形势越来越紧，中国海军第一、第二舰队的舰艇陆续开入长江，分布在汉口、九江、湖口、南京下关和草鞋峡等港口，火力较强的“平海”、“宁海”等10余艘舰艇在草鞋峡升火待命。与黄浦江董家渡的阻塞行动构成犄角之势的江阴封锁线，本应从速进行，就可以把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八重山”号等10多艘舰船封锁在长江内，作为与日本谈判的“本钱”。但因最高军事当局迟迟不决．致使坐失良机，刚好在封江前让其逃脱。
　　
　　8月11日下午，蒋介石知战争即将爆发，遂亲自打电话令陈绍宽要其执行封江任务，防止敌舰以突击方式直抵南京。11日晚海军部下达了向江阴进发的命令。是夜，陈绍宽亲自督率陈季良的第一舰队驶赴江阴进行封江。第一批用来沉塞的是军龄较老的8艘舰艇，即“通济”、“大同”、“自强”、“武胜”、“德胜”和“威胜”等6舰及“辰”、“宿”2艘鱼雷艇。海军还向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用20艘船只，依次下沉。沉塞工作于12日完成。
　　
　　随后，中国海军又继续征用“公平”、“万宰”、“泳吉”3商轮沉塞，并把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各地的日本趸船8艘拖往江阴堵塞。9月25日，为增强防线力量，中国海军再次抽出“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艘吨位最大的军舰沉下构成另一辅助线。沉船总吨位达63800多吨。后又从苏浙皖鄂各地征用石子3000多方和大量柳枝，装入185艘民船和盐船陆续填下，弥补空隙。计有10多艘舰艇和1千多人参加，工程费时2月。然后，海军在阻塞线外侧敷设水雷区，主力舰则驻扎内侧，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激烈的江阴海空对战
　　
　　
　　
　　为了加强江阴封锁线，海军部派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艘主力舰列阵前沿，曾以鼎司令率第二舰队随后支援，接应第一舰队。各舰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敌舰。中国海军这一战略，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海军的优势，其舰艇只限于在长江口地区活动，不能实现溯江西上一鼓而下南京的战略。为此，日本海军决计要突破江阴封锁线，遂派出精锐的航空兵轰炸中国舰队，扫清前进阻碍。中国海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爆发了抗战中闻名的江阴大战。
　　
　　8月16日，日机开始分批向各舰空袭，列阵的4舰用高射炮、高射机枪和江阴要塞的防空武器构成火网，迫使敌机不敢接近封锁线。22日，“宁海”舰击落1架敌机。第一舰队4舰与日机周旋1个月，日机终不得逞。9月22日，日本海军派出第二航空战队（“加贺”号航空母舰载飞机42架）和第二联合航空队（为陆基航空兵，有战斗机24架，轰炸机30架，攻击机12架）到江阴上空攻击中国护防舰只。日军飞机首先围攻“平海”舰。该舰官兵集中火力浴血奋战，历时6个小时。舰长高宪申正在全力指挥作战，腰部突被一弹片击中，伤势甚重，仍忍剧痛继续指挥。高射炮见习生孟汉霖、高昌衢中弹阵亡。炮手周壮发正瞄准发炮，一块飞来的弹片猛地横贯左臂，但他仍使出全身气力坚持发炮。其他34名官兵也伤亡惨重。他们共击落击伤日机5架。是役，“平海”、“应瑞”2舰受伤。
　　
　　翌日晨，38架日机又分批从四面围攻，以“平海”、“宁海”为重点轰炸目标。双方再度展开猛烈对战，各舰官兵抱着与舰共存亡的信念，坚守岗位。“宁海”舰伤亡极大，航海员林人骥等人立时阵亡，舰长陈宏泰亦受重伤。枪炮官陈嘉桪、军需员陈惠、枪炮员刘崇等裹伤力战，见习生孔繁均见炮手负伤，仍冒险疾进，发弹甚多；机关枪指挥见习生刘超，见高射机炮发射过多，出现障碍，立即在极度危险的露天炮位且战且修，至枪架被击断纵轴时，毅然又提起炽热的无架机枪向日军射击。副长叶可钰见陈舰长身负重伤，立即代行指挥全舰作战。
　　
　　由于连日的战斗，弹药告竭，更多的日机麋集，“平海”、“宁海”2舰先后被炸中要害，军舰逐渐倾斜沉入江中。这场激战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2舰沉没后，陈季良移驻“逸仙”舰。
　　
　　25日，“逸仙”舰在江阴执行防守任务。10多架日机猛扑过来轮番轰炸。由于前几日的战斗，炮弹消耗殆尽，官兵仍然顽强抗击，用舰首主炮击碎2架日机，其余飞机仓皇逃走。该舰负伤后大量进水，堵塞无效。海军部立派“建康”号驰往救援。这场战斗，“逸仙”舰死14人，伤8人。不久，日机又来报复，遂被炸沉。“建康”号在龙梢港与日机遭遇，全舰官兵用高射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日机分前后两队实行夹击，舰中8弹，舰长齐粹英、副长严又彬、航海员孟维洸在望台上被炸伤，其余阵亡7人，受伤27人，军舰多处被炸坏，各舱同时进水，倾斜下沉。陈绍宽命曾以鼎率“楚有”舰赴江阴接防。“楚有”舰到江阴后，28日、29日连续4次遭日机袭击，炸中要害部位，18人负伤。于是开往六圩港附近，一面抽水塞漏，一面御敌。日机追踪投弹，“楚有”舰于10月2日下沉倾覆。第二舰队司令部遂移驻江防司令部。
　　
　　中国的几艘主力军舰在江阴一带被炸沉后，日机仍在不间断地轰炸。但海军官兵不避艰难，各舰艇官兵忠于职守，又击落击伤10余架日机。“青天”、“湖鹏”、“湖鹗”、“江宁”等艇也先后在龙梢港、鳗鱼沙、鲥鱼港、炮子洲等处被炸沉。13日，“绥宁”艇在十二圩负重伤。25日，“应瑞”舰在采石矶与日机激战后沉没，阵亡15人，负伤59人。
　　
　　江阴封锁线保卫战，中国海军舰艇和官兵损失惨重。国民政府军委会鉴于单凭军舰无法抵御日军的进攻，决定海军退守长江两岸，将舰炮卸置岸上组建炮队，对敌舰实施腰击。10月29日，海军奉命逐步拆卸重炮，首先组成海军太湖区炮队，任命罗致通为队长，下辖5个分队，共210名队员，配置在江阴、浦东、太湖各处，队部驻扎苏州；并调“平明”、“捷胜”号巡弋湖内，以防日舰由吴凇口顺水进入太湖。9日，海军又组成镇江区炮队，并扩充了江阴炮队。在江阴炮台总台部下分设第一、第二炮队，担任巫山、六助港防御，封锁江面，构成保卫江阴封锁线的第二道防御阵地。
　　
　　
　　
　　撤离要塞 退守南京
　　
　　
　　
　　11月5日，日本第十军以3个半师团的兵力，在其中国方面舰队（辖第三、第四舰队）的掩护下避开乍浦中国海军炮队的防御区（1937年，海军拨舰炮2尊，在乍浦装置炮台并配以炮队），从防守薄弱的金山卫登陆，守军侧背受敌。于是，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凇沪地区。
　　
　　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即兵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左路沿太湖以南经泗安、广德向芜湖进攻，以截断陆路交通；中路沿京杭国道沿宜兴、溧阳、句容向南京进攻；右路沿京沪铁路攻占无锡、江阴、镇江等地，进攻南京；同时，海军拟沿江西上，突破江上封锁线，进攻南京，并截断水上交通。所以，江阴要塞是日军必争之地。
　　
　　江阴要塞是海陆军共同防守，要塞司令许康，江防司令欧阳格，均归江防总司令刘兴指挥。要塞是由参谋本部城塞局派出的工程处负责，计划由德国顾问指导设计施工。以君山、黄山炮台锁住江面，东面的狼山、福山为屏障，构成东南扇形阵地，筑有永久国防工事。整个要塞装备100多门火炮。7月下旬，军政部兵工署又赶运到8门德制8.8厘米高、平两用半自动炮，弹药、观测、通讯设备齐全。4门装在东山，4门配置肖山。这种火炮被命名为“甲炮”（此种炮共购进20门，江阴和江宁要塞各置8门，武汉外围的白浒山配置4门。番号为：江宁要塞甲一台、甲二台，江阴要塞甲三台、甲四台，白浒山甲五台），射高6000米，射程9000米，平射最大射程14500米，在当时两用炮中算是较先进的；不久，又运来4门15厘米口径的加农炮，命名为“丙炮”，配置在西山，为丙一台。弹重50公斤，有穿甲、爆炸两种，最大射程2200米。这几组先进的炮，由陆军炮兵学校要塞科负责组织训练，德国顾问指导，海军炮队协力防守要塞。除了守备部队外，还调来陆军一○三、一○四、一一二、一一三师归刘兴指挥。
　　
　　无锡、常州陷落后，日军向江阴进逼，要塞处于孤立。海军将巫山炮位赶工装置，将12厘米舰炮4尊，配备炮队兵力77人，令其死守。11月30日上午八时半，5艘敌舰向六助港接近，队长陈秉清下令开炮，击中敌舰1艘。其余敌舰立即向海军炮台开炮，巫山台第三炮位被击毁，第一炮位受伤。双方炮战相持到十一时，2艘敌舰先退，其余3艘正在巡游之际，中国海军炮队抓住战机连续发炮，第7弹重创日舰，日军纷纷跳上小汽艇，其它2舰一面还炮拖护，一而分左右靠拢伤舰，夹拖下驶。
　　
　　12月1日，日本陆军进抵江阴县城，巫山下也发现敌便衣队，日军轻型坦克已出现在前沿阵地。下午六时，战况更紧，刘兴召集各师长、司令研究战局。因固守和撤离的意见不统一，刘兴向南京请示，南京决定撤防。
　　
　　海军炮队接到命令后，以猛烈的炮火支援陆军突围，一直坚持到了3日晚十时，在大部分守军撤离后，各区海军炮兵才毁炮破坏炮台，依次后撤。5日，要塞全部陷落。欧阳格、徐师丹等人从江阴突围过江，步行到达南京，在下关中国银行设立了司令部。
　　
　　12月上旬，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击。海军大多数舰艇在马当、湖口一线设置第二道封锁线。欧阳格奉命率领1个中队快艇配合唐生智参加南京保卫战。该中队为文天祥中队，是从黄山港撤至南京的，拥有4艘英制鱼雷快艇，中队长由“文171”号艇长刘功棣兼，“文42”号艇长黄云白，“文93”号艇长吴士荣，“文88”号艇长谢宴池。每艇配有2枚尾槽发射式鱼雷（直径45公分），2枚深水炸弹，4挺高射机枪。此时，鱼雷已压气调试，处于待发状态。全中队停泊在草鞋峡三台洞附近江边，用树枝、芦苇伪装隐蔽起来。
　　
　　欧阳格坐镇下关，通过电台与快艇中队以及海军联系，派参谋杨维智亲自把“如遇日舰立即攻击”的手令送到快艇中队。以后，每晚都派2艘快艇巡逻，监视江面。欧阳格命令快艇中队“必须击沉敌舰一两艘，否则必遭舆论斥责”，并且每天下午都电令快艇出击。中队晚出晨归，寻找战机，护卫着江面。
　　
　　南京保卫战进行到12月中旬时，局势越来越紧，南京城危在旦夕。日机在江面上疯狂轰炸舰船，守城部队开始撤退。12日晚十点多钟，欧阳格同杨维智乘一条帆船赶到快艇中队，命各艇横排成—列阵形，以最快速度冲过敌人火力网，在大通铁板洲待命。13日凌晨一时左右，快艇中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下关江面，向上游驶去。
　　
　　为了进一步摧毁中国海军，日本飞机整天在江面上空追踪轰炸，任何目标都不放过，12日下午三时，日机在南京上游约25英里处把美国炮舰“潘南”号炸沉，舰长休琪斯、美驻华大使馆秘书艾奇逊等50人被救，死伤15人。在芜湖的美孚火油公司油船“美平”、“美峡”、“美安”也被炸沉，英国的浅水炮舰“蜜蜂”号、“蟋蟀”号，商轮“瑞和”号当天早晨也遭攻击。四 长江沿线的节节抗击
　　
　　
　　
　　徐州陷落后，日军因在豫东受到黄泛区的制约，无法施展兵力，遂改变战略，调集主力沿津浦路南下，集中在长江—线，西攻武汉。日本海军为配合攻势，在突破江阴封锁线后，将部分舰艇开入长江，以第十一战队、第一、第十—水雷队等部组成扬子江部队实施溯江西上进击武汉的计划。
　　
　　为了保卫武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制定了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海军的任务是，破坏长江下游航运，配合陆军固守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日军，阻止敌溯江向九江集中，并在长江沿线各要点节节抵抗。海军投入了40多艘舰艇参加了武汉会战。陈绍宽先后以“咸宁”、“永绥”、“江犀”为旗舰，往来于马当、汉口、岳阳、长沙等地指挥。
　　
　　
　　
　　马当保卫战
　　
　　
　　
　　1938年春，正值长江水位上涨，便于军舰航行。日本海军乃集结兵力向皖赣进攻，大通、安庆相继失陷，马当、湖口地区告急，于是长江战况趋于紧张。
　　
　　马当位于赣东北，是通往江西、湖北的要冲。1937年12月，中国军队组成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南京失陷后，海军就加紧布防马当封锁线，将荻港至九江间航标逐次毁除，在官洲港道、东流和马当之间水道布设水雷800多枚。我海军在马当阻塞线沉船39艘，设人工暗礁30处，在娘山、牛山、鸡公嘴构筑坚固炮台第一、第二、第三台，共置舰炮8尊，配以海军新编炮队223人（队长陈永钦），以及1个团的海军陆战队。另派“宁”字、“胜”字各炮艇轮流在封锁线附近严密梭巡，监视日舰行动。
　　
　　3月27日起，日军开始向马当进攻。日舰队因被封锁线阻碍，无法西犯，便派3架飞机向防守封锁线的“义胜”炮艇攻击。炮艇望台中弹起火，官兵抢救5小时始熄。炮艇前段除弹药舱保存下来，其余均被焚毁。副长马世炳及1名信号员负伤。4月，日舰开始在大通、贵池活动，窥探马当要塞。海军派出游击队在香口、羊山矶等地施放定雷、漂雷，14日炸沉敌舰2艘，沿江防务得到暂时缓和。6月21日，日军舰艇40余艘开始向马当炮台迫近。次日，10多艘满载敌兵的汽船在军舰的掩护下，向炮台发起进攻。各台官兵沉着应战，当敌迫近时，突发子母弹，击沉敌汽艇3艘，其余迅速向下游逃窜。23日、24日，敌人增加兵力，双方相持不下。9架敌机向巡防的“威宁”炮艇轰炸，投弹40多枚。炮艇中弹，多处进水，并燃起大火。官兵一边堵漏灭火，一边顽强抗敌。3名士兵阵亡，艇长李孟元、轮机长傅宗祺等16人负伤。25日，日军在炮舰和驱逐舰掩护下又迫近马当，我炮台即与日舰展开猛烈炮战，日舰被我炮台击中起火，舰上一片混乱。日舰火力被我压制，无机可乘，纷纷逃窜。
　　
　　26日，日军海军陆战队从香口登陆，迂回进攻马当要塞，炮台附近出现敌军。日本陆海军立体夹击，形成包围态势。该日晨，中国海军江防守备队第二总队与敌激战，日军伤亡200多人。敌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施放毒气。27日晨，中国江防守备队的官兵在张公矶与敌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各中队长、队副大部阵亡，指挥所被围。总队长鲍长义率残部冲出包围。前来增援的第三总队2个大队在总队长康笔祥指挥下，与敌苦战3昼夜，粮尽弹绝，伤亡惨重，30日上午撤退。第三大队长、队副、2名中队长、2名中队副牺牲，炮多被炸毁。要塞经过5昼夜激战，伤亡惨重。王锡焘用电话命令海军炮队掩埋炮闩撤离。
　　
　　30日，马当要塞失陷，中国军队退守青山坝，继又退守彭泽。敌乘浅水炮舰越过马当，在娘娘庙登陆，青山坝方面敌军也沿公路推进，7月1日，我军被迫退出彭泽。2日，援军到达，曾一度收复马当部分阵地。但敌海军以猛烈炮火实施轰击，使我军无法固守；同时一面稳固已占领的马当彭泽一线阵地，一面沿公路越凉亭、徐家渡向湖口进犯。
　　
　　
　　
　　湖口陷落
　　
　　
　　
　　湖口为第二道阻塞线和布置水雷区，以中国海军陆战队、江防守备队第三总队、炮队第一、第二台协防。两台分设太平山、竹鸡山，配炮6尊，炮队140人，邱世忠任队长，曾以鼎坐镇指挥。6月21日，中国海军派舰艇布雷，投放900多枚，水雷线路密集。在马当激战之时，中国海军各布雷队加紧布雷工作，又布了300多枚，使敌舰无法进犯，只得改由陆军担任前锋，于7月3日到达湖口东马影桥。4日，敌陆军进至湖口，逼近炮台。中国陆军已奉令陆续后撤，各炮台所装系属固定舰炮，无法转向攻击侧背之敌，只好用轻武器据守山头。在飞机猛烈的轰炸下，日军源源推进，山头无法扼守。最后，守军忍痛卸下炮闩撤退。这时，中国海军陆战队已奉命派守粤汉铁路，只留下炮兵1连协同陆军守卫湖口，经过激烈战斗也损失殆尽。
　　
　　7月4日，湖口失守，但江上封锁线仍威胁着日军，敌舰艇不时触雷，所以不敢贸然西进；7月9日以后，日本海军扫除部分水雷，一些中型军舰才驶至湖口。适电雷学校奉令取消，将适用于作战的13艘鱼雷快艇移交中国海军总司令部，设立了快艇大队部，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有：“文42”、“文88”、“文93”、“文171”号、；第二中队有“岳22”、“岳253”、“岳371”号；第三中队有“颜53”、“颜161”、“颜92”、“颜164”号；“史23”号直属大队。海军总司令部鉴于长江战事紧张，从速修整了一批快艇，向停泊湖口江面的敌舰袭击。在敌密集炮火封锁下，“文93”号发射鱼雷击中敌舰，快艇被击伤返回，艇上官兵全部负伤。17日，“史223”、“岳253”号2快艇再度夜袭湖口敌舰，可惜中途被陆军补助工程处所设阻网缠绞车叶，“史223”艇沉没，“岳253”艇受轻伤。
　　
　　敌舰屡遭我快艇的威胁，遂又派飞机四出搜索。7月21日，日机轰炸在蕲春附近的快艇停泊基地，“文42”、“文88”艇受震损伤。8月1日，“岳22”、“颜161”艇奉令待发时，被敌机侦悉率队来袭。“岳22”被炸沉，“颜161”受伤。月底，广东战事趋紧，为了加强广东沿海防守，海军总司令奉令把鱼雷快艇移交广东江防司令部配用。这样，快艇袭击武汉下游敌舰的计划中止。
　　
　　在派快艇袭击敌舰的同时，海军不断在长江流域实施布雷。在湖口、九江以上各重要水道，派遣小火轮实行划区布雷封锁。7月下旬敌军加紧西犯，活动频繁，九江方面展开了保卫大武汉的前哨战，陈绍宽曾亲乘“湖隼”鱼雷艇到前线视察战况。不久，该艇赶赴前线执行任务时在兰溪与敌机遭遇。大批日机采取环攻战术，虽全艇官兵英勇抗击，但炸弹击中艇身，沉于长江。
　　
　　7月25日下午，九江失守。同时，敌军在江北进攻瑞昌、宿县、黄梅，双方进行激战后，于8月初相继失陷。这样，长江沿岸战事更加剧烈，敌军舰协同两岸陆军齐头西上。中国海军改变布设固定水雷阻敌的消极防御战术，实行积极进攻方针，布放漂雷，顺流而下。对此，日舰很难对付。但时，执行此项任务非常艰险，必须侦知敌舰停泊或经过的地点，到距舰仅几公里的江面冒险进行敷布。此举炸沉炸伤多艘敌舰艇，取得明显的成效。
　　
　　
　　
　　鄱阳湖布雷
　　
　　
　　
　　鄱阳湖为通往南昌的重要水道，军事价值至关重要。为防止日军深入江西腹地，西渡匡庐，确保马当、湖口后方安全，海军调遣“宁”字号炮艇和配有武器的大小火轮多艘担负湖防，于6月分别在鄱阳湖口和姑塘从速布雷。日军侦知我军有戒备，即以飞机肆扰惯技，向我巡防各舰艇轰炸。26日，9架日机轮番轰炸在湖内白浒镇巡弋的“义宁”、“长宁”号炮艇。“义宁”艇长严传经殉职，官兵伤亡颇重，艇体炸坏几十处，机器损坏。29日，“崇宁”炮艇与敌机发生激战，被炸伤撤离，与“长宁”号奉命开赴浔田一带，由“海宁”艇驶往接替。30日，各艇在鄱阳湖口的兔子山、鲇鱼山、姑塘等处布雷阻塞。
　　
　　7月1日，“长宁”号被7架敌机炸沉。同日，“咸宁”艇在九江水港布雷，之后向上游田家镇驶去，在火焰山附近与突然窜出的7架敌机遭遇，炮舰一边应战，一边继续上驶，锅炉舱、弹药舱、士兵舱、头目舱全部中弹起火，进水甚猛，舰身迅速下沉，但官兵仍顽强射击，2架敌机终被击中起火，其余5架落荒而逃。“咸宁”号缓缓开到武穴，暂靠前日清公司码头救护伤员扑火塞漏。此时，10架飞机报复而至，舰上官兵伤亡枕藉，战况惨烈，舰身又中弹多处，与停泊的码头船一起下沉。
　　
　　中国海军的强行布雷，给敌舰艇深入鄱阳湖和西进构成极大威胁，迟滞了其行动。湖口失守后，鄱阳湖内的中国舰船处境孤立，形势险峻。担任防守的“海宁”、“平明”号炮艇仍奉命往田家镇运雷敷设。7月9日，敌小型军舰进至姑塘，“海宁”号迅速开赴吴城丁家山扼守，严加警戒，敌舰不敢继续推进，又派飞机攻击，官兵伤亡很大。仍幸存的官兵自动组织起布雷队，担负起鄱阳湖布雷任务。海军总司令部亦派遣负责军官前往南昌具体布置。到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时，他们赶运100多具水雷布设在鄱阳湖、赣江各水道，增加了防御力量。
　　
　　
　　
　　田家镇、葛店血战
　　
　　
　　
　　田家镇、葛店位于武汉以东，长江沿线。田家镇为武汉前哨，葛店为主要防线。海军在田家镇它山、象山编组田一台（辖第一、第二分台）、田二台（辖第三、第四分台），装炮8尊，队长彭瀛，全队197人，以此构成了第三道防御线。在武汉门户葛店黄家矶、白浒山设立武汉区炮队，装炮19尊，队长方莹，队员205人。蒋介石亲自急电田家镇各将领，要求全力守住武汉的最后屏障。
　　
　　海军奉命先行毁除九江至汉口各航行标志。在马当、湖口吃紧时，为保卫沿江两岸作战联络，特将田家镇-半壁山、蕲春-岚头矶、黄石港-石灰窑、黄冈-鄂城划作四大主要雷区，各区附近分别划成补助雷区，共布雷1500多枚；同时在江两岸适当地区构筑掩护阵地，并加紧筹划在团风、阳逻、谌家矶各段的封锁。海军一部分军舰驻防武汉，只派“中山”、“永绥”、“民生”、“江元”、“江贞”、“楚观”等8舰协同要塞防御。
　　
　　布雷小轮冒着敌机轰炸，不分昼夜布雷。“永平”、“楚发”、“三星”、“平明”、“远东”、“楚吉”、“万利”、“达通”、“飞鸢”、“临昌”等15艘船相继被炸沉，不少储雷驳船也被炸，66人阵亡。但漂雷别动队仍不断携雷前往前方敷设，过了富池，即潜伏鲤鱼山待机行事。别动队员决定待敌舰上驶巡弋时布雷，先计算好投放漂雷时间，当敌舰一离开铁丝保护网，即行袭击。
　　
　　9月8日晚十一时许，在鲤鱼山下游出现敌舰，上驶至龙坪、武穴之间向马头镇炮击。漂雷别动队于次晨六时出发，在离敌舰几公里处的日新洲江面炸沉2艘敌舰。这种漂雷顺流推进的战术，防扫不易，数量多，活动范围大，能直入敌舰密集之地，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9月初，日军准备大举西进，沿江日舰调动频繁。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遣布雷别动队，携带大量漂雷分途通过大通、贵池，准备出敌不意袭击下游敌舰，遏阻敌舰运输，切断敌人的供给，缓和田家镇紧张局势。9月5日，别动队到达大通与驻军取得联系，遂将封锁线临时开一水道，以便拖雷出口，进行布放。不意6日早晨，日舰向大通守军炮击，在羊山矶、五星山各处强行登陆。下午，大通失陷，多艘日舰驻扎港口密切注意我布雷队的活动，致使水雷无隙下布。贵池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雷队潜藏深山中砍木造船，用手工制造布雷设备，昼伏夜出。经3夜的努力，至9月11日晚完成布雷任务，并将布放大通方面的雷加布贵池。同时也派出海军炮队参加该方面的作战。青阳方面，海军派出监视哨探报日舰动态，以便及时布雷。蒋介石打电报给在汉口指挥的陈绍宽，嘉奖“海军各部努力邀击敌舰”，要其指令海军派指导员3组，每组军官1名，炮兵2名前往第三战区担任指导沿江邀击敌舰任务，并指示要经常交换炮位，以炮击敌运输舰船为主要目标。
