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阁十一功臣》

王禹超

麒麟阁十一功臣是十一名中国西汉名臣的总称，后世简称麟阁。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有“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

十一人中霍光为第一，并为了表示尊重，独不写出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共十一人。

王禹超

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

      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他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麒麟阁十一功臣第一。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先在平阳侯曹襄府中为吏，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后归家娶妻生霍光。至霍去病在京城任将后，方知他的生身之父为霍仲孺。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19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霍去病得胜还京时，遂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他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抑制其子刘旦、刘胥的势力，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帝位的确定，不等于争夺帝位的斗争的结束。相反，更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促使这场斗争趋向白热化的，是与霍光同时辅政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有关。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

        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继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等人接入京城，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正式开始了盐铁会议。霍光虽然没有亲临会场，参与辩论，但他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意图是很明确的。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贤良、文学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经过这场讨论，由汉昭帝下令，于是年七月，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焉。”这是班固在《汉书》中对当时情况的评价，由此也可证明罢废盐铁官营的必要。

        汉昭帝在位13年，由于霍光的辅佐，为汉朝的巩固，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都奠定了一定基础。昭帝死后，汉朝的政局曾一度发生混乱，但由于它的政治基础比较稳固，政局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

        昭帝无嗣，他死后，由谁来继承帝位，这是霍光等公卿大臣面临的困难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还有封广陵王的刘胥，但他行事不检点，有失皇家道统，汉武帝生前就很不喜欢他，他们便选择了汉武帝之孙，袭封昌邑王的刘贺，让他来继承帝位。但这个刘贺本是纨绔子弟，荒淫无度。汉武帝死时，他竟于服丧期间四处游猎，虽有属下苦谏不止，他仍放纵自若。昭帝死后，霍光等大臣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他喜不自胜。在进京途中，就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看到这种情况，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及早处置，将会使汉家天下断送到刘贺的手里。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27日，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宣布了要废掉刘贺，另选贤明的意图。与会大臣、博士等人一听这个消息，都感到意外，因为废立之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站起来发言，假意斥责霍光，说汉武帝把汉家天下寄托给霍光，就因为霍光忠诚于汉室，能使深朝长治久安。现在如果继续维持刘贺的帝位，那汉家天下就会断送，你霍光将来死了，又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呢！他手握剑柄，严词厉色，声称如有人敢反对废除刘贺他就将其就地斩杀。与会者见此情景，都同意由霍光主持，废除刘贺，另选贤明之主。于是，霍光联合杜延年、杨敞等人，十分慎重地写了一封奏章，列举了刘贺的种种劣迹，上奏当时主持汉室的十五岁的上官太后，并将刘贺召至未央宫承明殿，宣读了这封奏章，即日将刘贺废掉，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而后，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与卫子夫的曾孙、废太子之孙，十八岁的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确立新主是当时安定全国的需要，然而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则又是关系到汉朝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霍光既考虑到前者，更考虑后者。所以他宁愿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也不愿使汉家王朝倾覆。这表明他对汉室的忠诚，也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直到病死。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

        霍光善于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
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新即位的汉宣帝在民间时，娶了小吏的女儿许平君，即位后，大臣们都建议立霍光的小女霍成君为皇后，宣帝下诏寻找微贱时遗失的一柄宝剑，大臣们懂得了皇上的心意，便奏请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霍光之妻名显，她一直想让她的女儿成为皇后，便买通御医，在宣帝即位三年之后毒死了已经怀孕的许皇后。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曾亲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过许皇后的父亲上了秘密奏章，指陈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霍光去世后，这种情况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最终在公元前65年被灭族。

王禹超

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

       张安世（?～前62），字子儒。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汤之子。性谨慎，以父荫任为郎。汉武帝时，因其记忆力强，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汉昭帝即位，拜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昭帝死后，他与大将军霍光谋立宣帝有功，拜为大司马。他为官廉洁，曾举荐一人，其人来谢，他以为举贤达能，乃是公事，岂能私谢，于是与之绝交。他生活简朴，虽食邑万户，仍身穿布衣，夫人亲自纺织。元康四年（前62）春，因病上书告老还乡，汉宣帝不舍。他勉强视事至秋而卒。

王禹超

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

韩增，汉武帝宠臣韩说之子，少为郎官，袭父爵为龙额侯，昭帝宣帝间官至前将军，本始二年，与田广明等四将军及校尉常惠击匈奴，将三万骑出云中，唯斩首百余级而还。张安世死后，继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王禹超

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

赵充国(前137—前52年)，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西汉著名将领。

赵充国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年时仰慕将帅而爱学兵法，并且留心边防事务。最初以“良家子”身份参军当骑兵，后因善于骑射调入羽林军(皇宫卫队)中。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汉武帝下令征讨匈奴。赵充国以代理司马的身份，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但被匈奴大军包围。汉军无法补充粮草，军中缺食，士卒多有伤亡。赵充国看到这种情况，推想匈奴的策略是围而不攻，逼使汉军投降；而汉军的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选：要么拼死突围死里求生，要么交械投降。于是他向将军李广利建议：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尽快设法突围。李广利便令充国选拔壮士组织突围。赵充国带领一百多名精锐骑兵在前面拼杀开路，李广利率领全队人马随后跟进。匈奴将士看到汉军的动向，立即上马堵截。双方拼杀，汉军最终突围，而赵充国身负二十多处伤。回朝后李广利向皇帝汇报了赵充国的表现，汉武帝当即特别召见，让他脱下衣服来，察看了他的伤口，予以赞扬，于是拜为中郎(皇帝的侍卫官)，后升为车骑将军长史(军队幕僚的长官)。

昭帝刘弗陵继位后，元凤元年(前80年)春，氐族在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造反。赵充国奉命带兵镇压，平定叛乱后升为中郎将，又为水衡都尉(负责上林苑，兼管皇家财物及铸钱)。同年冬，匈奴二万骑兵人寇，赵充国领兵征讨，斩首、俘虏九千多人，并获西祁王而归，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后将军(汉代有前、后、左、右将军，位同上卿)，仍兼水衡将军。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驾崩，赵充国因参与大将军霍光拥立刘询为宣帝有功，被封为营平侯。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与车师(西域国名)联合进攻乌孙(西域国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乌孙向汉朝求援。宣帝拜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三万骑兵出酒泉一千多里，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进攻匈奴，斩杀数百人。不久，匈奴又聚集十万多骑兵，大有入侵之势。赵充国统领四万余骑，驻屯于北部边境九郡——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匈奴探知汉边有所防备，便引兵远去，边境遂安。

赵充国历事武帝、昭帝、宣帝三个皇帝，到了古稀之年已经功成名就誉满朝野了，本可以回家养老了，但是他却主动承担了平定羌族叛军的任务。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汉朝时有先零、广汉等十几个部落，散居于今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及青海一带。匈奴强大时，羌族依附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联合了羌族，孤立了匈奴，于是羌人逐渐内迁，与汉人杂居。

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族部落。先零羌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黄河上游支流，位于青海省东部)游牧。义渠安国便奏请朝廷答应其所求。赵充国分析羌人有诈，便向皇帝上书说安国“奉使不敬，引寇生心”。于是宣帝召回了义渠安国，又表示拒绝羌人的要求，但是先零羌不肯罢休，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郡县无力禁止。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会盟“解仇交质”(消除冤仇，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条约)。不久，羌族一酋长狼何，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线。

宣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因为知道赵充国原籍陇西，又曾多次出征边地，熟悉情况，便召见赵充国。赵充国分析了羌族的内部情况，以及与匈奴的往来关系，指出一旦他们“解仇交质”，并与匈奴勾结在一起“到秋马肥，变必起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因此建议立即派人检阅边防部队，作好战备工作，同时派人去离间羌族各部落。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又派骑都尉义渠安国出使羌族。

义渠安国到陇西后，召集了三十多位羌族酋长，谴责他们图谋不轨，一齐处斩，同时纵兵杀掠羌族一千多人。结果，激化了羌人与汉朝的矛盾，加速了羌族叛乱的爆发。先零羌首领杨玉会同各部落羌兵围攻义渠安国，并且进攻汉朝边城，诛杀官吏，把义渠安国打得大败而归。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宣帝决定派军队平定羌人的叛乱。这时赵充国已七十三岁，当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去询问他应派谁担任统帅时，他回答说：“亡逾于老臣者矣。”(《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宣帝又问：“羌人目前的势力究竟有多大?要带多少兵去?”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上的事难以遥测，我愿先到金城(今兰州市西北)去，察看情况后才能提出作战方略。羌族虽说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但它背叛朝廷，是叛逆行为，注定会失败的，请陛下相信我能担当此任，你就不必担忧了。”宣帝听他这么一说，含笑答应了他的请求。