　　
　　8月日军向田家镇发起进攻没有得手，遂改变顺江西攻计划，转而进攻广济，邀击田家镇之背，切断田蕲交通。9月7日，广济失陷，日军主力由广济西南推进，在武穴方面会合后，向田家镇进犯；同时以飞机、舰炮连日向马头镇轰击，掩护扫雷。15日，马头镇失陷，长江南岸遂陷入困境，武穴一带陆上难以控制。于是，日军开始大量扫雷，江防马上吃紧起来，田家镇江面形势告急。
　　
　　18日，2艘日舰逼近晒山，被中国要塞炮兵发炮击中左右两舷后带伤撤退。20日，敌加强攻势，利用雨雾迷朦之际，由6艘军舰掩护，11艘汽艇向炮台发起登陆进攻。我炮火予以压制，敌又派出4艘炮舰和驱逐舰增援，双方展开猛烈的炮战。21日、22日，敌又派汽艇进玫，我军以子母弹炮击，击沉8艘，敌只好撤退。23日，敌以沿江正面被我炮台扼守，进展困难，改派汽艇在上巢湖偷渡。我炮台发觉，又击沉2艘敌汽艇。
　　
　　敌军由北岸屡犯田家镇要塞受挫，遂改攻南岸富池口。24日晚，南岸守军撤退，富池口失守，使北岸田家镇要塞失去策应。敌在富池口高地安装炮位，田家镇要塞炮台完全暴露在敌炮火下，日军遂趁夜扫雷。我要塞立即调77毫米野炮2个连、105毫米轻榴弹炮和75毫米高射炮各1个连于13日、14日赶赴江南增援。25日，敌以陆海军全力猛攻要塞，第一、第四分台被炸毁，日军汽艇虽被击沉多艘，但仍愈逼愈近。26日，马口湖失守。是晚，田家镇全部被包围，东南敌军从上洲头登陆，北面敌军占领黄谷脑，距我炮台不足3000米，西面敌军与我守军隔湖在东址一带拉锯，南面敌军已推进到半壁山。27日晨，陷入重围的守军冒看弹雨坚守着阵地，又击沉插入黄莲洲的2艘敌汽艇，这一天敌以重轰炸机每组3至5架不等反复轰炸。我核心工事大部被毁，备炮5门被炸坏。晚上，敌军10多艘汽艇乘南北岸互相炮战之际，猛袭炮台。守军立则组织力量用机关枪向敌密集扫射，迫敌退却。敌不甘心，又组织7、8百人在飞机掩护下，连续不停地向核心阵地猛攻，迄夜未停，双方伤亡极为惨重。敌军再次向守军核心阵地侧背猛攻，肉搏数次。28日又是一天恶战。
　　
　　9月17日至28日，日军平均每天向中国要塞发射炮弹500多发，投弹千枚以上，要塞核心的海军工事全毁无遗，部队伤亡惨重。28日晚七时，日军发起总攻，守军通信断绝，双方展开混战。至29日晨三时，田家镇失陷。撤退之前，坚守的海军派出官兵冒险在半壁山以下加布水雷，在田家镇大批施放漂雷。
　　
　　田家镇一失，葛店就成了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海军沿江层层布雷，使敌舰半个月不能继续西上。葛店防线由田壁工程处负责，聘外籍工程师设计，交外商何培树公司承办，海军监工，构成了大规模的视发沉雷工程（由于外商承办工程缓慢，海军根据合同任务距设计要求差距过大，不予接收。后奉军委会令（实际上是外商通过宋美龄从中说情）才予以接收）。海军官兵在敌机轰炸下工作，殉职甚多。
　　
　　10月下旬，敌采取迂回战略，从三面包围葛店。22日，敌舰由三江口上驶，触雷沉没2艘，其余不敢再行，改用舰炮向葛店炮台轰击。陈绍宽于24日清晨由武汉赶到葛店部署作战。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轰炸，到午后，日军在赵家矶登陆，被我炮火击退，击沉4艘汽艇。25日晨，日军沿汀桥镇和富店公路分兵进攻要塞，以汽球测位指挥炮击，飞机轮番轰炸。时武汉撤退已经完成，葛店在战略上失去坚守价值，乃决定撤退。官兵们在各炮台坚持到下午五时，海军炮队将炮闩拆除，于当夜撤离。
　　
　　葛店失守，武汉三镇遂告沦陷，但海军舰艇始终在武汉上游警戒布防。24日，日机在金口至城陵矶江段轰炸，“中山”、“楚谦”等舰艇与敌机展开恶战。“中山”舰在金口江面从上午九时与敌机开始接触。到下午三时许，6架敌机成一字阵鱼贯向军舰冲击，全舰集中火力对空射击。敌机高速俯冲投弹，“中山”舰舰尾、左舷首先中弹，舵机转动不灵，锅炉舱继之被炸，进水甚猛，堵塞无效，不及3分钟已进水4尺多，炉火熄灭，锅炉无汽，舰体渐向左倾，舰首又中弹着火。舰长萨师俊在望台沉着指挥，脚被炸断，臂部也负重伤，但仍坚守岗位，下达各种命令。他竭力向全舰官兵呼喊奋勇杀敌，并命将军舰设法搁浅，以保全舰体，修复再战。机器炸坏后，不能行动，前舱冒火，水龙设备被炸毁，灌救工作非常困难。军舰随水移动，旋转不定，已无法驾驶，船尾舵机失灵。萨舰长仍坚守望台，不肯离开。几个官兵强抬舰长上了舢板，他仍大呼杀敌不止。这时，1架敌机又扑过来，用机枪疯狂地扫射，萨师俊中弹，舢板覆沉。“中山”舰此时已倾斜40度，突然又昂起舰首，随即沉没。43岁的萨师俊以及中尉航海员魏行健，航海见习生周福增、陈智海，轮机军士长黄孝春以及士兵王兆祥等23人殉国。是晚陈诚率总部留守人员乘“永绥”舰入川，“楚谦”、“勇胜”、“湖隼”冲出重围，“楚同”在嘉鱼附近被炸伤。
　　
　　
　　
　　荆湘抗击和宜昌防御
　　
　　
　　
　　当武汉激战之时，武汉上游荆河湘江也在加紧设防，以阻止日军继续西上。海军总司令部把城陵矶作为荆湘之门户，划为要塞区，并下令组成洞庭湖区炮队，以罗致通为队长。炮队280人，在临湘矶、白螺矶、洪家洲、杨林矶、道人矶等适要地点分设炮台，装置舰炮25尊，并着手计划两河各段节节布雷封锁。
　　
　　荆河方面，于7月间布防筹备就绪。金口、嘉鱼、新堤、临湘、道人矶、城陵矶各地为武汉上游首段，作为布雷区域。又划定监利以上、郝穴以下各区掩护阵地，勘择要点，配备各种防御工事。在洞庭湖方面，布防岳阳、鹿角、磊石山、营田、芦林潭、湘阴、益阳、常德、安乡等处，设置雷区。在金口、城陵矶、岳州、长沙四地驻扎海军舰队担负防御。
　　
　　日军对我军防守仍施以惯技，先派出飞机轰炸，企图消灭海军舰队。7月20日，27架敌机向岳州方面空袭，专以舰队为目标。日机分批从高空俯冲投弹，各舰组织火力，与陆炮配合构成防空火力网。相持1小时后，日机不支逃遁。“民生”、“江贞”2舰伤重，舰舱进水，机件损坏亦多，遂移位搁浅。“江贞”舰副长张秉燊殉职，“民生”舰副长林赓尧负伤，官兵伤亡数10人。其他舰只均有损伤，3艘载有海军器材配件的民船损失更大。“民生”、“江贞”2舰抓紧修复后，“民生”继续防守岳州，“江贞”派往参加武汉保卫战。10月21日，“永绩”、“江元”分别在新坝、岳州遭日机空袭，激战后，“永绩”重伤搁浅，“江元”舰壳多处被炸坏，官兵有人伤亡，但机器未失灵，后强行驶离脱险。
　　
　　25日，武汉失陷，陈诚坐镇“江犀”舰，指挥武汉上游荆、湘两河继续抗击，命宝塔洲、新堤、临湘矶、道人矶、城陵矶、簰洲、监利、藕池间各段加速布雷；察勘陆上地形，选择构筑防御阵地，划为辅助雷区；派布雷艇船逐段撤除荆湘河航行标志，饬令城陵矶等处海军炮台严密防范。
　　
　　日军占领武汉后，派一部继续推进，从蒲圻进至路口铺车站。不久守军奉令后撤，将受伤的“民生”、“永绩”、“江贞”舰自行焚毁。11月8日午后，临湘矶发现日舰，我临湘矶、杨林矶2炮台立即炮击，将敌击退。敌军派飞机多架低空投弹，炮位损失很大。翌日，敌机又轮流在洪家洲炮台上空投弹，压制和吸引我火力，同时派兵乘橡皮艇从炮台背后芭蕉湖登陆，我陆军见后路被包抄，纷纷撤退。海军炮队限于射角无法炮击敌艇，只得临时组织机、步枪抵御。同一天，道人矶附近也发现敌汽艇，炮台失去作用，于是迅速拆掉炮闩向后转移。11日，“义胜”、“勇胜”、“仁胜”3炮艇和“4”号、“6”号驳船满装水雷前往石首、藕池口等处途中被敌机发现，遂跟踪投弹，艇船全部沉没。
　　
　　由于日军的加紧进攻，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前往宜昌，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前往沙市，亲自坐镇指挥作战。
　　
　　封锁湘江计划，由湖南省政府征集船只交海军执行。11月9日，海军尚未拿到船只城陵矶已失守。12日，岳州放弃。海军总司令部为防止敌舰深入，将洞庭湖航行标志一律毁除，在白玉圻、营田滩等处布设水雷190多枚。同时，在11日、13日把湖内的“通胜”炮艇、“江平”、“俞大猷”轮船及“2”号、“10”号铁驳船共7艘艇船横沉营田滩附近，在南抵长沙、西通常德的交叉江面，筑成封锁线。布雷艇在洞庭湖内东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荆河、西达常德范围内布下400多枚水雷，使敌多次进攻受挫，无法在湘、沅各江活动。海军人员在石首一边布雷，一边还把从长沙征集的20多艘小轮下沉堵塞。19日，在监利布放漂雷，在宜昌水道进行堵塞，并划定宜昌东、西两处重要地区为沉船堵塞地点。在宜昌以上、巴东以下港道进行勘测布雷外，还建成5处舰炮阵地。
　　
　　入侵的日军舰艇遭我水雷攻击，感到威胁极大。11月，日本海军山崎大佐和桑原中佐的报告书，评述了日舰常常困于中国海军密布的水雷，进展受阻的情形，对中国海军布雷人员的勇敢表示惊异。日本军事作家菊池吉川等在日本杂志《话十二月》期刊中也以同样的评语承认日舰惧怕水雷。
　　
　　武汉弃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海军总司令部也于1938年7月经岳阳迁湘阴。10月又迁辰溪。随后，陈绍宽下令迁重庆办公（海军医院和水雷营留驻辰溪）。重庆三面环水，如同半岛，军事防御，水重于陆，川江前卫在于荆河，咽喉在宜昌。
　　
　　海军在荆河建立7个布雷队，使用深雷、定雷封锁。薛家声任总队长，归曾以鼎指挥。在藕池、沙市等处安置固定水雷，在监利、郝穴等处控置漂流水雷，曾以鼎率第二舰队驻守宜昌，在石首布放漂雷500多枚。1939年5月，海军将趸船下沉，加强石首阻塞线，并配以竹缆连系阻塞。9月25日，在塔市驿布漂雷50枚，并多处设置监视哨待机。10月，敌艇在尺八口一带不断活动，海军又在石首用大量障碍物构成一辅助工事，以确保石首阻塞线。1940年3月，敌舰进犯。从3月16日开始至5月间，海军布雷队在二洲子、朱家河附近，观音洲上游布放漂雷70枚。敌舰为防我海军漂雷袭击，在观音洲用铁索系网设防御网，也被我海军彻底破坏，使敌海军始终不能越过荆河水道，攻取宜昌，威逼重庆。6月份，日军只得以陆军迂回宜昌。海军布雷队在砖娇、红花套布放漂雷，又在石首、藕池等处加布定雷1900枚。待敌攻占宜昌后，海军于29日晨又进到宜昌对岸布雷，击退强渡的敌军，基本控制了荆河松滋到洪水港一段。
　　
　　1941年4月至6月，中国海军又阻止了日军打通沙市至岳阳、岳阳至宜昌间长江运输的企图；10月1日，中国海军配合陆军反攻宜昌，连日布放漂雷6次共44枚，使敌舰不敢出动，从而保证部队渡江，迫使敌陆军不能协同。中国军队于10月10日攻入宜昌，捷报传来，举国沸腾。海军在荆河布雷的成功，受到了赞誉。
　　
　　
　　
　　湘北会战 两次挫敌
　　
　　
　　
　　日军占领岳阳后，由于水路被阻，不能乘势攻略长沙，军事计划难以实现。长沙通湘江正流，据全湘襟要，控南北机枢，敌计攻克全湘，积极南进，打通粤汉铁路，长沙势在必取。中国军队为确保西南后方，准备反攻，长沙势在必守。
　　
　　1939年9月，日军由新墙、扬林、通城三路举兵南犯，直攻长沙，海军舰艇奉命在岳阳策应。我海军针对敌军动向，先后在湘江、沅江抢布水雷2000枚，在湘阴以北芦林潭一带设置雷区。日军在汉奸引导下，从岳阳乘小艇、民船迂回绕过雷区，断我在磊石山、霞凝港布雷队的后路。布雷队布雷之后，分别将布雷轮“六胜”、“江安”等自毁，由陆地返回湘阴。日军因避雷区，首尾不能兼顾，兵力分散，给养断绝，被炸毁10多艘汽艇，只得撤退。第一次湘北会战告捷。海军官兵陈宏泰、曾万里、郭鸿久等33人分别受到嘉奖。
　　
　　10月，我海军整理各段雷区，又在营田滩、白玉圻、沉沙港各处重布水雷300多枚。12月，编成挺进布雷队2队进逼岳阳，27日在白螺矶布放漂雷40枚，于新堤击沉敌运兵船数艘。1940年3月初，岳阳敌海军开始积极活动，布雷队于3月至5月又在营田滩、鹿角上游加布390多枚，迫敌收敛。翌年9月，日军又发动第二次湘北大会战。9月17日，敌海陆军自岳阳南。以陆军由新墙进兵，渡汨罗江逼近长沙，取水陆会合包围之势。但因布雷区坚固，日舰无法冲破，以至陆军已越湘阴以南，海军犹逡巡于营田之北。我海军在湘沅两江又抢布1000枚水雷，28日在营田炸沉敌扫雷舰。日陆军孤军深入，海军无法支援协同，乃加派空降部队扰我后翼，但兵力有限，造成第二次进攻受挫。
　　
　　
　　
　　长江游击漂雷战
　　
　　
　　
　　抗战初期，中国海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辖121艘舰艇，自沉25艘，被日军击沉88艘。到1939年1月，中国海军只剩下小型舰艇15艘，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川江一带。这时，国民政府也无力建造新舰。
　　
　　日军占领宜昌后，无力量再继续推进，长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上海至武汉的长江水路成为日军运输兵员、粮食和军事物资的主要途径；中国海军受命骚扰日军运输，切断水上交通。1939年11月，海军组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布雷总队下辖5个布雷队，分辖11个分队。第十一分队直属总队，刘德浦任上校总队长，队长由林遵等人担任。每队配电台一部。各队先由福建抽调官兵300多人编组训练，然后开赴第三战区敌后，担负封锁长江任务。1940年，海军为加强敌后作战，尤其注意游击战术，将长江中游划为三大布雷游击区：监利至黄陵矶，鄂城至九江，湖口至江阴。1月，海军又重新修正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编制，扩充组织，增加人员，刘德浦仍任总队长，叶可钰、何传泳任总队附，杨希颜、严智、郑震谦、陈挺刚和林遵分任5个队队长职，并在水雷制造所大批训练布雷人员。4月，在鄩鄂区增置布雷游击队，由曾国晟督率，林祥光、沈聿新、周仲山和薛宝璋为4个队的队长，配合第九战区作战。
　　
　　海军布雷队坚持敌后，历尽艰险，成为海军打击敌舰船的主要力量。6月，林祥光率所部在龙坪镇江面炸沉满载军事物资的敌“西美丸”号运输舰，以及驳船、汽艇各1艘。林遵率部在贵池、两河口、黄石矶冒险布雷，击沉敌舰1艘，汽艇4艘，小火轮1艘。赵梅卿等在湖口击沉“凤朝丸”大型运输舰和汽艇1艘，击伤“吉阳丸”运输舰。从1940年1月20日到10月，刘德浦部在第一游击区炸沉敌舰46艘，炸伤3艘，以及汽艇43艘，小火轮2艘，运兵商船6艘。
　　
　　1940年2月3日，日军舰队报道部部长在南京发表谈话，谓扫雷工作效果有限，长江开放后，水上安全日军不能负责云云。5月，日军侵华舰队司令训令各舰艇航行要旨四项：(一)禁止集结航行；(二)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兵舰领航；(三)舰船夜间不得行驶芜湖、九江间；(四)舰船过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驶过。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吉川时常撰文告诫海军警惕水雷袭击。日本读卖新闻记者若月也在军舰上被水雷炸死。日军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恨之入骨；5月，日军抓住布雷谍报员陈木生予以严刑拷打，最后活活锯死，抛尸江中。
　　
　　1941年，海军对各布雷总队进行适当调整。1941年9月1日，第一布雷总队成立，下辖7个大队，总部设在长沙，负责配合第九战区在湘江、洞庭湖一带的作战，先后以陈宏泰、周宪章、张日章为总队长。10月，第二布雷总队成立，总队设在江西上饶，系由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改编，辖7个大队14个中队，各大队长分兼第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中队长，刘德浦任总队长（1945年4月，刘德浦继李世甲任闽江江防司令，9月任厦门要港司令），郑震谦、杨希颜任总队附，负责配合第三战区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其中，第一、二、三、五大队为漂雷队，第四、六、七大队为定雷队。漂雷队在长江中游南岸皖赣两省敌后活动，定雷队在沿海港口、江河湖泊活动；温州、宁波、台州、漳州、泉州及闽江口等均由定雷队负责，分属所在战区野战军指挥；1942年11月，第三布雷总队成立，总部设于湖北藕池口，辖7个大队，由原7个布雷队改编，负责配合第六战区在荆河一带的行动。薛家声任总队长，林秉来任总队附。第四布雷总队与第三布雷总队同时成立，也辖7个大队，由原海军布雷队在川江的6个漂雷队改编，建制相同，以严智任总队长兼一大队长。
　　
　　海军所用水雷多由海军湖南辰溪制造厂自制（武汉陷落前，海军在辰溪建立水雷制雷所，设备比较完备，可制造各式水雷，曾国晟任厂长），由火车、汽车运至皖赣鄂湘布雷队所在地，再用人力或畜力运入敌占区，临时雇佣民船投放。
　　
　　中国海军的布雷给敌军舰船构成有力威胁，在沿海港口迫使敌舰艇不敢在布雷区停泊和登陆。1941年9月7日至10月12日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海军江防独立总队（总队长唐静海）、陆战队独立第一旅（旅长林秉周）及海军布雷第一、二、三、五、六大队等部均参加布雷。1943年5月上旬至6月下旬的鄂西会战，11月1日至次年1月5日的常德会战，海军布雷队在津市、牛鼻滩间水路加布水雷624枚，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舰艇与陆军的协同作战。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多次到前线巡视，部署指挥。布雷队在沿江以各要段为重点，更番出布，收效甚大。1941年3月4日，蒋介石亲自给海军下手令，要求以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其物资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并饬各战区长官对布雷队以特别保护。
　　
　　日军为了消灭布雷队，采取先发制人，意在消灭布雷队官兵。9月，敌在贵池增防，沿江增兵。该地区布雷队探悉后，全部出动。28日，第一、第五布雷大队从岭上舒出发，抢渡秋浦河，欲寻民船实施布雷，但—无所获。大队长林遵下令布雷队员泅水推雷入江布放，他率先跳入水中，且泅且推，至中流向敌舰布放。返回岸上时，陆军掩护部队已撤，大队长程法侃、林遵等36名官兵被日军包围。海军总司令部得报，非常焦急，急令该区所属的谍报人员出动，探查下落。第三战区长官部得此消息大为震怒，下令所属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救出布雷队，严令原掩护部队如能将布雷官兵救出，可将功折罪，否则严惩不贷；并张榜悬赏，救出大队长1员赏1千元，队员5百元，队兵1百元。军委会也电令第三战区积极营救。10月2日，第三战区派部队强渡秋浦河，与敌展开激战，连日争夺据点，营救被围官兵。林遵等12人利用此时机，分别于5、6日晚冲出包围。其余人员下落不明。
　　
　　抗战期间，侵华日本海军总共被击沉击伤舰船艇321艘，绝大多数为水雷攻击所致，所用水雷均为海军自制，包括定雷9种，漂雷3种。五 设防川江 拱卫重庆
　　
　　
　　
　　武汉弃守后，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战时陪都，据守川江天堑作长期抗战。1939年3月，海军在宜昌至巴东成立了宜巴区要塞第一、第二总台，下辖4台、9个分台，择石牌、庙河、浅滩、牛口为安装阵地，配备舰艇及野炮、山炮55尊。另于红花套设第一直属台，装舰炮4尊，以方莹、曾冠瀛为总台长。10月，在巴东至万县间，成立巴万区要塞第三、第四总台，下辖5台，择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为安装阵地，配备舰炮及野炮、山炮47尊，以程嵋贤、刘焕乾为总台长。四个总台编配官兵1203人。另在第一、第二总台内各编配烟幕队2队，第三总台编配1队。水上防区以荆河为前卫，设立川江漂雷队，队长叶可钰，下辖6个分队，分属石牌、庙河、浅滩、牛口、巫山、万县6个要区。各舰分驻宜昌、巴东、万县、重庆，除担任江上防御外，还协同当地守军防空作战。陈季良率第一舰队（1939年，第一舰队剩下“江元”、“楚观”、“楚谦”、“楚同”、“克安”、“定安”、“甘露”、“义宁”、“威宁”9艘舰艇）驻万县，曾以鼎率第二舰队（第二舰队剩下“永绥”、“民权”、“江鲲”、“江犀”、“湖隼”5艘舰艇）驻巴东指挥。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敌舰无法突破荆河雷区，但设在石牌的第一总台距宜昌仅10余海里。陈绍宽乘“永绥”号旗舰赶赴石牌部署。敌机开始不断向各台轰炸，守军一面还击，一面加强伪装。8月22日，在巴东附近的杨家沱击落敌机1架，“甘露”测量舰派兵俘获敌机械师2人。9月3日，大队敌机攻击“甘露”号，将其炸沉在巴东附近的台子湾，士兵4人阵亡。随后“江鲲”、“江犀”舰又遭攻击，2舰以猛烈的炮火打退敌机。翌日，“湖隼”鱼雷艇被炸伤。14日，“7”号驳船在巴东被炸沉。
　　
　　1940年11月6日，日军攻取南津关，并出动飞机连日空袭，炸伤运输舰“克安”号。翌年2月，敌当阳会议决定以宜沙兵力沿长江北岸西攻。3月5日，敌分3路挺进，攻势猖獗，宜昌敌军大量南渡，配合北岸行动。海军川江漂雷队奉令开始出击，在第一线石牌方面每隔十几分钟即漂放水雷1次，共放30余枚，使横渡敌军屡遭攻击。10日，日军攻占平善坝，我陆军后撤。但要塞各台全力扼守沿江正面，敌海军被阻于荆河口前进不得。平善坝靠近石牌，敌海军被阻，致使与陆军无法协同，11日放弃平善坝，向宜昌撤退。是役，敌无获而退，深恨海军作梗，于是不断派飞机集中轰炸各台。8月24日，驻防巴东台子湾的“江鲲”、“江犀”舰与敌机展开激烈空战，2舰要害中弹沉没，士兵负伤9人。六 青岛撤守和东南沿海保卫战
　　
　　