赵充国率领一万多骑兵先到了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向北进军，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三个分队趁夜偷渡过河，在对岸建立阵地，以掩护全军过河。第二天全军过河后立即构筑营垒严阵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个羌族骑兵到汉营附近来寻衅挑战。赵众将领建议出阵迎战，充国传令：“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可驰驱。敌骑都是轻装精兵，也可能是专门来引诱我们的小股前锋，我们既然大军出征，应以全歼敌军为目的，而不要贪图局部的小胜利。”羌兵见汉军不动，便扬尘而去。赵充国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峡(今兰州西南)侦察，发现那里没有敌人，便率众连夜穿过四望峡，直插西部都尉府(今青海海晏)。

赵充国进驻西部都尉府后，并未立即出战，而是每天设宴摆酒犒劳将士，全军斗志旺盛。无论羌兵怎样挑战，汉军都不理睬。原来赵充国按兵不动，是有长远战略意图的。他知道，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为顽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秆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胁迫之下与汉朝为敌的，先零谋反之初，罕、开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开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赵充国到来之后，下令释放雕库，并当面抚慰说：“大军只杀有罪的人，你本无罪，我就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二万，壮年男子三千。”雕库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唯命是从，而后返回部落。赵充国的策略是以攻心为上。想通过安抚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其部落间的联盟，等到他们只剩少数顽固分子时再出兵歼灭。

但是，汉宣帝及大多数朝廷官员都反对赵充国的做法。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提议说：“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山，北边空虚，而且塞外地区苦寒，内地人马很不适应，已经明显瘦弱，不如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带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征讨鲜水(今青海湖)一带的罕、秆羌人，虽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大量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然后退兵，伺机出击。这样一来，必能震慑羌虏。”宣帝对辛武贤的意见表示赞同。一面向陇西调集军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赵充国，命他与部属讨论。赵充国与长史董通年共同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辛武贤想轻率地带领一万人马，绕道千里去攻击罕、开是不实际的。如果一匹马驮上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就很难快速前进了。况且，即使汉军辛辛苦苦地赶去了，飘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必然师劳力竭，白白耗费人力、财力。“赵充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采取一拉一打、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的策略，团结、争取罕、开，讨伐先零。他认为只有“先行先零之诛”，才能震慑罕、秆等部落，使之“悔过反善”，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赵充国从边防前线送回的报告后，未曾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们认为先零之所以兵势强盛，是由于得到了罕、开的帮助，不先攻击罕、秆，就无法对付先零。宣帝听了大臣们的吵吵之后，便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同时任命评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收到宣帝表示责备的诏书后，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是对皇帝对国家尽忠的事。于是再次上书陈述军事上的得失利弊，劝宣帝收回成命。他指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形成两处祸害。如果先打罕、开，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联盟关系，敌兵也就成倍地增加，攻战难以奏效，甚至事倍功半。”赵充国实事求是、词恳意切的报告终于说服了宣帝。