　　
　　青岛沉舰
　　
　　
　　
　　“八·—三”凇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限于兵力，没有立即在山东沿海发动进攻。但为策应华北和凇沪作战，日军也开始在山东进行频繁挑衅。1937年8月15日，驻扎青岛的日本舰队借口2名水兵挑衅被守军击毙，要求登陆。国民政府青岛方面发言人声明：“如日军登陆，华军惟有奋战保土。”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编成第五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兼所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驻青岛等地的海军第三舰队归属该集团军战斗序列，由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青岛市长沈鸿烈指挥。
　　
　　12月，华北日军进入山东。12月2日，日舰集结崂山湾，青岛局势紧张。18日，日军参谋本部在决心攻占济南的同时，命令华北方面军发动青岛作战。为防止日本海军从青岛登陆，沈鸿烈和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议定，于12日将“同安”、“永翔”、“镇海”、“定海”、“楚豫”等舰艇上的装备卸下，连同征用的1条商船一起沉于青岛港和刘公岛航道，并毁除航标，布设水雷。中国第三舰队官兵以卸下的舰炮编成舰炮总队，加强要塞防务。18日，日军总攻山东，中国守军奉命炸毁青岛日本商人投资达3亿元的纱厂。25日，日军渡过黄河，占领青城，与中国军队在小清河北岸激战。日军由青城兵分2路，向青岛和济南进攻。26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封锁青岛，日舰随之逼近。28日，敌占潍县准备包抄青岛。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海军第三舰队和陆战队一起撤离，开往徐州。31日，守军全部撤退。海军第三舰队沿途在禹城与敌激战，击毁1辆装甲车。在临沂，海军1个连官兵与1个中队日军遭遇，歼敌几十名后迅速撤退。
　　
　　1938年1月8日，日本海军在青岛港外集中12艘军舰。10日，敌海军陆战队在青岛沙子口登陆，第五师团也随后进入青岛。敌海、陆军部队为争夺青岛曾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后陆军退出了青岛市区。
　　
　　中国海军第三舰队官兵由徐州南下，月底全部抵达武汉，改编为江防要塞司令部，谢刚哲任司令，下设3个江防要塞守备总队，驻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以后又转战宜巴沿江两岸。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第一、二大队撤往山东内地，改编为特种兵总队，后属庞炳勋的第三军团指挥，陆战队司令为张赫炎。1938年3月14日又划归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指挥。海军第三舰队建制至此不复存在。
　　
　　
　　
　　厦门马尾抗登陆
　　
　　
　　
　　福建与台湾遥遥相望，日本对之垂涎已久。战前，日本海军大将阿部曾在我国沿海勘察，并在汕头、厦门等地设立海军陆战队出张所。针对日军的紧逼，中国海军部于1937年6月密令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密切注意敌军动向。
　　
　　福建最高指挥官是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辖有陈琪的第一○○军2个师又2个旅，地方10个保安团编组的保安纵队，以及受双重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李世甲兼），厦门要港司令部和马尾要港司令部。马尾要港司令由李世甲担任，防守闽江一带，辖有“楚泰”炮舰（舰长程嵋贤），“抚宁”（艇长蒋元福）、“正宁”（艇长郑震谦）、“肃宁”（艇长郑畴芳）等3艘炮艇，以及闽口要塞总台部（总台长毛镇才），统辖礼台、划鳅、烟台山、金牌山、北岸等7个炮台及鱼雷台1座，共装要塞炮37尊，鱼雷炮2尊。划鳅台为前卫，礼台为左翼，烟、金为右翼，电光山为主台，北岸为后卫，崖石为侧卫，以此互为犄角。以陆战队1个团掩护要塞。厦门要港与马尾要港级别相同，司令为少将简任级，设有总台部，下辖胡里山、磐石、白石、屿仔尾炮台和青屿鱼雷台等，以陆战队1个营掩护要塞。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军部认为沿海形势益加严重，饬李世甲部侦察报告情况。陈绍宽从英国回国后，命马尾要港司令部从速构筑闽江口阻塞线，确保乌江、长门地区。8月中旬，由福建省建设厅指定闽江工程处具体负责设计构筑要塞线，工程师为高长暄（后改郑策）。8月25日下午五时开始执行阻塞，征用了三北等航业公司“靖安”、“闽江”、“建安”、“宁安”、“同利”、“济发”等轮12艘以及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缉私船和35艘大型帆船，装满沙石在闽江口长门外福斗岛至壶江岛之间的主要航道上横列一线下沉，到10月中旬完成。闽江有3个航道，即长门、乌猪和梅花白头屿。沉塞后，在长门航道填筑了55个阻塞石垱，乌猪填筑14垱，梅花白头屿填筑62垱。整个工程浩大，直到1939年冬才全部竣工。
　　
　　1937年9月上旬，日机协同军舰进攻厦门、汕头，均未得逞。随后，又集中兵力猛攻厦门，袭击泉州港口。中国海军各机关、陆战队被炸，要塞各台也时遭袭击，但登陆之敌都被守军击退。9月18日，海军马尾要港将川石、马尾间所有航行标志破除。10月26日，日本海军占领金门，并进犯五通、何厝、泥金。守军调拨部分大炮移置五通、何厝，予敌舰以重创。1938年2月，林国赓调海军总司令部任军衡处长（林国赓与防守厦门的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发生矛盾，黄以部署防务为名，请林到师部商谈，随将林扣押，并将海军陆战队第三团包围缴械，令团长林耀东率部开赴同安。陈仪得报，令黄涛立即放人，悉数归还枪械），高宪申接任。
　　
　　5月10日晨，日本海军第五舰队舰艇31艘（包括航空母舰、水上飞机母舰）和飞机10多架进攻厦门。敌军先向何厝猛攻，掩护30多艘汽艇在五通附近登陆。中国海军香山、霞边2炮台还击，敌机和军舰以炮火击毁2炮位，何厝、江头、禾山相继失守。同时，敌驱逐舰从正面进攻厦门港外的白石炮台，一部敌军从海边的黄厝、塔头登陆，围攻胡里山、白石、盘石炮台。敌军几十架飞机不断轰炸，守军弹尽援绝，被迫后撤，总台长张元龙失踪。11日午，日军占领厦门。高宪申奉陈仪令转移漳州待命，当晚在嵩屿收容部队。时厦门对岸的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军手中，盘石炮台长邓宝初率本台余部渡海支援。敌军再次发动猛攻，守军拼力苦守，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炮台弹药库和炮备件全部被炸毁，无法继续抵抗，最后退出厦门。所有驻厦海军人员撤到马尾，与马尾要港司令部合并，厦门海军的7个机关单位全部裁撤，高宪申奉调重庆海军总司令部。
　　
　　厦门既失，福州受到威胁。5月23日，敌舰向梅花、黄歧、北菱各处炮击，飞机亦出动轰炸。5月31日，扼守闽江封锁线的“抚宁”、“正宁”、“肃宁”炮艇迎战敌机，敌不支遁去，“抚宁”也中弹下沉。6月1日，敌机大编队再袭，“正宁”、“肃宁”负伤下沉，各艇剩余官兵改编为闽江巡防队。停泊在马江南港的“楚泰”舰也被炸伤，拖进乌龙江，在螺州乡港汊内伪装，卸下舰炮，于马江下游的红山构筑临时炮台，加强闽江防御。
　　
　　此后，中日双方一直在闽江口、川石、福斗方面对峙，激烈的炮战不断。7月，陈绍宽赶赴福州视察各台，并召集官兵训话，部署战事。1941年4月18日晚六时，敌海军第二遣支舰队及第四十八、第十八、近卫师团各一部和伪军千人在马祖海面集中，100多艘运输舰船及其它军舰多艘，汽艇10多艘分泊于闽江口至川石、连江一带海面。中国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下令各台和陆战队第二独立旅第四团准备作战。翌日晨三时，敌军乘闽江口大雾，在3架飞机的掩护下，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2路进攻福州，一路由连江县镇海筱埕登陆，一路由长乐县漳港登陆。福斗岛、琅岐岛的2个连陆战队守军损失殆尽，其他守军主动撤退。连江县城失陷后，长门炮台被包围，通信断绝，守军被迫自毁大炮和弹药库。下午三时许，敌3艘驱逐舰和4艘汽船向川石、芭蕉尾前进，各台合力炮击，击伤1艘驱逐舰，击沉2艘汽艇。20日下午，福州失陷，马尾地区四面受敌，李世甲奉令撤退，将马尾造船所忍痛自毁，“楚泰”舰自沉。
　　
　　5月1日，陈绍宽电令撤销马尾要港司令部等建制，任李世甲为闽江江防司令兼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以谷口至闽清口为防区，由海军陆战队担任防卫，所有水警大队和水警巡艇队均由其指挥，并调布雷队入闽。从此，海军配合陆军行动，一直坚持作战。同年9月，李世甲指挥陆战队反攻，3日收复福州，5日再复马尾，6日进攻长门地区。10月，驻闽海军进攻川石、琅岐、壶江敌伪军。5日晚海军陆战队由长门渡江，分向琅岐、金沙进攻。6日晨八时，收复嘉登岛，伪军何荣冠、陈承平反正，改编为闽口守备队。25日，又由金沙向壶江攻击，下午收复该岛。26日，分由福斗、壶江渡海围攻川石，敌闻风逃去，川石岛随即克复。1944年10月4日清晨，日军第二次占领福州。
　　
　　1945年5月28日，中国海军再渡汇合陆军收复福州、马尾和长门。
　　
　　
　　
　　浙粤沿海防御
　　
　　
　　
　　凇沪战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令苏、浙、闽、粤各港口征集舰船培塞，计有60多艘船自沉。浙江方面，海军在乍浦设置炮位，派陆战队第三团进驻衢州、金华布防。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宣布下午六时起封锁长江口到汕头的海面。9月5日，日本海军又将封锁范围扩大到全部中国领海（其它国在华租界海区不在内）。浙江海域是日军封锁的重要一环。
　　
　　日本进攻武汉后，中国海军执行第二期计划，派布雷队入浙。1938年10月，中国海军布雷封锁富春江，11月封锁瓯江。同时，海军总司令部由青阳抽调海军炮队携炮5尊开赴温州，12月到达永嘉茅竹岭，择地安装炮位，名称是海军温州炮队。李葆祁为炮队队长，辖炮台部和2个分台，任务是协同温州守军作战。1939年3月至5月间，中国海军实施椒江布雷，并将飞云江、鳌江、清江各水道一律严密封锁，共布雷60多枚。4月22日至6月3日，重创敌舰2艘。1941年3月，温州炮队改为瓯江炮台，林建生为少校台长。设台部及第一、第二分台。4月，日军在进攻闽江的同时，向浙江急进。布雷队于12日在瓯江南水道、飞云江抢布水雷，阻敌前进。16日，敌由三江城登陆，围攻绍兴。17日布雷队与敌在岩峙遭遇，队长吴椿征等人战死，日军先后占领镇海、宁波、瑞安、永嘉。18日，敌小火轮拖10余艘民船，满载官兵和军事物资向浦阳江上驶，在虎爪山触雷沉没。20日，在茅竹岭的海军炮队陷敌重围，战至当晚，奉命把台炮掩埋或毁掉。由于中国海军加强布雷，致使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时，其海军无法深入协同陆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第三战区的行动。
　　
　　日军进攻广东，是为了切断经香港的援华补给线（援华物资的80%都是经由这条补给线进入中国的），从而一步步使中国军民屈服。同时，侵占广东也是其南进的一个步骤。为此，日本调遣大批陆海军进行大规模协同作战。战前，日舰就多次南下广东沿海实施侦察。凇沪大战后，日舰开始小规模进攻广东。
　　
　　1937年9月6日，日舰炮轰珠江口的赤湾，占领东沙群岛。13日，又轰击大鹏湾，海军陆战队登陆。次日，日舰又攻虎门。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和广东海军“肇和”等舰奋力还击，并出动飞机攻击日舰，共炸沉敌舰1艘，炸伤3艘。这是中日海军在抗战中唯一的舰队交锋，中国海军获胜。16日开始，日军频繁进攻，并派出飞机轰炸军事目标，先后将“肇和”、“舞凤”等多艘舰艇炸沉。翌日晚，广东当局宣布封锁珠江口，不许任何舰船通过虎门炮台。
　　
　　1938年春，中国方面在广州组织力量赶制水雷。到10月止，共造出2000多具（1939年后，海军总司令部也调拨水雷支援），同时增编11个水雷组，每组20余人，雇用10余艘火轮，百余条民船，以扩大布雷范围。在虎跳门、坭湾门、磨刀门、大刀沙、淡水河口、小虎门、三虎山、潭州、外海及大亚湾等水域均布了水雷。
　　
　　10月23日，第十一布雷组由组长刘友求率领在淡水河布雷，遭到敌机的袭击，布雷船被炸沉，全组官兵阵亡。
　　
　　从1938年开始，日军为在广东登陆作战进行了周密准备。9月19日，日本大本营下达攻占广州和编组第二十一军的命令。日军第二十一军下辖第五、第十八、第一○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日本海军为第五舰队，下辖第八、第九、第十战队，第二、第五水雷战队，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第二根据地队和高雄航空队等部，共有舰艇74艘，飞机100多架。8月下旬，日本飞机在广东南雄击败中国空军战斗机队，夺得制空权。10月9日，日本第二十一军主力分乘100多艘舰船，由第五舰队护航，从马公岛出发，于12日凌晨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上岸日军分路快速挺进，沿东江迂回包抄，于21日攻陷广州。日本海军分遣舰队配合第一○四师团由珠江口向虎门要塞猛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补给线被切断，激战2日后失败。
　　

荣誉叫做忠诚

　　珠江口等处雷区予敌以极大杀伤。10月22日，3艘日军汽艇在潭州水面被炸沉。24日，在虎门沙角的2艘满载敌军的渔船触雷沉没。25日，敌“长运丸”运输舰在珠江被炸沉。
　　
　　广州失守后，广东省江防司令部转进西江，封锁肇庆峡，主要任务是游击布雷。布雷队在韩江、西江、北江、东江、鮀江、邕江及北津港、广海港、斗山港和重要支流布放，阻止敌舰艇溯江内侵。
　　
　　日军占领广州后，又进而攻占了海南岛、汕头。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南宁的作战命令，准备于19日以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与海军第五舰队协同进攻。广西告急。海军总司令部立即派邓兆祥率测量队、布雷队赶赴梧州增援，与当地布雷队合作，担负西江水道勘测和布雷等任务。11月，南宁失守，布雷队在南宁附近的邕江实施布雷封锁。1940年3月间，布雷队在新会县猪头山江面布放漂雷，阻敌前进。
　　
　　在这一时期，广东海军在肇庆成立了水雷总队，后多次改编扩充。1945年7月，在南宁成立粤桂江防布雷总队，下设2个水雷大队，4个中队，12个分队及特务、通讯、输送等队。
　　
　　从1939年至1944年初，粤桂地区的布雷封锁，先后炸沉日舰艇15艘，并俘获伪海军广州要港司令萨福畴中将等7名重要官员。

七 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闽系与电雷系 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戴笠染指海军
　　
　　
　　
　　七 海军派系倾轧与领导权的争夺
　　
　　
　　
　　民国海军以地域划分为，东北舰队（即第三舰队）、广东舰队（即第四舰队）、福建海军所辖第一、第二舰队和江阴电雷学校。以学系划分，有马尾、青岛、黄埔和电雷系，各有所主，盘根错节，长期不能统一，直接影响了中国海军的发展。中国海军主力长期控制在福建人手中。据1937年4月统计：海军部所属官佐2563人，闽藉为2130人，占83.43%。海军部本部官佐2341人，闽籍占1871人。
　　
　　抗战中，海军舰艇大都被炸沉或用于堵塞。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把与军政部并列的海军部裁撤，改为海军总司令部，隶属于军委会。海军机关亦大量撤并，陈绍宽改任海军总司令，常务次长陈训泳（陈训泳于1945年4月病故，由曾以鼎接任。李世甲任第二舰队司令。刘德浦接替李世甲任闽江江防司令）任参谋长，陈季良和曾以鼎分任第一、第二舰队司令。
　　
　　
　　
　　闽系与电雷系
　　
　　
　　
　　抗战前，蒋介石就竭力压制、排挤闽系海军势力，扶植欧阳格的电雷系，同时借用第三、第四舰队力量与闽系对立。1937年8月，江阴封江前的军委会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闽系海军的“海筹”、“海容”等老舰用来沉塞，加强封锁。陈绍宽则提出还有其他部分老舰又将如何？于是军政部管辖的在南京江面停泊的“海圻”、“海琛”等舰也与闽系老舰一起下沉。
　　
　　江阴抗战开始，陈季良率舰掩护阻塞线。要塞江防归欧阳格管辖，对陈季良也时有为难，连陈季良乘艇靠岸，派舰测量水位，欧阳格也进行干涉，陈季良无可奈何。10月，日军飞机轰炸护防舰队，陈季良坐镇旗舰指挥战事。每次旗舰被炸沉或炸伤，他就换舰高悬司令旗。部属多人劝阻勿挂，以避免敌机轰炸，遭到陈的严厉训斥。陈季良在舰上被炸伤后，海军部即派曾以鼎率舰接替，令陈退往后方治疗。欧阳格则向蒋介石报告陈季良临阵脱逃，蒋介石极其震怒，当即打电话给陈绍宽，命令“就地枪决”。陈绍宽大为恼火，立将陈季良在江阴指挥作战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盛怒未消，大声地对陈绍宽说：“嘿！你去查明处理吧！”幸而当时一位德国总顾问带了一批人在江阴炮台观看战斗的情况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所看到的海空军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接电愕然，马上再打电话给陈绍宽说：“误会，代我安慰陈季良。”
　　
　　激烈的海空大战中，欧阳格在山上目击“宁海”、“平海”等军舰相继沉没，认为闽系海军主力消耗殆尽，遂颇为得意地对萨福畴说：“不料陈某的海军，竟也有今日。”大量舰艇损失后，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布雷。海军部派曾国晟负责制造水雷，欧阳格也提出制雷，请军政部批准承制500枚，并掌握全部制造经费，与海军部发生争执。最后军政部只得决定各承制250枚。
　　
　　
　　
　　陈绍宽与军政部互不相让
　　
　　
　　
　　陈绍宽个性倔强，有一股拗劲，素不买账。马当失守后一个月，军委会下令追查海军的责任，陈绍宽看后大为愤怒，亲自拟稿回复，认为马当失守已一个月，在此前后并无1艘敌舰闯过封锁线；你们陆军未战先溃，不追究陆军责任，反而追究海军，是何道理？措词十分强硬。海军总司令部秘书王则璐认为，军委会的命令虽未必是蒋介石交办的，但如此呈复，后果总是不妙的。但在陈盛怒之下，王不敢提，就叫曾国晟进去劝说。曾用签条写了一段语气和缓的劝语，贴在陈绍宽手稿文字旁边。陈绍宽见后，撕下签条，厉声说道：“不准更动一字，即报上去！”陈绍宽对军委会经常表示不满，当着许多人也无所顾忌。军委会和军政部常把各地关于江防建议的函件推给海军总司令部，再转到水鱼雷厂处理，最后又回到陈绍宽手里。陈非常反感地发牢骚说：“如果有人向委员长建议只要坐在板凳上，两手执着蒲扇，扇一扇就可当飞机去打敌人，他也会信以为真。”
　　
　　陈绍宽与蒋介石产生矛盾有一个过程。1929年6月海军部成立后，杨树庄担任部长，陈绍宽任政务次长，蒋介石比较欣赏陈，有事常置杨不理，直接找陈，陈对蒋也抱有希望，但不久就落空了。蒋介石扶植欧阳格为自己的嫡系海军，并造成第三、第四舰队的独立。因此，蒋陈矛盾逐渐产生，而且越来越尖锐，陈绍宽处境也就江河日下了。
　　
　　陈绍宽与何应钦龃龉也时有发生。何应钦是军政部长，掌管军费，其他部队对何是不敢得罪的，陈何之隙，是由扩建江南造船所一事引起的。陈绍宽1931年任海军代理部长兼江南造船所所长时，想扩建厂房，并在空旷的旧炮台原址建海军医院。于是同军政部商量，公文往返多次不得答复，派科长王学海去疏通（王学海曾留德学习水雷，军政部中层官员多系他的留德同学）也未果。陈绍宽非常生气与何应钦发生争执，斥其把持公地。最后虽被批准，但却埋下了祸根。
　　
　　1938年海军部缩小编制，改为海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刚好是其顶头上司。当时，海军要制造水雷，急需炸药，军政部在汉口仓库储有炸药，几经申请，终不批准，请拨制雷经费，也是几经挫折。1939年海军总司令部撤往重庆，物价腾贵，米价大涨，影响官兵生活。陈绍宽为解决军粮问题，派王学海到军政部军粮局请求调拨军粮。王受命时提出按官场惯例要陈批给一些应酬费，陈听后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不能干这等事，他们不拨，要饿，大家一起饿！”王学海红着脸走了出来，曾国晟对王说：“你去吧，要花一点应酬费，我负责。大钱没有，小钱由布雷经费项下开支好了。”同年秋，在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由于物价大幅度波动，月饷买不到30斤大米，军心不稳。李世甲遂电告重庆。不久，转来军委会的电令：“自行调整。”海军在经费和军需上受到军政部的掣肘，陈绍宽又不肯示弱，终因位居人下，所以只得节约开支，鼓励部属工厂努力生产自救，勉强维持。
　　
　　第三舰队撤至重庆时，与闽系舰上撤下的人员分别编队，互不统辖。军政部把其中一些人员安排在“决川”、“浚蜀”浅水炮舰上。2舰原属川军，刘湘服从中央后，为表示诚意，把军舰和飞机交出。军政部接管后，没有划归海军总司令部。陈绍宽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剥夺海军职权。嗣后，2舰开往四川，不经海军总司令部同意就挂起海军旗。途中与1艘法国军舰相遇，依照国际礼节，法舰前往拜访，发现该舰在交往中不合国际惯例，就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质问。陈绍宽接报，认为有失国家体面，遂向军政部提出只许2舰挂水上警察旗号，何应钦很不高兴。
　　
　　陈绍宽性情禀直，不善言词，每出席军政部或军委会召开的会议，讨论和研究海军问题时，稍不惬意，即挟着公文包拂袖而去，何应钦常是会议的主持人，感到十分难堪。尽管陈何有矛盾，但何应钦出于同陈诚斗争的需要，对陈绍宽的举动有时还能留些面子。但是到抗战后期，陈诚挤掉何应钦主掌军政部后，海军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陈诚上台后，首先紧缩海军经费，使海军不仅不能发展，而且连维持现状都非常困难。当日军进逼湘西时，海军在辰溪的水雷厂需要内迁，海军向军政部请拨一批内迁费，报告马上被驳回。1944年，日军攻占独山，在贵州桐梓的海军学校向重庆转移，请拨费用，又不获准。时学校已在迁移途中，海军再次请示，陈诚却命令海校迁回原址，陈绍宽顶着不理，学校虽然迁了，但迁转费却无法报销。后来，陈诚把海军剩余几艘军舰的煤炭费也核减了，军舰竟无法行动。
　　
　　陈诚主军政部后，对海军所请派的驻外武官人选和派遣的留学生多方刁难，不予批准。海军总司令部对下属的请求有不准时，陈诚则出面越过海军总司令部批准执行。1941年1月，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邀请拟派一个缅马印军事考察团。事先由陈诚内定人选，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主任林蔚为正副团长，陆军有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等，空军有王可赞，唯独没有海军。名单送蒋介石审定时，何应钦提出代表团应有诲军，蒋才临时通知陈绍宽派人。陈接令后，立即通知在香港的周应聪赶回出发。海军就是通过这次考察，才拟订了“中英共同防御计划”。这件事，使陈绍宽十分难堪。
　　
　　陈诚还设法拉拢闽系海军军官，分化闽系势力。他让其亲信王东原（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越过海军总司令部，由军委会直接点名选送闽系海军军官入训。入训者先由王东原亲自召见谈话，训练结束后另行分配，如林祥光、曾万里等，被选派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参谋。他还拟调海军参谋长曾以鼎到陆大将官班受训，并许诺给予同期受训的集团军总司令待遇，暗示今后可取陈绍宽而代之。但曾以鼎没有答应。
　　
　　抗战进入中期后，海军中的闽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开始剥夺陈绍宽的权力，力图消除异己派系，统一海军。他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海军整建委员会（主任白崇禧，副主任陈绍宽），直属军委会，对海军进行整顿。当时，英美等国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开始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并派出军事人员训练中国军队。美国陈纳德“飞虎队”则直接参战；同时还向中国赠送一批舰艇，接收中国海军官兵学习等等。整建委员会初期，最重要的就是讨论考选赴英美等国海军留学生的办法。以往选派留学生都由海军部办理，成员均出自闽系，排斥其他派系，这次由整建委员会公开在各海军学校毕业生、海军军官及青年军中招考。因此，大大削弱了闽系集团。
　　
　　
　　
　　戴笠染指海军
　　
　　
　　
　　就在海军总司令部山穷水尽的时候，军统头子戴笠也开始染指海军。抗战前，英美两国争先帮助中国海军，名为合作，实为控制。美国因闽系掌权，成员多由英国培养，故有所顾虑。英国则利用闽系关系，接近中国海军，派伯利古乐门担任海军部顾问，想把英国海军制度加于中国海军。但陈绍宽多不采纳，而且对伯利古乐门在生活待遇上的要求也没有充分满足，以致发生不少矛盾。不久，英国改派与陈绍宽性格较接近的准将莫士来华。1937年陈绍宽以副特使身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英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当时陈绍宽处境不佳，有传闻将贬任驻外大使。英政府却在招待各国海军将领的宴会上，把陈绍宽的席位排在欧洲各国海军总司令之前，使各国海军首脑另眼相看。陈绍宽提出援华舰艇问题，英政府也都表示同意。
　　
　　抗战爆发后，英国想与中国军统有所交往。因为军统部门曾破译了日军密码，并提醒英国防范。而戴笠则想通过合作从英国获得一些装备。双方合作一年多，英国答应给中国的装备器材都迟迟不给，军统也不肯把破译技术让给英国。戴笠经常在背地里骂英国人是吝啬鬼，于是便与美国合作。他多次指示驻美大使馆副武官、军统美国站长肖勃上校多方联系接洽。不久，军统以日本海军即将偷袭美国太平洋某基地的情报引起了美国的重视。于是，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找肖勃接洽，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连忙向蒋介石报告，蒋正想依靠美国，正中下怀。
　　
　　1942年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梅乐斯中校来华。肖勃事先电告了戴笠。美国务院则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转到军委会第一厅后按惯例批交海军总司令部办理。戴笠认为这是倚仗美国染指中国海军领导权的好机会，便命肖勃在美先行拉拢梅乐斯，并取走让海军总司令部办理的公文，亲呈蒋介石改批“交戴主任办理”。
　　
　　梅乐斯在肖勃的陪同下已抵重庆，戴笠亲到机场，迎至精心布置的住所加以特殊款待，还陪同拜见了蒋介石，却一直不让与陈绍宽见面。倒是迪帕斯带梅乐斯拜访了陈绍宽，陈也宴请了他们。但梅态度傲慢，他要到中国沿海察看港湾情势，要求有海军人员一同前往。海军急调曾国晟到重庆，向陈绍宽面领任务，然后到军委会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报到。这时，戴笠与梅乐斯却去西安游览了。
　　
　　梅乐斯来华一个月后才见到曾国晟，询问了中国沿海布雷和辰溪水雷厂的设备情况，并告诉曾此次访华的任务，一是察看中国沿海的敌情，以便使用飞机布雷；二是设观察台，侦察敌舰行动，指示美国潜艇前往袭击；三是相机协助中国海军活动。梅乐斯视察了辰溪水雷厂，认为比万县水雷厂设备要好，美国可以支援中国磁性水雷零件，在厂里装配。一行随后经衡阳、韶关到闽浙沿海视察，然后回国。
　　
　　同年夏，梅乐斯偕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司等再次到达重庆。这次，戴笠为巴结海军的人，专派部下安排小汽车接海军联络官曾国晟，一连等了3天。曾知其中的奥妙，赶紧把车打发走，亲自打电话向陈绍宽报告，陈厉声地说：“不要上人家的当啊！”
　　
　　梅乐斯见到曾国晟后，显得格外热情。当晚同宿一室，让曾睡在舒适的床上，自已却睡在地下。梅乐斯神秘地拿出一份手抄的合同草案，对曾说：“这个草案不能向外泄漏，一是协助办理对敌情报合同，主要是为政府训练情报特工人员，并供应武器和设备；二是协助中国训练海军人员，提供装备和布放新水雷的合同。”又说：“头一部分合同，戴将军已同意，经最高当局考虑后，就会签订。第二部分合同，戴将军尚有所待，目前还不同意进行。我希望你和戴将军合作，但你必须与海军隔离，来到戴将军这里。你如同意，明天我介绍你和戴将军当面谈谈，你可提出你的要求和条件。”梅乐斯进一步对曾说：“蒋委员长对陈绍宽上将是不信任的，既然不信任，就干脆不用，另换可以信任的。”
　　
　　陈绍宽处境不利，也试图争取梅乐斯的支持，使之有助于海军方面。陈发请柬宴请梅乐斯，但被军委会二厅退回，上批：“请梅顾问赴宴，必须得到戴主任同意。”实际上这是戴笠的四大台柱子之一潘其武禀承其旨意代批的。
　　
　　潘其武原为第二舰队书记官，因失职被陈绍宽开除投到戴笠门下。戴不谙海军，因潘是曾以鼎外甥，遂命其拉曾准备拥曾出任海军总司令，戴笠任副职。曾以鼎在潘的陪同下，访问了戴笠，戴殷勤接待，大肆恭维，特意送给曾一本密码本。
　　
　　1945年冬，戴笠通过梅乐斯的介绍，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结识，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掌握中国海军大权。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建议，以部分军舰援蒋，由戴笠主持海军，并把军统局的一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1946年3月中旬，戴笠与柯克约定在上海会晤，研究美国援助中国舰艇的问题。柯克定于17日抵沪，戴笠由北平到青岛转飞上海，途中触山失事身亡，夺取海军大权的企图这才告吹。以后，蒋介石的其他亲信接踵而上。八 对日受降 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 收复南海疆域
　　
　　
　　
　　
　　
　　八 对日受降 收复海疆
　　
　　
　　
　　海军受降
　　
　　
　　
　　1945年5月，陈绍宽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海军顾问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又赴英国。在伦敦，他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遂立即乘机回到重庆，准备对日受降。
　　
　　中国受降仪式于1945年9月9日上午九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海军陈绍宽、空军张廷孟等人接收了日本陆军冈村宁次大将、海军福田良三中将等人的投降。日本军队投降总兵力为128万多人。其中，海军人员约4万人，共有舰艇船舶计5.46万吨：军舰19艘（3艘可用）、驱逐舰7艘（6艘可用）、鱼雷快艇6艘（均可用）、小型潜水艇3艘（2艘可用）、炮艇200多艘（大部不堪用），其余均为小艇、帆船等，大多损坏。上述统计不含台湾。
　　
　　海军方面的受降，除了南京之外，还有上海、广州、厦门、台湾、武汉、青岛等地。陈绍宽身为海军总司令，虽参加了在南京的全国受降仪式，似乎地位稳固，其实不然。蒋介石去陈之意已很明显。9月10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给冈村宁次下达军字第二号命令称：(一)日本驻华舰队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香港除外，暨台湾澎湖列岛，日本舰队之舰船、兵器、器材，一切基地设备，及基地守备队陆战队暨一切其他附属设备等，兹派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将曾以鼎负责统一接收；(二)各海岸及岛屿之基地，仍由中国各受降主官派兵接替守备。蒋介石把海军受降事宜让曾以鼎全权负责。陈绍宽也不示弱，他急命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兼任接收厦门日本海军专员，克日前往报到；急电曾国晟从辰溪赶到重庆，从速沿江接收敌伪舰船。
　　
　　李世甲奉令后，率海军陆战第四团一营（营长林苞），准备由集美进厦门接收，不料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先派陈重率省保安纵队1个团集结集美，待命推进厦门接收。陈重告诉李世甲：“接收厦门的任务，是由福建省保安处负责，希望海军陆战队不要渡海，以免发生误会。”李世甲也不示弱，答道：“我是奉海军总司令部命令来接收厦门日本海军投降的，命令不能不执行。”陈重只好推脱，让他去龙溪找福建省政府接收厦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严泽元。李去后，得知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和刘建绪副司令长官已决定，由省保安处负责接收，顾祝同派高参李某和参谋处长唐静武正在协同严泽元秘密部署接收工作。双方势成僵局。李世甲遂电海军总司令部请示，陈绍宽震怒，即刻复电令遵前令办理。双方在龙溪相持1个月。福建省政府接收厦门委员会派人与厦门日本海军中将原田清一商洽接收事宜。原田以“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命，本地区应向中国海军投降，未便遵办”加以拒绝。
　　
　　9月下旬，海军总司令部调派刘德浦为厦门要港司令，协助李世甲办理接收事宜。李立即令刘以接收厦门日本海军前进指挥名义，向原田发布命令；同时，李打电话向刘建绪报告海军陆战队渡海接收的决定，请部属不要干预，并明确表示接收范围，仅限于厦门的日海军机构，其余概不过问。刘建绪只得同意。原田编造了投降官兵花名册和舰艇、军械、弹药、物资等清册。海军共接收4艘日本舰艇，最大的为400吨的炮艇，其余为机帆船；受降官兵2000多人，以厦门大学为俘虏营；收缴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机关炮几十挺，山炮数门。
　　
　　接收结束，海军总司令部就命李世甲为接收台湾海军专员。李乘“海平”号炮艇返福州，组织人员准备出发。在福州，李世甲首先以第二舰队司令部名义发布命令，通知旧海军人员回军服役。不久，录用200多人，作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机构成员的补充。10月28日，海军1500多人在基隆登陆。李世甲已于20日晨到达台北，在台北教育公会堂设立第二舰队司令部，命日本驻台海军司令官福岛中将把投降官兵、舰艇及其他物资文件分别造册，听候点收，并扫清海峡和各港口水雷。10月25日上午九时，陈仪、李世甲等9人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日本海军投降1.9万余人，舰艇20余艘。除3人操纵的潜水艇和鱼雷快艇各4艘外，其余均为排水量不足百吨的木壳驱潜艇和小型铁壳登陆艇，还有几百条震洋艇。接收马公、左营2港后，海军总司令部派李世甲为台澎要港司令，司令部设左营，下辖台北、基隆、马公3个办事处和马公造船所。11月中旬，陈绍宽由沪飞厦门，乘“长治”舰莅左营视察。
　　
　　长江沿线的接收工作，陈绍宽让曾国晟只身去接收，既不派人，也不派船。曾国晟从辰溪出洞庭湖，直趋汉口。川江至汉口没有什么敌伪船只。曾回到辰溪水雷厂，自拟了一道命令：“奉诲军总司令部令，派曾国晟为沿江至上海接收敌伪海军大员。”于是，带上厂里的几个人，乘小火轮沿沅江经洞庭湖至汉口。这里的日伪海军仓库都被陈诚派郭忏给封闭了，郭是这一地区的总接收大员。曾国晟去拜会郭忏，郭不客气地说：“海军是由曾以鼎负责接收，你不是曾派来的，你奉谁的命令？”曾即出示自拟的命令，郭看过之后，认为不是原电。曾答道：“原件应归档，所以只抄电文为凭。”郭又说：“反正是海军内部的事，你就去接收吧。”曾国晟立即命令郑天杰在汉口接收日本海军大佐的投降，查封日伪海关。曾带着人赶到湖口，才知道这里的日伪机关仓库甚多，带去的几个人根本不能应付，遂先回南京，又赶到上海，向从重庆飞到上海的陈绍宽汇报了情况。陈让他去问曾以鼎，曾国晟这时才体谅到陈绍宽的难言苦衷。
　　
　　广州方面的受降，由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除了接收广州要港和舰艇外，10月底还接收了直属日本驻澳门海军武官指挥的华南伪海军总司令甘志远部的10多艘小型舰艇，以及陆战队3个支队和2个直属大队。
　　
　　中国海军受降后，陆续遣返日海军官兵4万多人。1946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派卢东阁中校等人随戴坚的驻日占领军荣誉二师赴日，作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成员，还接收了一批日本舰艇和设备作为赔偿。1946年，海军正式收会江南造船所。1947年，从美国手中接收了一批日本舰只。总共接收日伪海军舰艇船舶2169艘，约82839吨，大部归还原主或报废，逐步修复了192艘，约19314吨，多是小船。根据中美苏英4国协议，日本本土剩余舰只由4国均分，中国共接收4批34艘，其中包括驱逐舰7艘，海防舰17艘，驱潜舰5艘，运输舰2艘，扫雷艇3艘，布雷艇3艘，运粮船1艘，排水量为35598吨。第一批8艘军舰于1947年7月3日抵沪，6日在上海高昌庙举行接收典礼。第二批8艘于7月27日抵沪，28日在高昌庙接收。第三批8艘和第四批10艘分别于8月17日和9月30日在青岛海军基地接收。海军留用了28艘。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反侵略战争后第一次获得外国海军的战争赔偿。
　　
　　同年5月1日，在日本东京芝浦、东海码头举行接收典礼，索回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海军俘缴的“镇远”、“靖远”2舰的铁锚和“镇远”舰主炮炮弹90颗，锚链20寻（日本将这些战利品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向国民炫耀战绩）。5月4日，铁锚由商船运回上海，转交中国海军。10月，被陈列在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内（现存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收复南海疆域
　　
　　
　　
　　在受降的同时，中国海军迅速地收复了海疆。日本投降后，沦陷的南海诸岛回归中国政府接管，划入广东省辖区，暂由海军管理。1946年10月29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精神，中国海军组成进驻西南沙群岛舰队，司令官为林遵。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派省府委员肖次尹任西沙、南沙接收专员。
　　
　　在这之前，法国巡洋舰在这一海域活动频繁，打算乘日本投降之际，重新恢复越南为殖民地，进而占据西沙、南沙海域。1946年3月6日，法军驻越南舰队司令阿巴努率领的10余艘军舰不顾中国守军的一再警告，入侵我国南海，并向守军开炮，欲强行登陆。中国军队的炮火把冲在最前面的1艘法舰击沉，2艘重创，并用机枪火力阻止登陆的法军，迫其撤到海上。法舰向岸上炮击，击中原日军弹药库。
　　
　　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奉令后，对收复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10月29日，中国海军护卫舰“太平”号（舰长麦士尧）、扫雷舰“永兴”号（舰长刘宜敏）、坦克登陆舰“中建”号（舰长张连瑞）、“中业”号（舰长李敦谦）护送国防部、内政部和联勤总部的代表以及测绘人员、驻守部队从吴凇南下，于11月初驶抵珠江口，在内伶仃岛附近锚泊。广东省政府派出的接收专员和随行人员登舰。行前，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省政府主席罗卓英接见了舰队军官。之后，“永兴”、“中建”舰驶往西沙，“太平”、“中业”舰驶往南沙。
　　
　　11月24日，西沙接收组（肖次尹为接收专员）在武德岛（Woody Island）登陆，接收后，被正式命名为“永兴岛”，“特里顿岛”（Tritan Island）命名为“中建”岛。12月12日，赴南沙的接收组（麦蕴瑜为接收专员）在“长岛”登陆接收该岛后正式命名为“太平岛”。同时被命名的还有“中业岛”、“鸿庥岛”和“敦谦沙洲”，并在太平等岛屿重立国界碑。在太平岛上，还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派驻留守人员100多人，其中守军1个加强排，海军每2个月派舰运送一次给养，人员半年换防一次。1947年底，中国内政部正式核定中国南海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各岛沙礁滩名称，公布中外。1950年，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南岛后，国民党撤走南海诸岛驻守人员。1956年6月，台湾派兵驻守太平岛，重建“南沙群岛管理处”，以后改为“南沙守备区”，隶属台湾海军总司令部。九 汪伪海军的组建及其覆灭
　　
　　
　　
　　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其行政院下设海军部，体制和编制基本仿照原国民政府海军部，但是多设了一个顾问室，由日本海军少将级军官充任顾问，几名军官任助理，一切部务须经顾问室同意后才能实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野村中将通过中国留日海军军官李慧济，征求伪海军联谊社成员郑世璋、黄勋、何传滋、曾伟（李慧济，烟台海军学校第十八届航海生。伪海军联谊社系由留沪海军军官组成。郑世璋、黄勋、何传滋、曾伟为烟台海军学校第六届航海生）等人对部长人选的意见。他们认为以前海军部军械司少将司长林献炘（林献炘，留德学生，黄埔海军学校第八届航海生）为适宜。但林献炘称病婉辞，于是李慧济等人又改荐前海政司少将司长许继祥（许继祥，船政后学堂第十二届航海生）。但日伪都不满意，这主要是伪政权内部陈壁君的公馆派和周佛海之间争权夺利所致。公馆派坚持海军部长—职由陈壁君的妹夫褚民谊担任。褚是留法医学专业，与海军素无关系，周佛海坚决反对。公馆派也反对改派其他人。