不久，赵充国引兵到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由于道路狭窄，人多拥挤，敌军乱作一团，毫无秩序。按理说，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众将领向他建议：“我军应该给他个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打击，赶快下令吧!”可是赵充国却回答说：“此乃穷寇，不宜追击。”于是慢慢驱赶。结果，先零羌除淹死、被杀和投降汉军的几百人外，七八千人的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赵充国又带兵到了罕、开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但是并没有彻底征服。先零的主力屯集在湟水以西，时刻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在边郡屯驻，并且从事农垦，以农养战，以战护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看到皇帝进军的命令，赵充国的儿子赵昂(中郎将)害怕起来，托人去劝说他的父亲放弃自己的主张，赶快执行皇帝的旨意，说“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御史)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要以死来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圣明的皇帝来说是应该以忠言相告的。”于是他又向皇帝呈上关于屯田于边的奏章，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经济而论，现在我的军队，每月需要谷子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和麦秸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全靠内地转运，战事一天不解决，征税、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我们的军队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贵在运用谋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即实际交战；战场上的百战百胜，也不是善于用兵者的最高理想，应先造成敌人必败的条件，我们才能稳操胜券。如今羌军内部离心离德，想来归降的人与日俱增。英明的皇上如能在这种时候决定罢兵屯田，威德并用，那么，用不了多久就可取得全面的胜利。”与此同时，他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可以产生震慑敌人的重大影响，同时可减轻国内劳役，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二是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仅不用朝廷“千里馈粮”，还可以有剩余粮食输入国库作为储备；三是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不足，北部边陲一万余里的防线上只有几千将士，现留一万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力量，“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可以随时抵御外族袭扰。总之，留兵屯田之举，对内有不花钱的好处，对外有防备敌人的作用，是个不必作战就能取胜的计策。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表示赞同的人第一次不足十分之三，第二次达一半，第三次则有十分之八。就连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丞相魏相也说：“我等愚昧不懂兵事，后将军规划有方，我认为他的策略必定行之有效。”于是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

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充其量不过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宣帝答应后，赵充国于神爵二年(前60年)“振旅而还”。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后来赵充国告老请退，皇帝赐予安车驷马，免官归第。甘露二年(前52年)十二月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谥号壮侯。

点评：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在平叛战事中，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瓦解、集中打击顽固者的方针，能和平解决的，决不诉诸武力，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的主张受到朝廷大臣和宣帝的一致反对，但他无所畏惧，反复上书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宣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其次，他的留兵屯田之策确为深谋远虑之议，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仅是一代名将，而且是享有盛誉的军事家。此外，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表现在晚年，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之老龄，顶风冒寒，坚守边境，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许与此有关，他在征战中过分强调“穷寇勿迫”，因而曾放弃痛歼先零羌的战机。从临时指挥的角度讲，显然是教条主义，但他仍然是资高历深的将军，所以退休之后朝廷每遇边防大事便请他参加谋划。去世后，宣帝以他功高盖世，在未央宫中画了像，供人瞻拜、纪念，成帝刘骜继位后，又命黄门侍郎扬雄在画像旁题诗赞扬。
  赵充国(公元前137一前52年)，字翁孙，西汉上邦人，是一位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军事家，在当时屯田政策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人沉着勇敢，有远见深谋。少年时，就边学兵法，边研究军事。公元前119年，随着武帝取得了第三次大举征讨匈奴的胜利，即移民七十万口，以加强北方边防。东起朔方，西至今居(今永登县)的地区内，设团官，供给移民牛犁谷种，变牧场为农业区。赵充国就是这一年全家移民令居的。

    公元前99年他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被匈奴团团围困，汉兵几天无食，死伤增多。充国带领壮士百余人突围陷阵，李广利和大兵紧紧跟随，全身受伤二十多处，终于解围而出。广利将这次情况启奏皇帝，皇帝面见充国，亲自看了创伤，叹为勇士，拜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又和匈奴作战，生擒西祁王归来，升为护羌校尉、后将军。公元前74年，因随大将军霍光定策迎立宣帝之功，封为营平侯。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充国死后与霍光等人一同画肖像于未央宫，溢曰壮侯，葬于圭卜山之阳(今清水县城西北的李崖)，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赵充国行军是以远出侦察为主，并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宿营时加强营垒防御，稳扎稳打，计划不周全不作战。爱护士卒，战则必胜。老病辞官在家以后，朝廷每讨论边防大事，也常常参与谋略，或者要向他问办法。  