　　
　　1940年3月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海军部长人选仍没有选出，只得决定由汪精卫兼任部长，凌霄任政务次长，许继祥任常务次长。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极力想谋得一部长席位，得知海军部长—职尚缺，即积极活动，得到日本海军顾问寺冈谨平、冲野中佐的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任援道又派徐沛（烟台海军学校第九届航海生）向李慧济、郑世璋等联谊社成员疏通，答应到职后在部中给予各位简任职位。5月30日，伪政府特派任援道兼海军部长。6月5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任命姜西园（姜西园原名炎钟，烟台海军学校第十五届航海生）为海军部政务次长兼中央海军学校校长。
　　
　　1942年8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将军政部（改陆军部）、海军部改隶属军委会。任援道继续担任海军部长。10月，设参谋总长（刘郁芬），辖管陆军、海军的2名参谋次长（许建廷为海军的次长），同时还任命萨福畴为海军部次长。1944年11月，汪伪政府调整军事机构，任援道改任伪江苏省省长，由凌霄代理海军部长（1945年1月15日任部长）。
　　
　　汪伪海军规模不大，设有4个要港司令部。伪海军部成立后，于4月17日把原梁鸿志的维新政府绥靖部长江水巡队司令部改为南京要港司令部，拥有2艘巡逻舰，2艘炮舰，许建廷任司令。7月，改任李赓熙为司令，陈杰为参谋长。后由尹祚乾担任司令。
　　
　　1941年3月下旬，伪海军部又在江阴建立海军要港司令部，以杨哲人为司令。
　　
　　10月，伪行政院任命鲍一民（鲍一民，系葫芦岛航警学校毕业，30年代初在青岛第三舰队担任巡洋舰副航海官、舰队参谋、教导大队长等职，后改任长江要塞守备队第一总队长，马当失守后，蒋介石追究责任，遂潜逃香港，又投汪伪。）为威海卫海军基地司令。1942年7月，改为华北要港司令部，设于刘公岛，鲍一民任司令，孟铁樵（孟铁樵，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曾任渤海舰队“江利”、“同安”舰长，长江要塞守备队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后投敌）任参谋长。辖有：威海卫基地队，司令李玉琨，下辖6个派遣队又7个排；烟台基地队，司令杨镜明，下辖3个派遣队又5个排；连云港基地队，司令马希瑶，下辖3个派遣队又5个排；海军练兵营，营长杨镜明兼，后由孟铁樵兼，副长罗世厚。要港司令部还辖“海祥”舰，“同春”运输舰，“海和”、“民德”、“日生利”炮艇，“掣电”、23号、24号汽艇。另有日本海军辅导部官兵20多人主宰一切事务，斋藤海军大佐任首席辅导官。
　　
　　广州要港司令部，系由原广东海军将领招桂章在日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1941年11月，伪行政院决定正式编为广州要港司令部，招桂章任司令。
　　
　　1943年4月，伪海军部在汉口设立基地部，任孟秀椿为司令，陈正望为参谋长。
　　
　　汪伪海军将维新政府的水警学校改为中央海军学校，并筹办了海军士兵训练所、水路测量局。海校设在上海高昌庙，任援道曾兼任校长，徐沛任教育长，聘日本海军军官为航海、轮机专科教官，其余教职员多以留日海军军官和退职旧海军人员充任。学校规章和教授方法全部仿日本海军土官学校模式，采取航海、轮机兼修制度，日文是必修课。1939年至1944年，伪海校先后招生6届，每届所招数量视当时需要和校舍条件而定。学生以高中毕业为合格，年龄18至20岁，学制3年。学习期间，伙食、被服、书籍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学生经考试合格后给予证书，然后派到“海兴”练习舰（原“永绩”号）上实习，或到日本军舰见习6个月，期满后派往各舰艇和伪海军各单位担任初级军官。第一届34名于1941年毕业，第二届120名于1942年毕业，第三届42名于1943年毕业，第四届38名于1944年毕业，第五届38名、第六届17名于1945年冬毕业后被遣散。
　　
　　汪伪海军依附于日本派遣军，全赖日本而生存。1940年5月，陈公博、褚民谊等一行到日本横须贺军港参观，要求日本协助其发展海军。12月13日，日军将缴获和打捞的中国海军“永翔”、“永绩”等9艘舰艇以及威海卫海军营房交给伪海军部，由姜西园次长前往接收。1942年4月1日，伪海军部召开重要会议，汪精卫亲自参加，在会上强调“要以智深勇沉之新精神，建立新海军”。除了这9艘舰艇外，日方还给伪海军6艘炮艇作为水上巡逻和学生教练使用。伪海军兵力不足1旅，共辖几十只小舰艇。
　　
　　抗战后期，汪伪海军内部不断分化，逃跑、反正、起义的官兵时有出现。1944年11月5日，刘公岛基地队和练兵营600多人在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和连城、毕昆山（均为练兵营教练班上士班长）等人的率领下发动武装起义，击毙威海卫基地队上校司令李玉琨等军官，打伤伪华北要港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孟铁樵和日军辅导官滨川大佐。随后，起义人员驾驶“日生利”、“东海”、“同春”、23号共4艘舰艇开往山东昆崙县双岛港西海岸登陆，加入了八路军。11月10日，伪海军龙须岛派遣队67名官兵也在中尉队长丛树生的率领下光荣起义，于12月初到达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刘公岛起义部队会合，组成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郑道济任支队长。
　　
　　1945年8月，汪伪海军投降，由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和各战区分别受降，伪海军舰艇、学校、要港司令部等机关被接收，人员录用了一批，其余被遣散。
　　
　　抗战胜利时中国海军序列（1945年8月）
　　
　　海军总司令部
　　
　　第一舰队：炮舰“楚观”、“楚同”、“楚谦”号，运输舰“克安”号
　　
　　第二舰队：炮舰“永绥”、“江元”、“民权”号，浅水炮舰“英德”、“英山”、“英豪”、
　　
　　“美原”、“法库”号，炮艇“威宁”、“义宁”号，鱼雷艇“湖隼”号
　　
　　闽江江防司令部
　　
　　陆战独立旅
　　
　　第一布雷总队
　　
　　第二布雷总队
　　
　　第三布雷总队
　　
　　第四布雷总队
　　
　　粤桂江防布雷总队
　　
　　宜巴要塞第一总台、第二总台
　　
　　巴万要塞第三总台、第四总台
　　
　　瓯江炮台
　　
　　海军学校
　　
　　海军练营
　　
　　水鱼雷营
　　
　　马尾造船所
　　
　　修械所
　　
　　第一工厂
　　
　　第二工厂
　　
　　第三工厂
　　
　　南京医院
　　
　　马尾医院
　　
　　荣誉官兵休养所第五章 民国海军的重建
　　
　　一 陈诚、桂永清入主海军
　　
　　陈绍宽被挤出海军 桂永清的整治和倒桂风潮
　　
　　二 中央海军训练团与接收英美援舰
　　
　　中央海军训练团 赴英接舰
　　
　　参加同盟国胜利大游行 接收美舰
　　
　　三 海军机构改组与舰队重建
　　
　　四 投入内战
　　
　　封锁解放区沿海 参与东北内战 兵败长江
　　
　　退守上海 设防长江口
　　
　　五 前线起义 驶向光明
　　
　　六 沿海争夺 兵溃台湾
　　
　　抢运人员物资 沿海岛屿争夺战
　　
　　七 尾声
　　
　　
　　
　　
　　
　　
　　
　　
　　
　　第五章 民国海军的重建
　　
　　
　　
　　一 陈诚、桂永清入主海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一面积极筹划内战，力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一面在内部继续打击和分化其他派系。
　　
　　夺取闽系海军领导权，是蒋介石早就期望并在抗战期间已着手进行的。抗战结束时，蒋介石严格限制海军的接收，控制日本降舰、英美赠舰和赴英美人员，使闽系重振海军、恢复实力的计划不能实现。之后，蒋介石便公开夺取海军大权，重组海军。
　　
　　
　　
　　陈绍宽被挤出海军
　　
　　
　　
　　陈诚为蒋介石嫡系将领。戴笠死后，他禀承蒋介石的旨意于1945年9月1日在军政部下设海军处，以从闽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实力派人物周宪章为副处长，以在中央训练团受过训的海军军官为骨干，专掌海军行政、教育、训练和建造等一切事宜，审批海军总司令部公文，以此从陈绍宽手中夺权，削弱闽系力量。
　　
　　1945年春，陈诚乘陈绍宽赴美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之际，把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改编为陆军，原有官兵大部遣散回籍。陈绍宽回国后，局势对他极为不利。但他仍竭尽全力维持，不顾一切地派人去接收日本舰艇，以恢复海军实力。然而陈绍宽处处受到挟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开德率舰来沪时，陈绍宽设宴招待，并邀请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军委会随即通知海军总司令部，以后宴请美国大使和司令级官员，须经军委会批准方可举行。11月，美国海军顾问团的4名上校军官来华，陈绍宽特意在南京国际饭店设宴欢迎，指派曾国晟等4名海军上校作陪，并亲自在饭店迎候。可是开宴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客人还没有到。陈绍宽命人打电话催请，美国海军顾问谢道：“有事不能来。”11月中旬，军委会令陈绍宽派海军“长治”号等舰艇开往渤海，堵截八路军从山东半岛渡海到东北。陈绍宽借口军舰需要修理，并请拨油费，从上海乘飞机到了厦门，又乘“长治”舰到台湾左营军港视察。蒋介石闻报后极为震怒，立即电令陈绍宽返渝，陈绍宽到左营的第二天就飞回重庆，遭到斥责。
　　
　　这时，美国驻华海军顾问团团长莫雷少将抵沪，陈绍宽趁机摆脱困境回到上海。12月，陈绍宽的少数亲信将领感到处境不妙，私下劝陈激流勇退。陈绍宽也认为是应该考虑了。12月下旬，蒋介石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把海军处扩大为海军署，陈诚兼任署长，周宪章（1897年生，安徽当涂人。先后毕业于吴淞海军学校航海班、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朴茨茅斯海军学校。历任艇长、参谋主任、总队长、副处长、副署长，1946年6月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任副署长，接收海军总司令部及其业务。陈诚派周宪章率陆军警卫连把海军总司令部包围，先缴了海军警卫连的械，然后召集海军总司令部所有官员点名训话，把将、校、尉级军官分别隔离软禁，并下令所有军舰就地待命，各造船所、要港等单位物资器材等侯处理。28日，陈绍宽接到军委会撤销海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后，愤愤地搬到南京下关扬子饭店。元旦过后，周宪章通知陈绍宽正式移交，陈绍宽无奈，由饭店步行到海军总司令部参加交接仪式。从此再也不理军务。一个月后，蒋介石抵南京，派人请陈绍宽晤面。陈绍宽听到消息，当天就离开了南京，回到家乡福建闽侯南郊胪雷。
　　
　　1946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实行军事改制，取消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设立国防部，把海军署重新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周宪章任海军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桂永清从英国赶回后，经过多方活动，于9月14日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10月16日，海军总司令部正式在南京成立。
　　
　　
　　
　　桂永清的整治和倒桂风潮
　　
　　
　　
　　桂永清，字率真，江西贵溪人，1901年1月17日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队毕业，后上陆军大学第九期，又被派往德国学习步兵专业，为陈诚的心腹。桂永清是陆军中将，与海军素无渊源，出长海军不仅是蒋介石、陈诚的旨意，而且也是海军内部派系互相角逐倾轧的结果。
　　
　　当海军署取代旧海军总司令部时，经费比陈绍宽时代增加了近10倍，但陈诚并不屑于入主海军，而培植的周宪章和魏济民又各自培植势力，互相争斗，青岛、电雷、黄埔等系则在旁观望。青岛系静观时局，认为非抬出一个稍有声望的、但又与国内关系不多的人出掌海军，否则不足与周、魏抗衡。青岛系通过驻英武官宋锷（宋锷，字敬明，湖南湘潭人，1902年2月8日生。烟台海校第15期航海班毕业，历任航海员、队长、副长、主任、参谋、科长、教官、武官、处长等职）选中了在欧洲担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桂永清。
　　
　　桂永清上台后，竭力排斥其他各系，培植自已的势力。陈绍宽的闽系遭到彻底排挤，曾以鼎、李世甲都得不到重用，青岛系的地位却提高了。宋锷被桂永清任命为第三署（负责计划、作战）署长。1947年5月，海军总司令部军官佐属现职编制的514人中，闽籍仅92人，由陈绍宽时代的近80%下降到18%。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籍的猛增，直辖重要署、处全被非闽系掌握。
　　
　　由于桂永清纵容青岛系，所以该系常给周宪章制造麻烦。周宪章自知势弱，遂抬出马尾系的旗帜号召旧闽系团结一致，维护闽系的实力地位。周宪章曾是马尾海校训育主任，旧闽系的青壮年军官均是其先后期同学和学生，魏济民、林祥光、高如峰等闽系实力派，为了稳住闽系，保住自己的实力，也拥护以马尾系为旗帜团结起来。1947年4月，高如峰担任了海军副参谋长。桂永清看到一时难以消灭海军内部派系，就顺势让其存在，使马尾、青岛、电雷和黄埔四系鼎立，互相牵制和消耗。
　　
　　闽系虽然地位有所改变，但对于从海军统治地位跌落下来是不甘心的。周宪章、魏济民（上海海军指挥部负责人）、林祥光（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主任）、高如峰（台澎要港司令）等人开始暗中串通，积极收集桂永清的材料，发起了倒桂活动。
　　
　　1946年夏，周宪章派军学司司长欧阳宝、航政司司长陈书麟等3人赴青岛，以视察为名，暗中进行秘密联络。到达的当晚，就在林祥光家密商，要联合起来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申诉，推倒桂永清，拥陈绍宽出山，或请李世甲上台，进而重振闽系势力。接着，林祥光派亲信郑昂去上海与魏济民联系，又密约高如峰一致行动。
　　
　　桂永清在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安插的政治处长陶涤亚，系原国防部第二厅政治处主任，以陆军少将衔奉桂永清之命来青岛训练团搜集情报，监视海军官员活动，尤其是注意林祥光的马尾系。陶涤亚手下不少是军统人员，他们买通了军需课股长王廷模，得知林祥光、郭鸿久、郑昂等人的秘密活动和利用渔船捕捞海产，进行集体贪污的情况。这些材料马上被密报给了桂永清。
　　
　　周宪章、林祥光等人也加快了步伐。1947年2月，林祥光以为陈宏泰祝寿为名，在青岛饭店邀请驻青岛的各舰长刘孝鋆等10多人，以及训练团的参谋、副官赴宴。会上商定要推倒桂永清，拥护李世甲出任海军总司令。刘孝鋆等人写了一封联名信交给林祥光带到南京转呈周宪章，向最高当局控告，然后各地海军响应。桂永清得到消息后，立即借“渔案”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林祥光在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被扣押，搜去信件，交军事法庭审讯。随后，桂永清派专员赶到青岛逮捕了郭鸿久，并调查“渔案”详情，宣布由陈赞汤暂代中央海军训练团主任一职。郑昂得到风声逃到香港。
　　
　　桂永清压下了倒桂风潮后，大肆排斥异己，任用亲信，用明升暗降、委以虚职的方式，调离了一批掌实权的马尾系官员。至此，闽系海军终于结束了自己在中国海军的统治地位。1948年8月18日，桂永清正式就任海军总司令。二 中央海军训练团与接收英美援舰
　　
　　
　　
　　中央海军训练团
　　
　　
　　
　　建立中央海军训练团，是蒋介石继续瓦解闽系以及其他派系海军，进行中美合作，建立嫡系海军的一个有力步骤。训练团由蒋介石亲自管辖，一切经费开支部由国民政府直接拨给。有关训练团情况的旬报、月报等材料直接报告蒋介石，并抄送海军总司令部。
　　
　　1945年11月初，美国政府借口保卫在西太平洋的权益，派遣第七舰队的军舰进泊青岛海面，并以援华赠舰的名义派出海军顾问团驻青岛，专门培训国民党海军人员，主要是训练驾驶登陆舰艇的技能。于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在青岛成立了CNTC——中央海军训练团，直属军委会。先由海军总司令部派青岛海军办事处长唐静海兼理筹设，不久，蒋介石把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林祥光调回，充训练团主任，以便于自己掌握和与美海军顾问团更好的合作。
　　
　　1946年元旦一过，林祥光偕同参谋郑昂、副官刘钧培（江西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和从上海挑选的机要秘书陈庭椿一行4人，乘坐美第七舰队军用飞机．由上海飞抵青岛。美国海军顾问团梅布莱尔等已先期到达，他们直接受命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顾问团首席顾问是基廷上校，还有几名中、少校军官，以及中国派出的职员。顾问团权力很大，可以干预训练团的一切事务，林祥光必须秉承顾问团的旨意办事。
　　
　　1946年1月，林祥光通过军委会电饬抽调抗战期间分散在各地的海军人员来团受训，并抽调马尾海军训练营（营长叶可钰）副营长陈赞汤（林祥光的留英同学）接管训练团副主任邓兆祥的职务。聘请刘启元（林祥光的姐夫）为主任秘书，陈武大（海军宿将陈兆铿之子，福建人）为机务股长，以及技士、练兵等数百人，由陈赞汤统率乘训练团派去的登陆舰从福州到青岛报到。随后美国10多艘中小型登陆舰艇陆续到达青岛。林祥光又通过海军署向江阴、广州、马尾海军训练营和其它各处调集官兵5、6百人，于3、4月间陆续到达青岛。
　　
　　训练团设在青岛海阳路。正副主任下设秘书、参谋、副官3室和教育、训练、机务、军需、编辑、总务6课。秘书室由刘启元负责，参谋室由郑昂负责（兼任军需课长），副官室由刘钧培负责；训练课长由邓兆祥兼任，邓调走后由编辑课长郑海楠兼管；机务课长林刚，总务课长郭鸿久。课室人选基本上由马尾系担任，课下设股。后又增设政治处，桂永清任命陶涤亚为处长。全团机关人员百余人，政治处就占了40多人，是最大的机构。陶涤亚奉桂永清之命，与林祥光的马尾系抗衡，企图把持一切，周宪章、林祥光等人则排斥陶涤亚的势力，矛盾与日俱深，这一点在前边—节中已详述。
　　
　　海军训练团的装备，除部分从日本接收外，其余的通讯仪器、雷达、机械等均由美第七舰队提供。登陆舰艇人员都按准备接收的舰艇编制人数，从中国海军中挑选官兵参加训练。所有挑选出的成员均由林祥光、周宪章过目审定。通过广泛搜罗海军各派系人员，再经过培训拉拢，以充实所谓“新海军少壮派”的力量。
　　
　　美国海军顾问团制定了快速训练中国海军的方案，采取了“一对一”的训练方法，即以美国舰长教中国舰长，轮机长教轮机长，士兵教士兵，先在陆上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然后让受训官兵登上美国舰艇实际练习驾驶、停靠等操作方法，尽快掌握操纵技术。舰艇经常在中国海域和内河航行，并进行登陆演习，最后经过一次独立远航考核结业。这样的训练方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训练出较多的技术人员，以满足国民党海军急待接收美国赠舰的需要。但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训练以技术科目为主，战术科目，特别是合成战术科目没有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海军的作战能力。
　　
　　1946年7月初，第一批官兵经过3个月的训练结业，美国开始移交4艘舰艇。这些舰艇与驻青岛的“长治”舰（舰长傅成，后由刘孝鋆接任），以及随后开来的“咸宁”（舰长林葆恪）、“永绩”（舰长赵梅卿）舰巡弋于青岛、连云港、秦皇岛、旅大之间。后来，林祥光又接收一批旧舰艇以及万吨级油船“峨嵋”号。这些舰船，都划入林祥光的势力范围，与南京、上海、台湾互成犄角之势。
　　
　　为了把登陆舰艇投入内战，美国海军顾问团又陆续调来了许多顾问加紧训练。到1947年1月，共训练出2000余名海军官兵。1947年春，美国海军顾问团从训练团撤离，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与上海海军军官学校合并，成立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抗战期间，电雷学校、广东黄埔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先后停办，只剩下马尾海军学校。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下令马尾海校停办。1946年6月，另在上海高昌庙成立了海军军官学校）。该校设学兵总队和军官队，首任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后为魏济民）。1949年2月，学校迁到厦门。9月，又撤至台湾左营。
　　
　　
　　
　　赴英接舰
　　
　　
　　
　　根据1944年中英两国政府的协定，由英国出舰，中国出人，组成舰队加强对日作战。可是到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才向国民政府赠送和租借了11艘舰艇。
　　
　　赴英学习的海军官兵，是整建委员会在国统区内公开考选的来自各海军学校的毕业生、海军官兵和青年军。后来又扩大范围，从地方大学生、高中生以及原汪伪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中考选。前后考取2000多人，组成“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第一批赴英官兵90人，1944年初到英，1946年春接收“伏波”舰及8艘巡逻艇回国。第二批是1945年由重庆出发到英国学习的。第三批规模最大。在宁沪渝等地考取400多人（其中有南京市一些中学推荐的高中生）。1946年4月份举行考试，5月份入学。先在南京集中军训，再送到上海学习（包括英语）。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11月19日在吴凇口登上英国万吨级油轮“玛格丽特皇后”号，12月上旬抵达英国朴茨茅斯。
　　
　　对接舰工作，中英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学兵们被分配到英国皇家海军的鱼雷、枪炮、轮机、通讯等专科学校分别学习，学一科，考一科，再上舰实习，最后集中到“重庆”、“灵甫”2舰综合演练。1948年5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朴茨茅斯军港举行军舰交接仪式。英国皇家海军福莱塞上将和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邓天锡分别代表本国签字，1000多名海军官兵参加了仪式。26日清晨，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上校、“灵甫”号舰长郑天杰中校率领下，2舰从朴茨茅斯港启航回国，途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航程1万多海里，战胜2次八级以上风浪，于8月23日到达上海。24日中午，抵达南京下关江面。
　　
　　“重庆”号原名“震旦”号，是英国皇家海军以“Aurora”命名的第八艘军舰，属轻型巡洋舰。英国科里斯茅斯造船厂制造，1936年9月20日下水，排水量5274吨，配有152毫米双联装主炮3座，102毫米四联装副炮2座，还装有高射炮、机关枪各8门（挺），鱼雷发射管2座，雷达、声纳装备齐全。满员编制65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舰先后转战于北海、大西洋、地中海等地，击沉德意舰船42艘，重创9艘，在同型军舰中名居榜首；并曾两次作为英皇坐舰，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的“功勋巡洋舰”。该舰赠送给中国后，蒋介石为了纪念陪都重庆，命名为“重庆”号，国民党把它喻为“中国海军的新生”。（“重庆”号赠送给中国，是作为抗战期间英国征用中国的6艘海关巡船，即“崇新”、“荷新”、“德新”、“费新”、“海会”、“海平”号的抵偿）
　　
　　“灵甫”号原名“孟迭普”（Mendip）号，是英国皇家海幂“猎取级”（Hunt Class）护航驱逐舰，1940年下水，排水量907吨，装备有枪炮、雷达、航海、电讯、防潜等仪器设施，定额编制165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编属皇家海军第二十一驱逐舰队，曾击沉击伤德国舰艇多艘，并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英国政府为了拉拢国民党，将该舰租借给国民政府，借期5年。蒋介石为了纪念1947年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战死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而命名。
　　
　　第四批赴英学习的海军官兵，由在赴英学习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继续留在英国学习潜艇技术，准备接收英国赠送的2艘潜艇。1949年3月，英国政府以“重庆”号巡洋舰官兵起义为由，停止交付潜艇，在英学习的海军官兵全部遣返回国。
　　
　　
　　
　　参加同盟国胜利大游行
　　
　　
　　
　　1946年，为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胜利，英国政府决定邀请各同盟国的军事领导人及武装部队的代表于6月8日在伦敦举行规模盛大的胜利大游行。应邀参加游行的国家，除了中、美、英、苏、法五大国外，还有印度、伊拉克、波兰、荷兰、加拿大、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46个国家的代表。按东道国规定，五大国各派遣72名武装部队代表，海陆空军各24名，三军各1名掌旗官；其他国家各24名，海陆空军各8名。
　　
　　中国代表是从赴英学习的第一批学兵中挑选的，多为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肄业学生。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负责游行事宜。
　　
　　游行前夕，英王乔治六世、玛格丽特王太后、伊丽莎白王后、伊丽莎白公主（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在政府首脑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各国临时驻地的营帐巡视。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步行来到中国队列前面，向中国官兵讲了话，并很高兴地与全体中国代表一起摄影留念。
　　
　　6月8日，英国伦敦举行了纪念胜利大游行。检阅台设在市中心“林荫”，台上有英王和皇室其他成员，英国首相艾德礼和内阁所有成员，上下议院议长，国会代表，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各国军政要员邱吉尔、蒙巴顿、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戴高乐以及中国代表桂永清等人。
　　
　　上午八时，检阅游行开始，队伍从海德公园出发，美、中、法依次前进，其他各国按英文字母顺序跟进，英国队伍殿后（苏联没有参加）。中国官兵身着蓝呢水兵服，帽绣“中华民国海军”，在领队赵志麟海军中校及3名掌旗官的引导下，以8人排成横列式，9行组成一个方队，荷枪整齐地前进。途经白金汉宫、国会大厦、政府所在地白厅、特拉加广场、威斯敏特大教堂（历代英国帝王加冕于此）、大理石拱门等闹市区，受到英国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游行历时4个小时。中午，队伍又回到海德公园驻地休息。成百上千的英国男女青年拥到营帐内外，要求中国官兵签名并合影。大家忘记了疲劳，尽情地谈笑跳舞直至深夜。
　　
　　
　　
　　接收美舰
　　
　　
　　
　　中国接收美舰的工作，早在抗战时便开始着手进行。在赴美接舰的同时，有1100名官兵到达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受训，后又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修船和进行战术训练3个月。1946年4月1日，由驻美海军副武官林遵率领“峨嵋”（旗舰，舰长梁序昭）、“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宁”、“永泰”、“永兴”9艘军舰回国，于7月21日抵达南京。
　　
　　1946年7月16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援华海军法案》（即“512号公法”），授权杜鲁门总统向中华民国政府援助271艘舰艇。从此，大批美国舰艇被国民党海军接收。
　　
　　1946年7月，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第一批受训官兵结业后，美国通知办理赠舰手续。林祥光立即上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指示这些赠舰命名要有中美合作的意义。训练团组织人员进行了一番研究，决定以“中”字冠首，下配“海权鼎兴”四字。第一批接收的4舰分别命名为“中海”、“中权”、“中鼎”、“中兴”，以后赠舰命名的第一字，分别冠以“美”、“联”、“合”等（“中”字号为原美国坦克登陆舰（LST），“美”字号为原美国中型登陆舰（LSM），“联”字号为原美国步兵登陆舰（LSIL）或支援登陆舰（LSSL），“合”字号为原美国坦克登陆艇（LCU或LCV））。
　　
　　移交仪式在青岛码头举行，“中海”、“中权”两舰张灯结彩，许多中外来宾应邀前来参观。美国首席顾问基廷代表美国政府，林祥光代表国民政府签署移交文件，然后2舰鸣炮降下美国海军旗，升上青天白日旗。
　　
　　在此期间，美国海军柯克上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和桂永清等军政要员接踵到青岛视察和部署。随后，林骧光又接收了“中训”、“中练”2舰和9艘“美”字号登陆舰。
　　
　　国民党海军接收的美国舰艇数量大，类型杂，多是美国海军淘汰的旧舰艇，分散在太平洋各岛屿。象“太和”、“太仓”2舰，是1948年9月下旬，由何乃诚、孙苏率125人到美国诺福克基地接收。在基地港湾里，停泊着30多艘已经报废和快要报废的舰只，美方让中国海军自己从中挑选2艘，拖去修理，修好后再移交。
　　
　　美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几乎都是战后剩余的，大部分是中小型登陆舰艇，仅可在沿海活动，不能驶抵远海。一些舰艇不适用于海军，接收后，只好给其他部门使用，还有7艘舰艇损坏严重，根本无法接收。这些舰艇从燃料到零配件以及炮弹，都依赖从外国购进。当时英国决定向中国赠送“重庆”号巡洋舰和2艘潜水艇，美国政府得知曾表示抗议，认为太平洋防务应由美国负责，英国不应有此一举。
　　
　　接收美舰工作，一直到1949年还没结束。国民党军溃退台湾后，美国还继续援助了“汉阳”、“南阳”等舰（“汉阳”、“南阳”号均为驱逐舰，排水量1620吨，但舰上的鱼雷发射管和对空识别器没有移交给台湾国民党海军）。三 海军机构改组与舰队重建
　　
　　
　　
　　国民党海军组织改制，是从陈诚、桂永清当政后逐步开始的，到1947年3月，人事、组织机构、部队等编制体制基本整理完毕，各派系势力被分化打击，日趋瓦解。
　　
　　桂永清为此全面总结说：海军政令，因过去政局与派系的关系，一向是呈现着分歧割裂的现象。所以几十年以来的海军，从无统一基础之可言。政府对此种各自为政的分割局面决不容许继续存在于今日，经严加整饬后，现在自南至北，不论对海军任何机构，海军政令是绝对统一而贯彻的……。
　　
　　陈诚、桂永清等人为了统一海军，由上而下地进行海军“改革”，先是有计划地撤销海军总司令部和军政部海军处，成立海军署，在上海设立舰队指挥部；然后，随着国民党所谓国防体制改革，又在其海军署基础上改组为海军总司令部，撤销海军署和上海舰队指挥部。
　　
　　新成立的海军总司令部，除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外，下设总司令办公室、研究委员会、6个署、8个直辖处和1个统计室。
　　
　　同时，海军把原派驻华北、华东、华南和闽台的海军接收专员（华北为佘振兴少将（驻青岛），华东为曾以鼎中将（驻上海），闽台为刘德浦少将（驻厦门），华南为刘永浩少将（驻广州））撤销，划为4个海军基地司令部，分设于上海、青岛、左营、广州（后改为海军军区司令部）。在所辖区内的战略要点分设巡防处。海军基地（军区）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停泊在本区海域内舰艇的安全，协调本区内各专业机构的工作为舰队服务，代表海军与地方政府和其他军兵种联系、协调，对区域内的舰艇负有提供物质技术保障的责任。但对舰队的行动，军区（基地）无指挥权。
　　
　　为了适应海军的统一和正规化，对军官、士兵以及造械、造机、电工等技术人员的各种培训也分别进行了改制，统一厘定了以往各海军学校毕业生的学资，建立统一的人事制度。海军总司令部特令原马尾、青岛、电雷和黄埔等海军学校学生推举代表黎永年、郭秉衡、杨维智等10多人参加了部组织的讨论会（1948年3月19日至21日召开），征求各方意见，然后由制定各校每届学生毕业和起资年度，化除校别，换发统一分年证书，合并海军学校。凡属军官培训，均集中在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士兵培训，集中在左营海军士兵学校，其他技术人员的培训在上海海军机械学校。为进一步消除地域观念，从1947年度开始，各校招生实行分省定额，还从陆军调来一些人员担任海军机关的警卫等工作，把一部分原海军人员改为江防要塞守备队，再从地方招收一些新兵充实海军，形成了陆军调来的人员主管人事、财务权，海军人员掌握技术，操纵舰艇。这样，原有矛盾调和了，新矛盾又产生了。
　　
　　1947年春，海军又恢复了陆战队。9月16日，在上海建立了陆战队第一大队。次年2月，在河南组建第二大队、学生大队。不久，把2个大队合并为第一团，并在马尾成立第二团。1948年9月，又合为陆战队第一师。后来，又成立第二师，并设立了陆战队司令部。
　　
　　1947年3月，海军总司令部重新制定了《海军现职军官阶级调整办法》、《海军官佐晋级考核办法》、《海军官佐任职》、《海军官佐平时考核暂行办法》和《海军官兵征募补充进级考核奖惩暂行办法》等制度，以便把海军的军令、政令、训练等权事统一集中起来调度指挥。
　　
　　因战后舰艇的大量增加和军政统一的需要，国民党海军把原来各舰队重新统一编组，分任各事，权力集中于总司令部。
　　
　　整编后的海军，设立4个舰队，即海防第一、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运输舰队，还有几十个炮艇队，分别驻防沿江沿海各地。舰艇428艘，编入战斗序列275艘，排水量194300吨，官兵4万人。舰队的行动由海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可根据需要调各舰队到任何海军军区的海域内行动。但各舰队编制不稳定，时有变动。到1949年5月，舰艇大量减少，海军总司令部只编有海防和登陆2个舰队。
　　
　　1946年，国民党海军通过整顿，逐步恢复了舰艇修造能力，在上海、青岛、榆林、马公、黄埔、大沽各处设海军造船所，各巡防处所在地均设海军工厂。除少数几个厂外，其余各厂都有不同程度的修理舰艇能力，但有造舰造艇能力的，仅有江南造船所和青岛造船所。

荣誉叫做忠诚

四 投入内战
　　
　　
　　
　　封锁解放区沿海 参与东北内战
　　
　　
　　
　　抗战结束后，中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国民党顽固坚持内战政策，积极酝酿内战，重新组建的国民党海军也不可避免地被投入进去。
　　
　　内战开始前后，国民党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封锁渤海，切断山东和东北两大解放区之间的海上交通，配合美军舰艇运送大批陆军到内战前线作战。当时国民党军的主力都在西南地区，蒋介石在美军的帮助下，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运送，一方面命令海军配合陆军抢占烟台、威海等地，派军舰前往渤海实施封锁。1945年11月，蒋介石、陈诚令陈绍宽派“长治”号军舰封锁山东海面，阻止中共军队渡海。1946年1月下旬，蒋介石召见负责山东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时强调说：“山东很重要，青岛又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我们必须控制……，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只隔一海峡，由烟台、龙口等地乘船，以—夜的时间就可以到旅顺、大连。共军可能利用船只调动军队支援东北。要注意侦察，如发现有运兵的情况，我们就增派海军驻长山岛堵截他们。”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海军全部投入了战争。海军组成北巡第一舰队（司令刘孝鋆），直属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配合东北国民党陆军作战。除了运送兵力、给养和封锁海上交通外，还经常以舰炮攻击辽西、辽东的解放军。
　　
　　同时，国民党海军还加强东南沿海巡逻，围攻舟山海上人民武装和海南岛游击队。1946年5月，海军派8艘军舰配合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进攻长江以北解放区，连日把开抵南通的四十九军以及军火运到靖江的斜桥、天生港一线。到7月15日，苏北战况日趋激烈，汤恩伯指挥的5个军，分别从徐州向南，蚌埠向东及长江北岸南通、扬州一线向北夹击解放区；空军派出第五大队负责侦察轰炸；海军派舰一部在苏北沿海巡逻，封锁海面，一部在江阴、镇江一带掩护陆军登岸，以炮火支援陆军进攻，打算一举消灭苏北解放军主力，占领整个苏北，打通津浦路。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集大批舰船、飞机运送军队，以5个军15个师的兵力，分东、中、西三段配合攻击胶济路一线。美国也采取配合行动，于6月12日宣布驻青岛美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军队联防，美军接管国民党海军守港，国民党海军舰队进攻胶东一带解放区，战事日趋激烈。
　　
　　194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又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第一兵团，以范汉杰为总司令，调集海军、空军协同，发动“九月攻势”，再次大举进攻胶东，攻占并封锁渤海各港，切断华东与华北两解放区的海上联系，将华东解放军主力压迫至胶东顶端。8月21日，国民党军占领胶东羊角湾，海军切断解放军海上补给线。26日，海军运送兵力在山东半岛南岸石臼所登陆。30日，各路会师日照，攻占诸诚、莒县，海军将渤海、黄海全部严密封锁。到9月24日，站稳脚跟的国民党海陆军一起向烟台推进，连续占领了龙口、栖霞、黄县、蓬莱、福山。10月1日，海陆军占领烟台，接着又攻占南长山岛、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当阙汉骞指挥的整编第五十四师进至海阳时，遭解放军山东兵团优势兵力的包围，增援的整编九师被阻击在桥头、金口。桂永清急率海军“峨嵋”、“美亨”、“长治”、“中练”、“太原”、“美乐”等舰从海上支援，抢运全部被围官兵至青岛，才免遭全歼。
　　
　　东北战区，国民党军也很被动。陈诚重新调整了在东北的海军，由东北“剿总”指挥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梁序昭），加强海上运输，配合陆军进攻。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在辽河口一举俘获了国民党军队的2540吨的“北极一号”船和1艘3500吨的登陆舰。陈诚指挥的东北局势日益恶化，到1948年春，东北国民党军只占据着长春、沈阳、锦州、营口等几个孤城，陆上联系断绝。蒋介石电令赴英接收的“重庆”、“灵甫”2舰马上回国，从海上增援东北，并免去陈诚的职务，由卫立煌接替。
　　
　　1948年9月，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首先进攻东北咽喉要地锦州。9月30日，蒋介石亲赴北平指挥。10月3日，傅作义命令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迅速开往葫芦岛，向锦州增援。桂永清立调海军2艘美制登陆舰和1艘中型轮船往返于秦、葫之间运送，10月9日全部运到。
　　
　　10月3日，海军参谋长周宪章登上在吴凇口停泊的“重庆”号巡洋舰，下达了北上的紧急命令。“重庆”舰经过1天多的航行抵达塘沽。5日下午三时左右，正在塘沽视察的蒋介石在桂永清等人的陪同下，乘交通艇登上“重庆”舰，进入上层甲板的司令舱，下令开往葫芦岛。蒋介石通过舰上播音器，手持《军人守则》，对全舰官兵进行打气。6日，军舰驶抵葫芦岛。当晚，蒋介石在岸上宴请前线的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同时指令桂永清和舰队司令马纪壮调集军舰和商船，加紧向葫芦岛运兵，以舰炮轰击阵地，特别指示要使用152毫米主炮，彻底摧毁解放军塔山防御工事。然后，蒋介石在舰上看看摸摸，发现白手套上有灰。吃晚饭的时候，蒋介石当着许多将领的面，狠训桂永清一顿。舰到塘沽港后，蒋介石又返回北平。
　　