王禹超

丞相高平侯魏相

       魏相(?-前59)　字弱翁，济阴(今定陶县东王店乡魏胡同)人，西汉著名大臣。他先后任茂陵令、扬州刺史、河南太守、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霍光死后，官至丞相，封高平侯。魏相治郡有方，深得民心。在任茂陵令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亲戚坑骗乡里，鱼肉百姓。魏相辨明真伪，不畏权贵，将其收捕治罪，并杀于街市示众，从此，茂陵大治。在河南太守任上，他整顿吏治，考核实效，禁止奸邪，当时豪强无不畏服。因政绩突出，后被征为谏议大夫。魏相匡扶正义，扼制外戚势力，为西汉的强盛做出了贡献。宣帝即位后，征魏相为大司农，后升为御史大夫。他积极向皇帝建议，下诏罢免了企图篡权的霍禹、霍云、霍山3人的侯位(均系霍光之后)。魏相被任命丞相后，他整顿吏治，抑治豪强，选贤任能，平昭冤狱。并要求各地官吏省诸用，宽赋税，奖励百姓开荒种田，积粮解困。从此，汉朝的实力大大增强。魏相熟谙兵法，有雄韬大略，为确立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立下了功劳。公元前65-前61年(元康年间)，匈奴不断派兵扰乱边关，由于魏相的建议，皇帝未动用武力而使匈奴归服。魏相为人严毅，刚正不阿，与丙吉同心辅政，君臣交泰，人民安乐，视事九年，于公元前59年(汉神爵三年)卒，谥宪侯。

王禹超

丞相博阳侯丙吉

       丙吉字少卿，鲁国人。为人深沉忠厚，不夸耀自己的长处。地节三年(前67)，立皇太子，丙吉充任太子太傅。几个月后，升任御史大夫。五年后，代替魏相当丞相。丙吉原本自狱法小吏被起用，后来学《诗》、《礼》，能通大义。最后官居相位，（他处理政务）崇尚宽大，讲求礼让。掾史有罪赃，不称职，就给他长期休假，让他离职，最终没有查办他。有人对丙吉说：“君侯你当汉朝丞相，奸诈的官吏贪赃枉法，却没有受到惩处。”丙吉说：“用三公之府查处下属官员的名声，我认为不好。”后人代替丙吉之职，于是以此为前例，三公之府不直接查处下属官员，从丙吉开始而形成惯例。

      戾太子刘据案发生后，丙吉被调到京城负责处理此案。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刚出生就被关进了监狱，丙吉知道太子是被诬陷的，怜悯这个无辜的婴儿，便让忠厚谨慎的女囚胡组、郭征卿住在宽敞干净的房间哺育皇重孙。后来武帝病了，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便派遣使者，命令将监狱中人一律处死。使者夜晚到来，丙吉紧闭大门，说道：“皇重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呢？”到了天亮，使者无奈回去回复，武帝此时也清醒了，说：“天使之也。”于是大赦天下。
　　
       而丙吉则自己拿钱来供养皇曾孙，后来听说皇曾孙的外婆和伯父还在，才将皇曾孙交给他们抚养。后来昌邑王贺淫乱被废，丙吉跟霍光提出皇曾孙刘病已资质过人、性格平和。于是刘询便登上了皇位。可皇帝一直不知道，小时候被丙吉救过性命，并且还受其抚养数年。
　　
        后来有位宫婢上书说抚育过皇帝，说丙吉全都知情。丙吉对她说，“你因为抚育皇曾孙不尽心，还被我处罚过呢，你有什么功劳。”皇帝这才知道丙吉有旧恩却从没说出来，认为他非常贤德。

         对于官属掾史，务求掩盖他们的过错，传扬他们的好处。丙吉的车夫嗜好饮酒。曾跟着丙吉出行，醉酒呕吐在丞相车上。西曹的负责官员告诉丙吉想要赶走车夫，丙吉说：“因酒醉的失误而赶走士，让这人将在何处容身?西曹只管容忍他，这只不过是玷污了丞相车上的垫褥罢了。”就没有赶走车夫。这个车夫是边郡上的人，熟知边塞发生紧急军务的事，曾有一次外出，恰巧遇见边郡发送紧急公文急驰来到。车夫乘机跟随（驿骑）到公车探候求取消息，得知敌人入侵云中、代郡，急速回相府见丙吉报告这情况，还没完，（皇上）下诏召见丞相、御史，把敌人入侵郡吏的情况拿来问他们，丙吉一一答对。御史大夫仓促间不能知道详情，因而受到责备；而丙吉被认为能为边务与职守忧虑，是车夫的功劳。丙吉于是感叹说：“士没有不能容的，才能各有所长。假使丞相不先听车夫说知此事，还有什么功劳能受到褒奖呢?”掾史因此更认为丙吉贤能。