　　“重庆”舰返回葫芦岛后，在港外浅海地带，舰尾舰首同时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固定，其它舰也作好了准备。10月10日拂晓开始发炮轰击塔山阵地，并掩护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的3个师向塔山一线进攻，第二天拂晓到达的六十二军也投入战斗，战况十分激烈。经反复攻击，到13日晚仍未拿下塔山。于是，又求助海军炮火掩护。海军联络员进一步测量了地形，目标仍定在有效射程内的塔山。14日晨五时，海军以大口径舰炮猛烈轰击，一直到六时，“重庆”舰上的炮弹全部倾泻在塔山上。独九十五师在严厉的督战下，发起疯狂的进攻，9次突入阵地，但均被一一击退。到15日中午，因伤亡惨重，只得停止攻击，海军组织舰船从葫芦岛和锦西县城运送出伤兵3000多人。当晚，海车又把北平的战车队运送到葫芦岛增援。
　　
　　15日晚，东北解放军经过26小时的激战，终于攻克锦州，生俘范汉杰。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非常伤心，他对杜聿明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3个军加上优势海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未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20发24生的炮弹。”“重庆”舰的炮弹是非常昂贵的，全部靠从英国购进，每弹价值够当时一个中国工人吃一年。
　　
　　面对着锦州失守，长春被克，沈阳被围，20多万军队面临被歼的危险，杜聿明找桂永清商量用军舰运送部队从海上撤退。桂永清下令海军全力配合。于是，“重庆”、“峨嵋”、“太平”、“太康”等舰艇，以及大量征用的民船，纷纷云集各海港抢运物资，运输兵力，并由舰上的海军负责破坏锦西水塔、码头等设施。
　　
　　盘踞在辽阳、鞍山一带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抢占营口后，急电南京派舰船抢运撤退。10月27日蒋介石已电令海军立即组织协助。3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追至营口，在城北马上向五十二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进攻。黄昏时分，马纪壮率领2艘军舰赶到营口，告诉刘玉章其它登陆艇、商船正在葫芦岛装卸货物，明日赶到。第二天，大批舰船抵达营口港外，正赶上落潮，船靠不上码头。这时，解放军已把营口团团包围，一部已攻入市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1月1日上午，几艘登陆艇和1艘商船乘涨潮立即靠岸，五十二军在晚上分批登船。2日清晨，又遇到涨潮，舰船开走，没来得及撤退的14800多官兵被全歼。解放军迅速组织炮火向撤退的舰船轰击，击沉运输舰1艘，军用商船22艘，国民党军官兵落水淹死3000余人。上午，刘玉章等人登上“重庆”舰。桂永清坐镇舰上下令用机关炮把葫芦岛及其附近的航标、灯塔全部击毁，并向岸上开炮，甚至连海上遇见的民用小船也不放过。至11月9日，国民党海军把在葫芦岛、锦西的10多万部队全部撤走。随后，“重庆”号等舰又赶到烟台抢运物资，抽调部分官兵乘车到市区炸毁工厂设施。
　　
　　东北丢失后，平津大战不可避免。蒋介石让傅作义撤走的计划落空后，只好同意傅的“依托美援，保持津口”的观望战略，编成海军渤海舰队，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支援塘沽，保证海口。1949年1月，天津解放，北平被围。守卫塘沽的部队惊慌失措，决定放弃海口。在海军大批舰艇的抢运下，5万多人大部撤走。
　　
　　至此，国民党海军除了占据着青岛以及长山列岛、刘公岛等海上岛屿外，全部从北方海面撤到长江及其以南一线。
　　
　　
　　
　　兵败长江
　　
　　
　　
　　长江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它不仅是沟通中国东西部交通的大动脉，而且也是南北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海军在抗战中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舰艇奉命驶出川江，除了运送军政要员接收、抢运敌伪物资外，还要封锁长江，阻止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活动。1946年，国民党海军对长江加强封锁，把江南部队加紧运到江北，并重新编组海军舰队，成立了江防舰队和吴凇、江阴、江宁、湖口等要塞，在镇江、岳阳等要地还配备了炮艇队。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抢渡黄河，迅速挺进临近长江的大别山，象一把钢刀插入蒋介石的腹地。蒋介石急忙从陕北、山东战场收缩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33个旅“围剿”大别山。9月8日，蒋介石命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飞赴九江视察江防。14日，又训令要以“相当数量”的海军封锁长江上游交通。随着战局的变化，到了1948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海军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长江防务问题。30日，蒋介石召见桂永清，一起策划对长江沿岸以及江面的防务措施。
　　
　　11月下旬，淮海战场黄伯韬的第十三兵团（原文如此）被全歼，解放军两大主力渡江势在必行。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开始具体部署长江防御作战计划，实施海陆空立体防守，调海军主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集中长江沿线，“重庆”号巡洋舰锚泊吴凇口，陆军主力布置江阴至宜昌一线，实行重点防御。上海至湖口1200公里防线由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负责。海军以第二舰队全部和第一舰队一部共26艘舰艇，以及第—、二、三、五巡防艇队所属战艇50艘，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江阴和上海等要地，沿江往返巡逻。湖口至宜昌的江防由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负责，并配属海军江防舰队舰艇30多艘。海军参加长江防御的共有江防、第二舰队等部军舰45艘，艇80多艘；另有1个水警总队（相当于团），2个水警分局，共4000人，以及一大批浅水舰艇。大舰负责沿江巡逻，炮艇负责堵击解放军渡江部队，机动舰艇负责增援。
　　
　　1948年12月，国民党海军就开始封锁长江交通，上下航行的船只只能靠南岸航行，南北横渡的船只，只限在少数几个渡口，按规定过江，1949年2月，又制定了《江面交通管制办法》，只准白天通航，夜晚一律停航，整个江面由海军舰艇巡逻。2月至3月间，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人视察了从崇明岛到仪征的江防，在瓜洲河口凿沉铁驳船数艘闭塞航道。凡沿江防守重点水面，海军都布设了水雷，江滩则埋上地雷。
　　
　　当时，国民党海军气焰很高，桂永清公开声称：“陆军不打海军打。”上海市长吴国桢对人心浮动的上海市民讲：“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恙。”3月上旬，丁治磐在武进召开江防部队独立团长以上人员会议，狂妄地说：“我们有长江天堑，共军要强渡长江，只有葬身鱼腹。即使共军渡过一二十万人，我们可以用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长江断其后路，再运用火海战术，一举将其歼灭。”
　　
　　抗战后重组的国民党海军确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重庆”、“灵甫”等舰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内战中国民党海军还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所以不少人对国民党海军寄以很大希望。就双方实力来讲，解放军没有海军和空军，没有水面作战舰只，又处于水上进攻态势，想突破长江天险相当困难，如果到6月份长江水位上涨，大规模渡江就更不可能了。自1949年初，国民党就一直在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同时抓紧整编部队。
　　
　　因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与中共正式和谈，所以中共方面把进军江南的作战计划从3月上旬推迟到4月。
　　
　　4月上旬，解放军开始扫除沿江外围及沿线据点。此时，因解放军炮火已对国民党海军构成很大威胁，海军军舰已不敢轻易靠北岸航行，只能在南岸巡弋。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各军兵种高级将领均出席。会上，桂永清认为，对共军渡江不可忽视，必须加以防范。海军倒不怕它有灯（指解放军渡江时使用照明灯），怕的是它偷渡。言下之意，海军已作了充分的准备。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首先解放军中路大军（7个军）第一梯队的4个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在荻港一线开始强渡。揭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海军的“太原”、“安东”、“楚同”、“美亨”等舰赶往阻击，激战竟夜。但解放军帆船大多，国民党军舰顾此失彼，而两岸解放军炮火集中实施射击，国民党军舰屡被击中，弹痕累累。于是被迫撤离战场，驶向芜湖下游。解放军登陆突击队半个小时后就逼近南岸，于拂晓强行登陆成功。
　　
　　长江下游是江防的重点，这时，英美军舰云集长江口，活动频繁。4月20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溯江而上，在南京下游江面与北岸解放军发生炮战，“紫石英”号被击伤搁浅在镇江附近。在南京停泊的另一艘英舰赶去增援，同时，英国在长江口待命的旗舰“伦敦”号及“黑天鹅”号全速从沪驶出，在国民党军舰的配合下，向北岸解放军炮击，准备再一次搭救“紫石英”号（“紫石英”搁浅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让舰长同解放军进行谈判。在交涉过程中，“紫石英”号于7月30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行驶逃脱）。解放军以猛烈的排炮还击，迫使英舰和国民党军舰撤退。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东路大军在江阴江面开始渡江。北岸炮群火力击沉击伤在江面拦截的4艘军舰，“逸仙”舰被迫投降。由于江阴要塞的起义，渡江部队顺利登陆。
　　
　　4月21日下午五时，解放军西路大军开始对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马当一线阵地实行摧毁性炮击，同时开始强渡长江。驻防九江和马当的海军舰艇奉命相机出击，阻截解放军渡江船队。22日凌晨一时四十分，解放军偷渡成功，一举攻占八宝洲，之后立即组织第二批人员渡江。国民党海军舰艇出动袭击了渡江的解放军帆船队，双方在江面展开激烈的战斗。北岸解放军炮兵立即予以压制射击，国民党舰艇不支退去。解放军再次抢渡成功，占领了国民党海军的重要军港马当。
　　
　　4月21日零时，解放军第三十五军首先向南京外围三浦（即浦口、浦镇、江浦）守敌进攻。国民党第八十师在海军舰炮火力掩护下与解放军展开了激战。23日凌晨，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守卫江防的第二舰队及其所指挥的第一机动艇队、第五巡防艇队共30艘舰艇，在林尊率领下起义。驻扎在镇江江面的第三机动艇队23艘艇亦向解放军投诚。一些反对起义的舰艇遭到沿岸解放军炮火的打击，5艘被击毁，7艘被俘获，13艘军舰、3艘炮艇逃到上海。参加江防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共损失3/4。当天，南京宣告解放。至此，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立体防线彻底崩溃，国民党海军—败涂地。
　　
　　
　　
　　退守上海 设防长江口
　　
　　
　　
　　长江防线崩溃后，桂永清立即部署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第一军区和撤到上海的第二舰队残余舰艇参加上海防守。蒋介石的意图是以凇沪为核心，重点防御沪杭三角地带，以优势的海空支援，持久坚守凇沪。蒋介石下达给海军的任务是，由第一舰队与吴凇要塞配合，保证吴凇口退路的安全，从海上协同高桥、吴凇两翼的第十二军（汤恩伯嫡系）和第五十四军作战，封锁江面。
　　
　　4月25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从汉口到达象山港，乘“太康”号军舰赶到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了军事会议。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马纪壮等将领参加。会后，蒋介石就住在吴凇口外的军舰上。5月7日，乘“江静”舰赴马公岛。
　　
　　5月12日夜间，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开始进攻上海外围阵地。美国海军的8艘军舰停泊在吴凇口，直至17日才从黄浦江撤走。从21日起，解放军对高桥地区发动进攻，准备封锁黄浦江口，实施包抄。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大量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堡垒群，还有许多钢筋水泥的高层建筑，居高临下，构成多层次交叉立体火力网。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在这里集中了12艘军舰，占据了有利位置，既能炮击解放军的进攻部队，又能与陆地守军密切协同。第一舰队每天出动多批军舰轰击解放军阵地，战场上呈现了反复争夺的拉锯局面，解放军调集了300多门大炮，同时轰击国民党守军阵地和海军军舰，击毁7艘，迫使另外5艘迅速撤退。国民党守军也纷纷后撤，高桥镇被解放军攻占。
　　
　　在沪西北重要据点杨行、大场、月浦、新镇等处，从16日至23日，国民党海军和空军连日猛轰解放军阵地，再次形成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进行到24日，解放军西线兵团控制了战场主动权，切断了吴凇口的退路。当天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上海防守司令部、凇沪警备司令部都撤到了吴凇口的军舰上指挥。上海战事紧张之际，蒋介石率桂永清、周至柔等乘舰赶回上海，停泊在吴凇口外指挥作战。到25日，蒋介石知上海不保，开始布置撤退。同日，与蒋经国乘舰前往定海。26日，国民党军大批拥向吴凇口，由海军组织舰船抢运到舟山或台湾。同—天，解放军对吴凇口发起总攻，国民党海军舰船撤退。上海解放后，有10艘在沪的国民党海军舰艇以及海军第—军区所辖的工厂、仓库、医院等部门被解放军上海军管会海军接管部（张爱萍兼部长，张元培任副部长）接收。
　　
　　上海战役后，国民党海军纷纷集结于舟山一线，以定海港为基地，派出单舰或小编队对大陆进行骚扰，在长江口布雷实施封锁，以控制海上交通，配合陆军在舟山地区长期坚守。五 前线起义 驶向光明
　　
　　
　　
　　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不断遭到惨败，主力部队大部分被歼。国民党政府政治上陷于混乱，人心丧尽；经济上濒于全面崩溃，民众怨声载道。这时，广大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反下，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人民的行列。
　　
　　1940年2月12日晚八时半，国民党海军护卫舰“黄安”号，在舰务官鞠庆珍、枪炮官刘增厚、王子良、孙露山等人领导下，利用元宵节舰长上岸度假之机发动起义，从青岛基地南下。驻泊青岛的美国军舰见“黄安”号起锚开航，立即发信号问：“到哪里去？”回答：“避风。”美舰又连续询问，“黄安”号遂闭灯全速抗行，翌日凌晨四时到达华东解放区连云港，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怒，为杀一儆百，整肃军纪，立即派出空军侦察，然后派多架飞机轰炸。全舰起义人员迅速登岸，军舰被炸沉。
　　
　　2天后，国民党海军“201”号扫雷艇在长岛海面起义。
　　
　　25日，停泊在吴凇口，准备参加保卫上海和江防的国民党海军威力最大、装备最先进的“重庆”号巡洋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全舰多数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于凌晨一时半突然发动起义。军舰由邓兆祥舰长亲自驾驶，于26日上午九时胜利到达烟台解放区，受到热烈欢迎。
　　
　　“重庆”号起义震惊了中外。25日上午，在南京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得到上海的报告，大惊失色，一连3天也没有弄清“重庆”号的去向。直到27日，空军派出的侦察机才发现“重庆”号停泊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港。中外舆论大哗。蒋介石得此消息，急得声泪俱下，拍桌怒责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着即撤职留任，以示惩儆而察后效”。国民党立法院提出紧急动议，请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到院报告“重庆”号出走真相。吴望伋委员发言指出：“‘重庆’号为海军总司令之旗舰，此次不但居然出走，影响江防，且也影响海防，实为古今中外之奇说。”同时，监察院也召开会议，推定本院国防委员苗德宣、卢凤阁2代表负责调查“重庆”号出走一案。2代表奔走宁沪之问。3月25日九时半，举行监察院大会，由曹德宣报告调查全部案情经过。报告认为：“此次‘重庆’号出走，非共产党策动，亦非待遇不好，实为海军派系斗争之结果。”最后结论是，“‘重庆’号出走，系邓兆祥个人所主动，实为前海军总司令陈诚、现任桂永清总司令在人事上处理不当引起。”要求海军作出深刻检查。
　　
　　英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也极为恼火，立即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郑天锡和海军武官冯汉华，严责国民党政府，追询“重庆”舰的下落，查问“灵甫”号的情况，并决定终止租借期，收回该舰；停止移交2艘潜艇，遣返在英学习的国民党海军人员。美国政府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太没用了，旗舰都起义了，对其更加失去信心。
　　
　　桂永清成为众矢之的，惊魂不定，他—面幻想“重庆”号能“叛而复返”，用无线电向邓兆祥表示：“一切问题，尚可当面商量，请其早日返防”；一面推卸责任，对记者大讲“重庆”号失踪是待遇太差，引起官兵不满，甚至荒唐地怀疑邓兆祥在英国已加入工党。
　　
　　桂永清的希望化为泡影后，使在上海高昌庙召开舰长以上官员会议，研究讨伐“重庆”号计划。桂询问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半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还是资历较深的“永绥”舰舰长邵仑开腔，他用手形象地比划着“重庆”号和他们自己舰上的炮口说：“我们遇到‘重庆’号不但打不赢，连碰也不敢碰，只有远远避开，跑慢了还不行。”另一个舰长泄气地说：“‘重庆’号炮力强，射程远，速度快，它能打到我们，我们却打不到它。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届时只好扯上白旗！”桂永清只好请空军和美国来帮助。桂永清又赶到江阴，直闯二舰队司令林遵的长官厅，对林遵训斥道：“为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总裁面谕，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炸沉。当前军心不稳，你得看住自己的船，叛逃了恐怕你也难逃干系。”
　　
　　2月28日八时左右，国民党空军派机四处侦察。3月3日上午十时许，4架B-24型轰炸机飞临“重庆”号上空轰炸。舰上立即组织对空射击，构成交叉火网。为了保护军舰，解放军总部同意胶东军区司令部转移的方案，命令“重庆”号开往葫芦岛，由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负责。4日晨六时半，“重庆”号抵达葫芦岛3号码头。翌日，邓兆祥舰长代表“重庆”号574名官兵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月13日晨，国民党空军侦察机飞抵葫芦岛上空盘旋，测定“重庆”号舰位。18日，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陈嘉尚率第八大队前来轰炸，其中有美制的超级空中堡垒B-29重型轰炸机。解放区驻军调来2个高射炮连，配合“重庆”号组成火力网阻止轰炸机低飞。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四时，军舰被炸穿2个洞，6位起义者牺牲（六烈士为：史德基、丘标、韩志钧、刘芳圃、黄海铭、沈桂根），22人负伤。第二天上午八时，国民党空军又来轰炸，战斗又持续1天，舰右舷被炸开一个大洞，炮弹告竭。为防止国民党飞机再来轰炸，解放军总部命令沉舰。19日晚，官兵们打开所有的舱底门，军舰沉入了大海。对于“重庆”舰的起义壮举，毛泽东、朱德特给“重庆”舰全体官兵打来电报，表示热烈欢迎，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成为“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重庆”号起义在国民党海军中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4月22日，“逸仙”舰在江阴投降（后又逃往台湾）。23日凌晨，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不顾桂永清的威胁和利诱，冲破了内部的重重阻力，率30艘舰艇、1271名海军官兵在南京东北8里的笆斗山江面举行了起义。这些舰艇是：护卫舰“惠安”（第二舰队旗舰，舰长吴建安）、“吉安”号（舰长宋继宏），炮舰“永绥”（舰长邵仑）、“太原”（舰长陈务笃）、“江犀”（舰长张家宝）、“安东”（舰长韩廷枫）、“楚同”号（船长李宝英）；中型登陆舰“美盛”号（舰长易元方），步兵登陆舰“联光”号（舰长郭秉衡）；第一机动艇队炮艇“2”、“3”“4”、“54”、“56”号，步兵登陆艇“301”、“311”、“312”、“315”号，巡洋艇“20”号，快艇“101”号；第五巡防艇队所辖炮艇“103”、“105”号，巡洋艇“22”、“23”号，步兵登陆艇“303”号等（据最新考证材料，国民党第五巡防艇队起义的艇只应为10艘，另5艘为“106”号炮艇，“1”、“3”、“4”、“46”号巡洋艇）。另有9舰背约启航东撤，“兴安”舰被北岸解放军炮火击中沉没，“永绩”舰搁浅被俘，剩下7舰带伤开往上海。
　　
　　同一天，在镇江江面上的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巡防艇队的23艘艇只宣布向解放军投诚。这些艇是：炮艇8艘：“1”、“5”、“52”、“53”、“68”、“88”、“102”、“104”号；步兵登陆艇11艘：“32”、“302”、“305”、“306”、“308”、“313”、“314”、“317”、“318”、“708”、“713”号；巡洋艇4艘：“10”、“21”、“121”、“123”号。
　　
　　4月30日，起义的第二舰队官兵给毛泽东、朱德拍发致敬电，表示愿“为彻底推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
　　
　　从5月21日起，“灵甫”号73名官兵（其中崔志宏是“重庆”舰人员，到香港后与“灵甫”舰起义官兵一起北上，并在《“灵甫”号官兵起义宣言》上签名），在尚镭、高光祚等人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和港英当局的阻挠，分3批到达天津解放区，又转赴东北加入解放军行列。
　　
　　5月24日，海军汉口巡防处5艘舰艇从岳阳开往武汉，投向解放军。
　　
　　9月19日凌晨二时，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军士陈仁珊和林寿安、李春官等人的率领下，打死反抗的5名军官和6名士兵，扑灭舰上大火，在长江口外大戢山海面举行武装起义，驶抵上海，后转移到南京燕子矶江面。23日，被国民党空军派机炸沉。10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热情勉励“长治”号起义官兵。
　　
　　10月22日，国民党海军驻粤第四军区的“舞凤”舰和“38”、“40”号巡逻艇，在舰长李皋等人领导下，于江门宣布起义。10月26日，中型登陆舰“联荣”号在澳门起义。11月9日，海军汕头巡防处“光国”号炮艇，在副长吴高远率领下于南澳海面起义。
　　
　　1949年2月至12月，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投诚共81艘，官兵3400余人。1950年，留英学习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沈彬等人历经艰难，陆续回国。国民党海军著名将领陈绍宽、曾以鼎以及至海军宿将萨镇冰等人拒绝去台湾，相继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民党海军官兵先后有4000多人加入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其中，萨镇冰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协委员等职，陈绍宽担任华东军政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海军起义将领林遵、曾国晟、金声、徐时辅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一些舰艇被炸沉了，同志们很难过，这种感情是好的，但是不要紧，只要有了人，问题都好解决，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能够把海军建设起来。”“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要向你们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台湾的问题。10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北京设宴招待程潜、张治中、傅作义、林遵、邓兆祥等26名起义的海陆军将领，高度评价他们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并指出：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解放军总部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遵为副司令员。5月16日，以“重庆”号起义官兵为基础，在东北安东成立了第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学校，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张学思任副校长，谢甫春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灵甫”号起义官兵也北上加入海军学校。民国海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和从解放军陆军部队抽调的指战员一道，共同成为建设中国人民海军的基本力量。六 沿海争夺 兵溃台湾
　　
　　
　　
　　抢运人员物资
　　
　　
　　
　　江防作战之前，蒋介石就命令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1949年5月，上海吃紧时，蒋介石把海军陆战队2个师部队撤至舟山群岛，然后逐步撤往台湾。大陆的残余部队则陆续撤至沿海和海岛上。
　　
　　当时，国民党海军担负了3项重要任务：一、配合陆军坚守青岛、长山列岛等，不断骚扰解放区，牵制解放军兵力，并作为反攻的跳板；二、利用海军优势封锁海面，限制解放军的海上行动，保障陆军人员和给养的海上运输，掩护海岛防御；三、负责从大陆抢运军队、物资等。
　　
　　1949年2月初，蒋介石在浙江溪口亲下手令，将中央银行库存的92万两黄金（另有4200余两属蒋介石私人所有）、3000万块银元（价值5亿美元）等贵重物资全部运台，由海军派舰负责武装运送。上海战役时，蒋介石把蒋经国留在上海，专门负责抢运。为了保证运台计划的顺利实施，除了海军派舰外，还把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轮船，甚至帆船、木船都交物资局调用。共抢运黄金11万两，白银3亿多两，银元数百万块，以及精密仪器、贵重机器设备、古代珍品、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绸料等物资，大部运台，一部运到香港。运不走的东西全部加以破坏，海军军舰还向重要设施发射燃烧弹以加快毁坏速度。同时，海军也组织舰船将马尾造船所、江南造船所、水鱼雷厂的机器设备运往台湾，运不走的予以炸毁。
　　
　　
　　
　　沿海岛屿争夺战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和美国第七舰队仍占据着青岛以及沿海部分岛屿。解放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于6月2日一举攻占青岛。8月11日晚，解放军胶东军区组织渡海部队乘木帆船向长山列岛进发，经过7个小时的航行，至12日十时起开始登陆作战。国民党海军长山巡防处及陆战团（欠第3营）和驻岛陆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炮击，除100多人乘海军舰艇逃走外，1400多人被歼。解放军占领了南北长山岛、大小黑山岛等7个岛屿。18日，解放长山全部岛屿。
　　
　　9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一部直下两广。蒋介石为了保存大陆最后一点地盘，乘飞机和军舰奔波于广州、厦门、台湾等地，连中秋节（10月6日）也是在“华联”军舰上度过的。10月14日，广州解放。24日，潮汕守军由海军协助开始抢运人员、物资到金门、台湾。国民党海军大部撤至台湾，一部分退到海南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和东山岛等，准备长期固守，封锁广东沿海。
　　
　　1949年8月至10月，第三野战军攻占舟山群岛的几个外围岛屿，国民党守军损失1万多人。10月12日，蒋介石召见桂永清、石党、周嵒等海陆空将领，研究防守定海，收复金塘、六横岛计划。10月份，解放军第七兵团在浙江沿海宁波、镇海集结了大批炮兵和各种船只千余艘，对定海外围各卫星岛发起进攻。梅花、桃花、大榭诸岛守军尽数被歼。11月1日，蒋介石估计解放军有同时进攻定海、岱山的可能，立即调第五十二军增援。4日，解放军袭击登步岛，舟山外围战爆发。当天，解放军顺利登陆向纵深发展，俘守军600余人。翌日，国民党海军赶运援兵2个团，上岛解放军缺少海、空军支援，三面受敌。6日，解放军受挫，损失1490余人。进入1950年，解放军海军力量增强。5月13日，舟山国民党守军（防卫司令石觉）知道无法抵抗，将3个军全部秘密撤到台湾。19日，解放军进驻舟山。
　　
　　上海战役后，解放军第十兵团由沪抗线南下，于1949年7月下旬推进至闽西、闽北。蒋介石希望在沿海进行抵抗，派心腹汤恩伯接替朱绍良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3个兵团7个军18万人守闽。8月15日，解放军攻占马尾，17日，解放福州。之后，解放军在松山、高山一带集中数百条木船，于9月中旬夺取平潭、南日及其周围岛屿。汤恩伯在漳州、厦门组织防守，以3万多人固守大、小金门，3万多人守漳厦，海军派舰艇协同防守。9月10日，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10月7日，蒋介石偕谷正纲乘“华联”舰抵厦，部署厦门、金门防务。17日，解放军攻克厦门，守军残余退守金门。24日夜，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2个团和第二十九军1个团在莲河、澳头乘2百多艘木制帆船在大山登海面集结，分3路向金门岛西北角古宁头抢攻。渡船搁浅后，部队组织强行登陆，突破了岛上部分防御工事。25日，汤恩伯组织守军利用海空军优势，破坏解放军渡船，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率“太平”、“南安”、“中荣”舰和“202”号炮艇封锁海面。26日起，解放军登陆部队3个团又4个排坚守3昼夜，损失9086人（民伕船工350人），作战失利。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驻有国民党陆军5个军，海军1个舰队约50艘舰艇，飞机40多架，共10万余人，薛岳任防卫司令部总司令。全岛划为东南西北4个守备区，组成海陆空立体防御的环岛防线。
　　
　　1950年3月5日，解放军1个加强营突破军舰、飞机的火力封锁首先登陆。在3月下旬的渡海中，解放军帆船部队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多艘。4月16日，解放军渡海第一梯队8个团分乘数百艘木船强渡琼州海峡，与国民党海军舰艇彻夜海战。翌日晨，解放军大举登陆，向海南岛纵深挺进。薛岳等人逃往台湾。24日凌晨，解放军第二梯队登陆，国民党海军舰艇抢撤部队。30日，海南全岛解放。
　　
　　5月25日，解放军第四十四军一三一师与中南军区江防舰队协同，进攻广东万山群岛，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4艘，击伤12艘，缴获11艘，南澳、南澎等岛也先后解放，国民党海军纷纷退往台澎一线。六 沿海争夺 兵溃台湾
　　
　　
　　
　　抢运人员物资
　　
　　
　　
　　江防作战之前，蒋介石就命令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1949年5月，上海吃紧时，蒋介石把海军陆战队2个师部队撤至舟山群岛，然后逐步撤往台湾。大陆的残余部队则陆续撤至沿海和海岛上。
　　
　　当时，国民党海军担负了3项重要任务：一、配合陆军坚守青岛、长山列岛等，不断骚扰解放区，牵制解放军兵力，并作为反攻的跳板；二、利用海军优势封锁海面，限制解放军的海上行动，保障陆军人员和给养的海上运输，掩护海岛防御；三、负责从大陆抢运军队、物资等。
　　
　　1949年2月初，蒋介石在浙江溪口亲下手令，将中央银行库存的92万两黄金（另有4200余两属蒋介石私人所有）、3000万块银元（价值5亿美元）等贵重物资全部运台，由海军派舰负责武装运送。上海战役时，蒋介石把蒋经国留在上海，专门负责抢运。为了保证运台计划的顺利实施，除了海军派舰外，还把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轮船，甚至帆船、木船都交物资局调用。共抢运黄金11万两，白银3亿多两，银元数百万块，以及精密仪器、贵重机器设备、古代珍品、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绸料等物资，大部运台，一部运到香港。运不走的东西全部加以破坏，海军军舰还向重要设施发射燃烧弹以加快毁坏速度。同时，海军也组织舰船将马尾造船所、江南造船所、水鱼雷厂的机器设备运往台湾，运不走的予以炸毁。
　　
　　
　　
　　沿海岛屿争夺战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和美国第七舰队仍占据着青岛以及沿海部分岛屿。解放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于6月2日一举攻占青岛。8月11日晚，解放军胶东军区组织渡海部队乘木帆船向长山列岛进发，经过7个小时的航行，至12日十时起开始登陆作战。国民党海军长山巡防处及陆战团（欠第3营）和驻岛陆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炮击，除100多人乘海军舰艇逃走外，1400多人被歼。解放军占领了南北长山岛、大小黑山岛等7个岛屿。18日，解放长山全部岛屿。
　　
　　9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一部直下两广。蒋介石为了保存大陆最后一点地盘，乘飞机和军舰奔波于广州、厦门、台湾等地，连中秋节（10月6日）也是在“华联”军舰上度过的。10月14日，广州解放。24日，潮汕守军由海军协助开始抢运人员、物资到金门、台湾。国民党海军大部撤至台湾，一部分退到海南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和东山岛等，准备长期固守，封锁广东沿海。
　　
　　1949年8月至10月，第三野战军攻占舟山群岛的几个外围岛屿，国民党守军损失1万多人。10月12日，蒋介石召见桂永清、石党、周嵒等海陆空将领，研究防守定海，收复金塘、六横岛计划。10月份，解放军第七兵团在浙江沿海宁波、镇海集结了大批炮兵和各种船只千余艘，对定海外围各卫星岛发起进攻。梅花、桃花、大榭诸岛守军尽数被歼。11月1日，蒋介石估计解放军有同时进攻定海、岱山的可能，立即调第五十二军增援。4日，解放军袭击登步岛，舟山外围战爆发。当天，解放军顺利登陆向纵深发展，俘守军600余人。翌日，国民党海军赶运援兵2个团，上岛解放军缺少海、空军支援，三面受敌。6日，解放军受挫，损失1490余人。进入1950年，解放军海军力量增强。5月13日，舟山国民党守军（防卫司令石觉）知道无法抵抗，将3个军全部秘密撤到台湾。19日，解放军进驻舟山。
　　
　　上海战役后，解放军第十兵团由沪抗线南下，于1949年7月下旬推进至闽西、闽北。蒋介石希望在沿海进行抵抗，派心腹汤恩伯接替朱绍良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3个兵团7个军18万人守闽。8月15日，解放军攻占马尾，17日，解放福州。之后，解放军在松山、高山一带集中数百条木船，于9月中旬夺取平潭、南日及其周围岛屿。汤恩伯在漳州、厦门组织防守，以3万多人固守大、小金门，3万多人守漳厦，海军派舰艇协同防守。9月10日，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10月7日，蒋介石偕谷正纲乘“华联”舰抵厦，部署厦门、金门防务。17日，解放军攻克厦门，守军残余退守金门。24日夜，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2个团和第二十九军1个团在莲河、澳头乘2百多艘木制帆船在大山登海面集结，分3路向金门岛西北角古宁头抢攻。渡船搁浅后，部队组织强行登陆，突破了岛上部分防御工事。25日，汤恩伯组织守军利用海空军优势，破坏解放军渡船，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率“太平”、“南安”、“中荣”舰和“202”号炮艇封锁海面。26日起，解放军登陆部队3个团又4个排坚守3昼夜，损失9086人（民伕船工350人），作战失利。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驻有国民党陆军5个军，海军1个舰队约50艘舰艇，飞机40多架，共10万余人，薛岳任防卫司令部总司令。全岛划为东南西北4个守备区，组成海陆空立体防御的环岛防线。
　　
　　1950年3月5日，解放军1个加强营突破军舰、飞机的火力封锁首先登陆。在3月下旬的渡海中，解放军帆船部队被国民党军舰击沉多艘。4月16日，解放军渡海第一梯队8个团分乘数百艘木船强渡琼州海峡，与国民党海军舰艇彻夜海战。翌日晨，解放军大举登陆，向海南岛纵深挺进。薛岳等人逃往台湾。24日凌晨，解放军第二梯队登陆，国民党海军舰艇抢撤部队。30日，海南全岛解放。
　　
　　5月25日，解放军第四十四军一三一师与中南军区江防舰队协同，进攻广东万山群岛，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4艘，击伤12艘，缴获11艘，南澳、南澎等岛也先后解放，国民党海军纷纷退往台澎一线。七 尾声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的军事实力为，陆军60万人，官多兵少，多为溃兵临时拼凑；空军85000人，拥有各型飞机400架，缺乏维修零件，仅有半数可以参战，汽油储存只够使用2个月；桂永清的海军官兵35000人，船艇约50艘，零件燃料不敷接济，实际有战斗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
　　
　　随着人民空军的成长和人民海军的加强，大陆沿海防务日益巩固，国民党海军逐步丧失了海上的优势。到1954年夏，解放军挥师沿海诸岛，一举攻占鲠门、头门、田岙等岛。11月14日，在渔山西南海面，以鱼雷快艇击沉国民党护航舰“太平”号。翌年1月，解放军三军联合作战，攻占一江山岛。2月，国民党军被迫撤离大陈岛。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战斗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基本掌握了中国领海的主动权。台湾海军在美国支持下，也进行了一系列充实调整，尽管它仍称作中华民国海军，然而却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海上武装力量的资格，只不过是一支属于中国的地区性海军了。
　　
　　1946年至1950年间，国民党军共损伤舰艇209艘。其中，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被缴获19艘；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被缴获15艘；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被缴获89艘；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被缴获77艘，击毁9艘。

胞波

閩係的私心蔣公早有洞察，讓桂老總在民國36年組建新海軍就是爲了扼制軍閥勢力在海軍中的膨脹。

宪兵司令

几百万陆军都打光了，最后是海空军救了老蒋的命。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