         丙吉又曾外出，遇到清道的人发生群斗的事，死伤的人横陈路上，丙吉经过这里却不闻不问，掾史特别觉得奇怪。丙吉往前走，遇到有人追赶牛，牛气喘急，吐出舌头。丙吉停下车子，让随员骑马过去问：“追牛走了几里了？”掾史更觉得丞相不问群斗而问追牛的事，太不恰当了，有的因此讥刺丙吉，丙吉说：“老百姓争斗，相互杀伤，这是长安令、京兆尹职责应当禁止、防备和追捕的事，（我的职责是）年终奏请实行赏罚罢了。宰相不亲自处理小事，不应当在路上过问（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正当春天还不应当很热，害怕牛行走不远却因暑热而喘息，这意味着气候不合节令，担心将会伤害全国百姓，因此而问这事。”（听了这番话），掾史才心悦诚服，认为丙吉注重的是大事。五凤三年(前55)春天，丙吉病重。死后封为定侯。  

王禹超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南阳杜衍人。昭帝初补军司空，拜谏大夫，封建平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宣帝时坐霍禹免官，后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凤中拜御史大夫，卒谥曰敬侯。

　　杜延年，武帝时御史大夫杜周少子，杜周为武帝时著名酷吏，长子次子分为河南河内太守，也以苛酷闻名，杜延年为杜周第三子，也从小学习法令，唯行法尚宽大，不与父兄相同。

　　昭帝时，霍光执政，以杜延年明习法令辟其为僚属。其时桑弘羊上官桀与霍光争权，有稻田使者燕苍告桑弘羊等谋反，先告诉大司农杨敞，杨敞怕事，托病不出。再告诉杜延年，杜延年遂告变。最终桑弘羊上官桀等下狱处死，家族也被诛灭，而杜延年由此为霍光赏识，以“首发大奸”受封为建平侯，不久迁官太仆加右曹，给事中。

　　当时制度，吏民上书言事，霍光以领尚书先看（实际上霍光是先行披阅），遇有不好的，可压下不报。皇帝读后再由尚书交由丞相御史大夫二府斟酌处理，治罪则交廷尉。而霍光每处理奏章，每有疑惑，则咨询于杜延年，杜延年评其否，则压下不报。奏章由尚书下发除交丞相御史大夫外，并交杜延年的官署太仆寺，每有异议，则由杜延年与丞相御史大夫共议处理。终霍光一世，杜延年入侍皇帝，出参朝议，尊贵无比。霍光尚严，而杜延年以宽为补，多所匡救，丞相田千秋也曾赖其说项才免于得罪。

　　后霍光死，霍氏尽诛，杜延年也以霍氏旧人为宣帝寻事黜退。后来重新起用为西河太守，滞位于此很久不得升迁。丞相丙吉死的时候，荐杜延年才任丞相。丙吉为汉世名相，且有恩于宣帝，素为宣帝敬重，宣帝遂依言召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当时惯例以御史大夫为丞相，终西汉一代只有曹参例外，所以御史大夫实际上就是未来丞相）。

         最终杜延年死于御史大夫任上，谥为敬侯。

王禹超

宗正阳城侯刘德

        河间献王刘德，（？～前130）西汉藏书家。景帝刘启第三子，栗姬第二子，废太子刘荣之弟。封为河间王，卒后谥献，又称河间献王，家居咸阳，修学好古，遇事实事是。

　　藏书最多。秦焚书坑儒，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好写以还，而留其真本，又加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多奉奏河间王。故得书之多，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所得书皆古文及先秦旧书，价值较高。其学举六经，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精儒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

王禹超

少府梁丘贺

梁丘贺,西汉大臣，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字长翁，琅琊郡诸（今山东省诸城）人。从京房受《易》，很能领会这本深奥的书，深得老师夸奖。又与施雔、孟喜同学《易》于田何的再传弟子田王孙。后来朝廷让京房先生推荐一名学生到朝廷做官，京房就推荐了梁丘贺。官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宣帝时，立为博士。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籀以梁丘氏章句》一卷。其子梁丘临,继承家学,后也成为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汉昭帝时官至黄门侍郎，亦精《易》学。